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阶层”进入国家政治生活

“新社会阶层”进入国家政治生活
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产生，并在逐渐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
新阶层进入政治视线
新的社会阶层，在2006年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即有明确定义，并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
按照这份文件中的界定，新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这些人员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
而从去年下半年起，各种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层出不穷，旨在培养一些“有一定企业资产规模且政治素养又不错的代表性人士”，以及一些“一般的非公经济人士”。
北京市委统战部工商经济处处长谭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即言，北京市统战部门时常联络的新阶层人士，数量在5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将被安排进工商联、人大、政协”。
这正是2006年7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实，那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而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总体规划的新社会阶层，则无疑是要培养和造就的重点。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有明确要求，十七大各省区市要吸收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新社会阶层所包含的六大人群正属其中。
一个政治概念
按照中央统战部《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的界定，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从业人员约1.5亿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一步分化的结果。”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身份的划分，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推进使契约社会成为可能，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日渐走上时代舞台并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近4000万知识分子，单这一群体就有四分之一在非公经济领域工作。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首次使用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提法，以此概括我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群体。
这一思想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阐述，确认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一直到2006年7月份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新阶层的概念得以更加明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对本刊记者说，“新社会阶层概念是顺着三个代表的思想一路下来的。”
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作为统战对象的‘新社会阶层’，而不是一般理论意义上的。”
王长江也指出，新社会阶层不同于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类，其身份角色相互交叉重叠。
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的研究则表明，新社会阶层远没有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政治上的追求也缺乏系统。“他们只是在主观和客观上被逐渐建构起来，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倾向性非常明显，还不是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意识出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告诉本刊记者，学界很少用阶层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称之为群体。
根据陈光金的研究，相较于那些小私营企业主，大中型私营企业主自我评价平均而言，还要大大低于小型业主的自我评价，陈光金判断说，“这或者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势：私营企业主掌控的经济资源越多，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担心越大；或者表明，大中型私营企业主对其已经获得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力还不满意，他们还期待着获取更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力。”
因此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新阶层人士被逐渐吸纳进政府部门或人大、政协等政治机构，另一方面也有人提醒新社会阶层参政需避免“富翁选秀”。
新阶层尚需健康发育
虽然新的阶层在理论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新社会阶层的提出还是给人很多遐想。
涵盖极广的新社会阶层，本身也在分化组合。就在新社会阶层成为政治概念时，这个群体里面相当一部分却存在一种坍塌隐忧。而这一阶层的稳定与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健康稳定意义重大。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相关研究表明，国内中小企业数量近年来不断减少，这一点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也得到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焦兴旺的确认。
减少的原因，既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原因，也有制度性因素。而后者，则往往更让人注意。
焦兴旺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起，在财富集聚的大趋势下，大企业靠规模继续得到高收益，而且还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赎买公权，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改革的‘权力路径依赖’下，各种各样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垄断不断变本加厉，这实际上也极大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由此造成的后果，在丁元竹看来，是整个社会结构还没形成橄榄形就已经在呈现M型了，本来很弱的中间阶层在往下塌陷。不过他也告诉记者，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何忠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