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考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

作者：山东大学    文章来源：山东考试网    点击数： 343    更新时间：2008-4-14    
摘要：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基础设施的投入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化在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在逐步升级。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由工业化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由低价工业化到高价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资金流程与资本形成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导致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挑战。通过政府体制、金融体系和财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资源配置方式，将是应对挑战、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
关键词：结构调整、城市化、资本形成、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尽管受到非典冲击，但GDP 高速增长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今年将一举突破七上八下的格局，预示着整个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景气周期。
1998年以来，国家通过积极财政经验看，社会保障支出是城市化后的最大支出。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自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推动力。双引擎的含义不仅是投资配置，更重要的是非农就业的双重配置，即工业化过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服务就业。当前的非农就业中服务业就业比重远要高于工业就业，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非农就业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
 
二、资金流程变化与资本形成
结构调整的成功源于资源配置的变革。与上述“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结构变化相对应，中国的资源配置（主要是资金流程以及资本形成）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银行资金流程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此前主要是财政）。1990年代后，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开始破产，银行坏账问题凸现出来；加上1992、93年形成的房地产泡沫，银行坏账问题非常严重。1997年后国家四大商业银行开始了严格的贷款管理，出现“惜贷”现象。资金向国家集中，商业银行把存款放到央行和购买国债，货币政策尽管通过连降利率来扩张，但实质上是紧缩的，即经验分类，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明显的两阶段，第一阶段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第二阶段，工业化稳定或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由经济服务化导致非农就业的比重上升所带动，未来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非农就业（郭克莎，2003及表3）。

注：①为中国和印度之外的低收入国家。②1997年数据为各国1990-1997年间最近年份的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相关年份、《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当同一年份的指标在不同年份的《世界发展指标》中的统计数据有差别时，经比较后一般使用最近年份的《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
资料来源：郭克莎（2003）。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看，在未来发展中一定要抓住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经济服务化机遇，加大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始终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唯一重要的目标和进步的标志，非农化就业不仅包含了工业化就业，更有城市中服务业就业。中国的体制改革并没有完成，投融资体制没有理顺，政府行为中依然存在着强烈的“投资冲动”，这会严重扭曲“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价格，也会使城市化的推进变得与非农就业目标背道而驰，对未来发展形成挑战。这体现在：1）“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会导致高成本，损害中国的比较优势，降低就业能力；2）政府干预下的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资金成本够低，短期内对于促进城市化、消费和产业升级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但资金价格的扭曲也会导致产业向资金过密化发展，损害就业；3）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一方面能带动产业高级化，但也可能高端直接向外需求，而低端反而扩充了中国产业中需要调整的传统产能，导致低水平的再次重复建设。
2003年第一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快的是“圈地”的投资，增长高达三位数，并出现了地方政府大规模建镇和造市运动，拉开了未来挑战的序幕。
 
1%26#46;城市化中的高成本挑战
（1）高价的房地产批发和廉价工业用地。
城市化带动的是城市居民的住房购买和政府配套的基础设施投入，土地是城市化最为核心的要素。当前，土地批租成为地方政府“筹资”的本钱。政府通过房地产土地的出让，获得城市化的资金，土地价格居高不下。与之相对的，是廉价工业化用地。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一味强调低价工业化，即通过低价征用农地进行扩大手上的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土地征用进行工业用地建设，在到处引资的压力下，工业用地只能廉价化，而廉价工业用地的代价是地方政府进行土地开发补贴，削弱地方的财政实力。
地方政府强调低价工业化的做法实际上是没有意识到从工业化到城市化这样一个发展规律，特别是忽视了城市本身就能提供巨大的非农就业。在财政不富裕的情况下，不致力于发展城市服务化功能和城市的就业，而过度开发工业区，这对于很多地区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尤其是沿海地区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重新规划发展的道路，逐步从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转向服务带动城市化，实现中国加工产业从沿海向内地的转移和沿海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实现劳动力在工业化和城市服务业中的双重配置。
（2）城市劳动力福利的“高成本”和运营中的高税收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运营的公共支出不断加大，提高税收是必然的，同时需要附加在劳动力的成本上。在我国，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保险福利费用总额相当于工资总额的比重，1984年（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前）为22%26#46;7%，1986年（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为25%26#46;3%，1994年为29%26#46;4%，按现在基本医疗保障改革和养老保障改革来看，社会福利已经达到了40%强（参见表4）。从发展趋势看，企业的社会保险福利负担将进一步加重，而且项目也将越来越多，现在又在准备征收全部企业的失业保险，另外将社会保险纳入到税收体系上征收，基数也要逐年提高，福利成本提高是必然的。

城市运营的税收随着城市化的步伐将不断提高，这也是近年来税收增长快于GDP 增长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名义税率一直是很高的，但由于农村工业化发展时，乡镇政府不需要庞大税收，税收优惠是普遍现象，实际税率很低，但近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的发展，公共支出比重越来越大，不仅税收收入增长快于GDP ，而且准税收的社会福利保障的费用正式开征，企业的税收和福利负担加重，这将影响到工业竞争力，必然会引起中国资源的重新分配，发达省份的工业化面临再次的转移。尽管发达省份的中心城市通过“廉价工业用地”和“税收返还”等方式希望继续保住和继续拓展其工业，但实质上从进一步发展的经验看效率是很低的。欠发达和次发达地区的政府也为卖土地所激动，加大了城市化的发展力度，炒高地价，无形中损耗了其低价的竞争优势，影响了产业的吸收。
城市化贯穿的主线是非农就业，城市以更为集中的土地开发，并通过服务扩大就业，发挥城市功能，将城市化高成本的挑战转化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中国城市化发展由于缺少自我发展格局的调整，过度强调低价工业化竞争，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和大量资源损耗。
2、资本形成来源与渠道的挑战
我们利用央行提供的资金流量表，对资本形成的不同部门来源和渠道进行分析。
从央行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可以看出（见表5），1997年后融资比重一直在下降，主要是企业的融资热情很低，经济增长乏力。2001年企业融资开始止跌，2002年开始持续回升，投资活跃。资金流程伴随经济流程的调整也有重大变化。从融资主体看，（1）政府融资比重加大，这是积极财政经验表明，城市发展的规律是独立于工业发展的，城市发展的道路是服务，只有通过深化服务才能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否则随着地价上升，企业的营运本上升，产业转移是必然的。中国当前很多发达的中心城市仍然拼命地通过补贴发展“工业园区”，对提升服务业品质投入不足，这是需要扭转的偏向。
国家这几年放松了第三产业的管制，大量非公企业的投资热潮，极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服务业要向高附加值的深化发展与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教育是服务业深化发展的关键。城市发展应加大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而不应重复“同构的工业化”。
（3）完善金融体系，通过间接杠杆调整货币政策。
配合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因为正如前述分析，金融体系是提高资本形成规模和效率的关键元素。
金融体系的完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资本市场，将其居于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最主要渠道，这包括股权和债券融资以及资金配置。在证券市场中，债券市场是发展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债是发展的核心。二是体制改革，推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将坏账逐步剥离后上市，改变银行体制，同时加大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而股票市场的问题是“国有股”的体制改革，增量改革是比较可取的方法。三是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不仅仅是银行体制，证券市场也应该建立起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只有金融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才能提高资本形成的效率，资金的价格才能合理地反映出其稀缺程度，否则要素价格的扭曲，会导致资源的误配置（misallocation ）。
在货币操作上注意运用间接手段，目前运用间接杠杆的条件基本成熟。1998年后中长期贷款均开始抵押，如个人抵押贷款、房地产开发的抵押贷款和基础设施的收费权抵押贷款，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非常成功的方面，形成了贷款抵押比例调节的手段，其调整是非常迅速和有效的。另一个就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和公开市场操作的改革。通过这些市场方式调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将比较平稳。
（4）实行税制改革，促进资本形成与产业升级。
出口退税制一直是中国刺激出口、扩大外需的一个成功手段。不过，出口退税也带来一定的财政负担。今年出口退税的欠款已达到2500亿左右，负担过重。去年以来美元贬值，提高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应该是逐步减少出口退税的好时机。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以城市化为带动的景气周期，给以消费带动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特别是机械装备工业的升级。从现阶段发展看，重振中国内需，特别是装备工业产业升级需要税收上的激励；另外，现阶段出口主要是制成品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升级也需要增值税的改革。
因此，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应逐步从“出口退税”激励，转向“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减税方案。当前的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不能抵税，而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就只对增值部分征税，所有购进价值（包括投资品）都可以抵税。这种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化，将直接刺激国内企业的更新改造，扩大投资，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带动工业产业的全面发展（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00）。从财政改革看，由于所得税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流转税的改革时机。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到消费型增值税尽管每年会减少国家税收500-600亿，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长远看，这样的税制改革，可以促进资本形成与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为结构变革与长期增长提供了可能。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处在一个增长周期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其发展的两大引擎，资金流程的变化是有利于增长的，通过进一步政府、金融体系和财税改革必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和非农就业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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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2003，“长江边的中国（纲要）”，《参阅文稿》2003年2月21日；贾康、白景明，2002，《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经济研究》2002年2期；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经济研究》1998年9期；2）《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经济研究》1999年3期；3）《寻求更有效的财政政策》，《经济研究》2000年3期；刘树成等，2002：《中国经济走势分析（1998-2002）》，《经济研究》2002年4期；刘霞辉，2002：《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研究》2002年4期；李治国、唐国兴，2003，《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给予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3期；钱纳里等，1986：《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世界银行：《2002年的中国》，财政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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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2002，《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注释:
[1]本文为“经济增长前沿课题”，受社科院重点课题资金资助，课题负责人张平，本报告执笔人张平、张晓晶，报告参与讨论的有刘树成、赵志君、刘霞辉、常欣、汪红驹、栾存存、杨春学、赵农、王诚、魏众。
[2]增长加速时期是指人均GDP 超过1000美元后，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进入“增长加速”，详见钱纳里等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p3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