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

作者：方益昉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10-3-21
转基因水稻：科学伦理的底线在哪里？
2010-03-21  　来源: 东方早报
当科学被卸下了崇高的面具，问题的关键已不在水稻基因该转还是不转，而是要求我们更多关注人类已有的基因表达，建立科学伦理的规范，保留文明自身的特点。人类，特别是掌握了特殊资源的所谓精英，如果欲望节制无度，与同类比权势，向自然争主权，人类迟早要毁灭在自己手中。
方益昉
今年春节，亲朋相聚，餐桌上谈论最多的事情之一是转基因水稻。
有关部门宣布，人工克隆的转基因水稻，理论上来年春节就可摆上百姓的餐桌。华中农学院获农业部特许，被授予世界第一块转基因水稻生产许可证。这样一个世界冠军的消息，这么一块举世无双的金牌，除了小圈子人士在第一时间被悄悄告知，弹冠相庆以外，普天之下的食客，直到去年末，才经由绿色环保网站的披露获知，网民哗然。
有人声称，人口扩张，需要种粮。但危机是否真的到了必须靠转基因稻种来救急的地步，这是值得一议的。好在此事仅仅涉及饮食与健康的问题，比较放松，不妨允许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完全不会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农”专家李昌平认为：“未来的粮食危机并非因为粮食不够吃。”未来的数十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十五点五亿，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装备农业等措施，再增加三亿人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照十六亿人，人均八百斤算，八亿亩“吨粮田”就足够中国人吃饭了。种植技术以外的政策制度因素，应是粮食安全的主要考虑。粮食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通过经济命脉把握政权的问题。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转基因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唯一选择”的观点不符合科学。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蒋先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关键问题：一种连害虫都不吃的转基因植物，人类何故视为珍肴？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七十九周岁生日那天对外界表示，到他九十岁时，超级稻争取亩产达到一千公斤。理由是，2000年和2004年，袁隆平分别实现了超级杂交稻亩产七百和八百公斤的目标，亩产九百公斤有希望在2012年实现。袁隆平比喻杂交水稻“三系法像包办婚姻，两系法像自由恋爱，超级稻有点儿像独身主义”。独身就是无性生殖，相信与转基因克隆有着根本的区别。
可见，早日实现推广袁氏杂交稻是当务之急。既解决了口粮问题，又稳坐了科学高峰的第一把交椅。面子里子，两边光鲜。
讨论吃饭种地，农业的起源问题有必要涉及。长期以来，有关人类何时跨进农耕社会与如何启动农业技术的理论五花八门。其中，1992年加拿大学者海登提出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相当接近史实。他认为，在动植物采集数量有限、食物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人类的智慧与体力仅够应付忙于食物数量的积聚。因此，动植物驯化技艺，包括与充饥完全无关的驯化技术萌芽，很可能是人们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开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吃饱了撑着的结果。人类一旦为了寻求新的物质刺激，或者提升神灵敬仰的精神需求，进而扩张领地范围与部落权势。结果，技术对社会的贡献，不是绝对线性上升的乐观发展结局，既有先进农业的出现，也有类似良渚故国，从玉石技术的高度自恋，到神权崇拜的自我迷惑，最终被奢靡毒害，自我毁灭。
翻开人类的整部科学历史，神、权、欲的本能支配，作为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因，凸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背后。直到今天，依然如故。达尔文的物种自然选择理论成为人类信服、连梵蒂冈教廷代表上帝也开始接受的科学理论。但是，所谓转基因，彻底打破了自然进化节奏，人为地将我们需要的特殊功能，插入一些传统的植物基因中间，从而创造出一些符合人工设想，但是连上帝都陌生的新物种。
1981年起，美国的孟山都公司成为生物工程的产业巨鳄。它先后向市场推出了具备一个或多个抵抗不同虫害，抑制杂草生长，提升产量、质量的玉米、棉花、大豆和马铃薯等产品，已在非洲、南美和南亚地区大规模种植。2005年孟山都生物技术作物在全球种植达到十亿英亩，左右了有关各国的基本生计。
孟山都的生物技术发展历史，被许多利益集团视为生物工程创新研发、产业转型和商业路径上的成功佳话。其实，该公司产品一再更新，也同时证实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目前的转基因产品功能不稳，如产量连年下降，棉絮纤维过短，玉米口感太硬等。我们姑且认为，技术性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改良。但是，随之引发社会层面的制度问题，依据人类社会目前的智慧，恐怕一时还没有有效对策。比如，经济作物种子被垄断，农民被迫放弃种植产品的选择性；转基因种植依赖更多的化肥，生产成本上升，发展中国家整体农业被绑架；环保负荷加重，环境污染普遍，生态多样性平衡遭受严重冲击。
中国在法律上是限制外国农业种业控股的，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一再重申农业与种业的国家战略。但事实是，中国目前的种子企业有八千家上下，处于散兵游勇阶段，没有一家市场份额达市场总量的5%，前二十强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如孟山都2000年的十六亿美元。
近年来，跨国公司诱导利益集团，通过收购参股，加快与本土种子企业合伙经营，应该就是其敲开中国主粮生产加工行业的关键手段。比如，美国种业老大杜邦集团的先锋公司与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登海种业；世界排名第四的法国利马格兰种子公司通过旗下VHK公司，与我国上市种企隆平高科的第一大股东，成立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其最大意图就是隐性涉足中国水稻种子市场；孟山都则全裸登场，抢占我国种子技术研发领域。2009年11月4日，孟山都生物技术（北京）研究有限公司高调成立。孟山都从科研到商业市场的上下游垄断战略，在其以往的市场中心，屡试不爽，如在巴西和印度，都设有类似的研究中心。
但由于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即便技术一流如孟山都及其技术人员，他们发明并且推向市场的产品，也主要限于两大方向：1.工业加工原料的植物产品；2.非直接大量进入人体消化道的主食植物产品。
所以，到底是他们疏忽，还是有意回避？西方主流资本和企业会轻易将唾手可得的成果、克隆转基因水稻的荣誉金牌放在一边？将巨额的转基因稻种市场利润拱手相让？参与中国转基因水稻研发的专家官员，除了进修西方的分子生物学，不知是否补修了科学历史与科学哲学。前者教你取得核心专利，后者教你不要落入技术圈套。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没有专利保护，没有消费市场，整个行业仰人鼻息，危机降临时分，满目疮痍。中国不能再次成为看似高新技术概念，实质初级整合外来专利技术的加工基地，沦为国际资本巨鳄抢占我国本土消费市场的商业加工和销售配套的物流工场。
人类农业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没有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各族人民分灶吃饭，也可各过各的绿色生活。有时富裕一些，有时贫困一些，但人类总体身心健康，一路走到二十一世纪。如今一旦傍上了生物工程手段，饭可能是吃多了，毛病也无奈地缠上了身，三高了、肿瘤了……
人类驾驭的科学列车，已经加速驶入2010区间，一时难以减速，无法停顿。从技术角度而言，将单一的植物功能基因，如抗病、抗虫、抗旱、高产等特殊基因，放入另一个植物样本，已非高不可及的学术高峰。而成功克隆一株哺乳类动物的细胞或者胚胎，远比克隆功能性植物更具技术含量。但是，为了领跑灵长类动物基因克隆的成功，科学团队的构成更为复杂，资本、权力和文化的背影纠结不清，科学开始成为附庸的工具。
1996年7月5日，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在随后的几年中，克隆牛、克隆猪、克隆马、克隆狗逐一宣告成功。克隆各种家畜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实现，距离克隆人，仅有一步之遥。为此，西方学术共同体以及主管政府，开始从法律层面、伦理规范和科研经费上，严格控制人类细胞株的克隆建立，绝对禁止克隆人。
2002年12月27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群满怀分子生物医学幻想的科学主义分子聚集纽约，等待见证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在公众面前高调诞生。中午时分，CLONAID公司的雇员在佛罗里达宣布，世上第一位克隆女孩的名字叫EVE，但就是不让世人一睹芳容。在CNN的全球转播结束后，大家基本认定，这是一次有意的炒作，这家公司利用人类克隆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技术上的现实性、文化上的好奇性和家庭中的需求性，成功完成了一次挑战宗教和伦理的科普造势。时至今日，我们确实无法证实，地球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类人克隆生存。但是，敢于公开声称克隆成功人类生命的，也就是包括CLONAID公司和意大利的安蒂诺里医生等几个狂人。科学共同体的一丝规范尚存，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尚存，敬畏自然的最后底线尚存。在我们还没有最后确认自我智慧与能力，在社会伦理上、文化技术上和危机处理上完全准备妥帖，推出最接近自我的克隆产品之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把握着人类最后的尊严和理智。
2005年末，发生在韩国的黄禹锡干细胞事件，历经五年，目前真相已逐步接近事实。西方科学共同体从最初认定黄禹锡克隆人体干细胞造假，到现在承认黄氏在干细胞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发现，最后仅以黄禹锡违背获取女性卵子伦理规范草草收场。韩国为此延缓了通过举国之力发展人类生物工程的计划，世界为此争得了几年时间，慎重思考人类生物工程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应对措施。
黄禹锡干细胞事件充分表达了西方科学共同体在人类克隆领域的集体焦虑。黄禹锡是十足的韩国制造，没有西方教育培养的实质性履历，西方科学共同体无法为其套上技术失窃的小鞋。而大部分活跃在东方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留学海外是其归国后占据科学资源的关键资本，但其个人很少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是西方放水养鱼的试验品。一旦工作研发有所成就，他们曾经就学就职的西方学界、业界和政界，绝不会放弃本属于自己的专利保护和行业机密的追诉权利。西方科学共同体一方面受限于本国政府严厉的转基因克隆研发政策，不得不放缓发展的步骤；另一方面又担忧，远东地区高速发展的生物工程技术，同时占领了技术话语和市场份额。
转基因种植项目和干细胞医药项目代表性地体现了西方世界的基因工程战略。前者不受本国法律法规的限制，跨国集团直接将其产品和技术推销到发展中国家；后者的西方战略相当被动，减缓远东地区生物医药克隆技术，同时迫使本国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修正相关限制性条款，是西方利益共同体后来居上的杀手锏。
最为关键的是，鉴于过去半世纪中发生的技术突破与危机四伏，人类是否一起做好了准备迎接一个克隆时代的降临。
科学金牌并不单纯，既有烫手的奖杯，也有难言的苦衷，不能提倡有牌必争的竞赛主义。科学技术的大旗下面，排列了无数的利益实体，他们的诉求，时时刻刻对科学团队增加着压力。工业化以前的科学先驱，他们或者为了个人兴趣，或者为了辨明一条规律，科学就是信仰，是讲究实证依据的崇高情结。但是清白的科学技术一旦被资本盯上，被政治圈养，被纳税人监督，就难免堕落成工艺手段，而后者是可以讨价还价，甚至被不同利益共同体绑架利用的。事实上，对于守卫最后科学净土的学者，科学金牌既非人人想念，更非人人敢拿。在这个利益交汇、文明冲突、生存危机、市场暴利的年代，除了把握科学技术，更要讲究科学伦理，健全科学文化，这是全球共同利益的最终底线。
今年春节，聚餐桌上谈论最多的电影有两部，《孔子》与《阿凡达》。
孔丘以后，儒家是否说服了权贵，不敢说，但权贵一直利用了儒家，是肯定的。江晓原先生观摩了《阿凡达》后感叹到：一部让异形战胜人类、让神灵战胜科学的影片，竟然能够在西方和中国同时大受欢迎，这是令人欣慰的。《阿凡达》的“反人类”，是对人类自身的弱点和劣根性进行反省、进行批判而已。《阿凡达》的“反科学”，是用电影来表现西方世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进行的种种反思而已。曾几何时，科学是如此的被全世界人民所热情歌颂和崇拜，但是发达国家的思想家们，从二十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哈耶克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呼吁要警惕“理性滥用”，再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掀起的思潮席卷西方，不仅在大学中可以靠“反科学”谋得教职，而且在大众传媒中，“反科学”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允许在科学问题上，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讨论转基因稻米的吃与被吃，其实更重要的是为全社会提供了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的反思契机。当科学与技术已被卸下了崇高的面具，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水稻基因该转还是不转，而是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人类本身已有的基因表达，建立科学伦理的规范，保留文明自身的特点。人类，特别是掌握了特殊资源和技术的所谓精英，如果欲望节制无度，与同类比权势，向自然争主权，人类迟早要毁灭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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