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夜迷路 遇恩人得救

1969年3月2日，苏联入侵在中国东北部边境的珍宝岛地区,被称为“珍宝岛事件”。
此后，毛泽东当年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毛泽东强调:这次冲突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他们的胃口很大，是对着整个中国。我们从精神上物质上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要进行动员，提高人民的战斗意志，敌人来了，要给他一点便宜、甜头，这样就造成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准备好了，他们不来也不要紧。准备一下有利，我们要后发制人。还说如果苏联要打，我们奉陪到底。当时毛主席的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到之处的墙上都是.  当时的流行歌曲《一生交给党安排》   歌词是：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
从苏联这方面看，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他们建立了针对包括中国西北和东北的新军区，把其在亚洲地区的一百一十万军队的百分之八十部署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在远东部署了二千多架军用飞机，占了他们空军的四分之一。苏方还扩大太平洋舰队，在远东部署了中远程导弹。当时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扬言要“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的威胁。”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则曾透露莫斯科曾向东欧国家通报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设想。美国还通过波兰大使馆将苏联准备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消息告诉中国驻波兰的大使。这些史实说明：当时中苏之间的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从战争史上看：从深秋到第二年春季这段时间是两个国家打仗最佳季节。
1969年11月下旬，我经历了一次风雪夜迷路,遇恩人的救的事情。 当时，我是知青，担任基干民兵排排长。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人民武装部通知：13：00民兵排长以上的干部，到公社开会，布置冬季拉练。
散会之后，我又顺便到临近的知青点看了一下我的同学。那时候青年点的粮食多数都不够吃，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我花了八两粮票四角八分钱买了两个面包，就着井水把面包吞到胃里。临要往回走时天开始飘雪花，可为了“贯彻指示不过夜”我婉言推谢了留宿的邀请。
16：50独自一人返回距公社12华里的青年点。心想平时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应该没什么问题！
越走天越黑，雪也越下越大。整个世界笼罩在迷茫的雾雪之中……手电的光柱中也是雪团飞扬，雾雪茫茫。这是到那个屯了呢？耳边西北风呼啸着，像要把这雪雾笼罩的天穹撕破一般。
我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幸亏勒紧鞋带、腰带和帽带，再就是用戴棉手闷子左手护着脸，戴手棉闷子的右手攥紧了五齿粪叉子，因为听社员们说过：前两年在严冬季节还有野狼出来觅食。左肩上背着的粪筐，早已不知去向。借着手电的光亮我看了一眼手表19：05，这时我才知道：我迷路了！    我悔不该逞强好胜，要是听同学的挽留，这时候早已躺在热炕上了。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事以至此，我想：得先找个避风雪的地方，冷静一下。辩明方向再决定朝哪个方向走。于是凭感觉找到似乎风小的地方，蹲下身子。歇息了一会儿，感到身上有点发凉。于是想点一支香烟，划了好几根火柴，总算点着了。由于风太大，没吸几口就只剩下烟头了。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买火柴的小女孩儿”和“龙梅和玉荣的故事”，我开始感到危险和惊恐。
我想必须找到最近的民房，不然，在这暴风雪之中就有可能被冻成残废甚至被冻死。在我陷入绝望的时候，听到由远儿近传来了火车的鸣笛和车轮与铁轨摩檫的隆隆声。
按当时的火车时间表，应当是19：40由这条铁路向西北方向通过一列货车。我当即借着手电的光亮看了一眼手表19：42`，我想只要找到那条铁路，就有救了！这列渐渐远去的火车好象带走了我的希望。在暴风雪中我更加感到空前的无助、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极度的恐惧……求生的本能让我不顾一切地朝着我心中铁路的方向，举步维艰地挪动着早已被冻得麻木的双腿和双脚。我想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也决不能坐以待毙。 终于摸到田边的铁路的路基了，可是雪厚坡陡，几次攀爬都滑了下来。只好用那把既是防狼工具又是拐杖的粪叉子清理出落脚的地方，借助粪叉子的支撑我总算爬上了路基。用粪叉子敲了一下铁轨，我听到了金属的撞击声。的确是铁轨我内充满了取得初步胜利的成就感。又一股裹着鹅毛大雪的西北风劈头盖脸砸下来，让我感到脊柱发冷，双腿发颤。腿一软我滑倒在铁路上，头磕在钢轨上。脑子嗡的一声，幸亏有狗皮帽子的保护，缓了一会儿，我想我还处在危险之中，我必须找到火车站或值班站房才能脱险。我全力找到唯一的护身宝物——那把粪叉子，拄着它顶着西北风沿着铁路挣扎着挪动身子。 历尽艰险我隐约看见，挂在屋檐下灯伞下发出淡黄色的灯光。我想这可能是秦家屯火车站吧！渐渐的值班室的轮廓也清晰起来，走到站台上我清楚地看到白色的车站标志牌上有四个黑字“秦家屯站”。深更半夜的如果没有列车通过或电话铃声，值班员都闭目静养。我又费了好大的劲才敲开值班室的房门。值班员把我让进屋，又拿笤帚让我站在门外，替我扫净身上的积雪。接着，又取出脸盆端一盆雪进屋，关好房门。让我摘下手闷子，脱下鞋。可是鞋带已经被冻成冰块解不开了。他看我被冻成如此惨状，直咂嘴“小伙子,干啥去了？咋冻成这样？”这时，我真正感受到透心凉的滋味了。只有磕打上下牙的劲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位值班员打开了值班室了的电灯，在灯光下我眼前出现了一位四十岁左右、身穿铁路制服的“李玉和”。他用水果刀小心翼翼的挑断了我的棉胶鞋的鞋带，试着替我脱棉胶鞋。他告诉我说：“试着把两脚磕磕。”我试了试，鞋和脚离缝了。我又磕磕，那双冰葫芦似的棉胶鞋离脚了。他把那盆雪端到我脚下，替我把脚放到盆里的雪中。用他的手抓雪为我搓脚，我竟没有觉得雪冷。又累又冷又怕又饿的我渐渐失去知觉了。这位大叔不时的摇醒我，把凉得温而不冷的开水端到我嘴边说：“喝点水”……
正熟睡中的我，不知是第几次被摇醒。耳边听到大叔的声音：小伙子怎样啦？我挣起身来，还没站稳又坐下了。我才感到腰酸腿麻，我试着活动一下勉强能站起来了。看了我左手腕上的“万年青牌”手表，已是第二天早晨6：40.天也亮了，我意识到大叔要交班了。这时，我才注意到：值班室内临门靠南窗摆一张两屉桌，桌上有一部黑色拨盘式电话和一盏信号灯。迎门一米处铁的站炉子，火很旺。旁边就是我坐的唯一的椅子。椅子后面有一只水桶和脸盆架。面积有四平方米，物放有序。我伸手一摸手闷子和棉胶鞋都是大叔替我烤干的。棉胶鞋里重新垫上了梳成丝的干的玉米棒子外面薄皮。我知道因为我的讨扰，大叔受了不少累。大叔问我：是哪个大队知青？咋迷的路？我都作了回答。这时，我的胳膊腿脚都恢复了。我站起身走到大叔面前，给他跪下磕了两个头就被他扶起来了。我的脸上滚落着热泪，感谢大叔救命恩重如山。我刚要告辞，大叔指着那猪腰子饭盒说：“我熬点高粱米粥，就着这玉根头咸菜，暖暖身子”。我拗不过大叔，也真饿了。连喝了两小搪瓷缸，给大叔留一半。我必须回青年点啦！只有我离开大叔才能吃饭盒里的粥。 此后，我一有空闲就去看他。给他买几盒香烟或饼干一类的东西。1971年9月我重新上学,离开青年点。1972年2月我回青年点的时候又去看他，听说大叔为了照顾在农村的家，申请调到40里以外的车站工作去了。
大叔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会永远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