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枫：村庄里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莫枫：村庄里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作者：莫枫   发布时间：2010-3-23 11:02:03
从大河到村庄
是一部《大河移民的上访故事》让应星曝得名声，开始走入公共空间。2002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这部社会学书籍，命途多舛，与7000册印数相对应的寥落现实是——静静封存于库房，直到多年以后才悄悄走上打折书店。如此的遭遇，对于作者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生于1968年的应星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意味着他在体制中不低的身份和相应的职位。
对于被禁原因的分析，尹钛的分析显得十分确切，“应星的书，恰好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的时候出版，在国家脸面上拉出了一道尖锐的刻痕。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出于为国分忧的好意，而是在于他讲的故事能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故事接上线。”于是，在一个拆迁安置的时代里，在国家主义高歌猛进中，迎来的风景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高峡出平湖，而千百年生活下来的村庄将湮没水中，16.6万库区移民在剧变生活中的一切境遇，喜怒哀乐，有谁来为他们倾听、代言。
比起严肃的学者们来，新闻记者们多是用悲天悯人的目光俯视这些深陷在迁徙、安顿、挣扎中的群体，他们的情怀、他们的付出、他们生活，是取之不竭的报导素材。感情富足充沛之于，缺乏技术层次的分析，尤其是对待因移民赔偿、安置导致的上访事件，只能报以同情的眼泪一哭而过。而应星通过他充分细密的田野调查，展现了底层的权力网络运作。要下药，须知症状。按照应星自己的话说，如果《大河》一书展示的是权力在乡村运行的横断面的话，那么《村庄》一书展示权力在村庄运行的历史纵深面，从1949年过来的这个集体化时代，公共政治空间与私人生活空间是如何交汇的。
本书所取的案例是一个化名柳坪村的四川小山村，位于长江上游，临江，地理位置还算方便，气候也算合适，土地构成是“七山一水两分田”，总而言之，自然条件优渥。该地的社会环境特征主要是，居民多是张献忠屠川之后的移民，因为宗族势力弱小，故冲突很微弱；当年清政府为了鼓励垦荒一度分散土地拥有权，在众多农民成为小土地拥有者的环境中，闻不到阶级冲突的火药味。这样一个宁谧温和的田园，也势必等候到时代政治的变迁，终于跌入纷扰的冲突斗争中。
发生在小村庄里的争斗，它的背后是中国当代社会建立新德治的时代大背景。“在传统的的乡村社会中，国家的礼治秩序正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的修身而在普通农民家那里发挥示范作用，从而在村落范围内形成了某种意义上以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为基础的道义共同体。”然而事实是“随着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不断的内卷化，日益官制化的乡村政权越来越依赖正规化、官治化的行政机构，越来越脱离乡村自治的社会文化网络。”民国时期，政府委任的政府班子在乡绅面前有“强龙难压地头蛇”之尴尬，则到了新时期，经历过镇反、土改之后，传统的乡村势力已被阶级斗争扫荡殆尽，缺乏专志信仰的多神论也被唯物主义观定性为“迷信”而破除一空，宗法秩序崩溃，剩下连片的真空地带便由全新的政治秩序来接手。
旧世界已成废墟，新的等级秩序建立，这一次，不再由“祖先余荫、个人努力和天命等各种复杂的因素”来决定，而是按照出身的根正苗红和参加革命的贡献大小来论资排辈。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承认的政治学
观察应星的治学框架，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承认的政治学是其学说的两大关键语句，应星深受美国学者斯科特的影响。关于斯科特，国内已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似乎仅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按照其核心观点，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所以贫困本身并不是催生农民反叛的原因。反倒是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伤害了社会公正感，才迫使农民奋起反抗。
应星在当下的媒体发言中，多是关注群体上访和群体事件，这也是从九十年代以来突出的时代现象，因为随着政治枷锁的松动，民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苏醒，纷纷勇敢、执着地维护自己利益。力足于农民的生存伦理植根于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一观念，应星对斯科特的观念进行了本土化的修正，他抛弃了物质色彩，因为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非生存环境到了是不容缓的绝境，而是为了获得“承认”而斗争，这便是政府对自己的承认，说得通俗点，即在于争一口气。这口气来源于基层政府对集体行动强力打压的惯用应对之策，这便是承认的政治学。
《村庄》一书作为《大河》的前生，正是对这一观念的佐证，何以在生存资源并非山穷水尽的1951年，会发生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宗派斗争。这次斗争以几位当地领导人的生死和升迁为结果，激发了村民们原先被礼治秩序束缚住的“均贫富”思想，这与随后的国家宣传和政治执行无疑是互为助推的，于是依次发生了行政区变动、生产队编制建立、大跃进大炼钢铁饕餮公共食堂、饥荒蔓延。粮食的短缺导致了以掌握物质分配权力的新阶级崛起，例如伙食团工作人员，微不足道的人物角色兀自掌握了他人的生死册。
同时，应星研究发现，“在基层政府（我讲的基层主要是县、乡两级），它的责任和权利是完全不对称的，他的压力极大，但他能够处理事情的能力、能够运用的资源又是极其有限的”。这是一场漫长的上下博弈，寄希望于中央集权的权力递减和地方自治的权力递增，同时还有当事民众以理性遏制住心头积愤产生的暴力冲动，这必不可少要有一个上下沟通的良好对话渠道。而城乡差距的消融，也是势在必行。书中一个村庄走过的历史是整个国家的缩影，1953年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和1958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城市和农村划为两个截然的利益分配团体，农民在作为工业化建设成本的剪刀差之下，饱受更多的不公。
全新的话语系统
中国的乡村生活，其内部秩序背后是几千年儒家思想的浸染。“仁、义、礼、智、信”这套儒家伦理渗透在村庄的日常生活里，于无声处制约着村人的思想和行为。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伴随着一整套与之相应的政治话语，粗暴地从外部长驱直入，对村庄各个层面的生活，进行了强制性指认，灌之以生硬的政治判断。
随着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建立，一种崭新的话语系统配套建立、使用起来，在这个政治正确压倒一切的话语世界中，非黑即白，非友即敌，敌人是按照着意识形态的模糊标准制造出来的，在今天、明天之间完全可以按照文件中白纸黑字制定的不同百分比进行配置，说你是，你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话语作为理论基础，为身体暴力的合法性予以名正言顺化。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提出了“新话”的概念，它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用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现实更是令人胆战心惊，一不小心就被周围人摁倒头皮大呼打倒，随后是游街、批斗、殴打在内的一系列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在此如履薄冰之下，声音逐渐归于同化，一种思想，一种人格，一种声音，鲜活的人被锻造冲压成革命机器上的标准化螺丝钉。
书中，饥肠辘辘的盗粮者成为了破坏公社化、集体化，偷盗国家财产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因为挑战了干部控制粮食的权威而被施予肉体重罚。传统的通奸与偷情，或因为沾上了破坏军婚、破坏知青政策而遭到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惩罚，日后的严打运动亦是此类话语的借尸还魂。
此后，小至生活中一切枝枝节节的错误，大至刑事犯罪，都被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灵魂深处闹革命”，自命不凡的实质正义僭越了具体的程序正义。如此上纲上线的紧张年代，实在是对法律精神的莫大凌辱，以至于到了解冻之时，许多人依然沿着恐惧的惯性，言不由衷说着自己都不相信、不情愿的话语。法国左翼作家纪德一度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踏上苏联，他惊讶发现这是一个完全失去个性的国家，千篇一律的房子和家具，清一色的斯大林挂像，在统一供应统一保障的分配体系中，“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众人的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纪德的《访苏归来》完成了他人生信仰的转捩，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相应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对绝对政治权威的一种祛魅，尽管产权尚未一步到位，但在农民恢复过来的活力和形形色色的自由市场面前，不仅仅是新话体系，整个权力束缚都正在被得寸进尺地解构，应星将和他的两本著作，足以成为中国社会学上继费孝通之后难以复制的经典。
本文链接：莫枫：村庄里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文章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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