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则徐的蜕变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对林则徐最恰当的评价。究其一生，林则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负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林则徐在后来的评价中都是作为民族英雄而出现的，其实林则徐真正能让后人留念是作为一个试图探索如何抵抗强敌，开辟新时代的政治家，“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促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
关于林则徐，蒋廷黻先生在其力作《中国近代史》道：“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正真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国外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提倡。……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这是蒋廷黻先生对林则徐的认识，似乎有失偏颇。但却能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解读林则徐及其思想。
关于林则徐，得从禁烟讲起，道光十八年（1938年）八月，林则徐上奏《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林则徐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上述道光帝禁烟。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1940年1月5日），调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邓廷桢为两江总督。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所做的几件事值得注意。首先是认为“民心可用”，组织当地兵勇抗英和虎门销烟，这都是众人所熟悉的，在此不多说。另外就是购买“甘米力治”号，改装成兵船，与清水师服役。这是林则徐想西方学习的最初方式。后来就是任用袁德辉、梁进德等人到越华书院，组织翻译。翻译有《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等，并于1840年组织翻译《四洲志》。同时林则徐自己本人还学习英文，据考证，他学习的英文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1至12月份的英语读音；专有名词，如中国（柴诺）、医生（诺克拓）等；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英语读音；英美等国驻粤官员姓名的原文与读音，如义律，原文Charles Elliot译音渣儿士·义律；各种外币的读音和汉译。虽然林则徐学习英文是为了了解英国的情况，但这却是最难得之所在。我们都知道，后来奕訢在同文馆设算学、天文及外语诸馆聘用外国教师，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大学时倭仁对此咬牙切齿，斥之为离经叛道。由此可见林则徐在当时学习英文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但我们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那些顽固派不知道林则徐这一行为。
在这一时期，林则徐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一方面看到西方技术、枪炮、轮船等器物文化，另一方面也看见了西方的道德观念、风土人情、习惯、行为方式等审美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林则徐取前者弃后者，是与后来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不学西方生活方式有相似之处。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还是以经世思想为主。
对林则徐打击比较大的是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9月30日）清政府以“办理不善”将林、邓两人判罪。但在此之前他仍上奏《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心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如未经成脓之痈，内毒或可解散。今则毒流已久，譬诸痈疽作痛，不得不亟为拔脓。而逆夷滋扰浙洋，即与溃脓无异。然惟脓溃而后疾去，果其如法医治，托里扶元，待至脓尽之时，自然结痂收口。若因肿痛而别筹消散，万一毒邪内伏，诚恐患在养痈矣。”他再次强调鸦片的危害性，重申严禁之必要，但道光却主意羁糜，称“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林则徐实际上是林则徐政治上的牺牲品，以治罪林则徐换取英国停战。以后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林则徐眼光的长远。
但林则徐并没有灰心，在道光二十二年闰三月十三（1842年4月21日），他以四品卿衔赴浙，协办抗英的身份向奕山提出了“御夷六策”，他建议“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海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战船，以资制胜……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若此船未成之前，尚须在洋接战，计惟雇觅本省潮州及福建漳、泉之草乌船，亦以百只为率。将其人船器械一齐雇到，给予厚资，听其在洋自与夷船追击，不用营员带领，以免牵制。”但是奕山广州一战，一败涂地。遂有《广州协定》。此时，道光再也没有派大臣来挽救败局，有一点可能肯定，道光绝不会再让林则徐出山了。他对英国人保证“定当重治其罪”，这也是林则徐从重发配伊犁的真相。
从《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到
“御夷六策”，这是林则徐思想的深化。他始终以国家忧患为己任，直言利弊，力主抗英。在仕途的受挫以及抗英的不成功，使得林则徐开始反思。也就是在发配伊犁之前，林则徐的思想有了转变：他不会当众再议论朝政，而是专心关注民生问题（足食安民），这也就是蒋廷黻先生说的“他虽有觉悟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这是林则徐一生当中的重要转变。
在发配伊犁途中，他曾致书友人“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而且再三嘱咐看完后将信烧毁，他是不想让人知道的。在发配之前，他与魏源在镇江相遇，林则徐把《四洲志》给魏源。后者根据此书著《海国图志》详细介绍西方的现金器物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他的学生冯桂芬在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系列政论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他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可见林则徐真是不想让人知道的，既然不能入世那就只能出世，弃其所忧，舍其所烦，静其燥心，悟佛禅机，拭其心尘。
林则徐是一个悲剧，有心报国却报国无门，力主抗英却抗英有罪，这是促使林则徐的转变。后来虽调任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但在思想蜕变后的林则徐已有心无力，只能维护清廷统治，镇压甘州藏民暴动、弥渡回民起事，最后死于镇压广西天地会的路上。清廷“晋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但死后荫封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