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的风流佳话和行为艺术

　　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雄会万师。

　　——戏台对联

　　我们都知道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端着架子，硬要刘备跑三趟才出山，刘备当时病急乱投医，实在找不到人，既没有要求诸葛亮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管理论文，也不要求诸葛亮至少有三年以上治国经验，就冲着人家的架子大，非要人家出山。刘备请诸葛亮，其实是风险更大，万一诸葛亮跟马谡一样，只是纸上谈兵的人才，那就麻烦了。东晋就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前面说的名士殷浩，他之前也是端着架子，死活不出山，在上层官员中流传一句话：“殷浩不出，其如苍生何？”好像殷浩不出山，天下人就没法活了，结果殷浩出山后，没两下子就被桓温给收拾了，也没见苍生受多大损失。

　　诸葛亮其实只是个案，但是竟然成为中国文人的潜规则，好像越牛的人才，越要端架子，一定要东家再三恳求才有面子。如果冒冒失失自己出头要职位，不仅自己心里不好意思，就是东家好像也看扁你。

　　但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很多害羞的千里马就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展现才能。所以说，不良的潜规则害死人。

　　无论如何，诸葛亮的事迹鼓舞了许多自视甚高的人才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时就要藏拙。

　　衡量藏拙或出手的重要标准就是声望。

　　东晋选官，一重家世，二重名气。

　　东晋玄学界知名人士阮宣子到首都建康拜访三军总司令(太尉)王夷甫(王导)，王夷甫问他“老庄与儒家有什么异同”，他答说“将无同”(可能有不同)。王夷甫觉得这个回答不错，就调他作下属。名士卫听了这故事，嘲讽说：“其实只说一个字就可以当官，何必要说三个字呢！”阮宣子大笑，说：“如果我名声足够大，大到天下人都仰望的话，其实不说话也能当官，又何必多说一个字呢！”

　　三国时期，魏文帝对司空卢毓说：“选拔人才，不要取那些有名声的，名气不过是在地上画一个饼，不能吃的。”

　　卢毓回答说：“靠名声是不可能衡量有才能的人，但是，可以发现一般的人才。由于修养高、行为好而有名的，不应该厌恶他们。”

　　这个看法流毒到东晋，东晋有个将军对以名气选官的方式痛心疾首，给王导写信说：“西晋所以颠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拔贤选能，共谋中兴。”

　　虽然这是真言，但东晋根本就是一群没落世家搭伙过日子，没落世家的特点是规矩很多、身段不少、派头不小，大家都牛得很，磕磕碰碰层出不穷，如果当家人认真计较，选贤与能，结果只会像《红楼梦》里的凤姐一样，累半死，不仅自已没落个好，家族里还不得安宁。

　　所以王导没采用这个将军的话，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东晋治国总纲，其实就在这“糊涂”二字，后来谢安执政，把这“糊涂”更玩得出神入化。

　　东晋的选贤制度最终简化成为只有贵族才能参加的选拔赛以后，赛事规则又变成以名气定高下。名声越响，越容易当高官。名动天下，连当官都不需要费口舌。

　　顶尖高手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顶尖的声望。

　　这么多年来，虽然扬州刺史、吏部尚书不断来请他出山，但谢安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条件，还没有到最佳时期。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过早消费自己的名声，得不偿失。

　　官场有句话：“不怕走得晚，就怕走得慢。”

　　所以与其冒冒失失以三流角色去闯江湖，不如安安静静闭关“养望”。跟武学宗师一样，他要把自己修炼得无比强大，然后待价而沽。

　　王献之对谢安说：“您确是风度潇洒。”

　　谢安说：“哪里，哪里。我不潇洒。只能说我是襟怀和适、舒畅而已。”放达只是表象，经国济世才是抱负。

　　康有为说：“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谢安知道命运神秘莫测，他静静地等待着命运将要透给他的一点信息。他们积极争取的，只是做一个有准备的人，使突如其来的机遇变成花环，一丝不差地落在自己的脖子上。

　　“养望”是一个技术活，养望成功可以提升当官起点，养望失败，一辈子可能就憋死了。

　　葡萄酒年份越少越不值钱，但是值得好好存放的葡萄酒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酒质要好，好葡萄酒才值得存放，烂酒越放越不好喝；二是要有合适的土壤、气候、水源和存放条件。另外，存放过程中还要时不时细心照料，绝不可一放了事。

　　同样道理，作为一个储备干部，首先你得是可造之才，有良好基础，笨蛋呆家里只会越呆越笨；二是环境合适，要有三顾茅庐的“伯乐文化”，在西方*制条件下，你要是自己不积极争取，再好的人才，十有八九也会憋死，而我们伟大祖国各行各业现在竞争上岗越来越多，将来隐士型的人才，可能也会越来越少吧。除此之外，很重要一点，如果人才在储备期间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增值，就会像保存不善的葡萄酒，一文不值。

　　就这三点来说，谢安的条件都不错：

　　第一，就个人基础来讲，谢安已经很出众。

　　俗话说，三岁看八十。小孩子三四岁时候的气质，就可以看出他一辈子的成就。谢安四岁时候，就显得气质不凡，跟大伯谢鲲同列“八达”之一的桓彝看到他，大叹说：这小孩风神秀彻，以后气质不比著名名士王差。桓彝是桓温的父亲，后来谢安果然成了大器，成为他儿子的死敌，这一点，桓彝却想不到。

　　有了这么好的条件，谢安自然不想浪费。

　　第二，谢安出生在东晋建国第二年，选拔人才还是用九品中正制，只有你在贵族小圈子里，才会有人向上推荐你，所以你尽可以端着架子。这要是搁现在，就只能是体制外人才，最多当个政协委员，很难进入公务员系统。即使迟个一百多年，到隋唐研发出科举制，这些隐士们也够呛，科举制三年一考，考不中，还得再等三年，人生有限，耽搁不得。这就跟现在的干部升迁一样，必须每三年就要动一动，小步快走，否则一耽误下来，别人就上去了，官场空间有限，越往上升，空间越窄，别人一占据，你的空间就会被压缩掉，由不得隐士们端架子。科举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在催促人才出山方面，贡献颇大。科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内容怪异、古板，很多高手都很难考中。但是优点也很明显，就是选题范围固定，集中考儒家学问，治国需要艺术，但更需要技术和规则。中国人口众多，官员需求量也很大，要是大家没有一个治国共识，官僚体系内部大家鸡同鸭讲，必然会造成法制混乱，所以仅从这一点，科举制相比荐举制，进步的不是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