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成本在中国日益彰显

在云南昆明市郊，矗立着一座规模庞大的体育馆，建造者是香烟生产企业红塔集团。馆外的檐壁上有一幅壁画，讲述着昆明的发展史，从种植烟草的农夫直到高楼大厦和喷气式飞机。
其中的讯息不言而喻：正是烟草让昆明这个中国西南边陲的穷乡僻壤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都市，正是从烟草销售获得的利润建造起了高速公路、铁路和水电站。红塔集团的触角已从香烟生产扩展到饭店、房地产和证券交易，还出资成立了生物科技公司、造纸公司和水泥厂。
问题在于：烟草行业缴纳的税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吸烟人群──以及吸烟引起的疾病──也在不断增多。具体来说，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预计将于2025年增加一倍以上。烟草控制专家希望，经济发展将促使中国政府对控制吸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烟草制品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红塔集团母公司中国国家烟草集团(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rp.)的云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瑞生(Liu Ruisheng)说道。中国国家烟草集团是一家国有企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香烟生产商。
不过，发展烟草行业五十多年后，中国已进入吸烟引起的流行病爆发早期。吸烟相关疾病发生率的上升是政府一心只顾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恶果之一。
据官方统计数据，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中国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为40万。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更成熟的香烟营销手段造成吸烟人数持续上升，烟民的年龄分布也日趋年轻化。
到2025年，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的人数将增长一倍以上。流行病学家表示，如果任由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三分之一现年29岁以下的人群将因吸烟引起的疾病而英年早逝。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中国一些公共卫生机构的人士正在警告人们危机即将来临。中国的吸烟人口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达到3.5亿人。“吸烟造成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汉克•贝克丹姆(Henk Bekedam)说道。
在主治呼吸道疾病的上海胸科医院(Shanghai Chest Hospital)，外科医生和肿瘤学家正忙于应对日益增多的肺癌病例。每天约有一百名患者到这家医院的门诊部接受化疗。“我们的床位已经不够了。”该医院癌症治疗中心的负责人廖美琳说道。
吸烟相关疾病的治疗成本日益上升以及疾病造成的生产力损失，迫使中国政府权衡烟草行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利弊影响。
一些政府部门开始指出，鼓励烟草行业发展是在牺牲公民的长远健康去获取短期的经济利益。一些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负责制定国内产业政策的国家发改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已在反复讨论发展烟草行业的利弊问题。
吸烟是“我们最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应该成为工作的第一要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hina‘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副主任杨功焕说，“但许多政府部门和公众并不这么想，有些政府官员认为应该控制吸烟，但很多还持不同意见。”
目前，烟草行业仍处于主导地位。据中国烟草专卖局(State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称，2005年中国的十大纳税大户中，有三家是中国国家烟草集团下属的香烟制造企业，其中包括红塔集团。国家烟草专卖局(State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的数据显示，烟草行业的年纳税额高达300亿美元，占当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8%。
在云南，烟草行业的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近一半；即使在经济总量庞大及多元化的上海，政府税收也有10%来自烟草行业。
“政府依然更注重烟草行业对财政的贡献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前政府经济学家、现于北京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任教的赵晓(Zhao Xiao)说道，“而吸烟有害公共健康的呼声还很微弱。”
原因之一在于，在中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政府感受不到治疗吸烟相关疾病患者所造成的全部负担。那些未能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往往得不到治疗，只能在家死去。另一原因在于，烟草行业的税收对一些贫困省尤其重要，而中央政府也希望推动那里的经济发展，以缓解政治压力。
“没有烟草行业的快速发展，云南省的经济就无法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Bai Enpei)说，“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发展烟草业，把这根行业支柱打造得更为强大。”云南省年人均经济产值约为875元，不到上海或北京的六分之一。
白恩培自己也吸烟。在一次国内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他说香烟对经济十分重要，“连我自己都不敢不抽烟。”
与此同时，中国国有香烟生产企业的经营正变得日益成熟，它们运用市场营销策略，直言不讳地将其产品与运气和健康联系在一起。
热门的香烟品牌包括“好运”、“双喜”，带有民族情结的品牌也很常见，如“中华”、“熊猫”等。20支装的每盒香烟其价格从25美分到15美元不等。
红塔集团建造的体育馆被用于一些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同时也对公众开放，拥有室内游泳馆、保龄球馆、网球场、溜冰场和足球场等设施，大堂入口的宣传横幅上写着“携手红塔，健康永随”。
在一个青年足球训练营使用的练习场上，周围环绕的广告板宣传的是红塔集团的最新产品“新力牌”香烟。广告上写着：“点燃青春热情，红塔与你相随”。
吸烟的习惯在中国社会可谓根深蒂固。婚礼上，新郎新娘要给客人发喜烟，新郎要给所有参加婚礼的男士点烟，以此祝愿新婚夫妇多子多孙。约有36%的中国成年人─其中大多数为男子─有吸烟的习惯，而这个比例在美国和欧洲分别仅为21%和29%。
随着收入增长，中国人均每日香烟消费量急剧上升，从1972年的4支增长到1992年的10支，现在则接近15支。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下降，从1984年的23岁降低至1996年的20岁。最近的调查发现，目前约有10%的中学生吸烟。
16岁的上海高中生张榕(音)说，他两年前开始吸烟，现在每天大概要抽掉一包。“我的很多朋友都抽烟，”张榕说，“抽烟很好玩。”张榕说他还年轻，不必担心健康问题。“健康问题还不到我考虑的时候。”
欧美的反吸烟组织在控制香烟宣传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抵制吸烟的活动在中国还很少见。事实上，直到2003年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国际烟草控制公约上签字后，烟草控制积极分子的呼声才开始出现。中国政府于2006年正式批准该公约生效，同意采取步骤限制香烟广告，完善警告文字，并通过其它措施鼓励大众少吸烟。
中国控制吸引的努力还处于早期阶段，执行方面也是断断续续。反吸烟积极分子制定的目标也十分温和。有一个在三个城镇推行的试点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劝说家长不要在有孩子在场的家中抽烟。其它一些项目则呼吁医生不要吸烟，至少不要在医院或在病人面前吸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发展烟草行业，将当时私人拥有的香烟制造企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造。现在的红塔集团前身是1956年当地政府成立的烟草晾干厂。经过几年的发展，这家烟草晾干厂开始生产自己的香烟。和当年中央宏观调控的其它消费物资一样，这些香烟根据配给制度由政府出售给工人、士兵和农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放松对农业的管制，以求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建立起现有的烟草垄断体制，开始投资引进国外的香烟制造设备，改进地方香烟的品质，并大幅提高香烟产量。随着中国经济的起步和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香烟需求量逐步攀升。
新中国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很喜欢抽烟，1949年到1976年期间有关毛泽东的宣传中经常出现他吸烟的形像。毛泽东可谓长寿，享年82岁，这使很多人觉得吸烟的危害并不那么可怕，烟草控制专家说道。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烟草行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石之一，也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红塔集团是行业中的佼佼者，1996年公司就成为中国纳税最多的企业，现在年产量约为80亿盒香烟。
红塔集团开始用利润资助云南等地的基建项目，公司在昆明和上海建造饭店，并修建了从昆明南部到玉溪的六车道高速公路（玉溪是红塔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此外，公司还参与投资了云南省几个大型水力发电站项目。
2001年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政府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要求对进口香烟实施更为宽松的市场准入规则。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烟草跨国巨头企业看到本国的吸烟人群数量日渐减少，都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一前途无量的新兴市场。
中国高度依赖烟草行业产生的收入，于是坚决保护该行业，维护国家在香烟生产和销售上的垄断地位。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之一，中国把进口香烟的关税从65%降至25%，但外国公司仍不能在中国生产香烟。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烟草集团实施一项措施，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它开始关闭那些效率不高的工厂，推出很多新的品牌，提升生产企业的现代化程度，对香烟品牌进行整合。这些香烟都是由国内生产的烟草制成，包装也在国内完成。
现在，红塔集团的玉溪生产基地看上去就像一个美国的大型香烟制造厂，自动化程度很高，有从欧洲进口的最新型高速卷烟及包装设备。由电脑操控的无人驾驶叉车将纸张、过滤嘴和其它原材料运送到组装生产线，成品香烟装入硬纸箱和装上卡车的过程也全部由机器完成。
中国国家烟草集团表示，其行业垄断地位有助于控制香烟消费。“我们制定的是有控制发展的战略，”该集团的刘瑞生说道，“我们有计划、有节制地发展烟草行业，目的是控制其发展速度，防止盲目扩张。” 刘瑞生表示，如果没有垄断，香烟的生产和消费量将变得更大。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有助于控制吸烟。烟草行业上缴的税收在稳定上升，但随着其它行业的增长，其占政府税收的比例已开始降低。
中国中央政府正在缓慢改善其医疗体制。目前，烟草行业上缴的大部分税收被用于较落后的地区，而大部分治疗吸烟相关疾病的医疗成本则由较富有的省承担，因为那里的人有更多享受医疗保险的机会。如果政府开始为更多人支付更多的治疗成本，就可能会更深切地体会到吸烟带来的负担，提倡控制烟草的人士说道。
研究健康领域的经济学家开始强调吸烟对中国经济的成本负担，2006年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计算了吸烟的直接及间接成本（从医疗费用到给生产力带来的损失等）。仅2000年，这一成本在中国就高达50亿美元。
“一旦换上肺癌，医疗费就是个无底洞。”2006年3月被确诊为肺癌的马辉贤(音)说道。从那时起，为给他治病家里已花了超过3750美元，马辉贤和他妻子每月总收入仅为350美元，现在只能靠微薄的储蓄暂时支撑。
马辉贤今年62岁，2006年6月做了手术，将右肺切除三分之二，并已做过四次化疗。他17岁当兵时开始抽烟，后来常年抽双喜牌香烟。他一直没有戒烟，直到医生要求他戒烟，否则不给他提供治疗。“直到得上肺癌，我才明白抽烟这么危害健康。”马辉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