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迟泽厚 ：卜占亚上下“贼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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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泽厚 ：卜占亚上下“贼船”记 １９７３年３月中旬，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在广州军区引发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这份文件的标题是：《湖南省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编号为“中发１９７３１２号”（简称“中央１２号文件”），讲的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问题”，认定卜占亚上了林彪的“贼船”。
楔子
卜占亚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１９７０年春，他被派往湖南，接替因部队移防西北而不再担负在湖南“支左”任务的第４７军军长黎原，担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与此同时，他在军内的职务也作了相应调整，升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支左”，是毛泽东为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所采取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过，军队参加“支左”之初的表现却使毛泽东深感失望。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被称为“保守派”的组织，一般以出身成份好，党团员多，比较注意政策和拥护军队，而使军队产生好感，结果，绝大多数部队没有“支左”而支了“保”。“造反派”可不是好惹的，何况又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力支持，他们马上还军队以颜色。于是，全国出现了冲击军事机关的高潮。
湖南的情况尤其严重。从１９６７年初开始，随着全省党政机关的全面瘫痪，湖南省军区和它下属的十几个军分区、上百个县武装部，就成为矛盾和斗争的焦点，承受着一波接一波的猛烈冲击。到了七八月份，武斗全面升级，有的地方的“造反派”干脆进驻军事机关，并在营区任意抄家抓人。更有甚者，“造反派”竟把他们在武斗中被对立面打死的所谓“烈士”的已经发出恶臭的尸体运进营区，停放在他们认为是“支保”领导干部的床上，再强制这些领导干部跪在床边，为“烈士”守灵。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公开宣告湖南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点名批判了省军区的领导人，宣布改组湖南省军区，成立以４７军军长黎原、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和原湖南省副省长章伯钧为首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军队在湖南的“支左”任务改由驻湘的４７军负责。
４７军接手湖南的支左任务之后，认真吸取了湖南省军区的经验教训，表示坚决和“保守派”划清界限，坚定地支持“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所以，就总体而言，虽然造反派并不完全买账，４７军的日子还是比湖南省军区好过得多。
１９６８年４月８日，由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革命三结合政权”——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任革委会主任，华国锋任第一副主任。其中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绝大多数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加之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当时人们把这叫做“一派掌权”。
这就是卜占亚去湖南“支左”所要面对的现实环境。
“上船”
１９７０年３月，由于中国和苏联之间持续已久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属广州军区的第４７军调往兰州军区，加强西北防务。
广州军区党委经反复酝酿研究，决定提名卜占亚接替黎原。曾是卜占亚老上级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副政委任思忠，认为卜从部队基层干起，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又熟悉机关情况，“文化大革命”中又曾在惠阳和广州“支左”，对地方工作也不算陌生，而且他文化程度较高，正值年富力强，工作中敢说敢干敢负责。湖南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一个像卜占亚这样有能力又有魄力的领导干部，才能促进安定，打开局面。
提名报到北京，很快得到批准。３月中旬的一天，军区干部部通知在海南岛蹲点的卜占亚立即返回广州。不知底细的卜占亚面见丁盛请示任务，丁盛还对他保密：“我也说不清楚，过两天到北京去谈。”
３月１９日，北京派来一架军用专机，先到广州接上丁盛和卜占亚，飞返北京途中又在长沙降落，接上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和４７军政委刘玲、副军长韩曙。４７军军长黎原此前已去北京。抵京后，他们住进了军委京西宾馆。当晚７时，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会议楼接见他们。讲话的主要是黄永胜，他主要讲４７军的移防问题。吴法宪和李作鹏也简单讲了几句，主要说４７军是原四野部队，到兰州后要注意保持和发扬四野优良作风，为林总争光。
移防的问题讲完了，黄永胜宣布：“４７军调走之后，湖南的‘支左’工作由省军区接过来；中央决定卜占亚同志去湖南，协助华国锋同志工作。”卜占亚这才明确了他的任务。接着，黄永胜又讲了一些到湖南工作应注意的问题。趁着黄永胜讲话的当儿，卜占亚拿过摆在他面前的便笺，写了几行字：我喜欢部队工作，希望我在湖南工作一段时间后，仍让我回部队去。卜占亚把便笺递给坐在他右边的邱会作。邱会作是卜占亚的老上级（卜在东北野战军８纵队任团政委时，邱是纵队政委），他看了卜占亚递给他的便笺，没有任何表示，便又传给他右手的黄永胜。黄永胜看后同样没有表态，又交给了吴法宪。吴法宪照着黄永胜的样儿，又传给李作鹏。李作鹏看后稍犹豫了一下，然后又给了邱会作。就这样，便笺在四个人手里转了一圈儿，谁也没有态度，甚至连个示意的眼神儿也没有。更让卜占亚想不到的是，只见邱会作拿起摆在他面前的火柴盒，擦着一根火柴，把便笺点着，很熟练地放进烟灰缸里烧掉了！整个接见过程约１个小时，卜占亚一言未发。
３月２０日晚，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政负责人，到场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讲话。他说，为了加强“三北”地区战备，决定４７军调往兰州军区。黎原随部队北调，但他的革委会主任职务不免，以防人事变动频繁，引起外界猜疑。黎走后由华国锋代理省革委会主任。为了不削弱省革委会领导力量，另调卜占亚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接见过程不过半个小时。
３月２１日，空军又派了一架专机，先把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刘玲、韩曙送到长沙，再把丁盛、卜占亚送回广州。
３月２７日，广州军区派值班飞机把卜占亚送去长沙。
５月８日，毛泽东抵达长沙，汪东兴要华国锋和卜占亚去车站迎接。次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接见黎原、华国锋和卜占亚。他讲了军队许多好话，特别是肯定了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说只要有了解放军，他就什么都不愁。华国锋也说，要发展湖南的大好形势，离不开解放军，他衷心欢迎卜占亚到湖南工作。
５月１０日，卜占亚收到中央关于调整湖南省领导班子的命令。此时刚好４７军移防完毕，黎原随最后一列专车离开长沙。卜占亚正式接手地方工作。从这时起到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被“揪”出来，卜占亚在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半。
风乍起
卜占亚到湖南“支左”，在各级革委会都已建立的情况下，首先要处理好与地方干部、特别是与华国锋的关系。广州军区首长一再提示卜占亚是协助华国锋工作。
湖南原来的几位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统统倒台，只有华国锋被保护过关，参加了“三结合”的“新生革命政权”。鉴于当时军队的地位，他对卜占亚格外尊重。省革委会领导开会，他常常是讲了个人意见之后再说一句“卜政委看怎么办好？”或者干脆说：“请卜政委定。”华国锋对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司令员丁盛，更是表现出极大的敬意，实际上是当作上级领导。１９７０年１１月，酝酿选举成立新省委时，华再三提议要当面征求广州军区首长对军队干部参加新省委的意见。在广州，华在刘、丁面前讲了卜占亚许多好话，并提议由卜占亚担任新的省委书记。刘兴元当即表态由华当第一书记，卜当书记，杨大易当副书记；丁盛马上附议，卜也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当第一把手，华才不再坚持他的意见。
１９７０年８月末至９月上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后，毛泽东的专列经长沙返京，在长沙停了两天。车到长沙时，华国锋和卜占亚上车谒见。后来二人便在车站附近找个地方住下，随时听候召唤。第二天，毛泽东单独召见华国锋。不久，卜占亚自汪东兴处得知，毛决定华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助手之一。但是，他在湖南的职务不免，以后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湖南，三分之一的时间跑全国。
１９７１年初，华国锋在参加全国计划会议之后便留在北京，不久又把家搬到北京，这样他就实实在在地成了中央首长了。但是，卜占亚似乎并不觉得他与华国锋的关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他工作更加放手。
大约半年之后，因为组建省接待处的事情，卜占亚终于感到，现在的华国锋已经不是过去的华国锋了。
湖南省革委会有两个高级宾馆，一称九所，专供毛泽东使用；一称蓉园，用于接待中央其他领导人。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华提出：汪东兴曾多次向他建议，将九所和蓉园合并，组成接待处，并划归军事系统。华国锋希望广州军区支持这一方案。广州军区领导实际上不赞成，但不便当场驳回，便以“需要认真研究”、“需报请军委批准”为由拖着。１９７１年４月，汪东兴经长沙去海南，看到湖南并未行动，多少有些不快，他对卜占亚说：“你们还是早些把接待处成立起来并划归军队领导为好。”卜占亚说：“对这件事我们没有不同意见，主要是要经广州军区批准。是否请汪主任也向广州军区首长讲讲？”
过了不到两个月，湖南省军区和湖南省委便接到广州军区通知：同意成立湖南省接待处，团级单位，归省军区司令部领导。省委和省军区指定省军区副司令员徐芳春负责接待处组建工作。两个宾馆共有工作人员１７０多人，经逐个摸底研究，决定将３４人改为军人。关于接待处的干部配备，经与华国锋研究，决定以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高某为处长，军队干部王信为政委，原九所接待干部高绍英和卜占亚的妻子谭淑珍为副处长。计划于８月１日建军节时正式宣布接待处成立。
谁也不曾料想，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时，却发生了一件让省委领导极为尴尬扫兴的事：７月３０日晚，一向风流成性的高某，被他老婆从一个女人的床底下拖了出来。叫这种人来负责伟大领袖的接待警卫工作，显然太不突出政治。偏偏这时华国锋不在长沙，事情又不能拖，卜占亚只好与杨大易和省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李振军等人研究，决定暂由王信兼处长。李振军把研究意见用电话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也只好同意。
两个多月之后，华国锋回到长沙。省委常委罗秋月、李振军又向华详细汇报了撤换高某的情况。华听了虽然无话可说，但心里还是老大不快。几天之后，华国锋突然向卜占亚提出：谭淑珍是卜的妻子，在接待处担任副处长也不合适，应当回避。卜听了先是一愣，然后马上表示赞同华的意见。
从此，卜占亚所熟悉的那个和和气气甚至多少有些窝囊的华国锋，已经成为历史了。
通天小人物
成立湖南省委接待处，事情并不大，却一波三折，枝节横生。在谁穿军服的问题上，又闹出乱子。
因为丁盛曾有指示，不要所有人都穿军服；卜占亚和在省委“支左”的几位军队干部也考虑，既然改为军人，就应该尽可能按军队规矩办。于是他们议定：改为军人的工作人员不宜太多，除不接近毛泽东的人一般不改之外，即使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人，个别年纪较大，已经有了小孩，文化水平又低，没有发展前途的女服务员，也不要改。因为她们级别低，按其职务只能改为战士，而战士津贴很少，势必使她们降低收入，无法养家。
卜占亚等人满以为他们既坚持了原则，又考虑到了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岂不知，他们和那些工作人员没有想到一起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人无限荣耀，军装也成了最美的服装。服务处那些决定改为军队干部的人员，个个兴高采烈，而不能改为军队干部甚至连战士也当不成的则牢骚满腹。其中意见最大的是九所的５号、６号楼的３名服务员。６号楼服务员小Ｚ、小Ｇ，都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小Ｚ年轻，穿了军装，但是只能领战士津贴；小Ｇ年纪较大，一切照旧。两人都很不满。而更不满的是５号楼的小Ｌ。她已经３０多岁，又有孩子，按她的条件要改只能享受战士待遇，无法养家，所以决定不改。５号楼是汪东兴每次来长沙的下榻之处，小Ｌ与汪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当年８月２７日，汪东兴随毛泽东南巡住进九所，小Ｌ便向汪东兴告了卜占亚等人的状。当卜占亚去６号楼看望汪东兴时，汪竟故意当着卜的面问道：“小Ｌ呀，人家都穿上军装了，你怎么没穿呀？”
小Ｌ瞥了卜占亚一眼，绷着脸，阴阳怪气地说：“人家不让我们穿呗，我们有什么办法！”
卜占亚在一旁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也算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想法直接跟我讲嘛，干吗和一个女服务员演双簧？
汪东兴的提示并未引起卜的警觉，他没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服务处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个别人对职务安排有意见，其中最突出的是Ｘ。此人专管毛泽东的副食供应。毛泽东喜欢家乡菜肴，九所就专为他在所内划出一块副食生产区，派专人喂养鳝鱼、泥鳅、青蛙、鸽子，还修了一座冬天种菜的暖房，这些统由Ｘ负责。只要毛泽东住在北京，每隔几天，Ｘ就亲自往北京送一次副食。中南海他走得烂熟，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以至亲友，他无不熟识。Ｘ自认为他多年照顾伟大领袖生活有功，成立接待处只安排他当了科长，也是满腹怨气。
在卜占亚眼里，几个女服务员和那位Ｘ科长，都是一些小人物，闹点个人情绪又有啥了不起？谁想，没过多久，这几位小人物就给他这个大政委、大书记好好地上了一课，让他目瞪口呆，大跌眼镜。
吹风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４日，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乘专列南下巡视。
８月２７日晚，毛泽东到达长沙，汪东兴、华国锋、卜占亚三人登车迎接（汪提前半天到达，检查接待准备工作）。毛泽东却不急于下车，而是叫大家坐下，问这问那。问一阵，就是大家听毛泽东讲了。他讲了“三要三不要”；又讲要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他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个人五音不全，各唱各的，汪东兴便把随行的医生、护士都叫来，参加合唱。唱完歌后，毛泽东问那位医生：一个月多少工资？
“１１７元。”
“你这么多钱，会不会变修呀？”毛泽东很认真地问。
“不会，”医生笑着说：“还有比我钱多的呢。”
毛泽东最后好像挺高兴似地说：“今天我们开了个六级干部会议。”然后由华国锋、卜占亚陪同去九所住下。
同日，广州军区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派值班飞机把韦国清、刘兴元、丁盛送到长沙，等候毛泽东接见。他们三人，既是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也是两广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九所６号楼单独接见韦国清。
２９日，接见刘兴元、丁盛。
３０日是集体接见。被接见的有韦国清、刘兴元、丁盛、华国锋和卜占亚，汪东兴列席。毛泽东照例好似漫无边际地闲谈说笑好一阵子。他问刘兴元是哪里人，刘答是山东莒县。他笑着说：“噢，‘毋忘在莒’啊！”
毛泽东还扯起刘兴元穿的的确凉军服的衣襟，问这叫什么料子？
他又问丁盛是哪里人，参军前读过书没有？
轮到卜占亚，毛泽东说：“你的野心太大，你要占有整个亚洲呀？”他又问卜是哪里人，卜答是河北蓟县。毛泽东说：“我有个警卫员也是蓟县人。你们蓟县当年可是安禄山造反的根据地呀！”
轮到韦国清了，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哪，面善心狠。当年打奠边府，要不是你下决心，奠边府是打不来的。”
寒喧过后，转入正题。毛泽东从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讲起，说他与林彪有矛盾，“不过，林彪同志固然不对，但主要还是他的老婆不好。”“这次斗争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斗争还没有结束。”
“我有三条对付他们的办法：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回到北京我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来找我，我找他们。”
话锋一转，毛泽东又提到了黄永胜。他问刘兴元、丁盛与黄的关系如何。关系当然密切，刘兴元坦率地说：“我们还是儿女亲家咧！”毛泽东马上“将”了刘兴元、丁盛一“军”：“你们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
毛泽东还提到了叶剑英，说他在历史上有功，以后大家要尊重他。看来这也是毛泽东在解决林彪问题中的一步“棋”。
接见结束时，几个被接见者几乎同时提出：讲话精神可否在一定范围内作传达？
“不！没有传达任务。但是你们可以吹一吹风。”
传达和吹风究竟有什么区别？分寸如何掌握？那就看个人领会了。
毛泽东于３１日离开长沙去南昌。汪东兴指定华国锋和卜占亚到车站送行。
９月１日，韦国清、刘兴元、丁盛、华国锋、卜占亚五人一起去韶山滴水洞，在那里住了两天，大家共同回忆几次接见时毛的讲话，由卜占亚执笔写出记录整理稿，共复写６份，五人每人一份，作为内部“吹风”的依据：另一份寄给汪东兴。
卜占亚自己承认，他对党内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他绝没想到，就在毛泽东接见他们十几天之后，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尴尬人与尴尬事
９月１３日清晨，正在汨罗的卜占亚突然接到长沙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回长沙接丁盛的保密电话。什么事这样紧急？他估计是战备方面的问题，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正在紧急备战。他不敢怠慢，急忙带上秘书叶子鸿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地方干部沈瑞庭上路。回到长沙，赶紧接通丁盛电话，对方正焦急地等着他呢！
电话那边传来丁盛高亢急促的声音：“喂！老卜吗？总理叫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他老婆和儿子，坐飞机往北面跑了！你听明白了没有？”
虽然双方用的是保密电活，但丁盛却不肯讲“那个人”的名字，因为周恩来给他打电话就是这样讲的。卜占亚脑子一时没有转过弯儿来，啊啊了几声，也不明白丁盛讲话的意思。丁盛只好重复一次， 而且在讲到“那个人”时，特别把声调加重、拖长。这回卜占亚终于明白：林彪出事了！
丁盛又交代了注意事项，主要是：密切注视形势发展，加强戒备，保持安定，防止意外。他如同下达作战命令，没有一句多余话，随即挂上电话。
一时间，卜占亚脑子里简直一锅粥！这样的剧变，这样的结局，他连想都不敢想！这真是天大的灾难，全党和国家的大不幸！卜占亚于当晚在省军区党委会议室，向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丁盛的电话，研究了加强戒备、保持局势稳定的措施。到会的每一个人都表了态；会议决定加强领导值班，立即派１个营进驻大托铺机场，停止一切飞行活动。
对广州军区而言，“九•一三”事件无疑是一场飞来横祸。广州军区的前身、当年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被称为“红四野”，是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铁军。“九•一三”之后，广州军区被公开称为林彪的“黑窝”、“老巢”一一虽然林彪从来不曾在广州军区工作过，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离开了这支部队；最终广州军区被戴上了十次路线斗争“重灾区”的紧箍咒。从此，对广州军区从机关到部队，从军区领导到一般干部，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拉网式“清查”。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切部队建设、战备工作等等，都要服从这一中心。广州军区从此元气大伤，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灾区。
尽管卜占亚自己毫不心虚泄气，却发现省委机关有些人逐渐同他疏远了，特别是接待处，有的工作人员对他居然怠搭不理的了。这种局面实在令人尴尬。
１９７２年９月的一天，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苟先学突然神色慌张地向卜占亚报告：九所５号、６号楼的三个女服务员失踪了！卜占亚吃了一惊，这事非同小可，万一出了事情，可不好向北京交代！他要苟先学立即组织力量查找。苟先学面带困惑之色说道：“我问了接待处高副处长和Ｘ科长，他们也都说不知道。可是他们却一点也不着急，我看这事儿有点奇怪！”
过了几天，苟先学又急匆匆地来找卜占亚：“哼！我们叫人家耍了。 三个女服务员上北京了！”
“她们上北京干吗？”卜占亚不解地问。
“人家到中南海告状去了！”
卜占亚听着有些玄乎：“中南海？她们能进中南海告状？向谁告状？告谁？人回来了就好。你了解一下，她们到北京到底干什么去了？有什么情况再告诉我。”
苟先学没再向卜占亚报告新情况，卜也没再追问。
摊牌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卜占亚接到通知，要他晚上到蓉园１号楼开会，却又不告诉他会议内容。奇怪，华国锋不在长沙，他是最高领导，怎么反而是别人叫他去开会？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当晚，满腹狐疑的卜占亚来到会场，一进门便目瞪口呆：会场鸦雀无声，参加会议的是省委常委和省军区领导，大家都把异样的眼光投向他身上。只见华国锋绷着脸端坐在主席位上，丁盛和任思忠坐在旁边！
没人和卜占亚打招呼，他在有意留给他的座位上刚坐下，华国锋便讲话了：“我和丁司令员、任政委受中央委托，专程来长沙解决卜占亚同志的问题。卜占亚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追随林彪反党集团，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耐心等待了他一年多时间，可他执迷不悟，始终不肯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中央不得不直接处理他的问题，最后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认清形势，丢掉幻想，老实交代，不要自绝于党和人民！”
华国锋宣布要卜占亚交代的主要问题是：积极参加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向李作鹏泄露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仇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刁难、赶走叶剑英元帅，苛待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冷落、仇视张春桥；拉山头，搞宗派；捂盖子，不批林。他给卜占亚一天准备时间，要求他２４日在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交代。
华国锋请丁盛和任思忠讲话。丁盛首先说明，他和任思忠是去北京受领任务后，奉命和华国锋一起来解决卜占亚问题的。他虽然对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但从华国锋揭露的许多情况看，卜的问题确实很严重。他代表广州军区坚决拥护中央对卜占亚进行审查，支持华国锋对清查工作的领导。军区将积极配合湖南把卜占亚的问题彻底查清。他希望与会人员积极对卜占亚进行揭发批判，也希望卜占亚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任思忠在讲话时，除了表示赞同丁盛的意见外，还特别指出：“你卜占亚同志犯错误绝不是偶然的，这和你的骄傲自大是分不开的。你这个老毛病要不彻底改正，将来还要摔大跟头！”
丁、任讲的明显是应付差事的官话，二人其实有苦难言。１０月１９日，汪东兴给丁盛打电话，说是“毛主席有事和你们商量”，并随即派专机把丁盛、任思忠接到北京。刚到招待所不久，汪东兴便来了。他告诉他们：卜占亚在湖南出了问题。他交给丁、任几份揭发卜占亚的材料，要他们认真阅读。稍后，周恩来、叶剑英也来了，交代他们两人这次来京的任务，要求他们协助中央解决好卜占亚的问题。汪东兴带来的几份材料都不长。其中两份是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控告卜占亚不重视接待处的建设，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而接待处是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的，这表明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缺乏感情；另一份说，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蓉园休息时，卜占亚对老人漠不关心，很不尊重，卜的妻子、接待处副处长谭淑珍又偷看老人的笔记本，惹得老人很生气。还有一份材料，据说是从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其中提到卜占亚是他们“信得过的人”。几份材料只用个把小时便看完了。丁盛和任思忠悄悄议论：前面两份材料实在上不了大“纲”，李伟信的笔记也不难查明，对卜占亚的审查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这是否有些小题大做呢？
第二天，由华国锋出面召集丁盛、任思忠还有刚从朝鲜访问归来途经北京的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研究如何解决卜占亚的问题。 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也来参加研究。华国锋和杨大易揭发了卜占亚的一些问题。丁盛和任思忠什么也没揭发出来，只是一再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积极配合中央把卜占亚的问题早日查清。
第三天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来到丁盛、任思忠住处，说毛泽东今晚要接见他俩，稍后就会有电话通知。电话果然来了，周恩来去接。几分钟后，周恩来回来对丁、任说：“主席认为你们两个对卜占亚的态度很明确，他很高兴，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他还要我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还有没有必要接见？”
任思忠认为见一见好，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请示明确一下。丁盛却认为，“主席倾向于不再接见，我们尽量不要干扰他老人家，不接见也可以”。丁盛过去是任思忠的上级，任思忠不好再坚持自己意见，于是周恩来马上又按丁盛的意见与毛泽东通话，决定不再接见。
大局已定，周恩来便来组织落实。他把华国锋、丁盛、任思忠、杨大易召到一起宣布：对卜占亚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下一步回湖南具体解决他的问题。决定此事由华国锋牵头，丁盛、任思忠协助，共同负责领导；湖南省委负责具体工作。
丁盛首先提出：“总理，我参加领导怕不合适。”
“为什么？”
“我和他是２０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参与领导对他的审查多有不便。”
“噢！你这是要避嫌哪！”
“该避的还是避一避好。再说，我参加进去效果也未必好。”
周恩来迟疑片刻：“那丁盛同志就不参加了。任思忠同志，你可以吧？”
任说：“总理呀，我和丁盛同志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同卜占亚也是长期在一个部队工作的老上下级关系。我也不参加了吧。”
周恩来真为难了。但是两个人反映的情况不能不予重视。他终于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决定：“那就都算了吧。不过，你们两人要和华国锋同志到长沙走一趟，和省委、省军区的同志见见面，讲讲话，表示对华国锋同志的支持。中央明天就派飞机送你们回去。”
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推上被告席的卜占亚有些发懵。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他，这时才如梦方醒，感到过去太单纯了。他方寸大乱，不知道此时此地该怎样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言不由衷地表示：拥护中央对他的审查决定，他决心老老实实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
会后，任思忠对华国锋说：“卜占亚态度还不错嘛！”
华国锋顾左右而言他。
交锋
１０月２４日，吃过早饭，卜占亚刚要到会场去，接待处的一名副处长坐着汽车来了：“卜占亚，带上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跟我走！”这个过去鞍前马后整天脸上挂着笑容的接待干部，现在却毫不客气地对以往敬若神明的领导发出命令，让卜占亚百感交集。
来到会场，卜占亚惊奇地发现，到会的除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外，接待处的Ｘ科长和３个女服务员居然也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他马上有一种不祥之感。
华国锋又讲了一遍卜占亚问题的性质、重点和对他的政策以及会议开法，便要卜占亚作交代。还没容他讲完一个问题，那位Ｘ科长突然大喝一声：“不要讲了！你讲了半天，根本就没涉及要害问题！你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更不是工作中的错误，你的要害问题是投靠林彪反党集团，积极参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你到湖南来就是为林彪集团夺权的！”可是Ｘ科长却又拿不出卜占亚参加政变阴谋的事实来，于是话锋一转，举了个卜占亚“仇恨毛主席”的例子：“去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兄王老住在蓉园１号过九十大寿，你不准给老人家生暖气，差点儿把王老给冻病了，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还限制王老的行动，不准他接触群众，怕群众向王老揭发你的问题；你老婆谭淑珍也怕王老搜集整理你的罪行材料，居然偷看王老的笔记本……”
王老即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一提到这件事，卜占亚就感到窝火，气不打一处来。１９７１年冬，华国锋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布置任务：王季范要到长沙过九十大寿，省委要把他安排到蓉园，保证他住好，吃好，休息好；老人家年事己高，湖南又是他的家乡，熟人多，为了老人家的健康，对来看他的人要作必要限制，别累坏了他老人家……。卜占亚不敢怠慢，亲自布置接待处做好接待工作。王季范到长沙时，陪同的亲属有他的儿媳（即王海容之母）、孙子王启华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人还没到，取暖锅炉就烧起来了。直到老人离开长沙，暖气一天没断。因为老人怕冷，锅炉烧得旺，暖气温度高，年轻人都感到不太习惯。接待处专门安排了两名服务员服侍老人一家。饭菜由客人点，没有标准限制。晚上放专场电影，想看哪部放哪部。老人生日那天，卜占亚和省委常委于明涛、孙国治、万达等人，特到宾馆向老人祝寿，办了寿宴。谭淑珍做为接待处负责人，在现场照料。参加宴会的领导人都劝她入席，按说她也可以入席作陪，但因为是卜占亚主持宴请，她坚决不肯。开始上菜之后，她便搬个椅子坐在老人住房门内，就近观察监督。她见老人的桌上放着一本诗集，便随手拿起翻了翻（若干年后，谭淑珍气愤地说：“王海容的爷爷已经是９０岁的入了，哪里还记什么笔记！我又怎么会知道他的笔记本里有卜占亚的材料！”她还把自己的丈夫挖苦了一番：“卜占亚受审查以后，我对他说：你把王季范简直当成太上皇了，你对你爹也没这样呀！结果怎么样？好心换个驴肝肺！”）。
Ｘ科长把卜占亚揭批了一通，还没容他辩解，三个女服务员又争先恐后地接上来。她们讲的都是穿军装问题，说不让她们穿军装，要害是想把她们“一窝端”，“换上你们的人，”“把毛主席控制起来”。她们毫无顾忌得意洋洋地讲了去北京“告状”的情况。据说，是王海容出面请她们去北京的（王海容是可以直接向毛泽东进言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连飞扬跋扈的江青，对她也畏惧三分），王海容安排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卜占亚的问题，毛泽东说，“卜占亚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她们临走时，毛泽东送她们每人一部当时还是稀罕玩艺儿的半导体收音机，握着她们的手说：“回到长沙，你们把收音机音量开得大大的，向他们示一示威！”
卜占亚听几个女服务员的发言，犹如天方夜谭，将信将疑。但是，旁边坐着中央首长华国锋，他脸上并没有丝毫讶异和不快之色，卜占亚又不能不信。
当天散会之后，卜占亚便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被指定住在会场旁边的一个房间，吃饭由服务员送到房内，楼门口站有岗哨，只允许他在楼内活动。
加温
会议连续开了９天。到会的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干部都发了言，华国锋向卜占亚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讲到了。一些重点问题，反反复复被提出。不出卜占亚之所料，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交代检查，都未被认可、通过。
散会前，华国锋作总结讲话，认为卜占亚态度很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要他打掉幻想，认真思考，准备在更大的范围检查交代。
两天后，召开省委、省革委会“两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说是地、师级以上干部，却有不少“造反派”头头参加。会议开始时，又是华国锋以中央代表身份讲话，然后叫卜占亚上台交代。开会的人多了，又有“造反派”参加，这次会议的气氛、温度自然与前一个会议有很大不同。卜占亚上台讲了还不到１０分钟，便被轰了下来，稿子也被抢走。于是转入揭发批判。有几位领导干部带头。有人虽然没有掌握卜占亚多少材料，但为了表示与他划清界限，只好尽量把调门儿提高。
“两委”扩大会议开了１０天，卜占亚仍然只肯承认错误，拒不承认和交代阴谋、罪行。华国锋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召开全省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深揭狠批。
大会在军区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多人。除县团级以上干部外，到会人员中还有几年来卜占亚所到过的各大小单位的领导或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来揭发卜占亚在这些单位的“放毒罪行”。会议的开法与前两次相仿，只是“温度”更高。为了制造气氛，会场楼上楼下安了很多扩音器，不断有人抢喇叭筒，连揭带批加质问，有的还要求当场交代、表态。但是，每当卜占亚作说明、解释时，往往不等他说完，几个喇叭就同时哄起来，轰他下台。
而最令到会人员惊讶的是杨大易、张立宪的揭发。１９６９年底，在全国加强战备声中，经毛泽东批准，广州军区新组建了４个陆军师，其中的１４５师、１４６师部署在湖南。在揭批卜占亚的高潮中，大约对广州军区主要领导失去政治信任的这两位省军区首长，突然宣布这两个师是林彪准备用于政变的 “黑部队”！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有人高兴，有人气愤。１４６师师长蒋金流是个不肯吃哑巴亏的人，非要较一较真儿！他和师政委陈怀琛一合计，以师党委名义给省军区和广州军区首长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对两个师的性质加以澄清，否则他们无法保持部队的稳定。与此同时，部队也反应强烈，纷纷向省军区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位领导人又被迫承认他们讲错了话。杨大易原是著名的万岁军——３８军的一员虎将，曾在朝鲜战场狠狠教训过美国侵略军。而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他却乱了方寸。
在与会人员发言时，华国锋不时插话，引导会议方向。他在一次插话时说，林彪有一个反革命战略布局：西面的负责人是云南的雷远高（省军区政委）和贵州的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东面有江西的程世清（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北面是河南的王新（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在中间，连接东西，贯穿南北，地位最为重要；再加上北京有个韦统泰（七机部军管组组长），是林彪的“情报部长”。这是林彪进行政变阴谋的基本班底。华国锋指名道姓地点了林彪在全国东、西、北、中各处的党羽，南面是谁？也许时机未到，他打了个哑谜。但是，谁不知道湖南的南面是哪儿！
除了会上引导，华国锋更重视会外的动员组织工作。参加会议的省委、省军区领导，他都一一谈话，还把１４５师、１４６师和湖南省军区独立师的师长召到一起，讲卜占亚的问题，动员他们揭发批判。
焦点：“三专一通”
要求卜占亚交代的中心问题是参与林彪政变阴谋，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专一通” 。
“三专”即专列、专线、专人。据揭发，卜占亚早就得知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想当林彪的“开国功臣”。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０ 日，他率全省地、师级以上干部去汨罗参观，唯恐误了“大事”，为了保证能及时赶到广州，他特地下令调用一列专车，停在汨罗火车站随时待命，即所谓“专列”；在汨罗期间，他为了与林彪处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特地架设了专线电话，即所谓“专线”；与此同时，他又把自己的老婆谭淑珍先期派往广州，准备接待林彪，即所谓“专人”。
“一通”即卜占亚向李作鹏通风报信，泄露了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李作鹏又将此事火速密报林彪，引起林彪恐慌，提前发动政变，事败，仓皇驾机出逃，成为“九•一三”事件！
专案组抓住“三专一通”这个要害问题穷追不舍。只要一条能够落实，卜占亚案子就完全可以定性了。专案组在要卜占亚交代的同时，又根据揭发线索，展开调查取证。但是，卜占亚死不承认，取证工作也很让专案组泄气。
“专列”问题。专列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是省委党委办公室主任阎文超。据他提供的情况，去汨罗参观，原计划乘坐汽车。临出发前两天，卜占亚把李振军和阎文超找去商量：８月底、９月初因为接待毛泽东，接着又是将毛南巡讲话精神向干部“吹风”，致使学习班的学习时间超出计划。去汨罗参观，如乘汽车，因这段公路路况差，又要耽误半天时间，而且汽车多了容易出事，不如改乘火车，可以晚间出发，在车上睡觉，省出半天时间。阎文超认为汽车已备好，改乘火车组织准备工作也很麻烦，以不变为好。李振军没有吭声。卜占亚最后决定：“这样吧，你们把铁路局军代表找来，请他们根据情况决定，争取坐火车去。”军代表表示改乘火车无大困难。两天后，长沙铁路分局按要求挂了几节车厢，把学习班全体人员送往汨罗。在汨罗期间，卜占亚再未过问火车的事，更未指示将火车留在汨罗“待命”。此事的几位主要经办者说法一致。
“专线”问题。卜占亚的秘书叶子鸿证明：卜占亚作为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和省军区第一把手，外出到一个地方住下，为了保持与机关的顺畅联络，照例都要沟通专线电话，不需首长交代。卜占亚在汨罗期间住县武装部。出发前，叶子鸿主动通知省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张处长，要求沟通汨罗县武装部与省委、省军区的专线电话。这条专线不通北京，更不知道如何与北戴河的林彪联络。
“专人”问题。据谭淑珍本人陈述，她到广州带有很大偶然性。９月初，她们刚刚完成接待毛泽东的任务，广州军区招待处长张小军便带着两名干部，到湖南省接待处参观，学习湖南接待毛泽东的经验。其实广东的接待任务比湖南重，经验自然比湖南丰富。湖南接待处的工作人员都很想到广州看看。大约是９月１日，接待处政委王信对谭淑珍说：“老谭，你对广州熟悉，就由你带几个人去广州参观学习吧。” 谭淑珍共带了４人：Ｘ科长，九所６号楼服务员小Ｚ，还有两位厨师。他们于９月１２日夜乘火车出发。
当谭淑珍一行于１３日中午抵达广州时，丁盛已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整个军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天下午，还蒙在鼓里的谭淑珍喜孜孜地去拜访丁盛夫妇。丁盛一早便进入军区指挥所，丁妻孟文虹和Ｃ秘书在家。Ｃ秘书一见到她，便“唉”了一声：“你这时候到广州来干啥？”谭说是来参观学习的。Ｃ问：“卜政委知道你来广州吗？”谭说：“他到汨罗去了，我没告诉他。”Ｃ说：“他已经回长沙了，你也早点回去吧！”虽说彼此都是熟人，谭淑珍还是因Ｃ 秘书这番没头没脑的话而深感不快。不料，紧接着孟文虹又让她一头雾水。没有寒喧几句，孟便小声嘱咐她：“你早点回去吧，今晚哪儿也不要去！”她满腹狐疑地回到住处，和几个随行人员研究了一番，最后决定，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
９月１４日、１５日两天，张小军陪同谭淑珍等人先后参观了白云山下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新建的南湖宾馆和珠岛宾馆毛泽东、江青的住所。这中间，谭淑珍还带领她的几个部下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看了广州市容。在参观过程中，张小军悄悄告诉谭淑珍，最近战备形势紧张，军区首长都进了指挥所，以后他也可能没有时间陪她们了。１５日晚，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夫妇请谭淑珍吃饭，她就便在那里给卜占亚打了电话，卜占亚也催她赶快回去。当天夜间，谭淑珍便带着 Ｘ科长和小Ｚ 返回长沙。参观活动草草结束。两位厨师则留在珠江宾馆学习粤菜技艺，半个多月后才回长沙。
据“专人”事件的另一重要知情人、“九•一三”事件后组建的广州军区清查办公室副主任王之明说：“所谓谭淑珍来广州参加接待林彪问题，当时是个大案，我们查得也最仔细。 谭淑珍在广州一共呆了５０多个小时，经过反复排查，从头到尾，几点几分，她在哪里，干什么，都查得清清楚楚，都有人可以证明。结果什么可疑问题也没发现。她就是来广州参观学习的，时间上纯属巧合，偏偏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可是有人就是不信，非要那么说不可，你又有啥办法！”
“一通”问题。１９７１年９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称为林彪“五员大将”之一的李作鹏，陪同外宾去韶山参观，卜占亚作为地主去大托铺机场迎接。李作鹏共在长沙、韶山停留２２个小时。有人揭发，卜占亚在这段时间里，与李作鹏进行了４次密谈，向李泄露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导致林彪决定提前发动武装政变；李作鹏也向卜占亚作了“路线交底”，甚至告诉他“林副主席最近可能到广州”，叫卜“思想要有准备” 。卜占亚辩解说，专机降落后，他便以主人身份陪同外宾赶赴韶山，李作鹏乘坐另一辆车，两人根本没机会说话。下午从韶山返回长沙，李作鹏和外宾都住湖南宾馆，卜占亚把他们送进房间便告辞了。但以后有人揭发卜占亚就在这时同李作鹏进行了 “第一次密谈”。当晚举行宴会，卜占亚到李作鹏房间请他赴宴，免不了又讲些客套话。有人说这是“第二次密谈”。宴会之后又参加晚会，晚会结束时卜把李送回住处。李已相当疲劳，卜匆匆辞出。又有人说这是“第三次密谈”。次日８时左右，卜去宾馆送行，这时李己吃过早饭，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休息。卜也坐到沙发上和李闲谈，一起等候外宾。大约十多分钟，外宾来了，卜便陪他们一起去机场。有人认为这是“第四次密谈”。卜占亚说，他与李作鹏过去没在一起工作过，也没有私人交往，这次李陪外宾到湖南来，几次短暂交谈都是礼节性的，李从未向他打听毛泽东来湖南巡视情况，他又何必主动透露？
若干年后，当复查卜占亚案的专案人员向李作鹏了解卜向他“泄密”的问题时，他平静坦率地承认：他在“九•一三”前确已知道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讲的；专案人员又向刘丰调查，他说的同李作鹏一样。
“怠慢叶帅”和
“仇视春桥同志”
在大小会揭发批判中，这两条属看似一般而实际却是对定案至关重要的问题。
卜占亚过去与叶剑英没有接触，他对叶剑英的了解是抽象的。１９７０年春他刚到湖南时，叶剑英住在蓉园１号，他没有主动谒见。在批斗卜占亚时，有人说，因为叶剑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卜对他特别仇恨。有人揭发，卜刚到长沙，去蓉园洗澡时，别人问他去不去看叶剑英？他鄙夷地说：“看他干啥，不看！” 听了这条揭发，卜占亚心想，到蓉园洗澡，你又不在场，这话是怎么知道的？
又有人揭发，叶剑英离开长沙，是被卜占亚赶走的。事实是，１９７０年５月７日晚，华国锋通知卜占亚到九所４号楼开个小会，华讲，他接到汪东兴从武汉打来的电话，毛泽东明晚要来长沙，要求明天上午便把毛住的６号楼准备好。他特别提出：“汪（东兴）主任讲，听说叶帅现在住在蓉园，万一主席要到那里散步，碰见怕有不便，最好把他迁出长沙。”事情与卜占亚根本无关。更有人说，叶走时少交了２两粮票，卜还派人追讨。
卜占亚与张春桥可谓素昧平生，如果不是到湖南”支左”，也许永远和他挂不上钩。
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４日，卜占亚正在涟源钢铁厂参加现场会议。忽然省外事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张春桥将于次日陪同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湖南，外交部指定由卜占亚出面接待。卜占亚考虑会议已到最后一天，总结不能不作，而总结稿又是他自己写的，不能由别人代讲，便提议改由杨大易出面接待。省外办将他的意见上报，外交部不同意。他不甘心，要省外办再次请示。外交部终于勉强同意。
在韶山参观时，张春桥指着展览馆悬挂的油画《遵义会议》说，画面上的周恩来太突出了，“总理知道了也不会同意”，要求把这幅画撤下来。杨后来请示卜占亚该怎么办，卜稍加考虑后说：“这类事情要慎重。再说，把这幅画撤下来，一时又没有别的画补上，墙上空一大块，参观者问起来也不好解释。我看暂时先不要动。”
在批斗卜占亚时，有人说，他不肯出面陪同，是因为张春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决捍卫者”，他“仇视春桥同志”。对于不肯撤换韶山展馆的油画问题，说他是“抗拒中央首长指示”，实际上还是爱谁恨谁的问题。
类似这样的事例，虽然不是什么惊人的重大政治问题，却很能引起公愤，使会议保持浓浓的战斗气氛。
邱会作“路线交底”
１９７１年５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去韶山参观。卜占亚出面陪同。专机在大托铺机场降落后，卜占亚与邱会作和外宾稍作寒喧，便陪同黎笋乘车直奔韶山，邱会作乘另一辆车随后。中午在韶山宴请后稍事休息，邱会作召集陪同参观的杨大易和省军区副政委卢文新汇报湖南国防工业生产情况，卜占亚作陪旁听。汇报之后，又闲谈了一阵儿。邱会作和黄永胜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卜占亚的老领导，他提了个百思不解的问题：“黄总长根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为什么他也要作检查呀？”邱会作似乎没有听见，顾左右而言他。卜占亚也识时务，没有再问。当晚邱会作和外宾到长沙休息，第二天一早返回北京。有人揭发邱会作这次向卜占亚作了“路线交底”，点明了庐山会议前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要害和实质，卜占亚则表示“坚决效忠林彪一伙”。中央１２号文件写的是：在韶山，“邱与卜深夜长谈，进行密谋”。但是他们并未在韶山过夜；批斗会也没有认真追查卜占亚和邱会作究竟进行了什么“密谋”。
进京“汇报”
冬尽春来，不觉三四个月过去。对卜占亚的批斗，尽管不断加温，战果却很不理想，卜占亚对涉及“政变阴谋”的问题死不认帐。华国锋经过请示中央，决定进京解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４日，杨大易、于明涛、万达３人一起通知卜占亚：准备第二天去北京，向中央汇报他的问题。省委和省军区几乎倾巢进京，除卜占亚外，计有：华国锋、杨大易、张立宪、万达、刘善福、赵广恩、罗秋月、赵处琪、唐忠富、刘春樵、程启文、孙正乾、徐芳春、陈新，共１４人，后期又加了个张平化。
２月５日到达北京后，除华国锋在北京有家外，与会人员均住京西宾馆。卜占亚在到北京当天住的是套间。第二天，华国锋、杨大易、万达同卜占亚谈话，主要是华国锋讲，他说：“你在湖南表现很不好，什么也没交代。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现在你来到毛主席身边，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执迷不悟，继续顽抗了。你现在交代还不算晚，还算主动坦白，可以请求毛主席对你宽大处理。想赖是赖不过去的，不承认也一样可以定案！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后果！”
还没等卜占亚表态，华国锋又说：“组织上关心爱护你，怕你一时思想不通，发生‘一念之差’，你就不要一个人住一个房了。现在就请你搬个家！”
卜占亚被搬到靠北面的一间三人房：最里面睡的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徐芳春，外面是另一位副司令员孙正乾，卜占亚夹在中间。再一看：靠街窗子的把手都用粗铁丝牢牢地缠死，厕所的门把手也卸掉了。
到北京后的最初几天，主要是大家反复做卜占亚的思想工作。但是，不管众人如何开导，却始终无法使卜占亚“豁然开朗”。他把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中央首长的接见上。
第一次接见安排在京西宾馆会议楼。卜占亚心中有些莫名其状的苦涩：三年前，他正是在这里受到黄永胜等人的接见，受领去湖南“支左”任务的，那时哪里想到三年后会以获罪之身又回到这里？历史有时可真会捉弄人哪！
这次接见主要还是交代政策。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有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汪东兴、华国锋等人。主讲是叶剑英。
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
话虽不多，力重千钧。
突破
接见之后，借助中央领导讲话的威力，华国锋又连续召开会议，给卜占亚打通思想；并积极准备向中央政治局汇报。
汇报会仍在京西宾馆举行，到会的中央领导人仍是第一次接见时的阵容。省军区政委张立宪代表湖南省委和省军区，把经过整理的大小会议揭发的卜占亚几十条罪状逐一汇报，华国锋有时作些补充。听者都很认真，不时提问、插话。
卜占亚心乱如麻，不知所从。他感到自己犹如旷野之中迷向的夜行人，不知路在何方，不知如何迈步，不知脚下何处是陷阱。他偷眼环视左右，但见与会者有的脸色严峻，宛若判官；有的一脸不屑，大义凛然；也有的目光凝滞，表情木然。卜占亚明白，不论在座者心里是如何想的，在这种场所，绝不会有人为他辩护，为他开脱。就在他苦思冥想六神无主之时，张立宪已经汇报到他与李作鹏密谈问题。突然，张春桥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喝道：“卜占亚！这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卜占亚一震，张春桥从眼镜后面射出的两道凶光逼视着他，活像扑食的饿狼。两种对立的思想在他的脑子里飞快地转动：承认，还是不承认？如果承认……， 如果不承认……，现在可是必须立即作出决断的时候了。终于，他一狠心：算了！由他们去摆布吧！于是，他吐出了４个月来别人一直逼命要的一个字：“有”。
声音不大，却令全场震惊：这个顽固碉堡终于攻下来了！
一个“有”字，成了卜占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为他心中永远抹不平的创伤！十几年之后，他在同笔者谈起此事时，依然痛心疾首，悔恨不已。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政治错误！经过几个月的连续折磨，我的精神确实有些承受不住了。在关键时刻，我发生了动摇。这一念之差，造成了严重后果，产生了恶劣影响，因为这并不只是我个人荣辱得失的问题，而是牵涉范围很广的重大政治问题，甚至是关乎党的形象和历史的重大问题！”
张春桥不容卜占亚喘息，又追问一句：“你跟李作鹏都讲了些什么？
卜占亚稍作思考后说：“讲了‘三要三不要’，还讲了毛主席对付林彪集团的三种办法。”
李先念对卜占亚答话不够干脆而深感不快，他不耐烦地说：“你讲痛快一点嘛！我问你：黄永胜的问题，你讲了没有？”
“讲了。”
“卜占亚同志这次一定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彻底讲清。”叶剑英给卜占亚鼓劲。
当张立宪汇报到刻薄叶剑英问题时，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叶剑英，脸色骤变。他伸手指了指杨大易说：“杨大易！你也算个老同志了。那年毛主席叫我到湖南搞点调查研究，我尽量不麻烦你们。我在湘潭钢铁厂搞调研时，住在湘潭宾馆。那天湘潭军分区司令员陪着你到湘潭宾馆，经过我楼下。分区司令员告诉你：叶帅住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你把手一甩，说：‘不看！看他干啥，老机！’后来你们在楼下客厅里吃桃子，我都知道。你看我一下，我多不了什么；你不看我，我也少不了什么。我笑你水平如此之低！”
这段意外的插话，使会议气氛为之一变。杨大易满脸通红，很快沁出了汗珠，他结结巴巴地检讨：“我对不起叶帅，我向叶帅请罪……”。他还想作解释，张春桥打断了他的话头：“我们今天主要解决卜占亚的问题，杨大易同志的问题以后再说！”
汇报继续进行。
当汇报到拒不接待张春桥问题时，张春桥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卜占亚的面前，愤愤地挥动着右手高声叫道：“你们诬蔑我反对军队，可是真正败坏军队形象的，恰恰是你们这些人！”
当汇报到“三专”问题时，张春桥再次走到卜占亚面前，两道严厉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卜占亚，厉声道：“卜占亚！你现在要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还想不想要党籍！你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按现有材料，马上就可以给你定案！现在不是中央有求于你，而是你如何老老实实地主动交代认罪，争取中央宽大处理的问题。中央对你是仁至义尽给出路的，对大家揭发你的问题、特别是‘三专’问题，只要你老实承认，我们就解放你。我们讲话是算数的！”
“是啊，春桥同志是代表毛主席的，他说话是算数的。这次你一定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不要再有什么顾虑。”叶剑英也在一旁帮腔。
“三专”是决定卜占亚一案的核心问题，张春桥不满足于汇报的内容，他要亲自审问。
“你说，你在长沙是什么时候得到林彪要南逃广州的通知的？”
“９月１２号２４点。 ”其实这时卜占亚正在汨罗。
“是谁打来的电话？”张春桥穷追不舍。
这可把卜占亚给难住了，北京适合打电话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看来撒谎要撒得圆也不容易呢！
“你注意听！我来给你提醒一下。”张春桥拿起一个小本子，念了“黄办”几个秘书的名字。卜占亚摇了摇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
张春桥接着念军委办事组工作人员的名字。当念到宋城时，卜占亚小声说：”好像是宋城。”宋城原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处长，后调军委办事组，曾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会务工作，负责中南大组简报，所以卜占亚对他有些印象。
“你肯定是宋城吗？”
“我记得是他。”
这可是宋城料想不到的飞来横祸！下一步自然要有宋城的供词。宋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便被从办公室抓走关了起来。华国锋亲自跑到秦城监狱提审宋城。宋城当然不能承认，于是采用疲劳战术，审了他两天两夜。
再回到会场。张春桥越问越细：“你用哪部电话接的？”
“用秘书屋里的电话接的。”
“谁叫你接的？”
“秘书回家了，是公务员叫我接的。”
“是保密电话吗？”
“不，就是普通电话。”
张春桥突然抬高了声音：“你不老实！这么重要的问题，他敢用普通电话？”
卜占亚说他也弄不清为啥这样。
这时李先念插话了：“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不会光听你说的。你要老实交代。我们还要查问３９局注的。”
汇报会在高温高压下继续进行。既然要害问题都承认了，其他问题也就没必要再躲躲闪闪了，汇报中提到的问题，只要有人提问，卜占亚都一概承认。
注３９局：专司接转中央领导机关电话的内部电话局
小反复
临散会时，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对卜占亚的表现表示基本满意。但是张春桥留了一个尾巴，他说，如果卜占亚还有什么问题想个别谈谈，他们也愿意听。卜占亚表示，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散会之后，杨大易等人撺掇卜占亚说：“哎呀，你这人真傻。中央首长愿意和你个别谈谈，这样的机会上哪里找去？你怎么能放弃呢？”
经杨大易等人这样一说，卜占亚忽然产生了一种想法：自己在汇报会上承认的那些问题，都是在高压之下不得己的招供，眼前是“过关”了，以后可怎么落案呢？自己总得对历史负责呀！如果中央领导单独接见，也许可以讲讲心里话，把错误纠正过来。正好，稍后华国锋和杨大易等人又来到他房间。华国锋高兴地说：“这次进京，时间不长，你进步还挺快。原来我们还真担心你还像在湖南那样，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不过，你交代的还不彻底，以后想起什么来还可以继续交代。”
“专案组就要起草我的结案材料了，要不要我参加？”
“不必了，反正写好了还要给你看的。”华国锋说。
“春桥同志讲，中央领导同志还可以单独接见我一次，我希望能早点安排。”
“那你写个书面报告吧。”
卜占亚当即写了一个简短报告交给华国锋。华又提醒他：要给毛主席写个报告，谈谈自己对错误的认识和今后的决心。第二天，卜占亚写了一页多纸，交由华转呈。
卜占亚希望中央领导单独接见的请求，很快得到落实。出席的中央领导只比前次少了李德生。人到齐后，叶剑英先问卜占亚是否是中央委员？卜说不是。
“你为什么不是呢？”叶剑英略带神秘地说：“因为呀，林彪过去看不起你，所以你没当上中央委员。以后哪，他又看中了你，便把你安排到湖南了。”
卜占亚心想，你既然知道，还问我干啥！
“还有一件事，”又是叶剑英发问：“１９６９年你们广州军区组建了４个陆军师，是怎么回事？”
卜占亚解释说，那是根据当时的战备形势需要，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他心想，你是军委副主席，会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在叶剑英与卜占亚对答之际，张春桥一脸不快，听得很不耐烦。卜占亚看在眼里，感到事情不好，心情十分紧张。叶剑英不再提问了，他正想怎样开口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讲出米，只见张春桥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高声叫道：“卜占亚！你今天的表现太让我们失望！你今天还不如昨天，你这是倒退！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想听听你还有什么新的交代，不是听你作诡辩的！我看你根本就没有诚意，照你这样解释，连以前承认的问题也可以推掉了！”
在座的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从军内职务讲，叶剑英还是张春桥的上级，但他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也没征求任何人意见，便一挥手，喊了声：“散会！”头也不回，悻悻而去。其他人也尴尬地散去。
卜占亚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桥说愿意听他个别谈谈，是希望他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可以免除顾虑，交代出更“尖端”的问题。二人的想法是南辕北辙。
定案
３月初的一天，张立宪、于明涛、万达三人把一大本结案材料交给卜占亚，要他看过之后签字。这材料是以卜占亚个人名义写的一份检查报告，完全是由列席会议的几位“秀才”捉刀而成。卜占亚把材料拿在手里掂了掂，稍犹豫了一下，便对三人表示，他相信组织，材料不看了，现在就可以签字。他随即在材料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卜占亚对人说：“让我看纯属走过场，不要说大改不行，小改也通不过；何况这材料也不是修修改改的问题。所以，我根本不看，反倒比较主动。”
签字之后，卜占亚像是在卖身契上画完押一样，心里如同打倒了五味瓶，脑子一片空白。偏偏那位主要捉刀人Ｓ秀才这时还来调侃他，笑嘻嘻地问道：“卜政委，这回你彻底放下了包袱，心里该痛快了吧？”卜占亚一阵苦笑，比哭还难看。
“下船”
在湖南整了三个多月，卜占亚死不承认的问题，到北京只用二十多天便“彻底解决”了，按照惯例，中央领导还有一次接见。
这次接见于１９７３年３月５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政治局成员几乎全部到会，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要叶剑英先讲。于是，叶剑英又从林彪的罪行讲起，然后讲“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最后才讲到卜占亚的问题。他说：“卜占亚的罪恶很大。按照他的罪过，应该够枪毙了。但是，他认罪态度好，毛主席宽恕了他，还是给他出路。卜占亚同志，你应该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你年纪还不大嘛！”卜占亚坐在后面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低垂着头。细心的周恩来忽然发现卜占亚还戴着帽子，他站起来指了指卜占亚：“卜占亚同志，你把帽子脱掉，让大家看看你。今天来的有些同志还不认识你咧！”
卜占亚站起来脱下军帽，露出满头白发。
“哟！”周恩来有些惊讶：“你的头发怎么全白了呀？今年多大年纪了？”
“５５岁。”
“还是白得早了点。你恐怕老是戴着帽子，捂白了。” 周恩来的话既风趣，又可作多种理解，不少人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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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楔子
卜占亚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１９７０年春，他被派往湖南，接替因部队移防西北而不再担负在湖南“支左”任务的第４７军军长黎原，担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与此同时，他在军内的职务也作了相应调整，升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支左”，是毛泽东为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所采取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过，军队参加“支左”之初的表现却使毛泽东深感失望。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中，被称为“保守派”的组织，一般以出身成份好，党团员多，比较注意政策和拥护军队，而使军队产生好感，结果，绝大多数部队没有“支左”而支了“保”。“造反派”可不是好惹的，何况又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力支持，他们马上还军队以颜色。于是，全国出现了冲击军事机关的高潮。
湖南的情况尤其严重。从１９６７年初开始，随着全省党政机关的全面瘫痪，湖南省军区和它下属的十几个军分区、上百个县武装部，就成为矛盾和斗争的焦点，承受着一波接一波的猛烈冲击。到了七八月份，武斗全面升级，有的地方的“造反派”干脆进驻军事机关，并在营区任意抄家抓人。更有甚者，“造反派”竟把他们在武斗中被对立面打死的所谓“烈士”的已经发出恶臭的尸体运进营区，停放在他们认为是“支保”领导干部的床上，再强制这些领导干部跪在床边，为“烈士”守灵。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公开宣告湖南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点名批判了省军区的领导人，宣布改组湖南省军区，成立以４７军军长黎原、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和原湖南省副省长章伯钧为首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军队在湖南的“支左”任务改由驻湘的４７军负责。
４７军接手湖南的支左任务之后，认真吸取了湖南省军区的经验教训，表示坚决和“保守派”划清界限，坚定地支持“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所以，就总体而言，虽然造反派并不完全买账，４７军的日子还是比湖南省军区好过得多。
１９６８年４月８日，由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革命三结合政权”——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任革委会主任，华国锋任第一副主任。其中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绝大多数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加之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当时人们把这叫做“一派掌权”。
这就是卜占亚去湖南“支左”所要面对的现实环境。
“上船”
１９７０年３月，由于中国和苏联之间持续已久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中央军委决定将原属广州军区的第４７军调往兰州军区，加强西北防务。
广州军区党委经反复酝酿研究，决定提名卜占亚接替黎原。曾是卜占亚老上级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副政委任思忠，认为卜从部队基层干起，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又熟悉机关情况，“文化大革命”中又曾在惠阳和广州“支左”，对地方工作也不算陌生，而且他文化程度较高，正值年富力强，工作中敢说敢干敢负责。湖南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一个像卜占亚这样有能力又有魄力的领导干部，才能促进安定，打开局面。
提名报到北京，很快得到批准。３月中旬的一天，军区干部部通知在海南岛蹲点的卜占亚立即返回广州。不知底细的卜占亚面见丁盛请示任务，丁盛还对他保密：“我也说不清楚，过两天到北京去谈。”
３月１９日，北京派来一架军用专机，先到广州接上丁盛和卜占亚，飞返北京途中又在长沙降落，接上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和４７军政委刘玲、副军长韩曙。４７军军长黎原此前已去北京。抵京后，他们住进了军委京西宾馆。当晚７时，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会议楼接见他们。讲话的主要是黄永胜，他主要讲４７军的移防问题。吴法宪和李作鹏也简单讲了几句，主要说４７军是原四野部队，到兰州后要注意保持和发扬四野优良作风，为林总争光。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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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３月２０日晚，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政负责人，到场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讲话。他说，为了加强“三北”地区战备，决定４７军调往兰州军区。黎原随部队北调，但他的革委会主任职务不免，以防人事变动频繁，引起外界猜疑。黎走后由华国锋代理省革委会主任。为了不削弱省革委会领导力量，另调卜占亚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接见过程不过半个小时。
３月２１日，空军又派了一架专机，先把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刘玲、韩曙送到长沙，再把丁盛、卜占亚送回广州。
３月２７日，广州军区派值班飞机把卜占亚送去长沙。
５月８日，毛泽东抵达长沙，汪东兴要华国锋和卜占亚去车站迎接。次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接见黎原、华国锋和卜占亚。他讲了军队许多好话，特别是肯定了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说只要有了解放军，他就什么都不愁。华国锋也说，要发展湖南的大好形势，离不开解放军，他衷心欢迎卜占亚到湖南工作。
５月１０日，卜占亚收到中央关于调整湖南省领导班子的命令。此时刚好４７军移防完毕，黎原随最后一列专车离开长沙。卜占亚正式接手地方工作。从这时起到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被“揪”出来，卜占亚在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半。
风乍起
卜占亚到湖南“支左”，在各级革委会都已建立的情况下，首先要处理好与地方干部、特别是与华国锋的关系。广州军区首长一再提示卜占亚是协助华国锋工作。
湖南原来的几位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统统倒台，只有华国锋被保护过关，参加了“三结合”的“新生革命政权”。鉴于当时军队的地位，他对卜占亚格外尊重。省革委会领导开会，他常常是讲了个人意见之后再说一句“卜政委看怎么办好？”或者干脆说：“请卜政委定。”华国锋对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司令员丁盛，更是表现出极大的敬意，实际上是当作上级领导。１９７０年１１月，酝酿选举成立新省委时，华再三提议要当面征求广州军区首长对军队干部参加新省委的意见。在广州，华在刘、丁面前讲了卜占亚许多好话，并提议由卜占亚担任新的省委书记。刘兴元当即表态由华当第一书记，卜当书记，杨大易当副书记；丁盛马上附议，卜也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当第一把手，华才不再坚持他的意见。
１９７０年８月末至９月上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后，毛泽东的专列经长沙返京，在长沙停了两天。车到长沙时，华国锋和卜占亚上车谒见。后来二人便在车站附近找个地方住下，随时听候召唤。第二天，毛泽东单独召见华国锋。不久，卜占亚自汪东兴处得知，毛决定华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助手之一。但是，他在湖南的职务不免，以后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湖南，三分之一的时间跑全国。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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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大约半年之后，因为组建省接待处的事情，卜占亚终于感到，现在的华国锋已经不是过去的华国锋了。
湖南省革委会有两个高级宾馆，一称九所，专供毛泽东使用；一称蓉园，用于接待中央其他领导人。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华提出：汪东兴曾多次向他建议，将九所和蓉园合并，组成接待处，并划归军事系统。华国锋希望广州军区支持这一方案。广州军区领导实际上不赞成，但不便当场驳回，便以“需要认真研究”、“需报请军委批准”为由拖着。１９７１年４月，汪东兴经长沙去海南，看到湖南并未行动，多少有些不快，他对卜占亚说：“你们还是早些把接待处成立起来并划归军队领导为好。”卜占亚说：“对这件事我们没有不同意见，主要是要经广州军区批准。是否请汪主任也向广州军区首长讲讲？”
过了不到两个月，湖南省军区和湖南省委便接到广州军区通知：同意成立湖南省接待处，团级单位，归省军区司令部领导。省委和省军区指定省军区副司令员徐芳春负责接待处组建工作。两个宾馆共有工作人员１７０多人，经逐个摸底研究，决定将３４人改为军人。关于接待处的干部配备，经与华国锋研究，决定以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高某为处长，军队干部王信为政委，原九所接待干部高绍英和卜占亚的妻子谭淑珍为副处长。计划于８月１日建军节时正式宣布接待处成立。
谁也不曾料想，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时，却发生了一件让省委领导极为尴尬扫兴的事：７月３０日晚，一向风流成性的高某，被他老婆从一个女人的床底下拖了出来。叫这种人来负责伟大领袖的接待警卫工作，显然太不突出政治。偏偏这时华国锋不在长沙，事情又不能拖，卜占亚只好与杨大易和省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李振军等人研究，决定暂由王信兼处长。李振军把研究意见用电话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也只好同意。
两个多月之后，华国锋回到长沙。省委常委罗秋月、李振军又向华详细汇报了撤换高某的情况。华听了虽然无话可说，但心里还是老大不快。几天之后，华国锋突然向卜占亚提出：谭淑珍是卜的妻子，在接待处担任副处长也不合适，应当回避。卜听了先是一愣，然后马上表示赞同华的意见。
从此，卜占亚所熟悉的那个和和气气甚至多少有些窝囊的华国锋，已经成为历史了。
通天小人物
成立湖南省委接待处，事情并不大，却一波三折，枝节横生。在谁穿军服的问题上，又闹出乱子。
因为丁盛曾有指示，不要所有人都穿军服；卜占亚和在省委“支左”的几位军队干部也考虑，既然改为军人，就应该尽可能按军队规矩办。于是他们议定：改为军人的工作人员不宜太多，除不接近毛泽东的人一般不改之外，即使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人，个别年纪较大，已经有了小孩，文化水平又低，没有发展前途的女服务员，也不要改。因为她们级别低，按其职务只能改为战士，而战士津贴很少，势必使她们降低收入，无法养家。
卜占亚等人满以为他们既坚持了原则，又考虑到了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岂不知，他们和那些工作人员没有想到一起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人无限荣耀，军装也成了最美的服装。服务处那些决定改为军队干部的人员，个个兴高采烈，而不能改为军队干部甚至连战士也当不成的则牢骚满腹。其中意见最大的是九所的５号、６号楼的３名服务员。６号楼服务员小Ｚ、小Ｇ，都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小Ｚ年轻，穿了军装，但是只能领战士津贴；小Ｇ年纪较大，一切照旧。两人都很不满。而更不满的是５号楼的小Ｌ。她已经３０多岁，又有孩子，按她的条件要改只能享受战士待遇，无法养家，所以决定不改。５号楼是汪东兴每次来长沙的下榻之处，小Ｌ与汪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当年８月２７日，汪东兴随毛泽东南巡住进九所，小Ｌ便向汪东兴告了卜占亚等人的状。当卜占亚去６号楼看望汪东兴时，汪竟故意当着卜的面问道：“小Ｌ呀，人家都穿上军装了，你怎么没穿呀？”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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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卜占亚在一旁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也算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想法直接跟我讲嘛，干吗和一个女服务员演双簧？
汪东兴的提示并未引起卜的警觉，他没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服务处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个别人对职务安排有意见，其中最突出的是Ｘ。此人专管毛泽东的副食供应。毛泽东喜欢家乡菜肴，九所就专为他在所内划出一块副食生产区，派专人喂养鳝鱼、泥鳅、青蛙、鸽子，还修了一座冬天种菜的暖房，这些统由Ｘ负责。只要毛泽东住在北京，每隔几天，Ｘ就亲自往北京送一次副食。中南海他走得烂熟，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以至亲友，他无不熟识。Ｘ自认为他多年照顾伟大领袖生活有功，成立接待处只安排他当了科长，也是满腹怨气。
在卜占亚眼里，几个女服务员和那位Ｘ科长，都是一些小人物，闹点个人情绪又有啥了不起？谁想，没过多久，这几位小人物就给他这个大政委、大书记好好地上了一课，让他目瞪口呆，大跌眼镜。
吹风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４日，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乘专列南下巡视。
８月２７日晚，毛泽东到达长沙，汪东兴、华国锋、卜占亚三人登车迎接（汪提前半天到达，检查接待准备工作）。毛泽东却不急于下车，而是叫大家坐下，问这问那。问一阵，就是大家听毛泽东讲了。他讲了“三要三不要”；又讲要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他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个人五音不全，各唱各的，汪东兴便把随行的医生、护士都叫来，参加合唱。唱完歌后，毛泽东问那位医生：一个月多少工资？
“１１７元。”
“你这么多钱，会不会变修呀？”毛泽东很认真地问。
“不会，”医生笑着说：“还有比我钱多的呢。”
毛泽东最后好像挺高兴似地说：“今天我们开了个六级干部会议。”然后由华国锋、卜占亚陪同去九所住下。
同日，广州军区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派值班飞机把韦国清、刘兴元、丁盛送到长沙，等候毛泽东接见。他们三人，既是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也是两广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九所６号楼单独接见韦国清。
２９日，接见刘兴元、丁盛。
３０日是集体接见。被接见的有韦国清、刘兴元、丁盛、华国锋和卜占亚，汪东兴列席。毛泽东照例好似漫无边际地闲谈说笑好一阵子。他问刘兴元是哪里人，刘答是山东莒县。他笑着说：“噢，‘毋忘在莒’啊！”
毛泽东还扯起刘兴元穿的的确凉军服的衣襟，问这叫什么料子？
他又问丁盛是哪里人，参军前读过书没有？
轮到卜占亚，毛泽东说：“你的野心太大，你要占有整个亚洲呀？”他又问卜是哪里人，卜答是河北蓟县。毛泽东说：“我有个警卫员也是蓟县人。你们蓟县当年可是安禄山造反的根据地呀！”
轮到韦国清了，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哪，面善心狠。当年打奠边府，要不是你下决心，奠边府是打不来的。”
寒喧过后，转入正题。毛泽东从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讲起，说他与林彪有矛盾，“不过，林彪同志固然不对，但主要还是他的老婆不好。”“这次斗争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斗争还没有结束。”
“我有三条对付他们的办法：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回到北京我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来找我，我找他们。”
话锋一转，毛泽东又提到了黄永胜。他问刘兴元、丁盛与黄的关系如何。关系当然密切，刘兴元坦率地说：“我们还是儿女亲家咧！”毛泽东马上“将”了刘兴元、丁盛一“军”：“你们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
毛泽东还提到了叶剑英，说他在历史上有功，以后大家要尊重他。看来这也是毛泽东在解决林彪问题中的一步“棋”。
接见结束时，几个被接见者几乎同时提出：讲话精神可否在一定范围内作传达？
“不！没有传达任务。但是你们可以吹一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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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毛泽东于３１日离开长沙去南昌。汪东兴指定华国锋和卜占亚到车站送行。
９月１日，韦国清、刘兴元、丁盛、华国锋、卜占亚五人一起去韶山滴水洞，在那里住了两天，大家共同回忆几次接见时毛的讲话，由卜占亚执笔写出记录整理稿，共复写６份，五人每人一份，作为内部“吹风”的依据：另一份寄给汪东兴。
卜占亚自己承认，他对党内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他绝没想到，就在毛泽东接见他们十几天之后，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尴尬人与尴尬事
９月１３日清晨，正在汨罗的卜占亚突然接到长沙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回长沙接丁盛的保密电话。什么事这样紧急？他估计是战备方面的问题，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正在紧急备战。他不敢怠慢，急忙带上秘书叶子鸿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地方干部沈瑞庭上路。回到长沙，赶紧接通丁盛电话，对方正焦急地等着他呢！
电话那边传来丁盛高亢急促的声音：“喂！老卜吗？总理叫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他老婆和儿子，坐飞机往北面跑了！你听明白了没有？”
虽然双方用的是保密电活，但丁盛却不肯讲“那个人”的名字，因为周恩来给他打电话就是这样讲的。卜占亚脑子一时没有转过弯儿来，啊啊了几声，也不明白丁盛讲话的意思。丁盛只好重复一次， 而且在讲到“那个人”时，特别把声调加重、拖长。这回卜占亚终于明白：林彪出事了！
丁盛又交代了注意事项，主要是：密切注视形势发展，加强戒备，保持安定，防止意外。他如同下达作战命令，没有一句多余话，随即挂上电话。
一时间，卜占亚脑子里简直一锅粥！这样的剧变，这样的结局，他连想都不敢想！这真是天大的灾难，全党和国家的大不幸！卜占亚于当晚在省军区党委会议室，向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丁盛的电话，研究了加强戒备、保持局势稳定的措施。到会的每一个人都表了态；会议决定加强领导值班，立即派１个营进驻大托铺机场，停止一切飞行活动。
对广州军区而言，“九•一三”事件无疑是一场飞来横祸。广州军区的前身、当年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被称为“红四野”，是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铁军。“九•一三”之后，广州军区被公开称为林彪的“黑窝”、“老巢”一一虽然林彪从来不曾在广州军区工作过，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离开了这支部队；最终广州军区被戴上了十次路线斗争“重灾区”的紧箍咒。从此，对广州军区从机关到部队，从军区领导到一般干部，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拉网式“清查”。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切部队建设、战备工作等等，都要服从这一中心。广州军区从此元气大伤，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灾区。
尽管卜占亚自己毫不心虚泄气，却发现省委机关有些人逐渐同他疏远了，特别是接待处，有的工作人员对他居然怠搭不理的了。这种局面实在令人尴尬。
１９７２年９月的一天，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苟先学突然神色慌张地向卜占亚报告：九所５号、６号楼的三个女服务员失踪了！卜占亚吃了一惊，这事非同小可，万一出了事情，可不好向北京交代！他要苟先学立即组织力量查找。苟先学面带困惑之色说道：“我问了接待处高副处长和Ｘ科长，他们也都说不知道。可是他们却一点也不着急，我看这事儿有点奇怪！”
过了几天，苟先学又急匆匆地来找卜占亚：“哼！我们叫人家耍了。 三个女服务员上北京了！”
“她们上北京干吗？”卜占亚不解地问。
“人家到中南海告状去了！”
卜占亚听着有些玄乎：“中南海？她们能进中南海告状？向谁告状？告谁？人回来了就好。你了解一下，她们到北京到底干什么去了？有什么情况再告诉我。”
苟先学没再向卜占亚报告新情况，卜也没再追问。
摊牌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卜占亚接到通知，要他晚上到蓉园１号楼开会，却又不告诉他会议内容。奇怪，华国锋不在长沙，他是最高领导，怎么反而是别人叫他去开会？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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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没人和卜占亚打招呼，他在有意留给他的座位上刚坐下，华国锋便讲话了：“我和丁司令员、任政委受中央委托，专程来长沙解决卜占亚同志的问题。卜占亚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追随林彪反党集团，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耐心等待了他一年多时间，可他执迷不悟，始终不肯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中央不得不直接处理他的问题，最后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认清形势，丢掉幻想，老实交代，不要自绝于党和人民！”
华国锋宣布要卜占亚交代的主要问题是：积极参加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向李作鹏泄露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仇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刁难、赶走叶剑英元帅，苛待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冷落、仇视张春桥；拉山头，搞宗派；捂盖子，不批林。他给卜占亚一天准备时间，要求他２４日在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交代。
华国锋请丁盛和任思忠讲话。丁盛首先说明，他和任思忠是去北京受领任务后，奉命和华国锋一起来解决卜占亚问题的。他虽然对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但从华国锋揭露的许多情况看，卜的问题确实很严重。他代表广州军区坚决拥护中央对卜占亚进行审查，支持华国锋对清查工作的领导。军区将积极配合湖南把卜占亚的问题彻底查清。他希望与会人员积极对卜占亚进行揭发批判，也希望卜占亚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任思忠在讲话时，除了表示赞同丁盛的意见外，还特别指出：“你卜占亚同志犯错误绝不是偶然的，这和你的骄傲自大是分不开的。你这个老毛病要不彻底改正，将来还要摔大跟头！”
丁、任讲的明显是应付差事的官话，二人其实有苦难言。１０月１９日，汪东兴给丁盛打电话，说是“毛主席有事和你们商量”，并随即派专机把丁盛、任思忠接到北京。刚到招待所不久，汪东兴便来了。他告诉他们：卜占亚在湖南出了问题。他交给丁、任几份揭发卜占亚的材料，要他们认真阅读。稍后，周恩来、叶剑英也来了，交代他们两人这次来京的任务，要求他们协助中央解决好卜占亚的问题。汪东兴带来的几份材料都不长。其中两份是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控告卜占亚不重视接待处的建设，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而接待处是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的，这表明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缺乏感情；另一份说，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蓉园休息时，卜占亚对老人漠不关心，很不尊重，卜的妻子、接待处副处长谭淑珍又偷看老人的笔记本，惹得老人很生气。还有一份材料，据说是从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其中提到卜占亚是他们“信得过的人”。几份材料只用个把小时便看完了。丁盛和任思忠悄悄议论：前面两份材料实在上不了大“纲”，李伟信的笔记也不难查明，对卜占亚的审查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这是否有些小题大做呢？
第二天，由华国锋出面召集丁盛、任思忠还有刚从朝鲜访问归来途经北京的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研究如何解决卜占亚的问题。 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也来参加研究。华国锋和杨大易揭发了卜占亚的一些问题。丁盛和任思忠什么也没揭发出来，只是一再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积极配合中央把卜占亚的问题早日查清。
第三天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来到丁盛、任思忠住处，说毛泽东今晚要接见他俩，稍后就会有电话通知。电话果然来了，周恩来去接。几分钟后，周恩来回来对丁、任说：“主席认为你们两个对卜占亚的态度很明确，他很高兴，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他还要我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还有没有必要接见？”
任思忠认为见一见好，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请示明确一下。丁盛却认为，“主席倾向于不再接见，我们尽量不要干扰他老人家，不接见也可以”。丁盛过去是任思忠的上级，任思忠不好再坚持自己意见，于是周恩来马上又按丁盛的意见与毛泽东通话，决定不再接见。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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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丁盛首先提出：“总理，我参加领导怕不合适。”
“为什么？”
“我和他是２０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参与领导对他的审查多有不便。”
“噢！你这是要避嫌哪！”
“该避的还是避一避好。再说，我参加进去效果也未必好。”
周恩来迟疑片刻：“那丁盛同志就不参加了。任思忠同志，你可以吧？”
任说：“总理呀，我和丁盛同志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同卜占亚也是长期在一个部队工作的老上下级关系。我也不参加了吧。”
周恩来真为难了。但是两个人反映的情况不能不予重视。他终于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决定：“那就都算了吧。不过，你们两人要和华国锋同志到长沙走一趟，和省委、省军区的同志见见面，讲讲话，表示对华国锋同志的支持。中央明天就派飞机送你们回去。”
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推上被告席的卜占亚有些发懵。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他，这时才如梦方醒，感到过去太单纯了。他方寸大乱，不知道此时此地该怎样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言不由衷地表示：拥护中央对他的审查决定，他决心老老实实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
会后，任思忠对华国锋说：“卜占亚态度还不错嘛！”
华国锋顾左右而言他。
交锋
１０月２４日，吃过早饭，卜占亚刚要到会场去，接待处的一名副处长坐着汽车来了：“卜占亚，带上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跟我走！”这个过去鞍前马后整天脸上挂着笑容的接待干部，现在却毫不客气地对以往敬若神明的领导发出命令，让卜占亚百感交集。
来到会场，卜占亚惊奇地发现，到会的除省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外，接待处的Ｘ科长和３个女服务员居然也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他马上有一种不祥之感。
华国锋又讲了一遍卜占亚问题的性质、重点和对他的政策以及会议开法，便要卜占亚作交代。还没容他讲完一个问题，那位Ｘ科长突然大喝一声：“不要讲了！你讲了半天，根本就没涉及要害问题！你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更不是工作中的错误，你的要害问题是投靠林彪反党集团，积极参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你到湖南来就是为林彪集团夺权的！”可是Ｘ科长却又拿不出卜占亚参加政变阴谋的事实来，于是话锋一转，举了个卜占亚“仇恨毛主席”的例子：“去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兄王老住在蓉园１号过九十大寿，你不准给老人家生暖气，差点儿把王老给冻病了，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还限制王老的行动，不准他接触群众，怕群众向王老揭发你的问题；你老婆谭淑珍也怕王老搜集整理你的罪行材料，居然偷看王老的笔记本……”
王老即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一提到这件事，卜占亚就感到窝火，气不打一处来。１９７１年冬，华国锋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布置任务：王季范要到长沙过九十大寿，省委要把他安排到蓉园，保证他住好，吃好，休息好；老人家年事己高，湖南又是他的家乡，熟人多，为了老人家的健康，对来看他的人要作必要限制，别累坏了他老人家……。卜占亚不敢怠慢，亲自布置接待处做好接待工作。王季范到长沙时，陪同的亲属有他的儿媳（即王海容之母）、孙子王启华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人还没到，取暖锅炉就烧起来了。直到老人离开长沙，暖气一天没断。因为老人怕冷，锅炉烧得旺，暖气温度高，年轻人都感到不太习惯。接待处专门安排了两名服务员服侍老人一家。饭菜由客人点，没有标准限制。晚上放专场电影，想看哪部放哪部。老人生日那天，卜占亚和省委常委于明涛、孙国治、万达等人，特到宾馆向老人祝寿，办了寿宴。谭淑珍做为接待处负责人，在现场照料。参加宴会的领导人都劝她入席，按说她也可以入席作陪，但因为是卜占亚主持宴请，她坚决不肯。开始上菜之后，她便搬个椅子坐在老人住房门内，就近观察监督。她见老人的桌上放着一本诗集，便随手拿起翻了翻（若干年后，谭淑珍气愤地说：“王海容的爷爷已经是９０岁的入了，哪里还记什么笔记！我又怎么会知道他的笔记本里有卜占亚的材料！”她还把自己的丈夫挖苦了一番：“卜占亚受审查以后，我对他说：你把王季范简直当成太上皇了，你对你爹也没这样呀！结果怎么样？好心换个驴肝肺！”）。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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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卜占亚听几个女服务员的发言，犹如天方夜谭，将信将疑。但是，旁边坐着中央首长华国锋，他脸上并没有丝毫讶异和不快之色，卜占亚又不能不信。
当天散会之后，卜占亚便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被指定住在会场旁边的一个房间，吃饭由服务员送到房内，楼门口站有岗哨，只允许他在楼内活动。
加温
会议连续开了９天。到会的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干部都发了言，华国锋向卜占亚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讲到了。一些重点问题，反反复复被提出。不出卜占亚之所料，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交代检查，都未被认可、通过。
散会前，华国锋作总结讲话，认为卜占亚态度很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要他打掉幻想，认真思考，准备在更大的范围检查交代。
两天后，召开省委、省革委会“两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说是地、师级以上干部，却有不少“造反派”头头参加。会议开始时，又是华国锋以中央代表身份讲话，然后叫卜占亚上台交代。开会的人多了，又有“造反派”参加，这次会议的气氛、温度自然与前一个会议有很大不同。卜占亚上台讲了还不到１０分钟，便被轰了下来，稿子也被抢走。于是转入揭发批判。有几位领导干部带头。有人虽然没有掌握卜占亚多少材料，但为了表示与他划清界限，只好尽量把调门儿提高。
“两委”扩大会议开了１０天，卜占亚仍然只肯承认错误，拒不承认和交代阴谋、罪行。华国锋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召开全省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深揭狠批。
大会在军区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多人。除县团级以上干部外，到会人员中还有几年来卜占亚所到过的各大小单位的领导或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来揭发卜占亚在这些单位的“放毒罪行”。会议的开法与前两次相仿，只是“温度”更高。为了制造气氛，会场楼上楼下安了很多扩音器，不断有人抢喇叭筒，连揭带批加质问，有的还要求当场交代、表态。但是，每当卜占亚作说明、解释时，往往不等他说完，几个喇叭就同时哄起来，轰他下台。
而最令到会人员惊讶的是杨大易、张立宪的揭发。１９６９年底，在全国加强战备声中，经毛泽东批准，广州军区新组建了４个陆军师，其中的１４５师、１４６师部署在湖南。在揭批卜占亚的高潮中，大约对广州军区主要领导失去政治信任的这两位省军区首长，突然宣布这两个师是林彪准备用于政变的 “黑部队”！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有人高兴，有人气愤。１４６师师长蒋金流是个不肯吃哑巴亏的人，非要较一较真儿！他和师政委陈怀琛一合计，以师党委名义给省军区和广州军区首长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对两个师的性质加以澄清，否则他们无法保持部队的稳定。与此同时，部队也反应强烈，纷纷向省军区提出质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位领导人又被迫承认他们讲错了话。杨大易原是著名的万岁军——３８军的一员虎将，曾在朝鲜战场狠狠教训过美国侵略军。而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他却乱了方寸。
在与会人员发言时，华国锋不时插话，引导会议方向。他在一次插话时说，林彪有一个反革命战略布局：西面的负责人是云南的雷远高（省军区政委）和贵州的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东面有江西的程世清（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北面是河南的王新（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在中间，连接东西，贯穿南北，地位最为重要；再加上北京有个韦统泰（七机部军管组组长），是林彪的“情报部长”。这是林彪进行政变阴谋的基本班底。华国锋指名道姓地点了林彪在全国东、西、北、中各处的党羽，南面是谁？也许时机未到，他打了个哑谜。但是，谁不知道湖南的南面是哪儿！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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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焦点：“三专一通”
要求卜占亚交代的中心问题是参与林彪政变阴谋，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专一通” 。
“三专”即专列、专线、专人。据揭发，卜占亚早就得知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想当林彪的“开国功臣”。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０ 日，他率全省地、师级以上干部去汨罗参观，唯恐误了“大事”，为了保证能及时赶到广州，他特地下令调用一列专车，停在汨罗火车站随时待命，即所谓“专列”；在汨罗期间，他为了与林彪处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特地架设了专线电话，即所谓“专线”；与此同时，他又把自己的老婆谭淑珍先期派往广州，准备接待林彪，即所谓“专人”。
“一通”即卜占亚向李作鹏通风报信，泄露了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李作鹏又将此事火速密报林彪，引起林彪恐慌，提前发动政变，事败，仓皇驾机出逃，成为“九•一三”事件！
专案组抓住“三专一通”这个要害问题穷追不舍。只要一条能够落实，卜占亚案子就完全可以定性了。专案组在要卜占亚交代的同时，又根据揭发线索，展开调查取证。但是，卜占亚死不承认，取证工作也很让专案组泄气。
“专列”问题。专列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是省委党委办公室主任阎文超。据他提供的情况，去汨罗参观，原计划乘坐汽车。临出发前两天，卜占亚把李振军和阎文超找去商量：８月底、９月初因为接待毛泽东，接着又是将毛南巡讲话精神向干部“吹风”，致使学习班的学习时间超出计划。去汨罗参观，如乘汽车，因这段公路路况差，又要耽误半天时间，而且汽车多了容易出事，不如改乘火车，可以晚间出发，在车上睡觉，省出半天时间。阎文超认为汽车已备好，改乘火车组织准备工作也很麻烦，以不变为好。李振军没有吭声。卜占亚最后决定：“这样吧，你们把铁路局军代表找来，请他们根据情况决定，争取坐火车去。”军代表表示改乘火车无大困难。两天后，长沙铁路分局按要求挂了几节车厢，把学习班全体人员送往汨罗。在汨罗期间，卜占亚再未过问火车的事，更未指示将火车留在汨罗“待命”。此事的几位主要经办者说法一致。
“专线”问题。卜占亚的秘书叶子鸿证明：卜占亚作为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和省军区第一把手，外出到一个地方住下，为了保持与机关的顺畅联络，照例都要沟通专线电话，不需首长交代。卜占亚在汨罗期间住县武装部。出发前，叶子鸿主动通知省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张处长，要求沟通汨罗县武装部与省委、省军区的专线电话。这条专线不通北京，更不知道如何与北戴河的林彪联络。
“专人”问题。据谭淑珍本人陈述，她到广州带有很大偶然性。９月初，她们刚刚完成接待毛泽东的任务，广州军区招待处长张小军便带着两名干部，到湖南省接待处参观，学习湖南接待毛泽东的经验。其实广东的接待任务比湖南重，经验自然比湖南丰富。湖南接待处的工作人员都很想到广州看看。大约是９月１日，接待处政委王信对谭淑珍说：“老谭，你对广州熟悉，就由你带几个人去广州参观学习吧。” 谭淑珍共带了４人：Ｘ科长，九所６号楼服务员小Ｚ，还有两位厨师。他们于９月１２日夜乘火车出发。
当谭淑珍一行于１３日中午抵达广州时，丁盛已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整个军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天下午，还蒙在鼓里的谭淑珍喜孜孜地去拜访丁盛夫妇。丁盛一早便进入军区指挥所，丁妻孟文虹和Ｃ秘书在家。Ｃ秘书一见到她，便“唉”了一声：“你这时候到广州来干啥？”谭说是来参观学习的。Ｃ问：“卜政委知道你来广州吗？”谭说：“他到汨罗去了，我没告诉他。”Ｃ说：“他已经回长沙了，你也早点回去吧！”虽说彼此都是熟人，谭淑珍还是因Ｃ 秘书这番没头没脑的话而深感不快。不料，紧接着孟文虹又让她一头雾水。没有寒喧几句，孟便小声嘱咐她：“你早点回去吧，今晚哪儿也不要去！”她满腹狐疑地回到住处，和几个随行人员研究了一番，最后决定，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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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据“专人”事件的另一重要知情人、“九•一三”事件后组建的广州军区清查办公室副主任王之明说：“所谓谭淑珍来广州参加接待林彪问题，当时是个大案，我们查得也最仔细。 谭淑珍在广州一共呆了５０多个小时，经过反复排查，从头到尾，几点几分，她在哪里，干什么，都查得清清楚楚，都有人可以证明。结果什么可疑问题也没发现。她就是来广州参观学习的，时间上纯属巧合，偏偏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可是有人就是不信，非要那么说不可，你又有啥办法！”
“一通”问题。１９７１年９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称为林彪“五员大将”之一的李作鹏，陪同外宾去韶山参观，卜占亚作为地主去大托铺机场迎接。李作鹏共在长沙、韶山停留２２个小时。有人揭发，卜占亚在这段时间里，与李作鹏进行了４次密谈，向李泄露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导致林彪决定提前发动武装政变；李作鹏也向卜占亚作了“路线交底”，甚至告诉他“林副主席最近可能到广州”，叫卜“思想要有准备” 。卜占亚辩解说，专机降落后，他便以主人身份陪同外宾赶赴韶山，李作鹏乘坐另一辆车，两人根本没机会说话。下午从韶山返回长沙，李作鹏和外宾都住湖南宾馆，卜占亚把他们送进房间便告辞了。但以后有人揭发卜占亚就在这时同李作鹏进行了 “第一次密谈”。当晚举行宴会，卜占亚到李作鹏房间请他赴宴，免不了又讲些客套话。有人说这是“第二次密谈”。宴会之后又参加晚会，晚会结束时卜把李送回住处。李已相当疲劳，卜匆匆辞出。又有人说这是“第三次密谈”。次日８时左右，卜去宾馆送行，这时李己吃过早饭，正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休息。卜也坐到沙发上和李闲谈，一起等候外宾。大约十多分钟，外宾来了，卜便陪他们一起去机场。有人认为这是“第四次密谈”。卜占亚说，他与李作鹏过去没在一起工作过，也没有私人交往，这次李陪外宾到湖南来，几次短暂交谈都是礼节性的，李从未向他打听毛泽东来湖南巡视情况，他又何必主动透露？
若干年后，当复查卜占亚案的专案人员向李作鹏了解卜向他“泄密”的问题时，他平静坦率地承认：他在“九•一三”前确已知道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讲的；专案人员又向刘丰调查，他说的同李作鹏一样。
“怠慢叶帅”和
“仇视春桥同志”
在大小会揭发批判中，这两条属看似一般而实际却是对定案至关重要的问题。
卜占亚过去与叶剑英没有接触，他对叶剑英的了解是抽象的。１９７０年春他刚到湖南时，叶剑英住在蓉园１号，他没有主动谒见。在批斗卜占亚时，有人说，因为叶剑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卜对他特别仇恨。有人揭发，卜刚到长沙，去蓉园洗澡时，别人问他去不去看叶剑英？他鄙夷地说：“看他干啥，不看！” 听了这条揭发，卜占亚心想，到蓉园洗澡，你又不在场，这话是怎么知道的？
又有人揭发，叶剑英离开长沙，是被卜占亚赶走的。事实是，１９７０年５月７日晚，华国锋通知卜占亚到九所４号楼开个小会，华讲，他接到汪东兴从武汉打来的电话，毛泽东明晚要来长沙，要求明天上午便把毛住的６号楼准备好。他特别提出：“汪（东兴）主任讲，听说叶帅现在住在蓉园，万一主席要到那里散步，碰见怕有不便，最好把他迁出长沙。”事情与卜占亚根本无关。更有人说，叶走时少交了２两粮票，卜还派人追讨。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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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４日，卜占亚正在涟源钢铁厂参加现场会议。忽然省外事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张春桥将于次日陪同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湖南，外交部指定由卜占亚出面接待。卜占亚考虑会议已到最后一天，总结不能不作，而总结稿又是他自己写的，不能由别人代讲，便提议改由杨大易出面接待。省外办将他的意见上报，外交部不同意。他不甘心，要省外办再次请示。外交部终于勉强同意。
在韶山参观时，张春桥指着展览馆悬挂的油画《遵义会议》说，画面上的周恩来太突出了，“总理知道了也不会同意”，要求把这幅画撤下来。杨后来请示卜占亚该怎么办，卜稍加考虑后说：“这类事情要慎重。再说，把这幅画撤下来，一时又没有别的画补上，墙上空一大块，参观者问起来也不好解释。我看暂时先不要动。”
在批斗卜占亚时，有人说，他不肯出面陪同，是因为张春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决捍卫者”，他“仇视春桥同志”。对于不肯撤换韶山展馆的油画问题，说他是“抗拒中央首长指示”，实际上还是爱谁恨谁的问题。
类似这样的事例，虽然不是什么惊人的重大政治问题，却很能引起公愤，使会议保持浓浓的战斗气氛。
邱会作“路线交底”
１９７１年５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去韶山参观。卜占亚出面陪同。专机在大托铺机场降落后，卜占亚与邱会作和外宾稍作寒喧，便陪同黎笋乘车直奔韶山，邱会作乘另一辆车随后。中午在韶山宴请后稍事休息，邱会作召集陪同参观的杨大易和省军区副政委卢文新汇报湖南国防工业生产情况，卜占亚作陪旁听。汇报之后，又闲谈了一阵儿。邱会作和黄永胜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卜占亚的老领导，他提了个百思不解的问题：“黄总长根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为什么他也要作检查呀？”邱会作似乎没有听见，顾左右而言他。卜占亚也识时务，没有再问。当晚邱会作和外宾到长沙休息，第二天一早返回北京。有人揭发邱会作这次向卜占亚作了“路线交底”，点明了庐山会议前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要害和实质，卜占亚则表示“坚决效忠林彪一伙”。中央１２号文件写的是：在韶山，“邱与卜深夜长谈，进行密谋”。但是他们并未在韶山过夜；批斗会也没有认真追查卜占亚和邱会作究竟进行了什么“密谋”。
进京“汇报”
冬尽春来，不觉三四个月过去。对卜占亚的批斗，尽管不断加温，战果却很不理想，卜占亚对涉及“政变阴谋”的问题死不认帐。华国锋经过请示中央，决定进京解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４日，杨大易、于明涛、万达３人一起通知卜占亚：准备第二天去北京，向中央汇报他的问题。省委和省军区几乎倾巢进京，除卜占亚外，计有：华国锋、杨大易、张立宪、万达、刘善福、赵广恩、罗秋月、赵处琪、唐忠富、刘春樵、程启文、孙正乾、徐芳春、陈新，共１４人，后期又加了个张平化。
２月５日到达北京后，除华国锋在北京有家外，与会人员均住京西宾馆。卜占亚在到北京当天住的是套间。第二天，华国锋、杨大易、万达同卜占亚谈话，主要是华国锋讲，他说：“你在湖南表现很不好，什么也没交代。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现在你来到毛主席身边，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执迷不悟，继续顽抗了。你现在交代还不算晚，还算主动坦白，可以请求毛主席对你宽大处理。想赖是赖不过去的，不承认也一样可以定案！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后果！”
还没等卜占亚表态，华国锋又说：“组织上关心爱护你，怕你一时思想不通，发生‘一念之差’，你就不要一个人住一个房了。现在就请你搬个家！”
卜占亚被搬到靠北面的一间三人房：最里面睡的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徐芳春，外面是另一位副司令员孙正乾，卜占亚夹在中间。再一看：靠街窗子的把手都用粗铁丝牢牢地缠死，厕所的门把手也卸掉了。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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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第一次接见安排在京西宾馆会议楼。卜占亚心中有些莫名其状的苦涩：三年前，他正是在这里受到黄永胜等人的接见，受领去湖南“支左”任务的，那时哪里想到三年后会以获罪之身又回到这里？历史有时可真会捉弄人哪！
这次接见主要还是交代政策。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有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汪东兴、华国锋等人。主讲是叶剑英。
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
话虽不多，力重千钧。
突破
接见之后，借助中央领导讲话的威力，华国锋又连续召开会议，给卜占亚打通思想；并积极准备向中央政治局汇报。
汇报会仍在京西宾馆举行，到会的中央领导人仍是第一次接见时的阵容。省军区政委张立宪代表湖南省委和省军区，把经过整理的大小会议揭发的卜占亚几十条罪状逐一汇报，华国锋有时作些补充。听者都很认真，不时提问、插话。
卜占亚心乱如麻，不知所从。他感到自己犹如旷野之中迷向的夜行人，不知路在何方，不知如何迈步，不知脚下何处是陷阱。他偷眼环视左右，但见与会者有的脸色严峻，宛若判官；有的一脸不屑，大义凛然；也有的目光凝滞，表情木然。卜占亚明白，不论在座者心里是如何想的，在这种场所，绝不会有人为他辩护，为他开脱。就在他苦思冥想六神无主之时，张立宪已经汇报到他与李作鹏密谈问题。突然，张春桥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喝道：“卜占亚！这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卜占亚一震，张春桥从眼镜后面射出的两道凶光逼视着他，活像扑食的饿狼。两种对立的思想在他的脑子里飞快地转动：承认，还是不承认？如果承认……， 如果不承认……，现在可是必须立即作出决断的时候了。终于，他一狠心：算了！由他们去摆布吧！于是，他吐出了４个月来别人一直逼命要的一个字：“有”。
声音不大，却令全场震惊：这个顽固碉堡终于攻下来了！
一个“有”字，成了卜占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为他心中永远抹不平的创伤！十几年之后，他在同笔者谈起此事时，依然痛心疾首，悔恨不已。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政治错误！经过几个月的连续折磨，我的精神确实有些承受不住了。在关键时刻，我发生了动摇。这一念之差，造成了严重后果，产生了恶劣影响，因为这并不只是我个人荣辱得失的问题，而是牵涉范围很广的重大政治问题，甚至是关乎党的形象和历史的重大问题！”
张春桥不容卜占亚喘息，又追问一句：“你跟李作鹏都讲了些什么？
卜占亚稍作思考后说：“讲了‘三要三不要’，还讲了毛主席对付林彪集团的三种办法。”
李先念对卜占亚答话不够干脆而深感不快，他不耐烦地说：“你讲痛快一点嘛！我问你：黄永胜的问题，你讲了没有？”
“讲了。”
“卜占亚同志这次一定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彻底讲清。”叶剑英给卜占亚鼓劲。
当张立宪汇报到刻薄叶剑英问题时，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叶剑英，脸色骤变。他伸手指了指杨大易说：“杨大易！你也算个老同志了。那年毛主席叫我到湖南搞点调查研究，我尽量不麻烦你们。我在湘潭钢铁厂搞调研时，住在湘潭宾馆。那天湘潭军分区司令员陪着你到湘潭宾馆，经过我楼下。分区司令员告诉你：叶帅住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你把手一甩，说：‘不看！看他干啥，老机！’后来你们在楼下客厅里吃桃子，我都知道。你看我一下，我多不了什么；你不看我，我也少不了什么。我笑你水平如此之低！”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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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汇报继续进行。
当汇报到拒不接待张春桥问题时，张春桥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卜占亚的面前，愤愤地挥动着右手高声叫道：“你们诬蔑我反对军队，可是真正败坏军队形象的，恰恰是你们这些人！”
当汇报到“三专”问题时，张春桥再次走到卜占亚面前，两道严厉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卜占亚，厉声道：“卜占亚！你现在要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还想不想要党籍！你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按现有材料，马上就可以给你定案！现在不是中央有求于你，而是你如何老老实实地主动交代认罪，争取中央宽大处理的问题。中央对你是仁至义尽给出路的，对大家揭发你的问题、特别是‘三专’问题，只要你老实承认，我们就解放你。我们讲话是算数的！”
“是啊，春桥同志是代表毛主席的，他说话是算数的。这次你一定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不要再有什么顾虑。”叶剑英也在一旁帮腔。
“三专”是决定卜占亚一案的核心问题，张春桥不满足于汇报的内容，他要亲自审问。
“你说，你在长沙是什么时候得到林彪要南逃广州的通知的？”
“９月１２号２４点。 ”其实这时卜占亚正在汨罗。
“是谁打来的电话？”张春桥穷追不舍。
这可把卜占亚给难住了，北京适合打电话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看来撒谎要撒得圆也不容易呢！
“你注意听！我来给你提醒一下。”张春桥拿起一个小本子，念了“黄办”几个秘书的名字。卜占亚摇了摇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
张春桥接着念军委办事组工作人员的名字。当念到宋城时，卜占亚小声说：”好像是宋城。”宋城原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处长，后调军委办事组，曾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会务工作，负责中南大组简报，所以卜占亚对他有些印象。
“你肯定是宋城吗？”
“我记得是他。”
这可是宋城料想不到的飞来横祸！下一步自然要有宋城的供词。宋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便被从办公室抓走关了起来。华国锋亲自跑到秦城监狱提审宋城。宋城当然不能承认，于是采用疲劳战术，审了他两天两夜。
再回到会场。张春桥越问越细：“你用哪部电话接的？”
“用秘书屋里的电话接的。”
“谁叫你接的？”
“秘书回家了，是公务员叫我接的。”
“是保密电话吗？”
“不，就是普通电话。”
张春桥突然抬高了声音：“你不老实！这么重要的问题，他敢用普通电话？”
卜占亚说他也弄不清为啥这样。
这时李先念插话了：“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不会光听你说的。你要老实交代。我们还要查问３９局注的。”
汇报会在高温高压下继续进行。既然要害问题都承认了，其他问题也就没必要再躲躲闪闪了，汇报中提到的问题，只要有人提问，卜占亚都一概承认。
注３９局：专司接转中央领导机关电话的内部电话局
小反复
临散会时，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对卜占亚的表现表示基本满意。但是张春桥留了一个尾巴，他说，如果卜占亚还有什么问题想个别谈谈，他们也愿意听。卜占亚表示，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散会之后，杨大易等人撺掇卜占亚说：“哎呀，你这人真傻。中央首长愿意和你个别谈谈，这样的机会上哪里找去？你怎么能放弃呢？”
经杨大易等人这样一说，卜占亚忽然产生了一种想法：自己在汇报会上承认的那些问题，都是在高压之下不得己的招供，眼前是“过关”了，以后可怎么落案呢？自己总得对历史负责呀！如果中央领导单独接见，也许可以讲讲心里话，把错误纠正过来。正好，稍后华国锋和杨大易等人又来到他房间。华国锋高兴地说：“这次进京，时间不长，你进步还挺快。原来我们还真担心你还像在湖南那样，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不过，你交代的还不彻底，以后想起什么来还可以继续交代。”
- 2005-12-2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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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不必了，反正写好了还要给你看的。”华国锋说。
“春桥同志讲，中央领导同志还可以单独接见我一次，我希望能早点安排。”
“那你写个书面报告吧。”
卜占亚当即写了一个简短报告交给华国锋。华又提醒他：要给毛主席写个报告，谈谈自己对错误的认识和今后的决心。第二天，卜占亚写了一页多纸，交由华转呈。
卜占亚希望中央领导单独接见的请求，很快得到落实。出席的中央领导只比前次少了李德生。人到齐后，叶剑英先问卜占亚是否是中央委员？卜说不是。
“你为什么不是呢？”叶剑英略带神秘地说：“因为呀，林彪过去看不起你，所以你没当上中央委员。以后哪，他又看中了你，便把你安排到湖南了。”
卜占亚心想，你既然知道，还问我干啥！
“还有一件事，”又是叶剑英发问：“１９６９年你们广州军区组建了４个陆军师，是怎么回事？”
卜占亚解释说，那是根据当时的战备形势需要，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他心想，你是军委副主席，会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在叶剑英与卜占亚对答之际，张春桥一脸不快，听得很不耐烦。卜占亚看在眼里，感到事情不好，心情十分紧张。叶剑英不再提问了，他正想怎样开口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讲出米，只见张春桥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高声叫道：“卜占亚！你今天的表现太让我们失望！你今天还不如昨天，你这是倒退！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想听听你还有什么新的交代，不是听你作诡辩的！我看你根本就没有诚意，照你这样解释，连以前承认的问题也可以推掉了！”
在座的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从军内职务讲，叶剑英还是张春桥的上级，但他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也没征求任何人意见，便一挥手，喊了声：“散会！”头也不回，悻悻而去。其他人也尴尬地散去。
卜占亚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张春桥说愿意听他个别谈谈，是希望他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可以免除顾虑，交代出更“尖端”的问题。二人的想法是南辕北辙。
定案
３月初的一天，张立宪、于明涛、万达三人把一大本结案材料交给卜占亚，要他看过之后签字。这材料是以卜占亚个人名义写的一份检查报告，完全是由列席会议的几位“秀才”捉刀而成。卜占亚把材料拿在手里掂了掂，稍犹豫了一下，便对三人表示，他相信组织，材料不看了，现在就可以签字。他随即在材料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卜占亚对人说：“让我看纯属走过场，不要说大改不行，小改也通不过；何况这材料也不是修修改改的问题。所以，我根本不看，反倒比较主动。”
签字之后，卜占亚像是在卖身契上画完押一样，心里如同打倒了五味瓶，脑子一片空白。偏偏那位主要捉刀人Ｓ秀才这时还来调侃他，笑嘻嘻地问道：“卜政委，这回你彻底放下了包袱，心里该痛快了吧？”卜占亚一阵苦笑，比哭还难看。
“下船”
在湖南整了三个多月，卜占亚死不承认的问题，到北京只用二十多天便“彻底解决”了，按照惯例，中央领导还有一次接见。
这次接见于１９７３年３月５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政治局成员几乎全部到会，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要叶剑英先讲。于是，叶剑英又从林彪的罪行讲起，然后讲“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最后才讲到卜占亚的问题。他说：“卜占亚的罪恶很大。按照他的罪过，应该够枪毙了。但是，他认罪态度好，毛主席宽恕了他，还是给他出路。卜占亚同志，你应该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你年纪还不大嘛！”卜占亚坐在后面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低垂着头。细心的周恩来忽然发现卜占亚还戴着帽子，他站起来指了指卜占亚：“卜占亚同志，你把帽子脱掉，让大家看看你。今天来的有些同志还不认识你咧！”
卜占亚站起来脱下军帽，露出满头白发。
“哟！”周恩来有些惊讶：“你的头发怎么全白了呀？今年多大年纪了？”
“５５岁。”
“还是白得早了点。你恐怕老是戴着帽子，捂白了。” 周恩来的话既风趣，又可作多种理解，不少人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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