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笔杆子，枪杆子

2009-03-01 12:35
说到枪杆子，人们马上想到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著称于世的毛泽东；以为枪杆子理论出自他的天才创造。
袁世凯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来了枪杆子。通过对枪杆子的纯熟掌握运用，满清王朝不得不接纳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纳他。
孙中山则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来了军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基本就是对武装起义苦心竭虑的策划与发动。
于是中国的革命或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或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
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还是蒋介石。
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首先利用了鲍罗庭提供的机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枪杆。
首先也来源于其次。鲍罗庭错以为他是一支革命的枪杆。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他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宣言》上，即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 
“(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当时对一切暴力──包括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力──皆表现出极大的忿恨。
他1920年以极大的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作是拯救中国的惟一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 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7年以后，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期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
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1926年的“三二○”中山舰事件，一个1927年的“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毛泽东通过蒋介石对枪杆子的运用，真正看清了他的真面。而从枪杆子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出路。
教会的又何止毛泽东一人。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独秀已经看出蒋介石利用北伐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危险，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问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时，也只有回答:“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面对刀枪如林的蒋介石，手无寸铁的陈独秀认识到其野心也毫无办法，只有采取这种消极态度。
另一人是张太雷。他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认清蒋介石面貌的人。1923年随蒋访苏，他在代表团中就与蒋分歧很大，几乎天天争吵，弄得苏俄方面人人知晓。蒋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清除代表团了事。这样一个对蒋早有认识的人，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还要发表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 “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自我辩白，回答蒋的质问。他说: “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并说，“介石同志是不会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
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领悟，张太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没有实力又不得不仰仗实力，即使很早就认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举起之前，还要去陪着笑脸说“介石同志不会排斥CP”。
最终，张太雷牺牲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
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
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
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毛泽东最早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它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
是人的选择。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消息传到根据地就变成了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在罗霄山脉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背诵亢长的决议。他属于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第一个上山搞起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游刃有余的毛泽东，用武器的批判，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为世界革命开创了一条“毛泽东道路”。
仅此一点，功在千秋。
毛泽东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袖。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定必须得到莫斯科批准。“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陈独秀以后的负责人瞿秋白，是鲍罗庭一手包办。“六大”总书记由向忠发出任，因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则完全出于他背后的国际特派代表米夫。
惟毛泽东无任何国际背景。
共产国际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了解毛泽东其人。
一直以为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的文章，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的《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结果新近发现不是这篇，是1930年3月20日《国际新闻通讯》一篇共产国际官方公报:
“据中国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这篇讣告，就是共产国际最早介绍毛泽东的文章。
有人说，讣告表明远在莫斯科勒克斯大厦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对中国革命实情隔膜之甚，否则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还不能这样简单。中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李立三开过两三次追悼会，每次都由他的战友周恩来主持。并非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不了解李立三，而是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随时包含着这种不可预测性。
共产国际发表的这份官方公报也是如此。
但以一篇讣告作为最早介绍一位著名领导人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极大的遗憾。
其实共产国际1927年就注意到了毛泽东。
1927年5月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为反驳托洛茨基所说北伐加强了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了工人阶级力量，布哈林专门引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批驳。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同月出版的第22期转载了毛泽东这篇报告。布哈林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 北伐对于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唤醒了广大的工农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逐渐成为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北伐中群众的力量成长壮大了，从革命发展的观点看，这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同志忽略了这一点。”
这位共产国际总书记实用地用毛泽东去驳托洛茨基，颇像后来中国大地上对毛泽东语录的用法: 只想去驳倒对手，却并不在意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从此共产国际也便知道了中共有个毛泽东。
知道了，距离承认还有很远。毛泽东当时提出了一种与共产国际传统理论不同的理论，但还没有证实这一理论的实践，也还没有支持这一实践必不可少的实力。
后来有了实践了，也有了实力了，国际开始重视，也只是几次致电中共中央，要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发挥他的作用和影响，仅此而已。
就如列宁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孙中山而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也是蒋介石而非毛泽东。
斯大林曾对蒋介石给以长久的信任。开始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后，仅把对蒋介石的认识由“左派”调整为“中派”；蒋介石反苏反共面目已经十分明显了，也只承认其是“中间偏右”。最后大家都公认蒋介石是右派了，斯大林还说: “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直至“四•一二”事变之前，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
“四•一二”事变让斯大林看到了他以为蒋介石不可能有的“其他作为”，令斯大林伤透了心。
被蒋介石伤透心的斯大林，却对毛泽东抱有长久的怀疑。他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仅是一些“土地革命者”；1944年6月，斯大林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吗？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
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还怀疑毛泽东是否会走南斯拉夫道路，成为中国的铁托。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军直接作战，这种看法才开始改变。
此时离斯大林去世，只剩下不到三年。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认识，这是一张艰难的、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没有答好的问卷。
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
对蒋介石的选择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而且归根到底超出了鲍罗庭掌控之外，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拚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蒋介石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他通过辞职、下野、收买、驱逐、行刺、战争等等手段，使如此众多的对手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地。他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闫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到今那十八般武器，他样样会使，而且每一件都烂熟于心。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
1930年9月8日，蒋、冯、闫大战之间，闫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
一曰与党为敌；
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闫锡山所言极是。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闫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僻、更为深刻的了。
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
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
从客观因素看，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
从主观因素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
1906年，蒋入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 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片刻该医官又说: 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击飞，大声反问道: 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1/8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所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惟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
1908年，蒋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5年前被清庭处死；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寢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
1912年，蒋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独立，蒋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
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强的精神气质。
1924年6月24日，蒋给黄埔军校学生作《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的讲话，说:“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官长权限一大，便可卖党卖国”；又说 :“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这篇讲话思想甚为解放，后来人们却有不同解读：据称讲话前半部分在说陈炯明，后半部分在说孙中山。因为陈炯明在广东搞军阀割据。也因为孙中山在广东搞个人崇拜。
也许当年蒋介石真如所指。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这样讲的人，必定具有一些信念的底蕴，和精神的力量。
不爱钱，不怕死，是他不离口的革命军人二信条。
蒋介石1923年访苏，至彼得格勒参观冬宫。五彩大理石建造的金壁辉煌的沙皇宫殿，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印像；觉得“所谓金间、银间、翡翠间者，皆不过镀饰其外表，无足珍贵者”；而“惟新立一历史馆，标树其革命党过去之伟迹血状，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兴感也”；后来赴莫斯科城苏维埃参加纪念活动，“听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演说，又见海军革命发难二官长及一水手，登台表述其勋劳光荣，心颇感动”。
他胸中曾澎湃过怎样的激情。
所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副铿锵作响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蒋介石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兵力和金钱。这些方面，冯玉祥、闫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敌。
苏联军事顾问契列潘诺夫1968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这样描写蒋介石:“在军事工作人员中，他与我们关系最密切。懂政治，自尊心强得可怕。读日文版的拿破仑著作……能很快做出决定，但经常考虑欠周，于是又改变主意。倔强，喜欢固执已见。他在政治进步中应该会走到合乎逻辑的极点”。
这是共产党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对手。
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零5天，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谓“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夺权位； 但不到5个月便被请回来上台。
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仅44天就重返南京中枢。
下野成为蒋介石一种聚集力量的策略。枪杆子在手，自会有人来请。结果每一次上台都比原来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国民党把能够把蒋赶走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离不开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但毛泽东让他第三次下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 这第一次是他统治大陆22年的结束，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遇上了毛泽东，蒋介石便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共产党人。
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通过“整理党务案”被赶出国民党中央的，就有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蒋介石面对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之前，蒋介石用法庭审判了陈独秀，用死亡压垮了向忠发，用子弹射穿了瞿秋白。对付这三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他甚至不用亲自出马，部下们就把审讯陈独秀的记录、枪毙向忠发、瞿秋白的照片，规规矩矩放到了他案头。
使蒋介石真正认识毛泽东的，是他亲自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和举世震惊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最终也是通过朱毛红军对枪杆子的运用认识了毛泽东。
所以不得不于1945年在重庆恭敬地请毛泽东吃饭，还举杯互祝健康。
对手之间本不用互相尊重。蒋介石从第一次“围剿”起便以5万大洋悬赏毛泽东的人头。毛泽东1934年7月在江西苏区写《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一文， 也嬉笑怒骂道:“试问蒋介石这个蠢货懂什么？”
对手之间又是相互尊重的。
悬赏了毛泽东人头的蒋介石，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封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讨“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两次留毛泽东下榻于自己的林园官邸。抵达重庆的毛泽东则得知蒋不抽烟后，虽然自己烟瘾很大，一天能吸几十支，但只要有他当年骂为“蠢货”的蒋介石在场，便一根烟不吸。会谈连续达四个小时之久，也是如此。以后他对任何政要皆无这种特殊的礼遇。
双方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出各自对对方的尊敬。
这种尊敬与其说是对个人的尊敬，不如说是对实力的尊敬，对各自历史地位的尊敬。抛开各自信仰的主义、各自行进的道路，有一点是两人共同的: 皆具有极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皆以为自己必定且注定要完成某种不可言喻且不言而喻的历史使命。
蒋介石最终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前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头一件便是把蒋老先生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终生不解。
蒋之大不幸，在于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时代。
蒋之大不解，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何具有如此巨大之号召力，如此坚韧之战斗力，和如此顽强之生命力。
从古至今，中国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如此？
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莫过于蒋介石的“围剿”，与毛泽东的反“围剿”。
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后，蒋介石没有想到对付共产党人还需要“围剿”。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围剿”。
后三次不得不亲任总司令。连“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都无暇顾及。一心一意、专心至致地“先安内而后攘外”、“攘外必先安内”。
最后一次不得不动用其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
直到被张学良“兵谏”于西安了，闹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局面，还感叹最后就差两个星期。
“剿共”不成，对蒋来说确实是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与共产党的对抗最初却颇为顺利。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他屡屡得手，没有费很大的心思。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第一军、退出国民党中央，接受“整理党务案”，全面退让。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更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
陈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员出卖而被捕。
赵世炎则被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带领包探上门抓获。
叛徒何芝华出卖罗亦农，仅为弄到一笔美金和两张出国护照。她原来做过朱德的夫人，抓捕罗亦农时还在用德语与租界巡捕侃侃而谈。
部分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
也如此昂贵。
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 共产党垮掉了。当初他在黄埔军校归劝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时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现在面对潮水一样的“投诚者”，他连见都不要见。
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闫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
湖南总工会委员长、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的头颅被高悬在长沙城门口示众之时，鲁迅就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蒋介石不懂这些。所以他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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