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劫后薪尽火犹传(南方都市报 2010-3-28)

劫后薪尽火犹传
类别：人文历史 作者：朱航满 原创 浏览量：78
发布时间：2010-03-28编辑此文
版次：GB20 版名：南方阅读 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傅斯年

邓广铭

邓广铭之女邓小南

《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季剑青、张春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版，39.00元。
朱航满
□独立阅读小组撰稿人，北京
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并热销的时候，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论及此书中关于八十年代文化风景的一种因缘：“在这个时代里，一边是成长于‘文革’年代之中青年弄潮儿，他们激情洋溢以英锐豪迈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另一边则是曾经在五四文化浸染中的文化老人，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掌舵人，以其厚博资深的文化威望为这个时代的走向把握住了历史的文化命脉。”而此论断也恰恰是因为读了查女士对于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的访谈，其中提到了他们这些文化劫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之所以能够走上学术的道路，正是因为曾受到过五四精神浸染的文化老人们的“隔代遗传”。
无独有偶，近日偶读一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便在所收的学人许纪霖先生的文章《我的三位老师》中，也就有这样相似的论述：“但非常奇怪的是，我们对那些更上一代的老先生们却非常尊敬。我将它称之隔代遗传现象。这些老先生，他们大多都是在1949年之前受的教育，有的是留学归来，有的师承‘五四’一代大师，大都中西学皆能融会贯通。在我自己的知识分子研究中，我将他们称为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对这些老先生反而有一种亲近感。”
也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论述的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这些为在文化革命年代荒芜了精神世界的年轻人们传道的老辈知识分子们，身上果然流淌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我读这册关于当代学术师承的文集《传灯》，便不难发现在这其中隐隐地流淌着一个无法割断的学术脉络，诸如陈平原先生所师承的王瑶先生，其师承的则又是五四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而夏晓虹女士所师承的季镇怀先生，则又受教于五四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和革命家闻一多先生；海外的学人林毓生受教于著名的哲学家和政论家殷海光先生，而殷海光则又从著名的逻辑学大家金岳霖先生那里获得真传。也难怪，此书中的所收录刘浦江的文章，在纪念其恩师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时，便也有这样既骄傲又恳切的论述：“不管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史都谈不上什么研究，然而邓先生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走上了宋史研究的道路，并且成为本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不好理解么？学术重师承，但师承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惯常所见的，即师傅带徒弟式的，师傅手把手地教，徒弟一招一式地学。另一种是心领神会式的，重在参禅悟道。专业导师可以授业，但只有大师才能传道。邓先生与胡适、傅斯年之间的师承关系，就是这后一种。”
也恰恰是这种学术传承的联系，让这些受到五四一代熏染的老知识分子们，他们在八十年代的独特时代之中，既传递了文化灾难之后学术薪火相传的精神使命，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所秉有的精神信念保留了下来，在价值一度混乱，精神世界芜杂的学术研究领域中，能够继续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与道义，创造出一个个撒落在神州大地上的文化绿洲。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薪火传承，几年前，我曾感慨于这种文化品行的延续，“这种对于先生之风的代代叙述，让我想起几年前求学京城时，常常混迹于北大课堂，印象很深刻的是聆听陈平原先生给研究生所开设的课程《中国百年学术史专题》，陈先生的课堂，气氛温暖，我常被他在讲课时对台下学生们所称呼的‘诸位’二字所打动，仿佛瞬间回到了一个遥远的时代里，而陈先生课后与自己的弟子们相约聚餐，则让我这个非北大学子实在艳羡。风气遗存，让人感怀。”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但十年文化的荼毒，神州学术几乎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幸亏有这样一批学术大师还赶在了最后时刻，将自己吸纳的学术能量传递和喂养给年轻的一代代学术青年，诸如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晚年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之余，十分关心那些追求真知的年轻人。我曾读过关于王先生的纪念文集《一切诚念终将相遇》，受他恩泽的学者就有许纪霖、吴洪森、朱学勤、胡晓明、钱钢等多位当代学人，其中不少都是先生在其人生遭遇困境的时刻给予重要帮助的，促使其最终成长为参天树木。再如陈平原先生所受教的王瑶先生，在文化劫难之后，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系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并招收新时期中国第一批文学研究生，其弟子便有如今赫赫有名的黄子平、赵园、钱理群等数位，而陈平原的拜师堪称奇迹，因为陈平原从中山大学毕业北上寻找工作，结果不利，后经钱理群推荐于王瑶先生，终先成为其门下弟子。陈嘉映在纪念其导师熊伟的文章附记中，就有这样的一段奇闻，陈先生报考研究生，本来是选择以主持苏联哲学为中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方向的王永江先生，但入学未久，王先生就找陈嘉映谈话，言及外国哲学研究所有几位老先生均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现已垂垂老矣，学问即将失传，很可惜，希望他能够转到学者熊伟的名下。许多年后，陈嘉映回忆起这一幕，懊悔自己年轻，不懂得这其间的良苦用心，“不知道同情地了解这一辈学人在这一运动中的复杂心路，不知道尊重他们在压迫与困惑中承传学术的努力。”
在这册《灯传》之中，我常常为这种以传承学术为使命的情怀所打动。而这又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努力，更是人格境界上的熏染，正如陈平原先生念及恩师王瑶先生一样，“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人生经历太过坎坷，但学术的精神不息，人格的境界也总算未曾遭受太大的玷污，他们留给弟子们的使命便是如何成为中国未来的学术希望。因此，在王瑶先生的晚年，便是念念不忘地教导弟子们如何成为“大学者”，记得我曾读过钱理群先生的一篇纪念文章《王瑶怎么教弟子》，便可以深刻感受到这位性情耿介的学术大师在他的人生晚境中于传道之业的雄心，他对于这个来自贵州地区且已几近中年的老研究生的要求苛刻，在读书写作和研究上均有十分严厉的要求，许多年后，已经成就自己学术地位的钱理群在回忆起恩师的教诲的时候，字字沾情，令人看后唏嘘感慨。可惜的是，这册《传灯》未曾收录这篇文章，而就我所读到的，还有许许多多这样令人难以释怀的往事曾存在于这个世界，而在那个文化复苏、乍暖还寒的时代里，其意义则更是非同小可。
因此，这册《传灯》或许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启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缝隙，让我们从中窥探出其中的些许奥妙与光亮来。遗憾的是这册《传灯》收录的文章多关乎京沪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术名流，那些偏居一隅的薪火传承却太少选录。听说另一位曾受教于陈平原先生的弟子谢志浩正在潜心于“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写作与研究，因此，我很期待那册完整成熟的“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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