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古宁头战役改变两岸命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0:58:01
作者：陈之岳
金门古宁头战役六十周年，当年共军在战役中犯错太多，低估与错估国府死守金门的决心，轻敌而终致全军覆没。参战的近九千名共军，大部分是内战的被俘国军，有三千人志愿返回大陆，却惨遭迫害。
中外史家几乎一致公认，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九年败退至台湾后，两件扭转局势的大事使台湾走出风雨飘摇的逆境，从此转危为安。第一件大事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的金门古宁头战役，国军痛击来犯共军，而获得国共内战后期最具关键性的一场胜利，国府称之为“古宁头大捷”。第二件大事为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韩军队贸然冲过三十八度线侵略南韩，韩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派遣第七舰队巡弋台海以阻止国军反攻大陆、共军进犯台湾。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澎金马得以励精图治，成为“海上长城”。
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国共内战态势呈现重大变化，共军所向披靡，国军节节惨败，尤以辽沈（东北会战）、淮海（徐蚌会战）和平津（平津保卫战）等三大战役，注定了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土崩鱼烂局面。一九四九年夏秋，国府二、三百万军民陆续迁台，中共名将陈毅所辖的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渡江南进，一举夺下南京、上海、浙江和福建；黄埔四期的林彪率其第四野战军，从大陆东北角直趋两广，又占海南岛。军人出身的台湾军事史家王禹廷在《胡琏评传》中不得不叹道：“此一由北到南，横越大陆的长程远征，算是旷古无例，首开纪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股势力，在神州大陆的全境之内，扩展得那么神速，那么普遍，那么深入。”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三野第十兵团攻占厦门，准备渡海夺取近在咫尺的金门。从中共党中央到三野十兵团，“坚决打金门，渡海攻台湾”的口号响彻云霄，解放军意气风发。一九四九年十月，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生于菲律宾）在泉州召开的兵团会议上夸下海口说：“此役必胜！”叶飞宴请厦门地方领袖时用筷子指着桌上的一道菜说：“金门就是这盘中的一块肉，想什么时候夹就什么时候夹，跑不了！”众人听了又服气又兴奋。叶飞把进攻金门的任务交予第十兵团（共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等三个军）的第二十八军，并由副军长萧锋负责指挥。据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前中共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在《金门战役检讨》长文中表示：“我一直认为，叶飞选择二十八军打金门是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理由一，在十兵团中，二十八军善守不善攻，甚少攻坚任务，多是打阻击战；理由二，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在上海治病，政委陈美藻治理福州，参谋长也不在位，军中只有副军长萧锋一人，既当爹又当娘，作此决定仍然是出于叶飞的轻敌。叶飞对萧锋说：看来大陆再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你们二十八军就扫个尾吧！”刘亚洲说：“叶飞主要是在战略上轻视敌人，萧锋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统统轻敌。”
由于国军在内战期间每每不堪一击，乃养成共军轻敌和骄兵姿态，但共军的致命伤却是全然低估与错估国府死守金门的决心。国府败退大陆之际，蒋介石曾延揽一批日本军人改名换姓（取中国姓名）秘密出任国军顾问。曾当过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兼蒙军中将司令官的根本博（化名林保源）曾向国府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汤恩伯建议，把国军撤至浙闽沿海的舟山群岛、一江山、大陈列岛和金门、马祖，以拉长与共军的对峙空间，藉以保障台澎，并伺机反攻；而一向欣赏日军的蒋介石亦深以为然。在这群浙闽沿海小岛中，尤以金门的战略价值最高。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金门岛离匪军大陆阵地，不过一衣带水，国军退守此地之后，父亲以其对军事和政治，均具极大意义，必须防守。因于午间急电驻守该阵地作战之汤恩伯将军，告以『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此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刘亚洲反思金门战败
汤恩伯其时虽是防卫金门的最高长官，但因在内战连连失利，已变成“光棍司令”。当时握有实权的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在厦门易手后，立即变更部署，下令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字伯玉，原为舟山防卫司令官）改任金门防卫司令官，汤恩伯和驻防金门的第二十二兵团司令李良荣将调回台湾。胡琏于古宁头战役前一日（十月二十四日）夜间由基隆搭轮赴金，二十五日下午船到金门，因风浪太大未能上陆。二十六日上午胡琏到达汤恩伯总部进行交接，由东南军政副长官罗卓英布达监交。
金门防务由第二十二兵团负责，原定作战计划为全岛划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东守备区指挥官是十八军军长高魁元，辖十一、二十八师；西守备区指挥官为二十五军军长沈向奎，辖四十、四十五、二零一等三个师。四九年六月以前，金门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小岛，没有国军正规军；但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已驻防约两万五千国军部队（中共宣称金门有六万国军）。进攻金门的共军有三个师（六个步兵团）约九千人（据国府俘获共军资料，实际登陆人数为一万零四十四人）。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清晨三时，共军大举渡海进攻金门，突破后沙、垄口、古宁头一带防线，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下令一一八师及战车（坦克）部队实施反击，并由十八军军长高魁元负责指挥。原担任海岸防务的二零一师及陆续驰援参战的十九军之十四师和十八师，均由高氏统一指挥。
中共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使用属于不同建制的部队攻金，刘亚洲痛批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不明白萧锋怎么排了这么古怪的阵容，不像是啃骨头，倒像是喝稀粥。”王禹廷则说：“此等杂凑的部队，在作战行动上本难协调齐一，必须赖强有力的统一指挥，才能收运用适切之效。而在登陆的共军中，竟无一个师长以上的高级指挥官同来（战后仅俘获共军团长五名）。于是登陆之后，便形成莽冲乱撞，各自混战的现象……。共军第一梯次船团登陆后，其所用船只，多数因退潮关系，未能即时回航，被我军全数焚毁。对岸共军缺乏渡海工具，无法继续大量增援，遂使在金门作困兽之斗的共军，归于消灭。”十月二十七日清晨一时，战事结束。据比较准确的估计，共军将近四千人战死，被俘五千多人。国军阵亡一千二百多人，负伤一千九百余人。国军第十四师四十二团中校团长李光前勇战牺牲，为国军捐躯之最高阶军官，金门人为感念其英烈，特建庙崇祀，尊为“将军”。
张茂勋、丛乐天、邢志远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号的《百年潮》杂志上登表《金门失利原因何在？》文章，张、丛当年原为共军攻金部队政治机关干部，“因船少未能过海而得以幸存”。他们说：“我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在蒋军盘踞的大金门岛抢滩登陆，与蒋军激战三天，终因后援不继，寡不敌众，近九千人民子弟兵无一幸还，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最大的一次损失，是我军战史上十分惨痛的一页。”他们认为金门战役共军失利原因在于：一、蒋军轻厦重金，共军重厦轻金；二、蒋军一再增援金门，共军情报工作一误再误；三、渡海无船寸步难行，共军仅有运三个团的船就贸然开战；四、潮起潮落有周期，共军渡海忽视规律；五、确知敌情有变，共军仍坚持原作战计划不变；六、敌我兵力悬殊；七、共军福建前线指挥部轻敌急躁；八、登陆部队建制混乱，难以统一指挥。刘亚洲则认为共军战败之因在于：一、主帅轻敌；二、全军轻敌；三、渡海工具不当，福建人民畏惧中共，以致“民船不可靠，民心不可用”；四、国军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做好作战准备；五、胡琏的十二兵团是金门战役中的“神风”，这股“神风”把共军登陆部队推上绝境；六、叶飞心存幻想和侥幸；七、胡琏发“假电报”（请求蒋介石把他撤回台湾），共军上当；八、国军拥有二十二辆坦克，并派飞机炸射共军；九、胡琏治军有方，恩威并重，颇得部下死力。
汤恩伯和胡琏都曾先后指挥过古宁头战役，真正在战场第一线指挥战斗的则是十八军军长高魁元（黄埔四期，因战功彪炳，后历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仍健在，现年一百零二岁）。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军方与民间史学界曾为汤、胡在古宁头大捷的功劳问题进行激辩。一般而论，胡功大于汤，胡于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到达汤恩伯总部时，接到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高魁元的电话报告说：“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中。”胡琏即驰往湖南高地前线（高魁元即在此）亲自指挥。胡琏于五十年代末期再度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碰上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战”。嗜读史籍的胡琏，自军职（陆军副总司令）、公职（驻越南大使）退休后曾到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旁听进修三年。一九七七年辞世，海葬金门水域；金门中央公路称为“伯玉路”，并于今年十月兴建胡琏纪念园区，以感念这位“恩主公”。
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
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宋怡明（Micheal Szonyi）去年以历史学、社会学和军事学的角度写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英文学术着作《冷战岛屿——金门前线》（Cold War Island--Quemoy on the Front Line），对金门的历史、地位、风俗和价值作了全方位的介绍与分析，弥补了中文着作的阙如。宋怡明认为国府文献对胡琏太过歌功颂德，“彷佛古宁头战役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参与古宁头战役的近九千名共军，其实大部分是内战中被俘的国军，他们被迫换了主子，亦换了制服。在金门被俘的约五千名共军，其中三千多人志愿返回大陆，国府即于一九五二年用渔船把他们分批遣返大陆。这三千余人回到大陆后惨遭迫害，一律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回老家种地，有些人更被定为叛徒，文革遭遇更惨。他们说：“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
八九年古宁头战役四十周年，叶飞在厦门云顶岩远眺金门，突下大雨，白发苍苍的老军头拒绝避雨，在大雨中两手微颤。叶飞于九九年去世，终年八十五岁。共军在金门战役中犯了太多不该犯的错误，终致全军覆没。古宁头之役在历次国共内战中只能算是小规模的冲突，战斗时间短，双方兵力亦不多，但它却是一场真正改变历史的战役。■
金门古宁头战役六十周年，当年共军在战役中犯错太多，低估与错估国府死守金门的决心，轻敌而终致全军覆没。参战的近九千名共军，大部分是内战的被俘国军，有三千人志愿返回大陆，却惨遭迫害。
中外史家几乎一致公认，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九年败退至台湾后，两件扭转局势的大事使台湾走出风雨飘摇的逆境，从此转危为安。第一件大事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的金门古宁头战役，国军痛击来犯共军，而获得国共内战后期最具关键性的一场胜利，国府称之为“古宁头大捷”。第二件大事为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韩军队贸然冲过三十八度线侵略南韩，韩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派遣第七舰队巡弋台海以阻止国军反攻大陆、共军进犯台湾。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澎金马得以励精图治，成为“海上长城”。
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国共内战态势呈现重大变化，共军所向披靡，国军节节惨败，尤以辽沈（东北会战）、淮海（徐蚌会战）和平津（平津保卫战）等三大战役，注定了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土崩鱼烂局面。一九四九年夏秋，国府二、三百万军民陆续迁台，中共名将陈毅所辖的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渡江南进，一举夺下南京、上海、浙江和福建；黄埔四期的林彪率其第四野战军，从大陆东北角直趋两广，又占海南岛。军人出身的台湾军事史家王禹廷在《胡琏评传》中不得不叹道：“此一由北到南，横越大陆的长程远征，算是旷古无例，首开纪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股势力，在神州大陆的全境之内，扩展得那么神速，那么普遍，那么深入。”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三野第十兵团攻占厦门，准备渡海夺取近在咫尺的金门。从中共党中央到三野十兵团，“坚决打金门，渡海攻台湾”的口号响彻云霄，解放军意气风发。一九四九年十月，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生于菲律宾）在泉州召开的兵团会议上夸下海口说：“此役必胜！”叶飞宴请厦门地方领袖时用筷子指着桌上的一道菜说：“金门就是这盘中的一块肉，想什么时候夹就什么时候夹，跑不了！”众人听了又服气又兴奋。叶飞把进攻金门的任务交予第十兵团（共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等三个军）的第二十八军，并由副军长萧锋负责指挥。据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前中共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在《金门战役检讨》长文中表示：“我一直认为，叶飞选择二十八军打金门是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理由一，在十兵团中，二十八军善守不善攻，甚少攻坚任务，多是打阻击战；理由二，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在上海治病，政委陈美藻治理福州，参谋长也不在位，军中只有副军长萧锋一人，既当爹又当娘，作此决定仍然是出于叶飞的轻敌。叶飞对萧锋说：看来大陆再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你们二十八军就扫个尾吧！”刘亚洲说：“叶飞主要是在战略上轻视敌人，萧锋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统统轻敌。”
由于国军在内战期间每每不堪一击，乃养成共军轻敌和骄兵姿态，但共军的致命伤却是全然低估与错估国府死守金门的决心。国府败退大陆之际，蒋介石曾延揽一批日本军人改名换姓（取中国姓名）秘密出任国军顾问。曾当过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兼蒙军中将司令官的根本博（化名林保源）曾向国府福州绥靖公署代主任汤恩伯建议，把国军撤至浙闽沿海的舟山群岛、一江山、大陈列岛和金门、马祖，以拉长与共军的对峙空间，藉以保障台澎，并伺机反攻；而一向欣赏日军的蒋介石亦深以为然。在这群浙闽沿海小岛中，尤以金门的战略价值最高。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金门岛离匪军大陆阵地，不过一衣带水，国军退守此地之后，父亲以其对军事和政治，均具极大意义，必须防守。因于午间急电驻守该阵地作战之汤恩伯将军，告以『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此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刘亚洲反思金门战败
汤恩伯其时虽是防卫金门的最高长官，但因在内战连连失利，已变成“光棍司令”。当时握有实权的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在厦门易手后，立即变更部署，下令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字伯玉，原为舟山防卫司令官）改任金门防卫司令官，汤恩伯和驻防金门的第二十二兵团司令李良荣将调回台湾。胡琏于古宁头战役前一日（十月二十四日）夜间由基隆搭轮赴金，二十五日下午船到金门，因风浪太大未能上陆。二十六日上午胡琏到达汤恩伯总部进行交接，由东南军政副长官罗卓英布达监交。
金门防务由第二十二兵团负责，原定作战计划为全岛划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东守备区指挥官是十八军军长高魁元，辖十一、二十八师；西守备区指挥官为二十五军军长沈向奎，辖四十、四十五、二零一等三个师。四九年六月以前，金门还是一个不设防的小岛，没有国军正规军；但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已驻防约两万五千国军部队（中共宣称金门有六万国军）。进攻金门的共军有三个师（六个步兵团）约九千人（据国府俘获共军资料，实际登陆人数为一万零四十四人）。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清晨三时，共军大举渡海进攻金门，突破后沙、垄口、古宁头一带防线，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下令一一八师及战车（坦克）部队实施反击，并由十八军军长高魁元负责指挥。原担任海岸防务的二零一师及陆续驰援参战的十九军之十四师和十八师，均由高氏统一指挥。
中共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使用属于不同建制的部队攻金，刘亚洲痛批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不明白萧锋怎么排了这么古怪的阵容，不像是啃骨头，倒像是喝稀粥。”王禹廷则说：“此等杂凑的部队，在作战行动上本难协调齐一，必须赖强有力的统一指挥，才能收运用适切之效。而在登陆的共军中，竟无一个师长以上的高级指挥官同来（战后仅俘获共军团长五名）。于是登陆之后，便形成莽冲乱撞，各自混战的现象……。共军第一梯次船团登陆后，其所用船只，多数因退潮关系，未能即时回航，被我军全数焚毁。对岸共军缺乏渡海工具，无法继续大量增援，遂使在金门作困兽之斗的共军，归于消灭。”十月二十七日清晨一时，战事结束。据比较准确的估计，共军将近四千人战死，被俘五千多人。国军阵亡一千二百多人，负伤一千九百余人。国军第十四师四十二团中校团长李光前勇战牺牲，为国军捐躯之最高阶军官，金门人为感念其英烈，特建庙崇祀，尊为“将军”。
张茂勋、丛乐天、邢志远在二零零三年一月号的《百年潮》杂志上登表《金门失利原因何在？》文章，张、丛当年原为共军攻金部队政治机关干部，“因船少未能过海而得以幸存”。他们说：“我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在蒋军盘踞的大金门岛抢滩登陆，与蒋军激战三天，终因后援不继，寡不敌众，近九千人民子弟兵无一幸还，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最大的一次损失，是我军战史上十分惨痛的一页。”他们认为金门战役共军失利原因在于：一、蒋军轻厦重金，共军重厦轻金；二、蒋军一再增援金门，共军情报工作一误再误；三、渡海无船寸步难行，共军仅有运三个团的船就贸然开战；四、潮起潮落有周期，共军渡海忽视规律；五、确知敌情有变，共军仍坚持原作战计划不变；六、敌我兵力悬殊；七、共军福建前线指挥部轻敌急躁；八、登陆部队建制混乱，难以统一指挥。刘亚洲则认为共军战败之因在于：一、主帅轻敌；二、全军轻敌；三、渡海工具不当，福建人民畏惧中共，以致“民船不可靠，民心不可用”；四、国军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做好作战准备；五、胡琏的十二兵团是金门战役中的“神风”，这股“神风”把共军登陆部队推上绝境；六、叶飞心存幻想和侥幸；七、胡琏发“假电报”（请求蒋介石把他撤回台湾），共军上当；八、国军拥有二十二辆坦克，并派飞机炸射共军；九、胡琏治军有方，恩威并重，颇得部下死力。
汤恩伯和胡琏都曾先后指挥过古宁头战役，真正在战场第一线指挥战斗的则是十八军军长高魁元（黄埔四期，因战功彪炳，后历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仍健在，现年一百零二岁）。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军方与民间史学界曾为汤、胡在古宁头大捷的功劳问题进行激辩。一般而论，胡功大于汤，胡于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到达汤恩伯总部时，接到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高魁元的电话报告说：“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中。”胡琏即驰往湖南高地前线（高魁元即在此）亲自指挥。胡琏于五十年代末期再度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碰上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战”。嗜读史籍的胡琏，自军职（陆军副总司令）、公职（驻越南大使）退休后曾到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旁听进修三年。一九七七年辞世，海葬金门水域；金门中央公路称为“伯玉路”，并于今年十月兴建胡琏纪念园区，以感念这位“恩主公”。
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
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宋怡明（Micheal Szonyi）去年以历史学、社会学和军事学的角度写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英文学术着作《冷战岛屿——金门前线》（Cold War Island--Quemoy on the Front Line），对金门的历史、地位、风俗和价值作了全方位的介绍与分析，弥补了中文着作的阙如。宋怡明认为国府文献对胡琏太过歌功颂德，“彷佛古宁头战役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参与古宁头战役的近九千名共军，其实大部分是内战中被俘的国军，他们被迫换了主子，亦换了制服。在金门被俘的约五千名共军，其中三千多人志愿返回大陆，国府即于一九五二年用渔船把他们分批遣返大陆。这三千余人回到大陆后惨遭迫害，一律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回老家种地，有些人更被定为叛徒，文革遭遇更惨。他们说：“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
八九年古宁头战役四十周年，叶飞在厦门云顶岩远眺金门，突下大雨，白发苍苍的老军头拒绝避雨，在大雨中两手微颤。叶飞于九九年去世，终年八十五岁。共军在金门战役中犯了太多不该犯的错误，终致全军覆没。古宁头之役在历次国共内战中只能算是小规模的冲突，战斗时间短，双方兵力亦不多，但它却是一场真正改变历史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