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战将韩先楚-李云龙似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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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将韩先楚-李云龙似的将军
9号文件
1973年12月底，在中外瞩目的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中，韩先楚从四季如春的东南沿海来到了风雪严寒的西北高原。
正是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边界那边陈兵百万，东北、华北、西北处于战争威胁之中。兰州军区作为“三北”主要作战方向之一，韩先楚又来到了一个“有仗打的地方”。
刚过春节，他就到陕北、宁夏等地看地形去了。作为兰州军区司令，他必须尽快熟悉战区情况，制定作战方案，为随时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就在这个“好战分子”全力琢磨当面之敌时，一场战争突然在他背后打响了。
前面说了，1971年“批林整风”时，福建省军区的倪南山和周子韬，写材料揭发张春桥煽动江西造反派抢夺解放军枪支的罪行。当时，省军区有人认为中央公安六条规定，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倪南山和周子韬恶毒攻击张春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是反革命行为。
韩先楚召集福州、福建两级军区常委开会，会上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倪、周两人的行为属反革命性质。待大家都讲完了，韩先楚作总结性发言：倪南山同志是老红军，周子韬同志是老八路，都是老革命，怎么能是反革命？这应该是个基本的准头吧？他们给中央写信，说明自己的意见，这是党员的权利嘛。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犯了错误还要允许人家改正嘛。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
声音不高，却是不容置疑。
韩先楚讲完，大军区几位常委立即表态同意。省军区有人虽然不服，眼见众怒难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韩先楚在兰州战区看地形的同时，两位“记者”从北京来到福建省军区，搞“批林批孔”蹲点。在司令部、政治部找人谈话，党委会逢会必到，开口闭口“江青同志指示”。什么省军区搞“上智下愚”呀，运动冷冷清清呀，要联系实际“放火烧荒”呀，俨然成了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太上皇。
2月14日，副参谋长赵东升在直属队干部会上，布置运动中的行政管理工作，指出“运动中要掌握政策，防止矛盾激化”。又说“军区首长都是爬雪山、过草地走过来的，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问题再大，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掌握好政策”。
两位“记者”就抓住这两句话，把赵东升打成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现行反革命”。
省军区原来就不服气的人，这回见火候到了，就贴出一张大字报，将倪南山、周子韬揭发张春桥的问题抖落了出来。
“这还了得！”两位“记者”大惊失色，又大喜过望，这里还有这样的“大鱼”呀？匆匆飞回北京，又匆匆飞来，要省军区立即召开“对敌斗争大会”。
2月17日，在“对敌斗争大会”上，倪南山和周子韬被当场逮捕。
会后，又组织四卡车人到省委大院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什么“打倒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倪南山、周子韬”、“坚决揪出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黑手”、“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等等。
会前，省军区给省委和福州军区发出电报，说下午两点召开“对敌斗争大会”，请省委和军区领导来会指导。
当时就流传开一则政治笑话：“下级给上级发通知，第二政委抓起第一政委。”
4年前，皮定钧由福州军区副司令升任兰州军区司令，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后又回到福州任司令。接到省军区电报“通知”，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打电话，请示这是怎么回事，叶剑英说没听说这事呀？当天晚上，皮定钧听完“对敌斗争大会”录音，更是气得火火的。
第二天，皮定钧召集两级军区常委开会，没讲几句就拍起桌子：你们好大的胆子！一不报告，二不请示，就把你们的政委和副司令打成反革命抓起来，你们眼里还有福州军区党委，还有我这个司令员吗？马上给我放人，赔礼道歉，什么规格批斗的给我什么规格平反！……
会后，福州军区党委致电中央和军委，报告了两级军区常委会议情况，说明“我们已经决定对倪南山、周子韬平反释放，并要省军区向倪、周赔礼道歉”。
事情好像就到此为止了。正在西北的荒漠间看地形的韩先楚，对福州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浑然不知。
3月6日上午，中央办公厅给福州军区来电话，说中央有一架大飞机给你们送文件，要派可靠的人去机场接文件。司令部三楼会议室里，常委们都等着看文件。到了，军区副司令、党委副书记石一宸启封，取出一份给大家读起来：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9号
中央复电
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
一、倪南山、周子韬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江西工作期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擅自开枪，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又对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指示怀恨在心，借着揭发陈伯达和林彪的机会，恶毒地攻击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赵东升同志二月十四日的讲话对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抵触不满，错误也是严重的。
二、对倪周的严重问题，你们过去不向中央报告，这次你们给中央的电报和对福建省军区检讨报告的批复中，未严肃指出倪、周、赵等人问题的严重性，并要省军区党委向他们赔礼道歉，向群众检查错误，这说明你们还站在倪周的反动立场上为他们辩护，支持他们翻案，妄图篡改历史，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
完了！
不是石一宸读完了，而是这下子全完了，完蛋了！
窗外，春日的太阳又红又大，蓝天万里无云，空气一尘不染。司令部大楼后右侧的林则徐墓，庄重肃穆，草木萋萋。马鞍山绿波连天，鸟语花香。
18天前，这里也是雷鸣电闪，那“雷公”、“电母”是这里的主人。而今，这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那电闪雷鸣却一声声要把人们震得灵魂出窍：“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胆敢！”“胆敢！”“你们胆敢！”……
有人回忆说：有人当时就瘫那儿了。
皮定钧铁青着脸，呼呼喘气，一声不吭。
有人说：老石呀，你赶快写个检查稿，我们不尽快检查，人家就不让我们检查了！
这边写检查，那边通知两级军区和省委、省革委会的领导同志，立即到西湖礼堂开会。稿子写好了，人也到齐了，还未念完，一个造反派出身的省委书记吼起来：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有什么资格讲话？！
西湖礼堂的会还未完，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上街了，宣传车也扯着嗓子大街小巷地叫。两级军区领导，除了反倪、周的几个人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外，都成了“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小撮”。
几天后的夜里，王洪文代表中央给福州打来电话：9号文件是对着韩先楚的，不是对着你们的，你们要集中揭发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
一些人顿觉拨开迷雾见晴天，一块石头落了地，立即披挂上阵，万炮齐轰韩先楚。
正在风尘仆仆地看地形的韩先楚，到临潼时病了，发烧。从气候湿润、满眼绿色的福州，来到这黄土漠漠、干冷干冷的西北，一下子还真有点不大适应。随行的同志们劝他回兰州看看，他说有医生跟着，有好药吃着，已经是天堂了，一个感冒算个什么？
到宁夏居延海时，夫人刘芷打来电话，说有要事，让他立即回去。他听出语声有些异样，问是怎么回事。刘芷把9号文件的内容大概讲了一下。
他这位在福州干了16年的老司令，成了兰州军区的新司令，欢迎他时的那种规模、热情，着实让他感动。有人还张开双臂跟他行了个外国礼。他在陕甘宁青战斗、学习、工作、生活了10年，论时间，仅次于在家乡和福州的日子。更重要的是，那是战争年代，是他人生中最难忘怀的岁月。所以，一到兰州，他就有种回家的感觉。
可当他这次一身风尘返回兰州时，一切都变脸了。
一盒“中华”吸没了，600多字的9号文件不知看了多少遍，就在房间里转起来。
“文革”初期见到“打倒韩先楚”时，他气不打一处来，立即给林彪、徐向前打电话，凭什么打倒我？后来见得多了，就见怪不怪习惯了。中央召集福建两大派组织在北京办学习班，准备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造反派见到他就说：“管你先楚，还是后楚，打倒再说！”他听着，只是笑笑。运动期间，群众组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是人家的权力。可这次不同了，这次是从中央下来的红头文件，是上边的意思，这是一打一个倒的。
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这两个“长期”和“有些领导人”，不分明就是没点名的点名吗？皮定钧任兰州司令还不到4年，这兰州与福州对调，不就是调的他韩先楚吗？有的大区也是人刚走，那边大字报就铺天盖地了，中央却不表态，唯独给福州来个9号文件，这不就是冲着他来的吗？不把人调走，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还能“彻底揭开”吗？
福州的情况一无所知，真想知道，又真不敢“拖人下水”。1958年炮击金门时，他患急性黄胆肝炎，医生把他隔离起来，除了医护人员不准与任何人接触。如今他是“政治肝炎”了，和谁接触、联系，那可就是害了人家。
也不用问谁了，那大字报从办公楼贴到家门口了，看看那大字报就知道福州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炮轰”、“打倒”、“砸烂狗头”、“罪该万死”之类大标语不看，就看自己的“罪行”，差不多赶上《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100例》了。不过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他是“林彪死党”。
上下齐攻，南北夹攻！
兰州的自来水黄糊糊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9号文件，军区1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了。想买点白糖冲奶喝，也说没有。没有井水就喝自来水。少了粮油肉补助也饿不死人，买不到白糖就更算不上什么了。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子颜色，马上就有人报告上去了。这家里会不会被人安了窃听器呀？
自然也就难以正常工作了。
就研究战区作战方案。可地形没看完，战区情况还不熟悉，怎么研究呀？就看地图，一张一张地翻呀看呀。纸上谈兵也谈不下去了，就看《红楼梦》。毛泽东让许世友看《红楼梦》，还说看五遍才有发言权，那就看它五遍，看看能有个什么“发言权”，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结果没看上五页就烦了。小儿子小平回来了，爷俩下棋。这回没像在西山和爱平那样搁桌子，儿子变着法儿让老子赢，那也烦。那就出去转转，散散心。狱中犯人每天不也有个放风时间吗？
门口墙上贴张大字报：《韩先楚，看你下步棋怎么走》。
“林彪死党”
韩先楚是长征到陕北后，才知道、并见到林彪这位黄冈老乡的（红安属黄冈地区）。他是抗大2期学员，林彪是校长。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让他感到亲切，更费思量。有的当即明白，有的就费点劲儿，有的要好一阵子才能恍然大悟，有的直到去世都破译不了，甚至可能永远都是谜。
之前，他就听红1军团的人讲，在江西反“围剿”和长征途中，林彪如何如何了得，就不能不以一种钦佩的目光，打量这位瘦小的、比许多下级都年轻的红军将领。但真正使他了解林彪，并从心头涌流出敬佩之情的，还是平型关战斗。这一仗他没打上，688团当了预备队，战后688团副团长韩先楚去看了战场。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山第一仗，也是中国军队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场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使“中国共产党不抗战”的论调没了市场，起码也使中外持这种论调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闭上了嘴巴。这一仗坚定了中国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和共产党的地位，以及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包括许多有志青年投奔延安等等的政治意义，也就愈来愈显现出来。但韩先楚当时想不到，也不会去想这些。有些人跑去战场，不仅是打了胜仗高兴，还因为从未见过“日本鬼子”、大洋马，想去看看“东洋景”。而韩先楚想的是，688团这预备队是留着关键时刻打硬仗、打恶仗的，怎么扔在这儿窝都没动仗就打完了？这仗是怎么打的，林彪是怎么指挥的？
刚经历一场大战的仲秋的平型关，视野中一片黄黄漠漠。公路上，被打坏的、被掀翻到路边沟里的汽车、大车，有的还在冒烟，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车上、路边、山野间。我军伤员、烈士遗体已经处理完了，部队正在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这些当然都在韩先楚的视野之内，但他更关注的是地形。山势、制高点、沟谷、公路，敌我来路、去向、企图，双方装备、士气、心态，还有时间、时机。枪炮声中，敌与我，时间与空间。这么一交叉、碰撞，一个绝妙的“打点”立刻就显见出来了。
“林彪那眼睛真‘毒’啊！”后来他常说这句话。
还有，就是对付强大的敌人，更要用谋略，用智慧，打巧仗。
而这些，本来就是他的强项和一贯的风格。
鞍海战役后，林彪来电询问取胜经验，等于向部下取经。之后，韩先楚连战连捷，直至辽沈战役关键一役攻取锦州，林彪把主攻方向的担子压在了韩先楚肩上。而此前在那些“方案之争”的“官司”中，在林彪貌似冷冰冰的“判决”中，掩饰不住的是对这位比自己小7岁的小老乡的赞许。而战争年代的韩先楚，对林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随机应变的制敌、驭敌的谋略、智慧和大将风度。
从红军到八路军，除在抗大2期学习9个月外，韩先楚在林彪麾下只有平型关一仗，还未打上。自到东北后，他就受林彪指挥了，一直打到海南岛。可开头一个在南满，一个在北满，后来根据地连成一片了，进关了，南下了，也难得见面，只是那还用见面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随后的夏、秋、冬三季攻势，那些战役、战斗的“打点”，时间愈久愈显清晰、夺目。别说他曾亲历其中，就是那没打上的平型关战斗，他从中悟得的东西就比亲历者少吗？还有在我军刚进东北后关于和战前景的大战略上，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目光。25年后他在福建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林彪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是无根无据地望空扑影吗？
生活中有“手把手教”一说。其实，这是只有对刚刚举足学步的幼儿才用得着的。高明的老师是从来不手把手教的，如此教出来的学生又有几多成器的？真正成才，而又有杰出贡献的人，首先离不开勤奋、认真，还需要悟性、灵性，即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天才，之前就讲天才，讲“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韩先楚是承认、并相信有天才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差距很大，大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称之为天才了。毛泽东是大天才，林彪是军事天才。吴焕先是全才，可惜英年早逝，未来得及展示，不为人知。有人说他也是个天才，打仗的天才。只读一年书的大老粗，身经百战从未打过败仗，说明了什么？自己与自己比，起码比起干别的什么行当来，在打仗上他就是个天才。他嘴上从未这样讲过，但他自信，非常自信。
只是天才从来都是立足于大地上的。当毛泽东“万寿无疆”地成了神，林彪也“永远健康”地成了半仙，韩先楚这位老部下就云里雾里找不到老首长“林总”的北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韩先楚刚睡着，周恩来打来电话，劈头一句：“‘老病号’跑了。”
韩先楚莫名其妙。在他的心目中，“老病号”从来都是徐海东。经常往北京给老军长捎东西，连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是给“老病号”的。这回才明白，不同的层次、圈子，是有各自的“老病号”的。可直觉告诉他，即便徐海东不是去年去世了，这个“老病号”也不会是徐大将，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又会是谁呢？
周恩来的回答妙极了：“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
他还是不大明白。而当他终于明白了，就站在那儿愣了、蒙了、傻了。
这怎么可能啊？！
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威望，然后就是人民--我是被主席打过招呼的，多少有点知觉了，尚且震惊如此，又该怎样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呀？！
其实，他早就对林彪感到迷惑不解了。
最让他迷惑不解的，是在公开场合，林彪高举语录本，紧跟毛主席，讲了那么多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话，可向他请示汇报福建的问题，却从来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第一次好像是1966年底，记不得什么事了，肯定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打电话请示林彪怎么办，秘书接的电话。他以为很快会有回答，却一直没有。不久，有人说林彪病了。他认为这回肯定病得不轻，打电话询问，秘书说还是老样子。就问上次请示“林总”的问题有什么指示，秘书说已经汇报首长了。汇报了怎么没有回话呀？他觉得挺奇怪的。
福州“四联会”（即福州军区、福建省军区、福建省委、省革委会联席会议）揭发的材料，说他给林彪打电话、写信、去林彪家160多次，却未说从什么时间起止。建国后林彪长期休息养病，那时候他就常打电话问候一下，有机会还去看看老首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请示汇报就更多了。1962年紧急战备期间打的电话，差不多就有这个数，1969年战备又打了多少电话？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打多少电话又有什么用？就像“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家中搜出的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说的那样，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请示报告，可下边请示报告多少次了，上边答复什么了？他指责的仅仅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吗？不也包括林彪吗？
气愤之中，始终萦绕心头的就是：林彪怎么了？这还是战争年代的那个“林总”吗？
战争年代，每次战役、战斗的企图、方案、思路、步骤，你的任务，林彪都是那么清晰、明确而又具体。你有什么不懂的或是战场情况变化，需要改变打法，请示报告，有问必复，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而且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你。还唯恐你搞不懂他的思想或是给弄歪了扭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等，把一些战术原则用通俗易记的语言，让士兵都能懂得，在实战中运用。哪像“文化大革命”中，净是些玄而又玄的空话、大话、绝话呀？
西藏军区副司令、老部下郑需凡来看他，说现在的事情不好办哪。韩先楚说好办，有事就写报告，爱批不批，反正我请示你了。这也是跟林彪学的。口头的，书面的，什么事到了毛家湾就石沉大海了。你林彪闭上眼睛装没事，那我也请示报告完了就完了，闭上眼睛没事了。跟郑需凡讲得颇有心得，就像个行家里手，行动起来却一窍不通，他哪是这种人哪。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也不是这个样子呀？1960年底有人要把他打成“彭黄漏网分子”，国防部长林彪发话了：“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这是典型的林彪语言。开头人家只传达了上半句，把他气的呀。我韩先楚有什么错误要坚决地批，别人不了解，你林彪还不了解吗？后来见面问了，林彪说只听别人说，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呀？瞧，这不是怪他请示、汇报少了吗？
就想去看看林彪到底怎么了，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依然是那么沉默寡言，永远是那么沉默寡言，这世界上话语如此金贵的，除了林彪就没见第二人。那面色依然是那么苍白，甚至是惨白，陌生人冷丁一见会以为是个死人幌子。在延安初识抗大校长时，一眼望去就是个小白脸。纤秀得像女人样的林彪，却不显纤弱。平型关战斗前爬山下沟，很有劲道的。白净的脸上，随着汗水泛出些红晕，显得健康而有活力。“八·一五”后闯关东，在铁岭再见时，那面色就挺苍白了。后来就听说他怕光，衡宝战役后风呀水的全怕了。若不是平型关战斗后晋军的那一枪，林彪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面色难看，那头脑、思维却依然敏捷，甚至好像不减当年。就想直奔主题，问个究竟，几欲开口，又都闭住了。战争年代，无论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下边纵队的，叫你来，问什么，讲完了，你就走人。林彪喜欢清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因为他要思考问题。老部下想他了，看得出来他也挺想大家的，绝无拒人千里之意，却没几句话，那场面就不免尴尬。而今一切照旧，韩先楚却觉得那脸上和这屋子的墙面，地面上，仿佛都写着“莫谈国事”。
他知道，林彪脑子里那个思想的轮子，只要醒着，就一刻不停地飞转。只是当年的“林总”思想的永远是战争，如今的“林副主席”转动的又是什么呢？
刚进抗大时，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传递的信息，有时让他搞不懂，那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林彪。而今搞不懂林彪，则是因为他太了解林彪了。
他搞不懂林彪，一些人却能搞懂他。
--“坚决打倒林彪死党韩先楚！”
彭德怀横刀立马，英名盖世，没想到风景秀丽的庐山成了他的滑铁卢。
也是林彪的滑铁卢。
1970年8月23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没人想到林彪会出逃，还要谋害毛泽东。毛泽东能想到吗？但韩先楚想到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会什么事情都没有歧见吗？他越来越看不懂林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看不懂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林彪都有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时候。可自不赞同出兵朝鲜之后，林彪就亦步亦趋，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比毛泽东还高。1962年7000人大会上，他不明白林彪怎么会来那样一篇与众不同的讲话。还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他不信浓眉下的那对目光，就只“毒”在打仗上。后来，他发现两次庐山会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少数人外，都未能揣摸到毛泽东的心思。但在当时，无论如何，韩先楚都不可能想象林彪与毛泽东会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不可分的。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不也仍在一如既往地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吗？
8月26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鳝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鳝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就是后来被“四联会”揪住不放的给林彪的所谓“表态信”，又称“效忠信”，说“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买了船票的，可以说是到了码头，或者已经上了贼船”。
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九一三”事件后，却在林彪家中搜了出来，让他莫名其妙。可在那些人眼里，那抬头和信封都是表面文章，信在林彪手里才是本质，这不正好说明你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吗？我们是按照组织程序来的，你们上边搞错了，把水搅浑了，让我们下边跟着倒霉呀！
林彪讲话后，张春桥在庐山几成千夫所指。可这个长得细瘦的“鳝鱼眼”，就像练就了一身上乘的“金钟罩”、“铁布衫”，枪林弹雨未伤毫毛，那子弹反倒弹了回来击中射手。
攻击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就“罪该万死”、“死也有罪”了。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又一次提醒了韩先楚，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张春桥这帮人篡夺了，中国就完了，他们这些人自然也都完蛋了。
1970年底要召开全省工作会议，总结一年工作，研究、安排明年工作。韩先楚早早告诉秘书，这回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
“四联会”上，一些人抓住韩先楚12月4日在全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做文章，说他“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40多处吹捧林彪”，“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个样板戏，每个一公演，报纸、电台就要欢呼、庆贺一番，自然也就要把“旗手”江青赞美一番。韩先楚说她算老几，一边去。秘书和报社领导说，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搞，咱们就是例行公事表个态。他说那也不行，还是要宣传毛主席。其实，他觉得对毛泽东的宣传也过分了。秘书给他写文章、讲话稿，毛主席语录引用多了，他就说“净抄书”。对林彪也是一样。可眼见着在庐山不但没有扳倒张春桥，这个“鳝鱼眼”反倒身价日隆，无计可施中，就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鳝鱼眼”。1959年庐山会议他去晚了，没见到彭德怀讲话后的场面，1970年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片掌声”和“全票通过”，可当时那种场面、情绪却是非同寻常的。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他知道这种战法作用有限，但仗总是要一仗一仗去打的，战争年代他从未因哪一仗微不足道而按兵不动。只要大家齐努力，蚂蚁也能搬倒山。
后来再想起来的，就仍是那两个成语“螳臂挡车”、“蚍蜉撼树”--能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那是谁呀？
“四联会”上，一些人说他“处心积虑地千方百计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他心头也真没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但是，说周赤萍写的那本《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是他支持、批准出版的，则纯粹是别有用心地栽赃、诬陷。
1974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郑磊的文章《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说：“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在抛出这个小册子的地方，这株毒草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一九七二年，我们也看到了一点轻描淡写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批判小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小册子的出笼是‘背着’组织，没有人批准，仅仅是由作者亲自下令搞的。事情真的是那样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批准，办得到吗？由于这本书大量发行，流毒全国，关于这本小册子出笼的阴谋，现在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郑磊的文章一出笼，有人就像奉得御旨，立即签发一封电报：“现已查明，小册子是韩先楚同意出版的。”
“九一三”事件几天后，福州空军司令杨思禄唠起周赤萍的小册子，韩先楚才知道还有这码事。周赤萍是福州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这等人物写本小书出版，有什么难的？而那时林彪是副统帅，党章上写着的接班人，给副统帅、接班人写本小书，还算个问题？谁在台上就捧谁，这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这福建的事情，他韩先楚就得什么都知道，什么屎盆子都得扣到他头上吗？
小册子出笼是个阴谋，“封锁毛主席南巡讲话精神”，“九一三”事件后继续吹捧林彪，自然就更是阴谋了。
毛泽东巡视南方同他谈话打招呼时，汪东兴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密，哪些内容只能自己掌握，哪些是可以传达的。临走时毛泽东又讲不忙传达，待中央确定个范围再说，林彪还是要保的。从南昌回到福州后，他是原原本本照旨行事的，如今却把这样一顶吓人的帽子安到他头上，毛泽东和汪东兴不是心知肚明最清楚的吗？
中央3月6日下达9号文件，他3月22日看地形回到兰州，24日开始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信，再三说明，陈述事实，结果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九一三”凌晨，周恩来讲“老病号”林彪跑了，韩先楚首先想到毛泽东的威望，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然后就想到这一次又要倒一批人了。他没想到自己。但是，在11月14日中央74号文件附发的《“571工程”纪要》中，看到把福州军区列为“借用力量”时，他这位军区司令、党委书记的心头，就不免打了几下鼓，但他很快就释然了、平静了。林彪出逃，要谋害毛泽东，搞反革命政变等等，他一无所知。他与林彪都是正常的工作和组织关系，没有任何不正当的东西。
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老首长，老部下，见面都很高兴。林彪不会寒暄，他也不会客套，谈的都是工作、战备。一次，林彪问起抗美援朝战争来，韩先楚就从与美军的第一个照面，也就是入朝不久即遭美军飞机轰炸谈起。林彪对美国的空中优势和我军的坑道战，问得特别仔细。那是和平年代韩先楚与林彪一次难得的高质量的谈话，是一种军人与军人的对话。
领导来了，该咋的就咋的。什么“热烈欢迎”、“光临指导”呀，什么“条件不好，招待不周”呀，韩先楚不会讲这些。他下部队，也讨厌那种鞍前马后围着他点头哈腰的角色。对于那种喜欢端架子的领导，他尽量避得远远的，以免那鄙夷之色被人看到。名将、名帅的威风，从来都是在战场上令对手闻风丧胆中建树起来的。好端架子的角色，十有八九都是草包、熊蛋。除了那次意在打击“鳝鱼眼”的讲话外，他在正式场合很少颂扬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好话讲得已经够多的了，不想凑这个热闹了。平时唠起毛泽东和林彪来，话倒挺多，一种敬仰、亲爱之情溢于言表。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对统帅和副统帅越来越找不到北了，那距离也就觉着越来越大了。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让他感到那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可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跟他打招呼的谈话，就不仅是让他找不到北了，而是令他毛骨悚然了。天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心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喳地爆响着要碎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
临去世前一年，几位红4方面军的老同志来看他，唠起9号文件，有人说听说台湾至今没有8路公共汽车，国民党把这个吉祥数字给了咱共产党、八路军，它就卷铺盖逃到台湾去了。而你这个“好战分子”，既是4方面军的，又是4野的，“4”者，“死”也，能逃过那一劫，就算你的造化了。
扯淡。韩先楚笑着骂了一句，他不信这个。
林彪折戟沉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旧部，都跟着完蛋了。福州军区揪出个写了本小册子的政委周赤萍，还有个副政委、江西党政军一把手程世清，也都是4野的。当年兵强马壮、纵横天下的4野，如今真有点树倒猢狲也倒的味道了。当年出了个张国焘，红4方面军的许多人，后来不是也被另眼相看吗？他知道自己不会被重用了，可林彪在台上也没重用他，还不是一码事吗？“功名只向马上取”，打起仗来谁都会重用他的。和平时期，他这种人也就只能这样子了。
却没想到两年半后，八大军区司令一调动，就轮到收拾他了。
“批斗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蛋”
“四联会”上，有人揭发出林彪在北戴河仓皇出逃前，给韩先楚打电话，说“福州方面就交给你了”。韩先楚当即表忠心，“请林总放心”，并再三让林总保重，“两个人足足通话17分钟”。
当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政治部副主任周曼天，省委候补委员、《福建日报》核心组副组长、厦门大学学生黄兆芬等人，这些“韩先楚的黑干将”还没被打倒，还能说话。就说这还了得，果真如此，那韩先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了，赶快查，是你当时在场听到的，还是听谁说的，在哪儿听到的。几个人以攻为守这么一较真，揭发者就支支吾吾起来，说是在车上听到的。那是汽车，还是火车？首长当然不会坐公共汽车，坐小车，无论伏尔加，还是北京吉普，除了司机，就是秘书。坐火车也是软卧、包厢，随行的差不多还是那几个人，是谁说的，自然好查。这么穷追猛打，揭发者又支吾到厕所里去了，说是解溲时听一个士兵说的，那个士兵好像是通讯连的。几个人有的说首长路线斗争觉悟这么高，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不及时向党委报告呀？有的说首长年纪大了，记性差了，可这样的人和事，当时无论如何也该多看几眼记个准呀？或者直接带到保卫部去，当时就叫出个真呀？
这么说完了还没完，几个人都说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谁揭发的问题谁签字画押谁负责。这下子揭发者可不支吾了，立刻像被蜂子蜇了似的叫起来：不是我说的，我是听别人说的，反正我说的都是事实，反正我不签字画押！
当一批又一批的“韩先楚的黑干将”被打倒后，基本就是说什么是什么了。
9月13日凌晨，周恩来通知各大军区司令林彪出逃后，即下达战备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韩先楚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和叶剑英的指示，调动有关部队，架设战备通讯线路，控制一些要害部位。同时指示情报部长孙如奎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苏联军队及当时蒋军有何动向，要随时向他报告。9号文件后，都被一些人视为“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福建“传经送宝”，韩先楚未去车站迎接，被说成是“反大寨”。《龙江颂》剧组来榕演出，韩先楚没有接见，就是“反对革命样板戏”。如此定性，好像望空还能扑到点影儿。可韩先楚在福建提倡绿化，大搞植树造林，竟然也被说成“是为林彪树碑立传”。
在福州“四联会”上，深揭猛批韩先楚，把刘少奇和蒋介石都联挂上了，“批林批孔”热火朝天。兰州这边也不甘寂寞，却实在揭不出什么东西来，就说韩先楚顶风冒雪走边防、看地形，是“游山玩水”。
这回算是明白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历时半年多的“四联会”，还揭发出韩先楚经常给林彪送海蚌、藕粉、橘子、桂圆，说是“积极投靠林贼”。
送这些东西都是事实，可他还给毛泽东和周恩来送过，那又是积极投靠谁呢？
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吃了闽江口的海蚌，感觉出汗少了，问能不能给他搞点带回去。一年后，叶群又打来电话，说林彪要吃藕粉，北京买不到纯藕粉，让他在福建给搞点。给林彪的主要就是这两样东西，而且量很少，林彪“吃猫食”，还不吃水果，送的也少。多与少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比较而言的。除藕粉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都比林彪多。周恩来还打电话问他橘子如何保鲜，说一过春节，那橘子就变得像棉花似的了。而这些东西也不是他说送就送了的，是经过军区党委研究过的。记得好像是1963年左右，中央办公厅发个通知，对全国各地给中央首长送东西提出批评、制止。他说给他们进贡还吃批评，今后都自己吃了。话是这么说，东西照样送，都是土特产，就是一种心情，算个什么问题？觉得不合适，你们付钱嘛。给陈云、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也常送些水果，特别是在这些人落难、不得志时。
但是，给谁送的也没有给徐海东的多，而且时间最长。战争年代的胜利品，特别是一些药品，他都悉心留着，有机会就给“老病号”送去。广西战役缴获白崇禧的一辆卧车，徐海东当时在大连疗养，也派人给老军长送去。实行薪金制后，老军长倒是真想付钱的，可他要谁的也不会要这个“老病号”的。老军长去世后，仍给老军长的夫人周东屏周大姐送，而且送得更勤更多。到兰州后，因9号文件中断了年把时间，环境稍好后，土特产照送不误。
可那些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能看到的只是他“积极投靠林彪”的“罪行”。
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后，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韩先楚认为“南放”也不是所有南方都要敞开门户，敌人也可能从中间实施突破。有人不高兴了：林总说从两头来，你说从中间来；林总说从陆上来，你说从海上来，这不是唱对台戏吗？
和林彪唱对台戏，这不就是反对林彪吗？可这一刻在那些人心目中，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有他如何效忠林彪，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都是胡说八道，却也有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望空扑影，与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分。
武汉“七二○”事件后，福州造反派占领军区司令部大楼，又向马鞍山战备坑道发起攻击，同时抄了韩先楚等人的家，抄出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时与韩先楚的一些合影照片，吓了一跳。这个“韩拐子”（因他拄根拐杖，造反派就这么称呼他）与林副主席关系如此亲密，这可是毛主席的司令部的人哪！
“九一三”后，这些照片就成了他“紧跟林贼”的证据。
这就是一些人在那个时代的“变”证法。
“九一三”后的57号文件中，有句话说林彪过去也为革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传达、学习时，韩先楚说林彪虽然死了，对他的评价还是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学习9号文件了，有人就说这是“公然为林贼翻案”。
林彪若不是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怎么会24岁就当上红军的军团长，接着又是八路军主力师的师长、4野司令和共和国元帅？可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报纸上不还说他不会打仗吗？指挥了平型关大捷，率军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的人不会打仗，那么谁会打仗呢？是那个戏子江青，“鳝鱼眼”张春桥，还有那个瞅着挺老实、厚道却专会用笔杆子杀人的姚文元？
在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能把人放到完全相同的时空中，让其不受拘束地重新走一遭，他敢断言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的轨迹会是重叠的。上午那么想的，下午就这么做了，自己和自己都在打架，两个人的思想、观点，又怎么可能时时处处事事如出一辙？可林彪“永远健康”时，就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九一三”后又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来都不是个好东西。
活了50多岁，韩先楚最难以容忍、也最让他痛心疾首的，就是大跃进年代的“亩产万斤粮”，和“九一三”后的“林彪不会打仗”。
我们是共产党啊，共产党、解放军怎么能这样子说话呀？！
战争年代，血与火中的胜负是最实际的。三座大山不是用嘴巴子吹翻的，笔杆子写错一个字，战场上就可能付出代价。战争把虚妄、迎合、瞎话赶得远远的，那时的共产党人是多么的实事求是、朝气蓬勃呀。建国了，和平了，没有那种生与死、胜与负的威胁了，难免会滋生一些虚假、浮夸的东西，可无论如何也不该到这分上呀！好时屁眼都没疤，拉屎都不臭，坏时就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这是批判林彪，还是丑化我们自己？而今又如此揭批他，被伤害的又仅仅是他韩先楚吗？依靠人民的支持，凭着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我们得人心而得天下。可如此折腾下去，我们将如何取信于民，面对后人？
8年后，中央决定撤销9号文件，老战友、老部下向他祝贺，他说：有朝一日去见马克思时，希望党组织在对我的一生的评价中，能把我的错误也写上一笔。
1974年3月24日，韩先楚在写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封信中，即提出：
希望中央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贯彻中央九号文件中，对我揭发的问题转给我。群众的揭发会帮助我回忆自己的错误，以便进一步检讨自己。
翌年10月20日，在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信中，又写道：
我再次向中央建议，把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或更大一些范围的同志调到北京开会，我也参加，检讨自己的错误，澄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把问题搞清楚。今年一月二十九日，我给中央写了报告，请求把整我的材料转给我，以便我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
没人能说得清韩先楚为此写了多少申诉信。据他1976年12月23日在武汉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中央、军委”的信中说，在写了第一封信后不到一个月里，仅电报就给毛主席、党中央发过四封。而在从“毛主席”写到“华主席”的所有信件、电报中，他都“希望”、“建议”、“恳求”能将揭批他的材料转给他，将有关人员召集一起，大家当面锣、对面鼓地把事实搞清楚。
没人理睬他的要求。
我还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还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还是党员，还有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凭什么允许他们胡说八道，却不许我澄清事买？
“七二○”事件后“逃难”到西山，韩先楚曾愤愤地对叶剑英道：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呀？能让我心服口服，我自己背着行李去坐班房！
叶剑英叹口气：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
叶帅仰天长叹，连呼三声：莫须有，莫须有，莫须有啊！
有政治民谣云：“批斗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蛋。”批斗会上没好人也就没有好话，追悼会上没坏蛋也就没有坏话。其实批斗会也是追悼会，一种对人的政治生命和权利的特殊形式的追悼。当历史证明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刘少奇，那个“永远”其实只有11年又9个月时，在他生前长达3年的“批斗会”上，这位共和国主席不也是有口难辩，从灵魂到肉体，都只能听任一种声音随心所欲地糟蹋、蹂躏吗？而那位巾帼男儿张志新，不也是因为发出了一丁点不同的声音，就被割断喉管吗？
一向喜欢听到部下说“不”的韩先楚，在这些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日子里，益发感到了人的权利的珍贵，也就益发坚定了一种信念：如果有朝一日还能有职有权的话，在他那方天地里，一定要尽力维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绝不允许只有一种声音呼天喝地！
“我救过毛主席！”
5月的黄河，比起夏日的汹涌澎湃，黄铜色的春水就显得缓慢平和，也就多了几分温柔与恬静。地跨黄河两岸的兰州，杨柳发芽，群山吐翠，阳光日见骄好。位于皋兰山下的兰州军区大院，春燕呢喃，飞来飞去，衔泥做窝，在自然界蓬勃的生机中忙碌着，准备繁衍后代。
韩先楚感到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与北京的联系中断了。不是电话被拿走了，电话线被掐断了，而是在以往最艰难的日子里，也能给他以安慰，告知他上头信息，为他出谋划策，自然也是他敬仰、知心、亲近的人，都不与他联系了。他逐一给他们打电话，那回答不是“首长不在”，就是“首长出去了”，问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那不冷不热、带答不理的声音几乎都是“不知道”。
他知道这回是真的不行了，彻底完蛋了。
就又开始噩梦连连。
他跑啊跑啊，是在大别山里，就是那次带领几个人提前去设营号房子与部队失去联系，又返回去寻找部队，被白军发现了。他们躲进一个山洞里，白军搜山，又放火烧山，到处打枪，喊着：“看见你们了，出来吧！”“谁投降留条命，我们也优待俘虏。”那山洞又黑又大好藏身，却突然变成了个大广场，就像福州的五一广场，几个人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赶紧再跑，跑到一个池塘，立刻跳进去，有的躲进草丛中，有的用片荷叶盖住脑袋。敌人追上来，又喊“看见你们了”，又打枪，子弹打进水里，比炮弹溅起的水柱还高大。设营的都是后勤人员，老的老，小的小，老的能比小的大一辈，都没有战斗经验，就他一个人打过仗，还没有武器。有个孩子样的小兵，小脸都吓白了，韩先楚一再打手势让他沉住气。突然一枪打在那小兵面前，“妈呀”一声叫，敌人围上来，把他们抓住了，一个个五花大绑……
类似的故事不断在梦中出现，追他的有白军，有日本鬼子，有美国鬼子，还有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有几次还是江青、张春桥。江青挥舞着一支他从未见过的枪，披头散发像个魔鬼。张春桥抱着一支像笔一样的枪，据说那是最新式的尖端武器。而他总是赤手空拳，只有拼命地跑呀跑呀，跑不动了就躲呀藏呀，结果不是被抓住，就是快被抓住时惊醒了。
就从这时起，韩先楚开始枪不离身，直到“四人帮”被抓了起来。
与噩梦连连同时频频出现的，是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的一次战斗。
232团团长韩先楚，率团抢占黄河渡口，渡过黄河，即以两营兵力配合山西游击队围攻石楼县城，又亲率一个营进至石口镇一带，牵制敌人五个团，以配合主力作战。行进间，突然前方枪声大作，见有约一个营的敌人将我军一部压制在路边沟里。他立即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发起攻击，将敌击退。
别说他一生经历的战斗，就是在这次东征中，这场战斗也不值一提的。可当他冲至近前时却大吃一惊，因为他看见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原来那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部。
韩先楚的女婿，北京军区军训部参谋李东生，眼见着风声越来越紧，因岳父常来常往，他们这些小字辈也跟着常来常往的几家首长，也没了来往，心里着急，给兰州打电话，怕有人监控也不敢说什么。岳父说你来一趟吧。
坐一天一夜火车，刚到兰州，消息就传出去了：韩先楚家去了个“特务”。
岳父确是想让女婿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韩先楚给毛泽东写封信，让李东生带回北京，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转呈毛泽东。在此之前，先去陈云家说明情况，那信送不送毛泽东，什么时候送，一切由陈云定夺。
就这么几句话，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不知给李东生讲了多少遍。没写满两页纸的一封信，先让他装在军用挎包里，又让他揣在军上衣兜里，末了还是放在了衬衣兜里，并一再拍着他的脑袋：孩子，小心，千万小心，弄不好要掉脑袋呀！
刚一见面，李东生就觉得岳父苍老了许多。原本挺高的额头下，那双眼睛更加凹陷了，眼睛红红的，燃烧着怒火，也透着无奈，甚至绝望。
一楼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墙上挂着兰州战区及陕甘宁青四省区地图。临窗一张大书桌，一只木转椅，桌上两台电话，一只笔筒，还有个一人合抱不过来的塑料充气地球仪。翁婿俩谈到大半夜，其实基本就是他一个人在谈，而且大都是自言自语。
--毛主席被小人包围了，不行了，不行了！
--江青这个坏女人，事情都坏在她身上！毛主席为什么偏偏遇上了这么条到处咬人的大虫呀？
--张春桥，你个“鳝鱼眼”，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孩子，我要是被抓起来或是怎么的了，你们可要好好看好你妈，别让她出事。你们年轻，好好工作，少说多做，为党工作，咱们都是党的人。
--孩子，没事，不怕，不怕，我救过毛主席！我救过毛主席！……
到后来，不管什么话题，说上几句就会没头没脑地强调一句：“我救过毛主席！”
拄着拐杖，在客厅里边转边说。“熊猫”烟一支接一支，有的点着也不吸，就那么夹着，烫手了就随手扔在地上。有时也往烟灰缸里按，那手哆嗦着把握不准，就按到桌面玻璃板上。
24年后，北京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李东生大校，说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只把烟头按到玻璃板上的手，和说着“我救过毛主席”时那张脸上交织着的绝望和希望之情。
他说：平时我们吸烟掉地上点烟灰，他都要用目光把你逼去拿拖把。他从来说话不多，那天晚上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车轱辘话翻来覆去。我没结婚就听说他多谋善断，决心果断，打仗勇敢，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眉头都不皱一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被折腾成这个样子呀！
下半夜两点多了，韩先楚说你去睡吧，又摸摸那封信：你可要揣好呀，人命关天哪！
也不知什么时候，李东生翻来覆去刚迷糊着，又被韩先楚摇晃醒了：不行！不行！把信给我，不能留下字据，别把你装里了，要杀头的呀！
翻出那封信，又说：孩子，你回去就用嘴说，问陈云怎么办，问陈云怎么办……他去厕所把那封信烧掉了。李东生迷迷糊糊睡到天亮就醒了，见韩先楚还在客厅里转来转去。那眼睛更红了，但那神态已经平静了，跟过去差不多了。
韩先楚道：你回去好好工作，照样工作，什么不用管，就当没这回事。李东生不解：那……韩先楚轻轻吐出口烟：该死该活屌朝上，爱怎么的就怎么的，随它去。
又像是自言自语：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前，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沈阳吧。他说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就会打仗。这话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好像原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是个“大老细”似的。
毛泽东说你去广州吧。他说那是南大门呀？其实，能坐镇福州、面对台澎金马的人，东西南北哪个大门不能守呀？还是不想去。
毛泽东说那去兰州吧，你是个好同志呀。他说我去，我去，我服从主席命令。事不过三，他已经两次说“不”了，再不遵命就不是好同志了。
半年前，毛泽东曾对他说“你不动”的，为什么又要动他了？
自“全国山河一片红”后，各大区司令就不仅是拥兵一方，而是集一方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这是和平年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却是由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种必然的后果。大权在握，又经营多年，根深蒂固，换个地方，人地生疏，又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好像就放心了。他知道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是会产生一些弊端的。只是各路诸侯又有哪个会拥兵自重反对毛泽东呀？陈再道到福州后，谈到“七二○”事件时，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说到这里，那泪水都要下来了。
韩先楚倒是觉得毛泽东是在为身后考虑的。果真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那几个文革新贵，那确是没几个人服气的，他韩先楚就不干。可调动后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而他不想离开福州，是因为他舍不得、丢不下那个台湾。
在福州16年，除了这几年，他的时间、精力基本都用在琢磨那个美丽的宝岛台湾了。他来福州是干什么的？他有几套方案，1961年曾跟林彪讲过，那时还不大成形，林彪挺感兴趣。打海南岛只能立足当时装备，这台湾就不行，党和国家必须好好过日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空军、海军建设。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夜长梦多，不能拖。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出现，久拖不决就可能难以解决，起码付出的代价会不会越来越大？文打武斗，他都认为台湾问题应该在他们这代人手里解决，而他应该是指挥登岛作战的最合适的人选。可眼下“最大的政治”仍然是搞好“文化大革命”，他能向中央、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算是不想离开福州的理由吗？
9号文件一下来，他就明白了。先说“你不动”，稳住你，再突然调开你。你在福州经营16年，“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不调开你，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能揭开砸烂吗？他不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心思，但他敢说肯定有人就是这么谋划算计的。
在此之前，他始终认为毛泽东对他是关怀的、爱护的、宽容的、谅解的。
1960年“反右倾”，福建把他反成那个模样，到头来却由省委常委进了书记处。毛泽东当然不一定了解这个，可后来让他当省军管会主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还能不知道吗？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彭德怀在庐山出事后，唯有他和黄克诚去看了彭老总，这事毛泽东还能不清楚吗？
“九一三”前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召见他和许世友时，对他说：“我就是批准了你的那个《公告》嘛，有人就说我右倾”，“我说你那个《公告》发得好”，“你也是受害的一个”。《公告》是你同意转发的，如今又说它好，那当时怎么说变就变了？
批陈整风时，因为许世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带头写了“表态信”，毛泽东让他这个也写了“表态信”的人，和李德生去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曾两次对他讲到“路线出感情”，挺亲切的，就更让他摸不着头脑了。没说的，他忠于毛泽东，这是一种深厚的感情。可提到“路线”，他肯定与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一条路线。那么，二者之间，毛泽东站在哪一边，是哪条“路线”？如今，中央9号文件明明白白是要取他的政治首级，这又是什么“路线”？
就在李东生来兰州当“特务”时，李先念和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李先念这位红安老乡，瞅准机会，抓紧时间，讲了几句9号文件和韩先楚的情况：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毛泽东好像对这个9号文件一无所知：有这种事情呀？
韩先楚也像李先念这样干过几次。像毛泽东讲“路线出感情”那次，见老人家挺高兴的，他就说：肖华跟主席几十年了，不会反对你的，是不是把他解放出来？毛泽东听了，就转过脸去望着张春桥，一脸的不高兴：肖华的事情我讲过两三次了，怎么还没办哪？
江青、张春桥这帮人，肯定背着毛泽东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他韩先楚也是恨之入骨。中央下发9号文件时，毛泽东也不在北京。有人说9号文件是江青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圈发的，毛泽东没看到，不知道。没看到是可能的，可江青竟敢擅发中央文件吗？又不是大清帝国那时候，打个电话，不是举手之劳吗？
但他始终相信毛泽东对他是有感情的。
“文化大革命”前，他胃病犯了，治疗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养。毛泽东也正好住在那儿，中间隔着一道花墙。一天早起打鸟，咣咣几枪，响动了毛泽东，也把他吓了一跳，觉得自己太鲁莽了。事后听说毛泽东确实不高兴了，可听说是“韩司令在打鸟”，就什么也没说，那不悦之色也没了。那天晚上，他想去看望毛泽东，解释一下，赔礼道歉，没想到毛泽东先来看他了，带了那么多芒果，还有一大碗娃娃鱼。中办一位同志告诉他，主席休息，有时连院子里的麻雀都要哄走的，敢在主席身边打鸟，除你韩司令没有第二人了。
当时他很感动，却不明白毛泽东对他何以如此宽宏大量。9号文件后就想，是不是还记着他东征时“救驾有功”呢？
八大司令调动前那次谈话，毛泽东还提过这码事，说救我一命，欠你的情。事实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部，几十个人被压在路边沟里，当时确是挺危急的。而这时候，韩先楚已把这码事忘脑后去了。
他交给李东生，后来又被他烧掉了的那封信，开门见山，讲的就是这事。
行将灭顶的他，那一刻认为唯一可以乞灵的救命稻草，就是那次“救驾有功”了。
主席：
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负责同志调动时我见过主席，至今又有一年多没见到您，心里非常想念。我因患肾结石于去年十月底做开刀手术后，经几个月的休养，现在三○一医院做了手术后的全面复查，身体已基本好了，五月上旬前我即回兰州。我想在回去前见一见您老人家，汇报一下我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主席工作很忙，若一时抽不出时间，我想在看望主席后，同东兴同志、王海蓉同志谈一谈，再由他们向您老人家汇报。
上述请主席指示。
祝主席健康长寿！
韩先楚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与北京的几条热线重新开通了，这回好像又要大难不死了，那9号文件却依然刀光闪闪悬在头上，危机四伏。
去年5月30日夜里，韩先楚觉得右肾一阵阵疼痛，愈痛愈烈，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先找来医生，又送去医院，初步诊断为肾结石，需动手术。夫人刘芷立即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要求去北京手术治疗。按理，这种病别说中央委员、大区正职，就是副职去京治疗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可眼下就是个事儿了。先是麻烦，说要请示，也不知请示了什么人，答复是：缺什么药北京给送，需要什么医生北京给派，就在兰州治疗。
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你：就在那黄土高坡上老实待着吧，什么意思你自己寻思吧。
毛泽东去世那天晚上，他正在京西宾馆酣睡。秘书接到电话，匆匆进来推醒他，他坐在床上愣了一阵子，长叹一声，说声“快走”，立即去了301医院。
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去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的吧？
现在，人还没抓呢，人道主义已经所剩无几了。
上下齐攻，南北夹攻，这个不争气的肾也跟着凑热闹。也好，就让这肉体的痛苦将那心灵的苦难抵消、忘却一下吧。
就又想起皮定钧的那句话：“我们好像成了路边的破草鞋，谁都能踢两脚。”
他是穿着草鞋参加革命的，又穿着草鞋从大别山走到陕北。4野南下时，从未见过草鞋的东北官兵也学会了打草鞋。草鞋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是天赐给共产党人的宝贝。如今那些“文革”新贵成了宝贝，他们这些穿草鞋打江山的人都成了没有用的破草鞋，他则被一脚踢到这大西北来了。
就不断给毛泽东写信，除了以往那些话外，有时就提出想去看望“您老人家”。到了北京再提出这个问题，就更理直气壮些。绝口不提“救驾有功”，就是“想您”、“非常想念”。这个“想您”、“非常想念”，绝对是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他也确实非常想念毛泽东，9号文件后更是有一肚子话要向老人家倾吐。而今，无论毛泽东有无回音，甚至这信能不能送到毛泽东手里，他都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要写。他把它们当作一个个探空气球放出去，为的是摸底，试探一下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态度。
寄走一封信，就像向前线派出一支部队，然后就绷紧神经等待消息。政治斗争也像战争一样，危险、疲累、瞬息万变，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只是那种仗让他激动、兴奋，总觉得天地小、视野大，满怀自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种仗却是心也不足，力也不足，实在让他打不起精神。因为它无章可循，几乎全凭个人意志，甚至有时就是依喜怒哀乐而定。当年千钧一发之际，有时也会觉得神经快绷断了，胜利随之就向他招手了，甚至就到手了。而今却是每次都觉得挺不住了，熬不下去了，精神已经崩溃了。
原以为到了兰州，不在地方兼职了，就可以甩开膀子专心干他倾心热爱着的、也是轻车熟路的军事工作了，谁想到竟会是这个样子。
不过，逐渐地也就熬出来了，平静多了。
自李东生来兰州的那个不眠之夜后，他就慢慢地恢复了常态。以前也见不出他有多么烦躁，那种表面的平静掩盖的却是内心的风暴雷霆。现在每天依然是吸烟、踱步，老人家是照样想念，那信隔上一段时间还是要写上一封的，写完了也就写完了。踱步踱累了，就和警卫员下盘棋，或是练练毛笔字、看看书，还竟然把上下两册砖头似的《红楼梦》看完了。
人家折磨你，你再自己折磨自己，那不正中人家下怀吗？
不能成仙，那就修道，起码也算修炼出几分道行来了。
只是党和国家就这么熬下去，可怎么得了呀！
就是铁嘴钢牙也得说句软话了
1974年8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韩先楚不干。
第一次参加战斗后，他就不能不检查自己。都说大家都往后跑，连大队长都撒丫子了，你怎么就冲上去了？第一次战斗后没检查出个子午卯酉，以后那收获可就越来越丰硕了，特别是在当了团长、师长、军长之后。可现在这是什么检查？他有什么错误？就算有天大的错误，那根子又在哪里？拿我们这些大区司令小虾米开什么涮？
1967年7月，江西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军区领导班子全部撤换。“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又对福州军区施压，指责福州军区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限期军区党委作出检查，报经中央文革批准后对外公布。无奈，在福州的常委研究，写出个草稿，送到北京请韩先楚审阅批发，他未看一半便说就放我这里了。送稿子的一位副司令和在家的常委，都说不行呀，限期快到了。韩先楚说：不管它！我们可以检查错误，但不是这种错误。
动辄就是什么“方向、路线错误”，还有什么“反动路线”，他从来就不认这个账。
造反派批判《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韩先楚火了：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央军委任命的大区司令，不是反动派，谈何“反动路线”？蒋介石才是反动路线！
十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认为自己确有错误，应该深刻检查、反省。因为从中央候补委员到中央委员，对于建国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都是同意的、举了手的。
而在这种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检查中，把他折磨得精疲力竭、死去活来的，是那么多中央委员，有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又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什么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们齐聚北京，为的就是带去一只手，并把它们高高举起吗？
1936年东征结束回到陕北后，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分组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过来了。若在今天，这不就是个“事件”、“集团”吗？那领导不得赶紧制止、批评、表态，即便如此那脸不也得吓白了、吓青了吗？可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刚当副师长的韩先楚，有的听着，有的记录，有的还站到一方，奋勇“参战”。大家也都气不喘一口，继续发言、辩论，没有不开口弃权的。而毛泽东坐在那里，和大家一样一颗真挚的平常心，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没见摇头。
那时候的毛泽东，那可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呀！
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我们的民主太少，太不够，而封建专制的东西还不少，且很厉害。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但领袖成了神仙、圣人。有些人昨天还是一般基层干部或老百姓，只要一进政治局，成了国家领导人，也成了不起的人物了。对这些人，群众是不能议论的。不能有意见的，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逆不道。
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必须搞一些具体的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一是要让人讲话，充分发扬民主，顺耳的话、不顺耳的话都要让人讲，即便讲了错误的意见，也只能说服教育，不应受到打击迫害，真正做到“言者无罪”。二是要有表决制度。真正做到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不管多数人意见如何，只由领袖或少数几个人集中。假若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只要经过表决通过，少数人也要服从。如果少数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有权在讨论中加以阐述，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无权否定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并在行动上不得违反经过表决通过的决议。这样，个人说了算，家长制就行不通了，民主也就有了保证了。
这是1980年11月4日，韩先楚在中央组织的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讲的两段话。在他的晚年，这种民主、法制思想是越来越强烈了。
在放牛娃出身的这一代将军中，“对敌斗争不坚决”，敢于向上级说“不”，也喜欢听部下说“不”的韩先楚，人权与民主意识应该说是比较突出而又难得的。但是，真正使他刻骨铭心地感到民主与法制就像布帛菽粟一样须臾不可缺少的，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训。
特别是1974年9月5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作了“检查”以后。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白纸黑字，红口白牙，在那样高级的会议上，就这么正儿八经地说着自己不想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的事儿？
照本宣科地念着这18个字，韩先楚似乎并没感到多么吃力。可从这一刻起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一想起来，就有一种被压垮了的沉重和灵魂被穿透了的剧痛。那是比战争年代所有那些击中他的子弹、弹片，更让他难以承受的呀！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在淌泪滴血！
辽西会战捉住廖耀湘，他主动上前握手、请坐，请这位败军之将谈谈西进兵团的企图、动作，还有新6军的战术特点。无论我军吃了新6军多少苦头，又怎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更何况这位新6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8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可这个“鳝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果真如此，那不是搞形式，走过场，把这些大区司令、政委弄来北京过家家玩吗？
先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把这些大军区司令、政委弄来北京，就是要用用他们的嘴巴。
对于必要的妥协能否作出正确的判断，是检验一个人综合素质优劣的标志之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作一点妥协的人，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际。可现在却是人妖颠倒、原则出卖、胯下之辱呀！
又一位他很敬重的人物来了，来做思想工作。先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又给他分析了现在的处境，都是掏的心窝子话：真假是非，现在就别较真了，将来让历史检验去吧。没有今天就没有明天，今天需要的是过关，是生存。为了老人家，也为了大家，还有你的一家，就在组织上服从一次吧。
就是铁嘴钢牙，这回也得说句软话了。
中央解决江西问题时，许多大军区、省军区的同志，都在京西宾馆忙着写“检查”。江西省军区的同志见人家大都在“方向、路线”后面加个“性”，一下子就把那“方向、路线错误”“性”得轻飘了许多，就和大多数保持一致，来了个“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一位也是韩先楚很敬重的人物看了，就让他们“高姿态”，把“性”字拿掉。把问题说得越严重，态度就越好，就越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那么蒋介石把全世界的屎盆子都扣到自己头上，会不会也“高姿态”地成了革命派？
韩先楚去找许世友：“许老板”，你也别争功，我也不揽过，你“方向”，我“路线”，咱俩把它包了，怎么样？
两位上将哈哈大笑，那泪水却要出来了。
当年大别山“肃反”，许多人五花大绑着临刑前，高呼“红军万岁”、“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人的“检查”也是那么认真、虔诚而又动情。风暴突至，横扫一切，人们蒙了，找不着北了，一时间就真觉得自己好像多么罪孽深重，有那么多人甚至自杀了。而今，一些人“检查”起来也是痛哭流涕，悔恨交加，知情人却都明白那是做戏。一个“8年抗战”都过去了，就是再傻再笨再不开窍的人，也能谙出几分了。甚至就变得玩世不恭了，更别说投河上吊卧轨跳楼割动脉了。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说假话、骗人，只不过会遭到朋友的藐视和唾弃。而军人口是心非不诚实，打起仗来就是拿同胞的生命开玩笑，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
在所有较量过的对手中，韩先楚最仇恨的是日本鬼子。可作为军人，对于日军那股宁死不投降的劲头，却不能不另眼相看。平型关战斗中，我军竟然没有捉到一个俘虏。可自那以后，到处都有伪军，伪军倒是好打，却怎么打也打不灭。任何被占领国都难免有伪军，可叫做“汉奸”的这种东西，是不是太多了点？这是一种什么民族性格？而我们眼下做着的事情，又在培养一种什么东西？
“九一三”事件几天后的一个凌晨，韩先楚一觉醒来见秘书办公室里老秘书夏承祖还在伏案写材料。见他进来，夏承祖道：林彪死了，这秘书也难当了，一些用惯了的话又不能用了，又得适应一阵子。
韩先楚道：“天下文章一大抄”，变来变去还是抄来抄去。你就抄吧，还有我呢。
夏承祖放下手中笔：我给福州军区两任司令当过秘书，写呀写呀，也算“著作等身”了。回头去看，除了有关军事、打仗的外，有几多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呀？
韩先楚叹口气：你写了，我认了，就是我的了，就由我负责任了。
夏承祖紧逼一句：你认了，你负责任了，就能立得住吗？
无论如何，以往那些讲话、报告，多多少少还有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今这“自我批评”的“检查”，不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把他的人格，连同军人的尊严和将军的荣誉，一股脑儿地使劲地糟蹋、蹂躏吗？
更让他万箭穿心的，是三中全会以后，9号文件已经撤销了，有人仍然死死抓住这个“检查”不放，仍然要把这个屎盆子死死地扣在他头上。
1982年7月，中央决定撤销9号文件后，关于这次“检查”，韩先楚和老四卫平，父子俩有段挺长的对话。
儿子：如果那次真的是开展自我批评，你会检查些什么错误？
老子：一是“独断专行”，二是看人用人上有问题，三是老乡观念，对老战友、老部下感情色彩太浓。当然，这也属于用人上的毛病。
儿子：“独断专行”？你说你“独断专行”？
老子：江青说我和“许老板”是“党内两霸”，这是胡说。造反派和“四联会”上有人说我“独断专行”，甚至说我是“韩霸天”，同样不认。比起“许老板”和许多人，我的人权、民主意识、作风是较好的，在党内军内应属前列的。但是，中国封建专制几千年，党也好，人也好，大环境如此，谁能一下子脱胎换骨？再加上我这种性格，所以对这个“独断专行”，也不能不仔细把摸一下。结果发现，一是我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二是凡是能够成就些事业的人，都免不了“独断专行”。
他说，战争年代，上级、同级、下级，不管多少人说我什么，实践证明我对了，这不叫独断专行，和平时期就难说了。像前些日子兰州来人，见面就讲这讲哪的，我说你先说说我那个战区作战方案怎么样了吧。换了两任司令，有的还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都肯定了我的那个方案。可军事科学是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在没打仗、没经过战争检验之前，谁敢断言那就是最佳方案？可我就认为自己的对，非常自信。你说我独断专行，我还说你胡搅蛮缠呢。打仗打惯了。而且没打过败仗，总是对的，就难免自以为是，自以为非的时候就少了。
但有一个问题，我不但独断专行了，而且感情用事了。福建与上海历史上有比较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总理、先念都讲过福建经济基础差，要与上海协作，我也不是没协作，但有的事情就顶回去了。像龙岩的烤烟，国家计划要调一部分给上海，我就不干，还说“我们不当上海的殖民地”。发展本省经济没错，但是全国一盘棋，要服从这个大局。“四联会”上说我是“对抗中央领导”，我确是对那个“鳝鱼眼”有气，对上海那几个人气不打一处，可上海并不是他们的嘛。
还有，我有时对领导、对部下发脾气，骂“妈卖×的”。
儿子：你向人家赔礼道歉了吗？
老子：这个，好像……
这话还真不好说。有时那话说得没错，那也不能发脾气呀？过后后悔了，是领导，有机会主动去人家那儿坐一会儿，唠唠什么，或是杀一盘。是下级，就去跟人家套近乎，或是抽空去家里看看，给老人、孩子买点水果什么的。1936年西进甘肃迎接2、4方面军，与刘懋功意见不合，不听他的，他要枪毙刘懋功。晚上部队在个沙坨子下宿营，10月天气挺冷的，刘懋功那件大衣可能是给伤员了，他就把自己的一件羊皮坎肩脱给他。刘懋功还没消气，不要，被他踢了一脚。刘懋功接过去，说你不冷吗？他说少啰唆，穿上！这就是赔礼道歉认错了。
儿子：毛泽东好像从未向谁认过错，你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枪林弹雨中不皱眉头，赔礼道歉这支小曲却是好唱口难开，面子特别金贵，拉不下来，是不是？
老子早已觉得有点别扭，这会儿就出口了：你这是专案组审讯人呀？
儿子赶紧给老子点燃一支烟：爸，前年你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关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观点，我看了，很感动。
老子：过去听说巴顿打了士兵，差点儿被解职，我很感动，也不理解。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一个巴顿可以拯救多少官兵的生命呀？可从长远的、未来的观点看呢？人的权利和尊严，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失去了才会觉得格外宝贵。我们党现在对于民主与法制的理解，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时期。这是十年动乱给我们留下的一笔最宝贵的遗产，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开始民主化的进程。
儿子：爸，你现在是人大副委员长，官挺大，权没多少。如果你还是军委常委，或是大区司令，大权在握，你会像你说的那样去做吗？
老子：开头可能挺难，但我会努力去做，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起码，如果我现在做错了事，伤害了谁，我会立刻向他赔礼道歉。
老子好像在向儿子表决心。
儿子想的却是他认识的一位领导，文革前人称“阎王”。文革中人被打倒家被抄，每天扫院子、刷厕所，见人就笑，来个孩子也赶紧上前去给开门。后来官复原职，立刻又成了“阎王”。
这种人老子见得就更多了。当年一些被批斗、打倒的人，他是知根知底的。看着那样子心疼啊，不免也想无论接受哪方面的教训，一些毛病也该好好改改了，起码也该收敛收敛了。有人确是改了，有的却是官复原职，人复原样。
儿子：搞民主，让人说话，可没有自己说了算痛快、惬意呀？
老子：那就要看把党的、国家的、个人的利益怎么摆了。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始民主化的进程！
儿子：那你对我们总是说一不二，难得有个笑脸，又该怎么说呀？
老子笑了：那我的民主化进程就先从家里开始吧。
父子俩都笑了，开怀大笑。
左肩那枪贯通伤，使韩先楚的左手臂只能向里拐，不能向上举、向外伸，穿衣服就很困难。自9号文件下来后，每天早晨警卫员帮他穿上衣服，他就会问：“枪呢？”警卫员就把手枪给他插进军上衣左内侧的枪袋里，或者说放在公文包里了。
平时枪不离身，晚上就放在枕头下。
那是支加拿大造勃朗宁，银白色的，亮晶晶的，小巧玲珑，几乎可以攥在手里。与其说是武器，倒更像个玩具，一种装饰，与其主人的性格、气度挺不相称。
军人喜欢枪是自然的，更何况他还是个“好战分子”。在福州，武斗激烈时下乡，或是到武斗严重地区检查工作，他有时就带枪。他喜欢左轮，战争年代腰间挎的就是左轮，却什么时候喜欢过这种女里女气的枪呀？
开头人们也没在意。1970年昆明军区政委遇害，到兰州不久，甘肃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又中弹身亡，他杀、自杀议论纷纷，警惕性都很高，以为他是用来防身的。后来觉得不大对劲了，那思路依然和开头差不多。人家来抓你，那帮人也不会亲自出面，不就是来几个士兵吗？既然如此还带着它，不是只能惹是生非吗？到北京住院、开会，许多老战友也这样劝他，他一概不理，顶多就说一个字：“玩”。
当时枪不离身的，只有他和许世友，后者比他还早。老战友见面，都说他俩是“带枪的刘邓”。
审判“四人帮”后，韩先楚说他很羡慕张春桥，虽说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毕竟人家也有沉默的权利。
在那次让他感到刻骨铭心的耻辱的“检查”前，他曾请教一位法律专家：人长一张嘴，当然要说话，可他如果不想说话，行不行？
法律专家没想到会是这么个问题：按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也就应该有不言不论的自由。可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只有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说啥就说啥。
就想起儿子曾经说老子的那三个字：“长不大。”
其实他心头明镜儿似的，只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才可以闭上嘴巴，才能享受沉默的权利。
正是与北京失去热线联系时期，一天晚上，突然通知他去开常委会。警卫员帮他拾整好了，他又把那支小勃朗宁掏出来，掂掂，一粒粒退出子弹，再装上，掂了掂，缓缓地重又揣进衣袋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些年来，多少人奉召去开会就没了影踪，让他想起战争年代那一次次战前会后分头行动的那一刻。而此刻，当他掂着那支玩具似的小手枪时，那脑子里又会转动些什么呢？
每个人都会给这个世界留下值得探讨，或不值得探讨的谜。从9号文件问世到“四人帮”垮台，韩先楚一直枪不离身，却从未道出准备随时应付的是一种什么不测。人们可以作出各种判断，而我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位战功赫赫、伤痕累累的上将，那支亮晶晶的小勃朗宁和同样亮晶晶的子弹，是准备留给自己的。
为了捍卫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为了获取当时中国人还很少享有的、也不知道的沉默权。
“水牛打架，踩死泥鳅”
福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车队队长陆刘生，原是韩先楚的司机。有人从街上抄回一份9号文件，他看了觉得可笑，告诉车队的同志不要听信小道消息。第二天“大道消息”就来了，军区机关开大会传达、学习9号文件，与“小道消息”一字不差。陆刘生还是不大敢相信这是事实。韩司令走了才两个多月，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台上的首长还是那些熟面孔，国民党也没从大海那边爬过来呀？
晚上，韩先楚的夫人刘芷来电话，说搬家时不知谁把个公家的半导体收音机装箱运到兰州了，派公务员小宋送回来，问到了没有，又问福州天气怎么样，兰州这边干冷干冷的。陆刘生说天气倒是挺好的，就是有个9号文件，怕是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了。刘芷问什么9号文件呀，他就把文件精神大概讲了一遍。
第二天上班刚到车队，一个自称是“管理局于参谋”的人打来电话，说你给刘芷打电话，告诉她9号文件了？陆刘生说9号文件是中央文件，要大张旗鼓宣传的，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那人说：你这是死保韩先楚！陆刘生道：死保也好，活保也好，他有问题谁也保不了，没有问题谁也打不倒。那人说：你说这话小心点！陆刘生大声道：你代表谁说这话？管理局根本就没你这个人，你是谁？敢报名吗？
后来得知，这人是《解放军报》来军区蹲点的“记者”。
下午，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说：你现在的态度很不好，要赶快用实际行动和韩先楚划清界限，挽回影响。
陆刘生说：我当兵12年，几乎年年立功受奖，从没被领导和同志们说个“不”字，怎么来了个9号文件就这也不是、那也不对了？我不就是个开车的吗？
领导说：我知道你是上当受骗的，不然凭这些话，今天你就不好办了。
陆刘生火了：我上谁当了，受谁骗了？10年前也是领导找我谈话，说韩司令那儿缺个司机，组织上选中你，这是对你的信任，又说这工作多么光荣，多么重要，今天就都倒过来了，都成我的罪过了？我一个小兵，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把车开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韩司令在时你们不也都说他好吗？才走这么几天就成坏蛋了？我们这些开车的、做饭的、当警卫员的，还有当秘书的，就都得跟着倒霉、完蛋哪？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吗？
不管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天底下的事情这回就这么干了。韩先楚在福州16年，包括十几年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什么的，有的只干一年半载几个月，能找到的都得揭发批判讲清楚，能弄回来的都得回来“办学习班”。唯有被韩先楚带去兰州的五个人，算是暂时侥幸漏网了。可那个回来送半导体收音机的小宋，一个不到20岁的小兵，下火车就被带走了，关了3个月。
不久，被带去兰州的唯一成家的秘书姚科贵，家在福州还未来得及搬，在家留守的妻子也被抓走了。
韩先楚给叶剑英打电话：我是“林彪死党”，我是“反动路线”，我“反对中央领导”，我“捂盖子”，我是“罪魁祸首”，我“罪该万死”，那帮人不就是要打倒我吗？那就对着我来呀，整这些人干什么，抓人家老婆干什么？欺负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文化不高的陆刘生，耿直实在不听邪，那话落地能砸个坑。省革委会办公室秘书汤毅文，原是省林业勘测设计院工程师，书念多了也念出“傻气”了。“四联会”上，批判韩先楚引河水人古田水库，结果引不了，上马又下马，是“独断专行瞎指挥”。汤毅文就说咱们说话不能木匠斧子一面砍，这事是水电部门提出来的，韩司令征求许多专家意见都说行、非常好，他才拍的板。他是个军人，打仗行，干这个就外行了。这个问题他有责任，有关部门和专家也要总结教训，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立刻有人站出来，说汤毅文是“死保韩先楚”。汤毅文说韩司令在福州时，我就这个样子，他在兰州，我讲这些他也听不到，我死保他干什么？
汤毅文是属于“不识时务”、“自我暴露”、“自投罗网”，更多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韩先楚的黑干将、黑爪牙”，注定在劫难逃了。
一切“以韩划线”。
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副政委卓雄、参谋长李景昌、副主任周曼天，福州空军司令杨思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安庆胜、副政委贺梦先、史明等，都被隔离审查。至于下边军、师、团、军分区、人武部，一层层被整的人就更多了。
与夏承祖同年入伍的大都是师职了，他两年前当了师政委。给韩先楚当了那么多年秘书，这回自然肯定是“线上”的了。让他想不开的气是师长、两个副政委、一个副参谋长、一个团长、两个人武部政委、一个副部长，都跟着他挨批斗，连他的警卫员也得低头认罪。有人从未见过韩先楚，怎么也成了“韩先楚的黑干将”呀？一位人武部政委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这些年被打倒的那些人，有多少见过林彪、刘少奇呀，不都是“林彪死党”、“刘少奇的黑爪牙”吗？
“四人帮”垮台了，夏承祖高兴呀，这可该出头了。1977年5月25日，福州陆海空三军排以上干部会上，这边宣布他隔离审查，那边就派人去抄家。一个班的士兵看守他，灯光夜夜亮到天明，理由是“怕你自杀”，罪名是“攻击9号文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林彪搞了个“小舰队”，“林彪死党韩先楚”好像也得有个“小舰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林彪的儿子牵头搞的，韩先楚的“小舰队”倒没想到他的几个儿子，而是盯住了被结合到省革委会和省委的黄兆芬和几个大学生。这回挺讲政策，查无实据，也是看其他省市自治区都未揪出“小舰队”来，就不了了之了。就说他们攻击江青、张春桥，“反对中央领导”。这个可是一抓一个准的。可“四人帮”垮台了，再看9号文件后整的那《韩先楚10大罪行》，几十条罪状除了“林彪死党”外，证据确凿的，几乎全是反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黄兆芬等人自然也是如此，更何况他们还不是“林彪死党”。可韩先楚是中央管的干部，黄兆芬等人却都在人家手心里攥着，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就说他们中有人“反对周总理”。这个罪名可是什么时候也推不翻的，反正无论如何你是休想跑了。9号文件后是动用党纪，撤职、开除党籍什么的，这回就是运用国法了，判个几年、十几年，投进监狱去吃“地瓜米”吧。
21年后，夏承祖、黄兆芬等人都讲谁谁当年给江青、张春桥写信，表示忠诚，这事若放在我们头上，10次反革命也当了，这脑袋八成早搬家了。可人家是那帮人的人，自然就是“正确路线”上的人了，有的还成了运动骨干，整起人来那才狠呢。
黄兆芬、夏承祖、陆刘生们，盼星星、盼月亮般盼着“四人帮”垮台。而那些20世纪末仍自称“地下”，当年被国民党称为“土共”的福建地方党和地方武装，又是怎样的盼望革命胜利、新中国诞生呀？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福建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1934年红军长征后，我党在江西的组织、武装被敌人搞光了，福建始终红旗不倒。1958年“反地方主义”后，这些“地下”和老区群众开始受难，再未得好。“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这些“地下”反倒更遭殃，愈发被打入地下不见天日了。
离休前为省政协副主席的许集美，高高的个子，一头白发，头脑清晰，温和文雅，一口福建普通话。老人15岁入党，25岁为闽中地委委员、泉州中心县委书记和一支1500人的游击队政委。1958年“反地方主义”时，他是晋江地区专员，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国璋、教育厅长林汝南、福州市委书记王一平，被定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发布后，他站出来支持，并给韩先楚写信，力主加强纪律，恢复秩序，搞好生产。省革委会成立前，黄国璋作为老干部代表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被造反派盯上，抓去打个半死。好在他是“地下”出身，瞅个机会跑掉了。韩先楚派人查找，好歹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四人帮”垮台后，一些人利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之机，继续做自己的文章，将原闽中地下党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和已经去世的林汝南，以及当年的许多部下，定为“叛徒、特务、内奸分子”，纷纷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许集美老人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判“江魏反党集团”时，我就觉得韩司令这个人挺实事求是的。从那时起，一些人就被视为是“韩先楚线上的人”了。这回判我17年，人家是计算好了的。蹲17年大牢，不折腾死你，出来也快80岁的人，没几天活头了，也就不能翻案了。
比起地方上的一些“韩先楚的黑干将”、“‘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来，夏承祖等人觉得对待他们这些人的政策，可谓是“皇恩浩荡”了。虽然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几年，又是抄家，又是批斗的，弄得老婆哭、孩子叫的，毕竟还没有逮捕法办的。虽然也有自杀的，像省军区副政委贺梦先，还有从4楼跳下来竟没摔死的，“自绝于党和人民”毕竟与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有所不同。
许集美老人也觉得对他“挺宽大的”。1958年“反地方主义”后，既没逮捕，也没枪毙，只是让他去闽江水电局当了个钳工学徒工。这次虽然判了17年，又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仍然枪下留人，饶他不死。
1958年“反地方主义”时就有被枪毙的，这回就更多了。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清查到生产队了。老区群众生活那么苦，老区人民对革命贡献那么大，老区人就敢说话，敢说话会有什么好果子吃？1981年在胡耀邦批示后，开始对涉及地下党人员的刑事和党纪政纪案件进行复查，全省4441件此类案件，到1983年底已复查结案2253件，其中予以平反的1710件，占75.9％。这些只是提出申诉的，还有那么多没有提出申诉的，以及大量的帽子被人抓在手里，随时可能给你戴上而没戴上，就那么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不能申诉，也够不上平反条件的呢？
仅许集美一家，就有哥哥、嫂子被整死了，夫人跳楼了，儿子、侄子坐牢了，17个亲人家被抄。当年因为参加共产党，他家被国民党抄过，父亲被抓去坐牢。
一位老干部被枪毙后，女儿抱着父亲遗体大哭：当年国民党出300大洋买你人头，没想到今天被这伙人杀了！
好，又一个“反革命”，一句话，3年刑。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发布后第二天清晨，夏承祖上街买菜，见一些造反派，大都是学生，站立街头，胸前举着、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向毛主席请罪”、“向韩司令请罪”。夏承祖立即返回报告。韩先楚说马上通知，进行宣传，不要搞请罪活动，特别是学生，学生无罪。
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清理阶级队伍，又有群众上街请罪。见是学生，韩先楚就让停车，下去和学生唠。学生说你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要打倒你，还骂你“韩拐子”，站错队了，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罪了。
韩先楚说运动期间，我有错误，你们喊几声“打倒”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大老粗，又不是金枝玉叶，有什么碰不得的？全国各地不都在喊“打倒”吗？
一边说着，一边就把那些“请罪”牌子拿过来、摘下来：你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还是些孩子，孩子有什么罪呀？就算有错误，“子不教，父之过”，更应该检讨的是大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人。
听着这话，一些学生就抓着他的手和胳膊，流着热泪，哽咽不止。韩先楚竭力忍着，那泪水也快出来了。
临走，韩先楚拍拍一个高个男生的肩膀：给你们个任务，去告诉你们的同学，也告诉所有与你一个观点的人，群众无罪，学生无罪，孩子无罪，回去复课闹革命，好好学习就是了--就说是我韩先楚“韩拐子”说的。
1986年春，生命留给韩先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谈起当时的“学生潮”，他还说：民主与法制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没有民主，不让老百姓说话，总有一天要垮台。没有法制观念，没有纪律约束，弄不好也要出大乱子。对青年学生要爱护，要帮助，要教育，积极引导是上策，强制性的办法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有的群众组织之间有划分“反军派”、“拥军派”、“反韩派”、“保韩派”的苗头，值得注意。听说有的军队干部，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也跟着这样说，这更是错误的。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没有责任的。绝不能以是否喊过“打倒韩先楚”作为划分拥军和反军的分水岭、分界线。这种提法，不仅不利于团结群众，不利于促进和巩固革命大联合，更危险的是容易被坏人利用，破坏革命大联合，制造混乱，掩护自己。要对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出去不要随意表态，要正面宣传主席的最新指示。甚至态度、举止也注意，如果只对一派亲近，对另一派不积极接近做工作，就是不表态的表态。
这是1968年2月23日，韩先楚关于福州军区“三支两军”问题发表的“七点意见”中的第二点。“绝不能以是否喊过‘打倒韩先楚’作为划分拥军和反军的分水岭、分界线”--不准“以韩划线”，在他此后的公开和私下的讲话里，可谓比比皆是。
有的人想各种办法去压制群众，有的支左人员亲自参加打人，打死人。接到毛主席对西藏大昭寺问题的指示后，还无动于衷，这样子怎么得了呀！
现在有的单位不是在外头挂牌子，游街，是在家里面、房子里面干，他怕外面有人看见，他就变了个方法，值得警惕。
有的人说你右倾，你怕了，人家要打倒你韩先楚，你现在转过来为他们说话，你不是右倾啊？我们对敌人不能右倾，对敌人要狠，但我们对自己人，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些同志，对受了极左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喝了几口水的同志，应该谅解，要团结他们。因为是自己人。我讲了这个话，小报上登出去了，有的被押的人见到这个报告写信出去，觉得这样好！（皮定钧插语：偷偷地叫他送饭去的弟弟妹妹把信送出来。）现在福州还有不该押的人押在那里，福州要清查，各地都要清查。
现在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带有方向性、政策性的。个别单位，严重地说是犯了反动路线的错误。那样子把自己的阶级兄弟吊死、打死，反过来说他自杀，去报告上面，欺骗上面，我们军队绝对不能允许这个东西！我过去讲我们红军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我捉了九十九个人，不能报捉了一百个人；得了九条好枪、一条坏枪，不能报告十条好枪，还是要说有一条不能用的枪。我们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确实有的不反映真实情况，使上面难下决心。我们要规定这样一条，你反映的问题我照你的处理，处理错了我找到你头上去。
1969年1月3日、4日，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常委扩大会上的即席讲话中，不时发火，甚至拍起桌子。自革委会成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是越来越恼火了。之前那火大都是对上边的，如今则是上下齐来，两头夹攻。
在传达“七点意见”时，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说他右倾。他说那就没办法了，那边在“以韩划线”，抓人整人，我这边还有工夫给你磨牙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那就只有照林总的办法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
这等于下了死命令，可下了死命令又怎样？他还能掏出手枪毙几个？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忽儿这派占了上风，就把另一派压得喘不过气儿，一忽儿再颠倒过来，不同观点的人斗红了眼睛，那整起人来还能手软吗？除非他韩先楚有孙悟空那等本事，拔根毫毛吹口仙气变成无数个韩先楚，每个车间、街道、生产大队、生产队都分派一个，去说服，去压服，去瞪大眼睛瞅着。
毛泽东说“先楚同志，你是打不倒的”，那次谈话后有人如获至宝，说这是最高最新指示，赶快传达下去。韩先楚不同意，并强调要作一条纪律，绝不可泄露给两派群众组织。那“拥军派”得到这10个字，肯定得理不饶人了，“反军派”那日子还能过下去了吗？
1967年夏，老区群众组织冲击永定县人武部，双方开枪，人武部政委中弹身亡。见闯下大祸，老区群众组织就带上地委副专员张震东、上杭县委书记兰汉华、永定县委书记赖祖雄，跑进闽西大山里。这就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兰赖反革命武装集团”。中央文革杀气腾腾，下令武装镇压，派一个团进山“剿匪”。结果，在合溪公社被伏击，牺牲24名官兵。在此前后还有零星伤亡，并损失一架直升飞机。这下子更不得了，非要千刀万剐了这些“土匪”、“反革命”不可。
正在北京的韩先楚，坚决反对武力镇压。他认为张、兰、赖都是老红军，对文革不理解，群众是保护他们，怕他们被批斗、被打死，才拉他们上山的。武力镇压等于把他们往死里逼，只能越搞越僵，造成无谓伤亡。当年和国民党还合作呢，共产党和共产党有什么谈不拢的？他再三打电话，指示福州军区派人上山谈判，交代政策，同时动员上山人员家属进山喊话，双管齐下，促其下山。实际上，后来还是按韩先楚的意见办的，因为这是唯一正确而又可行的办法。
从县到省，都主张枪毙张、兰、赖等人，韩先楚坚决不同意。他说脑袋割下来就安不上了，极力主张冷处理，先放一放，搞清楚再说，好歹算是保住这些人的项上人头。9号文件后，“四联会”上就说“韩先楚包庇反革命”。
清理阶级队伍，自然要把文革以来的“事件”一一列数，比较一下。许多人都认定“七二○”火烧交际处，是个“反革命事件”。韩先楚说定个“反革命事件”容易，可那要牵连多少“反革命”，还让人家怎么活呀？
有人说：如果火烧交际处还算不上反革命事件的话，那福建就没有反革命事件了。
韩先楚道：没有就没有，还非得跟姑子要出孩子不可呀？
我们几个学习班，有没有逼供信的情况？大家都说没有。似乎对这个说法不能全信。没有武斗、挂牌、罚跪，还有搞小动作的，还有变相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一定要清查出来，有的单位没有，就不要硬去抓出几个来。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就会形成不逼供信的逼供信。领导同志要做好工作，弦不要拉得那么紧。
我们要有对党、对同志高度的负责精神，随便下结论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搞错了，或者扩大化了，对组织上、对同志都没有好处。我们党的历史上，总是提出这个主要倾向时，就容易出另一种倾向。
有很多历史事情，年轻的同志不了解，领导同志要向他们说明一些历史背景。比如，过去战争时期，有的同志打仗负了伤，当时没后方，没医院，就在老百姓家养伤，伤好了自己找到部队里来，又没有被俘，没有投敌叛变，非要有人证明就找不到。有的人被俘，几个小时或者很短时间就跑回来了，又没有出问题。过去打游击，开辟新区，做秘密工作，为了保存自己，搞到敌情，利用一些关系，同敌人有接触，就说成是特务。老同志入党，当时手续也较简单，介绍人有的死了，有的找不到了，不能因此就怀疑是假党员。外调时也发现，有的明明是他介绍入党的，因为出了问题就不承认了；也有的介绍人有问题，就怀疑被介绍的也有问题。隐瞒出身成分，也有各种情况。离苏区、解放区很远，又没有划成分，也不懂得怎么划，看到我们革命队伍是为穷人的就把家里说得穷一点，把自己说得革命一点，或者多报几个月党龄、军龄。有的年纪很小，十五六岁，十八九岁，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还不懂事，入伍后表现又好。有些人的社会关系复杂一些，等等，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把这些问题看重了。只要讲清楚了，自己也认识到了，划清界限就行了。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有野心的，搞阴谋的，搞两面派的，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的，认识了错误，作检查，就不要老是检查没完。有的一时认识不到，也要等待，让人家自己考虑一下。
恼火归恼火，发火有时也免不了，政策还是要讲的，而且要大讲特讲经常讲，还要苦口婆心地讲，一条条讲得具体详尽。像1969年4月16日的这种讲话的这些内容，在清理阶级队伍、落实干部政策时期，即便是战备工作、工农业生产会议，也是要不厌其烦地讲上一通的。
1973年秋在省公安工作会议上，他把讲话稿放在一边，开口就道：公安，公安，你得公正、公道、公平，不管亲疏厚薄都能一碗水端平，才能安全、平安、安定团结、长治久安。
有人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个“紧箍咒”，韩先楚也认为这是个“紧箍咒”，可能没这个“紧箍咒”吗？打就还手，骂就还口，那还叫人民子弟兵吗？官兵伤亡，他怒火中烧，心胆欲裂。他痛恨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而且听着“拥护韩先楚”，绝对比“打倒韩先楚”舒服、顺畅。可他必须冷静，时刻保持头脑冷静，甚至冷静得不近人情。政策这种东西是不能揉进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他一个大区司令，出口就是指示、命令，乃至政策。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呈辐射状的强大力量，上边失之毫厘，下边谬以千里。即便是同样一句话，那语调、情绪不一样，下边执行起来就可能会是两种不同的效果。
功夫未负有心人。
1970年底，福建解放并安排工作的地市厅局以上干部，已超过80％。1973年秋，安排进入县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占全部省管干部的99.1％。中央组织部调查组认为福建解放干部数量多、动作快，要省委将其做法向中央写个报告，肯定了福建的经验。
尽管这个数字在他离开福州前还在增加，10年动乱后，福建仍然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在他的任期内出现的。他不想说除了台湾以外，全国都是这样子，就是换了神仙也难免的。更不想说相对其他28个省市自治区，福建还算是比较稳定的。自然也就不想说有些冤假错案，他始终都是在抵制的，有的干部被打倒完全是上边的意见。作为福州军区司令、党委书记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他是有错误的，也是必须承担责任的。
但有一条，无论如何，他与那些蓄意整人，而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是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的。
自“四人帮”垮台后，韩先楚就开始给中央写信，力陈9号文件的错误，力主撤销9号文件，为9号文件制造的大量的、系列的冤假错案平反。
从兰州军区司令，写到军委常委、人大副委员长。老三爱平劝他：爸呀，你当军委常委，这个9号文件也没影响你什么。如今当了副委员长，这辈子这官已经当到头了，还不屈不挠地非要打掉这个9号文件不可，为这笔历史旧账着急上火，值得吗？
你小子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韩先楚瞪了儿子一眼：咱爷俩在这悠哉游哉地散步，可有多少人还在代我受过，那才叫水深火热呀！
把人家老婆都抓起来了，他们有什么错，不就是代他受过、拿他们出气吗？如今我这个“罪魁祸首”逃之夭夭了，什么事没有了，为什么他们仍要代我受过？如果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那“批林批孔”时批“上智下愚”，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批对了，今天还应该继续批！
这样的话，他对几位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都讲过。
“四人帮”横行时，不是他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顾不上这些人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力。就像当年红25军长征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在鄂豫皖“肃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老兵，一路上被押解到陕北而无能为力一样。而自粉碎“四人帮”后，他就再也不能不发出吼声了。
他是把打掉9号文件，作为一次必须打赢的战役来打的。他绝不能容忍那么多的人因他而继续受难。当然，也不能允许那些人对他的诬陷和诽谤。
福建农家有句话：“水牛打架，踩死泥鳅。”从石一宸这样的大区副职，到军区、军、师、团及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夏承祖、江如芬这些秘书，到司机、警卫员、炊事员，还有一些人的妻子；而像黄兆芬这样的人，在全省就更多了。仍然离不开“以韩划线”的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不是清查到生产队了吗？他下面有许多“泥鳅”，石一宸下面有许多“泥鳅”，夏承祖、黄兆芬下面都有许多“泥鳅”，连个生产队长也是有帮“泥鳅”的。而许集美的家人及哥嫂和10余家亲戚，则都成了“泥鳅”。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他们这些被打倒的、被打得摇摇晃晃的大区司令，不也是代人受过，代历史受过，被上边打架的“水牛”踩来踩去的“泥鳅”吗？
24年后，已经80岁的原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周子韬老人，说2月17日上午通知下午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就想省军区又出了什么敌人呀？开会了，他和倪南山坐在台下第一排椅子上，那是常委们的座位。首先宣布逮捕副参谋长赵东生，他心里还直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儿，接着就是政委倪南山，就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先在台下撕掉帽徽、领章，然后被两个人扯手按肩作喷气式状押上台去“坐喷气式”。第二天傍黑，昨天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的人又来了，却是来向“反革命”赔礼道歉，好话说了几箩筐，还向他们征求意见。老人说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得知倪南山也是什么也没说，好像都失去了说话的功能。还能说什么，还敢说什么呀？这世道变得比孙悟空还快，这世界是怎么了呀？9号文件来了，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又来人了，说走吧，他就又跟着走了。这回就有些幻想了，寻思会不会再来赔礼道歉哪？结果一等就是个“8年抗战”。
19天里，倪南山和周子韬被逮捕两次，撕掉两次帽徽、领章，那是彻头彻尾地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了。而那些造反派，特别是那些喜欢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红卫兵小将呢？
看着红卫兵那种如醉如痴的劲头，韩先楚就会想起那些喝了朱砂的红枪会。当年在战场上他不想伤害这些人，因为他们大都是农民，他知道什么叫“农民”。而这些与共和国年龄差不多的红卫兵，不就是当年的“祖国的花朵”吗？他一个大区司令、中央委员都找不到北，这些学生、孩子，又如何能搞得清那“北斗七星”的风云变幻？
韩先楚认为，当这场浩劫结束后，一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认真、深刻地反思教训，并要经常讲，反复讲，告知世人，警示后人。要想世世代代不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首先得让子孙后代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这就要实事求是，敢于揭短露丑。二是除了“四人帮”和证据确凿的死党，以及极个别、极个别罪大恶极者外，再也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水牛打架，踩死泥鳅”了。特别是对于红卫兵，更要宽大为怀。他记得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
韩先楚知道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主义者，在南非搞种族隔离、种族仇恨，欠下了累累血债。但他不知道曼德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就是执政后不计前嫌，大力提倡民族和解。因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那个伟大的、博大的、高贵的种族主义克星曼德拉，还在好望角外大西洋上人称“死亡岛”的罗本岛上，过着“终生监禁”的铁窗生活。
但他知道，这种观点，当时就是他最尊敬、信赖的一些人，也是难以接受的。
1983年初，在研究如何严厉打击危害社会安全的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会议上，有人提出“从重从快”。韩先楚认为这个“从重”不妥：上边讲“从重”，下边就容易冒顶过头。脑袋不是韭菜，割了就长不出来了。还是要强调一个“准”字，关键就是一个“准”字。
有人说：韩先楚，你就是右！
韩先楚道：人命关天，宁右勿“左”！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晴天一声霹雳，9号文件把一些人震蒙了。稍微缓过点神来，辨清东南西北，有些人就立即表态，纷纷反水，操刀舞棒，奋勇向前，狠揭猛批韩先楚，坚决打倒韩先楚。
不到70天前的欢送大会，又是什么情景呢？依依深情，恋恋不舍，有人眼泪好像都要出来了。那几天里，有人张口闭口“我们的韩司令”、“敬爱的韩司令”，并强调过去韩司令不让我们这样说，今天就让我们多说几句吧。有人激动得甚至说出“要永远踏着韩司令的脚印走”，让韩先楚后来再想起来，就觉得怎么像悼词似的？
有人说韩司令一走，这些人的本来面目就出来了，真叫人恶心、寒心哪！
韩先楚说不对，这是在做戏。开头，他真的认为一些人是在给江青、张春桥演戏，到末了也只能认为这确是一出闹剧。
韩先楚发现某人很有能力，就建议提到军区工作，后来调往另一军区，又提了一职。9号文件后，这个人说我在福州军区也是受韩先楚排挤的。人们说如果这也叫“受排挤”，那“排挤”就是天下一等美词、美事了。韩先楚说这也不能都怪他，他也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因为他也需要生存，需要保护自己。
要扁就扁，要圆就圆，要方就方，要什么样就来什么样。为了与9号文件保持一致，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有人可以把自己扭曲得奇形怪状，把自己击打得千疮百孔。为了生存，起码是保住现有的生存方式，毕竟是第一位的。当时，他还不知道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人，但他知道愈是基层，愈是普通干部、百姓大众，敢于坚持真理正义说实话的，乃至以死抗争的，倒是愈多。而愈是上层，这种人就愈是少见。是的，那乌纱帽太宝贵了，也太沉重了，也就难以昂首挺胸面对真理了。
听说有那么多老干部要来福州、福建任职，一些人就劝韩先楚慎重从事，要有所选择和保留，否则就可能“自找倒霉”。
1972年9月8日晚上，石一宸在京西宾馆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叶剑英说：中央讲，韩先楚要去了许多人，要去又反对他。
同样的话，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跟韩先楚讲过，还问他怎么回事儿。
没错，要这些人的电话是他打的，报告是他让秘书写的，可没一个是他主动要来的，几乎都是人家跟他说想到福州来的。只有一个例外，却是周恩来征求几个大区的意见，都推三阻四地不要，总理在电话中跟他叹气。见总理如此作难，又找到他头上了，他还能让总理再作难、叹气吗？
有人到福州后，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什么叫“杠子肉”，韩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
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啦？
从吃“杠子肉”，到想女人肉，从被打倒、关“牛棚”，到“给你当个助手”，这天堂的台阶无疑是上了一级又一级，自然是心情愉悦，甚至心花怒放了。可接下来，时间长了呢？那人的欲望是有止境的吗？
普通大众只知道上将三颗金星，中将两颗，少将一颗，有的连这个也搞不懂。至于谁打了些什么好仗，有多大本事，那就更不清楚了。可将军们都清楚。“那一仗就是你小子没顶住，咱们才吃了大亏。”“你小子也杠个中将牌牌呀，不就是比我早当两年兵吗？”如今的将军没这话，那时的将军就是嘴上不说，心里也都有数。从战争中打上来的将军，非常看重的是战功。你拿不出几个叫得响的好仗，甚至净打败仗，那肩头无论怎样星光耀眼，人家也不一定服你。可韩先楚那三颗将星却是绝对光辉灿烂的。而且，战争年代，和平时期，像他这种资历的将军，都免不了与老资格的同级、副职共事，不是都搞得挺好吗？
当然，他也知道人们劝他慎重从事是有道理的。他这个人个性太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认准的事谁也难以扳扭过来。战争年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面红耳赤，拍起桌子，可拍桌子没用，你能拍碎敌人的脑袋才叫本事。一仗下来，立竿见影，照你的打就完，照我的打就赢，我就对，你就错，不服也不行。那时候，打胜仗，坐江山，谁都高兴，有人那心里却不一定就喜欢你这个人，乐于与你共事。这和平时期，特别是运动期间，上上下下打乱仗，谁对谁错，哪个检验？今天对了，明天错了，又哪有对错？一些人好像忘了当初有人哪个单位都不要，只看到如今这么多人反对你这个一把手，你一张口又如何说得清？起码不也是个“民主作风”有问题吗？
可一看到找到他时那种可怜兮兮，又千好万好的样子，他的心就软了。他这辈子就是听不得软话，再不想吐口的事，有时几句软话就松口了、点头了。
有人说福州这个“超级大区”，是他“划拉的一堆难题”。
周赤萍也是主动找到他，想到福州来，请他“给上边说说”，他就说了。结果，“九一三”事件后，不但弄出了本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还给福州军区弄来个“借用力量”。9号文件后，有人就抓住周赤萍大做文章，非说他才是“借用力量”的“主谋”、“后台”不可。还说他“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他不需要谁对他感恩戴德。他为他们打电话，写报告，有的还在北京找这个，找那个，为他们奔走陈说，因为他们是党的人，同时也为他们的境遇不平。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应分做的，换了别人也会一样。9号文件后批判他，无论他们算是哪路“降”、哪路“叛”，他都能够理解。
9号文件下来后不久，在福州西湖大礼堂审判“反革命分子”倪南山和周子韬。周子韬在检查自己的“罪行”时，讲到写检举揭发张春桥的材料时，有人有顾虑，不敢写，周子韬说你不写，我一个人也要写。坐在台下的皮定钧听到这里，伸出大拇指，对身旁的石一宸悄声赞道：“山东好汉！”
就是皮定钧这样的汉子，当时也不能不“深揭猛批”韩先楚。在那种环境、气氛中，谁敢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呀？9号文件，那是天上下刀子呀！
红头文件那么多，报纸上的话更是现成的，穿靴戴帽也好，掐头去尾也好，稍微变化变化，有点自己的特色，你就扯着嗓子喊去呗！当然了，随着运动发展，揭发一些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谁能没有缺点、毛病、错误呢，一起共事能一点也没发现吗？“文化大革命”都搞8年了，干这活都是轻车熟路的事，谁不懂呀？
事实上，有人就是这么揭批的，比如皮定钧等人。
参谋长被打倒了，有人召集司令部几位领导开会，揭司令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闷在那里，谁也不吱声，只听这位领导一口一个“韩先楚”，有时还在前面加上个“林彪死党”。有人不说，那心头也不能不想，当初你一口一个“韩司令”，如今成了“林彪死党韩先楚”，这世道，这领导，这德行，还怎么叫人做人哪？有人就说话了，说我一不是4野的，二不是韩先楚提拔的，到司令部时间又短，我揭不出什么“盖子”。这位领导不高兴了：是4野的当然要查，不是4野的就没事了？韩先楚在福州16年，到处都是流毒，哪儿没有盖子？
80年初在京西宾馆，这个人与韩先楚上下电梯时相遇了。这个人首先认出韩先楚，立即伸出手去：老韩，你好哇。韩先楚见是他，说：我好？我能好什么好哇？边说边径直走了，扔下两个“？”和这个像个“！”似的站在那里的人，也让周围许多人愣在那里莫名其妙。
1982年中央撤销9号文件后，韩先楚听说这人有了悔意，立即意识到自己过分了，再见面时就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
有的人却实在让他搞不懂。
《孙膑兵法》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不胜。”将军？道德？三军之胜？如今打的是什么仗，和谁打仗，为谁打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罢，要想“保存自己”都离不开“消灭敌人”。可没了白军，也没了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还要打，还要斗，那也就只能是自己和自己打乱仗，自己消灭自己了。既然牺牲自己也保存不了同志，那么为了“保存自己”，或者说保存自己的乌纱帽，不得已而打击同志，“消灭自己”，也不失为一种选择。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何况躲过劫难，养精蓄锐缓过神来，还可发起反攻，去救援同志，“保存自己”。可有人怎么就是那么把枪口对准你，一梭子、又一梭子地猛烈射击，打个没完没了呀？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再到地市县，乃至公社、大队，有几多人没有“自我批评”、“检查”过，又有几多人不是迫不得已违心的？有些人还“检查”得少吗？那是什么滋味儿，又是怎么回事儿，不是清清楚楚吗？为什么要死死揪住他那次“检查”不放。专往伤口里捅刀子？
是怕他韩先楚报复？这倒好像有点特点。“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反到底”战斗队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话连孩子都会背了。反正已经得罪你了，不往死里整，不把你整死，有朝一日再翻过身来，那我还受得了吗？
兰州军区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专案组找一位副政委核实问题时，双方拍起了桌子。韩先楚问谁先拍的桌子，专案组的同志说是我们。又问你们为什么要拍桌子，回答是他的问题那么严重，态度还那么恶劣，就先打打他的态度。韩先楚说我也先打打你们的态度。调查核实还没结束，怎么就能说人家问题严重？是不是人家没按你们想的那样讲话，就是态度恶劣？我也学你们一把，也把结论放在调查研究的前头，那就是兰州军区问题最严重的老干部，也不会反党。你们是代表组织做工作，代表组织就高人一等了，就可以居高临下去压服，把人当牙膏似的往外挤话、压话了？战争年代，我们的俘虏政策是非常好的，对战犯也是讲政策、讲人道的。年轻人同志，咱们可不能一边批判人家那一套，一边再把那一套拿来对付自己人哪。今后就是真的碰上个反革命，也要让人家讲话。不让人讲话，或是只能按照你的口径讲话，那跟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有多少差别？
而在福州，1962年召开的为韩先楚平反的军区党委扩大会后，许多人都说他“太软”，应该让那种整人的人知道“辣椒不是甘蔗”。韩先楚说：得理还得饶人，饶人才能得理、得人。同志之间，有什么不可谅解的？你搞初一，他来十五，冤冤相报，怎么得了呀！
那么，是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
控诉“文化大革命”，那么多人痛哭流涕，那情景着实令韩先楚感动而难忘。可台下有人当年也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甚至家破人亡，有的不就是台上那控诉者的“杰作”吗？1959年庐山会议，有几多仗义执言、实话实说的？有些后来被整得很惨的人，当年整起别人不也凶得很吗？“文化大革命”打乱仗，阶级斗争打乱仗，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斗狠吗？摸摸良心，自1957年“反右”起，有几多人敢拍拍胸脯，说“我是一贯正确的”？
在这样一个民族的大悲剧的大结局时期，他认为必须向前看，同时也不能不坚决地回过头去，把我们的昨天看个明白、透亮。不向后看，不把这场劫难的缘由、来路搞清楚，向前看就会目光散乱，举足投步就可能失去方向。在那样一个人类文明日新月异的时期，每个经历了“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反思、忏悔，一个民族都要反思、忏悔，否则就无法面对我们的先人和后人。并不是什么人反思、忏悔一下就能了事的。但在人民内部，同志之间，如果仍是抓住过去不放，那不还是重复历史打乱仗吗？
“四人帮”横行时，他只能战战兢兢地给毛泽东写信，深不得，浅不得，一肚子话倒不出来，唯恐哪句话呛了老人家的肺管子，更怕落到江青、张春桥这帮人手里。“四人帮”寿终正寝了，可以放胆说话了，他不知道这个“打掉9号文件战役”是要打上个八年抗战的，只知道眼下已经打了一个解放战争了，仍是久拖不决，好像这辈子就“久”在那里了。
“四人帮”垮台了，真高兴，真痛快呀，可9号文件还像块石头压在心上。有些人不再说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即反对“四人帮”了，就继续抓住“林彪死党”不放。一提起9号文件他就要骂娘，一拿起笔来，或是他口述，让秘书记录，也要骂娘。后来也不用口述了，那些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秘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娘也骂烦了，写也写烦了，那也还得写呀。实权派的军委常委也好，荣誉职务的人大副委员长也罢，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可那些代他受过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着。他必须打掉这个9号文件，救他们出苦海！
战争年代，一仗又一仗，一夜一夜地不阖眼，一封封电报飞去师、团、军，一个个胜利捷报就裹着硝烟像欢快的鸟儿飞了回来，那是何等痛快而又惬意呀？那种仗好打，他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打那种仗的人。可有的人却是打这种仗的行家里手，好像专门就是来这个世界对付他这种人的。
晚年他曾说他第一次战斗好像就打倒一个人，是死是伤弄不大准。他这辈子没少杀人，也算“恶贯满盈”了。“但我从不打自己人，从不整自己的同志。”
他不知道病魔正在猛烈地向他发起攻击，悄然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但他知道，每一份申诉材料写完后，他的生命就耗去一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冥冥中的那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素无往来，有些事情他是不会知道了。但他知道，在为一些人举行的追悼会、平反昭雪会上，当年曾经杀气腾腾地口诛笔伐的人，不也神情肃穆地站在那里吗？
9号文件
1973年12月底，在中外瞩目的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中，韩先楚从四季如春的东南沿海来到了风雪严寒的西北高原。
正是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边界那边陈兵百万，东北、华北、西北处于战争威胁之中。兰州军区作为“三北”主要作战方向之一，韩先楚又来到了一个“有仗打的地方”。
刚过春节，他就到陕北、宁夏等地看地形去了。作为兰州军区司令，他必须尽快熟悉战区情况，制定作战方案，为随时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就在这个“好战分子”全力琢磨当面之敌时，一场战争突然在他背后打响了。
前面说了，1971年“批林整风”时，福建省军区的倪南山和周子韬，写材料揭发张春桥煽动江西造反派抢夺解放军枪支的罪行。当时，省军区有人认为中央公安六条规定，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倪南山和周子韬恶毒攻击张春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是反革命行为。
韩先楚召集福州、福建两级军区常委开会，会上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倪、周两人的行为属反革命性质。待大家都讲完了，韩先楚作总结性发言：倪南山同志是老红军，周子韬同志是老八路，都是老革命，怎么能是反革命？这应该是个基本的准头吧？他们给中央写信，说明自己的意见，这是党员的权利嘛。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犯了错误还要允许人家改正嘛。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
声音不高，却是不容置疑。
韩先楚讲完，大军区几位常委立即表态同意。省军区有人虽然不服，眼见众怒难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韩先楚在兰州战区看地形的同时，两位“记者”从北京来到福建省军区，搞“批林批孔”蹲点。在司令部、政治部找人谈话，党委会逢会必到，开口闭口“江青同志指示”。什么省军区搞“上智下愚”呀，运动冷冷清清呀，要联系实际“放火烧荒”呀，俨然成了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太上皇。
2月14日，副参谋长赵东升在直属队干部会上，布置运动中的行政管理工作，指出“运动中要掌握政策，防止矛盾激化”。又说“军区首长都是爬雪山、过草地走过来的，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干部，问题再大，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掌握好政策”。
两位“记者”就抓住这两句话，把赵东升打成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现行反革命”。
省军区原来就不服气的人，这回见火候到了，就贴出一张大字报，将倪南山、周子韬揭发张春桥的问题抖落了出来。
“这还了得！”两位“记者”大惊失色，又大喜过望，这里还有这样的“大鱼”呀？匆匆飞回北京，又匆匆飞来，要省军区立即召开“对敌斗争大会”。
2月17日，在“对敌斗争大会”上，倪南山和周子韬被当场逮捕。
会后，又组织四卡车人到省委大院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什么“打倒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倪南山、周子韬”、“坚决揪出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黑手”、“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等等。
会前，省军区给省委和福州军区发出电报，说下午两点召开“对敌斗争大会”，请省委和军区领导来会指导。
当时就流传开一则政治笑话：“下级给上级发通知，第二政委抓起第一政委。”
4年前，皮定钧由福州军区副司令升任兰州军区司令，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后又回到福州任司令。接到省军区电报“通知”，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打电话，请示这是怎么回事，叶剑英说没听说这事呀？当天晚上，皮定钧听完“对敌斗争大会”录音，更是气得火火的。
第二天，皮定钧召集两级军区常委开会，没讲几句就拍起桌子：你们好大的胆子！一不报告，二不请示，就把你们的政委和副司令打成反革命抓起来，你们眼里还有福州军区党委，还有我这个司令员吗？马上给我放人，赔礼道歉，什么规格批斗的给我什么规格平反！……
会后，福州军区党委致电中央和军委，报告了两级军区常委会议情况，说明“我们已经决定对倪南山、周子韬平反释放，并要省军区向倪、周赔礼道歉”。
事情好像就到此为止了。正在西北的荒漠间看地形的韩先楚，对福州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浑然不知。
3月6日上午，中央办公厅给福州军区来电话，说中央有一架大飞机给你们送文件，要派可靠的人去机场接文件。司令部三楼会议室里，常委们都等着看文件。到了，军区副司令、党委副书记石一宸启封，取出一份给大家读起来：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9号
中央复电
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
一、倪南山、周子韬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江西工作期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擅自开枪，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又对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指示怀恨在心，借着揭发陈伯达和林彪的机会，恶毒地攻击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赵东升同志二月十四日的讲话对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抵触不满，错误也是严重的。
二、对倪周的严重问题，你们过去不向中央报告，这次你们给中央的电报和对福建省军区检讨报告的批复中，未严肃指出倪、周、赵等人问题的严重性，并要省军区党委向他们赔礼道歉，向群众检查错误，这说明你们还站在倪周的反动立场上为他们辩护，支持他们翻案，妄图篡改历史，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
完了！
不是石一宸读完了，而是这下子全完了，完蛋了！
窗外，春日的太阳又红又大，蓝天万里无云，空气一尘不染。司令部大楼后右侧的林则徐墓，庄重肃穆，草木萋萋。马鞍山绿波连天，鸟语花香。
18天前，这里也是雷鸣电闪，那“雷公”、“电母”是这里的主人。而今，这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那电闪雷鸣却一声声要把人们震得灵魂出窍：“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胆敢！”“胆敢！”“你们胆敢！”……
有人回忆说：有人当时就瘫那儿了。
皮定钧铁青着脸，呼呼喘气，一声不吭。
有人说：老石呀，你赶快写个检查稿，我们不尽快检查，人家就不让我们检查了！
这边写检查，那边通知两级军区和省委、省革委会的领导同志，立即到西湖礼堂开会。稿子写好了，人也到齐了，还未念完，一个造反派出身的省委书记吼起来：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有什么资格讲话？！
西湖礼堂的会还未完，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上街了，宣传车也扯着嗓子大街小巷地叫。两级军区领导，除了反倪、周的几个人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外，都成了“胆敢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小撮”。
几天后的夜里，王洪文代表中央给福州打来电话：9号文件是对着韩先楚的，不是对着你们的，你们要集中揭发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
一些人顿觉拨开迷雾见晴天，一块石头落了地，立即披挂上阵，万炮齐轰韩先楚。
正在风尘仆仆地看地形的韩先楚，到临潼时病了，发烧。从气候湿润、满眼绿色的福州，来到这黄土漠漠、干冷干冷的西北，一下子还真有点不大适应。随行的同志们劝他回兰州看看，他说有医生跟着，有好药吃着，已经是天堂了，一个感冒算个什么？
到宁夏居延海时，夫人刘芷打来电话，说有要事，让他立即回去。他听出语声有些异样，问是怎么回事。刘芷把9号文件的内容大概讲了一下。
他这位在福州干了16年的老司令，成了兰州军区的新司令，欢迎他时的那种规模、热情，着实让他感动。有人还张开双臂跟他行了个外国礼。他在陕甘宁青战斗、学习、工作、生活了10年，论时间，仅次于在家乡和福州的日子。更重要的是，那是战争年代，是他人生中最难忘怀的岁月。所以，一到兰州，他就有种回家的感觉。
可当他这次一身风尘返回兰州时，一切都变脸了。
一盒“中华”吸没了，600多字的9号文件不知看了多少遍，就在房间里转起来。
“文革”初期见到“打倒韩先楚”时，他气不打一处来，立即给林彪、徐向前打电话，凭什么打倒我？后来见得多了，就见怪不怪习惯了。中央召集福建两大派组织在北京办学习班，准备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造反派见到他就说：“管你先楚，还是后楚，打倒再说！”他听着，只是笑笑。运动期间，群众组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是人家的权力。可这次不同了，这次是从中央下来的红头文件，是上边的意思，这是一打一个倒的。
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这两个“长期”和“有些领导人”，不分明就是没点名的点名吗？皮定钧任兰州司令还不到4年，这兰州与福州对调，不就是调的他韩先楚吗？有的大区也是人刚走，那边大字报就铺天盖地了，中央却不表态，唯独给福州来个9号文件，这不就是冲着他来的吗？不把人调走，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还能“彻底揭开”吗？
福州的情况一无所知，真想知道，又真不敢“拖人下水”。1958年炮击金门时，他患急性黄胆肝炎，医生把他隔离起来，除了医护人员不准与任何人接触。如今他是“政治肝炎”了，和谁接触、联系，那可就是害了人家。
也不用问谁了，那大字报从办公楼贴到家门口了，看看那大字报就知道福州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炮轰”、“打倒”、“砸烂狗头”、“罪该万死”之类大标语不看，就看自己的“罪行”，差不多赶上《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100例》了。不过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他是“林彪死党”。
上下齐攻，南北夹攻！
兰州的自来水黄糊糊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9号文件，军区1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了。想买点白糖冲奶喝，也说没有。没有井水就喝自来水。少了粮油肉补助也饿不死人，买不到白糖就更算不上什么了。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子颜色，马上就有人报告上去了。这家里会不会被人安了窃听器呀？
自然也就难以正常工作了。
就研究战区作战方案。可地形没看完，战区情况还不熟悉，怎么研究呀？就看地图，一张一张地翻呀看呀。纸上谈兵也谈不下去了，就看《红楼梦》。毛泽东让许世友看《红楼梦》，还说看五遍才有发言权，那就看它五遍，看看能有个什么“发言权”，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结果没看上五页就烦了。小儿子小平回来了，爷俩下棋。这回没像在西山和爱平那样搁桌子，儿子变着法儿让老子赢，那也烦。那就出去转转，散散心。狱中犯人每天不也有个放风时间吗？
门口墙上贴张大字报：《韩先楚，看你下步棋怎么走》。
“林彪死党”
韩先楚是长征到陕北后，才知道、并见到林彪这位黄冈老乡的（红安属黄冈地区）。他是抗大2期学员，林彪是校长。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让他感到亲切，更费思量。有的当即明白，有的就费点劲儿，有的要好一阵子才能恍然大悟，有的直到去世都破译不了，甚至可能永远都是谜。
之前，他就听红1军团的人讲，在江西反“围剿”和长征途中，林彪如何如何了得，就不能不以一种钦佩的目光，打量这位瘦小的、比许多下级都年轻的红军将领。但真正使他了解林彪，并从心头涌流出敬佩之情的，还是平型关战斗。这一仗他没打上，688团当了预备队，战后688团副团长韩先楚去看了战场。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山第一仗，也是中国军队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场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使“中国共产党不抗战”的论调没了市场，起码也使中外持这种论调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闭上了嘴巴。这一仗坚定了中国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和共产党的地位，以及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包括许多有志青年投奔延安等等的政治意义，也就愈来愈显现出来。但韩先楚当时想不到，也不会去想这些。有些人跑去战场，不仅是打了胜仗高兴，还因为从未见过“日本鬼子”、大洋马，想去看看“东洋景”。而韩先楚想的是，688团这预备队是留着关键时刻打硬仗、打恶仗的，怎么扔在这儿窝都没动仗就打完了？这仗是怎么打的，林彪是怎么指挥的？
刚经历一场大战的仲秋的平型关，视野中一片黄黄漠漠。公路上，被打坏的、被掀翻到路边沟里的汽车、大车，有的还在冒烟，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车上、路边、山野间。我军伤员、烈士遗体已经处理完了，部队正在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这些当然都在韩先楚的视野之内，但他更关注的是地形。山势、制高点、沟谷、公路，敌我来路、去向、企图，双方装备、士气、心态，还有时间、时机。枪炮声中，敌与我，时间与空间。这么一交叉、碰撞，一个绝妙的“打点”立刻就显见出来了。
“林彪那眼睛真‘毒’啊！”后来他常说这句话。
还有，就是对付强大的敌人，更要用谋略，用智慧，打巧仗。
而这些，本来就是他的强项和一贯的风格。
鞍海战役后，林彪来电询问取胜经验，等于向部下取经。之后，韩先楚连战连捷，直至辽沈战役关键一役攻取锦州，林彪把主攻方向的担子压在了韩先楚肩上。而此前在那些“方案之争”的“官司”中，在林彪貌似冷冰冰的“判决”中，掩饰不住的是对这位比自己小7岁的小老乡的赞许。而战争年代的韩先楚，对林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随机应变的制敌、驭敌的谋略、智慧和大将风度。
从红军到八路军，除在抗大2期学习9个月外，韩先楚在林彪麾下只有平型关一仗，还未打上。自到东北后，他就受林彪指挥了，一直打到海南岛。可开头一个在南满，一个在北满，后来根据地连成一片了，进关了，南下了，也难得见面，只是那还用见面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随后的夏、秋、冬三季攻势，那些战役、战斗的“打点”，时间愈久愈显清晰、夺目。别说他曾亲历其中，就是那没打上的平型关战斗，他从中悟得的东西就比亲历者少吗？还有在我军刚进东北后关于和战前景的大战略上，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目光。25年后他在福建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林彪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是无根无据地望空扑影吗？
生活中有“手把手教”一说。其实，这是只有对刚刚举足学步的幼儿才用得着的。高明的老师是从来不手把手教的，如此教出来的学生又有几多成器的？真正成才，而又有杰出贡献的人，首先离不开勤奋、认真，还需要悟性、灵性，即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天才，之前就讲天才，讲“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韩先楚是承认、并相信有天才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差距很大，大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称之为天才了。毛泽东是大天才，林彪是军事天才。吴焕先是全才，可惜英年早逝，未来得及展示，不为人知。有人说他也是个天才，打仗的天才。只读一年书的大老粗，身经百战从未打过败仗，说明了什么？自己与自己比，起码比起干别的什么行当来，在打仗上他就是个天才。他嘴上从未这样讲过，但他自信，非常自信。
只是天才从来都是立足于大地上的。当毛泽东“万寿无疆”地成了神，林彪也“永远健康”地成了半仙，韩先楚这位老部下就云里雾里找不到老首长“林总”的北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韩先楚刚睡着，周恩来打来电话，劈头一句：“‘老病号’跑了。”
韩先楚莫名其妙。在他的心目中，“老病号”从来都是徐海东。经常往北京给老军长捎东西，连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是给“老病号”的。这回才明白，不同的层次、圈子，是有各自的“老病号”的。可直觉告诉他，即便徐海东不是去年去世了，这个“老病号”也不会是徐大将，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又会是谁呢？
周恩来的回答妙极了：“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
他还是不大明白。而当他终于明白了，就站在那儿愣了、蒙了、傻了。
这怎么可能啊？！
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威望，然后就是人民--我是被主席打过招呼的，多少有点知觉了，尚且震惊如此，又该怎样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呀？！
其实，他早就对林彪感到迷惑不解了。
最让他迷惑不解的，是在公开场合，林彪高举语录本，紧跟毛主席，讲了那么多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话，可向他请示汇报福建的问题，却从来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第一次好像是1966年底，记不得什么事了，肯定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打电话请示林彪怎么办，秘书接的电话。他以为很快会有回答，却一直没有。不久，有人说林彪病了。他认为这回肯定病得不轻，打电话询问，秘书说还是老样子。就问上次请示“林总”的问题有什么指示，秘书说已经汇报首长了。汇报了怎么没有回话呀？他觉得挺奇怪的。
福州“四联会”（即福州军区、福建省军区、福建省委、省革委会联席会议）揭发的材料，说他给林彪打电话、写信、去林彪家160多次，却未说从什么时间起止。建国后林彪长期休息养病，那时候他就常打电话问候一下，有机会还去看看老首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请示汇报就更多了。1962年紧急战备期间打的电话，差不多就有这个数，1969年战备又打了多少电话？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打多少电话又有什么用？就像“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家中搜出的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说的那样，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请示报告，可下边请示报告多少次了，上边答复什么了？他指责的仅仅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吗？不也包括林彪吗？
气愤之中，始终萦绕心头的就是：林彪怎么了？这还是战争年代的那个“林总”吗？
战争年代，每次战役、战斗的企图、方案、思路、步骤，你的任务，林彪都是那么清晰、明确而又具体。你有什么不懂的或是战场情况变化，需要改变打法，请示报告，有问必复，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而且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你。还唯恐你搞不懂他的思想或是给弄歪了扭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等，把一些战术原则用通俗易记的语言，让士兵都能懂得，在实战中运用。哪像“文化大革命”中，净是些玄而又玄的空话、大话、绝话呀？
西藏军区副司令、老部下郑需凡来看他，说现在的事情不好办哪。韩先楚说好办，有事就写报告，爱批不批，反正我请示你了。这也是跟林彪学的。口头的，书面的，什么事到了毛家湾就石沉大海了。你林彪闭上眼睛装没事，那我也请示报告完了就完了，闭上眼睛没事了。跟郑需凡讲得颇有心得，就像个行家里手，行动起来却一窍不通，他哪是这种人哪。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也不是这个样子呀？1960年底有人要把他打成“彭黄漏网分子”，国防部长林彪发话了：“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这是典型的林彪语言。开头人家只传达了上半句，把他气的呀。我韩先楚有什么错误要坚决地批，别人不了解，你林彪还不了解吗？后来见面问了，林彪说只听别人说，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呀？瞧，这不是怪他请示、汇报少了吗？
就想去看看林彪到底怎么了，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依然是那么沉默寡言，永远是那么沉默寡言，这世界上话语如此金贵的，除了林彪就没见第二人。那面色依然是那么苍白，甚至是惨白，陌生人冷丁一见会以为是个死人幌子。在延安初识抗大校长时，一眼望去就是个小白脸。纤秀得像女人样的林彪，却不显纤弱。平型关战斗前爬山下沟，很有劲道的。白净的脸上，随着汗水泛出些红晕，显得健康而有活力。“八·一五”后闯关东，在铁岭再见时，那面色就挺苍白了。后来就听说他怕光，衡宝战役后风呀水的全怕了。若不是平型关战斗后晋军的那一枪，林彪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面色难看，那头脑、思维却依然敏捷，甚至好像不减当年。就想直奔主题，问个究竟，几欲开口，又都闭住了。战争年代，无论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下边纵队的，叫你来，问什么，讲完了，你就走人。林彪喜欢清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因为他要思考问题。老部下想他了，看得出来他也挺想大家的，绝无拒人千里之意，却没几句话，那场面就不免尴尬。而今一切照旧，韩先楚却觉得那脸上和这屋子的墙面，地面上，仿佛都写着“莫谈国事”。
他知道，林彪脑子里那个思想的轮子，只要醒着，就一刻不停地飞转。只是当年的“林总”思想的永远是战争，如今的“林副主席”转动的又是什么呢？
刚进抗大时，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传递的信息，有时让他搞不懂，那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林彪。而今搞不懂林彪，则是因为他太了解林彪了。
他搞不懂林彪，一些人却能搞懂他。
--“坚决打倒林彪死党韩先楚！”
彭德怀横刀立马，英名盖世，没想到风景秀丽的庐山成了他的滑铁卢。
也是林彪的滑铁卢。
1970年8月23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没人想到林彪会出逃，还要谋害毛泽东。毛泽东能想到吗？但韩先楚想到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会什么事情都没有歧见吗？他越来越看不懂林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看不懂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林彪都有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时候。可自不赞同出兵朝鲜之后，林彪就亦步亦趋，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比毛泽东还高。1962年7000人大会上，他不明白林彪怎么会来那样一篇与众不同的讲话。还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他不信浓眉下的那对目光，就只“毒”在打仗上。后来，他发现两次庐山会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少数人外，都未能揣摸到毛泽东的心思。但在当时，无论如何，韩先楚都不可能想象林彪与毛泽东会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不可分的。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不也仍在一如既往地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吗？
8月26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鳝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鳝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就是后来被“四联会”揪住不放的给林彪的所谓“表态信”，又称“效忠信”，说“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买了船票的，可以说是到了码头，或者已经上了贼船”。
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九一三”事件后，却在林彪家中搜了出来，让他莫名其妙。可在那些人眼里，那抬头和信封都是表面文章，信在林彪手里才是本质，这不正好说明你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吗？我们是按照组织程序来的，你们上边搞错了，把水搅浑了，让我们下边跟着倒霉呀！
林彪讲话后，张春桥在庐山几成千夫所指。可这个长得细瘦的“鳝鱼眼”，就像练就了一身上乘的“金钟罩”、“铁布衫”，枪林弹雨未伤毫毛，那子弹反倒弹了回来击中射手。
攻击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就“罪该万死”、“死也有罪”了。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又一次提醒了韩先楚，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张春桥这帮人篡夺了，中国就完了，他们这些人自然也都完蛋了。
1970年底要召开全省工作会议，总结一年工作，研究、安排明年工作。韩先楚早早告诉秘书，这回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
“四联会”上，一些人抓住韩先楚12月4日在全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做文章，说他“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40多处吹捧林彪”，“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个样板戏，每个一公演，报纸、电台就要欢呼、庆贺一番，自然也就要把“旗手”江青赞美一番。韩先楚说她算老几，一边去。秘书和报社领导说，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搞，咱们就是例行公事表个态。他说那也不行，还是要宣传毛主席。其实，他觉得对毛泽东的宣传也过分了。秘书给他写文章、讲话稿，毛主席语录引用多了，他就说“净抄书”。对林彪也是一样。可眼见着在庐山不但没有扳倒张春桥，这个“鳝鱼眼”反倒身价日隆，无计可施中，就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鳝鱼眼”。1959年庐山会议他去晚了，没见到彭德怀讲话后的场面，1970年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片掌声”和“全票通过”，可当时那种场面、情绪却是非同寻常的。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他知道这种战法作用有限，但仗总是要一仗一仗去打的，战争年代他从未因哪一仗微不足道而按兵不动。只要大家齐努力，蚂蚁也能搬倒山。
后来再想起来的，就仍是那两个成语“螳臂挡车”、“蚍蜉撼树”--能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那是谁呀？
“四联会”上，一些人说他“处心积虑地千方百计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他心头也真没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但是，说周赤萍写的那本《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是他支持、批准出版的，则纯粹是别有用心地栽赃、诬陷。
1974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郑磊的文章《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说：“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在抛出这个小册子的地方，这株毒草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一九七二年，我们也看到了一点轻描淡写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批判小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小册子的出笼是‘背着’组织，没有人批准，仅仅是由作者亲自下令搞的。事情真的是那样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批准，办得到吗？由于这本书大量发行，流毒全国，关于这本小册子出笼的阴谋，现在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郑磊的文章一出笼，有人就像奉得御旨，立即签发一封电报：“现已查明，小册子是韩先楚同意出版的。”
“九一三”事件几天后，福州空军司令杨思禄唠起周赤萍的小册子，韩先楚才知道还有这码事。周赤萍是福州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这等人物写本小书出版，有什么难的？而那时林彪是副统帅，党章上写着的接班人，给副统帅、接班人写本小书，还算个问题？谁在台上就捧谁，这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这福建的事情，他韩先楚就得什么都知道，什么屎盆子都得扣到他头上吗？
小册子出笼是个阴谋，“封锁毛主席南巡讲话精神”，“九一三”事件后继续吹捧林彪，自然就更是阴谋了。
毛泽东巡视南方同他谈话打招呼时，汪东兴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密，哪些内容只能自己掌握，哪些是可以传达的。临走时毛泽东又讲不忙传达，待中央确定个范围再说，林彪还是要保的。从南昌回到福州后，他是原原本本照旨行事的，如今却把这样一顶吓人的帽子安到他头上，毛泽东和汪东兴不是心知肚明最清楚的吗？
中央3月6日下达9号文件，他3月22日看地形回到兰州，24日开始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信，再三说明，陈述事实，结果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九一三”凌晨，周恩来讲“老病号”林彪跑了，韩先楚首先想到毛泽东的威望，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然后就想到这一次又要倒一批人了。他没想到自己。但是，在11月14日中央74号文件附发的《“571工程”纪要》中，看到把福州军区列为“借用力量”时，他这位军区司令、党委书记的心头，就不免打了几下鼓，但他很快就释然了、平静了。林彪出逃，要谋害毛泽东，搞反革命政变等等，他一无所知。他与林彪都是正常的工作和组织关系，没有任何不正当的东西。
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老首长，老部下，见面都很高兴。林彪不会寒暄，他也不会客套，谈的都是工作、战备。一次，林彪问起抗美援朝战争来，韩先楚就从与美军的第一个照面，也就是入朝不久即遭美军飞机轰炸谈起。林彪对美国的空中优势和我军的坑道战，问得特别仔细。那是和平年代韩先楚与林彪一次难得的高质量的谈话，是一种军人与军人的对话。
领导来了，该咋的就咋的。什么“热烈欢迎”、“光临指导”呀，什么“条件不好，招待不周”呀，韩先楚不会讲这些。他下部队，也讨厌那种鞍前马后围着他点头哈腰的角色。对于那种喜欢端架子的领导，他尽量避得远远的，以免那鄙夷之色被人看到。名将、名帅的威风，从来都是在战场上令对手闻风丧胆中建树起来的。好端架子的角色，十有八九都是草包、熊蛋。除了那次意在打击“鳝鱼眼”的讲话外，他在正式场合很少颂扬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好话讲得已经够多的了，不想凑这个热闹了。平时唠起毛泽东和林彪来，话倒挺多，一种敬仰、亲爱之情溢于言表。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对统帅和副统帅越来越找不到北了，那距离也就觉着越来越大了。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让他感到那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可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跟他打招呼的谈话，就不仅是让他找不到北了，而是令他毛骨悚然了。天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心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喳地爆响着要碎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
临去世前一年，几位红4方面军的老同志来看他，唠起9号文件，有人说听说台湾至今没有8路公共汽车，国民党把这个吉祥数字给了咱共产党、八路军，它就卷铺盖逃到台湾去了。而你这个“好战分子”，既是4方面军的，又是4野的，“4”者，“死”也，能逃过那一劫，就算你的造化了。
扯淡。韩先楚笑着骂了一句，他不信这个。
林彪折戟沉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旧部，都跟着完蛋了。福州军区揪出个写了本小册子的政委周赤萍，还有个副政委、江西党政军一把手程世清，也都是4野的。当年兵强马壮、纵横天下的4野，如今真有点树倒猢狲也倒的味道了。当年出了个张国焘，红4方面军的许多人，后来不是也被另眼相看吗？他知道自己不会被重用了，可林彪在台上也没重用他，还不是一码事吗？“功名只向马上取”，打起仗来谁都会重用他的。和平时期，他这种人也就只能这样子了。
却没想到两年半后，八大军区司令一调动，就轮到收拾他了。
“批斗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蛋”
“四联会”上，有人揭发出林彪在北戴河仓皇出逃前，给韩先楚打电话，说“福州方面就交给你了”。韩先楚当即表忠心，“请林总放心”，并再三让林总保重，“两个人足足通话17分钟”。
当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政治部副主任周曼天，省委候补委员、《福建日报》核心组副组长、厦门大学学生黄兆芬等人，这些“韩先楚的黑干将”还没被打倒，还能说话。就说这还了得，果真如此，那韩先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了，赶快查，是你当时在场听到的，还是听谁说的，在哪儿听到的。几个人以攻为守这么一较真，揭发者就支支吾吾起来，说是在车上听到的。那是汽车，还是火车？首长当然不会坐公共汽车，坐小车，无论伏尔加，还是北京吉普，除了司机，就是秘书。坐火车也是软卧、包厢，随行的差不多还是那几个人，是谁说的，自然好查。这么穷追猛打，揭发者又支吾到厕所里去了，说是解溲时听一个士兵说的，那个士兵好像是通讯连的。几个人有的说首长路线斗争觉悟这么高，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不及时向党委报告呀？有的说首长年纪大了，记性差了，可这样的人和事，当时无论如何也该多看几眼记个准呀？或者直接带到保卫部去，当时就叫出个真呀？
这么说完了还没完，几个人都说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谁揭发的问题谁签字画押谁负责。这下子揭发者可不支吾了，立刻像被蜂子蜇了似的叫起来：不是我说的，我是听别人说的，反正我说的都是事实，反正我不签字画押！
当一批又一批的“韩先楚的黑干将”被打倒后，基本就是说什么是什么了。
9月13日凌晨，周恩来通知各大军区司令林彪出逃后，即下达战备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韩先楚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和叶剑英的指示，调动有关部队，架设战备通讯线路，控制一些要害部位。同时指示情报部长孙如奎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苏联军队及当时蒋军有何动向，要随时向他报告。9号文件后，都被一些人视为“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福建“传经送宝”，韩先楚未去车站迎接，被说成是“反大寨”。《龙江颂》剧组来榕演出，韩先楚没有接见，就是“反对革命样板戏”。如此定性，好像望空还能扑到点影儿。可韩先楚在福建提倡绿化，大搞植树造林，竟然也被说成“是为林彪树碑立传”。
在福州“四联会”上，深揭猛批韩先楚，把刘少奇和蒋介石都联挂上了，“批林批孔”热火朝天。兰州这边也不甘寂寞，却实在揭不出什么东西来，就说韩先楚顶风冒雪走边防、看地形，是“游山玩水”。
这回算是明白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历时半年多的“四联会”，还揭发出韩先楚经常给林彪送海蚌、藕粉、橘子、桂圆，说是“积极投靠林贼”。
送这些东西都是事实，可他还给毛泽东和周恩来送过，那又是积极投靠谁呢？
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吃了闽江口的海蚌，感觉出汗少了，问能不能给他搞点带回去。一年后，叶群又打来电话，说林彪要吃藕粉，北京买不到纯藕粉，让他在福建给搞点。给林彪的主要就是这两样东西，而且量很少，林彪“吃猫食”，还不吃水果，送的也少。多与少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比较而言的。除藕粉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都比林彪多。周恩来还打电话问他橘子如何保鲜，说一过春节，那橘子就变得像棉花似的了。而这些东西也不是他说送就送了的，是经过军区党委研究过的。记得好像是1963年左右，中央办公厅发个通知，对全国各地给中央首长送东西提出批评、制止。他说给他们进贡还吃批评，今后都自己吃了。话是这么说，东西照样送，都是土特产，就是一种心情，算个什么问题？觉得不合适，你们付钱嘛。给陈云、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也常送些水果，特别是在这些人落难、不得志时。
但是，给谁送的也没有给徐海东的多，而且时间最长。战争年代的胜利品，特别是一些药品，他都悉心留着，有机会就给“老病号”送去。广西战役缴获白崇禧的一辆卧车，徐海东当时在大连疗养，也派人给老军长送去。实行薪金制后，老军长倒是真想付钱的，可他要谁的也不会要这个“老病号”的。老军长去世后，仍给老军长的夫人周东屏周大姐送，而且送得更勤更多。到兰州后，因9号文件中断了年把时间，环境稍好后，土特产照送不误。
可那些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能看到的只是他“积极投靠林彪”的“罪行”。
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后，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韩先楚认为“南放”也不是所有南方都要敞开门户，敌人也可能从中间实施突破。有人不高兴了：林总说从两头来，你说从中间来；林总说从陆上来，你说从海上来，这不是唱对台戏吗？
和林彪唱对台戏，这不就是反对林彪吗？可这一刻在那些人心目中，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有他如何效忠林彪，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都是胡说八道，却也有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望空扑影，与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分。
武汉“七二○”事件后，福州造反派占领军区司令部大楼，又向马鞍山战备坑道发起攻击，同时抄了韩先楚等人的家，抄出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时与韩先楚的一些合影照片，吓了一跳。这个“韩拐子”（因他拄根拐杖，造反派就这么称呼他）与林副主席关系如此亲密，这可是毛主席的司令部的人哪！
“九一三”后，这些照片就成了他“紧跟林贼”的证据。
这就是一些人在那个时代的“变”证法。
“九一三”后的57号文件中，有句话说林彪过去也为革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传达、学习时，韩先楚说林彪虽然死了，对他的评价还是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学习9号文件了，有人就说这是“公然为林贼翻案”。
林彪若不是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怎么会24岁就当上红军的军团长，接着又是八路军主力师的师长、4野司令和共和国元帅？可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报纸上不还说他不会打仗吗？指挥了平型关大捷，率军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的人不会打仗，那么谁会打仗呢？是那个戏子江青，“鳝鱼眼”张春桥，还有那个瞅着挺老实、厚道却专会用笔杆子杀人的姚文元？
在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能把人放到完全相同的时空中，让其不受拘束地重新走一遭，他敢断言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的轨迹会是重叠的。上午那么想的，下午就这么做了，自己和自己都在打架，两个人的思想、观点，又怎么可能时时处处事事如出一辙？可林彪“永远健康”时，就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九一三”后又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来都不是个好东西。
活了50多岁，韩先楚最难以容忍、也最让他痛心疾首的，就是大跃进年代的“亩产万斤粮”，和“九一三”后的“林彪不会打仗”。
我们是共产党啊，共产党、解放军怎么能这样子说话呀？！
战争年代，血与火中的胜负是最实际的。三座大山不是用嘴巴子吹翻的，笔杆子写错一个字，战场上就可能付出代价。战争把虚妄、迎合、瞎话赶得远远的，那时的共产党人是多么的实事求是、朝气蓬勃呀。建国了，和平了，没有那种生与死、胜与负的威胁了，难免会滋生一些虚假、浮夸的东西，可无论如何也不该到这分上呀！好时屁眼都没疤，拉屎都不臭，坏时就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这是批判林彪，还是丑化我们自己？而今又如此揭批他，被伤害的又仅仅是他韩先楚吗？依靠人民的支持，凭着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我们得人心而得天下。可如此折腾下去，我们将如何取信于民，面对后人？
8年后，中央决定撤销9号文件，老战友、老部下向他祝贺，他说：有朝一日去见马克思时，希望党组织在对我的一生的评价中，能把我的错误也写上一笔。
1974年3月24日，韩先楚在写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封信中，即提出：
希望中央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贯彻中央九号文件中，对我揭发的问题转给我。群众的揭发会帮助我回忆自己的错误，以便进一步检讨自己。
翌年10月20日，在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信中，又写道：
我再次向中央建议，把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或更大一些范围的同志调到北京开会，我也参加，检讨自己的错误，澄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把问题搞清楚。今年一月二十九日，我给中央写了报告，请求把整我的材料转给我，以便我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
没人能说得清韩先楚为此写了多少申诉信。据他1976年12月23日在武汉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中央、军委”的信中说，在写了第一封信后不到一个月里，仅电报就给毛主席、党中央发过四封。而在从“毛主席”写到“华主席”的所有信件、电报中，他都“希望”、“建议”、“恳求”能将揭批他的材料转给他，将有关人员召集一起，大家当面锣、对面鼓地把事实搞清楚。
没人理睬他的要求。
我还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还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还是党员，还有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凭什么允许他们胡说八道，却不许我澄清事买？
“七二○”事件后“逃难”到西山，韩先楚曾愤愤地对叶剑英道：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呀？能让我心服口服，我自己背着行李去坐班房！
叶剑英叹口气：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
叶帅仰天长叹，连呼三声：莫须有，莫须有，莫须有啊！
有政治民谣云：“批斗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蛋。”批斗会上没好人也就没有好话，追悼会上没坏蛋也就没有坏话。其实批斗会也是追悼会，一种对人的政治生命和权利的特殊形式的追悼。当历史证明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刘少奇，那个“永远”其实只有11年又9个月时，在他生前长达3年的“批斗会”上，这位共和国主席不也是有口难辩，从灵魂到肉体，都只能听任一种声音随心所欲地糟蹋、蹂躏吗？而那位巾帼男儿张志新，不也是因为发出了一丁点不同的声音，就被割断喉管吗？
一向喜欢听到部下说“不”的韩先楚，在这些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日子里，益发感到了人的权利的珍贵，也就益发坚定了一种信念：如果有朝一日还能有职有权的话，在他那方天地里，一定要尽力维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绝不允许只有一种声音呼天喝地！
“我救过毛主席！”
5月的黄河，比起夏日的汹涌澎湃，黄铜色的春水就显得缓慢平和，也就多了几分温柔与恬静。地跨黄河两岸的兰州，杨柳发芽，群山吐翠，阳光日见骄好。位于皋兰山下的兰州军区大院，春燕呢喃，飞来飞去，衔泥做窝，在自然界蓬勃的生机中忙碌着，准备繁衍后代。
韩先楚感到自己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与北京的联系中断了。不是电话被拿走了，电话线被掐断了，而是在以往最艰难的日子里，也能给他以安慰，告知他上头信息，为他出谋划策，自然也是他敬仰、知心、亲近的人，都不与他联系了。他逐一给他们打电话，那回答不是“首长不在”，就是“首长出去了”，问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那不冷不热、带答不理的声音几乎都是“不知道”。
他知道这回是真的不行了，彻底完蛋了。
就又开始噩梦连连。
他跑啊跑啊，是在大别山里，就是那次带领几个人提前去设营号房子与部队失去联系，又返回去寻找部队，被白军发现了。他们躲进一个山洞里，白军搜山，又放火烧山，到处打枪，喊着：“看见你们了，出来吧！”“谁投降留条命，我们也优待俘虏。”那山洞又黑又大好藏身，却突然变成了个大广场，就像福州的五一广场，几个人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赶紧再跑，跑到一个池塘，立刻跳进去，有的躲进草丛中，有的用片荷叶盖住脑袋。敌人追上来，又喊“看见你们了”，又打枪，子弹打进水里，比炮弹溅起的水柱还高大。设营的都是后勤人员，老的老，小的小，老的能比小的大一辈，都没有战斗经验，就他一个人打过仗，还没有武器。有个孩子样的小兵，小脸都吓白了，韩先楚一再打手势让他沉住气。突然一枪打在那小兵面前，“妈呀”一声叫，敌人围上来，把他们抓住了，一个个五花大绑……
类似的故事不断在梦中出现，追他的有白军，有日本鬼子，有美国鬼子，还有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有几次还是江青、张春桥。江青挥舞着一支他从未见过的枪，披头散发像个魔鬼。张春桥抱着一支像笔一样的枪，据说那是最新式的尖端武器。而他总是赤手空拳，只有拼命地跑呀跑呀，跑不动了就躲呀藏呀，结果不是被抓住，就是快被抓住时惊醒了。
就从这时起，韩先楚开始枪不离身，直到“四人帮”被抓了起来。
与噩梦连连同时频频出现的，是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的一次战斗。
232团团长韩先楚，率团抢占黄河渡口，渡过黄河，即以两营兵力配合山西游击队围攻石楼县城，又亲率一个营进至石口镇一带，牵制敌人五个团，以配合主力作战。行进间，突然前方枪声大作，见有约一个营的敌人将我军一部压制在路边沟里。他立即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发起攻击，将敌击退。
别说他一生经历的战斗，就是在这次东征中，这场战斗也不值一提的。可当他冲至近前时却大吃一惊，因为他看见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原来那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部。
韩先楚的女婿，北京军区军训部参谋李东生，眼见着风声越来越紧，因岳父常来常往，他们这些小字辈也跟着常来常往的几家首长，也没了来往，心里着急，给兰州打电话，怕有人监控也不敢说什么。岳父说你来一趟吧。
坐一天一夜火车，刚到兰州，消息就传出去了：韩先楚家去了个“特务”。
岳父确是想让女婿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韩先楚给毛泽东写封信，让李东生带回北京，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转呈毛泽东。在此之前，先去陈云家说明情况，那信送不送毛泽东，什么时候送，一切由陈云定夺。
就这么几句话，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不知给李东生讲了多少遍。没写满两页纸的一封信，先让他装在军用挎包里，又让他揣在军上衣兜里，末了还是放在了衬衣兜里，并一再拍着他的脑袋：孩子，小心，千万小心，弄不好要掉脑袋呀！
刚一见面，李东生就觉得岳父苍老了许多。原本挺高的额头下，那双眼睛更加凹陷了，眼睛红红的，燃烧着怒火，也透着无奈，甚至绝望。
一楼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墙上挂着兰州战区及陕甘宁青四省区地图。临窗一张大书桌，一只木转椅，桌上两台电话，一只笔筒，还有个一人合抱不过来的塑料充气地球仪。翁婿俩谈到大半夜，其实基本就是他一个人在谈，而且大都是自言自语。
--毛主席被小人包围了，不行了，不行了！
--江青这个坏女人，事情都坏在她身上！毛主席为什么偏偏遇上了这么条到处咬人的大虫呀？
--张春桥，你个“鳝鱼眼”，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孩子，我要是被抓起来或是怎么的了，你们可要好好看好你妈，别让她出事。你们年轻，好好工作，少说多做，为党工作，咱们都是党的人。
--孩子，没事，不怕，不怕，我救过毛主席！我救过毛主席！……
到后来，不管什么话题，说上几句就会没头没脑地强调一句：“我救过毛主席！”
拄着拐杖，在客厅里边转边说。“熊猫”烟一支接一支，有的点着也不吸，就那么夹着，烫手了就随手扔在地上。有时也往烟灰缸里按，那手哆嗦着把握不准，就按到桌面玻璃板上。
24年后，北京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李东生大校，说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只把烟头按到玻璃板上的手，和说着“我救过毛主席”时那张脸上交织着的绝望和希望之情。
他说：平时我们吸烟掉地上点烟灰，他都要用目光把你逼去拿拖把。他从来说话不多，那天晚上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车轱辘话翻来覆去。我没结婚就听说他多谋善断，决心果断，打仗勇敢，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眉头都不皱一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被折腾成这个样子呀！
下半夜两点多了，韩先楚说你去睡吧，又摸摸那封信：你可要揣好呀，人命关天哪！
也不知什么时候，李东生翻来覆去刚迷糊着，又被韩先楚摇晃醒了：不行！不行！把信给我，不能留下字据，别把你装里了，要杀头的呀！
翻出那封信，又说：孩子，你回去就用嘴说，问陈云怎么办，问陈云怎么办……他去厕所把那封信烧掉了。李东生迷迷糊糊睡到天亮就醒了，见韩先楚还在客厅里转来转去。那眼睛更红了，但那神态已经平静了，跟过去差不多了。
韩先楚道：你回去好好工作，照样工作，什么不用管，就当没这回事。李东生不解：那……韩先楚轻轻吐出口烟：该死该活屌朝上，爱怎么的就怎么的，随它去。
又像是自言自语：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八大军区司令调动前，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沈阳吧。他说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就会打仗。这话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好像原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是个“大老细”似的。
毛泽东说你去广州吧。他说那是南大门呀？其实，能坐镇福州、面对台澎金马的人，东西南北哪个大门不能守呀？还是不想去。
毛泽东说那去兰州吧，你是个好同志呀。他说我去，我去，我服从主席命令。事不过三，他已经两次说“不”了，再不遵命就不是好同志了。
半年前，毛泽东曾对他说“你不动”的，为什么又要动他了？
自“全国山河一片红”后，各大区司令就不仅是拥兵一方，而是集一方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这是和平年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却是由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种必然的后果。大权在握，又经营多年，根深蒂固，换个地方，人地生疏，又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好像就放心了。他知道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是会产生一些弊端的。只是各路诸侯又有哪个会拥兵自重反对毛泽东呀？陈再道到福州后，谈到“七二○”事件时，说：老韩哪，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说到这里，那泪水都要下来了。
韩先楚倒是觉得毛泽东是在为身后考虑的。果真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那几个文革新贵，那确是没几个人服气的，他韩先楚就不干。可调动后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而他不想离开福州，是因为他舍不得、丢不下那个台湾。
在福州16年，除了这几年，他的时间、精力基本都用在琢磨那个美丽的宝岛台湾了。他来福州是干什么的？他有几套方案，1961年曾跟林彪讲过，那时还不大成形，林彪挺感兴趣。打海南岛只能立足当时装备，这台湾就不行，党和国家必须好好过日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空军、海军建设。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夜长梦多，不能拖。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出现，久拖不决就可能难以解决，起码付出的代价会不会越来越大？文打武斗，他都认为台湾问题应该在他们这代人手里解决，而他应该是指挥登岛作战的最合适的人选。可眼下“最大的政治”仍然是搞好“文化大革命”，他能向中央、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算是不想离开福州的理由吗？
9号文件一下来，他就明白了。先说“你不动”，稳住你，再突然调开你。你在福州经营16年，“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不调开你，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能揭开砸烂吗？他不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心思，但他敢说肯定有人就是这么谋划算计的。
在此之前，他始终认为毛泽东对他是关怀的、爱护的、宽容的、谅解的。
1960年“反右倾”，福建把他反成那个模样，到头来却由省委常委进了书记处。毛泽东当然不一定了解这个，可后来让他当省军管会主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还能不知道吗？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彭德怀在庐山出事后，唯有他和黄克诚去看了彭老总，这事毛泽东还能不清楚吗？
“九一三”前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召见他和许世友时，对他说：“我就是批准了你的那个《公告》嘛，有人就说我右倾”，“我说你那个《公告》发得好”，“你也是受害的一个”。《公告》是你同意转发的，如今又说它好，那当时怎么说变就变了？
批陈整风时，因为许世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带头写了“表态信”，毛泽东让他这个也写了“表态信”的人，和李德生去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曾两次对他讲到“路线出感情”，挺亲切的，就更让他摸不着头脑了。没说的，他忠于毛泽东，这是一种深厚的感情。可提到“路线”，他肯定与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一条路线。那么，二者之间，毛泽东站在哪一边，是哪条“路线”？如今，中央9号文件明明白白是要取他的政治首级，这又是什么“路线”？
就在李东生来兰州当“特务”时，李先念和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李先念这位红安老乡，瞅准机会，抓紧时间，讲了几句9号文件和韩先楚的情况：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毛泽东好像对这个9号文件一无所知：有这种事情呀？
韩先楚也像李先念这样干过几次。像毛泽东讲“路线出感情”那次，见老人家挺高兴的，他就说：肖华跟主席几十年了，不会反对你的，是不是把他解放出来？毛泽东听了，就转过脸去望着张春桥，一脸的不高兴：肖华的事情我讲过两三次了，怎么还没办哪？
江青、张春桥这帮人，肯定背着毛泽东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他韩先楚也是恨之入骨。中央下发9号文件时，毛泽东也不在北京。有人说9号文件是江青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圈发的，毛泽东没看到，不知道。没看到是可能的，可江青竟敢擅发中央文件吗？又不是大清帝国那时候，打个电话，不是举手之劳吗？
但他始终相信毛泽东对他是有感情的。
“文化大革命”前，他胃病犯了，治疗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养。毛泽东也正好住在那儿，中间隔着一道花墙。一天早起打鸟，咣咣几枪，响动了毛泽东，也把他吓了一跳，觉得自己太鲁莽了。事后听说毛泽东确实不高兴了，可听说是“韩司令在打鸟”，就什么也没说，那不悦之色也没了。那天晚上，他想去看望毛泽东，解释一下，赔礼道歉，没想到毛泽东先来看他了，带了那么多芒果，还有一大碗娃娃鱼。中办一位同志告诉他，主席休息，有时连院子里的麻雀都要哄走的，敢在主席身边打鸟，除你韩司令没有第二人了。
当时他很感动，却不明白毛泽东对他何以如此宽宏大量。9号文件后就想，是不是还记着他东征时“救驾有功”呢？
八大司令调动前那次谈话，毛泽东还提过这码事，说救我一命，欠你的情。事实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部，几十个人被压在路边沟里，当时确是挺危急的。而这时候，韩先楚已把这码事忘脑后去了。
他交给李东生，后来又被他烧掉了的那封信，开门见山，讲的就是这事。
行将灭顶的他，那一刻认为唯一可以乞灵的救命稻草，就是那次“救驾有功”了。
主席：
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大军区负责同志调动时我见过主席，至今又有一年多没见到您，心里非常想念。我因患肾结石于去年十月底做开刀手术后，经几个月的休养，现在三○一医院做了手术后的全面复查，身体已基本好了，五月上旬前我即回兰州。我想在回去前见一见您老人家，汇报一下我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主席工作很忙，若一时抽不出时间，我想在看望主席后，同东兴同志、王海蓉同志谈一谈，再由他们向您老人家汇报。
上述请主席指示。
祝主席健康长寿！
韩先楚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与北京的几条热线重新开通了，这回好像又要大难不死了，那9号文件却依然刀光闪闪悬在头上，危机四伏。
去年5月30日夜里，韩先楚觉得右肾一阵阵疼痛，愈痛愈烈，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先找来医生，又送去医院，初步诊断为肾结石，需动手术。夫人刘芷立即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要求去北京手术治疗。按理，这种病别说中央委员、大区正职，就是副职去京治疗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可眼下就是个事儿了。先是麻烦，说要请示，也不知请示了什么人，答复是：缺什么药北京给送，需要什么医生北京给派，就在兰州治疗。
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你：就在那黄土高坡上老实待着吧，什么意思你自己寻思吧。
毛泽东去世那天晚上，他正在京西宾馆酣睡。秘书接到电话，匆匆进来推醒他，他坐在床上愣了一阵子，长叹一声，说声“快走”，立即去了301医院。
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去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的吧？
现在，人还没抓呢，人道主义已经所剩无几了。
上下齐攻，南北夹攻，这个不争气的肾也跟着凑热闹。也好，就让这肉体的痛苦将那心灵的苦难抵消、忘却一下吧。
就又想起皮定钧的那句话：“我们好像成了路边的破草鞋，谁都能踢两脚。”
他是穿着草鞋参加革命的，又穿着草鞋从大别山走到陕北。4野南下时，从未见过草鞋的东北官兵也学会了打草鞋。草鞋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是天赐给共产党人的宝贝。如今那些“文革”新贵成了宝贝，他们这些穿草鞋打江山的人都成了没有用的破草鞋，他则被一脚踢到这大西北来了。
就不断给毛泽东写信，除了以往那些话外，有时就提出想去看望“您老人家”。到了北京再提出这个问题，就更理直气壮些。绝口不提“救驾有功”，就是“想您”、“非常想念”。这个“想您”、“非常想念”，绝对是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他也确实非常想念毛泽东，9号文件后更是有一肚子话要向老人家倾吐。而今，无论毛泽东有无回音，甚至这信能不能送到毛泽东手里，他都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要写。他把它们当作一个个探空气球放出去，为的是摸底，试探一下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态度。
寄走一封信，就像向前线派出一支部队，然后就绷紧神经等待消息。政治斗争也像战争一样，危险、疲累、瞬息万变，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只是那种仗让他激动、兴奋，总觉得天地小、视野大，满怀自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种仗却是心也不足，力也不足，实在让他打不起精神。因为它无章可循，几乎全凭个人意志，甚至有时就是依喜怒哀乐而定。当年千钧一发之际，有时也会觉得神经快绷断了，胜利随之就向他招手了，甚至就到手了。而今却是每次都觉得挺不住了，熬不下去了，精神已经崩溃了。
原以为到了兰州，不在地方兼职了，就可以甩开膀子专心干他倾心热爱着的、也是轻车熟路的军事工作了，谁想到竟会是这个样子。
不过，逐渐地也就熬出来了，平静多了。
自李东生来兰州的那个不眠之夜后，他就慢慢地恢复了常态。以前也见不出他有多么烦躁，那种表面的平静掩盖的却是内心的风暴雷霆。现在每天依然是吸烟、踱步，老人家是照样想念，那信隔上一段时间还是要写上一封的，写完了也就写完了。踱步踱累了，就和警卫员下盘棋，或是练练毛笔字、看看书，还竟然把上下两册砖头似的《红楼梦》看完了。
人家折磨你，你再自己折磨自己，那不正中人家下怀吗？
不能成仙，那就修道，起码也算修炼出几分道行来了。
只是党和国家就这么熬下去，可怎么得了呀！
就是铁嘴钢牙也得说句软话了
1974年8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韩先楚不干。
第一次参加战斗后，他就不能不检查自己。都说大家都往后跑，连大队长都撒丫子了，你怎么就冲上去了？第一次战斗后没检查出个子午卯酉，以后那收获可就越来越丰硕了，特别是在当了团长、师长、军长之后。可现在这是什么检查？他有什么错误？就算有天大的错误，那根子又在哪里？拿我们这些大区司令小虾米开什么涮？
1967年7月，江西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军区领导班子全部撤换。“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又对福州军区施压，指责福州军区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限期军区党委作出检查，报经中央文革批准后对外公布。无奈，在福州的常委研究，写出个草稿，送到北京请韩先楚审阅批发，他未看一半便说就放我这里了。送稿子的一位副司令和在家的常委，都说不行呀，限期快到了。韩先楚说：不管它！我们可以检查错误，但不是这种错误。
动辄就是什么“方向、路线错误”，还有什么“反动路线”，他从来就不认这个账。
造反派批判《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韩先楚火了：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央军委任命的大区司令，不是反动派，谈何“反动路线”？蒋介石才是反动路线！
十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认为自己确有错误，应该深刻检查、反省。因为从中央候补委员到中央委员，对于建国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都是同意的、举了手的。
而在这种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检查中，把他折磨得精疲力竭、死去活来的，是那么多中央委员，有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又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什么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们齐聚北京，为的就是带去一只手，并把它们高高举起吗？
1936年东征结束回到陕北后，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分组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过来了。若在今天，这不就是个“事件”、“集团”吗？那领导不得赶紧制止、批评、表态，即便如此那脸不也得吓白了、吓青了吗？可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刚当副师长的韩先楚，有的听着，有的记录，有的还站到一方，奋勇“参战”。大家也都气不喘一口，继续发言、辩论，没有不开口弃权的。而毛泽东坐在那里，和大家一样一颗真挚的平常心，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没见摇头。
那时候的毛泽东，那可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呀！
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我们的民主太少，太不够，而封建专制的东西还不少，且很厉害。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但领袖成了神仙、圣人。有些人昨天还是一般基层干部或老百姓，只要一进政治局，成了国家领导人，也成了不起的人物了。对这些人，群众是不能议论的。不能有意见的，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逆不道。
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必须搞一些具体的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一是要让人讲话，充分发扬民主，顺耳的话、不顺耳的话都要让人讲，即便讲了错误的意见，也只能说服教育，不应受到打击迫害，真正做到“言者无罪”。二是要有表决制度。真正做到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不管多数人意见如何，只由领袖或少数几个人集中。假若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只要经过表决通过，少数人也要服从。如果少数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有权在讨论中加以阐述，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无权否定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并在行动上不得违反经过表决通过的决议。这样，个人说了算，家长制就行不通了，民主也就有了保证了。
这是1980年11月4日，韩先楚在中央组织的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讲的两段话。在他的晚年，这种民主、法制思想是越来越强烈了。
在放牛娃出身的这一代将军中，“对敌斗争不坚决”，敢于向上级说“不”，也喜欢听部下说“不”的韩先楚，人权与民主意识应该说是比较突出而又难得的。但是，真正使他刻骨铭心地感到民主与法制就像布帛菽粟一样须臾不可缺少的，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训。
特别是1974年9月5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作了“检查”以后。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白纸黑字，红口白牙，在那样高级的会议上，就这么正儿八经地说着自己不想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的事儿？
照本宣科地念着这18个字，韩先楚似乎并没感到多么吃力。可从这一刻起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一想起来，就有一种被压垮了的沉重和灵魂被穿透了的剧痛。那是比战争年代所有那些击中他的子弹、弹片，更让他难以承受的呀！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在淌泪滴血！
辽西会战捉住廖耀湘，他主动上前握手、请坐，请这位败军之将谈谈西进兵团的企图、动作，还有新6军的战术特点。无论我军吃了新6军多少苦头，又怎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更何况这位新6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8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可这个“鳝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果真如此，那不是搞形式，走过场，把这些大区司令、政委弄来北京过家家玩吗？
先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把这些大军区司令、政委弄来北京，就是要用用他们的嘴巴。
对于必要的妥协能否作出正确的判断，是检验一个人综合素质优劣的标志之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作一点妥协的人，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际。可现在却是人妖颠倒、原则出卖、胯下之辱呀！
又一位他很敬重的人物来了，来做思想工作。先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又给他分析了现在的处境，都是掏的心窝子话：真假是非，现在就别较真了，将来让历史检验去吧。没有今天就没有明天，今天需要的是过关，是生存。为了老人家，也为了大家，还有你的一家，就在组织上服从一次吧。
就是铁嘴钢牙，这回也得说句软话了。
中央解决江西问题时，许多大军区、省军区的同志，都在京西宾馆忙着写“检查”。江西省军区的同志见人家大都在“方向、路线”后面加个“性”，一下子就把那“方向、路线错误”“性”得轻飘了许多，就和大多数保持一致，来了个“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一位也是韩先楚很敬重的人物看了，就让他们“高姿态”，把“性”字拿掉。把问题说得越严重，态度就越好，就越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那么蒋介石把全世界的屎盆子都扣到自己头上，会不会也“高姿态”地成了革命派？
韩先楚去找许世友：“许老板”，你也别争功，我也不揽过，你“方向”，我“路线”，咱俩把它包了，怎么样？
两位上将哈哈大笑，那泪水却要出来了。
当年大别山“肃反”，许多人五花大绑着临刑前，高呼“红军万岁”、“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人的“检查”也是那么认真、虔诚而又动情。风暴突至，横扫一切，人们蒙了，找不着北了，一时间就真觉得自己好像多么罪孽深重，有那么多人甚至自杀了。而今，一些人“检查”起来也是痛哭流涕，悔恨交加，知情人却都明白那是做戏。一个“8年抗战”都过去了，就是再傻再笨再不开窍的人，也能谙出几分了。甚至就变得玩世不恭了，更别说投河上吊卧轨跳楼割动脉了。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说假话、骗人，只不过会遭到朋友的藐视和唾弃。而军人口是心非不诚实，打起仗来就是拿同胞的生命开玩笑，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
在所有较量过的对手中，韩先楚最仇恨的是日本鬼子。可作为军人，对于日军那股宁死不投降的劲头，却不能不另眼相看。平型关战斗中，我军竟然没有捉到一个俘虏。可自那以后，到处都有伪军，伪军倒是好打，却怎么打也打不灭。任何被占领国都难免有伪军，可叫做“汉奸”的这种东西，是不是太多了点？这是一种什么民族性格？而我们眼下做着的事情，又在培养一种什么东西？
“九一三”事件几天后的一个凌晨，韩先楚一觉醒来见秘书办公室里老秘书夏承祖还在伏案写材料。见他进来，夏承祖道：林彪死了，这秘书也难当了，一些用惯了的话又不能用了，又得适应一阵子。
韩先楚道：“天下文章一大抄”，变来变去还是抄来抄去。你就抄吧，还有我呢。
夏承祖放下手中笔：我给福州军区两任司令当过秘书，写呀写呀，也算“著作等身”了。回头去看，除了有关军事、打仗的外，有几多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呀？
韩先楚叹口气：你写了，我认了，就是我的了，就由我负责任了。
夏承祖紧逼一句：你认了，你负责任了，就能立得住吗？
无论如何，以往那些讲话、报告，多多少少还有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今这“自我批评”的“检查”，不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把他的人格，连同军人的尊严和将军的荣誉，一股脑儿地使劲地糟蹋、蹂躏吗？
更让他万箭穿心的，是三中全会以后，9号文件已经撤销了，有人仍然死死抓住这个“检查”不放，仍然要把这个屎盆子死死地扣在他头上。
1982年7月，中央决定撤销9号文件后，关于这次“检查”，韩先楚和老四卫平，父子俩有段挺长的对话。
儿子：如果那次真的是开展自我批评，你会检查些什么错误？
老子：一是“独断专行”，二是看人用人上有问题，三是老乡观念，对老战友、老部下感情色彩太浓。当然，这也属于用人上的毛病。
儿子：“独断专行”？你说你“独断专行”？
老子：江青说我和“许老板”是“党内两霸”，这是胡说。造反派和“四联会”上有人说我“独断专行”，甚至说我是“韩霸天”，同样不认。比起“许老板”和许多人，我的人权、民主意识、作风是较好的，在党内军内应属前列的。但是，中国封建专制几千年，党也好，人也好，大环境如此，谁能一下子脱胎换骨？再加上我这种性格，所以对这个“独断专行”，也不能不仔细把摸一下。结果发现，一是我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二是凡是能够成就些事业的人，都免不了“独断专行”。
他说，战争年代，上级、同级、下级，不管多少人说我什么，实践证明我对了，这不叫独断专行，和平时期就难说了。像前些日子兰州来人，见面就讲这讲哪的，我说你先说说我那个战区作战方案怎么样了吧。换了两任司令，有的还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都肯定了我的那个方案。可军事科学是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在没打仗、没经过战争检验之前，谁敢断言那就是最佳方案？可我就认为自己的对，非常自信。你说我独断专行，我还说你胡搅蛮缠呢。打仗打惯了。而且没打过败仗，总是对的，就难免自以为是，自以为非的时候就少了。
但有一个问题，我不但独断专行了，而且感情用事了。福建与上海历史上有比较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总理、先念都讲过福建经济基础差，要与上海协作，我也不是没协作，但有的事情就顶回去了。像龙岩的烤烟，国家计划要调一部分给上海，我就不干，还说“我们不当上海的殖民地”。发展本省经济没错，但是全国一盘棋，要服从这个大局。“四联会”上说我是“对抗中央领导”，我确是对那个“鳝鱼眼”有气，对上海那几个人气不打一处，可上海并不是他们的嘛。
还有，我有时对领导、对部下发脾气，骂“妈卖×的”。
儿子：你向人家赔礼道歉了吗？
老子：这个，好像……
这话还真不好说。有时那话说得没错，那也不能发脾气呀？过后后悔了，是领导，有机会主动去人家那儿坐一会儿，唠唠什么，或是杀一盘。是下级，就去跟人家套近乎，或是抽空去家里看看，给老人、孩子买点水果什么的。1936年西进甘肃迎接2、4方面军，与刘懋功意见不合，不听他的，他要枪毙刘懋功。晚上部队在个沙坨子下宿营，10月天气挺冷的，刘懋功那件大衣可能是给伤员了，他就把自己的一件羊皮坎肩脱给他。刘懋功还没消气，不要，被他踢了一脚。刘懋功接过去，说你不冷吗？他说少啰唆，穿上！这就是赔礼道歉认错了。
儿子：毛泽东好像从未向谁认过错，你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枪林弹雨中不皱眉头，赔礼道歉这支小曲却是好唱口难开，面子特别金贵，拉不下来，是不是？
老子早已觉得有点别扭，这会儿就出口了：你这是专案组审讯人呀？
儿子赶紧给老子点燃一支烟：爸，前年你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关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观点，我看了，很感动。
老子：过去听说巴顿打了士兵，差点儿被解职，我很感动，也不理解。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一个巴顿可以拯救多少官兵的生命呀？可从长远的、未来的观点看呢？人的权利和尊严，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失去了才会觉得格外宝贵。我们党现在对于民主与法制的理解，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时期。这是十年动乱给我们留下的一笔最宝贵的遗产，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开始民主化的进程。
儿子：爸，你现在是人大副委员长，官挺大，权没多少。如果你还是军委常委，或是大区司令，大权在握，你会像你说的那样去做吗？
老子：开头可能挺难，但我会努力去做，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起码，如果我现在做错了事，伤害了谁，我会立刻向他赔礼道歉。
老子好像在向儿子表决心。
儿子想的却是他认识的一位领导，文革前人称“阎王”。文革中人被打倒家被抄，每天扫院子、刷厕所，见人就笑，来个孩子也赶紧上前去给开门。后来官复原职，立刻又成了“阎王”。
这种人老子见得就更多了。当年一些被批斗、打倒的人，他是知根知底的。看着那样子心疼啊，不免也想无论接受哪方面的教训，一些毛病也该好好改改了，起码也该收敛收敛了。有人确是改了，有的却是官复原职，人复原样。
儿子：搞民主，让人说话，可没有自己说了算痛快、惬意呀？
老子：那就要看把党的、国家的、个人的利益怎么摆了。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始民主化的进程！
儿子：那你对我们总是说一不二，难得有个笑脸，又该怎么说呀？
老子笑了：那我的民主化进程就先从家里开始吧。
父子俩都笑了，开怀大笑。
左肩那枪贯通伤，使韩先楚的左手臂只能向里拐，不能向上举、向外伸，穿衣服就很困难。自9号文件下来后，每天早晨警卫员帮他穿上衣服，他就会问：“枪呢？”警卫员就把手枪给他插进军上衣左内侧的枪袋里，或者说放在公文包里了。
平时枪不离身，晚上就放在枕头下。
那是支加拿大造勃朗宁，银白色的，亮晶晶的，小巧玲珑，几乎可以攥在手里。与其说是武器，倒更像个玩具，一种装饰，与其主人的性格、气度挺不相称。
军人喜欢枪是自然的，更何况他还是个“好战分子”。在福州，武斗激烈时下乡，或是到武斗严重地区检查工作，他有时就带枪。他喜欢左轮，战争年代腰间挎的就是左轮，却什么时候喜欢过这种女里女气的枪呀？
开头人们也没在意。1970年昆明军区政委遇害，到兰州不久，甘肃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又中弹身亡，他杀、自杀议论纷纷，警惕性都很高，以为他是用来防身的。后来觉得不大对劲了，那思路依然和开头差不多。人家来抓你，那帮人也不会亲自出面，不就是来几个士兵吗？既然如此还带着它，不是只能惹是生非吗？到北京住院、开会，许多老战友也这样劝他，他一概不理，顶多就说一个字：“玩”。
当时枪不离身的，只有他和许世友，后者比他还早。老战友见面，都说他俩是“带枪的刘邓”。
审判“四人帮”后，韩先楚说他很羡慕张春桥，虽说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毕竟人家也有沉默的权利。
在那次让他感到刻骨铭心的耻辱的“检查”前，他曾请教一位法律专家：人长一张嘴，当然要说话，可他如果不想说话，行不行？
法律专家没想到会是这么个问题：按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也就应该有不言不论的自由。可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只有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说啥就说啥。
就想起儿子曾经说老子的那三个字：“长不大。”
其实他心头明镜儿似的，只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才可以闭上嘴巴，才能享受沉默的权利。
正是与北京失去热线联系时期，一天晚上，突然通知他去开常委会。警卫员帮他拾整好了，他又把那支小勃朗宁掏出来，掂掂，一粒粒退出子弹，再装上，掂了掂，缓缓地重又揣进衣袋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些年来，多少人奉召去开会就没了影踪，让他想起战争年代那一次次战前会后分头行动的那一刻。而此刻，当他掂着那支玩具似的小手枪时，那脑子里又会转动些什么呢？
每个人都会给这个世界留下值得探讨，或不值得探讨的谜。从9号文件问世到“四人帮”垮台，韩先楚一直枪不离身，却从未道出准备随时应付的是一种什么不测。人们可以作出各种判断，而我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位战功赫赫、伤痕累累的上将，那支亮晶晶的小勃朗宁和同样亮晶晶的子弹，是准备留给自己的。
为了捍卫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为了获取当时中国人还很少享有的、也不知道的沉默权。
“水牛打架，踩死泥鳅”
福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车队队长陆刘生，原是韩先楚的司机。有人从街上抄回一份9号文件，他看了觉得可笑，告诉车队的同志不要听信小道消息。第二天“大道消息”就来了，军区机关开大会传达、学习9号文件，与“小道消息”一字不差。陆刘生还是不大敢相信这是事实。韩司令走了才两个多月，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台上的首长还是那些熟面孔，国民党也没从大海那边爬过来呀？
晚上，韩先楚的夫人刘芷来电话，说搬家时不知谁把个公家的半导体收音机装箱运到兰州了，派公务员小宋送回来，问到了没有，又问福州天气怎么样，兰州这边干冷干冷的。陆刘生说天气倒是挺好的，就是有个9号文件，怕是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了。刘芷问什么9号文件呀，他就把文件精神大概讲了一遍。
第二天上班刚到车队，一个自称是“管理局于参谋”的人打来电话，说你给刘芷打电话，告诉她9号文件了？陆刘生说9号文件是中央文件，要大张旗鼓宣传的，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那人说：你这是死保韩先楚！陆刘生道：死保也好，活保也好，他有问题谁也保不了，没有问题谁也打不倒。那人说：你说这话小心点！陆刘生大声道：你代表谁说这话？管理局根本就没你这个人，你是谁？敢报名吗？
后来得知，这人是《解放军报》来军区蹲点的“记者”。
下午，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说：你现在的态度很不好，要赶快用实际行动和韩先楚划清界限，挽回影响。
陆刘生说：我当兵12年，几乎年年立功受奖，从没被领导和同志们说个“不”字，怎么来了个9号文件就这也不是、那也不对了？我不就是个开车的吗？
领导说：我知道你是上当受骗的，不然凭这些话，今天你就不好办了。
陆刘生火了：我上谁当了，受谁骗了？10年前也是领导找我谈话，说韩司令那儿缺个司机，组织上选中你，这是对你的信任，又说这工作多么光荣，多么重要，今天就都倒过来了，都成我的罪过了？我一个小兵，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把车开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韩司令在时你们不也都说他好吗？才走这么几天就成坏蛋了？我们这些开车的、做饭的、当警卫员的，还有当秘书的，就都得跟着倒霉、完蛋哪？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吗？
不管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天底下的事情这回就这么干了。韩先楚在福州16年，包括十几年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什么的，有的只干一年半载几个月，能找到的都得揭发批判讲清楚，能弄回来的都得回来“办学习班”。唯有被韩先楚带去兰州的五个人，算是暂时侥幸漏网了。可那个回来送半导体收音机的小宋，一个不到20岁的小兵，下火车就被带走了，关了3个月。
不久，被带去兰州的唯一成家的秘书姚科贵，家在福州还未来得及搬，在家留守的妻子也被抓走了。
韩先楚给叶剑英打电话：我是“林彪死党”，我是“反动路线”，我“反对中央领导”，我“捂盖子”，我是“罪魁祸首”，我“罪该万死”，那帮人不就是要打倒我吗？那就对着我来呀，整这些人干什么，抓人家老婆干什么？欺负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文化不高的陆刘生，耿直实在不听邪，那话落地能砸个坑。省革委会办公室秘书汤毅文，原是省林业勘测设计院工程师，书念多了也念出“傻气”了。“四联会”上，批判韩先楚引河水人古田水库，结果引不了，上马又下马，是“独断专行瞎指挥”。汤毅文就说咱们说话不能木匠斧子一面砍，这事是水电部门提出来的，韩司令征求许多专家意见都说行、非常好，他才拍的板。他是个军人，打仗行，干这个就外行了。这个问题他有责任，有关部门和专家也要总结教训，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立刻有人站出来，说汤毅文是“死保韩先楚”。汤毅文说韩司令在福州时，我就这个样子，他在兰州，我讲这些他也听不到，我死保他干什么？
汤毅文是属于“不识时务”、“自我暴露”、“自投罗网”，更多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韩先楚的黑干将、黑爪牙”，注定在劫难逃了。
一切“以韩划线”。
福州军区副司令石一宸、副政委卓雄、参谋长李景昌、副主任周曼天，福州空军司令杨思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安庆胜、副政委贺梦先、史明等，都被隔离审查。至于下边军、师、团、军分区、人武部，一层层被整的人就更多了。
与夏承祖同年入伍的大都是师职了，他两年前当了师政委。给韩先楚当了那么多年秘书，这回自然肯定是“线上”的了。让他想不开的气是师长、两个副政委、一个副参谋长、一个团长、两个人武部政委、一个副部长，都跟着他挨批斗，连他的警卫员也得低头认罪。有人从未见过韩先楚，怎么也成了“韩先楚的黑干将”呀？一位人武部政委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这些年被打倒的那些人，有多少见过林彪、刘少奇呀，不都是“林彪死党”、“刘少奇的黑爪牙”吗？
“四人帮”垮台了，夏承祖高兴呀，这可该出头了。1977年5月25日，福州陆海空三军排以上干部会上，这边宣布他隔离审查，那边就派人去抄家。一个班的士兵看守他，灯光夜夜亮到天明，理由是“怕你自杀”，罪名是“攻击9号文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林彪搞了个“小舰队”，“林彪死党韩先楚”好像也得有个“小舰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林彪的儿子牵头搞的，韩先楚的“小舰队”倒没想到他的几个儿子，而是盯住了被结合到省革委会和省委的黄兆芬和几个大学生。这回挺讲政策，查无实据，也是看其他省市自治区都未揪出“小舰队”来，就不了了之了。就说他们攻击江青、张春桥，“反对中央领导”。这个可是一抓一个准的。可“四人帮”垮台了，再看9号文件后整的那《韩先楚10大罪行》，几十条罪状除了“林彪死党”外，证据确凿的，几乎全是反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黄兆芬等人自然也是如此，更何况他们还不是“林彪死党”。可韩先楚是中央管的干部，黄兆芬等人却都在人家手心里攥着，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就说他们中有人“反对周总理”。这个罪名可是什么时候也推不翻的，反正无论如何你是休想跑了。9号文件后是动用党纪，撤职、开除党籍什么的，这回就是运用国法了，判个几年、十几年，投进监狱去吃“地瓜米”吧。
21年后，夏承祖、黄兆芬等人都讲谁谁当年给江青、张春桥写信，表示忠诚，这事若放在我们头上，10次反革命也当了，这脑袋八成早搬家了。可人家是那帮人的人，自然就是“正确路线”上的人了，有的还成了运动骨干，整起人来那才狠呢。
黄兆芬、夏承祖、陆刘生们，盼星星、盼月亮般盼着“四人帮”垮台。而那些20世纪末仍自称“地下”，当年被国民党称为“土共”的福建地方党和地方武装，又是怎样的盼望革命胜利、新中国诞生呀？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福建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1934年红军长征后，我党在江西的组织、武装被敌人搞光了，福建始终红旗不倒。1958年“反地方主义”后，这些“地下”和老区群众开始受难，再未得好。“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这些“地下”反倒更遭殃，愈发被打入地下不见天日了。
离休前为省政协副主席的许集美，高高的个子，一头白发，头脑清晰，温和文雅，一口福建普通话。老人15岁入党，25岁为闽中地委委员、泉州中心县委书记和一支1500人的游击队政委。1958年“反地方主义”时，他是晋江地区专员，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国璋、教育厅长林汝南、福州市委书记王一平，被定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发布后，他站出来支持，并给韩先楚写信，力主加强纪律，恢复秩序，搞好生产。省革委会成立前，黄国璋作为老干部代表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被造反派盯上，抓去打个半死。好在他是“地下”出身，瞅个机会跑掉了。韩先楚派人查找，好歹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四人帮”垮台后，一些人利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之机，继续做自己的文章，将原闽中地下党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和已经去世的林汝南，以及当年的许多部下，定为“叛徒、特务、内奸分子”，纷纷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许集美老人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判“江魏反党集团”时，我就觉得韩司令这个人挺实事求是的。从那时起，一些人就被视为是“韩先楚线上的人”了。这回判我17年，人家是计算好了的。蹲17年大牢，不折腾死你，出来也快80岁的人，没几天活头了，也就不能翻案了。
比起地方上的一些“韩先楚的黑干将”、“‘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来，夏承祖等人觉得对待他们这些人的政策，可谓是“皇恩浩荡”了。虽然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几年，又是抄家，又是批斗的，弄得老婆哭、孩子叫的，毕竟还没有逮捕法办的。虽然也有自杀的，像省军区副政委贺梦先，还有从4楼跳下来竟没摔死的，“自绝于党和人民”毕竟与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有所不同。
许集美老人也觉得对他“挺宽大的”。1958年“反地方主义”后，既没逮捕，也没枪毙，只是让他去闽江水电局当了个钳工学徒工。这次虽然判了17年，又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仍然枪下留人，饶他不死。
1958年“反地方主义”时就有被枪毙的，这回就更多了。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清查到生产队了。老区群众生活那么苦，老区人民对革命贡献那么大，老区人就敢说话，敢说话会有什么好果子吃？1981年在胡耀邦批示后，开始对涉及地下党人员的刑事和党纪政纪案件进行复查，全省4441件此类案件，到1983年底已复查结案2253件，其中予以平反的1710件，占75.9％。这些只是提出申诉的，还有那么多没有提出申诉的，以及大量的帽子被人抓在手里，随时可能给你戴上而没戴上，就那么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不能申诉，也够不上平反条件的呢？
仅许集美一家，就有哥哥、嫂子被整死了，夫人跳楼了，儿子、侄子坐牢了，17个亲人家被抄。当年因为参加共产党，他家被国民党抄过，父亲被抓去坐牢。
一位老干部被枪毙后，女儿抱着父亲遗体大哭：当年国民党出300大洋买你人头，没想到今天被这伙人杀了！
好，又一个“反革命”，一句话，3年刑。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发布后第二天清晨，夏承祖上街买菜，见一些造反派，大都是学生，站立街头，胸前举着、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向毛主席请罪”、“向韩司令请罪”。夏承祖立即返回报告。韩先楚说马上通知，进行宣传，不要搞请罪活动，特别是学生，学生无罪。
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清理阶级队伍，又有群众上街请罪。见是学生，韩先楚就让停车，下去和学生唠。学生说你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要打倒你，还骂你“韩拐子”，站错队了，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罪了。
韩先楚说运动期间，我有错误，你们喊几声“打倒”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大老粗，又不是金枝玉叶，有什么碰不得的？全国各地不都在喊“打倒”吗？
一边说着，一边就把那些“请罪”牌子拿过来、摘下来：你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还是些孩子，孩子有什么罪呀？就算有错误，“子不教，父之过”，更应该检讨的是大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人。
听着这话，一些学生就抓着他的手和胳膊，流着热泪，哽咽不止。韩先楚竭力忍着，那泪水也快出来了。
临走，韩先楚拍拍一个高个男生的肩膀：给你们个任务，去告诉你们的同学，也告诉所有与你一个观点的人，群众无罪，学生无罪，孩子无罪，回去复课闹革命，好好学习就是了--就说是我韩先楚“韩拐子”说的。
1986年春，生命留给韩先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谈起当时的“学生潮”，他还说：民主与法制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没有民主，不让老百姓说话，总有一天要垮台。没有法制观念，没有纪律约束，弄不好也要出大乱子。对青年学生要爱护，要帮助，要教育，积极引导是上策，强制性的办法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有的群众组织之间有划分“反军派”、“拥军派”、“反韩派”、“保韩派”的苗头，值得注意。听说有的军队干部，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也跟着这样说，这更是错误的。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没有责任的。绝不能以是否喊过“打倒韩先楚”作为划分拥军和反军的分水岭、分界线。这种提法，不仅不利于团结群众，不利于促进和巩固革命大联合，更危险的是容易被坏人利用，破坏革命大联合，制造混乱，掩护自己。要对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出去不要随意表态，要正面宣传主席的最新指示。甚至态度、举止也注意，如果只对一派亲近，对另一派不积极接近做工作，就是不表态的表态。
这是1968年2月23日，韩先楚关于福州军区“三支两军”问题发表的“七点意见”中的第二点。“绝不能以是否喊过‘打倒韩先楚’作为划分拥军和反军的分水岭、分界线”--不准“以韩划线”，在他此后的公开和私下的讲话里，可谓比比皆是。
有的人想各种办法去压制群众，有的支左人员亲自参加打人，打死人。接到毛主席对西藏大昭寺问题的指示后，还无动于衷，这样子怎么得了呀！
现在有的单位不是在外头挂牌子，游街，是在家里面、房子里面干，他怕外面有人看见，他就变了个方法，值得警惕。
有的人说你右倾，你怕了，人家要打倒你韩先楚，你现在转过来为他们说话，你不是右倾啊？我们对敌人不能右倾，对敌人要狠，但我们对自己人，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些同志，对受了极左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喝了几口水的同志，应该谅解，要团结他们。因为是自己人。我讲了这个话，小报上登出去了，有的被押的人见到这个报告写信出去，觉得这样好！（皮定钧插语：偷偷地叫他送饭去的弟弟妹妹把信送出来。）现在福州还有不该押的人押在那里，福州要清查，各地都要清查。
现在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带有方向性、政策性的。个别单位，严重地说是犯了反动路线的错误。那样子把自己的阶级兄弟吊死、打死，反过来说他自杀，去报告上面，欺骗上面，我们军队绝对不能允许这个东西！我过去讲我们红军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我捉了九十九个人，不能报捉了一百个人；得了九条好枪、一条坏枪，不能报告十条好枪，还是要说有一条不能用的枪。我们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确实有的不反映真实情况，使上面难下决心。我们要规定这样一条，你反映的问题我照你的处理，处理错了我找到你头上去。
1969年1月3日、4日，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常委扩大会上的即席讲话中，不时发火，甚至拍起桌子。自革委会成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是越来越恼火了。之前那火大都是对上边的，如今则是上下齐来，两头夹攻。
在传达“七点意见”时，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说他右倾。他说那就没办法了，那边在“以韩划线”，抓人整人，我这边还有工夫给你磨牙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那就只有照林总的办法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
这等于下了死命令，可下了死命令又怎样？他还能掏出手枪毙几个？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忽儿这派占了上风，就把另一派压得喘不过气儿，一忽儿再颠倒过来，不同观点的人斗红了眼睛，那整起人来还能手软吗？除非他韩先楚有孙悟空那等本事，拔根毫毛吹口仙气变成无数个韩先楚，每个车间、街道、生产大队、生产队都分派一个，去说服，去压服，去瞪大眼睛瞅着。
毛泽东说“先楚同志，你是打不倒的”，那次谈话后有人如获至宝，说这是最高最新指示，赶快传达下去。韩先楚不同意，并强调要作一条纪律，绝不可泄露给两派群众组织。那“拥军派”得到这10个字，肯定得理不饶人了，“反军派”那日子还能过下去了吗？
1967年夏，老区群众组织冲击永定县人武部，双方开枪，人武部政委中弹身亡。见闯下大祸，老区群众组织就带上地委副专员张震东、上杭县委书记兰汉华、永定县委书记赖祖雄，跑进闽西大山里。这就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兰赖反革命武装集团”。中央文革杀气腾腾，下令武装镇压，派一个团进山“剿匪”。结果，在合溪公社被伏击，牺牲24名官兵。在此前后还有零星伤亡，并损失一架直升飞机。这下子更不得了，非要千刀万剐了这些“土匪”、“反革命”不可。
正在北京的韩先楚，坚决反对武力镇压。他认为张、兰、赖都是老红军，对文革不理解，群众是保护他们，怕他们被批斗、被打死，才拉他们上山的。武力镇压等于把他们往死里逼，只能越搞越僵，造成无谓伤亡。当年和国民党还合作呢，共产党和共产党有什么谈不拢的？他再三打电话，指示福州军区派人上山谈判，交代政策，同时动员上山人员家属进山喊话，双管齐下，促其下山。实际上，后来还是按韩先楚的意见办的，因为这是唯一正确而又可行的办法。
从县到省，都主张枪毙张、兰、赖等人，韩先楚坚决不同意。他说脑袋割下来就安不上了，极力主张冷处理，先放一放，搞清楚再说，好歹算是保住这些人的项上人头。9号文件后，“四联会”上就说“韩先楚包庇反革命”。
清理阶级队伍，自然要把文革以来的“事件”一一列数，比较一下。许多人都认定“七二○”火烧交际处，是个“反革命事件”。韩先楚说定个“反革命事件”容易，可那要牵连多少“反革命”，还让人家怎么活呀？
有人说：如果火烧交际处还算不上反革命事件的话，那福建就没有反革命事件了。
韩先楚道：没有就没有，还非得跟姑子要出孩子不可呀？
我们几个学习班，有没有逼供信的情况？大家都说没有。似乎对这个说法不能全信。没有武斗、挂牌、罚跪，还有搞小动作的，还有变相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一定要清查出来，有的单位没有，就不要硬去抓出几个来。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就会形成不逼供信的逼供信。领导同志要做好工作，弦不要拉得那么紧。
我们要有对党、对同志高度的负责精神，随便下结论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搞错了，或者扩大化了，对组织上、对同志都没有好处。我们党的历史上，总是提出这个主要倾向时，就容易出另一种倾向。
有很多历史事情，年轻的同志不了解，领导同志要向他们说明一些历史背景。比如，过去战争时期，有的同志打仗负了伤，当时没后方，没医院，就在老百姓家养伤，伤好了自己找到部队里来，又没有被俘，没有投敌叛变，非要有人证明就找不到。有的人被俘，几个小时或者很短时间就跑回来了，又没有出问题。过去打游击，开辟新区，做秘密工作，为了保存自己，搞到敌情，利用一些关系，同敌人有接触，就说成是特务。老同志入党，当时手续也较简单，介绍人有的死了，有的找不到了，不能因此就怀疑是假党员。外调时也发现，有的明明是他介绍入党的，因为出了问题就不承认了；也有的介绍人有问题，就怀疑被介绍的也有问题。隐瞒出身成分，也有各种情况。离苏区、解放区很远，又没有划成分，也不懂得怎么划，看到我们革命队伍是为穷人的就把家里说得穷一点，把自己说得革命一点，或者多报几个月党龄、军龄。有的年纪很小，十五六岁，十八九岁，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还不懂事，入伍后表现又好。有些人的社会关系复杂一些，等等，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把这些问题看重了。只要讲清楚了，自己也认识到了，划清界限就行了。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有野心的，搞阴谋的，搞两面派的，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的，认识了错误，作检查，就不要老是检查没完。有的一时认识不到，也要等待，让人家自己考虑一下。
恼火归恼火，发火有时也免不了，政策还是要讲的，而且要大讲特讲经常讲，还要苦口婆心地讲，一条条讲得具体详尽。像1969年4月16日的这种讲话的这些内容，在清理阶级队伍、落实干部政策时期，即便是战备工作、工农业生产会议，也是要不厌其烦地讲上一通的。
1973年秋在省公安工作会议上，他把讲话稿放在一边，开口就道：公安，公安，你得公正、公道、公平，不管亲疏厚薄都能一碗水端平，才能安全、平安、安定团结、长治久安。
有人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个“紧箍咒”，韩先楚也认为这是个“紧箍咒”，可能没这个“紧箍咒”吗？打就还手，骂就还口，那还叫人民子弟兵吗？官兵伤亡，他怒火中烧，心胆欲裂。他痛恨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而且听着“拥护韩先楚”，绝对比“打倒韩先楚”舒服、顺畅。可他必须冷静，时刻保持头脑冷静，甚至冷静得不近人情。政策这种东西是不能揉进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他一个大区司令，出口就是指示、命令，乃至政策。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呈辐射状的强大力量，上边失之毫厘，下边谬以千里。即便是同样一句话，那语调、情绪不一样，下边执行起来就可能会是两种不同的效果。
功夫未负有心人。
1970年底，福建解放并安排工作的地市厅局以上干部，已超过80％。1973年秋，安排进入县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占全部省管干部的99.1％。中央组织部调查组认为福建解放干部数量多、动作快，要省委将其做法向中央写个报告，肯定了福建的经验。
尽管这个数字在他离开福州前还在增加，10年动乱后，福建仍然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在他的任期内出现的。他不想说除了台湾以外，全国都是这样子，就是换了神仙也难免的。更不想说相对其他28个省市自治区，福建还算是比较稳定的。自然也就不想说有些冤假错案，他始终都是在抵制的，有的干部被打倒完全是上边的意见。作为福州军区司令、党委书记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他是有错误的，也是必须承担责任的。
但有一条，无论如何，他与那些蓄意整人，而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是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的。
自“四人帮”垮台后，韩先楚就开始给中央写信，力陈9号文件的错误，力主撤销9号文件，为9号文件制造的大量的、系列的冤假错案平反。
从兰州军区司令，写到军委常委、人大副委员长。老三爱平劝他：爸呀，你当军委常委，这个9号文件也没影响你什么。如今当了副委员长，这辈子这官已经当到头了，还不屈不挠地非要打掉这个9号文件不可，为这笔历史旧账着急上火，值得吗？
你小子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韩先楚瞪了儿子一眼：咱爷俩在这悠哉游哉地散步，可有多少人还在代我受过，那才叫水深火热呀！
把人家老婆都抓起来了，他们有什么错，不就是代他受过、拿他们出气吗？如今我这个“罪魁祸首”逃之夭夭了，什么事没有了，为什么他们仍要代我受过？如果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那“批林批孔”时批“上智下愚”，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批对了，今天还应该继续批！
这样的话，他对几位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都讲过。
“四人帮”横行时，不是他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顾不上这些人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力。就像当年红25军长征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在鄂豫皖“肃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老兵，一路上被押解到陕北而无能为力一样。而自粉碎“四人帮”后，他就再也不能不发出吼声了。
他是把打掉9号文件，作为一次必须打赢的战役来打的。他绝不能容忍那么多的人因他而继续受难。当然，也不能允许那些人对他的诬陷和诽谤。
福建农家有句话：“水牛打架，踩死泥鳅。”从石一宸这样的大区副职，到军区、军、师、团及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夏承祖、江如芬这些秘书，到司机、警卫员、炊事员，还有一些人的妻子；而像黄兆芬这样的人，在全省就更多了。仍然离不开“以韩划线”的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不是清查到生产队了吗？他下面有许多“泥鳅”，石一宸下面有许多“泥鳅”，夏承祖、黄兆芬下面都有许多“泥鳅”，连个生产队长也是有帮“泥鳅”的。而许集美的家人及哥嫂和10余家亲戚，则都成了“泥鳅”。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他们这些被打倒的、被打得摇摇晃晃的大区司令，不也是代人受过，代历史受过，被上边打架的“水牛”踩来踩去的“泥鳅”吗？
24年后，已经80岁的原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周子韬老人，说2月17日上午通知下午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就想省军区又出了什么敌人呀？开会了，他和倪南山坐在台下第一排椅子上，那是常委们的座位。首先宣布逮捕副参谋长赵东生，他心里还直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儿，接着就是政委倪南山，就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先在台下撕掉帽徽、领章，然后被两个人扯手按肩作喷气式状押上台去“坐喷气式”。第二天傍黑，昨天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的人又来了，却是来向“反革命”赔礼道歉，好话说了几箩筐，还向他们征求意见。老人说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得知倪南山也是什么也没说，好像都失去了说话的功能。还能说什么，还敢说什么呀？这世道变得比孙悟空还快，这世界是怎么了呀？9号文件来了，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又来人了，说走吧，他就又跟着走了。这回就有些幻想了，寻思会不会再来赔礼道歉哪？结果一等就是个“8年抗战”。
19天里，倪南山和周子韬被逮捕两次，撕掉两次帽徽、领章，那是彻头彻尾地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了。而那些造反派，特别是那些喜欢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红卫兵小将呢？
看着红卫兵那种如醉如痴的劲头，韩先楚就会想起那些喝了朱砂的红枪会。当年在战场上他不想伤害这些人，因为他们大都是农民，他知道什么叫“农民”。而这些与共和国年龄差不多的红卫兵，不就是当年的“祖国的花朵”吗？他一个大区司令、中央委员都找不到北，这些学生、孩子，又如何能搞得清那“北斗七星”的风云变幻？
韩先楚认为，当这场浩劫结束后，一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认真、深刻地反思教训，并要经常讲，反复讲，告知世人，警示后人。要想世世代代不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首先得让子孙后代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这就要实事求是，敢于揭短露丑。二是除了“四人帮”和证据确凿的死党，以及极个别、极个别罪大恶极者外，再也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水牛打架，踩死泥鳅”了。特别是对于红卫兵，更要宽大为怀。他记得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
韩先楚知道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主义者，在南非搞种族隔离、种族仇恨，欠下了累累血债。但他不知道曼德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就是执政后不计前嫌，大力提倡民族和解。因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那个伟大的、博大的、高贵的种族主义克星曼德拉，还在好望角外大西洋上人称“死亡岛”的罗本岛上，过着“终生监禁”的铁窗生活。
但他知道，这种观点，当时就是他最尊敬、信赖的一些人，也是难以接受的。
1983年初，在研究如何严厉打击危害社会安全的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会议上，有人提出“从重从快”。韩先楚认为这个“从重”不妥：上边讲“从重”，下边就容易冒顶过头。脑袋不是韭菜，割了就长不出来了。还是要强调一个“准”字，关键就是一个“准”字。
有人说：韩先楚，你就是右！
韩先楚道：人命关天，宁右勿“左”！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晴天一声霹雳，9号文件把一些人震蒙了。稍微缓过点神来，辨清东南西北，有些人就立即表态，纷纷反水，操刀舞棒，奋勇向前，狠揭猛批韩先楚，坚决打倒韩先楚。
不到70天前的欢送大会，又是什么情景呢？依依深情，恋恋不舍，有人眼泪好像都要出来了。那几天里，有人张口闭口“我们的韩司令”、“敬爱的韩司令”，并强调过去韩司令不让我们这样说，今天就让我们多说几句吧。有人激动得甚至说出“要永远踏着韩司令的脚印走”，让韩先楚后来再想起来，就觉得怎么像悼词似的？
有人说韩司令一走，这些人的本来面目就出来了，真叫人恶心、寒心哪！
韩先楚说不对，这是在做戏。开头，他真的认为一些人是在给江青、张春桥演戏，到末了也只能认为这确是一出闹剧。
韩先楚发现某人很有能力，就建议提到军区工作，后来调往另一军区，又提了一职。9号文件后，这个人说我在福州军区也是受韩先楚排挤的。人们说如果这也叫“受排挤”，那“排挤”就是天下一等美词、美事了。韩先楚说这也不能都怪他，他也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因为他也需要生存，需要保护自己。
要扁就扁，要圆就圆，要方就方，要什么样就来什么样。为了与9号文件保持一致，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有人可以把自己扭曲得奇形怪状，把自己击打得千疮百孔。为了生存，起码是保住现有的生存方式，毕竟是第一位的。当时，他还不知道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人，但他知道愈是基层，愈是普通干部、百姓大众，敢于坚持真理正义说实话的，乃至以死抗争的，倒是愈多。而愈是上层，这种人就愈是少见。是的，那乌纱帽太宝贵了，也太沉重了，也就难以昂首挺胸面对真理了。
听说有那么多老干部要来福州、福建任职，一些人就劝韩先楚慎重从事，要有所选择和保留，否则就可能“自找倒霉”。
1972年9月8日晚上，石一宸在京西宾馆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叶剑英说：中央讲，韩先楚要去了许多人，要去又反对他。
同样的话，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跟韩先楚讲过，还问他怎么回事儿。
没错，要这些人的电话是他打的，报告是他让秘书写的，可没一个是他主动要来的，几乎都是人家跟他说想到福州来的。只有一个例外，却是周恩来征求几个大区的意见，都推三阻四地不要，总理在电话中跟他叹气。见总理如此作难，又找到他头上了，他还能让总理再作难、叹气吗？
有人到福州后，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什么叫“杠子肉”，韩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
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啦？
从吃“杠子肉”，到想女人肉，从被打倒、关“牛棚”，到“给你当个助手”，这天堂的台阶无疑是上了一级又一级，自然是心情愉悦，甚至心花怒放了。可接下来，时间长了呢？那人的欲望是有止境的吗？
普通大众只知道上将三颗金星，中将两颗，少将一颗，有的连这个也搞不懂。至于谁打了些什么好仗，有多大本事，那就更不清楚了。可将军们都清楚。“那一仗就是你小子没顶住，咱们才吃了大亏。”“你小子也杠个中将牌牌呀，不就是比我早当两年兵吗？”如今的将军没这话，那时的将军就是嘴上不说，心里也都有数。从战争中打上来的将军，非常看重的是战功。你拿不出几个叫得响的好仗，甚至净打败仗，那肩头无论怎样星光耀眼，人家也不一定服你。可韩先楚那三颗将星却是绝对光辉灿烂的。而且，战争年代，和平时期，像他这种资历的将军，都免不了与老资格的同级、副职共事，不是都搞得挺好吗？
当然，他也知道人们劝他慎重从事是有道理的。他这个人个性太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认准的事谁也难以扳扭过来。战争年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面红耳赤，拍起桌子，可拍桌子没用，你能拍碎敌人的脑袋才叫本事。一仗下来，立竿见影，照你的打就完，照我的打就赢，我就对，你就错，不服也不行。那时候，打胜仗，坐江山，谁都高兴，有人那心里却不一定就喜欢你这个人，乐于与你共事。这和平时期，特别是运动期间，上上下下打乱仗，谁对谁错，哪个检验？今天对了，明天错了，又哪有对错？一些人好像忘了当初有人哪个单位都不要，只看到如今这么多人反对你这个一把手，你一张口又如何说得清？起码不也是个“民主作风”有问题吗？
可一看到找到他时那种可怜兮兮，又千好万好的样子，他的心就软了。他这辈子就是听不得软话，再不想吐口的事，有时几句软话就松口了、点头了。
有人说福州这个“超级大区”，是他“划拉的一堆难题”。
周赤萍也是主动找到他，想到福州来，请他“给上边说说”，他就说了。结果，“九一三”事件后，不但弄出了本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还给福州军区弄来个“借用力量”。9号文件后，有人就抓住周赤萍大做文章，非说他才是“借用力量”的“主谋”、“后台”不可。还说他“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他不需要谁对他感恩戴德。他为他们打电话，写报告，有的还在北京找这个，找那个，为他们奔走陈说，因为他们是党的人，同时也为他们的境遇不平。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应分做的，换了别人也会一样。9号文件后批判他，无论他们算是哪路“降”、哪路“叛”，他都能够理解。
9号文件下来后不久，在福州西湖大礼堂审判“反革命分子”倪南山和周子韬。周子韬在检查自己的“罪行”时，讲到写检举揭发张春桥的材料时，有人有顾虑，不敢写，周子韬说你不写，我一个人也要写。坐在台下的皮定钧听到这里，伸出大拇指，对身旁的石一宸悄声赞道：“山东好汉！”
就是皮定钧这样的汉子，当时也不能不“深揭猛批”韩先楚。在那种环境、气氛中，谁敢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呀？9号文件，那是天上下刀子呀！
红头文件那么多，报纸上的话更是现成的，穿靴戴帽也好，掐头去尾也好，稍微变化变化，有点自己的特色，你就扯着嗓子喊去呗！当然了，随着运动发展，揭发一些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谁能没有缺点、毛病、错误呢，一起共事能一点也没发现吗？“文化大革命”都搞8年了，干这活都是轻车熟路的事，谁不懂呀？
事实上，有人就是这么揭批的，比如皮定钧等人。
参谋长被打倒了，有人召集司令部几位领导开会，揭司令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闷在那里，谁也不吱声，只听这位领导一口一个“韩先楚”，有时还在前面加上个“林彪死党”。有人不说，那心头也不能不想，当初你一口一个“韩司令”，如今成了“林彪死党韩先楚”，这世道，这领导，这德行，还怎么叫人做人哪？有人就说话了，说我一不是4野的，二不是韩先楚提拔的，到司令部时间又短，我揭不出什么“盖子”。这位领导不高兴了：是4野的当然要查，不是4野的就没事了？韩先楚在福州16年，到处都是流毒，哪儿没有盖子？
80年初在京西宾馆，这个人与韩先楚上下电梯时相遇了。这个人首先认出韩先楚，立即伸出手去：老韩，你好哇。韩先楚见是他，说：我好？我能好什么好哇？边说边径直走了，扔下两个“？”和这个像个“！”似的站在那里的人，也让周围许多人愣在那里莫名其妙。
1982年中央撤销9号文件后，韩先楚听说这人有了悔意，立即意识到自己过分了，再见面时就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
有的人却实在让他搞不懂。
《孙膑兵法》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不胜。”将军？道德？三军之胜？如今打的是什么仗，和谁打仗，为谁打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罢，要想“保存自己”都离不开“消灭敌人”。可没了白军，也没了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还要打，还要斗，那也就只能是自己和自己打乱仗，自己消灭自己了。既然牺牲自己也保存不了同志，那么为了“保存自己”，或者说保存自己的乌纱帽，不得已而打击同志，“消灭自己”，也不失为一种选择。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何况躲过劫难，养精蓄锐缓过神来，还可发起反攻，去救援同志，“保存自己”。可有人怎么就是那么把枪口对准你，一梭子、又一梭子地猛烈射击，打个没完没了呀？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再到地市县，乃至公社、大队，有几多人没有“自我批评”、“检查”过，又有几多人不是迫不得已违心的？有些人还“检查”得少吗？那是什么滋味儿，又是怎么回事儿，不是清清楚楚吗？为什么要死死揪住他那次“检查”不放。专往伤口里捅刀子？
是怕他韩先楚报复？这倒好像有点特点。“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反到底”战斗队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话连孩子都会背了。反正已经得罪你了，不往死里整，不把你整死，有朝一日再翻过身来，那我还受得了吗？
兰州军区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专案组找一位副政委核实问题时，双方拍起了桌子。韩先楚问谁先拍的桌子，专案组的同志说是我们。又问你们为什么要拍桌子，回答是他的问题那么严重，态度还那么恶劣，就先打打他的态度。韩先楚说我也先打打你们的态度。调查核实还没结束，怎么就能说人家问题严重？是不是人家没按你们想的那样讲话，就是态度恶劣？我也学你们一把，也把结论放在调查研究的前头，那就是兰州军区问题最严重的老干部，也不会反党。你们是代表组织做工作，代表组织就高人一等了，就可以居高临下去压服，把人当牙膏似的往外挤话、压话了？战争年代，我们的俘虏政策是非常好的，对战犯也是讲政策、讲人道的。年轻人同志，咱们可不能一边批判人家那一套，一边再把那一套拿来对付自己人哪。今后就是真的碰上个反革命，也要让人家讲话。不让人讲话，或是只能按照你的口径讲话，那跟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有多少差别？
而在福州，1962年召开的为韩先楚平反的军区党委扩大会后，许多人都说他“太软”，应该让那种整人的人知道“辣椒不是甘蔗”。韩先楚说：得理还得饶人，饶人才能得理、得人。同志之间，有什么不可谅解的？你搞初一，他来十五，冤冤相报，怎么得了呀！
那么，是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
控诉“文化大革命”，那么多人痛哭流涕，那情景着实令韩先楚感动而难忘。可台下有人当年也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甚至家破人亡，有的不就是台上那控诉者的“杰作”吗？1959年庐山会议，有几多仗义执言、实话实说的？有些后来被整得很惨的人，当年整起别人不也凶得很吗？“文化大革命”打乱仗，阶级斗争打乱仗，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斗狠吗？摸摸良心，自1957年“反右”起，有几多人敢拍拍胸脯，说“我是一贯正确的”？
在这样一个民族的大悲剧的大结局时期，他认为必须向前看，同时也不能不坚决地回过头去，把我们的昨天看个明白、透亮。不向后看，不把这场劫难的缘由、来路搞清楚，向前看就会目光散乱，举足投步就可能失去方向。在那样一个人类文明日新月异的时期，每个经历了“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反思、忏悔，一个民族都要反思、忏悔，否则就无法面对我们的先人和后人。并不是什么人反思、忏悔一下就能了事的。但在人民内部，同志之间，如果仍是抓住过去不放，那不还是重复历史打乱仗吗？
“四人帮”横行时，他只能战战兢兢地给毛泽东写信，深不得，浅不得，一肚子话倒不出来，唯恐哪句话呛了老人家的肺管子，更怕落到江青、张春桥这帮人手里。“四人帮”寿终正寝了，可以放胆说话了，他不知道这个“打掉9号文件战役”是要打上个八年抗战的，只知道眼下已经打了一个解放战争了，仍是久拖不决，好像这辈子就“久”在那里了。
“四人帮”垮台了，真高兴，真痛快呀，可9号文件还像块石头压在心上。有些人不再说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即反对“四人帮”了，就继续抓住“林彪死党”不放。一提起9号文件他就要骂娘，一拿起笔来，或是他口述，让秘书记录，也要骂娘。后来也不用口述了，那些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秘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娘也骂烦了，写也写烦了，那也还得写呀。实权派的军委常委也好，荣誉职务的人大副委员长也罢，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可那些代他受过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着。他必须打掉这个9号文件，救他们出苦海！
战争年代，一仗又一仗，一夜一夜地不阖眼，一封封电报飞去师、团、军，一个个胜利捷报就裹着硝烟像欢快的鸟儿飞了回来，那是何等痛快而又惬意呀？那种仗好打，他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打那种仗的人。可有的人却是打这种仗的行家里手，好像专门就是来这个世界对付他这种人的。
晚年他曾说他第一次战斗好像就打倒一个人，是死是伤弄不大准。他这辈子没少杀人，也算“恶贯满盈”了。“但我从不打自己人，从不整自己的同志。”
他不知道病魔正在猛烈地向他发起攻击，悄然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但他知道，每一份申诉材料写完后，他的生命就耗去一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冥冥中的那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素无往来，有些事情他是不会知道了。但他知道，在为一些人举行的追悼会、平反昭雪会上，当年曾经杀气腾腾地口诛笔伐的人，不也神情肃穆地站在那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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