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央特科

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的4年间，周恩来在上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科。他以高超的智慧、过人的精力和缜密的部署，运筹帷幄，决胜于秘密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开创者，并写下一篇充满挑战、惊险与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
周恩来创建特科
早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前，周恩来就已经注意并开展政治保卫工作。为了培养政治保卫干部，1926年9月，党中央派遣顾顺章和陈赓等去苏联学习政保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形势的需要，1927年5月，由周恩来主持在武汉成立特务工作处，下设特务、情报、保卫等四股，以情报工作为主。这是中共中央最早设立的政治保卫机构，当时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王一飞任秘书长，聂荣臻任参谋长。特务工作处在当时的国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汪精卫参加郑州会议，蒋介石、冯玉祥徐州密谈等重要情报都是特务工作处事先获得的。
1927年9月以后，党中央机关由武汉迁至上海。11月9、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此后，周恩来主持设计，对中共中央政治机构进行调整，将“特务工作处”扩建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此正式建立。
中央特科建立以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健全其组织机构，至1929年特科已臻完备。特科逐渐建立起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各科各司其责：总务科成立得最早，科长是洪扬生，顾顺章事件后由欧阳钦担任。该科的工作非常琐碎，但又极其重要。它的经常性工作主要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议，营救被捕同志和组织安抚事宜。情报科长为陈赓，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了解敌人的动身，还筹款等。行动科约建立于1928年4月，科长初为顾顺章，后由谭余保担任，任务是严惩叛徒特务首恶。交通科又称无线电通讯科，1929年增设，科长李强、张沈川，任务是尽快研制无线电台，为红军和党的白区工作装上现代化的“飞翼”。中央特科的体制十分精干，有着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战斗力。周恩来既是特科的总决策者，又是实际负责人。
中共“六大”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特科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为了培养政保干部，1928年春，中央在上海举办秘密工作学习班，由周恩来亲自讲授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的基本方法。由于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已了解中共秘密活动的一些方法，因此，8月19日，中央要求各级组织设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以保障各种革命组织的存在和发展”。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织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领导特科和全国隐蔽战线的工作。由于向忠发和顾顺章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有限，因此，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核心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特科展开了有声有色的工作。
周恩来对秘密工作的贡献
特科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自它成立的那一天起，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展开了惊险而又极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
第一，周密部署，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1927年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后，为掩护地下工作，急需租房设立各种机构。但租房要有“殷实店铺”作保，因此，中央一开始租房比较困难。这时，周恩来指示洪扬生等人，千方百计寻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方努力，特一科逐步设立三个店铺：第一个是劳合路（今六合路）泰亨源水电行，洪扬生与老板张义安攀上了“表兄”关系（1931年武定路中共机关被破坏后，张义安因此被捕，几乎倾家荡产）；第二个是北四川路三民照相馆，经理是范渔人，思想进步，经常为特科购买武器，传递密件；第三个是李瑞生开设的布店，李的住处威海卫路永吉里，也成了党中央的接头地点。有了这三个殷实铺户作保，特一科便在上海各处租房赁屋，建立了秘密工作网点。
据李维汉回忆，党中央迁到上海以后，相当多的机关在公共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中共中央的机关一般设在上海的沪中区，少共中央机关在法南区（包括法租界和南市）。其中规模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共有200人左右，他们分住在几十个居住点里。威海卫路达生医院是党的一所掩护机关，由共产党员贺诚、柯麟创办，他俩奉周恩来命令化名贺雨生、柯达文开业行医，晚上周恩来、李立三等经常来此碰头。浙江中路112号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戈登路（今江宁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幢房屋，是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阅文件的地方。政治局的办公地点设在云南路447号（天蟾舞台隔壁）“生黎医院”楼上，楼下是二房东同生赉医生私人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有许多人来求医问药，正好掩护地下党来往。据李维汉回忆，中央政治局经常在这里开会。“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座楼梯上去，直接就到了开会的房间。房间里窗前有只小桌子，供开会作记录用。当时，作会议记录的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同志（后为黄文容同志）。那里住机关的是熊瑾玎夫妇。”关于中央特科的机关和联络地点，洪扬生在《中央特科一科的工作情况》一文中回忆道：“一九二八年，我同一位女同志扮作假夫妻，居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一幢由一个白俄老太为二房东的洋房里。我们的房间在三楼，这里作为特科的内部接头处，周恩来同志、陈赓夫妇、顾顺章等少数人时常来此处接头谈话。”“1930年，我又搬迁到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居住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幢三层楼房里。这幢洋房独门独户，作为中央负责同志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开会的地方。”他还回忆说，当时各机关经常搬迁调动，房子退租后，买来的家具便无法处理，于是特一科便在苏州河泥城桥东堍开了一家木器店，专门出售旧家具，同时也为党中央的各种会议提供用具。
布置会场是特一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如1930年5月下旬，党中央在沪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特一科和特三科相互配合，在公共租界卡尔登戏院（其址后为长江剧场）后面的一幢4层楼房里，临时开设了一座医院：1楼是挂号门诊间，住着特一科的工作人员，2、3楼是病房，4楼为会议厅。开会时，各地代表以“病人”身份相继住院。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分散住进各个旅馆，并迅速离沪。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事先已得知中共将在上海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悬赏50万元侦破，但在特科的周密计划下，会议顺利召开。24日会议闭幕后，代表们没有发生意外。1930年8月，特一科又在愚园路庆云里（今静安寺中百九店附近）的党中央机关为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提供了会场。
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会场设在公共租界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一幢花园别墅里，后来这次会议被称为“花园会议”。当时，楼上开会，楼下由一、二科的女同志打牌，开留声机作掩护，三科派红队队员化装成厨师，负责保卫会场安全。
第二，组织人员，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中央特科的营救工作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当被捕同志未暴露身份时，中央特科就用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的方法，合法营救。例如，陈赓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总务科便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主持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合作，聘请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博士为辩护律师，最后迫使国民党释放了陈赓。
第二种方式，即寻找内线，或托人说情，设法使被捕的同志脱险。例如，1930年4月9日，恽代英带着宣传文件在公共租界被捕，但当时由于他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以致在监狱中未暴露身份。于是，特科便紧急派人到老闸巡捕房给探长尤阿根“打招呼”，塞上一笔厚礼。后来恽代英被从轻判处3年徒刑，转押到苏州陆军监狱。陈赓又通过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的关系，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周恩来派洪扬生亲自到苏州给恽送路费。不料此时因顾顺章突然叛变，恽代英才不幸遇害。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后多方营救。洪扬生用100元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陆连奎、鲍君甫在公共租界中找关系。中央特科还请律师进行辩护，多管齐下，结果任弼时安然获释。
第三种方式是武力营救。在上述两种方式无效的情况下，万不得已才用此着。如彭湃等人被捕后，中央特科曾计划乘敌人将他们转押的半途中用武力劫持营救，不料由于计划安排不周，贻误了时机。罗亦农被捕后，中央特科也曾打算“半途拦劫”或“法场劫持”，但由于形势不利，无法下手，最后只得放弃原定计划。
第三，运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建立广泛的情报网。
“打进去，拉出来”，这是周恩来为情报科制定的六字工作方针。所谓“打进去”，就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部门，搞情报工作；所谓“拉出来”，就是将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帝国主义租界机关里能够利用的一些人争取过来，为我所用。中央特科建立不久，党中央就在上海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的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周恩来先后派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些机密活动。他们深入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在党的地下斗争史上演出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钱壮飞获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信任，并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秘书。胡底任南京民智通讯社负责人，后调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长江通讯社”，由钱壮飞负责，这些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完全操纵在我党手里。
“拉出来”最典型的例子是建立杨登瀛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是一个进步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一些共产党人往来密切。1928年初，他通过国民党特务首领张道藩、杨剑虹的关系，进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高级情报人员。不久，他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共产党员陈养山，并且表示愿意提供所了解的对共产党有用的情报。周恩来与其他负责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与杨登瀛建立特情关系，不久，杨登瀛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负责处理国民党机关在上海的情报、案件。这一特情关系的建立对于中央特科营救被捕同志、打击叛徒发挥了重要作用。
仅仅经过半年的努力，特科便在国民党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和租界系统建立起一个遍及整个上海的立体情报网，这对于了解敌人的动向、保卫党中央和党组织安全、惩治叛徒内奸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周恩来曾高度赞扬以陈赓为科长的情报部门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无孔不入”和“恰到好处”。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科在建立情报网络方面的这些创造，不仅在30年代，而且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
第四，指挥“红队”惩治叛徒特务首恶，斩断伸向党中央的魔爪。
这是行动科的主要使命，具体任务是由红队来完成的。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红队初建于五卅运动时期、当时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迫害工人的工贼，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择少数会打枪的工人组成“打狗队”，专门对付流氓、工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省委在原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选拔一些政治上坚决，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工人，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的任务，红队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专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上海。1928年下半年，周恩来把这两支队伍合并起来。红队队员有绍达夫、王德明、赵一凡、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30多人，他们多是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工人，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其中心基地在同余路（今石门二路）的一条弄堂内，门口挂有“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处”的牌子。周恩来常常奋不顾身地亲自指挥红队，抢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虎口除奸。红队先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叛徒何家兴、戴冰石、白鑫和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绍武等人。
周恩来领导下的一次又一次“红色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特警的嚣张气焰，对保护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韩素音在她的书中写到的：“周组建的精干的袭击队把他们的行动命名为‘伍豪之剑’。而伍豪的剑是十分锋利的。”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一次，他对秘密警察头子戴笠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周恩来，整个共产党就会垮台。”
第五，指挥建造与设立秘密电台，为红军插上空中的“翅膀”。
党的“六大”以后，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白区的党组织也逐渐得到了恢复。为了加强各地党组织与工农红军的联系与领导，迫切需要把电台建立起来。这个任务就落在中央特科的肩上。早在20年代，党中央就要求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部分学生接受无线电训练。“六大”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在莫斯科时，他就鼓励毛齐华等人“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回到上海后，他又立即分别约李强、张沈川等谈话，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刻苦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李强原是学土木工程的，接受任务之后，他就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上了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了些零件和参考书刊。他和张沈川一道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按照刊物上介绍的电台线路图，学习组装收报机和发报机。
张沈川原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让他去学报务，他坚决服从。后来他考取了国民党军用电台创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期满后，学校允许他留在那里实习。实习期间他不仅不要薪水，而且还非常负责，所以既得到“信任”，又学到技术。每到晚上，张沈川就同李强一起钻研，学着组装收发报机。
1929年10月他们试制成一套收发报机。尽管机器很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毕竟是我们党自己摸索出来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与此同时，周恩来指示张光川等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12号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训出了第一批报务员。此后，电台安置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1号，工作人员有毛齐华、曾三等，这是我党的历史上设立的第一座秘密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也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亲自编制的。12月，在广东省委领导下，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设立了分台。1930年1月初首次同上海进行了成功的通报。这就是我们党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10月，一批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报务人员和上海培训的报务人员会合，一起奔赴中央、鄂豫皖和湘鄂西等苏区。1931年1月，曾三、伍云甫等前往苏区与王铮、刘寅等会合，9月，他们利用缴获的敌军电台，通过香港开始同上海的党中央直接通报。
地下秘密电台的建立，有力地沟通和加强了党中央与各地红军、党组织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除了建立秘密电台，中央特科还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于1930年冬，开辟了一条从上海到苏区的交通线，由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进入苏区，蜿蜒曲折长达数千里。许多人担任了轮船水手、茶房、火车司机、乘务员或小商贩在这条中央交通线上默默无闻地工作，日夜不停地传送文件、护送干部和输送军事物资进苏区，他们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六，危急时刻，处惊不变，沉着处理“顾顺章事件”。
顾顺章原名鸣凤，化名张华、黎明，江苏省宝山县人（今属上海宝山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八七会议”时被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六大”后任中央委员，并担任特委三名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对革命事业缺乏信心，早已做好变节准备，在家中预先已写好给蒋介石的信件，称：“我久仰你的英明伟大，有心归诚，只是等待机会……”要求其老婆在他一旦被捕时，交给蒋介石。由于顾顺章工作随便，生活腐化，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1930年5月，周将聂荣臻调入中央特科，以加强特科的领导。不久顾顺章被调离特科核心，去从事交通工作。1931年4月24日，他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汉口被捕叛变。4月25日，钱壮飞获悉这一情报，便连夜布置好应变措施后撤至上海，找到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的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当夜各机关迅速撤离。当国民党特务按照顾顺章的口供扑向中共秘密据点时，早已是人去楼空，一片沉寂。国民党一举破坏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阴谋彻底破产了。面对失败，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面如纸灰，一声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事后，聂荣臻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面前，完成了任务。”回首这段难忘的经历，周恩来曾多次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里。5月21日，中央发出第223号通告，宣布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号召全党同志严密组织，特别注意秘密工作。这一通告非常及时地提醒了全党同志，从当时周恩来直接指挥处理顾顺章事件和主持中央事务来分析，通告很可能出自周恩来之手。
顾顺章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0日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了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他指出：特委工作虽有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因顾顺章这样一个高级干部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尢其是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周恩来还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表示：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次会议对会后的特委、特科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规定了原则。5月，在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与安排下，中央特科迅速地改组重建，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等被挑选担任特科的第一、二、三号负责人。特科总部仍下设四个科：第一科科长由陈云兼任；第二科科长由潘汉年兼任，第三科科长由赵容兼任，第四科科长由李强担任。
此后，特科的活动转入更加隐蔽地状态。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决定，告别他亲自创建的中央特科和长达4年的白区斗争生活，前往他久已向往的中央苏区。周恩来领导和创建的中央特科，不仅在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而且还培养了像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大批优秀的秘密工作骨干，建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电台，为党的情报工作和地下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