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后一次写诗为何批评郭沫若？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结识是在风云际会的1926年仲春时节的广州。后来郭沫若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亡日本时所撰写的自传《创造十年续篇》的字里行间中，对毛泽东的沉稳、谦虚颇怀好感。因为是以平视的心态写来，颇为真切。这样的文字，在后来满怀崇拜之情的驱使下，当然是不可能再有了。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著名的讲话，郭沫若在听了这个讲话精神的传达之后，说了“有经有权”四个字。这表明郭沫若不只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家，更是一个在骨子里认同文学的“言志”作用的革命活动家。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有经有权”的评价十分欣赏，深有知音之感。
多少年来，在周恩来的率先垂范的耳濡目染下，郭沫若意识到毛泽东不但是政治和军事战线上的领袖和统帅，也是文化战线上的导师和舵手。郭沫若明白，没有中共中央的作用，自己在文化界不可能成为“班头”。而将文化视为丧邦兴邦之经国大业的毛泽东，对郭沫若的特殊作用自然了然于胸，并有很高的评价。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让周恩来重抵重庆时捎去一封致郭沫若的热情洋溢的信。信写得亲切、热诚，真是推心置腹，不能不使郭沫若悄然动容。只是从毛泽东称赞郭沫若的成就“觉得羡慕”的字里行间，似乎可以读出别样的一点东西来。一方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显露出毛泽东对于大知识分子的不甘其下的微妙心态。
紧跟毛泽东，歌颂毛泽东，做毛泽东的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郭沫若依然以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的形象活跃于世人面前，诸如热情地参与自然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主持全国文代会的开幕式，频繁率团参加各类国际和平会议，更不时发表长篇短制，歌颂大跃进，歌颂“三面红旗”，歌颂“文革”，歌颂中共的一切决定。
郭沫若不仅要做毛泽东的学生，而且要做毛泽东的诗友。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全国一片大好的形势，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诗词，并首肯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对文艺界、特别是对郭沫若的触动很大。郭沫若说，从那以后，自己也敢于承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他与毛泽东经常互相诗文唱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少佳篇。然而，令郭沫若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笔下的最后一首诗词，却是对自己的严厉批评。
说起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诗文唱和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这期间，民主人士柳亚子向毛泽东“索句”，毛泽东便把九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书赠给柳亚子：“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柳亚子在读了《沁园春•雪》之后赞叹道：“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郭沫若看后也盛赞毛泽东的诗词：“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地方戏引发了郭沫若的诗兴和政治冲动，于10月25日夜，写下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后，于11月1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从最初的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公开论战；再从公开论战，一直发展到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直到八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才缓和。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中苏关系已经由两党之争，上升为两国之争。
特别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不但使当时步履维艰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更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当1963年苏共中央为缓和中苏关系，致信中共中央，提出重派专家时，中共中央在次年2月的复信中，愤怒地指出：“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
因此，从那时起，举国上下群情激昂，早已开始洋溢着对苏联背信弃义的愤怒，酝酿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怒火。当时，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发表的直接政治背景，是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二大。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苏联人空前激烈地谴责斯大林，猛烈攻击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号召推翻阿共领袖霍查。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苏共此番有预谋的举措，无异于在中苏关系上火上浇油。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首诗，显然有感于时事政治风云，从这出地方戏中，生发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典故，隐喻修正主义的可恶、可恨。如果说郭沫若的诗大有文章，那么毛泽东的和诗，就更是非同寻常了。
郭沫若写完《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交发表的同时呈送了毛泽东，随后就南下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游访，约两月有余。郭沫若最早看到毛泽东的和诗，据他自己说，是在1962年1月6日的广州，由康生抄录见示的。郭沫若见到毛泽东和诗的当天，立马写了一首和诗，1月8日由康生转呈毛泽东：“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和诗，于1月12日给康生回信说：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做，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请代问郭老好！”
复信中所说的“反修正主义”的咏梅词，就是毛泽东有名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的一席话，一语道破了政治玄机所在。毛泽东新诗作，也抒发了这个暂时沉默的政治巨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静观其变、蓄势待发的心态。毛泽东以诗明志，浪漫、豪迈的诗意之中，表达着意图东山再起、再掌乾坤、期待胜利的政治愿望。
从郭沫若最初写的《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来看，郭沫若当时大概没有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国内外政治斗争。“白骨精”毫无疑问象征着绝对的敌人帝国主义，可是诗中却表达了对唐僧的无比痛恨，似乎是以唐僧比喻苏联修正主义，主要表达了对“修正主义”的政治义愤，隐喻“修正主义”对帝国主义妥协，对同一阵营的中国百般刁难。
可是，当看了毛泽东和诗后，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想法和毛主席的想法有不一致之处。于是，依毛泽东和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毛泽东所谓“和诗好”，无异于肯定了郭沫若和诗的用意。其实，对郭沫若和诗的称赞，恰恰隐含着毛泽东对郭沫若原诗政治内涵的不认同。其中的原委曲折，郭沫若在以后的文章中说了出来：“‘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原来，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诗，主要的批判对象是“唐僧”，而在毛泽东眼中，这是可以争取的中间派，而真正的敌人应当是“白骨精”，而“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的眼中，便是“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文人看政治的眼光，毕竟不如政治家锐利。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艺术，在酬唱、转呈之间，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至于谁是“白骨精”、谁是修正主义，在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苏修”是不是修正主义还是很模糊的，或者说在他眼中还是介于敌友之间。但毛泽东的和诗一出，郭沫若马上意识到，“苏修”在毛泽东的视野中毫无疑义就是“白骨精”。
1962年12月，适逢毛泽东七十岁生日，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1963年元旦，《光明日报》以《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为题公开发表。
郭沫若的这首词又一次引发了毛主席的唱和。这倒不一定是内容的称颂，很可能倒是郭词所描述的雄阔气魄、斗争风姿，深深吸引和感染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心潮澎湃，大发感慨，在短短数日后的1月9日，彻夜未眠，挥毫吟诵成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尽管郭诗写得不错，但毛泽东和诗之气魄，更是非同凡响。当时郭沫若写词的主旨，无疑是借祝寿表达自己对领袖的敬仰之情；但毛泽东的和词，却展现了纵横天下、战无不胜的政治情怀。因为“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在1963年已经驶入了历史的快车道，毛泽东的和词，可以说是这一政治动向的艺术化标记。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毛泽东写诗作词的兴致锐减。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 1973年9月初，我上班后在主席会客厅里放文件的桌子上，看到摆着一首诗，是铅印的，不是手稿。当时主席也在场。我问他：‘您最近又作诗了？’主席点点头，笑了，说：‘是的。’我拿起桌子上的诗稿念给主席听。他在每句读完了的时候都点点头，很高兴的样子。” 这首诗就是写于1973年8月5日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首诗无疑严厉批评了郭沫若的反秦尊孔的思想。
郭沫若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大骂过秦始皇，后来在《十批判书》里不单是骂秦始皇了，连秦国丞相吕不韦也被拉了出来。于是，毛泽东在1973年8月5日，写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七年没写诗，第一次写，竟是这样一首诗，郭沫若当时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风声越来越紧。9月23日，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动乱年代》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
见此情况，备受压力的郭沫若无奈之下为毛泽东的批评写了一首和诗：“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知有仙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出穷隅。岂甘樗栋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视归趋。”不难看出，诗中表达了他的痛悔之意。但是，这并不能让郭沫若轻易过关。
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两次把郭沫若叫起来，宣读毛主席的批郭诗篇。一位与会者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郭老那天也去了，带着病，低着头坐在那里。江青会上发言问：“郭老来了没有？”郭老站起来说：“到。”当时已届八十二岁高龄的郭沫若，以带病之躯，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蒙羞，此情此景，令人齿冷心寒。尤其让郭沫若揪心的是，运动下一步如何发展尚难逆料，所以会后他体温骤然上升，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
听说郭沫若病了，毛泽东派人前往医院探视，顺便向他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其实，有关郭沫若的书，毛泽东那里大字本小字本应有尽有，他送江青看的《十批判书》，就是专门排印的大字本。要看书，何至于向郭沫若要呢？这其实是给郭沫若送去了一副良药。果然，郭沫若的病情很快就减轻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