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并未“少两点”，郭沫若也不“牵强”

毛泽东并未“少两点”，郭沫若也不“牵强”
作者: 张永健
来源: 解放区的天                                                 ——与胡克庆先生商榷
看了《湖北作家》2008年夏季号“会员茶座”上发表的胡克庆先生的署名文章：《名家题辞拾零》如鲠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胡克庆的文章由三篇小文章组成，这三篇小文章的标题分别为：《曹禺的多一点》、《毛泽东的少两点》、《李尔重的题错改错》。第一篇是题辞，是称赞曹禺题词认真的；第二篇是关于书法和释词，是说毛泽东题词不认真，写错字，写别字，郭沫若“很牵强”地为之“遮丑”，反而“欲盖弥彰”； 第三篇是题写书名，是赞美李尔重知错改错的。
看来，标题说是“题辞拾零”，并非全为题辞，真正写题词的只有一篇。第一篇和第三篇是分别赞美曹禺和李尔重的。唯独第二篇《毛泽东的“少两点”》是批判、是嘲讽，是胡文的“醉翁之意”。现将胡文的有关部分摘引如下：
有一次刊载《清平乐·蒋桂战争》，其上阙“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其中，“黄粱”的“梁”，下面应是“米”字，但笔误为“木”。郭沫若在解说时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这样写，以此为提倡简化字起了表率作用。这样解说显得很牵强，反而给人欲盖弥彰感觉。新中国成立以来，郭沫若的一些表现常为人所不齿，如写“百花齐放”组诗，频频写翻案文章，都显得做作，眼前这件事又是如此。
这段话不外是说：第一，说毛泽东做学问不严肃，写别字：第二，是说郭沫若释词“牵强”，为毛泽东“笔误”‘遮丑，反而“欲盖弥彰”；第三，是说郭沫若的此举“显得做作”，“为人所不耻。”
对此，我倒有所看法：
首先，毛泽东的黄梁再现的“梁”字，并不是如胡文所说是“笔误”。此乃毛泽东根据书法艺术的要求，正如郭沫若所说，是“随意挥洒”，古今许多大书法家为了书写布局、呼应、均衡的需要，有意将有些字故意少一二划或多一两点是常有的事，况且，毛泽东写的“黄梁再现”的“黄粱”并没有错，并非如胡文所说“下面应是‘米字”，其实，在古代“黄粱”是可以写为“黄梁”的。为了确证，我专门请教了我们文学院的古代汉文字专家李思维教授，他给我抄录了如下“粱”“梁”通用的条目：
《礼记大全卷》十二：“白黍黄粱”。
《明名臣琬琰录》卷四：“黄粱梦”》。
《咸淳临安志卷》十五：范必大《晓起议事》： “若若誇但缓，纷纷梦黄粱”。
《畿辅通志卷》一一九：陈孚《丛台度》：“回仙逆x今存否，世上黄梁梦正酣”。
又卷一二零：范成大《邯郸道》： “困来也作黄梁梦，不梦封侯梦石湖。
《江西通志卷》一四八：王古《妙峰寺》： “浮生黄梁梦，幻事何时了”。
《浙江通志卷》二七二：元·于石《小石塘源》：“为子炊黄梁“。
可见，将“黄粱”写为“黄梁”是古已有之，并非别字，也非“笔误”。不需要郭沫若为毛泽东的“笔误”去“遮盖”，倒是胡先生自己“视误”了。不是毛泽东“少两点”，而是胡先生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的知识。
郭沫若在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上的文章《红旗越过汀江》是这样写的：
……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这里，郭沫若只是说毛泽东“随意挥洒”“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并未如胡文所说“这是毛泽东故意这样写，以此为提倡简化字起了表率作用”。郭沫若作为著名的文字学家，著名的书法家，作为文学改革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说毛泽东在书写诗词时“随意挥洒”，“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又有何不可呢?郭沫若的文章写的很自然，合情合理，既不“显的很牵强”，更无“欲盖弥彰”可言，倒是胡先生自己的文章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显得很牵强”。
胡的文章还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
第一是自吹自擂，说自己“表面文静，内心还是很刚烈，常常处变不惊”，因此，“度过了虽坎坷，却很实在的一生”。文中所举惟一的例子，就是因为在“当时政治气候不好，文人之间交流不多，偶尔相逢知己，才说说心里话”的环境下同一位“知己”“相逢”说了郭文，因而被这位“知己”把这一次谈话“水”出来，因而“其日子不好过，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这位“知己”是谁，当时胡是如何说的，其“知己”又是如何“水”的，因不知“知己”之名，更未见“知己”之文，无法辩证，无法评说，就此打住，以免犯“欲盖弥彰”之错误。
第二是用胡适的话来贬损郭沫若，说郭沫若善“变”。如果说善变，郭沫若一生根据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转变自己的立场，是愈来愈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代表了二十世纪一切追求民主自由的爱国爱民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方向。请看：
在大革命后期，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时，郭沫若由国共合作的立场变为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写出了大气凛然，惊天地泣鬼神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讨蒋檄文，并毅然决然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蒋介石气急败坏，扬言悬赏重金换郭沫若的人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之后，郭沫若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立即从日本归国，由反蒋的立场变为联蒋抗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斗争，写出了《屈原》等气壮山河的爱国诗剧：抗战胜利之后，当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实行独裁统治的时候，郭沫若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围共产党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直到新中围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积极从事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致力于世界和平和国内文化经济建设，写出了《蔡文姬》，《武则天》，《为曹操翻案》等一系列优秀的史剧，史论。倒是胡适没有变，他至始至终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独裁政府，追随美帝国主义，其立场一点也没有变。现在胡克庆先生把胡适的“自述”，“日记”拿来攻击郭沫若，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胡适在自己的日记或谈话中抬高自己，贬损别人，是由胡适的立场而定的，胡克庆先生拾胡适之牙慧，如获至宝，说“这是当事人的自白，特立此存照”，来攻击郭沫若，还说是“近年来学术界对郭沫若吻胡一事是颇感兴趣”。我看学术界对此事“颇感兴趣”者，可能只是像胡克庆先生这样少量的人，他们或者因为不了解郭沫若的历史，或者因为无知，或者像胡适那样怀有敌意(胡适对鲁迅也是怀有敌意的)，不知胡先生属于那种，只有胡先生自知。最近，2008年7月25日《作家文摘》第12版转载7月12日《团结报》李贤哲写的《郁达夫促成郭沫若归国抗日》，就可见学术界对郭沫若人品人格的赞誉了。党中央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沉痛悼念郭沫若同志”》对郭沫若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崇高人格作了全面而科学的评价：
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水华卓具的著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宣传者和忠诚捍卫者。
我们要学习他的民主学风。在学术研究领域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贯主张各抒已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从不以势压人。他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注意培养青年，奖掖后进。他是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模范。……（见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大潮中，各种沉渣泛起，其中有一种表现，就是企图贬损毛泽东，贬损鲁迅，贬损郭沫若……然而毛泽东、鲁迅，郭沫若在中国革命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功勋及其人格，不是少数人可以任意歪曲、诋毁得了的。人民会永远记着他们，一切正直的、热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永远记着他们，尊崇他们，学习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