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北沙源地投1.3亿治沙无效 一边防沙一边开矿

戴口罩人头：2010年3月31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店子镇，村庄里生病的老人戴着口罩在村中慢走，白色的口罩上留着黄色沙土的痕迹。摄影/本报记者 王申

3月31日，兴和县芦尾沟村因开采铁矿造成山体沙化。

3月31日，兴和县芦尾沟村，大型机械在开挖铁矿石。

4月3日，兴和县大库联镇沙化的耕地上“躺”着十字架。

■ 核心提示

今年3月，京城又现强烈沙尘暴，19日至21日，滚滚黄沙蔓延至江南北部，甚至影响台湾。而4月到5月仍将会出现6到9次的沙尘天气。

中国北部，横陈着大批沙漠，从西面新疆到中部的内蒙古阿拉善到更远处的蒙古国西部，都被大批沙源地覆盖。

沙源地究竟是何生态面貌？该如何治理沙源地？本报记者带着疑问，深入离京最近的沙源地——内蒙古的兴和县和正蓝旗巴音胡舒村，探寻答案。

兴和县被列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重点旗县。至今国家投入1.3亿，但当地荒漠化依旧严重。记者发现当地在防沙同时，还在大规模采矿，导致植被严重破坏，土地沙化。于是，兴和县陷入一个“防沙”与“滥采”的生存悖论。

而正蓝旗巴音胡舒村传来的消息给治沙带来一丝光亮。该村因为过度放牧形成沙地，如今提倡“人退沙退”，效果更好。

1.3亿难治小县沙尘

本报记者 褚朝新/内蒙古报道

兴和县沙患，由来已久。它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重点旗县。

该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东距北京240公里。从地理上，兴和县紧邻北京，是内蒙古乃至整个西部地区距离北京最近的县。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兴和县的环境关系到整个京津冀地区的平衡。

“纳入国家项目后，国家财政每年拨给兴和治沙的资金近2000万元，下达的治理任务约6万亩。”副县长李海介绍，至今国家已投资约1.3个亿用于兴和治沙。

但治沙同时，兴和县还在进行大规模的矿产开发，致使植被严重破坏，土地沙化。县林业局长常兴表示，草地被矿企破坏后，至少要六七年才能恢复。

开矿导致风沙漫卷

开矿后，沙土弃于河道成为沙源；县林业局局长常兴承认，采矿与风沙有关

兴和县店子镇芦尾沟村的山风阴冷，并夹杂着黄沙往人鼻孔、眼睛和耳朵里钻。在当地，许多村民认为兴和县沙患更多的是来自大肆开矿。

70岁的村民赵悦回忆，当地曾水草丰茂，长满一米多高的野芦草，故名“芦尾沟”。如今，一刮风，屋里就全是土，村民们不敢出门。

当了35年小学教师的赵锐对记者说，采矿挖山破坏了植被，矿被选走了，沙被扔到了河道里。下大雨，沙就被冲到了耕地里，刮风就继续往外蔓延。

4月3日，记者探访该县北部被定性为风蚀沙化区的大库联镇。

下午5时许，该镇乔家村村民乔友赶着3只羊出了村子。风挟着沙子扑面而来，人和羊都停了下来。

乔友说，今年和去年同为大旱，但今年春天风沙要比去年大许多。但其中原因，乔友也不得而知。

在采访中，针对为何去年风沙小今年风沙大，兴和县多名官员都强调了同样一个现实：

2008年奥运会前夕，为了控制沙尘进京，兴和县强力全面关停了所有的矿企，“不管有证没证”。2009年，市场不景气，矿企无钱可赚自动关门。2010年，随着各种矿产品价格回升，兴和县各类矿企陆续复产。

兴和县林业局局长常兴认为，采矿与风沙肯定有关系，但兴和的风沙有多少来自采矿无法定量。

石墨矿逼走11个村

该矿废弃的黄沙堵塞河道破坏农田造成重大环境破坏；目前已有157户村民因该矿搬迁

兴和县南部，店子镇黄土窑村外的石墨矿，改变了董万选的人生。

4月初的阳光，静静地散落在山坡上。坡下，朱家营河已开始解冻，因为河道被矿渣堵塞，白花花的冰块融化后只能在一条一米多宽的狭沟里流淌。

67岁的董万选说，石墨矿在日本人占领兴和后就开始采了。此后，经历了资本家、公私联营、国有经营，后来承包给了私人。

过去，董家在河沟边有五六亩地，不算太好，沙石很多，但还能耕种。

自从石墨矿大肆开采后，黄土窑村黄沙也多了起来，耕地逐步被征用，没有征用的也被矿渣掩埋。

因为失去了土地，黄土窑村全村人的户口从农业户口被转成了城镇户口。他们，成为住在深山里的城里人。如今，董万选一家只剩下山坡上的半亩地。

有公开的资料显示，该矿区高峰时每月产石墨3800多吨，全年消耗的矿石近200万吨。而提取石墨后产生的废沙、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直接排放到河道中，大量的废沙使河床增高。

于是，石墨矿导致河道被阻、黄沙在雨季淹没农田。

2007年，当地仅被污染的土地就达到了500亩。

据陶钧介绍，污水和矿渣漫到耕地里后，土地板结，严重的不能耕种，轻微的减产。

该县分管林业的副县长李海告诉记者，这个该县最大的尾矿库，已经被鉴定为危库，直接危及下游居民的安全。

“兴和县石墨矿区居民受到尾矿库溃坝、生存环境恶化的多重威胁，居民整体搬迁迫在眉睫。”兴和县人民政府在2010年3月2日的相关报告中说。

3月31日，兴和县南部，公路旁的土地严重沙化。

4月1日，兴和县生态项目区，生长6年的油松风中摇曳。

10年前即被列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重点旗县

在兴和县，风沙漫卷历来已久，县林业局局长常兴回忆，在该县城关镇23号行政村附近的公路上，过去风沙大的时候小车都无法通行。

在今年3月27日，常兴参加内蒙古自治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经验交流会，他说，兴和沙化及水土流失面积约12.3789万公顷，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34.9%。“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是兴和县生态环境的主要特征。”

该县大库联镇党委书记杨振东认为，当地风沙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形成的。

据杨振东介绍，该镇北面过去是草原，进入农耕社会不足100年。农业学大寨年代开始开发草原造田，导致植被破坏，风沙日益严重。占地约95万亩的该镇，而沙化面积约40万亩。

2000年，国家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兴和县被列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重点旗县。

兴和县林业局官员称，没有纳入项目工程之前，兴和治沙基本处于地方政府自发状态，而至今年财政收入仅1.2亿左右的兴和，不可能拿出太多钱治沙。

杨振东告诉记者，未纳入国家项目前，该镇从1995年开始推行退耕还林，但处于无偿种树造林治沙状态。

“纳入国家项目后，国家财政每年拨给兴和治沙的资金近2000万元，下达的治理任务约6万亩，地方财政有时会配套拨一点资金。”副县长李海介绍，至今国家已投资约1.3个亿用于兴和治沙。

李海介绍，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常常会因为财政困难而无法到位。而以目前兴和的沙患现状，每年2000万的投入明显不够。

“国家财政拨款，是按每亩100元补助的。但是这个标准是2000年定下的，现在每亩100元只够买树苗，人力、水源等开支完全不够。”李海说，资金短缺仍是治沙难的一个瓶颈。

常兴介绍，今年是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开始第十年，兴和累计完成工程林业建设项目任务78.81万亩，其中人工造林32.93万亩,封山育林37.49万亩；退耕还林工程造林84.32万亩。

“治沙任务”延迟完成

县林业局局长认为，大旱为首要敌人，致使去年新种的植被90%旱死

副县长李海的感受是，早些年兴和县的沙尘暴一年20多次，漫天黄沙，三五十米外就看不到人了。

他说，兴和县全县面积约500万亩，有100多万亩耕地，其余地方都属于需要治理的范围。

县林业局局长常兴认为，连年的大旱，加剧了兴和县有效植被的减少。用他的话说，“十年九旱，年年春旱，植树造林的存活率最近几年一直不高。”

作为林业局长，常兴的主要工作就是治沙和防沙。而干旱，则被他认为是治沙最大的敌人。

4月3日，在该县沙化最严重的大库联镇乔家村一带，记者看到大片栽种的柠条枯死。

该镇党委书记杨振东介绍，该镇从2002年开始治沙，通过多年的治理退耕13.5万亩，治沙13.6万亩。但连续近6年的干旱，退耕的13.5万亩中有3万多亩干死，治沙的13.6万亩中有5万多亩干死。目前，多年治理的植被存活率仅60%左右。

杨振东介绍，2009年，大库联镇依然大旱，当年新种的植被90%旱死。

常兴说，因为干旱，当地种植的林木以耐旱的柠条、沙棘等灌木为主，生长缓慢，五六年也就长到一米多高，但能起到固沙防风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治理，兴和的风沙之患有所减缓。

“2004年以后，治理还是有效果，风沙较之以前量减小、次数减少。”4月3日，兴和县副县长李海说。

常兴称，因大旱、资金不足等原因，第一个十年治沙任务，西部五省都没有按时完成，可能要延迟两年完成。

治理“石墨”入不敷出

石墨矿每年税费不过500万；而为治理石墨所开展的工程和搬迁居民，耗费近亿元

兴和县，一面治沙经费紧缺，而另一面巨大的治理费用并未得到有效利用。采访中，有官员认为，当地石墨矿开发遗留下的生态问题对政府是一个教训。

4月4日，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朱二平介绍，2008年，当地石墨矿给地方财政的税收约500万元，2009年石墨矿停产，政府没有收益。

“这些年，石墨矿给政府缴纳的税收基本都只有四五百万。”朱二平说。

在每年只有数百万元税收收益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和内蒙古地方财政为了治理采矿引起的环境问题，投入数千万之多。

4月1日，兴和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傅引兵称，为了治理石墨矿导致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多级财政相继拨款4000多万建设了4个治理工程。

2003年，兴和县石墨矿山环境治理项目被确定为国家项目。2005年5月，第一期整治工程开工，投资300万元，当年9月完成。

朱二平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该县向国家和自治区财政争取到793万元的资金，用于修建尾矿库，减轻尾矿对下游的危害。

同时，由于石墨矿导致河道被阻、黄沙淹没农田，兴和县为此沿河修建了近10公路长、高三四米的防护堤。记者调查获悉，仅修建防护堤的第三期工程耗资200万元。

兴和县因矿移民，也耗资数千万。

2009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研究乌兰察布兴和县尾矿库安全隐患治理事宜》的专题会议，决定整体搬迁矿区居民。

4月3日，记者获得的《关于兴和县石墨矿区居民搬迁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称，搬迁移民总投资需3580万元，其中542万需要搬迁后自筹，另3038万有县市两级财政出资。

自此，这个每年给当地财政缴纳税费不过500万元的石墨矿，留下的后遗症，耗费多级政府近亿元。

一度泛滥的非法采矿

2008、2009年，查处的非法开矿达113起，生态被严重破坏；县政府遂开始联合整治

兴和县很多村民还反映，在治沙过程中，当地的非法开矿还曾一度泛滥成灾。它们对当地生态环境也产生巨大破坏作用。

据兴和县森林公安分局副局长张宝介绍，仅2008年和2009年，该局查处的非法开矿、破坏植被的案件多达113起。

4月1日，兴和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贾宽东告诉记者，该局连年组织执法人员打击非法采矿，但执法之难让人头疼。

贾宽东向记者述说了这样一件往事。2008年下半年，兴和县全县关停采矿企业，但因铁粉价格高涨，部分违法采矿者偷偷进山采矿。

分管执法的贾宽东带着几名执法队员赶到现场，决定将挖山的挖机开下山。矿老板开着车也赶上了山，带着三十多名工人围住了执法人员。

贾宽东出示了证件，告知对方自己是国土资源局的执法人员，但对方根本不看他的证件。

“矿老板威胁要把我活埋。”贾宽东回忆说。

作为兴和县森林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能穿着警服执法的张宝遭遇的则是“捉迷藏”。

张宝介绍，非法采矿者一般会在进矿场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信报，一看到执法车就用对讲机报信。等到执法车开到山上，非法采矿者早跑了。

张宝称，为了打击非法采矿破坏植被者，他们不得不租出租车、穿便衣，但这样风险很大。

3月31日，兴和县店子镇镇长赵福称，非法采矿者根本不管生态的问题，挖完就走。

“有些采矿的地方虽然没有树，但有草，他们挖了不管，植被就被毁了。”赵福说。

“采矿无方案，以采代探、乱采乱挖、植被破坏、环境污染严重。”2008年，兴和县大力整顿导致生态破坏严重的非法采矿。

2008年5月，兴和县14家职能部门联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整治非法采矿行动。当年8月，该县40家无证开采铁矿的企业停采。

新政策能见效？

分管工业副县长表示矿一定要采，但企业要交保证金，若未恢复植被政府将用此款治理

在非法采矿被有效遏制后，兴和县的采矿并未停止。

2009年5月29日，经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兴和县人民政府、乌兰察布市国土资源局批准，受乌兰察布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兴和县国土资源局成功挂牌出让10宗含铁砂石矿采矿权。

在政府的主导下，部分非法采矿变身为合法采矿，植被破坏的局面继续。

3月31日下午3时，兴和县店子镇芦尾沟村村后的大板山山沟里，一番繁忙景象：挖机轰鸣，拖车往来，选矿机运转不停。

记者在现场看到，被挖开的山体沙土裸露，远看一片黄色，而幸存的山体上因有植被呈灰绿色。两山之间的河沟里，堆满了数十米高的黄沙。

该县国土资源局党委副书记陶钧称，该矿有采矿证，属合法采矿。

对此，兴和县林业局多名官员表示无奈，“虽然这些矿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植被，但是人家有采矿证，林业部门管不了。”

2007年，曾有媒体就此问题采访当地环保局，当地一名环保官员称，“你们应该去找国土资源局，他们乱发采矿证，现在出了问题都来找环保局。”

4月4日，副县长朱二平很乐观地告诉记者，石墨矿最近又引进了一个大老板，将整合过去的小矿再次开发石墨。

“预计投资4个亿，届时兴和县每年的税收收益可以达到5000万。”朱二平说。

至于植被的破坏，朱二平说矿肯定是要采的，不过对于如何保护生态和植被，政府已经有了对策，那就是收取植被恢复保证金。

朱二平介绍，以后所有采矿企业每年将要给政府缴纳300万元的植被恢复保证金，采矿后企业自行恢复植被的话，政府退还保证金；如果企业不恢复，政府将利用这笔钱恢复植被。

不过，在林业局长常兴看来，植被的恢复并不容易。

“如果采矿之后补种灌木，两三年能恢复，但是树与树之间的草地，需要六七年才能恢复。”常兴说。

内蒙古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经过10年的“无为而治”后，禁止放牧的草原上渐渐有了草色。摄影/本报记者 秦斌

近十年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下辖的巴音胡舒嘎查（村），终于又能看到草色青青。此前，这里过度放牧，草地逐渐退化，其中4万亩草地成沙地。而这只是浑善达克沙地的“冰山一角”。2001年起，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与正蓝旗在这4万亩地上开始治沙试验，不再是传统种树，而是将沙地围起来让其自行修复，人为措施作为辅助。十年后，许多消失的动植物重现。“人退沙退”的试验初见成效。□本报记者 钱昊平 内蒙古报道

4月1日，乌日图走进一片围封的草场，草色从其脚下蔓延，直到与蓝天相接处，穿行其中，草场上散布着成片的红柳、沙棘、沙榆。

“这些只有在生态良好的草原里才有。”乌日图说，到7月间，能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乌日图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的村支书，蒙语里“嘎查”的意思是村。

54岁的乌日图自1979年任支书至今，见证了那片草地的几次蜕变。其中4万亩地从草原变沙地，又从沙地变成草原。后一次变化，用了10年。

正蓝旗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浑善达克地处北京正北180公里，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源地，也是外地沙尘进京的主要通道。

2001年起，中科院植物所与正蓝旗合作，进行了一项治沙试验。地点选在正蓝旗的巴音胡舒嘎查，主要做法是将草场围封禁牧，令其自然修复，适当辅以人工干预。

十年过来，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对治沙的心得是：自我修复，无为而治。

被动物抛弃的“草原”

20年中，放牧越来越多，草场沙化，水淖干涸，动物逐渐离开，只剩下了狐狸

巴音胡舒嘎查共有12万亩草地，另8万亩尚未治理。草场斑秃，荒漠化严重的地带，流沙发白，太阳之下光芒刺眼。

这只是浑善达克沙地的“冰山一角”。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十大沙漠沙地之一，位于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草原南端，东西长450公里，南北最宽处300公里。

翻译成汉语，浑善达克意指黄色野马出没的地方，传说中，成吉思汗南征时在此丢下了一个金马驹，并在此繁衍，上苍为他们设计了包括人类在内的2000多个物种。传说中的浑善达克是“无与伦比的神奇和美丽”。

“小的时候，确实很美。”在乌日图的记忆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草高达七八十厘米，嘎查的12万亩草地上，大型的淖（有水的地方）16个，小型的淖不计其数，夏天到处流水淙淙。风吹草低，不仅可见牛羊，野生的狼、獐子、狐狸、狍子也活跃其中。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景渐趋消失。

乌日图能想起的一个明显分界是1982年，那时草场承包给各户牧民，之后牲畜成倍增长。从1979年到1999年，嘎查的人口从268人增加到322人，牲畜数量则从6000头增加到10100头。

那20年，放牧活动越来越多，草场不断沙化，水淖逐渐干涸，动物渐次离开，最后只剩下了狐狸。

草成了草原的珍稀，牧民看到草地上有长高的青草，会随时割回家。到了1999年，最为严重的4万亩草场有80%完全成了沙地。

“我们意识到是我们自己毁了草场。”乌日图说，他们申请正蓝旗对那片沙地进行治理，但如何治理心中无数。

思路的偶然转变

沙窝里自己长出了1米多高的草，这让科学家意识到，让草原自行修复或许是最好的

正蓝旗林业局林业站站长苏海林介绍，2000年时，正蓝旗决定对巴音胡舒草场进行治理。

也在这年冬天，中科院启动了西部行动计划的治沙项目。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等人到了浑善达克沙地，“雪茫茫一片，很多地方寸草不生。”

中科院与正蓝旗进行了合作，共同对巴音胡舒的4万亩沙地进行治理。2001年，他们按传统方式，设计了一层层防护林带，种了柳树、榆树，也采用飞播的手段在流沙上撒山杏、沙柳、沙棘种子。

第二年，蒋高明看到，除了流沙上有少量的沙棘、羊柴成活，种植的树林几乎都死了，很多飞播的种子还被风给刮走了。

试验不成功，五六十万元的经费，换来了迎头一击。

正沮丧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进入他的视野。2002年6月，嘎查支书乌日图上初中的儿子胡赫图格到草地上玩，看到一处沙窝上长出了草。蒋高明听到后兴奋前往，用尺一量，草高143厘米。

这草并不是他们种的，只不过是两年没管这里而已。

蒋高明意识到，“自然的力量比科学家的力量更大”。他想到，与其种树被毁，不如实行禁牧，令沙地自然恢复长草，既不用大规模种树，也不用大范围飞播。

“也不是完全不管。”蒋高明说，还是辅以适当的人工干预，例如在风口处还是要插上柳条，在流沙严重地带，用沙障将沙固住。

这种方法，还可以降低治沙成本。每亩围栏的成本只有4元，而种树，经常会遇到种了死，死了再种的资源循环浪费。

种草VS种树

科学家们认为，用树林去挡沙，不如用草地去捂土，尤其在北方干旱的环境

十年后，巴音胡舒的4万亩草场，终于生机再现。

目前夏季牧草的平均高度超过1米，最高的能达到1.8米。

乌日图说，他看到草原上出现了多年不见的五花草甸，野生的沙榆，也长到了1米高，野兔、灰鹤又回到了那片辽阔的草原。

“像回到了七八十年代。”乌日图说，他们下决心与牧民一起，“不能再失去这片复得的草原”。

蒋高明说，中科院2001年西部行动计划启动后，科学家们在其他四个地方试验，得出的结论相同：围封的地方，最终生态恢复得比花钱治理的地方要好。

他说，过去治沙的主导思想是造林，而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有待商榷。

蒋高明介绍，从遏制沙尘暴的效果上说，树林不如草地。草根在地下是相连的，一是能固沙捂土，二是可蓄水和雪。

中科院寒旱所博士生导师陈广庭曾告诉记者，沙尘的移动路径有三种，第一种是蠕移，贴着地面进行；第二种是跃移，跳动式移动。这两种是主要方式。而卫星遥感照片显示，如果防护林里没草，沙子照样可以通过上述两种方式穿林而过。

沙尘还有一种移动方式是漂移（也称悬移），离地面的高度在5000米左右，这也是防护林挡不住的。

蒋高明的认识是，用树林去挡沙不如用草地去捂土。他说，就自然条件而言，我国的“三北”地区，多以干旱半干旱为主，不适合大面积造林。

中科院黄秉维院士曾将北方的树木称为“抽水机”，大量抽取地下水，特别是在一些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区，天然分布的本是草原，硬要改变，只能是人类自己付出代价。他认为，西北有些地方也长出了不少树木，但“我们已经动用了后代的水源”。

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4万亩沙地被围起来恢复植被。

当地政府为游牧民集中修建了房屋，让他们定居下来，减少对草原的破坏。

在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牧民将牛羊进行圈养。

在巴音胡舒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多年，乌日图见证了草原如何变为沙漠，又看到一片沙地慢慢变回草原。再次看到迁飞的天鹅和奔跑的狍子，看到了消失几十年的沙芥，乌日图感慨：我们回到了过去。

“浑善达克沙地的平均降水量在200到400毫米之间，显然不适宜种树。”蒋高明认为，治理沙地，只能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灌（木）则灌。

具体的种植方式，他也反对一律的飞播，他认为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而退化的沙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如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没有给它们生长的机会。

巴音胡舒的草场就是例证，飞播的一些物种没有成活，却自然生长出了沙榆、沙棘等物种。自然生长更好地保证一个地方草原生态的完美性。

在巴音胡舒试验的效果，也得到了官方认可，正蓝旗林业局林业站站长苏海林认为，目前的草场“跟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差不多。”

部分牧民曾反对围地

政府另辟了一千亩地种英红玉米做饲料，第二年，牧民们实现了草料自给

巴音胡舒嘎查围封的4万亩草场，分属嘎查全部73户牧民。当初决定围封时，曾遭到部分牧民的反对。

乌达就是反对者之一，他家4口人在那片草场上有草地1080亩。2001年时，他家里有200只羊和四五十头牛，本来牧草就短缺，听说还要围封一部分，他着急了。乌达找到书记乌日图，质问草场围封之后，他家的牲畜怎么办。

“不愿意的牧民有20户。”乌日图和嘎查的另两名干部商量后，决定挨家挨户做工作。乌日图自己去了乌达的家里，首先声明草场已经严重退化，再不围封治理，将面临彻底断草的危险，同时也让他们放心，不会让他们有后顾之忧。

草场不让牲畜进入，但人可以进去打草。而且在决定围封之前，作为项目的组成部分，已经决定另开辟1000亩草地作为高产饲料基地，种植英红玉米。

英红玉米的生长期只有三个月，平均亩产达4000公斤，测算能完全满足全嘎查牲畜的饲料需求。

乌达很快接受了乌日图的说法，其他牧民也接受了。

围封后的第二年，各家的草料都实现了自给，牲口吃不完的，还做成了青储饲料，留待来年春天喂养。

“草场被破坏，主要是放牧形成的。”乌日图说，但现在治理也首先要考虑牧民的生存，这样才不至于遭牧民的反对。

不过，尽管围封施行了，但仍有牧民偷偷地将牛羊放进围封的草场内。正蓝旗安排了两个人每天巡逻，防止牲口进入。

巴音胡舒嘎查的牧民苏宁巴彦尔是巡逻人员之一。他每月的补助是500元，每天都骑摩托巡逻，发现牛进入草场首先将牛赶出，赶到圈中，然后向林业局汇报。每头牛，会被罚款20到50元不等。

苏宁巴彦尔说，每月会发生两三起牲口进入草场的情况，一般在10月份左右，那时候草好。

游牧民实现定居

让游牧民定居，实现奶牛圈养，减少草场压力，是无为治沙中的“有为”

在巴音胡舒“无为而治”的治沙试验中，处处遵循“有为”的做法。意在让牧民逐渐减少在草场里的活动，减轻对草场的压力，做到“人退沙退”。

2000年之前，巴音胡舒嘎查73户牧民全是游牧民，牧民全家每年都要随着牲畜变换草场而搬家，“逐水草而居”。

“游牧民对草场的破坏程度要大于定居牧民。”乌日图说，游牧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铲除草坪搭建简易房屋，还要在草原上开辟出一条通往自己家中的道路。

2000年以后，巴音胡舒嘎查所有的游牧民都实现了定居，分散居住，平均每户拥有的草原面积1700亩。此时，因为草场的退化，饲草减少，牲畜的数量也在减少。

牧民宝力达家，游牧时有牛近百头，羊三四百只，定居后养了70头牛200只羊，主要原因就是“草不够吃”。

“旗里一直想办法在确保牧民收入不减少的前提下，减少牲畜数量，减轻草场压力。”正蓝旗农牧局副局长敖日格勒说。

2008年，有了一次机会，借新农村建设，正蓝旗对部分牧区的牧民进行集中居住试点。

宝力达和另51户牧民被集中到“奶牛小区”居住，三居室的平房，由政府出资建造并装修完毕，免费提供给牧民。牧民只要添置些家具，即可进屋居住。这些新的居住地有水、有电、有网络信号。

集中居住，相比分散居住又节约了一些草场。另一好处是可以集中建设牛圈，圈养奶牛，利于调整牲畜品种。

到了奶牛小区以后，宝力达在政府引导下，调整了牲畜的品种，原来家里有70头土种牛，现在只保留30头，另增加了10头高产奶牛。

他算了一笔账，土种牛要饲养两年才能卖，每只能卖八九百元，而高产奶牛18个月就可以产奶，每头牛每天产奶30斤，每斤1.2元，全年产奶8个月,毛收入约8000元。

这样，宝力达一家养牛的收入，每年账面上的毛利润增加了4万元，而牧草的用量下降了一半，减轻了草场的压力。而且奶牛可以圈养，不用放养，也减少了对草场的踩踏。

“牧民增收，也能提高他们配合治理草场的积极性。”乌日图说，全嘎查牛羊的数量（主要是牛，羊不到400只），已从1999年的10100头，减少到现在的4000头左右，大大减轻了草场的压力，其中奶牛500多头，还有3000多头优质品种牛。

牧民的人均收入则从1999年的2500元，提到到了去年的4900元。

巴音胡舒希望让牧民增收与草场治理结合，“一石二鸟”。

鸡与草原的“互利”

草籽、昆虫供鸡食用，鸡粪向草场提供肥料，而相对牛羊，鸡对草场几无破坏力

封育草场，牛羊禁入，但萨仁家的鸡可以自由出入草场。

53岁的萨仁自2003年开始养鸡，今年有500只鸡，每只可卖25到30元，而“土鸡蛋”的价格可达到10元1斤。

4月1日中午，萨仁炒了一盘鸡蛋，黄灿灿的，“这与你们城市养鸡场产的鸡蛋明显不一样。”

目前，巴音胡舒嘎查有8个专业养鸡户，养鸡总量是5万只。这是配合治沙试验的另一个举措。

2003年，围封的沙地，每亩鲜草的产量达到5300斤，中科院蒋高明等人开始在巴音胡舒着手“禽北上”试验——引导牧民养鸡，以增加收入。

在蒋高明看来，这是一项互利的举措，草原上除了牧草本身，各种昆虫、草籽、嫩叶、灌木籽都是很好的鸡食。相对于壮实的四蹄的牛羊，两只脚的鸡对草原几乎没有破坏力，鸡进入草场拉下的粪便，还可以向草场提供肥料。

试验中，鸡的喂养与草场的修复形成了“良性循环”，2007年，国际刊物《科学》曾对这项试验进行了长篇报道。

到去年，这片修复中的草场已开始允许牛羊进入，时间是在11月5日到4月5日，那是枯草季节，不会对草场造成破坏。

“10年之后，我们回到了过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乌日图说，他再次看到了迁飞的天鹅和奔跑的狍子，还看到了消失了几十年的沙芥。

“我们要保证这个成果不再倒退。”乌日图现在忧虑的是，另外的8万亩的草原尚未治理，又快变成沙地了。“那8万亩什么时候再回到从前的样子，我这个当书记的就没有遗憾了。”

■ 背景资料

距京最近沙源地浑善达克

浑善达克沙地位于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草原南端，东西长约450公里，面积大约5.2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100多米，是内蒙古中部和东部的四大沙地之一。

浑善达克沙地距北京直线距离180公里，是距北京最近的沙源地，也被专家们认为是造成北方沙尘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浑善达克曾水草丰美，景观奇特，风光秀丽,近代由于掠夺性放牧，滥樵乱采等，造成草场退化，并加速了荒漠化进程，草原气候趋于旱化。河流湖泊萎缩，沙化日益严重。

每年春季起，这里沙尘暴频频发生，强度逐年增高。2000年春天，华北地区连续发生了多次沙尘暴或浮尘天气，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强度之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随后，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启动，浑善达克沙地被列入重点治理区域。

我国进入春季沙尘多发期 灾害促发展方式转变

环保部称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是近日强沙尘主因

大范围强沙尘天气致近40个城市受严重污染

环保部高官称近期强沙尘天气并非生态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