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一）要求平反我的案情
1978年，我是在艰难平反路上走过来的。平反什么呢？这就得稍微谈一下有关情况。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声势和规模都超过1957年反右派的反右倾运动。由于我跟被毛主席在庐山封为“军事俱乐部”副帅的张闻天工作过十多年，所以经过批斗被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处分，随即长期下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才从农村回到外交部，就被部党委作为重点抛出，交“群众专政”，接受批斗和从事打扫厕所等劳动。半年后，毛主席发动了批判“资反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了免得外面学生们冲击，周恩来总理、陈毅部长和部党委也支持外交部群众起来“造反”。于是由青年干部带头，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二千多人的“造反联络站”，由毛主席、周总理授权他们“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本来只允许他们“火烧(限于批判)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可他们在1967年“二月逆流”后竟自行提出“打倒陈姬乔”的口号。这些本来都与我这个专政对象无关，但我还是被运动卷了进去。联络站一要我对“打倒陈姬乔”表态；二要我写揭发陈姬乔的材料，因为我当过党组秘书。经过两三个月，知道和领会到毛主席、周总理都反对“打倒陈姬乔”的口号后，立即改变态度，也再没写过揭发材料。等到1967年8月，在王力发表对外交部运动的谈话而被打倒，周总理宣布他对联络站的支持只到八月底，联络站也就随之垮台。部党委又收回了运动的领导权，并结合反对“打倒陈姬乔”的无革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别于执掌运动领导权一年左右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开始清算和镇压造反派以及与之相关的人。这一来，对我的专政也更加重了。经过一年多的批斗，又押送干校，劳动改造九年，并在此期间被开除党籍和行政再降级。直到1978年春，我才自行离开干校回到北京，要求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特别是恢复党籍。
外交部不谈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加上以前的就更多了)，文革结束和揪出四人帮以后，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应该是天经地义，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也都是这样叫和这样做的。但外交部却显得特殊，把涉及到上千人的这一庞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给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称，叫做复查。为什么呢？因为直到1978年6月20日外交部在给中组部的报告中还肯定，“外交部没有发现冤、错案，不存在昭雪平反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文革中外交部所做的一切，都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有周总理直接领导，哪能错呢？既然没错，还谈什么平反？这一基本认识还成了外交部一个长期传统。这就是外交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拖的时间特别长的原因；也是对文革结束前的外交部干部一直要分站队正确还是错误，在干部使用上存在派性的原因。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情况，使我多参加了两三年文革，住了九年五七干校，走了一段艰难的平反路，并长期受到负面影响。新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朱霖同志，在她的回忆录中就说，外交部领导在文革后对干部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极不重视，1978年政治部成立了一个复查办公室，只有一间房子和两名刚调来的干部。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复查办公室才加强了力量，工作人员增加到二百多人。
等待复查
1978年初我拒绝外交部领导的动员再回干校，就是为了争取平反，解决恢复党籍和分配工作问题。部领导虽然不得不准备对我进行复查，但是同我的想法却相差甚远。他们的作法，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暗箱作业，没有什么变化。具体说来，就是复查工作不和本人见面，由他们安排几个人查阅档案，并按领导规定的框子写出复查结论。一般的都要比原结论减轻，例如原来是“五一六”分子，现在给你摘掉帽子，算成犯了严重错误；原来定为敌我矛盾，现在改为人民内部矛盾；原来开除了党籍，现在恢复党籍，只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等等。但绝不承认原来处理错了，而是说成党的宽大。照例要写上根据党一贯执行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和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以及鉴于本人已有悔改表现，决定从宽处理。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不同意结论措辞甚至处分，专案组也可在不大变动领导意图的条件下，作一定的松动、缓和甚至改变。多年来这已变成一种办案八股，而且在多数场合还是有效的。它使受处分的人感到宽大，以至于产生感激之情，顶多也只是在签字时作点更正事实或表示心迹的说明，附在结论后面，这样就算结案了。作这类复查工作应该说并不困难，一般干部都可以胜任。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个人的思想和态度却有了很大变化，就是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是非，不再吃那老一套了。我曾跟人开玩笑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多少学会了运用“斗争哲学”，不合理就斗，决不再逆来顺受，不想再受一些人的摆弄和欺侮。一句话，豁出去了。这也是形势逼出来的。
应该说，参加革命以后，我就心甘情愿做党的驯服工具，服从命令听指挥，对分配的工作一直是积极、认真、拼命干，在物质待遇和职务安排上从不向组织伸手，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端挨整。延安整风中硬被打成特务，最后上面不认错，反而说是由于本人思想意识有毛病。1959年受张闻天牵连，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反党宗派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这一定性和处分，陈毅部长还让韩念龙部长助理找我和徐达深谈话，把这说成是党的宽大，否则无论按哪一条（不知指的是什么）都可开除党籍。好容易从下放农村和饥饿线上挣扎过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领导上当作重点对象交付群众专政。怎么这革命老是往自己头上革？但我仍然抱定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接受一些人的欺侮和凌辱。不想1972年以姬鹏飞为首的部党组竟下令开除我的党籍。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灰心绝望，还是适应党内老一套作法，在表示不同意处分决定的同时，承认错误和提出留在党内的要求。此后又不断苦苦哀告，提出申诉，要求保留党籍，或将我的问题提交中央重新审理。这些书信和申诉，有写给部核心小组的，有写给党组转中央的，但是全都石沉大海。既然老一套作法根本没用，我就不能不采取新的做法，这就是，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为此，1978年春就坚决留在北京，没再按部领导要求重回干校。不过呆在北京也没用，领导上还是坚持老一套暗箱作业的作法，由专案组（对外称复查办公室）背着本人在那里查档案改结论。
临时工作
等了好几个月也没动静，我只好三天两头地打电话给政治部主任也是我当年在办公厅的老同事林中，要求他自己或派人找我谈话。林中和政治部后来倒是没有再动员我回干校，但又一直借口工作忙。我虽然一家四口人在招待所十三平方米的小屋可以独成一统，但不解决党籍问题又没有工作，总觉得烦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就向政治部提出了“哀的美敦书”。我说，“如果你们总是借口忙，拖延不决，那就表示外交部不打算解决我的问题了。那我以后就不再找外交部，而去直接找中组部。”林中听后说，等他们商量一下，然后约我谈。下午就来电话，请我到政治部去一谈。我的“斗争哲学”算是初步见效了。去后，林中态度倒是挺友好，先寒暄了一阵。我请他有话直说。他表示，我的问题正在复查，总得要点时间。现在《世界知识》正在筹备复刊，还在招兵买马。我在这方面是轻车熟路，是否先到他们那里帮助工作，等复查完了再谈今后的安排。我听后一想，终究胳膊扭不过大腿，党内形成的这一套解决干部问题的暗箱作业，我只能遵守，无力改变，因此先去《世界知识》打工也行，一则总算有了工作，二则可以恢复一下业务。所以当场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