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到底错在哪里??!

历史学家通常都战战兢兢：王安石到底错在哪里
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2007年1月12日  阅读数： 1005 发表者: 日出乎日落乎
王安石改革为什么会失败？要回答这个问题，历史学家通常都战战兢兢。除了说他没有动摇制度根本（等于白说，改革不能动摇制度根本）之外，人们莫衷一是。
其实，一场改革的失败，除了对问题判断是否有误之外，还难免要有两个层次上的原因。一个层次是怎么想的，包括改革发起人的思想路线和心理因素。另一个层次是怎么做的，包括团队是怎么经营的，步骤是怎么实施的等等。
北宋到王安石出来改革时，连皇帝都已意识到国家面临危机。士大夫阶层此前已经有过一些改革的尝试，甚至大量改革的倡议。就连变法的反对派，也有不少人说过国家需要改革。所以当时还是存在很大可能就国家是否需要改革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到后来，反对派借祖宗之法的名义大肆抨击变法，也不能说明他们就认为国家并未面临问题。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在怎么想的这个层次上，当时的改革者有什么教训留给后人：
——王安石是怎么想的，后人有的评价说是太超前，比如说搞什么“国家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妄想以国家力量来协调一个小农社会的几乎全部的经济活动。说白了，这也就是说用个体经济嫁接计划经济。在800多年前搞这种名堂，就好比现在设想用电脑代替人脑，或用新经济代替旧经济那样狂妄。
——有人还说，他的变法实际上是挑战了中国传统，这一变是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平衡。原先国家是只能讲义，不能言利的。一旦政府开始盘算起钱的问题，就必然引起天下大乱。
——有人甚至坚持说王安石就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这不但是WG期间的说法，而且直到90年代出版的历史书籍里，也有这么说的。
——也有人说他其实是太保守，比如说总是拿《周礼》当范本，把一些历史上从来也没人实践过的东西当作理想模式，比如说一种以井田制或耕者各有一份土地为基础的制度。即使西周也没有迹象表明曾认真实行过井田制。在一个面临空前战争威胁和空前商业发展的国家，去追求那样一种一成不变的理想模式，实属不合时宜。
以上说法，或多或少都有点“导演历史”的嫌疑，也都有各自的漏洞：
——王安石并没学过西方政治学（Sorry），不知道什么是国家主义，他完全是遵循中国传统学述，认为诸多的社会资源不能动员起来，社会底层的民众生计也无所依赖，国家有责任加以干预，而自己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积极参与这一干预也是责无旁贷。再说，根据季节不同为农民提供一些信贷的做法，想必也是王安石在江南农村曾见到、听到的过的现实情况，并非天才想象。
——靠财务积累来支持防御从宋太祖开始就是宋朝的国策——一方面要维持一支极为庞大却不善征伐的军队，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向周边国家进贡以维持脆弱的和平。这些都是士大夫有目共睹的事实。没有了那些利，国家不能维持，是大逆不道，又有什么义可言。
——认为王安石是法家的说法更经不起推敲。王安石没有法家师傅（他们都死了近1000年），看起来也没怎么研究过哪怕是根法家沾点边的典籍，比如《管子》什么的。充其量他向往过商鞅，那也是因为向往商鞅的作为。商鞅变法，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成功变法的最精彩的案例。
——至于把《周礼》当作理想模式，也不能说是一个致命伤。虽然人们说《周礼》的东西从未实行过，甚至是伪作，但儒家典籍中，除了这么一个模式之外，竟找不到其他的制度模式。制度建设，政府管理，本来就不是儒家的擅长——孔子、孟子的专注都是道德哲学。王安石标榜《周礼》起码说明他比只侃道德的儒生更注重制度；从策略上说，把《周礼》抬出来当作旗帜，也比单纯侃道德更有助于变法。
一个更为合理的推测（虽然在最严谨的历史研究里 if 是没有用的），是王安石曾近乎迂腐地梦想，自己就是一个能把《周礼》那样的伟大制度付诸实施的人，就像儒者里的商鞅。他不仅仅是埋头于国家面临的现实困难，有时看起来有一种野心，要在自己主持朝廷事务期间，为国家找到一个全面解决方案，从此平定大局，扭转乾坤，四民安乐，天下太平。
这样的想法决非少见，也没什么奇怪的。但它哪怕想想，也足以让人有浑身膨胀的快感。现代世界的革命领袖、政坛新星都有相似或更大的抱负。新技术的发明家和新理论的倡导者也经常沉浸在如此心态中。学者著述、文人作文，每每一上来就自称颠覆前人，独创体系。日常生活中，无论单位大小，领导人也往往一上任就推出一套看似完美的新政，大有几个月就开辟崭新局面的架式。
但具体到王安石的 case 里，这里却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并不在于理想模式的选择（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理想总是可做调整，甚至可被替代的），而是在于思想逻辑的混乱：既然自己的事业定位是要为国家阻止一个陷入衰败的危险，开辟一个转向兴旺的机会，那么，决定这一事业成败的关键，就不在于提出什么样的理想模式，而在于能否真的实现自己承诺的那个转变。
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变化，或一场变革的成功，并不在于它能提出怎样系统，怎样全面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它能否启动一个势头，或形成一股不再取决于某位官员进退与否，或某条法令立废与否的趋势。假如人们有功夫翻翻中国80年代的理论报章，经常会见到知识分子的理论长文讨论改革困境，几乎每个作者，每篇文章都是一系列的目标，改这改那，无所不改。但这些议论，与社会走过的改革历程两相参照，很多都不着边际。
王安石也是个知识分子（他不是一个操作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想开启一个变局，但遵循的，却是营造一个定局的思路。他以为，改革就是用一套新的法律替代旧的法律，用一个新的定局替代旧的定局，在皇帝的批准后自上而下推行开来，这样改革就大功告成。他没有想到怎样让自己制定的法律和策略与社会嫁接，或与社会接轨，为改革聚集起足以排斥干预、抵御反覆的社会力量。
这样的思路，以及对社会因素的忽略，造成了改革者毅然决然站到社会对立面的情况。“拗相公”的称呼不是白来的。贯穿北宋中后期，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是热衷于这种皇权加法律的游戏——利用各自的宫廷背景只管把对方的政策推倒重来，甚至不惜做出卑下行为。儒家先哲早有“移风易俗”的倡导，中间即包含对社会因素的相当的重视，但身为儒者的宋朝士大夫，并没有人想过要为一个强盛国家培育怎样的社会资源。
比起历代创始时中央政府别的不问，径直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思路，这样的想法的确显出了政治经验的欠缺。而历史上所有那些倚仗领导喜欢在政坛上嚣张一时的“小白脸”也都犯同样的毛病——他们不是不学无术，而是对社会毫无顾忌。
与此同时，在“大历史”层面，黄仁宇等学者也指出的对：宋朝的问题，虽有早年原因，但大致应算一种政治上的“中年危机”，即一个朝代在度过草创期后，当社会发展呈多样化趋势，而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却相对僵化，无法采取积极响应了。找不到合适的人和思路办改革，就是制度性僵化的一个临床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