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占亚上下“贼船”记（一）

１９７３年３月中旬，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在广州军区引发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这份文件的标题是：《湖南省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编号为“中发１９７３１２号”（简称“中央１２号文件”），讲的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问题”，认定卜占亚上了林彪的“贼船”。 

楔子 

卜占亚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１９７０年春，他被派往湖南，接替因部队移防西北而不再担负在湖南“支左”任务的第４７军军长黎原，担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与此同时，他在军内的职务也作了相应调整，升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支左”，是毛泽东为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所采取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过，军队参加“支左”之初的表现却使毛泽东深感失望。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被称为“保守派”的组织，一般以出身成份好，党团员多，比较注意政策和拥护军队，而使军队产生好感，结果，绝大多数部队没有“支左”而支了“保”。“造反派”可不是好惹的，何况又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力支持，他们马上还军队以颜色。于是，全国出现了冲击军事机关的高潮。 
湖南的情况尤其严重。从１９６７年初开始，随着全省党政机关的全面瘫痪，湖南省军区和它下属的十几个军分区、上百个县武装部，就成为矛盾和斗争的焦点，承受着一波接一波的猛烈冲击。到了七八月份，武斗全面升级，有的地方的“造反派”干脆进驻军事机关，并在营区任意抄家抓人。更有甚者，“造反派”竟把他们在武斗中被对立面打死的所谓“烈士”的已经发出恶臭的尸体运进营区，停放在他们认为是“支保”领导干部的床上，再强制这些领导干部跪在床边，为“烈士”守灵。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公开宣告湖南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点名批判了省军区的领导人，宣布改组湖南省军区，成立以４７军军长黎原、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和原湖南省副省长章伯钧为首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军队在湖南的“支左”任务改由驻湘的４７军负责。 
４７军接手湖南的支左任务之后，认真吸取了湖南省军区的经验教训，表示坚决和“保守派”划清界限，坚定地支持“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所以，就总体而言，虽然造反派并不完全买账，４７军的日子还是比湖南省军区好过得多。 
１９６８年４月８日，由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革命三结合政权”——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任革委会主任，华国锋任第一副主任。其中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绝大多数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加之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当时人们把这叫做“一派掌权”。 
这就是卜占亚去湖南“支左”所要面对的现实环境。 

“上船” 

１９７０年３月，由于中国和苏联之间持续已久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属广州军区的第４７军调往兰州军区，加强西北防务。 
广州军区党委经反复酝酿研究，决定提名卜占亚接替黎原。曾是卜占亚老上级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副政委任思忠，认为卜从部队基层干起，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又熟悉机关情况，“文化大革命”中又曾在惠阳和广州“支左”，对地方工作也不算陌生，而且他文化程度较高，正值年富力强，工作中敢说敢干敢负责。湖南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一个像卜占亚这样有能力又有魄力的领导干部，才能促进安定，打开局面。 
提名报到北京，很快得到批准。３月中旬的一天，军区干部部通知在海南岛蹲点的卜占亚立即返回广州。不知底细的卜占亚面见丁盛请示任务，丁盛还对他保密：“我也说不清楚，过两天到北京去谈。”  ３月１９日，北京派来一架军用专机，先到广州接上丁盛和卜占亚，飞返北京途中又在长沙降落，接上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和４７军政委刘玲、副军长韩曙。４７军军长黎原此前已去北京。抵京后，他们住进了军委京西宾馆。当晚７时，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会议楼接见他们。讲话的主要是黄永胜，他主要讲４７军的移防问题。吴法宪和李作鹏也简单讲了几句，主要说４７军是原四野部队，到兰州后要注意保持和发扬四野优良作风，为林总争光。 
移防的问题讲完了，黄永胜宣布：“４７军调走之后，湖南的‘支左’工作由省军区接过来；中央决定卜占亚同志去湖南，协助华国锋同志工作。”卜占亚这才明确了他的任务。接着，黄永胜又讲了一些到湖南工作应注意的问题。趁着黄永胜讲话的当儿，卜占亚拿过摆在他面前的便笺，写了几行字：我喜欢部队工作，希望我在湖南工作一段时间后，仍让我回部队去。卜占亚把便笺递给坐在他右边的邱会作。邱会作是卜占亚的老上级（卜在东北野战军８纵队任团政委时，邱是纵队政委），他看了卜占亚递给他的便笺，没有任何表示，便又传给他右手的黄永胜。黄永胜看后同样没有表态，又交给了吴法宪。吴法宪照着黄永胜的样儿，又传给李作鹏。李作鹏看后稍犹豫了一下，然后又给了邱会作。就这样，便笺在四个人手里转了一圈儿，谁也没有态度，甚至连个示意的眼神儿也没有。更让卜占亚想不到的是，只见邱会作拿起摆在他面前的火柴盒，擦着一根火柴，把便笺点着，很熟练地放进烟灰缸里烧掉了！整个接见过程约１个小时，卜占亚一言未发。 
３月２０日晚，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政负责人，到场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讲话。他说，为了加强“三北”地区战备，决定４７军调往兰州军区。黎原随部队北调，但他的革委会主任职务不免，以防人事变动频繁，引起外界猜疑。黎走后由华国锋代理省革委会主任。为了不削弱省革委会领导力量，另调卜占亚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接见过程不过半个小时。 
３月２１日，空军又派了一架专机，先把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刘玲、韩曙送到长沙，再把丁盛、卜占亚送回广州。 
３月２７日，广州军区派值班飞机把卜占亚送去长沙。 
５月８日，毛泽东抵达长沙，汪东兴要华国锋和卜占亚去车站迎接。次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接见黎原、华国锋和卜占亚。他讲了军队许多好话，特别是肯定了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说只要有了解放军，他就什么都不愁。华国锋也说，要发展湖南的大好形势，离不开解放军，他衷心欢迎卜占亚到湖南工作。 
５月１０日，卜占亚收到中央关于调整湖南省领导班子的命令。此时刚好４７军移防完毕，黎原随最后一列专车离开长沙。卜占亚正式接手地方工作。从这时起到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被“揪”出来，卜占亚在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半。 

风乍起 

卜占亚到湖南“支左”，在各级革委会都已建立的情况下，首先要处理好与地方干部、特别是与华国锋的关系。广州军区首长一再提示卜占亚是协助华国锋工作。 
湖南原来的几位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统统倒台，只有华国锋被保护过关，参加了“三结合”的“新生革命政权”。鉴于当时军队的地位，他对卜占亚格外尊重。省革委会领导开会，他常常是讲了个人意见之后再说一句“卜政委看怎么办好？”或者干脆说：“请卜政委定。”华国锋对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司令员丁盛，更是表现出极大的敬意，实际上是当作上级领导。１９７０年１１月，酝酿选举成立新省委时，华再三提议要当面征求广州军区首长对军队干部参加新省委的意见。在广州，华在刘、丁面前讲了卜占亚许多好话，并提议由卜占亚担任新的省委书记。刘兴元当即表态由华当第一书记，卜当书记，杨大易当副书记；丁盛马上附议，卜也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当第一把手，华才不再坚持他的意见。  １９７０年８月末至９月上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后，毛泽东的专列经长沙返京，在长沙停了两天。车到长沙时，华国锋和卜占亚上车谒见。后来二人便在车站附近找个地方住下，随时听候召唤。第二天，毛泽东单独召见华国锋。不久，卜占亚自汪东兴处得知，毛决定华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助手之一。但是，他在湖南的职务不免，以后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湖南，三分之一的时间跑全国。 
１９７１年初，华国锋在参加全国计划会议之后便留在北京，不久又把家搬到北京，这样他就实实在在地成了中央首长了。但是，卜占亚似乎并不觉得他与华国锋的关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他工作更加放手。 
大约半年之后，因为组建省接待处的事情，卜占亚终于感到，现在的华国锋已经不是过去的华国锋了。 
湖南省革委会有两个高级宾馆，一称九所，专供毛泽东使用；一称蓉园，用于接待中央其他领导人。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华提出：汪东兴曾多次向他建议，将九所和蓉园合并，组成接待处，并划归军事系统。华国锋希望广州军区支持这一方案。广州军区领导实际上不赞成，但不便当场驳回，便以“需要认真研究”、“需报请军委批准”为由拖着。１９７１年４月，汪东兴经长沙去海南，看到湖南并未行动，多少有些不快，他对卜占亚说：“你们还是早些把接待处成立起来并划归军队领导为好。”卜占亚说：“对这件事我们没有不同意见，主要是要经广州军区批准。是否请汪主任也向广州军区首长讲讲？” 
过了不到两个月，湖南省军区和湖南省委便接到广州军区通知：同意成立湖南省接待处，团级单位，归省军区司令部领导。省委和省军区指定省军区副司令员徐芳春负责接待处组建工作。两个宾馆共有工作人员１７０多人，经逐个摸底研究，决定将３４人改为军人。关于接待处的干部配备，经与华国锋研究，决定以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高某为处长，军队干部王信为政委，原九所接待干部高绍英和卜占亚的妻子谭淑珍为副处长。计划于８月１日建军节时正式宣布接待处成立。 
谁也不曾料想，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时，却发生了一件让省委领导极为尴尬扫兴的事：７月３０日晚，一向风流成性的高某，被他老婆从一个女人的床底下拖了出来。叫这种人来负责伟大领袖的接待警卫工作，显然太不突出政治。偏偏这时华国锋不在长沙，事情又不能拖，卜占亚只好与杨大易和省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李振军等人研究，决定暂由王信兼处长。李振军把研究意见用电话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也只好同意。 
两个多月之后，华国锋回到长沙。省委常委罗秋月、李振军又向华详细汇报了撤换高某的情况。华听了虽然无话可说，但心里还是老大不快。几天之后，华国锋突然向卜占亚提出：谭淑珍是卜的妻子，在接待处担任副处长也不合适，应当回避。卜听了先是一愣，然后马上表示赞同华的意见。 
从此，卜占亚所熟悉的那个和和气气甚至多少有些窝囊的华国锋，已经成为历史了。 

通天小人物 

成立湖南省委接待处，事情并不大，却一波三折，枝节横生。在谁穿军服的问题上，又闹出乱子。 
因为丁盛曾有指示，不要所有人都穿军服；卜占亚和在省委“支左”的几位军队干部也考虑，既然改为军人，就应该尽可能按军队规矩办。于是他们议定：改为军人的工作人员不宜太多，除不接近毛泽东的人一般不改之外，即使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人，个别年纪较大，已经有了小孩，文化水平又低，没有发展前途的女服务员，也不要改。因为她们级别低，按其职务只能改为战士，而战士津贴很少，势必使她们降低收入，无法养家。 
卜占亚等人满以为他们既坚持了原则，又考虑到了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岂不知，他们和那些工作人员没有想到一起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人无限荣耀，军装也成了最美的服装。服务处那些决定改为军队干部的人员，个个兴高采烈，而不能改为军队干部甚至连战士也当不成的则牢骚满腹。其中意见最大的是九所的５号、６号楼的３名服务员。６号楼服务员小Ｚ、小Ｇ，都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小Ｚ年轻，穿了军装，但是只能领战士津贴；小Ｇ年纪较大，一切照旧。两人都很不满。而更不满的是５号楼的小Ｌ。她已经３０多岁，又有孩子，按她的条件要改只能享受战士待遇，无法养家，所以决定不改。５号楼是汪东兴每次来长沙的下榻之处，小Ｌ与汪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当年８月２７日，汪东兴随毛泽东南巡住进九所，小Ｌ便向汪东兴告了卜占亚等人的状。当卜占亚去６号楼看望汪东兴时，汪竟故意当着卜的面问道：“小Ｌ呀，人家都穿上军装了，你怎么没穿呀？” 

小Ｌ瞥了卜占亚一眼，绷着脸，阴阳怪气地说：“人家不让我们穿呗，我们有什么办法！” 
卜占亚在一旁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也算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想法直接跟我讲嘛，干吗和一个女服务员演双簧？ 
汪东兴的提示并未引起卜的警觉，他没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服务处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个别人对职务安排有意见，其中最突出的是Ｘ。此人专管毛泽东的副食供应。毛泽东喜欢家乡菜肴，九所就专为他在所内划出一块副食生产区，派专人喂养鳝鱼、泥鳅、青蛙、鸽子，还修了一座冬天种菜的暖房，这些统由Ｘ负责。只要毛泽东住在北京，每隔几天，Ｘ就亲自往北京送一次副食。中南海他走得烂熟，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以至亲友，他无不熟识。Ｘ自认为他多年照顾伟大领袖生活有功，成立接待处只安排他当了科长，也是满腹怨气。 
在卜占亚眼里，几个女服务员和那位Ｘ科长，都是一些小人物，闹点个人情绪又有啥了不起？谁想，没过多久，这几位小人物就给他这个大政委、大书记好好地上了一课，让他目瞪口呆，大跌眼镜。 

吹风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４日，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乘专列南下巡视。 
８月２７日晚，毛泽东到达长沙，汪东兴、华国锋、卜占亚三人登车迎接（汪提前半天到达，检查接待准备工作）。毛泽东却不急于下车，而是叫大家坐下，问这问那。问一阵，就是大家听毛泽东讲了。他讲了“三要三不要”；又讲要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他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个人五音不全，各唱各的，汪东兴便把随行的医生、护士都叫来，参加合唱。唱完歌后，毛泽东问那位医生：一个月多少工资？ 
“１１７元。” 
“你这么多钱，会不会变修呀？”毛泽东很认真地问。 
“不会，”医生笑着说：“还有比我钱多的呢。” 
毛泽东最后好像挺高兴似地说：“今天我们开了个六级干部会议。”然后由华国锋、卜占亚陪同去九所住下。 
同日，广州军区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派值班飞机把韦国清、刘兴元、丁盛送到长沙，等候毛泽东接见。他们三人，既是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也是两广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九所６号楼单独接见韦国清。 
２９日，接见刘兴元、丁盛。 
３０日是集体接见。被接见的有韦国清、刘兴元、丁盛、华国锋和卜占亚，汪东兴列席。毛泽东照例好似漫无边际地闲谈说笑好一阵子。他问刘兴元是哪里人，刘答是山东莒县。他笑着说：“噢，‘毋忘在莒’啊！” 
毛泽东还扯起刘兴元穿的的确凉军服的衣襟，问这叫什么料子？ 
他又问丁盛是哪里人，参军前读过书没有？ 
轮到卜占亚，毛泽东说：“你的野心太大，你要占有整个亚洲呀？”他又问卜是哪里人，卜答是河北蓟县。毛泽东说：“我有个警卫员也是蓟县人。你们蓟县当年可是安禄山造反的根据地呀！” 
轮到韦国清了，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哪，面善心狠。当年打奠边府，要不是你下决心，奠边府是打不来的。” 
寒喧过后，转入正题。毛泽东从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讲起，说他与林彪有矛盾，“不过，林彪同志固然不对，但主要还是他的老婆不好。”“这次斗争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斗争还没有结束。” 
“我有三条对付他们的办法：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回到北京我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来找我，我找他们。” 
话锋一转，毛泽东又提到了黄永胜。他问刘兴元、丁盛与黄的关系如何。关系当然密切，刘兴元坦率地说：“我们还是儿女亲家咧！”毛泽东马上“将”了刘兴元、丁盛一“军”：“你们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 
毛泽东还提到了叶剑英，说他在历史上有功，以后大家要尊重他。看来这也是毛泽东在解决林彪问题中的一步“棋”。 
接见结束时，几个被接见者几乎同时提出：讲话精神可否在一定范围内作传达？ 
“不！没有传达任务。但是你们可以吹一吹风。” 
传达和吹风究竟有什么区别？分寸如何掌握？那就看个人领会了。 
毛泽东于３１日离开长沙去南昌。汪东兴指定华国锋和卜占亚到车站送行。 
９月１日，韦国清、刘兴元、丁盛、华国锋、卜占亚五人一起去韶山滴水洞，在那里住了两天，大家共同回忆几次接见时毛的讲话，由卜占亚执笔写出记录整理稿，共复写６份，五人每人一份，作为内部“吹风”的依据：另一份寄给汪东兴。 
卜占亚自己承认，他对党内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他绝没想到，就在毛泽东接见他们十几天之后，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尴尬人与尴尬事 

９月１３日清晨，正在汨罗的卜占亚突然接到长沙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回长沙接丁盛的保密电话。什么事这样紧急？他估计是战备方面的问题，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正在紧急备战。他不敢怠慢，急忙带上秘书叶子鸿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地方干部沈瑞庭上路。回到长沙，赶紧接通丁盛电话，对方正焦急地等着他呢！ 
电话那边传来丁盛高亢急促的声音：“喂！老卜吗？总理叫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他老婆和儿子，坐飞机往北面跑了！你听明白了没有？” 
虽然双方用的是保密电活，但丁盛却不肯讲“那个人”的名字，因为周恩来给他打电话就是这样讲的。卜占亚脑子一时没有转过弯儿来，啊啊了几声，也不明白丁盛讲话的意思。丁盛只好重复一次， 而且在讲到“那个人”时，特别把声调加重、拖长。这回卜占亚终于明白：林彪出事了！ 
丁盛又交代了注意事项，主要是：密切注视形势发展，加强戒备，保持安定，防止意外。他如同下达作战命令，没有一句多余话，随即挂上电话。 
一时间，卜占亚脑子里简直一锅粥！这样的剧变，这样的结局，他连想都不敢想！这真是天大的灾难，全党和国家的大不幸！卜占亚于当晚在省军区党委会议室，向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丁盛的电话，研究了加强戒备、保持局势稳定的措施。到会的每一个人都表了态；会议决定加强领导值班，立即派１个营进驻大托铺机场，停止一切飞行活动。 
对广州军区而言，“九•一三”事件无疑是一场飞来横祸。广州军区的前身、当年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被称为“红四野”，是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铁军。“九•一三”之后，广州军区被公开称为林彪的“黑窝”、“老巢”一一虽然林彪从来不曾在广州军区工作过，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离开了这支部队；最终广州军区被戴上了十次路线斗争“重灾区”的紧箍咒。从此，对广州军区从机关到部队，从军区领导到一般干部，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拉网式“清查”。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切部队建设、战备工作等等，都要服从这一中心。广州军区从此元气大伤，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灾区。 
尽管卜占亚自己毫不心虚泄气，却发现省委机关有些人逐渐同他疏远了，特别是接待处，有的工作人员对他居然怠搭不理的了。这种局面实在令人尴尬。 
１９７２年９月的一天，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苟先学突然神色慌张地向卜占亚报告：九所５号、６号楼的三个女服务员失踪了！卜占亚吃了一惊，这事非同小可，万一出了事情，可不好向北京交代！他要苟先学立即组织力量查找。苟先学面带困惑之色说道：“我问了接待处高副处长和Ｘ科长，他们也都说不知道。可是他们却一点也不着急，我看这事儿有点奇怪！” 
过了几天，苟先学又急匆匆地来找卜占亚：“哼！我们叫人家耍了。 三个女服务员上北京了！” 
“她们上北京干吗？”卜占亚不解地问。 
“人家到中南海告状去了！” 
卜占亚听着有些玄乎：“中南海？她们能进中南海告状？向谁告状？告谁？人回来了就好。你了解一下，她们到北京到底干什么去了？有什么情况再告诉我。” 
苟先学没再向卜占亚报告新情况，卜也没再追问。 

摊牌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卜占亚接到通知，要他晚上到蓉园１号楼开会，却又不告诉他会议内容。奇怪，华国锋不在长沙，他是最高领导，怎么反而是别人叫他去开会？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当晚，满腹狐疑的卜占亚来到会场，一进门便目瞪口呆：会场鸦雀无声，参加会议的是省委常委和省军区领导，大家都把异样的眼光投向他身上。只见华国锋绷着脸端坐在主席位上，丁盛和任思忠坐在旁边！ 
没人和卜占亚打招呼，他在有意留给他的座位上刚坐下，华国锋便讲话了：“我和丁司令员、任政委受中央委托，专程来长沙解决卜占亚同志的问题。卜占亚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追随林彪反党集团，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耐心等待了他一年多时间，可他执迷不悟，始终不肯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中央不得不直接处理他的问题，最后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认清形势，丢掉幻想，老实交代，不要自绝于党和人民！” 
华国锋宣布要卜占亚交代的主要问题是：积极参加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向李作鹏泄露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仇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刁难、赶走叶剑英元帅，苛待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冷落、仇视张春桥；拉山头，搞宗派；捂盖子，不批林。他给卜占亚一天准备时间，要求他２４日在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交代。 
华国锋请丁盛和任思忠讲话。丁盛首先说明，他和任思忠是去北京受领任务后，奉命和华国锋一起来解决卜占亚问题的。他虽然对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但从华国锋揭露的许多情况看，卜的问题确实很严重。他代表广州军区坚决拥护中央对卜占亚进行审查，支持华国锋对清查工作的领导。军区将积极配合湖南把卜占亚的问题彻底查清。他希望与会人员积极对卜占亚进行揭发批判，也希望卜占亚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任思忠在讲话时，除了表示赞同丁盛的意见外，还特别指出：“你卜占亚同志犯错误绝不是偶然的，这和你的骄傲自大是分不开的。你这个老毛病要不彻底改正，将来还要摔大跟头！” 
丁、任讲的明显是应付差事的官话，二人其实有苦难言。１０月１９日，汪东兴给丁盛打电话，说是“毛主席有事和你们商量”，并随即派专机把丁盛、任思忠接到北京。刚到招待所不久，汪东兴便来了。他告诉他们：卜占亚在湖南出了问题。他交给丁、任几份揭发卜占亚的材料，要他们认真阅读。稍后，周恩来、叶剑英也来了，交代他们两人这次来京的任务，要求他们协助中央解决好卜占亚的问题。汪东兴带来的几份材料都不长。其中两份是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控告卜占亚不重视接待处的建设，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而接待处是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的，这表明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缺乏感情；另一份说，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蓉园休息时，卜占亚对老人漠不关心，很不尊重，卜的妻子、接待处副处长谭淑珍又偷看老人的笔记本，惹得老人很生气。还有一份材料，据说是从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其中提到卜占亚是他们“信得过的人”。几份材料只用个把小时便看完了。丁盛和任思忠悄悄议论：前面两份材料实在上不了大“纲”，李伟信的笔记也不难查明，对卜占亚的审查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这是否有些小题大做呢？ 
第二天，由华国锋出面召集丁盛、任思忠还有刚从朝鲜访问归来途经北京的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研究如何解决卜占亚的问题。 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也来参加研究。华国锋和杨大易揭发了卜占亚的一些问题。丁盛和任思忠什么也没揭发出来，只是一再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积极配合中央把卜占亚的问题早日查清。 
第三天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来到丁盛、任思忠住处，说毛泽东今晚要接见他俩，稍后就会有电话通知。电话果然来了，周恩来去接。几分钟后，周恩来回来对丁、任说：“主席认为你们两个对卜占亚的态度很明确，他很高兴，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他还要我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还有没有必要接见？” 
任思忠认为见一见好，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请示明确一下。丁盛却认为，“主席倾向于不再接见，我们尽量不要干扰他老人家，不接见也可以”。丁盛过去是任思忠的上级，任思忠不好再坚持自己意见，于是周恩来马上又按丁盛的意见与毛泽东通话，决定不再接见。 
大局已定，周恩来便来组织落实。他把华国锋、丁盛、任思忠、杨大易召到一起宣布：对卜占亚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下一步回湖南具体解决他的问题。决定此事由华国锋牵头，丁盛、任思忠协助，共同负责领导；湖南省委负责具体工作。 
丁盛首先提出：“总理，我参加领导怕不合适。” 
“为什么？” 
“我和他是２０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参与领导对他的审查多有不便。” 
“噢！你这是要避嫌哪！” 
“该避的还是避一避好。再说，我参加进去效果也未必好。” 
周恩来迟疑片刻：“那丁盛同志就不参加了。任思忠同志，你可以吧？” 
任说：“总理呀，我和丁盛同志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同卜占亚也是长期在一个部队工作的老上下级关系。我也不参加了吧。” 
周恩来真为难了。但是两个人反映的情况不能不予重视。他终于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决定：“那就都算了吧。不过，你们两人要和华国锋同志到长沙走一趟，和省委、省军区的同志见见面，讲讲话，表示对华国锋同志的支持。中央明天就派飞机送你们回去。” 
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推上被告席的卜占亚有些发懵。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他，这时才如梦方醒，感到过去太单纯了。他方寸大乱，不知道此时此地该怎样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言不由衷地表示：拥护中央对他的审查决定，他决心老老实实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 
会后，任思忠对华国锋说：“卜占亚态度还不错嘛！” 
华国锋顾左右而言他。 

交锋 

１０月２４日，吃过早饭，卜占亚刚要到会场去，接待处的一名副处长坐着汽车来了：“卜占亚，带上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跟我走！”这个过去鞍前马后整天脸上挂着笑容的接待干部，现在却毫不客气地对以往敬若神明的领导发出命令，让卜占亚百感交集。 
来到会场，卜占亚惊奇地发现，到会的除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外，接待处的Ｘ科长和３个女服务员居然也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他马上有一种不祥之感。 
华国锋又讲了一遍卜占亚问题的性质、重点和对他的政策以及会议开法，便要卜占亚作交代。还没容他讲完一个问题，那位Ｘ科长突然大喝一声：“不要讲了！你讲了半天，根本就没涉及要害问题！你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更不是工作中的错误，你的要害问题是投靠林彪反党集团，积极参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你到湖南来就是为林彪集团夺权的！”可是Ｘ科长却又拿不出卜占亚参加政变阴谋的事实来，于是话锋一转，举了个卜占亚“仇恨毛主席”的例子：“去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兄王老住在蓉园１号过九十大寿，你不准给老人家生暖气，差点儿把王老给冻病了，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还限制王老的行动，不准他接触群众，怕群众向王老揭发你的问题；你老婆谭淑珍也怕王老搜集整理你的罪行材料，居然偷看王老的笔记本……” 
王老即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一提到这件事，卜占亚就感到窝火，气不打一处来。１９７１年冬，华国锋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布置任务：王季范要到长沙过九十大寿，省委要把他安排到蓉园，保证他住好，吃好，休息好；老人家年事己高，湖南又是他的家乡，熟人多，为了老人家的健康，对来看他的人要作必要限制，别累坏了他老人家……。卜占亚不敢怠慢，亲自布置接待处做好接待工作。王季范到长沙时，陪同的亲属有他的儿媳（即王海容之母）、孙子王启华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人还没到，取暖锅炉就烧起来了。直到老人离开长沙，暖气一天没断。因为老人怕冷，锅炉烧得旺，暖气温度高，年轻人都感到不太习惯。接待处专门安排了两名服务员服侍老人一家。饭菜由客人点，没有标准限制。晚上放专场电影，想看哪部放哪部。老人生日那天，卜占亚和省委常委于明涛、孙国治、万达等人，特到宾馆向老人祝寿，办了寿宴。谭淑珍做为接待处负责人，在现场照料。参加宴会的领导人都劝她入席，按说她也可以入席作陪，但因为是卜占亚主持宴请，她坚决不肯。开始上菜之后，她便搬个椅子坐在老人住房门内，就近观察监督。她见老人的桌上放着一本诗集，便随手拿起翻了翻（若干年后，谭淑珍气愤地说：“王海容的爷爷已经是９０岁的入了，哪里还记什么笔记！我又怎么会知道他的笔记本里有卜占亚的材料！”她还把自己的丈夫挖苦了一番：“卜占亚受审查以后，我对他说：你把王季范简直当成太上皇了，你对你爹也没这样呀！结果怎么样？好心换个驴肝肺！”）。  Ｘ科长把卜占亚揭批了一通，还没容他辩解，三个女服务员又争先恐后地接上来。她们讲的都是穿军装问题，说不让她们穿军装，要害是想把她们“一窝端”，“换上你们的人，”“把毛主席控制起来”。她们毫无顾忌得意洋洋地讲了去北京“告状”的情况。据说，是王海容出面请她们去北京的（王海容是可以直接向毛泽东进言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连飞扬跋扈的江青，对她也畏惧三分），王海容安排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卜占亚的问题，毛泽东说，“卜占亚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她们临走时，毛泽东送她们每人一部当时还是稀罕玩艺儿的半导体收音机，握着她们的手说：“回到长沙，你们把收音机音量开得大大的，向他们示一示威！” 
卜占亚听几个女服务员的发言，犹如天方夜谭，将信将疑。但是，旁边坐着中央首长华国锋，他脸上并没有丝毫讶异和不快之色，卜占亚又不能不信。 
当天散会之后，卜占亚便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被指定住在会场旁边的一个房间，吃饭由服务员送到房内，楼门口站有岗哨，只允许他在楼内活动。 

加温 

会议连续开了９天。到会的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干部都发了言，华国锋向卜占亚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讲到了。一些重点问题，反反复复被提出。不出卜占亚之所料，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交代检查，都未被认可、通过。 
散会前，华国锋作总结讲话，认为卜占亚态度很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要他打掉幻想，认真思考，准备在更大的范围检查交代。 
两天后，召开省委、省革委会“两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说是地、师级以上干部，却有不少“造反派”头头参加。会议开始时，又是华国锋以中央代表身份讲话，然后叫卜占亚上台交代。开会的人多了，又有“造反派”参加，这次会议的气氛、温度自然与前一个会议有很大不同。卜占亚上台讲了还不到１０分钟，便被轰了下来，稿子也被抢走。于是转入揭发批判。有几位领导干部带头。有人虽然没有掌握卜占亚多少材料，但为了表示与他划清界限，只好尽量把调门儿提高。 
“两委”扩大会议开了１０天，卜占亚仍然只肯承认错误，拒不承认和交代阴谋、罪行。华国锋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召开全省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深揭狠批。 
大会在军区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多人。除县团级以上干部外，到会人员中还有几年来卜占亚所到过的各大小单位的领导或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来揭发卜占亚在这些单位的“放毒罪行”。会议的开法与前两次相仿，只是“温度”更高。为了制造气氛，会场楼上楼下安了很多扩音器，不断有人抢喇叭筒，连揭带批加质问，有的还要求当场交代、表态。但是，每当卜占亚作说明、解释时，往往不等他说完，几个喇叭就同时哄起来，轰他下台。 
而最令到会人员惊讶的是杨大易、张立宪的揭发。１９６９年底，在全国加强战备声中，经毛泽东批准，广州军区新组建了４个陆军师，其中的１４５师、１４６师部署在湖南。在揭批卜占亚的高潮中，大约对广州军区主要领导失去政治信任的这两位省军区首长，突然宣布这两个师是林彪准备用于政变的 “黑部队”！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有人高兴，有人气愤。１４６师师长蒋金流是个不肯吃哑巴亏的人，非要较一较真儿！他和师政委陈怀琛一合计，以师党委名义给省军区和广州军区首长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对两个师的性质加以澄清，否则他们无法保持部队的稳定。与此同时，部队也反应强烈，纷纷向省军区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位领导人又被迫承认他们讲错了话。杨大易原是著名的万岁军——３８军的一员虎将，曾在朝鲜战场狠狠教训过美国侵略军。而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他却乱了方寸。 
在与会人员发言时，华国锋不时插话，引导会议方向。他在一次插话时说，林彪有一个反革命战略布局：西面的负责人是云南的雷远高（省军区政委）和贵州的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东面有江西的程世清（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北面是河南的王新（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在中间，连接东西，贯穿南北，地位最为重要；再加上北京有个韦统泰（七机部军管组组长），是林彪的“情报部长”。这是林彪进行政变阴谋的基本班底。华国锋指名道姓地点了林彪在全国东、西、北、中各处的党羽，南面是谁？也许时机未到，他打了个哑谜。但是，谁不知道湖南的南面是哪儿！ 除了会上引导，华国锋更重视会外的动员组织工作。参加会议的省委、省军区领导，他都一一谈话，还把１４５师、１４６师和湖南省军区独立师的师长召到一起，讲卜占亚的问题，动员他们揭发批判。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