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残忍屠杀：谁杀了一千万四川人

作者：不详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什么？是元初宋未，蒙古入侵者对北方中国人的大屠杀，死者六千-八千万人。而个别地区屠杀最厉害是什么地方，一个仍是蒙古对呼罗珊的大屠杀，死亡700万，占当地人口的95%；另一个发生在中国四川，明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伟大现大作家郭沫若称）对一千万四川人的大屠杀。这场屠杀，令人烟密集的四川变成一个千里只有鬼唱歌的地区，直到顺治中，才移湖广实四川，多少恢复了一点生气。
这样血腥的历史是谁故意抹熬的？是谁为了党派利益故意弯曲的？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因为，历史是御用文人编写的。
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最高统治者可以搜括最大限度的财富供自已消费。中央集权并不能消除战争，事实上中国在历次内乱中死亡的人数恐怕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战争的总和。中央集团的外延总是有限的，因此帝国的疆土也是有限的，如果不是清朝的骑兵可以向西扩张到准葛尔，恐怕今天中国的领土比印度还要小三分。而事实上，以文明传播领域来说，中国文明也是各古文明中最小的一个，就算是印度文明，传播的空间包括次大陆和东南亚，以及西藏等地，也比中国大两部。
中国文化是一个集权的文化，中国人到今天还没有认识到，今天中国的衰落，并不是由于分裂，而是由于集权，集权本身就肯定是内敛锁国的政治；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自下以上的地进行广泛的探索和开拓新的领域。
历史记忆的中央集权化
1644年是旧历甲申年。郭沫若曾作甲申300年祭，祭的是李自成在这一年成王败寇，功亏一篑。在满清异族统治的威胁下，汉人农民军的纵横，就具有了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某种正当性。其功德也容易被史家无限夸大。只要他们杀满狗，他们同时杀汉人也就不打紧。汉人可由汉人来杀，川人可由陕人来杀，但汉人却万万不可被异族杀戮。这就是乱世之中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种与暴力革命如出一辙的民族主义逻辑下，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一气的屠夫，就被某种大一统的记忆刻化成了民族英雄。但对被杀戮者而言，区分刽子手的种族却是没有意义的。死就是死。良民们横死在刀枪之下，是一桩极端个人主义的遭遇，而不是某种被假想的集体主义献祭。敌人的敌人是什么人？在360年前烟尘四起的成都平原上，一个真实而残忍的答案是：敌人的敌人张献忠，不过是更凶残的敌人。
1644年乱贼张献忠入川，9月成都沦陷，献贼称帝，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四川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大屠杀。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他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尽数杀戮。古蜀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这些基本史实在1949年前的史学界，在海外汉学界都有定论。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我的家乡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和詹姆斯•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但1949年后，出于抬高农民起义之合法性的需要，史书关于这场大屠杀的史实，均被无良之史家说成是满清对抗清义军的造谣侮蔑。如王纲的《清代四川史》，戴逸的《清史》等，都睁眼说瞎话，称张献忠部为万民敬仰、英勇抗清的义师。
然四川的先人含冤不白，五十年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都暴殄白骨，现身说法。如《荒书》记载，献贼入城后"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2002年初，成都新修南门大桥下穿隧道，在工地上挖出记载中的万人坑。我曾闻讯前往河边观看，骨白如玉，天地可鉴。一堆一堆，就在眼前。先人360年的冤屈与悲情，迄今仍在历史教科书的谎言中被子孙抹煞和遗弃。一旦想及此节，令人欲哭无泪，欲泣无声。
中央集权主义最可怕的一层，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知识系统也被逐步地中央集权化。统治者不但在政治上要求牺牲地方服从中央，牺牲今天服从将来；而且在文化上要求牺牲地方记忆，服从宏伟叙事。于是就连我们的苦难都是中央集权化的，如果四川人的哭泣不能被统一到一个相同的哭泣声中来，四川人的哭泣就会被历史省略，被民族主义叙事一笔勾销。一个四川人可能很真诚的为"扬州十日"而垂泪，但他对始自甲申年的成都大屠杀却可能一无所知。正如我曾经在四川的乡下特意询问那些小学生，他们知道中国所有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名字，能背诵中国历史所谓正统朝代的整个谱系。但他竟不知道家乡的河流和山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清楚四川三千年以来的历史脉络。因为我们的知识谱系，我们的情感方向，从小就是被按照一种中央集权的模式来塑造和培养的。这种模式一步步教会我们爱遥远的事物胜过爱眼前的花草。教会我们如何对当下的苦难保持麻木，而对抽象的词汇保持亢奋。
这种模式，成功的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崇拜者。地方的记忆，地方的知识，地方的情感，不是在事实上被编排，就是在价值上被藐视。这使众多的受教育者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感上，成为了地方主义的痴呆症患者，和集权体制的发烧友。然而地方主义，是链接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中介。没有地方主义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为民主首先是一个地方概念，首先意味着政治权力及其来源的本土化。没有地方记忆的凸现和地方情感的养成，就没有一种健康的集体主义和政治共同体的立足之地。我若没有作为一个四川人的骄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就是虚妄的。我若没有对四川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就是危险的。如同婚姻是一种最小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地方主义也是一种最小化的政治集体主义。地方主义的政治观是一种中道，既能抗衡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又能适度消解虚妄的天下观与狂热民族主义。
在眉山人郭沫若式的历史观中，张献忠的抗清被赋予太多的民族大义，被给予李自成之后太多绝望中的厚望。但1644年张献忠的入川和大屠杀，却是蜀文化三千年历史最悲惨的一场浩劫。在这一年，四川人的敌人是张献忠，而非满清。因此这一年之于四川的意义，是与其之于中国之一般的意义截然相反的。而与中国之一般相反的地方意义，是否就是没有意义？如同与全体利益相悖逆的个人利益，是否就是不正当的利益？大陆20年经济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重新确立了个人利益及其权利主体的正当性。而我们未来政治转型的目标之一，则是要进一步确立地方利益及地方政治的正当性。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主义和某种自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的祖先崇拜和宗祠制度。因为李家的人显然不会去祭王家的祖先。成都人也不会去拜上海的城隍。因此祭祖的政治意义就是培养地方主义的情感，培养一种源远流长的本土价值传统，即宗族与城邦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秦之后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性。当古典的地方主义被消灭后，所有的人都同唱一首歌，在文化上都成了炎黄子孙。最近大陆也开始流行祭祀黄帝，因为你若已没有自己的祖先可祭，你就只有去祭黄帝。如果说祭宗庙是古典地方主义的文化仪式，那么祭黄帝就是中央集权主义的文化仪式。
因此凸现地方真相，在文化上伸张地方的苦难，就与在政治上伸张地方的利益几乎同等重要。
外来政权的两种模式
某种程度上，1644年始作俑的成都大屠杀，只是四川两千年来外来政权模式的一个必然结局。就像专制主义国家总会发生饥荒一样，专制主义国家也总会发生屠杀。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事实上民主国家也从未发生过对本国民众的屠杀。因为民主正是一种根植于地方主义的政治制度，有一本叫做《硬球》的讲述美国政坛秘诀的书，作者透露的秘诀之一，就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一种自下而上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地方主义，并不能保证杜绝异族侵略者的屠杀，但却能彻底化解本土执政者发动大屠杀的可能性。
360年前的张献忠大屠杀，特征之一就是执政者对民众的屠杀。献贼在成都僭位称帝，建号大顺。一般而言，从流寇变成坐寇后，统治者都会开始一个较为开明和温和的阶段。因为涸泽而渔显然是非理性的。但统治者的理性却不能给民众的安全一个包票。因为献贼大屠杀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非理性。在入侵者的屠杀模式中，通过屠杀进行暴力威慑，以及因攻城略地遭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于是屠城以报复。这是两种常见的情形。张献忠九月攻陷成都，只用了4天时间，随即进行了三日的屠杀。这还可以归入报复性屠城的入侵者模式中。但献贼在随后两年中进行反复的屠杀，士农工商无一幸免。这在政治上就完全非理性了。尽管张献忠也想最后做皇帝，但他显然没有信心，知道自己强弩之末，无力改变满清入关后的大势。加上坐寇的理性终敌不过流寇的习气。于是残忍乖戾，以屠杀为乐。成为中国史上与隋末吃人的反王朱粲不遑多让的两大民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