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新

Thomas Hout
中国发现建设创新型经济比生产型经济要困难得多。意识到高科技产业正逐渐被外国公司主导后，中国政府正在不断向研究开发机构拨款，并向中国公司提供补贴。但是中国想要的那种创新并不能简单地用钱购买，中国需要购买的创新也不是政府能够创造的。
现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约为400亿美元）被用于研发，比五年前的1%有所上升。但是相比之下，这个比例仍远远低于美国的2.6%及日本的3.2%。中国的目标是缩小与这些国家在高科技产品开发上的差距。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其专利技术基础。但是，中国授予本国公司的专利中仅有12%属于自主创新，而授予外资公司的专利中自主创新占到了80%。政府承担了全国研发工作的四分之一（相当于美国政府承担比例的三倍），并且为国有企业的研发工作提供资金。中国的研发支出正在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是美国此类支出增长速度的四倍。
现在真正迫切的事情是政府减少此类支出。尽管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从2000年开始每年增长42%，但其中中国公司的产品仅占12%，而且这一比例在不断下降。另外的88%全部来自跨国公司，他们还继续在中国建立最先进的研发设施，以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实验室保持同步，这也为中国带来了更多的创新。在华注册的在信息技术方面持有美国专利的前10大公司中，仅有一家是中国大陆的本土公司－－华为。其他的都是西方公司以及日本公司等，这些企业的资金大多来自风险投资，而非公共资金。在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政府一般只在基础研发突破方面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而这些基础研发通常是在进行产品创新的15-25年前进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公司不会创新。事实上，它们在另一种不同的创新上表现尤佳：找出开创新业务并节约资本的新方法。比如，格兰仕(Galanz)最早说服欧洲品牌将最新的生产设备带到中国，利用当地的低薪及工作时间长的优势进行生产，然后再将产品出口至欧洲。之后，格兰仕通过收入共享协议来利用欧洲的设备生产只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此推出了自己的品牌。现在，格兰仕是按产量计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
中国的经营模式创新通常具有机会主义的色彩，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创新很快就会产生回报。通常，一个新创企业家或者几个经理人对未满足的消费者需求拥有独特的见解，然后就此开办一家企业。从想法产生到实施的时间通常很短，所需资金也并不多。以携程旅行网(Ctrip)为例，这家企业开办于1999年，并迅速成长为中国备受青睐的旅行服务公司。携程意识到在中国使用信用卡支付可能发生的诸多问题，于是他们提供便利的网上订票服务，由快递公司送票，客户在收到票之后再支付现金。
与此相反，科技创新则要求一系列互补技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新者必须是大型企业，或者如果是新创企业的话，它们必须集中在一个技术密集的企业群中，便于相互沟通及共享知识技术。由于很多事情必须同时进行，研发一般会耗费一定的时间。因此，研发能否获得成功通常是一个风险较大的赌注。虽然这种创新不能用钱直接购买，但所有的参与者－－大技术公司、新创企业、风险投资者以及科研机构－－却是通过巨大的资金流联系在一起。
中国企业正是在这个地方碰到了问题。良好的经营模式创新必须由以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创新作支撑。以宁波波导为例，它是中国最大的手机生产商之一。几年前，宁波波导通过促销活动及低廉的价格与诺基亚(Nokia)、三星(Samsung)及摩托罗拉(Motorola)等市场领头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是，这家公司在新一代创新手机上却没能跟上市场发展的脚步，因为新一代技术的所有基础硬件及软件都控制在它的这些竞争对手手中。
核心问题是：中国企业为了开发新技术而承担与之相关的长期风险的做法很少获得回报。新知识产权时常面临被侵犯的风险，这导致中国企业之间不愿分享信息及进行合作。即使面临直接影响它们的全球技术变革，国有企业仍可以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情并继续生存下来。电信及金融行业就是好例子，行业内的中国公司受着政府政策的严密保护。
没有几家中国企业的管理文化中有实验精神，它们也很少设立一个小团队来负责收集及实施新想法。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通常是被禁止的。
不过，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科技园区在中国不断涌现，特别是北京及上海的信息、通讯及生化科学领域更是如此。但是这些区域尚不成熟。
要想进行更多的创新，他们需要科学家、工程师、睿智的投资者以及知识产权律师搭建更加密集、互动的合作网络。新创企业家需要更多的风险投资资本来开办企业，需要风险承受力更强的IPO投资者。中国政府需要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国有企业进行更多的技术革新，并且允许科学家分享基于国家资金支持的研究成果而创立的新创企业的利润。一旦这些条件就位，更多的创新将会接踵而至。
（编者按：Thomas Hout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驻香港的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