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战俘：“永远不忘中国政府的恩情！”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中印之战场面

印方官员在战争前线
1962年11月中旬，中印边界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在进行中，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英语系（毕业班）20名学生在2名老师带领下赴西藏协助俘管工作，于1963年6月初完成任务后返回学校。笔者以学生身份参加了俘管工作。
我们从昌都前往扎拉时，车子过然乌，不时地看到公路边上，有零星的战士走着，棉裤上总是有白块，颜色雪白，有手掌或鞋底大小。车子越往前方开进，裤子上带有白块的军人越来越多。我们猜不透那白块是什么东西。在扎拉营地下车后，才恍然大悟:这是战士身上的新棉裤被划破了，露出雪白的棉花！———在藏南山区行军作战抓俘虏，战士们常在荆棘丛中穿行，新棉裤被刺划破，留下这种印记。
11月30日下午，我们到达扎拉收容所。公路一侧的场地上正在进行文艺慰问演出。战士们队列齐整，垫着背包席地而坐，观赏节目。舞台上文艺战士在演出；舞台下观众当中，这里那里散落着几位女战士。她们半蹲着，低头忙碌着。我们站在场子边沿，定睛瞧瞧，才发现她们是在给战士们缝补身上的破裤子。缝补好一条裤子，再搜寻下一条破裤子缝补。
我们同接待人员聊天，首先打听印军战斗力怎样，打仗行不行。接待的人说，印度兵不行。印度兵打不过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又打不过我们。“可惜，我们晚了一步！”我们包围了敌人司令部，司令官考尔准将来不及坐上专用直升飞机飞走，就翻山越岭落荒而逃，直升飞机被我们缴获。但是，印军有一些老兵，打枪很准。我们的重机枪手牺牲不少。他们的子弹从机枪护板中间的两指宽的观察孔打进来，把我们的机枪手打死。（据资料，所说“印军打不过国民党军”，是出于误解。这两支军队没有交过手。二战中，国民党部分远征军曾经在日军压迫下退入印度休整，待命反攻日军，当时他们与印军是盟军。1949年，在人民解放军追击下，部分国民党溃军窜入缅甸等国，他们打败了当地土邦武装，而不是印军。）
我们到达后，每天都有印军俘虏被解到营地来，一直到12月中旬，俘虏才算到齐，也就是说，边界冲突中被打散的印军官兵，到这时，能搜寻到的都被搜寻到了。
印军官兵从藏匿地点被搜出之时起，便开始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世所罕见的仁义之师。
进入收容所以后，印俘进一步体会到我军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生活上接近，广播，书刊，电影
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我军严格执行宽俘政策，不打不骂不虐待，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有病治疗。伙食上大体按照我军自己的标准供给。我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我军值班人员半夜查铺，为俘虏掖被头。中国警卫战士为了俘虏能展开体育活动，在林子中开出场地，树篮球架。战士们因陋就简，拆伪装网的绳子编织排球网。直至在溪流滩地上平整出大块运动场，供俘虏开运动会之用。一天，前沿哨所送来一个印俘，是半夜从营地出逃被潜伏哨抓获的。队长开导几句，把他送回所属的班，不打不骂不侮辱不关禁闭，就像没事一样。
在俘虏营地，我们官兵平等，我们干部和工作人员对俘虏同样平等相待，俘虏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个别俘虏表示担心，对我们的人说，你们官兵平等，暂时有好处，但从长远看，是要吃苦头的。
安顿下来后，也发生一桩俘虏闹事事件。
五队集中了尼泊尔籍印俘，少数人闹绝食。他们对伙食不满，说粉条做的菜不好吃。队干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风波却意外地迅速得到平息。———原来，一位尼籍印俘兵，将队里有人闹事告诉了他的叔叔，他叔叔是印俘尼籍少校，住在另一处校官俘虏营地，来五队看望侄子。少校闻言，便让侄子带着来到队部，向队长提出要求，请队长把绝食士兵召集在一起，由他训话开导。队长没有表示可否。少校便让侄子将闹事的尼泊尔人叫来，厉声斥责，说当了俘虏，有吃有住，还起哄，太糊涂。少校谈到他在二战中当日本人俘虏的悲惨经历，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宽厚待遇进行比较，痛斥日军的残暴，赞美我军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一顿训，绝食的人老实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人闹事。
印俘士兵爱打架，收容所当局想方设法予以劝止。这也给他们留下印象。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营部学习，隐隐听见远处传来嗷嗷叫声，有人说俘虏在打架了。大家奔出帐篷向叫声传来的地方快步走去。五队营地里乱哄哄的，情绪激动的人群冲着篱笆外吼叫，篱笆外是头上包着大头巾的锡克族印俘。锡克族人一边叫骂着，挥舞着拳头，一边要往里冲。然后，听见哨子吹响，篱笆内外双方队长高叫“集合”。尼泊尔人和锡克人各自迅速排成队列。队长开始训话:“你们要打架，能达到什么目的？打伤了人怎么办？大家讨论讨论。”翻译用英语翻译。———发生群众性冲突事件，吹哨集合，是迅速使局面得到控制的有效办法。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锡克人在尼泊尔人帐篷区篱笆外玩排球。排球有时落在尼泊尔人晾着被子的篱笆上。尼泊尔人抗议。锡克人不听，照打不误。一次，排球落入围篱内，两个锡克人进入围篱捡球，和尼泊尔人争吵起来，一人被尼泊尔人打倒在地。于是，他俩在围篱外的同伴们要冲进去。
 
印俘打篮球时，也常挥拳瞪眼。于是，各队之间赛球，双方队长们专门开会研究防止比赛时打架的办法。办法是:在全队反复动员，要求球员和观众牢牢记住不许打架；选派几个身材高大魁梧又有威望的印俘军士专门负责纠察，比赛进行时，这些军士纠察员在球场边守候，随时准备进入场子把争吵双方拉开；事故苗头发生时，中国队长上场担任裁判，替换下原来的俘虏裁判；比赛中看到场上有球员情绪不对头，就立即吹哨换人。有一次球赛后，一个俘虏主动对我们说，“赛球时我看到我们队输了，就想打人。我捡起一块石头，拿在手里。但是，看看场子上别的人，想起了队长的话，我又把石头扔了。”
我军管理人员坚决执行宽俘政策的优良作风，印俘深受感动。同时又感到不能理解。有一天四队俘虏班长甘昌德喜孜孜地对译员说:“我知道了，你们待我们这样好，是因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译员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有三大纪律？”他说，“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他说的是文娱室里一本英文版的剧本《万水千山》。甘昌德说，他把这个发现同队里的俘虏说了。这个甘昌德，从此表现更加积极，配合管理工作更加主动。
印俘对我们态度开始转变，除了我们主动与他们接近外，广播、书刊和电影对他们的影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收容所及时录制转播我国政府关于中印关系政策的声明，有关的时事新闻报道和重要文章，这些，有助于揭破尼赫鲁政府在此问题上关于中国的不实宣传，使俘虏能正确认识两国交恶和发生边界武装冲突的真相。这是印俘对我消除敌意，化敌为友的政治思想基础。
有一个广播，是关于我方的声明，声明批驳印方歪曲事实，说我方向印度交还给印方的军用物资是破烂货，交还是为了宣传。———我军在冲突中缴获的印军武器装备包括2千余枝机步枪，2万发炮弹，200万发子弹，116辆汽车以及两架飞机。我方声明指出，交还给印方的大部分武器装备是完好的，交还前我方都认真做了擦拭，汽车油箱都灌满了油。俘虏们听了广播后，表现尴尬，一脸苦相，几乎没有人愿意谈看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个广播，是关于释放印军俘虏的声明，在俘虏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注:在这个声明之前，1962年11月21日零时我方声明，从22日起，我军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接着，周恩来总理再次致信尼赫鲁总理，宣布从12月1日起，我军从中印边境全线后撤，撤到1959年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的一边20公里以外的地方）。
每个俘虏中队都设有专用的文娱帐篷，俘虏可以借到篮排球、羽毛球、扑克牌、象棋（中国象棋，由管理人员教他们下）、跳棋等；有各种书刊可供阅读，如，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中印边界问题的小册子，外国作家如美国女作家斯特朗写的西藏印象记一类，时事、文艺类书刊，还有人民画报和连环画（小人书）等。这些书刊都是英文和印文版的，陈放在粗制白木板大桌子上。印俘可以随便拿出去阅读。
俘虏听时事广播的场地，也是电影场，我方俘管人员每周专门给俘虏放映两场电影，偶尔三场。
 
 
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的优秀影片几乎都放映了。放映前，译员用英文和印文作故事简介。电影《白毛女》在战俘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人说，他在印度时就知道中国有个白毛女。不少人是一边看一边流泪。有一个人说，“当我看到喜儿怀孕，生孩子时，我哭了。这是真的，上帝作证。”一位尼籍俘虏说，在尼泊尔也有地主强迫农民摁指印，霸占穷人的财产和女儿，正如黄世仁一样。《洪湖赤卫队》是部新片，艺术感染力很强，因为有韩英坐牢的情节，俘管部门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为避免俘虏可能触景生情，最终没有放映。我们还放映了印度影片《流浪者之歌》，俘虏看后说，中国拷贝删掉了不少东西，如那个主角罗密士和从前的女友结婚的场面，以及他开枪打死茶厂正副经理等情节不见了。电影组长老徐解释说:按照国际惯例进口片子时我们不能删；可能是我们要求印方减少长度，印方将原来3小时的片子剪成我们要求的2小时，才弄成这个样子的。
生活上接近，以及书刊、广播和电影，有助于转变俘虏对我方的看法，密切管俘双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