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乘之国有多大:?论春秋时代的军事革命

千乘之国有多大: 论春秋时代的军事革命
(2008-03-21 01:48:53)转载
标签：杂谈
连载之十四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
［研究：“财政专制主义”的形成与儒家的抵抗。］
根据《尚书：牧誓》，“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受战于牧野。”集天下之兵灭纣，军事规模也不过三百乘而已。“千乘之国”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军事规模，显然已经超出了殷周之际天下的兵力。这就是孔子所处的时代。
古代经济资源有限。每遇征伐，必须倾全国之力，不仅是最大的军事动员，也是最大的经济动员。军事规模的扩张，必须有相应的财政基础。“千乘之国”的出现，必然引起国家财政结构的变化。说“春秋战国”时代有一场财政革命，可以说毫不夸张。在这场革命中，君主不断扩大自己的财政权限，“财政专制主义”或者说“财政独裁”的原则逐渐确立。孔子则用“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原则来反对“财政专制主义”的倾向。本［研究］的主旨，在于分析周代封建财政主义与崛起的君主专制的财政主义的交锋，集中讨论的是社会经济史和国家财政结构的问题。其中所引述的史料未免有些繁复。对于在这方面没有耐心的读者，我不妨事先交代一下基本的结论。
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财政专制。理解君主专制的形成，就必须理解财政专制的形成。周礼的秩序中，本来蕴涵着丰富的宪政因子。当时周人的主要社会和政治形态是“邑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只向其君主提供有限的义务：君主可以利用“籍田”的方式，借民力而耕种自己直接控制的土地，在农闲之时与民共同狩猎，按一定的规定均分所获，比如大动物归公，小动物归私等等。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有限的赋税。君主的责任，是主持共同体的祭祀和军事行动，除了为这两项大事外，不得对国人加征。“使民以时”所反映的，一方面是当时国人对君主的义务是以力役和军事服务为主，一方面也反映了君主在这两方面都不得擅自动用民力的传统。另外，在邑共同体的四周，有大量“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属于公有，君主也不得独占。这一系列制度安排，限制了君主的权力。
那么，君主是如何突破这些限制、建立自己专制权力的财政基盘的呢？其手法无非有二：一是“料民”，即登记人口，确立固定的税额；一是将“山林川泽”等公有资源划为己有。“料民”等于在国人的传统义务之外加征赋税，触犯了社会的既得利益。在国人力量还十分强大、对君主权力尚有约束力时，这一政策并不易成功。《国语》中就说西周时宣王一意孤行地“料民”，为天下所恶，成为亡国之君之一。但是，君主垄断“山林川泽”的利益，阻力就小一些。这一来和国人的传统利益不直接碰撞：既不在国人拥有的土地上额外加征，又不要求国人贡献额外的力役；二来国王有较好的借口：外有敌人的威胁，需要财物整备军事。这样，从春秋开始，“山林川泽”的资源逐渐被开发，并且利益渐为君主所垄断。一旦君主垄断了这些资源，他就在与国人、贵族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于是，过去推行不动的“料民”，也可以以“编户齐民”的方式强制实行。国人与贵族对君主权力的扩张再无还手之力。
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历史经验看，残酷的军事竞争和“军事革命”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负担。那些主要依赖国内经济资源来应付这一财政挑战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使君主垄断了过多的财政权力，进而比较容易走向君主专制。相反，在那些君主无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财政动员的国家，君主只有依赖对外贸易和国际信贷来对付紧急的军事开支，在有求于人的条件下必须建立自己有借有还的财政信誉。这样，在这些国家（特别是英国）中，中世纪以来的宪政传统不仅没有被君权所破坏，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君主在国际信贷中所表现的财政责任，促成了包括股票市场等现代金融体制的发育，为现代的西方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国的历史没有走上这样的道路。其原因固然相当复杂，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以开发本国的农业资源为财政基础、在前所未有的军事竞争中展开“国家建设”，这无疑给君主专制的生成提供了异常便利的条件。因为上古的史料缺乏，我在下面的论述中先从解释《论语》的本文入手，讨论国家和军队的规模；然后再以追溯的方法，分析这种国家和军事扩张中的财政需求是怎么得当满足的，满足这一财政需求的制度后果又是什么。
“千乘之国”到底多大？
“道千乘之国” 中的“道”，有“导”的意思，即给国家提供一个发展的路向。如前所述，这个字应该解释的很实，就是给国家提供政治秩序之意。因为这里的主题涉及军事和财政，所以“国”是由数字来界定的，有计量化的倾向。有些人解释“千乘之国”的规模，说如果按每乘二十五人，四匹马，一辆战车来算，千乘之国当有两万五千规模的军队，几十万人口。是否如此？我们不妨认真分析一下史料中的线索。
许慎在言及古代（夏商周）之制时说“天子驾六，诸侯及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史记》亦说秦始皇“制乘六马”。《后汉书》则说“今帝者驾六，此自汉制，与古异耳”。1980年，在秦始皇陵局部试掘时，发现的两辆大型铜车马皆为四马驾一车。直到2002年，在洛阳东周遗迹考古挖掘中证实了 “天子驾六”的存在。可见许慎之言的正确。
不过，诸侯出战，恐怕不可能是每乘四马。据《论语正义》所集的解释：“《左隐元年传：杜注》：‘车曰乘，车驾焉。多用四。’故《仪礼：聘礼》注云：‘乘，四马也’。”这大概是就礼仪而言，指诸侯乘驾的马数。在战场上，战士多“士人”和“庶人”，大多恐怕是一马两马而已。我相信，这千乘之中，绝大部分是一马的战车。而一乘与人口的比例，古文献中有诸多提示。《论语》本身就提及的所谓“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按此提示，可推算出“千乘之国”有“万室”，或五万到十万人。这也就是说五十到一百人或者十室支持一乘。
即使以此估算，军事负担也实在是重到了不现实的地步。当时养马是非常贵的。《汉书：食货志》在描述西汉建国时的困局时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大意是连皇帝的御用马车都配不齐四匹同一种毛色的马，将相有的则只能乘牛车。这当然只反映了秦末连年战争后的经济凋蔽，但毕竟连最上层社会拥有马匹也非易事。考虑到从春秋末年以来由金属冶炼技术的普及和农业开发而带来的巨大经济发展，孔子生活的年代，经济发展水平比秦统一时肯定逊色不少，比秦末汉初也不可能好多少。说十家就能支持一乘，即使这一乘只用一匹马，恐怕也很困难，除非社会还保持着强大的游牧传统。
因此，我们要理解“千乘之国”，就必须对“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所描述的社会现实有一个近乎人情的解释。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非常之贵：因为要一身重甲，其坐骑必须十分高大雄壮才能载得动，马要特别培育。现代马术中欧洲那种高头大马，也是由此传统而来。支持一个最底层的骑士，大致需要四百英亩的土地，也就是二三百个足球场那么大。一千个骑士就需要四十万英亩！所以当时军队规模非常小。
春秋时代，要维持一辆打仗的战车，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如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是否能够连作而不需要休耕、乃至一驾战车的费用，都要计算才行。孔子时代的一乘和欧洲中世纪一个骑士的“造价”如何比较，我们没有数据。但所耗不薄是毫无疑问的。十室之家养一乘，自然很吃力了。
那么，“千室之邑，百乘之家”中的“室”是什么？以我猜想，这里的“室”恐怕指的是“国人”的家庭，或者某一特权阶层的家庭，总之是中高产的统治阶层。要知道，供应常备军，需要一整套财政税收机构，统一资源调配。这样的国家机器，是以后才形成的。当时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常备军，无非是“国人”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权利：在“国”有战事时，他们携带自备的武器出征。这样的武力垄断，一是说“国人”不准其他阶层（特别是被征服的人口）拥有武器，一是说只有家庭经济上达到他们这个社会阶层的水准的人，才有力量自备打仗的装备。在古希腊的雅典，能够参加步兵的公民，基本都属于中高产，能够置办得起一身重甲。这身重甲，是雅典城邦中社会地位的标志，不打仗时也悬挂在家中陈列炫耀。而雅典的人口，奴隶和公民的数量几乎相当。在公民中，绝大部分是不能充当重甲步兵的贫民。可见作为重甲步兵打仗的是那些特权阶层。
春秋时代“国人”在一“国”中的人口占多少，已经不可考。不过大概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打仗，或者只有他们才被计算成可靠的嫡系部队。所谓“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恐怕指的是提供兵源的“国人”户口规模和军队本身的规模。也就是说，在十户“国人”中，养的起一乘。至于在一户“国人”外，“国”中还有多少其他人口，就不得而知了。恐怕非“国人”的人口，要比“国人”这一统治阶层大得多。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打仗的战车和步兵的比例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从世界军事社会史的角度明确几个原则。
如上所述，置备战车本身，要求雄厚的财政实力。不具有剥夺他人经济资源的能力的阶层，是绝无可能有战车的。想象一下：当时既没有现在的柏油马路，也没有充气的轮胎。车轮是木制的，在土路上疾驰，已经颠簸不已；在战场上，则不得不在崎岖的地段反复冲撞；一次下来，车怕是要散了架，需要维修甚至重造。更不用说车上载的至少是甲士。要置办一身铠甲。所以，这一套车甲装备本身，就把许多人排除在军队之外。一般而言，武力在开始时总被少数人垄断。比如古希腊的重甲步兵，中世纪的骑士，在装备上排斥平民百姓。但是，后来武力扩大化，也就平民化了。比如中世纪后期，步兵就取代了骑兵，贵族无法垄断武力了。春秋时代，战争规模越来越扩大。扩大的一个前提，就是降低在装备上的门槛，降低每一个将士的“成本”，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参得起军”，或者国家“养得起兵”。可以想见，这样大众化的战争，规模更大，破坏力也更大。春秋时代，恐怕也是步兵崛起的时代，人不免有怀旧情绪。毕竟贵族驱车而战，卷入兵力很少，是上层阶层的游戏，看重荣誉，有一套礼法，比起平民战争的屠杀来，大概也确实有其优美之处。
《论语正义》所集各家的解释，对古代的兵制和财政体系讨论甚详，也可以拿来和我们上述的讨论相印证。其中的一家之说是《司马法》。据说“六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兵法，附穰苴于其中，凡一百五十篇，号《司马法》”。穰苴为春秋时的田穰苴，在齐景公是经晏婴推荐，为齐制军，留下了“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的名言，《史记》中亦有《司马穰苴列传》。可见他是孔子时代的军事专家。按照《司马法》：“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出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这里讲的“步”，是古代基本的长度计量单位，大致相当于正常人走两步的距离（一步曰“跬”），为六尺。百平方步为一亩。一百亩的土地授给一夫；三夫为一屋，是指一家三口人，一般包括夫妻二人和一个孩子。三家构成一井，十井则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以此算来，一成有三百家，九百口人，占有十平方里的耕地，出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由此说来，一成有三百家，九百口，三百个成年男劳力，出兵七十五人（甲士三步卒七十二），供应一乘革车，一成出一乘，“成”和“乘”在发音上也大致相同。这样的征兵比例，已经到了极限，所以才有“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之说。如此算来，千乘之国则是九十万人口。这在当时，已属大得出奇。顺便提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一个城邦拥有一千名士兵，大概类似这里的“千乘之国”吧；在《法律》中则设想五千。但亚里斯多德则认为五千这个数字，要求非常庞大的人口支持，使一个城邦大得不切实际。他当时已经意识到人口膨胀对资源的压力。(Aristotle: 2007-2008.)
古代的国家组织和技术都非常简单原始，当然不可能以如此整齐的数字来治国。况且其他文献还提供了其他数字，彼此冲突，争议不休。数字所反映的，怕更多是纸面上的政治想象力。不过，纸上谈兵时，其想象力也绝非和现实无关。说得太离谱，当时也就没有人信了。所以，这些数字到底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吉本道雅根据《左传》，对这种纸上谈兵的国家实力进行了精细的数量化研究。把春秋时各国在具体年份以乘计算的国力，列成下表：
春秋末年最大诸侯国的规模
乘数
国（年次）
4900
晋（昭五，公元前537）
4000
晋（昭十三，公元前529）
1000
晋（定九，公元前501，哀二十七，公元前468）、秦（昭元，公元前541）、鲁（襄十八，公元前555，昭八，公元前534）、莒（襄十八，公元前555）
800
晋（成二，公元前589），齐（哀十一，公元前484），鲁（哀七，公元前488，哀十三，公元前482）
700
晋（僖二十八，公元前632）、郑（襄二十五，公元前548）
600
楚（庄二十八，公元前666）、邾（哀七，公元前488）
500
秦（定五，公元前505）、卫（定九，公元前501）
460
宋（宣二，公元前607）
300
楚（僖二十七，公元前633）、齐（闵二，公元前660）、秦（僖三十三，公元前627）、鲁（定十，公元前500）
200
郑（隐元，公元前722）
据吉本道雅：101。
当然，《左传》所记的数字是不全的。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千乘之国”出现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下半期，晋国是当时第一大国，但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已经走下坡路。在公元前七世纪，最大的国是晋（公元前632年达到700乘）和楚（公元前666年到达600乘）。孔子于公元前551年生，公元前479 年去世，他所在的鲁国有千乘规模，还是在他出生前（公元前555年），在他五十岁左右时仅有300乘的实力，稍后恢复到800乘（公元前488年）。另外，除了晋在孔子青少年时代达到4900和4000乘的规模外，孔子进入中年后， “千乘之国”似乎是绝无仅有，若依据吉本道雅上面的表格，严格说来仅晋这一家合格。这恐怕是统计不全的结果，并非现实。那时的各国规模总在不断扩张，强国的规模不应该比晋国鼎盛期要小。在史料中我们能找到数千乘规模的国家存在的迹象，不过没有战国时代那样的“万乘之国”的证据。比如，《左传昭公元年》记“秦伯之弟鍼出奔晋”，“其车千乘”。在表中，吉本道雅把本年秦的势力归于千乘，显然不合情理。鍼有兵车千乘，尚要出奔，可见秦除了他以外，势力也一定比他的“千乘”有绝对优势，这才可能把他排挤走。当然，那是公元前541年的事情，孔子才十岁。另外，《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吹嘘自己的实力：“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这是公元前530年的事，其时孔子已经二十一、二岁了。这三个地方，是楚国以新兼并的土地所立之县，为楚王重要的财政资源。三县各有“千乘”的财政资源，一个楚国自然就更大了。可惜，这一常用的史料，也不在吉本道雅的统计之中，可见其统计多有欠缺之处。孔子这里谈“千乘之国”，自然应是个泛称，可以是一千多乘，也可以是数千乘，总之是他所知道的最大国家。这就好象在当今时代的人张口闭口“我要是执掌了美国应该如何”。孔子及其门徒每每这样说话，当然是非常自命不凡了。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甲士”和“步卒”的比例是一比二十四。显然“甲士”是社会精英，有备甲的家庭财政实力，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占人口少数的重甲步兵。不过这些“甲士”大概也是乘战车的。《论语正义》中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或谓《司马法》车乘法有两法：一云兵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贾公彦以士十人，徒二十人，为天子畿内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为畿外邦国法。此言千乘之国，是畿外邦国也。一乘车，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可见，士徒的比例，畿内比例达一比二，远比畿外的一比二十四为高。这大概说明，畿外引用了大量庶民参军，军事扩张加剧。而非贵族化的军队往往更先进，较少地采用战车，较多地运用步兵。另外，即使在畿外，一乘七十五人的兵力并不包括后勤人员，如果把后者加上，一乘则有百人。
关于步兵作为军事技术为什么更先进，《左传昭公元年》有一段记录：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1]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2]以什共車，[3]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4]五乘為三伍。[5]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6]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7]翟人笑之。[8]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此段可试译为：
晋国的中行穆子（也就是荀吴）在大原击败了以无终为首的狄人，其取胜的原因是重视步兵。在战前，魏舒说：“对方是步兵而我方是战车，又是在不便车的狭窄地段作战，以十人为单位替下一车，必胜。将敌人困于狭窄的战场上，则又创造了一个获胜的条件。所以我请求全改车兵为步兵，并从我开始。”于是大家都毁掉战车，排成步兵的行列，五乘车改为三个五人步兵小组。荀吴的一个宠幸不肯改成步卒，魏舒将他斩首示众。魏舒又排出五种阵法互相配合，两伍在前，五伍在后，一伍在右角，五十人为突前方阵，用以诱敌。狄人嘲笑他们。晋军则趁对方未摆开阵势就进攻，将敌人打得打败。
这段描写的，实际上是一场军事革命，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仅看译文也未必能了解。在世界军事史上，战车比骑兵和步兵都要落后，但改变起来却不容易。这里主要一个原因，是古代车服之制是社会阶层的标志，是一种“礼”。有权乘战车者，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而步卒则身份很低。另外，战车不是国家供应，而是自己备置，是一重要的家产，人们不可能轻弃。晋国的北境受狄人威胁。狄人不受中原礼法的约束，全为步兵。晋之将领面对生死存亡的危局，以效率为上，提出毁车为卒。提出此议的魏舒，知道会遇到阻力，所有主动提出自己带头，先毁了自己的车。但最高将领有个宠信之臣不肯毁车加入步兵，魏舒立即将之杀掉示众。这样才获得了胜利。
此战发生在公元前541年。上表显示，四年后，即公元前537年，晋国军力达到4900乘，比其他最大的国家也高出四、五倍，让人难以置信。我猜想，乘并不是指兵车的数量，而是一个军事单位，每乘代表一定数额的士兵。大概此战之后，尝到甜头的晋国格外注重发展步兵。如上所述，一个驾驭战车的士，必须有相当的财力置办装备。这就好比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买得起汽车的才能从军。这一经济资源上的限制，决定了军队规模不可能大。但一个步兵则便宜得多，贫困家庭也能够合格，这样就刺激了军事扩张。
中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就是起源于传统的骑士在城市步兵面前不堪一击。1346年在Crecy，英格兰的骑士就下马和步兵站在一起，一举击败了法国的重甲骑士。1470年代，瑞士长矛兵将勃艮第骑士军团打得大败，证明了步兵的绝对优势。但骑士不仅有军事意义，还是一种社会地位。许多骑士抵制变革，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有经历了一系列败仗后，才不得不在绝境中变革求生。（Geoffrey Parker, 1996: 69-70; 2004: 3-4; Hendrik Spruyt: 83-86; Brian M. Downing: 56-64.）上面晋与狄之战的故事，也说明了大致相同的过程。不过这种变革，不仅是军事变革，也会引发社会变革，因为贵族和平民都成了步兵，等级没有了。同时军事规模增大，最终向政府财政提出要求，引起财政革命。
[1] 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无终，北境群狄之中最大的部族之一。《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疏：《正义》曰：《释例：地名》以被戎、山戎、无终三名为一。北平有无终县，大原即大原郡晋阳县是也。计无终在大原以北三千许里。远就大原与晋战，不知何故也。盖与诸戎近晋者相率而共来也。崇，崇尚。
[2] 阨，《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注：地险不便车。
[3] 杜预：更增十人，以当一车之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据《六韬：均兵篇》，有平坦地作战法，则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有险阻隘道作战法，则一车当步卒四十人，四十人当一车。今魏舒之战法，则以十人当一车，盖此十人乃极精锐之兵，其地有狭小也。《管子：大匡篇》云：“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千人。”则似其时每车之徒兵亦十人。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行，步卒行列。襄三年《传》：“乱行于曲梁”，亦谓步卒之行列，非车陈。晋早有步兵，僖十年《传》有左行、右行，二十八年《传》又作“三行以御狄”。此盖先用车兵，故临时改车为徒；或晋因少狄祸，已弃三行。
[5] 同上，每乘三人，五乘十五人，改编为三个伍。伍乃战斗之最小组织。
[6] 徇(xùn)，宣示于众。《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杀颠颉以徇于师。”
[7] 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离通丽，附丽也。五陈即五种阵势。两、伍、专、参、偏皆为阵名。此步兵战法，其详已不可知。服虔引《司马法》谓“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乘为伍，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九乘为参，二十五乘为偏”云云，乃车战法，非《传》意。疑此五阵，乃诱敌之阵，其徒必少，或以徒卒之数为阵名。两者，两个伍，十人也；伍者，或一伍，或伍为五之伪，五人或二十五人也；专，独也，一也，即一伍，五人也；参，通三，三伍十五人也；偏，《司马法》及《周礼：小司徒》：百人为卒，宣十二年《传》谓卒为而偏，则偏五十人，杜《注》亦如此。则五阵不过百许人耳，故翟人笑之。不知其后尚有大兵，使敌困于阨，而后又克之。拒，方阵。
[8] 同上，翟同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