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

陈季冰：“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
作者：陈季冰
来源：选自陈季冰著《下一站：中国》
本站发布时间：2010-4-2 0:05:19
阅读量：294次

本站新建作者专栏：陈季冰 （点击查看作者更多文章）
在这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发生，那就是中国的再度崛起。经历了200年内忧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奋斗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成为整个世界都必须认真面对和适应的现实。
我一向不太赞同用"崛起"（注：英语世界中对"中国的崛起"有两种表述，较早的一种表述是"the rise of China"，不过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使用"the emergence of China"。）来描述这一过程，因为中国在世界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邦：最初的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古代，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辉煌灿烂的先进文明，曾傲然屹立于世界之颠长达千年之久，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即便是在几乎已沦落亡国深渊的70年前，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否定过。因此，我更倾向于用"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一表述方式来形容这个过程。要说"崛起"（或"和平崛起"）的话，也应该是一度（短暂）衰落之后的"重新崛起"。因提出"软实力"概念而著名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也曾撰文指出，"中国的崛起"一词使用不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再度崛起"。（见约瑟夫·奈《中国使人意识到和平的可贵》，载新加坡《海峡时报》2005年3月18日。）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鉴于中国的疆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远不只是这个东方大国内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仅关乎十多亿炎黄子孙的命运，也将对全人类的福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复兴的过程及其对世界而言的后果，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民众及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准备承认中国的重新崛起，并始终以宽容友善的姿态接纳它、帮助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一片坦途，世界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分享到极大的好处；相反，如果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怀疑和恐惧，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必将伴随着痛苦和挫折，整个世界也将不得不同中国一起承受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不幸乃至灾难。
这两者如同一枚分币的正反两面，因为，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态度是高度关联和互为影响的：理解是建立善意的前提，而善意又是开启理解之门的钥匙。因此，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如果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它重新崛起和复兴的路途中尽可能地一帆风顺，比理想和热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拥有一颗理性、开放而健全的心灵。
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以后，中国就被痛苦地纳入"世界现代历史"的轨道。100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上下求索，推动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历史已经翻过了一个半世纪，世界和中国都已经面目全非，但我深信，我们的先辈在奋斗过程经历过与我们相同的迷茫和痛苦，看到过与我们看到的相似的希望曙光，也面临过与我们同样的问题。唯一不同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很可能拥有我们的前几代人所不具备的幸运女神的眷顾。
然而，就像人们时常引用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幸运女神不会眷顾没有准备好的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宗教传统的社会，人的终极关怀始终留存于尘世，历史上的无限辉煌和近代的惨痛创伤纠缠在一起，使得争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富强构成了支撑现代中国人生活信念的最大乃至唯一的"民族神话"。（注：在这里，我是在西方语言的概念上使用"神话"这个词的。中文"神话"的英语单词是Myth，但在英语中，Myth除了中文中的意义之外，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它指一种一元的、绝对的、封闭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强化的话语体系，有点类似于现代人常说的意识形态（Ideology），因此也有人用音义结合的方式十分传神地将Myth翻译为"迷思"。在西方语言中，与神话相对应的是"科学"，意指一种多元的、相对的、开放的、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来获得"进步"的话语体系。）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神话"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无论是来自西方的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还是得自于我们自身传统的忠、孝、仁、义等等所有理念都只是实现"强国梦"这个最高价值的手段或工具，它们本身并不具备价值，或只具备次一等的价值。然而，就我个人的研究结果而言，这个"迷思"正是导致中国现代化历程一再受挫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不是唯一因素）。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中华民族的百年强国梦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再次破灭的话，我们不但需要继续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在精神层面上走出这个"民族神话"。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许只有当我们不再将国家民族的统一与强大视为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时，它才有可能真正降临。而走出这个"民族神话"的前提是充分地解剖、分析和理解它，这就是我所谓的民族复兴需要做的准备。所谓"准备"，归根结底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准备：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复兴"。
百多年来，曾经有无数的难题横亘在这个国家面前，困扰着这个民族，随着时代的飞速变化，绝大多数那个年代的"问题"如今早已成云烟，许多当时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今天也已不再必要。不过，有些问题却是永恒的，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例如所谓"古今中西之辩"（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维护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与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关系问题）等等。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甚至对于这些问题本身的理解都会持续地争论下去，这将促进我们的心智不断成熟。而我始终认为，我们民族长达200年的"现代转型"能否最终修成正果，从根本上取决于民族的整体心智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向成熟。
1．走出"历史悲情"
2007年春节，我利用长假去了一趟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比明媚的地中海风情更令人感慨的是：几乎在每个景点，来自中国的游客都占到大多数。在一些特别著名的景区，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空气中到处飘荡着亲切的普通话，到处是喜庆的红灯笼和春联……若不是有充满异域情调的街道和建筑作为背景，真让人恍如置身国内的沿海某地。每年的一、二月份照例是旅游的淡季，但仅仅因为中国春节放长假的缘故，这一小段时间却突然变成了国际旅游业最强劲的"旺季"。仅凭这一点，世界就足以充分感受到中国蕴藏的潜力。
旅行是各种不同文化直接交流和沟通的最好载体，旅行使我们有机会直面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他们"，也使"我们"有机会暴露在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另一种目光的审视之中。而当我们站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并学会改换一个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身上许多平时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就会获得新的意义。因而，旅行不仅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世界，而且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我相信，这种感受是很多读者都曾有过的。随着今后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中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越来越多的国人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就我个人而言，最近几年中每一次出国旅行或其他形式的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都在不断加深我的一个固有观点：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政治等许多外在的领域正在日益"崛起"为一个大国，甚至强国；另一方面，我们民族的心灵却远远没有为这种"崛起"做好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要说"大国心态"，就连当代国际社会中一个正常民族的普通心态都不完全具备。至于我们何时和怎样才能具备大国心态，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也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探讨的中心话题。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民族在尚未具备大国心态的时候就仓促崛起为一个大国，对自己和对世界都未必是一件好事，就像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突然中大奖成为亿万富翁对他自己来说未必是好事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同意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最需要得到大力倡导的不是"大国意识"，而是"公民意识"。（见《与其强调大国意识 不如强调公民意识》，载2007年5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
2002年初春的某一个傍晚，我和一群上海客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中餐馆吃晚饭，老板是个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落座点菜之后隔了大约半小时，非但一个菜都没上，甚至连壶茶都没上，而比我们晚来的几个老外却反而早于我们在一旁大快朵颐。几经催促，我们的饭菜终于慢吞吞端上餐桌，谁料到我们点的蛤蜊竟然有股明显的不新鲜味道！按捺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整个一桌中没有一个人去向老板交涉餐馆的服务态度和食品卫生问题，而是异口同声地指责他凭什么"歧视"我们中国人？鉴于老板本人也是个华人，情形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实际上，由于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品服务进出口的迅猛增长，最近十多年来类似的"涉外纠纷"我们见的很多。虽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所有的"涉外矛盾"，哪怕一些纯粹的经贸纠纷--从越来越多国外进口产品质量问题到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官司--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被国内主流舆论公开解读或暗示为一种对我们的"民族歧视"。而一旦话题被引入这样一个敏感的领域，问题就变得不再是根据交易的协议--如召回、赔偿等--可以解决的了，而必须诉诸认错、道歉之类关乎尊严的举动。
我经常想对那些情绪激动的网友问一个问题：相似的纠纷我们在国内不是也经常碰到吗？我们会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指责对方的行为是一种"地域歧视"或"城乡歧视"？我并不是想说，在所有的对外纠纷中都不存在针对中国人的歧视，我的意思是，在西方当代所谓"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体系内，种族歧视毕竟是一项严重的道德指控，况且界定种族歧视的证据很难取得。因此，不管对方内心里是怎么想的，只要他没有外显的种族歧视的言行，我们就应当在协议与法律的框架内展开合理合法的交涉。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是解决纠纷、维护我们自身利益乃至赢得尊重的最佳途径。
在当下的国人内心里，与上述动辄就觉得自己受到歧视的脆弱心态截然相反的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自信满满的"翻身心态"。20年前国人初到海外，常常有刘姥姥走进大观园的感觉；如今不一样了，一副典型的新贵瞧不起破落老贵族的派头。我们经常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胞喜欢对欧美发达社会的种种不足品头论足，似乎人家这里也不如我们，那里也比我们差。这种逻辑引申出来的一个必然结论是：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向他们学什么东西。人们总是十分容易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东西，一个人有再多的不足都不可怕，可怕且可悲的是他不能、甚至不愿意认识到自己的这种不足。我常常想对这类洋洋得意的国人提一个问题：既然浦东陆家嘴并不比纽约曼哈顿差（甚至更先进），那为什么世界的金融中心至今也丝毫没有从曼哈顿搬迁到陆家嘴的迹象？
如果说大多数国人对欧美发达国家尽管表面和口气上颇有不服，但内心深处乃至潜意识里其实依然艳羡向往的话，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于昔日的所谓"亚非拉"兄弟的鄙夷之情就真的是毫不掩饰地溢于言表了。听到越来越多同胞对非洲、中东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愚昧"、"落后"、"贫穷"所作的颐指气使的指指点点时，我有时真觉得可悲之极：我们自己今天不过才刚刚摆脱贫困迈入"小康"而已，对那些同样曾遭受过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小民族，我们至少应当满怀同情心地去倾听他们的真实心声吧？退一万步说，难道在他们身上，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吗？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阿Q精神"在当代的翻版：有些人在遭受侮辱和欺压而又没有力量奋起反抗以改变现状时，常常会通过侮辱和欺压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以求得某种精神自慰。
2007年2月27日，中国A股市场遭遇了一次罕见的暴跌。之后一天全球主要股市均遭受到"9·11"之后最大跌幅的重创，有分析说这主要是中国内地股市拖累所致。再次让我感到奇怪和可笑的是，国内主要舆论似乎对讨论这次"黑色星期二"的成因、走向及未来趋势毫无兴趣，而是起劲地论证或反驳全球股市暴跌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不是受中国股市影响，自豪之情在大多数论述中溢于言表。人家外国人认真分析中国股市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基于其切身利益，因为他们要根据这种关联度的大小来作出未雨绸缪的准备，而我们热情地关心外国股市受中国影响的程度，则似乎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这就好像是说：为了能够证明"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就会发烧"，我们就算再多患几次重感冒也是值得和应该的。或者说得更极端一点，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让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打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
在更广和更深的层面上分析，当前国人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流过程中最容易表现出来的上述两种全然相反的情绪--动辄火冒三丈或时时洋洋自得--都是浸润于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一种极度不自信心态的不自觉流露，只不过采取了两个极端的表露形式罢了。作为当代中国人的一分子，我能够切身体察和深刻理解这种集体无意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先是饱受东西列强欺凌，几乎坠入国家灭亡、民族受奴役的深渊；之后虽然以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换来了民族独立，但又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孤立无助的境地。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先人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无比灿烂辉煌的文明，傲然屹立于世界之颠长达千年之久。这种天壤反差造就了我们民族无意识里的巨大历史悲情，使得我们很难用一种正常的、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外部世界，面对我们自身。而今天一旦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曙光乍现时，这样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里的历史悲情就有可能凭借着我们经济上的成功，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现出它的力量。在我看来，这可能是阻碍中国未来和平崛起，甚至使之遭受严重挫折的主要因素中最值得警惕的。
2．从"渴望被承认"到"身份自我确认"
一个多世纪里积淀起来的历史悲情培养了我们民族精神生活中一种争取承认、特别是争取外部世界承认的强烈渴望。反映在最肤浅的层面上，就是以往人们经常论及的那种奇怪的"出口转内销"的现象--中国的科技成果、文学、美术、影视作品，只要拿到了海外某机构的获奖证书，就立刻能够在国内得到追捧；更可悲的是，似乎只有在海外拿到通行证，它们才有可能在国内吸引到掌声和镁光灯。我们所熟知的张艺谋、陈凯歌等正是这一扭曲规则的受益者，当他们谙熟并认同这套规则之后，他们的心目中实际上已经不再有本国观众。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成长和国人消费力的快速膨胀，这种渴望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心态在一般民众的层面出现了新的变种。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两种心态，如果将它们综合起来，则可以用一句带有转折的大白话来说出来：现在看谁还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瞧不起我们？况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轮到我们瞧不起你们了！
民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对此有过一针见血的评论，"中西关系是特别的。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中国近代史》第17页，蒋廷黻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那么，现在和将来呢？在心理上，似乎我们与世界之间永远都不可能达成一种平等相处的合理状态。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和掠夺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就其对中国造成的创伤，特别是民族心理的创伤，以致我们的现代化历程一再受挫和推迟这一点而言，一定程度上也与我们民族自身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19世纪中叶，当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大清帝国遭遇到真正的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时，其后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已经翻过了近两百年，今天，当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希望第一次真切地浮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同样也面临着再次调整、适应的需要。
2007年7月7日晚上，世界"新七大奇迹"评选结果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揭晓，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得票最多名列"新七大奇迹"之首。据发起这次评选的民间组织"新七大奇迹基金会"称，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全世界将近1亿人通过互联网、电话及手机短信等方式投票参与了评选，长城的夺魁几乎是一个毫无悬念的结果。我甚至觉得，如果组织者事先不预设了21个候选者，而让全世界的人们直接通过投票产生最终结果的话，恐怕来自中国的"奇迹"将很有可能包揽这个排行榜的前3名！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凡是通过普通老百姓公开投票选出的所有榜单--从美国NBA全明星阵容到世界文化遗产，来自中国的侯选者都无一例外地名列前茅。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压倒性的人口优势，更重要的是彰显了中国人日益觉醒的民族自豪感。不过，我们似乎有必要追问一下：评选"世界奇迹"或"文明遗产"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首先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唤起人们对这些"奇迹"和"遗产"的保护意识，而不是为了提醒全世界承认中国历史上曾经有那么多伟大的文明创造。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对于本国的重要自然和文化遗产是否进入各种排行榜，甚至是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的保护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好。出于同样的道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类机构也往往倾向于更多地将那些保护不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遗产列入它所颁布的世界遗产名录中，以呼吁世界的其他国家抱以更大的关注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算是一种骄傲还是一种悲哀？我们祖先创造的璀璨文明并不需要当代中国人一再地提醒和呼吁世界去承认它们、尊重它们，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地保护好它们，使它们不致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手里灰飞湮灭。世界从来就没有否认过长城的了不起，但当我们因为长城位列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而欣欣然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怎样才能让它永世矗立在人们面前，而不是遗憾地成为几百年后历史书里的又一段无可查证的记载，就像因我们无力保护而消失于近现代的难以计数的古代文明遗迹那样。但眼下的情况就是这样令人悲哀：我们对于宣扬长城之伟大的热情远远高于我们保护好它所付出的努力和责任感。
我相信，争取外部承认的渴望存在于任何一个人和一个民族身上，因为所谓成就和荣誉，说到底就是在于外部的承认。但是，一个成熟的人和一个成熟的民族应当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自己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我们应当始终明白，中国努力发展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至于中国经济打个喷嚏世界经济是不是会感冒发烧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远不是第一位的，因为它至多证明了全球化时代各经济体之间唇齿相依的高度关联性而已。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加提醒我们：不论是为己还是为人，中国经济都要注意尽量避免着凉打喷嚏；同样地，我们也应尽量避免受别国经济感冒发烧的传染。反之，如果我们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证明中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进而通过世界的承认而获得民族自豪感，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且即使取得了高增长，于己于人都未必是好事。更糟糕的是，一旦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不足以取得我们所期望得到的外部承认，相反得到的是忽视甚至非议，我们的心态就会失衡，乃至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
我不否认，时至今日国人在海外甚至在国内的对外交往中遭遇不愉快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然而，一旦类似事件发生，我们在奋起反击之前首先应当确认，这究竟构不构成一种歧视？还是我们误以为是一种歧视？其次，如果确实构成歧视，我们还应当辨别清楚，这种歧视是特定地针对中国人，还是指向一种被对方视为不文明的言行举止？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误解是经常的。其实，世界上的大多数纷争正是由误解而并非实质性的损害所造成的。所以，成熟的人和成熟的民族往往十分善于理解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有能力与对方展开理性沟通。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国的台湾和港澳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完成早于大陆，国际化程度也比较高，那里又未切身经历过"文革"这样的思想文化浩劫，因而作为一个整体，那里人民在精神上也应当比大陆民众更成熟。然而，后来的一些经历使我改变了看法，看来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地带动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至少，在"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这个宏大的历史主题面前，比大陆"先富起来"的港台民众的心智也远远没有准备好。而在我看来，由于港台地区在现代历史上与大陆母体的长期分割，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有可能滋长比大陆民众更严重的思想混乱。
我这次2007年春节长假旅行是跟随旅行团的，这个团队共有近30个人。在回程飞机上，就像我们熟知的大多数中国人习惯的那样，大家上了飞机就开始商量互相调换座位，争取亲朋好友坐在一起。我不知道这种行为能不能算是"不文明"，反正也许一群人的动静大了点，招来了一旁一位操着台湾国语口音的人士的不满，他半没好气半讥讽地朝着身旁的一个老外嘟囔了一句："大陆人就是这样！没教养！"自然，之后的激烈对峙状况读者一定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用不着我再多费笔墨。在这桩"两岸"冲突中，我所关心的主要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位台湾同胞的心态问题。他批评的其实是他认为的一种不文明行为，然而，他却把批评的重心落在了"大陆人"上面；更有问题的是，他不是直接向"不文明"行为的当事人提出理直气壮的批评，而是首先试图寻找到一个在他眼里属于"文明人"的金发碧眼人士作为同类。
根据上述分析，我的结论是：我们这位台湾同胞在潜意识里实际上并不是出于义愤而挺身批评那些不文明的行为，他是试图在洋人面前通过批评"不文明"和"落后"的"大陆人"而确立自己与"大陆人"之间的身份区别。实际上，他是多么希望与身旁的那位外国人确立相同的身份认同啊！因此我敢说，要是上述"不文明"是洋人所为，我们这位台湾同胞多半不会提出任何异议，因为他会不认为那是"不文明"的。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种"渴望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病态心理，其病态程度甚至比我们前面论及的那种心态更为严重。因为在这种心态下，为了获得"外部"的承认，人们甚至不惜主动否定"自我"而加入"外部"。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一相情愿的"脱亚入欧"的渴望早已经转换过很多个版本，并且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出悲剧。照我看，那个坐在台胞旁边的老外既听不懂他的台湾腔国语，也分辨不出他与"不文明"的"大陆人"的区别，没准他还会以为这个中国人也是想和自己商量换座位呢！
当然，我决没有意思说，类似的不正常心态普遍存在于台港澳社会民众之中，我只是记录了我的一小段经历，而不是在陈述一桩社会学统计调查结果。然而，我深信，如果我们民族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认识不能顺利地走出过去那种首先"渴望被外部世界承认"，落实到正常而自信的"身份自我确认"，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就将是虚无渺茫的。
3．认识世界，认识西方，认识自己
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复兴，其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复兴"，简单地说也就是这个民族心智的整体成熟。中国一个半世纪艰难而曲折的现代化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在这个全球一体的世界上，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成功，首先就要真正地认识西方，认识世界，同时在时代的背景中比我们的先人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
但是，这种对他人和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入，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是几代人--的艰苦探寻和累积。而且，由于我们在认识任何一件新事物时都很难抛开业已沉淀于我们心灵中的文化传统背景，因而我们所获得的认识，很有可能已经过我们固有的"文化有色眼镜"的过滤，变得不客观和不真实。
我这次的地中海之行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异常博学的导游，从他的身上，我强烈地认识到：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了一套固有的思维定势，要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进一步说，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一个民族要想主动从它的文化传统中摆脱出来，在我看来，非经至少几十年以上的艰苦努力简直就是没有可能的！而且这种努力也只能是因势利导，以政治权威强行推进文化变革非但不会成功，只会带来灾难。
这位导游25岁到欧洲，到2007年已整整在那里呆了18年。由于他在国内已经大学毕业，底子很好，加上生性好学，因而他的日常谈吐经常显示出他在各方面都具备相当高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在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方面，他更是深有研究，这当然也与他的生活体察有直接关系。他经常能够用插科打诨的方式描述生活中一些琐碎小事和细节，其中往往折射出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在此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导游先生进而常常能够针对中国社会的弊病提出鞭辟入里的针砭和建议。尽管他长年身居海外，看待和评论问题的价值立场早已是西方式的，甚至欧洲大陆式的，但其爱国心和责任感着实令人感佩。
然而，他的叙事方式却在不经意间显露出留存于他无意识深处的典型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见多识广的导游喜欢通过举他切身经历过的例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间稍久，我便发现，他举的例子中的主角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官"--那些他陪同过并为之当过翻译的来自国内的部长、省长、局长、市长……我相信，在他陪同过的中国客人中，这些官员只是极小一部分，不然他怎么会与我们结缘呢？我也愿意相信，他并不是要有意识地在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面前炫耀他与那些高官们的交往。分析他的心理，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他认为"大人物"的地位重要，因而举他们的例子比较具有典型意义，也最能说明问题。但我却在暗地里思忖，既然他有机会陪那么多达官显贵，那在他过去的客人名单中一定也有不少著名企业家、作家、艺术家等。同样是大人物，为什么他只对"官"们的事迹津津乐道呢？要知道，在西方，那些大资本家和大明星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和在他们中受欢迎的程度都要远远大于政治家。看来，我们的导游在慷慨陈词、痛彻批判中国丑陋的"官本位"的同时，他自己无意识里的"官本位"文化传统仍然通过隐秘的渠道在不知不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因此敢肯定，如果他有机会回国施展他的满腔抱负的话，他所创造出来的制度环境一定依然摆脱不了官本位文化，尽管会有很多西方观念在撑门面！这就是文化传统对一个社会的决定性作用。
2004年春，我在北欧某国学习生活了两个月，有一家公司为我们一行在当地安排各项事宜，它的合伙人之一是个上海人，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北欧定居。因为个人事业相当成功，他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这个仁兄非常喜欢向我们讲述中国人在西方的成功故事，与上面那位导游正好相反，他经常以中国式的智慧去批评西方，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福利社会的弊端，比如高度的平均主义、西式"大锅饭"等等。也许是因为他比较成功的关系，他似乎在当地上流社会圈子里相当如鱼得水。据他自己说，他曾经花了很大力气通过"开后门"的办法加入了一个只有传统贵族才能参加的"绅士俱乐部"，因而有机会与国王、王后共进晚餐，与老贵族们打高尔夫……我最初以为他的这些努力主要是出于事业发展方面的考虑，后来才发现，他似乎十分陶醉于昔日欧洲王室贵族的那些礼仪文化，并深为这些高贵传统的日渐式微而神伤。他对过去几百年里欧洲各王国之间通婚联姻的历史也所知颇多，甚至深有研究，他还说以后想写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他对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深信不疑："培养一个真正的贵族需要三代人"。总之，在他看来，当代中国人之所以普遍缺乏深厚的文明修养，主要原因不在于现代教育体系的不足，而在于中国历来缺乏欧洲历史上的贵族制度。更有甚者，他还根据人的"文明修养"程度将当今的欧洲人分为三大等级：西欧和北欧（包括德国和奥地利等中欧国家）属于第一等；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包括以色列和土耳其等非高加索人种国家）属于第二等；东欧则属于最低的第三等。
然而就我的观察而言，欧洲贵族传统的式微在大多数欧洲人眼里非但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坏事，相反正是他们社会进步的结果。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君主立宪国家，不断有人递交废除国王和王室，实行共和制的提案。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国王最年长的公主（将来的王位继承人）就和她的男朋友--她的大学同学--住在首都市区的一幢再普通不过的公寓楼里，过着寻常的日子。她周围的人、也包括她自己，都不觉得她是个"高贵"的人或特别的人。在大家看来，唯一不同的是她不像其他人那样，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实际上，在近现代欧洲社会进步运动中，等级制度曾经被视为仅次于专制神权的第二大需要加以"革命"的反动事物。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都曾对古代中国的社会平等给予过毫无保留的赞誉，在他们看来，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至少在理论上使所有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虽然启蒙思想家对当时中国的看法有虚幻美化的成分，更可能只是指桑骂槐地想借中国来批判当时蒙昧的欧洲政治，但如果300年后，今天的中国人反倒赞美起欧洲人通过流血革命才推翻的不平等封建等级制度，那真是最大的历史讽刺了！
我举上述两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不同文化与传统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借鉴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不经过科学的比较分析和研究积累，我们很可能不能客观深入地理解别人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与身俱来的优势和劣势，甚而把别人那里的糟粕拿来当成金科玉律，而把别人那里原本的精华只取一个外壳，偷梁换柱地包装上我们自己的糟粕。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先知先觉者前赴后继地求学西方，取回他们心目中的"真经"，并不断地试图以它来改造"愚昧"、"落后"的中国。历史无情地证明，大多数这样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绝大多数"西方真理"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预期中的民主、科学、自由、富强，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乃至灾难，其后遗症至今仍未痊愈。这就像医生拿一种进口新药去给病人服用，仅仅知道这种药能治疗什么病症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他必须深入地了解这种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物理化学机理；另一方面，他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个病人的病理和体质状况。否则很有可能感冒发烧没治好（或只是表面症状消失），反而又落了个心力衰竭。
东西方制度与文化融合嫁接的巨大难题已经困扰了中国一个多世纪，我们一直都没有交出过圆满的答案，其关键就在于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今天，当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曙光又一次显现之时，它仍然极端重要和异常紧迫。
4．民族复兴的精神准备
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中国再度崛起为一个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看起来将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事实。
中国人历来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大国"情结，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记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就是一个明证。然而，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作为当代中国人，在享受这份伟大与光荣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即将（或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我们全体中国人在精神上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崛起"不仅仅是荣耀，它也代表着权力和与之相应的责任，它要求我们以一种自信平和而又冷静审慎的心态对自己的过往历史作出深刻的回望，同时又以一种务实负责而又开放包容的心态对自己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作出规划性的前瞻。不仅如此，我还深信，我们是否已经对"中国崛起"在精神上作好准备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甚至决定着中国能否顺利地以和平的方式崛起。
在我看来，所谓"中华复兴"或"中国崛起"的精神准备，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也就是要梳理清楚两个重要的关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华复兴"或"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什么是我们追求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目标？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民族在救亡和强国的道路上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简单、曲折和坎坷，时至今日，中国的现代化仍未实现。我们所应当追求的首要目标仍然只能是：国家现代化的最终完成。至于"崛起"和"复兴"，则是中国现代化完成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它们本身并不构成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所谓"崛起"，是指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而言的。如果中国的国土面积与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的瑞士，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并不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但一个人口占世界1/5、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完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不说别的，光是它的市场就足以养活数以亿计的世界人口。因此，"中国崛起"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成功的现代化，两者呈现一种因果关系：现代化是原因，"崛起"是结果。
就这个意义而言，所谓中国的"复兴"或"崛起"，其本质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不过，这是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的追求，它主要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经济问题，今后则将越来越是一个政治问题。
为了使这一过程顺利地完成，我们还应当正确地处理好中国"崛起/复兴"或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更直接地说，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将得到世界的认同、响应和参与，还是受到世界的怀疑、否定和拒抗？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的态度息息相关。它的基础则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识和理解，对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我们需要比我们的前辈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世界，特别是认识和理解西方；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责任通过释放自己的善意，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时诉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共同搭建一个平等而开放的对话平台，并将这种对话纳入良性循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通过颠覆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来实现，相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它只可能在这一框架内并借助其力量使自己得到发育成长。当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本身也应当对这一既有秩序起到建设性的完善作用，使之更加公正合理，同时更加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世界之所以关注，西方之所以担忧，并非关注和担忧"崛起"的中国本身，而是关注与担忧"中国崛起"的过程以及结果对于世界和西方将意味着什么？即"崛起"的中国将会干什么？世界和西方将会因此而受到什么影响？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这同样也是个问题。不过，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将这个问题的指向修改一下："中国崛起"对于本国的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除了一扫200年以来的屈辱历史，赢回我们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之外，我们还将获得什么更加真实的收获？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归根结底要看这个社会中的个人是否生活富足、精神幸福，而不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是否耀武扬威。因此，即便中国的"崛起"包容了再丰富的内涵，也不应该有"称霸"这一选项。"崛起"而不"称霸"，应当是中国与历史上那些大国崛起故事的最本质区别。
然而，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实现现代化毕竟只是一个"较低层次的问题"。由此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层次："崛起"后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将获得怎样的定位？当代和后继的中华儿女能不能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文明增添新的元素，作出新的贡献？这就涉及到我在一开始便论及但未加展开的所谓"大国精神"与"大国心态"。在我看来，衡量一个民族"伟大"与否的最重要的尺度在于这个民族的视野、胸怀和抱负：它是只着眼于一时一地的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个文明的所谓"崛起"，其终极意义就在于为它是否为人类世界增添了新的、只属于这个文明的原发且不可替代的重要精神财富。同时，这种精神财富外在化而自然产生的物质成就也是维持其大国地位的决定性力量，一旦被后继者成功超越，其大国地位自然也就衰落乃至消亡。纵观过去500年间相继崛起的世界性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完成了以发现新航线和新大陆为标志的"地理大发现"，将世界推入"现代"；荷兰通过建立一整套独创性的商业契约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英国则是全球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是西方精神的第一个"集大成者"，既而凭借其现代化所锻造的实力将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传播至全世界，大英帝国在200年前所奠定的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基本格局至今仍未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一个"人造"而非自然形成的国家，年轻的美利坚经过短短200年时间就将欧洲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理念推向最高成就，成为当代世界的主宰，并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着世界的未来走向；而仅仅拥有短暂辉煌的苏联则以其坚定的信念实践了全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种人类社会发展道路，虽然"红色帝国"追求更加平等公正、更富于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苏联的尝试和实验至少为人类选择前进方向时保留了另一种可能性……
而在上述大国兴衰的历史剧中，荷兰与英国的智慧尤为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和汲取，正是这两个国家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石。支配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萌芽于荷兰，荷兰人打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市民社会的雏形，他们还是许多沿用至今的商业法则的缔造者，阿姆斯特丹一度就是"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ism"，而且这个弹丸小国至今仍然保有着"全世界最自由之乡"的桂冠。英国则接过了荷兰点燃的火炬，并通过政治制度的合理演进将它播撒到整个世界。就此意义上说，英国所开创的政治文明也一直是我本人最为敬佩的。夸张一点地说，英国是现代世界的总导演，并且它还亲自主演了前200年；这出盎格鲁-萨克逊现代戏至今仍在上演，只是到了20世纪，英国才将主角位置让给了它昔日的殖民地美国。从反面来看，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冲突--最典型的如中东危机、印巴冲突等--都是大英帝国瓦解后在其废墟上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其中大多数甚至是英国人有意识策划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今世界上似乎很少有国家的人民，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人--正是英国书写了中国耻辱的近代史的"序言"--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敌意。如果说这仅仅说明了英国人的老谋深算的话，那么20世纪中叶当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巨变时，英国基本上没有做出太多痛苦的抗拒，就平稳地将权力移交给新兴的美国，从而保持了大半个西方世界的稳定与团结，有效地抵御了来势汹汹的法西斯主义冲击，这就足以说明英国深湛的政治文化和现实的政治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我对于英国的敬佩决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高贵理想。相反，与历史上所有那些伟大的"大陆帝国"，如古代的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近代的法兰西乃至现代的苏联相比，作为一个"海洋帝国"的英国可能是最缺乏道德责任感的一个帝国。如果说历史上的那些"大陆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推广自身文化理想--在现代则表现为某种意识形态--为目的，以荣誉作为推动力的话，那么惟独荷兰与英国这两个"海洋帝国"是例外，它们均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为目标，庞大的全球帝国只是它们为本民族牟利的工具。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这里，正是因为缺乏终极理想，而以纯粹的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它反而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持续成就。这就如同英国国内的政治演进过程如出一辙--各个阶层的人们一开始并不像理想主义的法国人那样从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崇高价值的追求出发，而是从本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最为合理可取的宪政体制，而且过程中也未出现大规模的血腥暴力。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故事也是如此，这个被拿破仑十分不屑地讥讽为"小店主国家"的西欧大陆边陲岛国从毫无高贵理想的商业利益出发，逐步建立起了覆盖整个地球的"日不落帝国"；而在认识到自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时，它又能够平静而精心地主动安排好从殖民地"撤退"的"路线"以及"撤退"以后的"后事"。通过它的精明和睿智，英国得以在帝国夕阳的余晖中保全了自身最大的利益，并在本应象征其可耻没落的各个殖民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共荣撤退"的现代喜剧。
上述这些"大国"都为世界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将永载史册。那么，当代和未来中国能否像1000多年前那样，再次为人类文明贡献"原创性的"精神财富，从而将整个人类文明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应当成为"崛起"后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未来历史定位中的核心关怀。这是所谓中国的"复兴"或"崛起"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的追求，它将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真正"崛起"和"复兴"，就是要超越由荷兰、英国和美国一路传承而来的"现代西方"，走出一条创新之路。简言之，就是终结"英国戏"，上演"新东方戏"甚或"世界戏"。重新崛起后的中国必然不会也不应该是一个"东方的西方国家"，像今天的日本那样，否则中国的崛起之路将注定前途叵测。因为一个已经异常拥挤与不和谐的世界不需要第二个美国，也容不下一个4倍多人口的新美国。但是，这条创新之路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和偶然性，并需要的机缘运气的高度配合，因而很可能是可欲但不可求的。在20世纪当中，人类试图终结"英国戏"上演新戏的努力有过两次试验，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这对当代中国人构成了巨大的前车之鉴。这个问题现在不可能得到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切不可能凭空产生，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敞开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前人，达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这一切要得以实现的前提，正是我们具备"大国精神"和"大国心态"：一种胸怀人类、放眼未来的使命感之下的清澈理性。使命感和抱负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追求方向，而理性能力决定了这种追求所能达到的高度。
亦有人将上述两个问题归结为现代化的不同层次的问题，香港一位媒体评论员撰文指出，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一般会渐次涉及物质、制度、民族精神和文化更新四个层面的内容。在这一范畴内，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可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前者可称为"物质现代化"，后者则可称为"制度和精神现代化"。历史上，德日两国成功跨越了第一次现代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跨越了第二次现代化中的制度建设层面，但最终由于未能对民族精神世界进行现代文明精神的洗礼，所以导致在20世纪走上法西斯道路，最终使得崛起之路充满曲折。反观英法两国，虽然其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由于分别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全民精神世界相对比较成熟，不但在崛起历史上未曾有过重大挫折，而且由其创立的民主、法治传统，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人权观念，今天依然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近30年，至今第一次现代化都尚未完成，只是将将跨过它的最初阶段而已。至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则还远远没有开始。当制度建设缺失的同时，弥漫在民间甚至知识界的，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极度混乱。若中国未能在可预期的未来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见邱震海《中国的现代化及其风险》，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12月4日。）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对于中华复兴或中国重新崛起的上述双重诉求有较低和较高的两个层次之分，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先后主次问题。况且政治与文化虽然属于两个独立的范畴，但决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相反，它们不仅浑然一体，且相互滋养，相互促进。从近代世界历史上看，政治的现代化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前提，而文化的重生反过来又会有力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因此，在奋力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同时，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未来人类历史上所理应肩负的使命。当然，从目前所能预见的情势而论，上述较低层面的诉求，亦即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暂时还只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框架中去完成；而较高层面的诉求，亦即为人类文明作出独创性新贡献的问题，则要求我们突破这一框架，最终将人类历史引向一个"后西方（或超西方）"的新纪元。
那么，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