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西游

[煮酒说水浒 / 沈家仁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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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水浒》乃天下第一奇书，它再现了北宋末年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画卷和梁山泊众英雄谱就的悲情壮歌。其构思之新奇、语言之精粹、内容之丰富、人物之众多、气魄之恢弘、影响之深远，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水浒》历来备受文人关注，李贽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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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章 专家推荐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7 本章字数:1278
《水浒》乃天下第一奇书，它再现了北宋末年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画卷和梁山泊众英雄谱就的悲情壮歌。其构思之新奇、语言之精粹、内容之丰富、人物之众多、气魄之恢弘、影响之深远，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水浒》历来备受文人关注，李贽称之为“宇宙内五大文章”之一，金圣叹称之为“六大才子书”，是一部堪比史家绝唱的鸿篇巨制，“《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到了现代，《水浒》研究的方向和角度趋于多元化，全国性的中国《水浒》学会和各省地区性的水浒研究组织也纷纷成立。本书的作者沈家仁、沈忱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对《水浒》的研究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细心钻研，这部包含了父子两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煮酒说水浒》终于面世。这本书不是通常的导读、点评，更不仅仅是名著名篇赏析。通览全书，该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权威性。作者之一的沈家仁，身为中国《水浒》协会理事，1978年就开始发表关于《水浒》的短文，散见于全国数十家报刊上，其中《南昌晚报》、《南宁晚报》、《贵阳晚报》曾开辟专栏刊载其水浒文章。短文《〈水浒〉人物知多少》曾被《文学报》、《羊城晚报》等二十多家报刊转载，在《水浒》研究界引起巨大的轰动。其子沈忱自幼受父亲影响，1983年开始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发表历史、古典文学文章，至今已二十余年。基于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两人在著作该书时能信手拈来，从各个方面对《水浒》进行剖析，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品经典，以小说论文化，以文化谈社会。穿透民间流传迷雾，还原《水浒》创作真相。该书集两位学者二十多年来研究《水浒》之大成，代表了当今《水浒》研究的趋势。
其次，该书集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于一体，熔新奇、乐趣于一炉。从人物、艺术、语言等多个方面对《水浒》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视和分析，不但将《水浒》中的人物进行了仔细的统计，而且进行了分门别类，极大地方便了广大读者。李逵的真与假、王婆的“茶”、李忠的“啬”、石秀的“狠”、杨雄的“软”……通过作者生动的诠释，读者思绪将会穿越时空，走到施耐庵所塑造的一个刚毅而不失细腻、血性而不乏柔情的世界。
第三，作者学识渊博，论证广征博引，信手拈来。不但使普通读者收益匪浅，对于专业学者也有借鉴作用。作者文风朴实，笔调轻松，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又避免了一般学术著作的枯涩之气。作者以简洁明快之笔触，摹画出一个真实的《水浒》，让人在阅读之时备感耳目一新而无丝毫艰辛晦涩之感。
第四，该书绝大部分文章均采用一事一议的写法，生动风趣，同时又紧扣《水浒传》的本体研究，尽量避免以前很多学者探讨较多而又使普通读者难以接受和晦涩难懂的主题。全书行文简洁明快，雅俗共赏，这也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古典文学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此书的出版无疑将对“水学”的研究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何黎萍
正文 第二章 开卷解谜1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7 本章字数:4396
《水浒》作者之谜
《水浒》的作者是谁？凡是接触过《水浒》的人，都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施耐庵，或曰施耐庵、罗贯中合著。可奇怪的是，施耐庵这位主要作者的名字却不见于正史。任何一本介绍《水浒》的书（包括文学史），在谈到施耐庵时，不是说“生平不详”，就是说“目前我们知道的不多”，或曰“缺乏可靠的记载”，等等。但是另一方面，现存的其他资料又是五花八门。所以，历代学者见解纷纭，《水浒》作者到底是谁，至今尚无定论。
正因为《水浒》作者是谁还是个谜，目前谜面答案就有多种：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本无施耐庵其人，古来《水浒》署名为施耐庵著，乃他人托名。胡适先生说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是明代中叶一位文学大家的假名（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水浒》原为简本，明代有人演绎为繁本，遂托名施耐庵。谁托名？又有两种意见：《水浒》成书先后经历三百余年，它由民间流传、说书艺人及杂剧作者创作、文人加工而成，它是“经过很多人、很长时期、很多次修改才完成的”。“是世世代代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这就是说，《水浒》是由集体创作而托名施耐庵刊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施耐庵是明代官僚政客、武定侯郭勋的托名，这是因为嘉靖年间郭勋的刻本，是《水浒》最早的版本。
另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作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这是因为现存古本《水浒》的作者大都是这样写的：“钱塘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还有一种说法是前七十回为施耐庵所写，后五十回为罗贯中续作。
1982年罗尔纲先生在《水浒真义考》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新见解：《水浒》的作者是罗贯中。又有人将《三国演义》和《水浒》对比研究，认为刘备像宋江、张飞像李逵、诸葛亮像吴用等等，故此二书同出一人之笔。
前几年在江苏省兴化县找到一份施耐庵家谱，或许说明施耐庵是有其人的，是兴化人。而古本《水浒》上又说“钱塘施耐庵”，钱塘是今天的杭州，那么，施耐庵就应该是浙江杭州人；还有人认为他是江苏大丰县人。正因为籍贯分歧，论者相互抵牾，互难成立，所以这又是一个谜。
然而在民间，特别是在江苏苏州、兴化一带，有关施耐庵的传说特别多。说施耐庵是苏州人，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后裔，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三十六岁进京应试，得中辛未榜进士，并结识了同榜得中的刘伯温，两人相处投契。后施耐庵调任钱塘县尹，由于不愿意昧心事权贵，两年后愤然辞官，回到故里开学馆教书，并开始创作梁山故事。刘伯温当了朱元璋的军师后，多次邀请施耐庵出来协助朱元璋。为了避开朱元璋的纠缠，完成自己写书的夙愿，施耐庵又搬到地方偏僻、交通不便的兴化隐居著书。元至正二十八年，施耐庵写完《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很快被传抄到社会上去。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冬，抄本传到朱元璋手中。朱元璋因多次邀请施耐庵出山不从，看了《江湖豪客传》后很生气，当即批示：“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贻患。”施耐庵因而被捕入狱。由于刘伯温多方周旋，施耐庵才免于一死。但一年多的牢狱生活，使他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回归途中又染疾病，只得暂住淮安。明洪武三年春病逝于淮安，终年七十五岁。施耐庵死后，其弟子罗贯中将施耐庵的遗作加以整理、增删成书出版。故后人曰：《水浒》是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
《水浒》续书种种
与《红楼梦》一样，《水浒》自问世以来续书纷纭，人们以各自的好恶增补这部名著。其中，有的续书写得很是不错，也算是“流芳千古”。
续书中的佳作要数明代陈忱的《水浒后传》。全书四十回，主要描写了宋江、吴用死后，其余幸存者在北宋朝廷的压迫和外族侵略下再度起义，一部分随混江龙李俊出海，一部分参加了抗金斗争，失败后，也都出海与李俊会合，据暹罗（即今泰国）称王、为官。小说继承原作中好汉们不畏强暴，为民伸张正义，敢于斗争的传统，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主义，同时还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农民起义的同情。《水浒后传》里的人物，大都保持了原作原有的性格和面貌，语言也通俗流畅。
续书中的内容和原作截然不同的是清代俞万春的《荡寇志》及清代介石逸叟的《宣和谱》。《宣和谱》又名《翻水浒》，顾名思义，即推翻《水浒》，共二十回。主要写《水浒》中曾出现、但没参加梁山起义或与梁山好汉作对的人，如王进、栾廷玉、扈成等人。这些人被描述成响应朝廷号召的义士，他们自愿组织起一支武装，最后围剿梁山泊，杀尽水浒英雄。《荡寇志》又叫《结水浒》，是以《宣和谱》为蓝本发挥而成，意为“扫荡梁山贼寇记事”。全书七十回（附结子一回）。小说从原作排座次后写起，到朝廷派三路大军与地方武装一起荡平梁山贼寇为止。作者在小说中针锋相对地制造出一些能制服梁山好汉的官员、能人。比如梁山上有个神行太保戴宗，他就制造出了一个比戴宗走得更快、施法时脚踏风火轮的康捷；梁山上有打虎英雄武松，他就写了一个比武松还勇猛，能打死独角神兽的唐猛。反正他制造出的官员、能人，总比梁山某某好汉厉害得多，于是梁山好汉个个都惨死在他们手下。在我国小说史上，《荡寇志》可算是翻案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当然，《荡寇志》在人物塑造、行文布局、造语设景上都有可取之处。鲁迅先生曾评之曰：“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此外续书还有：清代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全书四十五回，写宋江、卢俊义死后，在南宋初年又转世为杨么、王魔，在湖南洞庭湖仿效梁山好汉起义的故事。小说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歌颂了农民起义战斗不息的精神。但小说中的迷信、宿命的东西比较多，结构也比较松散。1986年年初，全国各报报道，有一部“湮没三百余年的古本《水浒》重见天日”。据专家们考证，这本书是梅寄鹤伪托施耐庵著的。此书前七十回为全本，后五十回为梅氏续书。全书歌颂了起义军的英雄气概，也弥补了原作中的缺漏，布局前后呼应，情节连贯吻合，均可看出续书者的水平。1933年出版的程善之著《残水浒》共十六回。此书写梁山一百零八将因其出身不同，最后分为几个派系，派系之间互相残杀。最后官兵进行围剿时，投降的投降，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结果以宋江被戮、梁山终被消灭告终。这是继《荡寇志》后出现的另外一部翻案的续书。1938年出版的姜鸿飞著《水浒中传》共三十回，上接金本《水浒》，下连陈忱《水浒后传》，是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后五十回的修改本。今人褚同庆花费四十余年写成的《水浒新传》共一百七十回，作者不满悲剧结局，仅保留原作三十九回，改写四十回，新增九十一回，也是一部较为有趣的读本。解放前还出版了几部续书，如张青山的《水浒拾遗》、谷斯范的《新水浒》、张恨水的《水浒新传》、刘盛亚的《水浒外传》。解放后也出了一些续书，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有趣的《水浒》外译本
《水浒》在国内可谓是妇孺皆知、为世人所喜闻乐见的长篇小说了。在国外，它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最为喜爱的作品之一。《水浒》现已翻译成英、法、德、意、俄、匈牙利、捷克、波兰、朝鲜、越南、日本、印尼及拉丁文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水浒》传到外国，最早是日本。据日本汉学家白木直也先生《水浒的传日与文简本》一文中载：“十七世纪的后半叶，《水浒》得以传来为日人所见。”1728年，日本江户时期就翻刻了由李卓吾先生评点的《忠义水浒》中的二十回书。1757年冈岛寇山依据李卓吾评点的百回本《忠义水浒》改编成《通俗忠义水浒》七十卷。以后陆陆续续又有二十余种，其中以前进座剧团翻译、改编成的话剧《水浒》及《续水浒》最为成功。它比较忠于原著，为日本人民所称道。但也有一些译本为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歪曲了书中的人物形象，如把林冲和扈三娘写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人，矮脚虎王英倒成了情场上的失败者。据悉，日本保存了多种版本的《水浒》，甚至其中若干在国内早已失传的版本，在日本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在西方，则以法文译本为最早。由法国汉学家巴赞翻译、题名为《水浒摘译》，在巴黎1850年第五十七期《亚洲杂志》上就发表了。到了1883年，意大利也出现了《水浒》的意文译本。译者是意大利人安德拉斯。他节译了鲁智深的故事，取名为《佛牙记》，在米兰出版。到了二十世纪初，德国人又把《佛牙记》译成德文出版，书名又改为《鲁达上山始末记》。而另一个意大利人安德烈奥吉又把《水浒》中杨雄、石秀、裴如海和潘巧云的故事翻译成书，取名为《菩萨的人》。
到了1927年，柏林出版了一本专门说武松的译本，名为《强盗与兵》。译者是爱林斯达。这位译者并不懂汉语，他仅根据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口述整理，又进行了大胆的加工，结果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把李逵的故事错安在武松的身上，变成了戴宗神行法整武松，武松还会摇头晃脑吟诵白居易的诗，等等，就是这么一本书，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在伦敦一家杂志上连载，书名又改为《一个中国巨人的历险记》。《水浒》的德文译本是最多的，书名五花八门非常有趣：节译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为《圣洁的寺院》；节译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译名为《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另外还有《黄泥冈的袭击》、《强盗们设置的圈套》，内容是晁盖、吴用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西方最早的七十回《水浒》译本是德文版，题名是《强盗与士兵》和法文译本《中国的勇士们》。一百二十回本《水浒》有英文版的《梁山泊的强盗》、意大利文版的《匪徒》等。西方的这些译本，特别是节选本大都不完整，不太忠于原著，但也有颇受欧洲人喜爱的。
《水浒》在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流传也较早。在十七世纪的李朝时期，朝鲜就翻译了《水浒》，还配编了一本《水浒小说语汇解》。越南前主席胡志明主席就是个水浒爱好者。五十年代初就有根据七十回本《水浒》译本的六十七回本越文《水浒》。印度尼西亚也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其《星期新闻一周刊》上连载《水浒》故事的，连载的书名为《梁山一百零八名英雄》。
《水浒》的外译本众多，译得比较好的要数1933年美国出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译者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泼尔。西登斯屈里克。布克。她自幼来中国，与中国老师谈中文经典，精通中国文字，熟悉中国社会。她还取了个中国名字：赛珍珠。她根据金圣叹的七十回本翻译《水浒》，比较准确、生动、忠于原著。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给姚克的信》）可见其译本之成功。
因赛珍珠的译本是用英文译成，又较忠于原著，故很快又传遍欧洲，使欧洲也有了比较完整、可靠的译本。
正文 第二章 开卷解谜2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7 本章字数:5611
《水浒》人物知多少
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塑造人物最多的恐怕要数《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及《水浒》了。据《中国文学史》及其他资料记载：《三国演义》写了1183人，《西游记》写了四百多人，《红楼梦》写了975人，惟独《水浒》写了多少人，这些资料大多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有的说大约四百多人，有的又说六百人以上，这两者差距又如此之大，如果仅仅解释为误差，很难说得过去。
《水浒》人物到底有多少？1981年，我曾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进行了全面、仔细地阅读，并做了详细的记录。在人物方面，我记录了每一回出场的人物及书中点到但未出场的人物。除去丫鬟、士兵、喽啰等“龙套”外，最后的统计结果是：有名有姓的人物577个；有姓无名的人物99个；有名无姓的人物9个；无名无姓，但对故事情节发展有一定作用的人物40个。加起来一共写了出场人物725人，另外书中提到但未出场的人物还有一百零二人，总共为827人。
在出场的725人中，男人有665个，妇女有60个。这725人如按其职业划分的话：官员88人，小吏56人，士兵4人，地主（包括土豪、富户）67人，知识分子5人，艺人13人，僧道20人，奴仆14人，百姓58人，少数民族（包括辽国上下）74人，手工匠15人，娼妓4人，农民41人，绿林好汉33人，商贩30人，其他起义军203人。这些人物在书中大多有份小传，少则三言两语，多则洋洋万言（如武松的传多至十回书），使其有血有肉，性格鲜明。
正文写到此应该说已基本结束。但有一点说明、一点补充不得不啰唆几句。一点说明是原文付梓时，我写道“一共写了出场人物685人”，而今文却出现了出场人物725人，整整多出40人。这40人是原文中没有加上的无名无姓的人物。重写此文时，我翻阅当年的记录，又翻读了《水浒全传》的有关章回，觉得这无名无姓的40人非补上不可。比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回中的店小二就是个无名无姓的人物。此人虽无名无姓，但在此一回书中绝非可有可无。书中写到他的文字前后仅二百来字，分为接待鲁达，阻拦金老父女，遭鲁达痛打，报信未果及目睹拳打镇关西五处。字不多，但一个恃强凌弱、不知好歹，但又胆小怕事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比如“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一回中的吃面老人，就人物形象而言，他没有前面说的店小二那么活脱鲜明，但对情节的发展、所产生的喜剧效果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水浒》人物趣谈
一部《水浒》，洋洋百万言，写了从宋徽宗即位、高俅发迹到宋徽宗梦游梁山泊、蓼儿洼前后25年之事，光出场人物就有725人之多。这么多人物一定有趣事可写，看我慢慢展示开来。全书第一个出场的是宋仁宗，他派人请张天师祈禳瘟疫，最后一个露面的是为鲁智深坐化点火的六和寺大惠禅师。第一个出场的水浒英雄是九纹龙史进，最后一个上梁山的好汉是兽医皇甫端。
全书出场次数最多的是宋江，从第十八回私放晁盖开始至第一百二十回饮“御酒”身亡为止，全书有七十回记载了他的行踪，把宋江这个出身小吏，熟知法度、同情晁盖等人，不敢造反却不得已造了反，造反后又求招安，最后惨遭毒害的形象，写得真实、有血有肉。水浒英雄中出场最少的是神算子蒋敬。记载有他的仅两回书。一是第四十一回黄门山下投宋江；另一回是第一百二十回，不愿为官，回归故里为民。武松的出场次数虽不及宋江，但他的传最集中、最长。从第二十回他在柴进庄会宋江开始，作者接连写了他打虎、遇兄、杀嫂、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醉打孔亮、上二龙山等十回书，共十万余字，把武松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奋不顾身、知恩必报的性格写得可爱可敬。
从《水浒》的回目看，林冲应该是第一个上梁山的。其实不然，梁山的开山大王应是王伦、杜迁。王伦因心地狭窄、妒贤嫉才，早就做了林冲刀下鬼。杜迁虽说资格老，但因本领低下，最后排坐在第八十三把交椅上。无论如何，上梁山的第一个好汉却是杜迁，林冲充其量算是第一个被逼上梁山的好汉罢了。最后一个上梁山的是被张顺捎上山的兽医皇甫端。他来得勉强，上山后毫无建树，除第七十回有段对他的介绍文字外，全书中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一次行动的描述，也从未说过一句话。《水浒》中个头最高的是险道神郁保四，他身长一丈。个头最矮的是武大郎，身高不满五尺。武大郎形体虽猥琐，但心地善良，安分守己，难得的良民，颇为读者同情。
《水浒》中出现的第一个“强盗”是神机军师朱武，早在上梁山之前，他已在少华山做了山大王。第一个被官府捉拿的好汉是白日鼠白胜，严格地说他算不得是条英雄好汉，被官府抓住后一拷问，他就出卖了晁盖、吴用等劫取生辰纲等八条汉子。第一个被水浒英雄俘获的官军是前来追捕晁盖等人的何涛。好汉们却不优待俘虏，放他回去，却割了他的耳朵。遇险次数最多的是宋江，前后九次死里逃生。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仅是人们的一句祝福语，其实也不尽然。宋江九死一生，按说应是福气多多，最后他还是逃不脱朝廷的迫害。水浒英雄中亲缘最复杂的恐怕要数解珍、解宝兄弟了。孙立、孙新是其姑舅哥哥，而姑舅嫂子有乐夫人及顾大嫂，姑舅妻弟还有铁叫子乐和，粗略统计，这家亲戚光知名的就有七人。
水浒英雄上山之前，都天各一方为生存经营着，他们大多是久闻其名、不识其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江湖上名传海宇，与之相见是大多数人“平生渴仰之念”。一旦相见，都觉得相见恨晚，不由分说便结为异姓兄弟。故此梁山之上就有了十三对拜把兄弟：宋江与晁盖、林冲与鲁达、戴宗与杨林、李逵与汤隆、宋江与武松、鲁达与张青、宋江与扈三娘、关胜与郝思文、武松与张青、宋江与李俊、戴宗与李逵、武松与施恩、石秀与杨雄。这其中宋江一人就结了四对。更好玩的是这四对之中竟有一个扈三娘，不但是异姓，还是个异性。但也有费解之处，李逵对宋江是唯命是从，哥哥前、哥哥后的叫个不停，煞似亲热，可宋江竟然没有与他结拜为兄弟！《水浒》里还有十二对嫡亲兄弟：武大郎与武松、宋江与宋清、阮氏三雄、解珍与解宝、李达与李逵、张横与张顺、穆弘与穆春、孔明与孔亮、童威与童猛、朱富与朱贵、孙立与孙新、蔡福与蔡庆等。还有三对新婚夫妻：矮脚虎王英与扈三娘，霹雳火秦明与花荣之妹，没羽箭张清与琼英。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水浒》里写了多少计
《水浒》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除写了不少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外，敌、我、友三方为了战胜对手，也使用了不少计策。据统计：全书一共使用了166次计。其中梁山好汉用了121次；官吏及地主豪绅用了22次；田虎、王庆及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用了12次，普通百姓用了11次。这些计策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战争用计及非战争用计。
先说战争用计。比方说第十九回，水泊梁山第一仗就是即将上山的好汉与郓城县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的一场战斗。吴用用的就是“诱敌深入”计，一步步将何涛由岸上诱到湖边，由宽处引到窄处，再引至地形较为复杂的芦苇丛中，最后擒住何涛，全歼官兵。整个计策不但巧妙，而且简直是一场游戏。吴用这方参战者仅十来人，唱着山歌，划着小船，轻轻松松就解决了战斗。又比如“三打祝家庄”。毛泽东在《矛盾论》一书中说：“《水浒》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况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似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就明确指出“三打祝家庄”就用了好几种计策，比如石秀、杨林化装侦察，“从调查情况入手，熟悉了盘陀路”，即是投石问路计；拆散了李、扈、祝的联盟，即合纵连横计；在敌营中布置了伏兵，即木马计，或叫里应外合计。正因为采用了这一系列连环计，最终拿下了祝家庄。
再说非战争用计。比如“智取生辰纲”就是计中之绝唱。吴用先派人在松林里一闪，探头探脑，引起杨志怀疑，待杨志提刀赶过来，七人惊叫，装出害怕的样子，这使的是反客为主计，迷惑杨志，使其打消疑虑。然后是买酒、喝酒故意麻痹他，勾引起众军将越发想借酒解渴的欲望，这就是引君入瓮之计。付钱时，讨价还价，抢酒、下药等等动作，用的是瞒天过海计。最终使杨志等经不起诱惑中计上当，丢了生辰纲。另外，像高俅陷害林冲所设的卖刀看刀计、纵火计，王婆说风情的“十分光计”，张都监陷害武松的美人计等都居此类，这里就不多说了。
梁山好汉所用的计策，智多星吴用最多，他机巧心灵、足智多谋，作为水浒英雄的军师，当之无愧。从第十六回定计智取生辰纲起至第一百二十回自缢于宋江墓前止，全书有四十八回记录了他的行踪。在这四十八回书中他一共用计62次，其中招安前30次，招安后32次。梁山好汉所用的计策中，有败计5个：其中吴用2个，史进1个，张顺1个，解珍、解宝1个。
吴用的两次败计是：第三十九回为救在江州因酒后吟反诗而下死牢的宋江，吴用让圣手书生肖让模仿蔡京字体写家书，又请玉臂匠金大坚仿刻蔡京印章。因一时疏忽，误盖上“翰林蔡京”四字的讳字图章，被黄文炳识破，致使戴宗也下了死牢；另一次是第一百一十五回，打方腊攻杭州城时，由于损兵折将，求胜心切，加之对杭州城防情况不明，又不作调查研究，贸然用兵，吴用设计诈败诱敌离城强攻之计，结果不但没有拿下杭州城，反而使梁山元老之一的赤发鬼刘唐丧命。
史进、张顺、解氏兄弟一生中仅用过一计，为配合宋江攻打东平府，由史进混入城中做内应，结果被旧相好娼妓出卖被捉，偷鸡不着反蚀把米。张顺为破杭州城不听劝阻，自恃有潜水绝技，潜水入城，放火为号，反被敌军识破，用乱箭射死。解珍、解宝兄弟俩也自以为猎户出身，善于爬山越岭，企图放火惊敌，结果是计拙兼疏事不成，一个被敌人砍断藤索从乌龙岭上摔死，一个被短弩弓箭射死。
《水浒》里的梦
有人说，中国古典小说都是“梦”。小说中的梦，是“梦”中之梦。写梦是中国古代文学家的拿手戏，这话一点不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写梦的作品是能随手拈来的：传奇小说有南朝刘义庆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记》、元代郑光祖的《倩女幽魂》；戏剧有明代汤显祖的《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等“临川四梦”；长篇小说有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梦，人皆做之，《水浒》里写了那么多人，也写了一些梦，这些梦虽说有些离奇古怪，但大多饶有趣味，也令人可信。
有人统计：《红楼梦》里的梦尤多，大梦小梦，梦中套梦，写了三十几个。《水浒》里的梦也不少。我统计了一下，一共有22个。而宋江一人就做了6个，可谓最多。写的最长的梦是宋江还道村梦受天书。洋洋数千言，描写了仙境美景及宋江受天书的经过。写的最短的梦是张清的梦，全书根本就未明写，而是由安道全补叙的，不上百字。梦的内容极为丰富的是李逵的梦，不但遇上仙道，闹了天池，杀了蔡京等四个奸臣，梦见了老娘，而且还得到灭田虎的十字要诀。做的最长的梦是鲁智深的梦，自二月下旬与琼英交战时，不慎落入缘缠井，到三月下旬打翻马灵，巧遇戴宗，前前后后整整一个月，然而文中竟没有一个梦字，却又实在梦中。写的最有趣的梦是琼英的梦，梦中跟张清学武艺，还相中张清为夫婿。更有趣的是，这个梦张清也同样做过，内容也雷同。这就是所谓“重叠梦”。“重叠梦”书中还有两个：一是宿太尉及宋徽宗都梦游梁山泊；另一个是吴用、花荣都梦到宋江、李逵二人鬼魂。此外，《水浒》还写了“预知梦”，如宋江梦见张顺鬼魂，醒后李俊前来报丧；宋江梦见晁盖鬼魂报灾，不久宋江患上痈疽病；还有武松在武大灵前梦见武大诉冤等等。这“预知梦”，近乎神奇，并非迷信。当然，《水浒》里也有一些迷信色彩的梦，如宋江梦见神人授书及投胎梦等等。
据医学书籍解释：人在睡眠的情况下，皮质某些细胞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抑制，并接受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兴奋起来，这就是梦的生理学基础。梦其实就是人在睡眠时大脑皮质普遍抑制的背景下所出现的某些兴奋活动。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就拿张顺托梦，花荣、吴用梦见宋江、李逵鬼魂来说吧，读来觉得不可思议，其实也是有感情基础和可信度的。宋江与花荣、吴用、张顺等人生前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兄弟幸存无几，奸贼加害之心更烈。兄弟之间相互担心、恐惧也是常系心头，故这种噩梦也就随之产生。医学实验证明：疾病过程也可能成为梦的原因。有人经常梦中觉得咽喉被鱼骨鲠住或被绳索勒住，事后一检查便发现喉头果有异物或肿块。宋江预知晁盖报灾的梦正是疾病的前兆。鲁智深的梦虽有迷信色彩，但这是“艺术的梦”，意在刻画鲁智深这个人物，是为他日后“圆寂”做铺垫。武松的梦也够迷信的，但它意在说明武松见兄长暴死的震惊及怀疑所生。总之，梦绝对不是什么灵魂活动，而是有思想基础的，是客观世界在头脑中的另一种表现。
《水浒》里的22个梦，从形式上可分为：直叙梦，也就是直接详细叙述梦境。如宋江还道村遇九天玄女授天书即是。这个梦，不仅抒发了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同时九天玄女授天书及四句天言，还预示了今后事态的发展。补叙梦，梦已做，醒后向人倒叙梦的内容，如第九十九回“花和尚解脱缘缠井”即是。这个梦，反映鲁智深对红尘的厌倦，以后“圆寂”势在必然。预知梦，也就是提前做梦，梦中之事已是事实，如前面所说的即是例子。最后是连环梦，张清、琼英习武即是。《水浒》中这些梦境描写，不仅促进了情节的转折，塑造了人物，而且对整个作品的节奏和气氛也起到了一种调剂和补充的作用。
正文 第二章 开卷解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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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奇在哪里
在明代，《水浒》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就被称为“四大奇书”。《水浒》的奇，奇在哪里？答案是：奇在新。
北宋末年，宋江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在民间却非同凡响。南宋开始，水浒故事即在民间流传，以致引起画家们的兴趣，为之作画配诗加以赞美；勾栏艺人说书，戏曲演员演唱，创作出不少精彩故事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文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缀连、加工乃至形成长篇小说，又赋予了更高的典型性：集中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最后失败的全过程；揭示出社会黑暗、腐败，残酷压迫、官逼民反是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逼上梁山是农民起义的重要特征及必然结果。
就其思想性而言，《水浒》的新还新在对招安的历史悲剧做了认真的总结：统治阶级是残酷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招安是没有出路的，悲剧是必然的。同时还指出急流勇退是明智的选择。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直是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歌颂对象。而《水浒》却是一反常规，把“造反的强盗”当做作品中的主人公来描写，当做英雄来歌颂，而把统治者、达官贵人、才子佳人作为配角来揭露、鞭挞。这种歌颂农民起义、赞美造反英雄的做法在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也属于首创。也正因为如此，《水浒》对后世农民起义的影响极大。他们不但沿用水浒英雄的绰号或以水浒英雄的名字为绰号（如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自号“小宋公明”、张汝金诨名“燕青”、王中孝诨名“宋江”），有的农民起义队伍还袭用“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采用梁山英雄的战略战术。如《贼情汇纂》卷五中就说：太平天国军队的用兵之道，“截取……《水浒》为尤多”。《庄谐杂录》记载，胡林翼在讲到农民起义军中的计谋时，“全以《水浒》为师资”，等等。
《水浒》在人物塑造上也有不少创新之处。它刻画人物，或用浓墨勾勒，或用工笔细描，或让人物本身来显示性格特征，或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来进行烘托。就是性格相似的人物，也都有其自己独特的个性，使人物的形象由类型化典型向性格典型发展。特别要提出的是作者在创作人物时，有比较鲜明的阶级观，读者能从其造反精神的强弱，推断其出身的贵贱。
《水浒》的新还新在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写人则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写境则如临其境，可观可感。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形象传神，表现力强，亲切感人，可谓其特点。有人评曰：它没有《三国演义》那么雅致，却文采横溢；它没有《红楼梦》那么纤细秀丽，却清新自然；它不像《儒林外史》那么辛辣，却酣畅淋漓。它被称之为“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实乃当之无愧。
《水浒》对后世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影响极大，这也是其新、奇所在。著名女作家冰心说，她是在《水浒》、《聊斋志异》这些古典名著的熏陶下开始小说创作的；著名作家周而复也说：“给我影响较大的是《水浒》、《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水浒》不但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和文学家所喜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热爱，对其评价极高。日本学者称之为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前苏联学者赞之曰，“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一座伟大的纪念碑”、“小说中具有形象的画廊”。
梁山好汉的绰号
在古今小说中，人物绰号最多的恐怕要数《水浒》了。梁山一百零八将，绰号就有一百零八个。这些绰号既生动形象，又使人感到亲切；既画龙点睛地体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符合人物的形体特征，令人难忘。
梁山英雄的绰号，有的是根据人物的某种特长或才能来取的。如戴宗有道术，日行八百里，故号“神行太保”；蒋敬因“精通书算，积万累千，纤毫不差”，人称“神算子”；吴用足智多谋，故叫“智多星”；凌振因善制造火炮，“石炮落处，天崩地陷，山倒石裂”，故号“轰天雷”，等等。
有的绰号则是根据人物的形体或外貌特征来取的。如青面兽杨志，因“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故称“青面兽”；史进身上有“一团花绣，肩膊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都叫他”九纹龙‘“；林冲生得豹头环眼，取号为”豹子头“；朱仝有一尺五寸长的须髯，故号”美髯公“；郑天寿因”生得白净面皮“，故号”白面郎君“等等。
有的绰号是根据人物的性格来取绰号的。如秦明“性格急躁，声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雳火‘“；裴宣因”六案孔目出身……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可苟且“，故号”铁面孔目“；宋江因仗义疏财，周人之急，故号”及时雨“；李逵因一身黑肉，性急如风，故号”黑旋风“。
有的梁山英雄绰号是根据人物的职业特征来取的。为躲避官府的缉拿，武松一直以道家打扮出现，因此叫做“行者”；船火儿就是船伙计张横，他的职业就是浔阳江的艄公；神医安道全、操刀鬼曹正、菜园子张青皆是此类。
有的绰号是根据人物使用的兵器来取的。如关胜善用大刀，就名“大刀”；呼延灼善用双鞭，故号“双鞭”；董平用双枪，就叫“双枪将”；张清惯使飞石，像没有羽毛的箭一样，故号“没羽箭”等等。
有的人物是仿古人来取绰号的。传说三国吕布善使戟，又被封为“温侯”。吕方也用戟，又姓吕，故号“小温侯”；花荣箭术高明，可与李广媲美，就叫“小李广”，以示区别；郭盛使枪，仿号“赛仁贵”，等等。
有的人物是借用鬼神之名来取绰号。如活阎罗阮小七、丧门神鲍旭、母夜叉孙二娘、险道神郁保四等等。这些绰号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人物的外貌、性格也挂不上钩。
还有的人物是以动物形象来取绰号的。如玉麒麟卢俊义、扑天雕李应、插翅虎雷横、两头蛇解珍、出洞蛟童威、通臂猿侯健等。其中以虎为号的特别多，统计一下有七个：如插翅虎、矮脚虎、笑面虎、跳涧虎、中箭虎、花项虎、青眼虎。可惜这些都虚有其号，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有的绰号含有两种意思。比如杨雄的绰号叫“病关索”，关索相传是三国人名，杨雄取此号是仿古人。但“病”字，又是根据人物形象特征取号的。《水浒》第四十四回介绍杨雄时写道：“因为他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貌似病态，故号“病关索”；孙立的“病尉迟”亦如此；当然也有的绰号取得莫名其妙，如扈三娘的绰号为“一丈青”，青可以解释为其美如春色，冠以“一丈”就说不清楚了；笑面虎朱富，但书中没有描写笑面虎形象的只言片语，这个绰号就不得体了；另外还有霍闪婆王定六、铁扇子宋清。霍闪婆是什么意思，书中他自己介绍说：“因为走跳得快，人都唤小人做霍闪婆王定六。”这“霍闪”两字可以解释为“走跳得快”，但这“婆”又是什么意思呢？把“霍闪”和“婆”放在一起取号，又该作何解释呢？还有就是宋清。他的“铁扇子”的绰号就更是莫名其妙了。《水浒》对宋清的介绍是在“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一回中，冷不丁出来了一句“原来这宋清，满县人都叫他做铁扇子”。为什么叫“铁扇子”？书中未提供任何可引以为证的文字。如果说宋清平常生活中手里老拿着一把扇子或是以扇子为兵器，叫他做铁扇子还说得过去，但书中没给他这个机会。《水浒注略》卷上曰：“扇子以铁为之，乃无用之物。”这个注释有失偏颇，说宋清无用也冤枉了他。在同一回书中，张三挑唆阎婆惜到公堂告状时就说：“宋江以是宋清隐藏在家，不令出官”的，宋太公也说：“老汉自和孩儿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亩过活。”这也说明了宋清还是有点用的。
梁山为何只有一百零八将
梁山一百零八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人们在谈论《水浒》时，也常会问：“梁山为何不能有一百零七将，或一百零九将或再多一点将呢？”产生这样的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梁山的开山大王王伦，由于德行不好，嫉贤妒能，把梁山据为己有，拒众好汉于山门外，最后被林冲杀了，死有余辜。不让他留在梁山好汉的行列之中，读者也想得通。梁山义军的首任领袖晁盖“做事宽宏，疏财仗义”，深得江湖好汉爱戴。上山不久的举措就深得人心，把打劫得来的生辰纲及自家私人财物赏赐给山上兄弟；做了寨主之后，打劫的财物，一半收储在库，一半同样分给众人，使梁山上下“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梁山事业兴旺发达，天下豪杰蜂拥而至，确实是一位合适的领头人。就这么一位梁山事业的开拓者，作者却让他在攻打曾头市时，被曾家教师爷史文恭毒箭射中，一命归西；还有韩伯龙，他诚心诚意要上梁山，追随众好汉，先投奔朱贵酒店，请朱贵引荐。当时因宋江生背疮，又忙于战事，不便见面，被朱贵暂时安排在梁山附近开酒店，伺机上山。李逵偷偷上山，在他店里白吃白喝不给钱，就因为韩伯龙说了句自己是梁山好汉，本钱是宋江哥哥的，又没干什么坏事，无缘无故让作者派李逵将他杀了。而此时梁山并未凑足一百零八条好汉。李逵杀了韩伯龙后，遇上没面目焦挺，挨了别人的打，最后还邀人家上山，而就是不让韩伯龙留在梁山之上，这也的确叫人有些想不通。
梁山好汉为什么只能是一百零八个，而不能有一百零七或一百零九个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点：其一是素材的影响。《水浒》成书前，水浒故事从南宋开始就在民间流传，它经历了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及文人加工成为小说这几个阶段，前后近三百年时间，最后才形成《水浒》一书。水浒英雄，由《宋史》中记载的“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为基础，增加了元杂剧水浒戏，如《黑旋风双献功》、《燕青搏鱼》、《李逵负荆》，这加起来就是一百零八这个数。以前的水浒故事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唱的，《水浒》当然也延续了这个说法，很自然地保留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
其二是遵循旧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中国的很多旧俗都离不开一百零八这个数。例如：江苏苏州寒山寺大年除夕钟声敲一百零八下；和尚的佛珠是一百零八粒；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个气候，合起来也是一百零八数；佛教说人生的烦恼有一百零八种，念佛要念一百零八遍；甚至连贡品也离不开这个数字。比如康熙十三年题准：每年节，科尔沁等十旗进贡的羊是一百零八只，乳酒一百零八瓶；还有就连有名的中华大餐——满汉全席，上的菜肴也是一百零八种；古迹名胜中还有青铜峡的一百零八塔，等等。
其三是作者的反叛精神。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其中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恰好都是九的倍数，按过去的“阴阳”说法：奇数是阳，偶数是阴，而九又是阳数之最，称为“极阳数”。《易经》上说：“九”含有除旧迎新、吉祥如意的意思；再者“九”这个数，在古代又常为天子专用，象征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阳之最。《水浒》的作者将梁山好汉定为一百零八这个“九”的倍数，享受“阳之最”这样的待遇，也反映出作者对这些造反精神的推崇，表现出作者的反叛精神。
梁山上为何没赵姓
在《水浒》所写的725个人物当中，姓赵的有13人。他们是：当朝风流天子宋徽宗赵佶、宰相赵哲、谏议大夫赵拆、监战官赵安抚、纳金翠莲的雁门县富户赵员外、押送杨志的公差赵虎、阳谷县开纸马铺的赵仲铭、捉宋江的郓城县都头赵能和赵得、田虎的部下赵能、方腊的部下赵毅、童贯的部下赵潭及东京名妓赵元奴之赵母等等，人可谓不少。宋朝的第一大姓就是赵，赵姓可说是国姓，《水浒》的作者应该是很清楚的。然而在水泊梁山之上，一百零八将的77个姓氏之中，作者宁愿有7个姓李的：李逵、李俊、李应、李立、李云、李忠、李衮；4个姓朱的：朱仝、朱武、朱富、朱贵；4个姓张的：张清、张青、张横、张顺；4个姓杨的：杨志、杨雄、杨林、杨春；也不让一位好汉姓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百家姓》据说是宋朝初年原吴越国无名氏所编。因当时的天子是赵匡胤，赵姓便成了国姓，列为第一。因编者是吴越国人，吴越国王就是那位强弩射潮的钱镠，故钱姓放在第二。第三至第八位据说是后妃们的姓，当然也要列在前面，依次排列，无所争议。然而，《水浒》的作者偏偏藐视这些，一百零八将中的帝子龙孙却是姓柴，是周代世宗柴荣的后代、家有誓书铁券的柴进；有古代重臣的后代、后汉三国时关羽的嫡派子孙关胜；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杨志；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呼延灼；富豪有独龙冈大财主李应、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卢俊义等等。诸此种种，但作者偏不让他们姓赵。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后，作者写了一篇赞词，开头两句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可是这一家异姓中，独无赵家，这难道是偶然的疏漏还是巧合呢？事实上，这是作者有心安排的。“黑旋风扯诏谤徽宗”一回书中，李逵就公开声明：“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这很明显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借用李逵这个粗人，没文化的人说出这没文化的话来，大有调侃之意，也具有喜剧意味，令读者为之一笑，其实作者的潜台词就是要用宋姓代替赵姓。
文学作品中人物姓氏的选择，并不是作家信手拈来，而是有意安排的。一百零八将中没有赵姓，正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反映了对重用奸佞、误国害民的赵氏王朝的极大不满。故不愿让梁山英雄与他们同姓同祖，玷污清白。
但是也有些研究者不同意此说，他们认为梁山好汉中之所以没有赵姓，是因为受《大宋宣和遗事》的影响。因为《水浒》中的故事很多都是从《大宋宣和遗事》中移植、演义过来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列举了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的绰号及姓名，这三十六人之中就没有赵姓，所以七十二地煞中就不宜塞进一个赵姓；再说梁山上的这些好汉，上山后都是“强盗”，在“强盗”中安排一个赵姓，有辱国姓。出于对国姓的尊重，作者才有意不安排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如果说三十六人中没姓赵的，七十二地煞中就不会塞进一个赵姓，那么我们能否这样理解：凡三十六人中没有的姓氏，在七十二地煞中就不宜出现，或者说七十二地煞中的姓氏必须是三十六人中有的。一言而喻，这种说法太武断。至于说“强盗”中安排一个赵姓就有辱国姓，则更难说得通了：难道在田虎手下的赵能、方腊手下的赵毅这些“反贼”和妓女赵元奴都安排为赵姓，这就是尊重国姓吗？所以我认为：在梁山好汉中没有赵姓英雄，只能是作者有意安排的。
正文 第三章 百家争鸣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7 本章字数:7656
阮氏三雄还有兄弟吗
每次看《水浒》，读到“吴学究三阮撞筹”一回时，老有个疑窦：阮氏三雄到底有兄弟几个？既有小二、小五、小七，那就也应该有小一、小三、小四和小六。往下读下去，总想在字里行间找出答案。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疑窦却一直没有解开。最后自然而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水浒》的作者漏掉了。
最近读了几篇有关三阮的民间传说，虽然说法不一，但是对于弥补《水浒》的这个遗漏还是有所裨益的。一个传说提到：山东省梁山县银山公社的石庙村，即当年的石碣村。村东有个四坟坑，当地老乡讲述，这就是阮氏另四位兄弟的埋葬地。老乡们说，阮氏兄弟原是七人，以打鱼为生，又具有豪侠的性格。兄弟七人不堪渔霸的残酷剥削和官府的横征暴敛，联合众渔民进行反抗。结果遭到官府、渔霸的镇压。于是他们铤而走险，抗官府、杀渔霸、劫富济贫，同前来清剿的官兵展开对抗。在一次鏖战中，七兄弟中四人战死，只有小二、小五和小七逃脱。事后，渔民们便把牺牲的阮氏四兄弟葬在四坟坑里。这个传说的可信程度还是有的，不过却有一个疑点：虽有四兄弟战死，那三个活口，官兵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会时时前来缉拿的。后来这三兄弟又怎能在石碣村待下去，直到吴用撞筹才上梁山呢？
另一个传说曰：阮氏三雄原是一胎所生的孪生兄弟。母亲早丧，家境贫寒，长到十几岁还没取个名字。一次老父患病，听郎中说要吃一种叫“泥里钻”的鲇鱼才能治好。三个儿子听说此事，冒着严寒，潜入水底各摸来一条鲇鱼。阮老汉要三个儿子将鱼都称一称。结果是一条二斤，一条五斤，一条七斤。老汉就按鱼的重量为这三个孪生的兄弟取名字，因此他们三人也就分别叫做阮小二、阮小五和阮小七。这则传说虽然有些离奇，但是颇有趣味。不过这里面还是有点问题。《水浒》第十五回“吴学究三阮撞筹”中吴用在阮小二、阮小七的陪同下找阮小五时，书中这样写道：划到一个去处，团团都是火，高埠之上有七八间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么？”那婆婆道：“……出镇上赌去了。”
这一段就说明阮氏三雄的母亲还健在，而且一直跟着阮小五生活，这就有矛盾了。传说中说父亲健在，《水浒》里根本未提阮氏三兄弟父亲之事，这又平添了些是非了。
生辰纲在哪里被劫
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生辰纲在济州府境内的黄泥冈被劫。黄泥冈在哪里？读者大概也不难回答，因为第十六、十八回说得很清楚：在山东郓城县附近。
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下《水浒》，就会发现书中的毛病。杨志出发前曾向梁中书交代过：“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紫金山、伞盖山在哪里？书中没有交代。二龙山原是邓龙强占的山头，后为鲁智深、杨志所占，在山东青州境内。桃花山乃李忠、周通占领的山头，也在青州境内。伞盖山在桃花山及黄泥冈之间，也应在山东境内。北京大名府即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很显然紫金山也应在大名府到二龙山的路途上，不在河北就应在山东境内。青州在山东哪里呢？据《辞海。青州》条载：青州，古九州之一，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郡之一。唐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潍坊市，益都、临朐、广饶、博兴、寿光、昌乐、潍县、昌邑等县地，州治在山东益都。何心先生《水浒研究》载，北宋时，青州属京东东路，辖地稍有缩小，州治也在今益都。再翻阅一下《中国地图册。山东》，你就一目了然了，青州位于鲁中地区，而郓城附近的黄泥冈却在鲁西地区，两者相差真是俗话说的“十万八千里”（实际直线距离三四百公里），它们怎么能扯到一块去呢？杨志真是一介武夫，毫无地理知识，连东西南北、孰远孰近都分不清。杨志押送的生辰纲是从河北大名府出发，送往河南开封府的。开封在大名府的正南方，杨志押送生辰纲，只需从大名府出发向正南走，即使跨入河南境内，经南乐、清丰、濮阳、长垣、封丘，即达开封。何必由鲁西，绕道鲁中，再由鲁中绕回鲁西，经郓城黄泥冈去开封呢？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很显然这又是《水浒》作者的一个失误。第二是《水浒》第十六回在描写黄泥冈形势时，有一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休道四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按《水浒》上说黄泥冈明明在梁山泊附近，怎么说“须知此是太行山”呢？真是莫名其妙，令人费解。
最近，读《大宋宣和遗事》才破解了这个疑问，找到了答案。《大宋宣和遗事》中载：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后，将一对酒桶忘在黄泥冈现场。押送人员药酒醒后，根据酒桶上的字号，到所属的南洛县报案。南洛县即今河南南乐县，在大名府的东南，正是大名府到东京的必经之地。南乐以西一百多里正是太行山区。《大宋宣和遗事》载：晁盖等劫取生辰纲的事发后，官府缉拿，无处藏身，便到太行山梁山泺落草。从地理位置上讲，路线合理。可见智取生辰纲的原故事是发生在太行山区附近的，那个黄泥冈应该在南洛县附近。而《水浒》是以山东梁山泊为中心的，故作者写作时，把发生的事都与梁山泊挂上钩，因此写作时只注意原故事情节惊险，人物形象鲜明，而忽视地理上的校正，所以才出现了“此是太行山”，舍近求远，绕道鲁中等等违反地理常识的错误。
吴用焉能不认识宋江
吴用为劫取生辰纲设计的计策应该说是费了一番心血的。分“硬取”及“智取”两个方面，视情而动，灵活得很。事前的准备也是机密的。晁盖家的庄客一个不用，用的大都是外乡人，计谋的进展也顺利得很，除他们八人外，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失”又失在哪里呢？失就失在晁盖身上。晁盖在郓城县大小也是个名人，很多人认识他。他在王家客店登记住宿时，就被何涛之弟何清认出。明明姓晁，却说自己姓李，从濠洲来，贩枣子去东京卖。“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生辰纲被劫后，社会上已传得沸沸扬扬，都知是卖枣人所劫，而他们还以为掩盖得天衣无缝。何涛正是从何清嘴里得到线索，抓捕了白胜。白胜又是个软骨头，一上刑就供出了晁盖等人。宋江正是从何涛口中获悉：官府正待捉晁盖等人归案。为救晁盖，宋江飞马到晁盖家报信，建议晁盖逃走。晁盖顺便向宋江介绍吴用、公孙胜、刘唐等人。宋江走后，晁盖告诉众人，生辰纲事发，“亏杀这个兄弟，我们不是他来时，性命只在咫尺休了！”吴用也道：“若非此人来报，都打在网！这大恩人姓甚名谁？”晁盖答道：“他便是本县押司，呼保义宋江的便是。”从吴用的这一句话，我们可知在此之前吴用是不认识宋江的。
按说生辰纲事发之前，吴用认不认识宋江本来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是从小说的记叙分析，这似乎非常不合情理。从《水浒》第十四回、第十八回看，吴用完全应该认识宋江，为什么这么推测呢？理由很简单：首先，宋江、晁盖、吴用都是土生土长的郓城县人氏。宋江虽在县衙门工作，但县城离晁盖所在的东溪村，骑马也只有不到半个时辰的路程，两家仅五六里地。据晁盖家庄客在官府供认，吴用是本乡中的教书先生，可见吴用也是东溪村附近之人。而且三个人都是闻名之士，连在蓟州的公孙胜、江州的李逵都知其名，不少好汉做梦都想与之相认，为何同在一县的乡里，吴用反而不认识宋江呢？吴用不认识宋江连晁盖都感到惊讶。晁盖说：宋江“四海之内，名不虚传！”“吴先生不曾得会？”真是咄咄怪事，令人不解。
其次，《水浒》第十四回载：当吴用听雷横说刘唐是晁盖的外甥时，吴用寻思道：“晁盖我都是自幼结交，但是有些事，便和我商议计较。他的亲眷相识，我都知道，不曾见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跷。”第十八回，当宋江来报信之后，晁盖道：“他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兄弟。”从上述三人关系看，晁盖与宋江、与吴用都是知己，一对是“自幼结交”，一对是“心腹相交，结义弟兄”。三人都是好结交天下好汉之人，宋江又闻名山东、河北，晁盖早应介绍吴用认识宋江，更何况又有一县之便，所以说吴用岂能不认识宋江呢？再说吴用对晁盖的亲朋好友都认识，又为什么不知道晁盖有宋江这个拜把弟兄呢？
《水浒》的作者其实也意识到吴用不认识宋江有不合理处，所以，当吴用从晁盖嘴中得知报信人是宋江时，说了句“只闻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会。虽是住居咫尺，无缘难得见面。”这一补充解释还是难自圆其说。说宋江与吴用过去不相识，并没有什么特殊作用和意义，它既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又不会制造出什么惊天大事来。这只能说是作者的疏忽，是《水浒》中的一个漏洞。
西门庆也有好拳脚
《水浒》里写到腿功的地方不少，但最精彩的莫过于鲁达、西门庆和武松的几脚。
鲁达的腿功出现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回书里。因回目上冠名“拳打”二字，论者多对鲁达这三拳津津乐道，而忽略了鲁达那关键的一脚。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实际上是一脚定乾坤的。鲁达是赤手空拳去“消遣”郑屠的，当郑屠得知鲁达是特意来找麻烦，并把剁好的两包细肉末像肉雨一样洒在自己脸上时，“两条愤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郑屠毕竟是条汉子，在状元桥一带大小也算是个人物，遭鲁达如此羞辱，怎能不火？于是“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左手便来要揪鲁达”。空拳对利刃，稍不留神，便性命难保。面对这亡命之徒，鲁达先就势按住郑屠的左手，防止被郑屠揪住难下手脚。然后是“赶将入去，往（郑屠）小腹上只一脚”，踢中要害，使郑屠疼痛难忍。俗话说“十腿九凶”，鲁达这一脚又准又狠，结果郑屠“腾地倒在当街上”，毫无还手之力，鲁达这才“提着醋钵儿大小拳头”，将郑屠打死。可见这一脚之重要，没有这一脚，就难打出“咸酸辣的味道，红黑紫的颜色，磐儿钹儿铙儿的响声”。
武松的本领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拳头厉害，赤手空拳居然打死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真是了不得。其实，拳头并不是武松的真本事，景阳冈上用拳头打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没有武器可用。“玉环步鸳鸯脚”才是武松的看家本领。醉打蒋门神时用的就是这种功夫。《水浒》“武松醉打蒋门神”中写道：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忽地转身便走。蒋门神大怒，抢将来，被武松一飞脚踢起，踢中蒋门神小腹上，双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将过来，那只右脚早踢起，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踢着正中，往后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望蒋门神头上便打。原来说过的打蒋门神扑手，先把拳头虚影一影便转身，却先飞起左脚；踢中了便转过身来，再飞起右脚；这一扑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
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非同小可！打得蒋门神在地下叫饶。武松的手只是在蒋门神眼前晃了一晃。一是激怒他，二是转移蒋门神的注意力，引起蒋门神的误解，以为武松以拳来攻击他。就在这节骨眼上，武松迅速地飞出了两脚。而且在踢这两脚时，同样都用了“飞”字。这“飞”字说明武松出脚速度之快、脚力之猛，形象地描写了武松“玉环步鸳鸯脚”的武姿。一般来说，以腿击人，不宜过高，主要是因为一高，自己重心就不稳，容易被对方抓住反扑的机会。武松深知此理。你看他的第一腿（左脚）是后挑腿，踢得比较矮，踢中蒋门神小腹，蒋门神双手护痛，蹲下身子，重心较低，上身又前倾。紧接着武松的第二腿（右脚），使的是难度较大的“飞转身回旋踢”，才踢中蒋门神的额角。武松这一脚，是以左脚为轴，向右转身，借转身腾跃，右腿循弧线旋踢，力量较大，出人意料，角度刁钻，令人防不胜防。而且这两脚踢中的都是要害部位。踢中小腹，疼痛不已，双手捂痛，已失去了手的战斗作用，因身体下蹲，双脚又难发挥作用；加之这第二腿又击中额角，蒋门神已经是头晕目眩，眼冒金花，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了，哪有不败之理呢？
西门庆也有好拳脚。狮子楼上，当“武松左手提了人头，右手拔出尖刀，挑开帘子，钻将入来”时，西门庆知道情况不妙，立即跳在凳子上，一脚跨上窗台，做两手打算：一是想寻找退路；二是逃之不得，占据有利位置，居高临下，以应不测。武松跳上桌后，西门庆见武松来势凶猛，先用手虚指了一指，转移武松视线。加上武松刚刚跳上桌，立足未稳，出刀时又必须向前探身。西门庆知道脚比手长、击人力猛。于是抓住这个时机，“早飞起右脚”，很准确地踢中武松手腕，使武松手中的利刃飞出，落到一楼街心。西门庆这两招，既有套路，又恰到好处。“西门庆见踢去了刀，心里便不怕他，右手虚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窝里打来”，西门庆这一拳也是致命的一拳。可见西门庆还是有好拳脚的。当然拿西门庆与武松相比，大官人毕竟是大官人，纨袴子弟如何能同打虎英雄相提并论呢？最后西门庆死在武松手里，也是必然的结果。
术语云：“脚打七分手打三”、“手出腿不动，打人不能胜；腿踢手不出，打人必负输”。从以上几脚看，鲁达、武松、西门庆都是用的手脚并用，以脚取胜的方法。
李逵生来非莽汉
《水浒》中的李逵，出生于社会最底层，没有文化，目不识丁。他对宋江可以称得上是赤胆忠心，万苦不辞。他朴直豪爽、疾恶如仇，同时又莽撞急躁、不讲策略。这是《水浒》作者所赋予他的艺术形象。读者读后觉得可爱、可笑，有时又觉得可气、可恼。
众多《水浒》专家、学者在论及李逵这个人物时，大多认为李逵完全是一个艺术形象，他与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人物——李逵只是姓名相同而已。那历史上的李逵是个什么人物呢？这在《宋史》、《三朝北盟会编》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都有记载。这个李逵是南宋初年人，密州的一个军卒。开始时他随另一个军卒杜彦谋反，杀死守将赵野，杜彦自称知军州事。后来杜彦领兵救安丘，与宫仪大战，败北，回密州后被李逵杀死，李逵夺了杜彦的地盘，遂领州事。最后金人攻打密州，李逵降金，做了汉奸，结果被他的同伙吴顺杀死。这个谋反、降敌的李逵绝不是《水浒》中李逵的原型。那么，李逵的“原型”又是谁呢？《水浒》中李逵的“原型”应该来自元明杂剧中。也就是说他是从元明杂剧中慢慢演变过来的，完完全全是作者们所创作的一个艺术形象。
在元明杂剧中，李逵的形象、性格并不是《水浒》里那样，也不是个莽汉。
康进之《李逵负荆》里，李逵下山路上，他觉得梁山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美，哪怕是一片花瓣，他都倍加珍惜，生怕落花遭到践踏，特意轻轻地拾起放入水中，让它与别的落花为伴。这哪里是黑旋风李逵，简直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这哪里是铁牛，简直是一个文人雅士。特别有趣的是，酒醉时，李逵竟然还唱出了美词佳句：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
《黑旋风仗义疏财》中李逵说：“我写下四句诗，便有人知道，不敢来赶我。”都巡倚势攒家私，卖免官粮娶艳姿。要问夜来端的事，梁山寨上唤山儿‘。“（山儿是元杂剧中李逵的另外一个绰号）这里不但可见李逵有文化，而且还是个细腻风流的才子，既能咏景，又能题诗。
在高文秀创作的《黑旋风双献功》里，李逵一见孙孔目之妻郭念儿，便知其不是好人。郭念儿与白衙内通奸私奔，孙孔目到衙门告状反被监禁。李逵听之不服，扮成庄家后生混进监狱，用蒙汗药麻倒狱卒，救出孙孔目，放走满牢囚犯，又伪装成随从混进衙门，杀死白衙内及郭念儿，还蘸血在白粉墙上写下自己的大名。这哪里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李逵，他那敢做敢当的英雄气概，简直可与武松相提并论了。他的智谋，简直可以和吴用相媲美。
在高文秀及杨显之创作的一系列李逵的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李逵居然能“乔教学”，能“乔断案”，能“穷风月”，能玩“诗酒丽春园”。这当然不是那个鲁莽粗野的黑旋风，完全是一个有教养、有心计、文武双全的好汉，也是一个逗人喜欢的喜剧角色，不过与《水浒》里的李逵判若两人，李逵生来非莽汉。
综上，《水浒》的作者对于之前在杂剧中的李逵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整理、丰富和再创造，使之更符合其所在的出身、又有别于其他水浒英雄，使之更加鲜明、生动、丰满、完美。他就是李逵，一个着墨不多，却又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光彩夺目的李逵。
北宋人怎么唱出南宋的曲
《水浒》第五十一回写了这么一件事：插翅虎雷横从梁山回郓城以后，由李小二陪同到本县勾栏听东京的行院白秀英唱戏。进入勾栏，“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这天，白秀英唱的是《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白秀英说了又唱，唱了又说，博得满座喝彩不绝。就在这节骨眼上，其父白玉乔停下板鼓要求女儿向听众收钱。雷横坐了头座，理所当然“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这唱戏的白秀英主要是靠听众的赏钱生活的。雷横“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按说不但要给钱，而且要多出些银两。说自己忘带钱来，就有听白戏之嫌，这坐首座的不给钱，这后面的钱又怎么收？白秀英很没有面子。于是白秀英父女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奚落雷横，不干不净的粗话也夹在其中。那雷横在郓城大小是个都头，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哪经得起如此羞辱，一气之下动手打伤白玉乔。谁知这白秀英与郓城县知县有染，故此雷横后来被示众受辱。母亲送饭来，又被白秀英“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英再赶过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雷横原本就是个孝子，眼见母亲受辱，一时怒不可遏，“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只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再以后的故事书中讲得很清楚，这里不多说了。
值得一说的是白秀英唱的《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是一段著名的爱情故事。元人散曲中写这段故事的很多。据明人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中介绍：苏卿，即苏小卿，卢州娼妓，与书生双渐相好，两人山盟海誓要终身为侣。后双渐进京考中进士，被派往临川县为官，久之未还。苏小卿守约不接客，其母（即鸨儿）就把她卖给豫章茶商冯魁。冯魁带苏小卿回家，路过金山寺，苏小卿题诗于寺壁以示双渐。后双渐寻找苏小卿借宿金山寺，发现此诗，便到豫章城，最后苏小卿和双渐终成眷属。
据叶德均先生《戏曲小说丛考》中载：“《双渐苏卿诸宫调》是张五牛、商政叔二人所编……白秀英在勾栏作场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便是《双渐苏卿诸宫调》。”据《辞海。张五牛》条说：“张五牛，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唱赚‘艺人。生平事迹不详“。叶德均先生《戏曲小说丛考》中说：”商政叔，名道，元人……大约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左右。“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双渐苏卿诸宫调》既是张五牛、商政叔二人合编，这部作品就应该是宋末元初的作品。《水浒》写的是北宋宣和年间的事，白秀英是北宋的说唱艺人，一个是南宋作品，一个是北宋艺人，两者相差近百年，这个在北宋时期的白秀英怎么唱出了南宋人编的故事呢？
正文 第四章 煮酒说人1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8 本章字数:5418
梁山三寨主
水泊梁山前前后后换了三个寨主，他们是白衣秀士王伦、托塔天王晁盖和及时雨宋江。这三个寨主由于出身、地位、经历的不同，在待人接物、处理问题上又各有不同。
白衣秀士王伦是梁山寨的第一任寨主、梁山事业的开拓者，出身是个落第的秀才。虽说有些文化，不过离满腹经纶还差了很多，又没有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些胆量。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却造成了，好不容易占据了山头，坐了第一把交椅，从此结束了遭人白眼、寄人篱下的局面，过着秤金分银、颐使众人，成瓮喝酒、大碗吃肉的生活。这种美滋滋的好日子谁不想过呢？因此他就特别害怕比他强的人来投奔自己。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就成为他致命的弱点。林冲来投奔，又持有柴进的介绍信，连朱贵都认为：“既有柴大官人书缄相荐，亦是兄长名震寰海，王头领必当重用。”坏事就坏在这“名震寰海”上，林冲乃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本领当然比王伦高出许多，而这正是王伦最害怕、最嫉妒的，他当然不敢接纳林冲，想方设法要拒林冲于山门之外。因此，连杜迁、宋万都觉得他“忘恩背义”，不够江湖义气。也正因此，晁盖等人上山，他更加不敢接纳，这就必然引起林冲的不满，最后火并了王伦。
王伦的不义，还表现在对待老百姓方面。对过往客商，只要有钱，他从不放过。轻则用蒙汗药麻倒，重则要人性命，既谋财又害命。对山寨周围的群众，也经常骚扰。阮小五说：“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食饭碗，如今绝不敢去！”阮小七补充说：“这个梁山泊去处，难说难这！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这两个“难”字，说尽了王伦的霸道，也表达了和阮氏三雄一类的渔民们的痛楚和无奈。由此观之，王伦占据山头，是地道的强盗行为。
火并王伦后，晁盖被推举为梁山第二任寨主。晁盖的为人，从《水浒》里分析大概有四点：一是仗义疏财；二是好结交江湖人士；三是不懂得体察人情；四是有勇无谋，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却有些家长作风。正因此，他做了山大王后，虽也拦路打劫，但强调“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这就比王伦更有仁慈之心，但没有完全摆脱强盗的品性。不过，晁盖的手段毕竟比王伦高明了许多。他一即位，便把打劫来的生辰纲、财物及自己家里的金银财帛赏赐给众人，体现了他仗义疏财的一贯作风。做了梁山老大后，他又安排修理寨栅，打造兵器，命令手下喽啰加紧操练，准备迎敌。这既稳定了军心，又对梁山事业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霸道和不体察人情，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证。比如投奔王伦，他明知王伦的为人，但初会王伦还是被他的“热情”所迷惑，而未察觉到王伦毫无收留之意，还对人说：“此恩不可忘报。”花荣上梁山投奔于他，人夸花荣神箭，惟独他不信，使花荣很不开心。还有杨雄、石秀上山，讲起时迁偷鸡使祝家庄誓与梁山为敌之事。晁盖不分敌我，不恨祝家庄人，反而责怪杨雄等人有辱山寨，盛怒之下，就要“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作为梁山上的一把手，晁盖处理事情也未免太轻率了一点。从他开口“孩儿们”的语调看，也完全是一副强盗的口吻，不免有类似王伦之嫌。他有勇无谋，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表现在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处理上。他总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只讲“芥立同心，共聚大义”，对山寨前途无具体打算，这“大义”是什么也不明确。他的这些弱点，书中也披露了不少。比如生辰纲事败露后，他就慌张得不知所措，竟不知“走哪里去好”，一点主意都没有。每当官兵来进剿，他都是“大惊”，问吴用“如何迎敌？”关键时刻都是如此恐慌，缺乏主见，这怎能当好这一山之主呢？特别是曾头市中箭之后，立下了这么个荒谬、令人不可理喻的遗嘱：“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他这不就成了第二个王伦了吗？他公开的把水泊梁山当成了他晁盖的私有财产，前途命运由他如此轻率安排。这一切充分说明晁盖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领导能力。
晁盖身亡后，宋江做了第三任寨主。宋江礼贤下士、仗义疏财，与晁盖相比，他强在礼贤下士上。正因此，他以他那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江湖威望，赢得众好汉的推崇和爱戴，使得山寨十分兴旺。加上他指挥得当，众弟兄精诚团结，奋力拼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梁山力量，建立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他的局限在于：对上山造反始终认为是“灭九族的勾当”，暂住水泊是“专待朝廷招安”，“早招安，心方足”。宋江在将梁山事业推向顶峰的同时，忠君报国的观念在头脑中日趋严重，并主导了他的思想，故梁山事业之兴兴在宋江，亡亦亡于宋江。
宋江当了山大王后，对周围的群众、过路的客商所采取的做法大大不同于前任，他的政策是：赈济、安抚，让他们过着和平、安宁的正常生活；对于客商是任从经过；对官宦、富户的不义之财是定夺不饶。这就脱离了强盗身份，有点造反、正义的品性了。在梁山的这三个寨主中，宋江算是最豁达大度、最有才干、又最受人尊敬的寨主了。
说李小二
演艺圈里有句话：“戏份有轻重，角色无大小。”德国诗人海涅说得更好：“每一个人物在自己的地位上都是主角。”无所谓次要人物或小角色。一个小角色，虽然他的戏份不重，作者写了他，就自有他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目的，自有他的作用。他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再说，作品中主角的性格总是通过情节来展示的，而小角色就是构成情节的重要因素，是结构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没有小角色，就不会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主角的性格就无从表现，小角色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作品的中心事件进行、为突出主角性格服务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李小二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小角色。他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就非同小可；没有他，以后的情节难以展开；没有他，林冲的性格难以鲜明。描述这个人物文字不多，但形象突出，可信、可爱、可敬。
李小二原是东京一酒楼伙计，因与主人不和，偷了店主钱财，被捉住要送官问罪，多亏林冲赔话相救，又与他赔了些钱财，才免吃官司。后在东京无法安身，又亏林冲资助他盘缠，流落到沧州，找到一家姓王的酒店当伙计。他做事勤快、麻利，兼有一手烹调的好手艺，博得食客好评，因而生意顺当、兴隆，加上他为人谨慎，深得店主家钟爱，被招为女婿。店主家死后，小两口继续操持着酒店，自食其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过的是小康生活。也正因此，当他在沧州巧遇充军来的林冲时，他不忘旧恩，不嫌林冲是个罪犯，不怕因此受人奚落，真心实意地把林冲请回家中，又是拜恩人，又是热情款待。说“今日的恩人到来，便是从天降人”。话语中饱含喜悦之情，毫无虚假做作之成分。此后又送汤送水，为林冲浆洗缝补，恭敬孝顺，尽力报恩，这一切，就把他勤劳、善良、本分、正直的品质刻画出来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宣扬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知恩报德”的传统心理和素质，这一点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在生活上关心林冲仅是他美德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林冲的性命、前途担忧。当他发现两个人一前一后闪进酒店，又操着东京口音，要请差拨、管营时，他马上就联想到了林冲。他先是怀疑后是警觉。当他发现来人迟迟不回答管营问话，又不让他进去烫酒，他更觉蹊跷。面对如此情况，他的精明就在于：一是要老婆在阁子里偷听来人和管营、差拨的谈话，了解内幕真情，不莽撞从事。二是他深知林冲是个急性人，弄不好杀人放火连累自己，又不同意老婆叫林冲来认人的建议。这又充分把他那胆小怕事的小市民性格写得合情入理。这两者同时说明，他做事稳重，精明能干，既同情林冲，多事，又怕殃及自己，胆小。
阁子里偷听，虽然效果不佳，但他的疑惑、担心并未解除。客人离去，林冲到来，出于关心，他还是把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如实转告。使林冲早有防备，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见他是视林冲为亲人、真心诚意报恩的。林冲买了尖刀，街前街后寻了几日，又叫他夫妻提心吊胆，捏了一把汗。仇人未寻着，又使他安了点心，一面安抚林冲“只是自放仔细便了，勿放松警惕”。你看这安心又担心的心态写得多自然、多实在！最后林冲向他征求去草料场管事的意见时，他首先从经济角度分析给林冲听：“这个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时有些惯例钱钞。往常不使钱时，不能彀这差使。”你看这多么符合他作为生意人的身份、心理。当林冲提出：“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他又反劝林冲“休要疑心。只要没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过几时挪工夫来望恩人。”这就反衬出他自己后悔前日失言之矛盾心理，又为不能经常照顾林冲感到遗憾、不安。这一切完全符合李小二这个人物的性格。因为他毕竟不是侠士豪杰，而是一个有小康之家，既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又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顺民。故此，李小二陷入了矛盾境地：行动上处处流露出对林冲的关心，而心理上又怕出事。他总是在周全两者之间努力，他的心态、他的身份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写的真是惟妙惟肖。这个人物的设置，固然是故事叙述的需要，可是作者依然写出了他的个性，同时作者还用其知恩报恩来与陆谦忘恩负义、卖友求荣作对照。一言以蔽之，李小二这个人物是《水浒》中塑造的极其成功的一个小角色。
唐牛儿和郓哥
一部作品就好比是一盘菜，主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主料，次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辅料或调料。次要人物是为主要人物服务的。要炒出一盘可口的好菜，主料齐备了，没有这辅料或调料，厨师手艺再高，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也难炒出这盘好菜来。同样，没有这次要角色，主要人物的性格无从表现；次要人物写不好，主要人物性格也展示不好；没有次要人物，主要人物的故事结构，性格发展就脱节，就难完成。这唐牛儿和郓哥就是这样两个次要人物。
唐牛儿和郓哥是《水浒》中仅有的两个少年形象，他俩年龄相仿：年方十五六岁。职位相同，都是小商贩：一个卖糟腌，一个卖果品。两人又各有一个靠山：唐牛儿常常得宋江资助，“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几贯钱使。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而郓哥，“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常“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两个性格还有两点相似：乖巧、油滑。两人在《水浒》里所遇之事也大致相同，然而两人因经济负担，社会阅历有别，性格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唐牛儿孤单一人，无牵无挂，又无人管束，“只是帮闲”，也正因此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如赌博。而郓哥家有老爹，他卖果品谋生是为了养家糊口，颇有孝心。两人都因寻靠山挨了打。唐牛儿明知宋江的“外宅”阎婆惜偷人养汉，虽说他对阎婆惜的行为大为不满，但并不愿揭发。就是挨了阎婆的打，他恨得咬牙切齿，发誓“我不结果了你，不姓唐”，也仅是吹吹牛、说说大话而已。就是在这种气愤的情况下，他既不打算去捉奸报仇，也不向宋江告发。最后宋江杀阎婆惜被阎婆在县衙门前揪住不得脱身，唐牛儿见此情景，想起自己被阎婆扭打的“一肚子鸟气”，才冲过去，“把婆子手一拆，拆开了，不问事由，叉开五指，去阎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脱，往闹里一直去了”。唐牛儿此时并不是有心救宋江，完全是报阎婆打他之私仇。不信，以上有言为证：当阎婆抓住他叫道“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你却打夺去了”。他这才慌了，忙说：“我哪里得知！”如果唐牛儿当时知道宋江杀人，宋江虽是他的“孤老”，我想他也绝不敢插手打阎婆，放走凶手。这就是唐牛儿在这复杂的社会里养成的“尖刁促狭”的帮闲性格。在这一回书中，平日里宋江是他的“孤老”，关键时刻他却成了宋江的“救星”。他之所以无意救宋江是因为他赌博输了钱，想找宋江要几个子儿，解决“喉急”。这阎婆不但断了他的财路，反把他打了。有了这个前因，才出现后面打阎婆、让宋江逃脱的后果。没有这个因果，这一出戏就难演了。
郓哥则不然。他寻找西门庆是为了“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虽像唐牛儿一样，与王婆油嘴滑舌地纠缠，但是挨了王婆打后，他不是像唐牛儿那样说大话，吹牛皮，说什么要结果阎婆之类的话，而是下决心揭发王婆这“做牵头的老狗”。他说到做到，在街上寻找武大，用言语奚落、激将武大，然后又出计与武大一同去捉奸。郓哥的这个举动虽与唐牛儿一样，“也不为武大，也不为西门庆，只是要出王婆这口气”，报“一头大栗暴凿”之仇，完全是夹杂着个人意气的得失计较。但他比唐牛儿泼辣、果断、敢为。当武松找上门来，他“也瞧了八分”。他知道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于是，提出了一个条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这真是大实话。如武松所言：“你虽年纪幼小，倒有养家孝顺之心。”当武松拿出银子给他安家，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时，他顾不得个人的安危得失，又不像唐牛儿那样不问是非，也不考虑西门庆往日的小恩小惠，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如实地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奸情，最后还勇敢地为武松作证。郓哥虽有钻营、油滑、撒泼等小市民习气，但还是能辨是非、爱憎分明，坚持正义。更可贵的是不为小恩小惠所惑而颠倒黑白、好歹不分。这点，不但唐牛儿无法比拟，恐怕连人们喜欢、歌颂的好汉武松也望尘莫及。郓哥这个次要人物的设置，正像一根针一样，串起了激将、捉奸、作证及以后武松告官、杀人等情节，同时又展示出敢仗义执言的品质。没有他这个“辅料或调料”，武松要炒的这盘大菜也就索然无味了。
正文 第四章 煮酒说人2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8 本章字数:9298
武松性格试议
提起武松，人们往往喜欢举出他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精彩的故事，来讴歌这位刚强、勇武、坚决、无畏、受人敬仰的英雄，也正是这些故事，使武松成为人民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人物，成为民间传说中勇敢和力量的化身。但是，人们很少思索过，恰恰就是这些精彩故事的本身，又暴露了武松性格中的弱点。本文拟就武松性格中的弱点做些有益的探索。
从武大卖炊饼可知，武松大概出身于城市贫民，略有文化，并无职业，是一个凭一身本事漂泊江湖的无业游民。也正因此，既有江湖侠士的“义气”：秉性刚烈、机智沉着、好打不平；又有城市贫民的“恶习”：个人意识强、私人恩怨观念重、又甘当顺民。武松的生活道路、性格的转变，是以上二龙山落草为寇为分界线的。上二龙山落草之前，虽然演出了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幕幕英雄赞歌，但仍然掩盖不了他那城市贫民的恶习，而这些恶习又支配着整个前期的性格。景阳冈打虎为民除了一大害，可说是侠士行为的反映。但这并不是主动的为民除害，而是害怕被谋财害命和被人耻笑。打虎之后，颇得阳谷县知县的赏识，县太爷有心抬举他，提出：“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武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赐，受宠若惊，毫不思索，忙跪谢说：“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这一跪一谢，就反映出这位英雄也存在着与宋江一样的“荫子封妻，光宗耀祖”的封建正统思想。做了步兵都头，他结束了寄人篱下、受人冷遇的生活，为此心里也很得意：“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到做了阳谷县都头。”行动上，他以知恩报恩的态度，忠心耿耿地为官府效劳，因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可见他已成了封建衙门的有力的一员，也正因此，当知县让他把一担刮地皮得来的赃物送往东京时，他也满口应承，一心一意、诚诚恳恳去完成。
他从东京归来后，发现其兄武大郎已死，他从潘金莲的答话中理出了调查的线索，于是顺藤摸瓜，从何九叔那里取得了物证，从郓哥口里问明了奸情，得知武大郎确系恶霸西门庆和潘金莲所害。按照他那疾恶如仇的侠士性格，这杀兄之仇岂能慢慢来。但他却一反常态，循规蹈矩地按照法律办事。他满以为人证物证俱在，自己又得县太爷赏识，到县里告状，一定可以申冤雪恨。谁知县官及衙役们都接受了西门庆的贿赂，狼狈为奸，告状不准，反要他休听外人挑拨，“不可一时造次”，还斥责武松“不省得法度”。说什么“但凡人命之事，需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这明明是贪官污吏贪赃枉法，可是武松还认识不清。既然官府不问，他就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办法来为哥哥复仇，借此来获得官府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杀死了潘金莲及西门庆，居然提着两颗人头到衙门投案自首。这投案自首的行动，一方面反映了他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侠士”性格，同时也表现出他遵循封建道德，尊重封建法律秩序，甘当顺民的性格。最后他被脊杖四十，刺配孟州，他还认为“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对官府与豪强勾结毫无抱怨之意。
刺配孟州之后，牢中的十多个囚犯出于好心，向他诉说了管营、差拨们的狠毒，他们对发配来的囚犯，如无人情相送，稍有不逊，便拉进土牢里用“盆吊”、“土布袋”等办法害人致死，自己又亲眼目睹一批囚犯，六月炎天在日头里担水、劈柴、做杂工受罚之事。身为都头的武松对管营、差拨们都是些残忍的酷吏，应是知道的。为了酬报施恩父子免打一百杀威棒及优礼款待之恩，他那知恩必报的所谓江湖义气又在作祟。他看人不分敌我，视事不究是非，被施恩父子利用，还乐意充当他们的打手，生怕施恩父子信不过，又以举天王堂前石墩来卖弄自己的武艺。当施恩装模作样，好像有口难言时，武松反而迫不及待训斥施恩，又是赌咒发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就是这样，施恩父子还不放心，最后以与武松结拜兄弟，彻底完成了对武松的收买。而武松面对施恩父子对他的吹捧已昏昏然，与施恩结拜兄弟，更使他喜欢得大醉而回。报恩！报恩！武松再也按捺不住这种想法了，“巴不得天明”就去打蒋门神。终于为施恩父子夺回了快活林，帮施恩父子重霸了孟州道。为此武松也很得意，还说自己“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
其实这不讲道德的人，蒋门神虽是，施恩父子亦不例外。蒋门神与施恩父子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强豪与酷吏间的斗争，他们是一路货色，武松并未认识这一点。如果蒋门神也能像施恩父子那样待武松，武松未必会打蒋门神了。武松敢打“倚势豪强”的蒋门神，有一定的侠士气概，但他那被人利用，充当打手反不觉悟，也实在可悲。打了蒋门神，也正是暴露了武松的弱点：武松这样的人，在横暴无理的恶势力面前，不愧是敢于两肋插刀、不畏生死的英雄；但在花言巧语、吹捧和抬举之时，他那个人恩怨、甘当顺民的飘飘然情绪，往往使他上当受骗，被人利用，充当恶势力的帮凶。蒋门神被打了，但是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蒋门神的后台张团练不出面，张都监却出马请武松。初次见面，又是夸武松“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又是要武松“做亲随贴己人”，又是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张都监的这些小恩小惠，又蒙住了武松的眼睛。武松的官瘾又上来了，报恩思想又发作了。自从跟随了张都监，他是“寸步不离，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可见，为了死心塌地为张都监效力，他连朋友都不顾了。中秋节张都监家“闹贼，我如何不去救获”。因此，提起哨棒献忠心，结果中计被擒，直到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后，他才知道自己又上当了。
有人说“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是武松性格的飞跃，真正表现了他对豪强酷吏的仇恨，以及对封建道德和法律的蔑视。笔者认为，“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与杀嫂、斗杀西门庆的性质相同，完全是为了复仇。正如他逃出孟州所言：“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是他“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的侠义行为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一点，他就不能成为受人喜爱的英雄。在鸳鸯楼白粉墙上，血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字，与斗杀西门庆后投案自首一样，反映了他那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品格，不同的是，他不再投案自首了。他很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于是只好亡命江湖。后来在张青的劝导下，他已决心投奔二龙山落草，似乎他已经清醒，有了对豪强酷吏的自觉的仇恨，可是在孔家庄遇见宋江后，宋江要他同投清风寨花荣时，却是武松在《水浒》里第一个提出“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这又作何解释呢？武松此时还有心归顺朝廷，可见其并未觉悟，对统治者还寄予幻想，还想当顺民罢了。
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
《水浒》里的潘金莲，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较坏的：她勾引武松，欺侮武大，与西门庆通奸，合谋鸩杀亲夫，真可谓心黑手毒。但是，仔细地思忖、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觉得潘金莲并非是个天生的坏人，她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认为对潘金莲，要赞扬她的反抗精神，同情她的不幸遭遇，鞭挞她的轻率狠毒。对她全面否定，实在有欠公允。
潘金莲是在《水浒》第二十四回出场的。出场前，作者对她的经历有段简单介绍：“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她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从这段文字看，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年轻美貌，具有反抗精神，深受主人迫害，在浮浪子弟勾引下，逐渐变得爱偷汉子。除此外，作者也赞扬她：“这婆娘倒诸般好。”事实也是如此，潘金莲是具备贫苦人家妇女的一切优点。在清河县，武大被一班奸诈的浪荡子弟薅恼得不安，搬到阳谷县，她顺从夫意跟来了，而且在阳谷县她比较安分守己，可见她在清河县是被那些浪荡子弟薅恼、勾引的不安的情况下才偷人的；武大兄弟相会后，武大在武松面前从未说过她一句坏话，就连在清河县里住不牢被迫搬家，他也是把罪责推到那班浪荡子弟身上，毫无抱怨潘金莲之意，就连郓哥告诉他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他也是不信“真有这等事”？这就说明，婚后潘金莲对他还是较好，并没有水火不相容、无法过日子的迹象，武大对潘金莲还是比较信任、满意；捉奸被西门庆踢伤后，老婆偷人被证实，又明知老婆挑唆奸夫踢伤自己，自己伤后又“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就是这种情况下，武大还能原谅她，说出“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这样的话来，当然这里一方面揭示出武大善良懦弱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武大对潘金莲的爱恋之情，这爱恋之情是平日生活较和睦的结晶。潘金莲假意拿药归来，武大还以“生受大嫂”表示谢意。这一切都说明，武大对潘金莲是很满意的。武大怎能对她不满意呢？她能干，料理得好家务，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她顺从，武松赴东京前叮嘱武大迟出早归，归来放帘闭门，免生是非口舌，武大照办了，虽说她为此骂了武大三四日，但并未违抗，几日过后，她还主动照武大样做；她老实又通情达理，从王婆家吃酒归来被武大发现后，她不隐瞒，如实向武大说明情况，武大告诉她，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失了人情，应买些酒食回礼，不要白食人家的，她照办了。这些都是她的优点。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潘金莲还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在《水浒》妇女中是少有的。武松赴东京前，有几句话是专门说给潘金莲听的，武松是话中有话，潘金莲知道弦外有音，故“一点红从耳边起，紫涨了面皮”，说明她还知羞。但她并不示弱，针锋相对回复了武松：“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丁丁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这几句话，说得虽有点言过其实，但基本反映了潘金莲强烈的反抗性格。而这种强烈的反抗性格，是与忘恩负义、偷人通夫的阎婆惜，出身豪门、又有俊夫的卢俊义妻贾氏之类“淫妇”无法与之相比的，就是作为梁山好汉的扈三娘也远远不及。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出生的使女，无依无靠，无权无势，主人家要缠她，她坚决不肯依从，用禀告主人婆来揭露主人的无耻，以示反抗。潘金莲的这种反抗精神，还表现在对待武松的态度上。武松作为一条硬汉，使许多人害怕。西门庆上与官府勾结，下与人放刀把槛，“满县人都饶让他些过”，又“使得些好拳脚”，可谓是阳谷一霸。当他听说武松是武大的亲兄弟时，心里却似提在冰窖里，连声叫苦，毫无主见，慌了手脚，而潘金莲面对武松的警告，却敢大发雷霆，与之争辩，指桑骂槐，以骂武大来骂武松，表示自己对武松极大的不满。
偷汉子，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看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对潘金莲这一行为，我们不能按常规而论，有她的特殊性。我认为，潘金莲偷汉子，是她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迫害的报复，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反抗，也是她强烈的反抗精神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她做使女时，并不是一个淫妇，也没有偷汉子的毛病。主人的勾引，她完全可以就范，像阎婆惜、金翠莲那样去享受“外宅”的富贵。但是她不甘心受人蹂躏，不屈从于主子的淫威，表明她有见识、有志气、有个性的追求。然而，她对封建社会必然缺乏认识，她以为禀告主人婆，揭露主人的无耻行径，就可以自身解脱。谁料主人婆并未因此欣赏她。在封建社会，男子是可以娶妻纳妾的。主人婆怕主人纳了潘金莲，自己遭受冷落，对丈夫的恼怒就不能不转嫁给潘金莲，主人就更是怀恨在心，更加残酷、毒辣地迫害潘金莲，倒陪了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给这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被人称为“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封建时代，使女的一切是惟主人之命是从，绝对没有自由，婚姻上更无选择的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潘金莲只得服从，也因此给潘金莲的爱情带来了悲剧。这个不幸难道不值得同情吗？这悲剧正是清河县这大户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却置身处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读者对他也无过多的谴责，而对潘金莲却说三道四，进行苛求，这是不公平的。
潘金莲在武大郎那里，同样是得不到称心的爱情的，清河县那班浮浪子弟在武大门前叫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这也是事实，叫潘金莲不怒、不恨、不哭、不想是不可能的。潘金莲不满意这个“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三寸丁谷树皮”丈夫，心中苦闷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叫她与之美满地生活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这怨恨，这不满本身就是反抗，是潘金莲的权利。然而她深知，她的不幸命运是人为的，是主人故意作弄、坑害，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任其自然，俯首任人摆布吗？不能。她要抗争。公开反对封建礼教，她还没那么高的觉悟，与主人硬斗，她还没那个能力，她只能以性解放为手段，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来反抗封建道德，来与主人的迫害作斗争。可惜的是她分不清反抗的对象，嫁给武大后，对武大这样本分、善良、懦弱的人，她同情得少，认为嫁给他，是自己“晦气”。为了嫁给像武松这等汉子，不枉为人一世，她不分好歹，不考虑后果，为追求“幸福的爱情”她不顾一切，正因此，她易于为人引诱，上当受害，造成悲剧的结局。
潘金莲不满命运的安排，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以性解放来反抗封建道德是应赞许的。但是她那轻率、狠毒的做法，又要受到鞭挞。她不顾公认的伦理道德，初见武松，便诅咒自己的丈夫“三分像人，七分似鬼”，认为嫁得武松“也不枉为人一世”！想想倒也罢了，她偏偏要动心，认为“这段姻缘却在这里”。接着轻率地做出勾引决定，精心的安排起来：以亲兄弟情分为由，以免得别人笑话为理，名正言顺地诓武松搬来家住；以关怀拉拢，步步紧逼，结果碰了武松一个硬钉子。虽说她当时也羞红了脸，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的做出了第二个轻率举动，倒打一耙。武松搬出后，她并未死心，十余日以后，武松拿了酒肉来辞行，她还余情不断，想继续勾引武松，这种轻率之举，是为世人所不容的。
杀夫是潘金莲不可宽恕的罪过，使她成为千古罪人，这也是为读者、论者所憎恨的原因所在。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也要作具体的分析，看看她是怎样犯罪的，她要承担的罪责有多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认识、评价潘金莲这个“淫妇”。潘金莲与西门庆相识，是在潘金莲放帘失手打了西门庆之后，当时初见西门庆这一表人才，潘金莲并没有产生初见武松时的那种心情，更无设计勾引之念头。只是赔了不是以后，“收了帘子叉竿归去，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而西门庆是一见她便嬉皮笑脸、油腔滑调，一双贼眼“在这妇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头”。如果说潘金莲本性是坏的，很放肆的话，这里便可以与西门庆一见钟情、一触即合，何必还要借用王婆出面、费那么多手脚呢？正因为潘金莲毫不动情，西门庆才死盯住不放，整天泡在潘金莲门口，等候相见。如果潘金莲赔不是后，西门庆也就此了结，不步步紧逼，杀夫之事也就不复存在。王婆与西门庆，一个要钱，一个贪色，很快拍板成交。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暗地里精心设计圈套，迫使潘金莲落入陷阱，难以自拔。而这一切，潘金莲事先是不知晓的。潘金莲同意为王婆缝衣，起初她是考虑了武松临行前的叮嘱的，故此她提出“将过来做不得”，待王婆按计行事，找出借口后，逼使她违背武松叮嘱，乐于到王婆家缝衣，不是为了去偷汉子，而是为了处理好邻里关系。这点武大也是赞同的。吃酒时，王婆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唱一和，挑逗引诱，潘金莲并未搭腔，还是处于被动状态。当然潘金莲毕竟“爱偷汉子”，面对西门庆这样的人，她不动心，也绝不可能的。但是这里有主次之分，主动、被动之别，王婆、西门庆是有意害人者，潘金莲是受害者。与西门庆勾搭上后，天天与西门庆厮混，乃王婆所逼。当然，这里也有她甘心情愿的一面。因为西门庆此时对潘金莲还不错，潘金莲也认为西门庆中意。但此时潘金莲对武大并未生异心，更没有厌弃、陷害之意。虽说天天约会，一是瞒着武大偷偷干的，二是放帘、闭门等规矩，她还是恪守。武大捉奸，她也慌做一团，至于唆使西门庆踢伤武大郎，的确是她狠毒之处。最后药杀武大郎，计乃王婆所出，药乃西门庆所供，如何鸩杀？方法乃王婆所教，下毒前后，她多次表示自己手软，狠中还有片刻犹豫。她一步步走向犯罪完完全全是王婆、西门庆所逼致。如果没有西门庆无耻的勾引，没有王婆做就圈套，她是绝不会同谋杀人，也绝不可能造成最后被杀的悲剧结局。
再说潘金莲毕竟是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弱女子，虽说她具有反抗精神，但在王婆、西门庆这样的邪恶势力面前，她是软弱无力的。西门庆为非作歹，独霸一方，连老于世故的团头何九叔都害怕，认为“惹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剔蝎”，所以在处理武大遗体问题上，处处提防他一手。而奸猾刁钻的王婆呢，更是手段毒辣，她善于察言观色，善于推测人们的心理，为了追求小利，不惜害人害己，连西门庆都被她算计，潘金莲就更不是她的对手了。他们正是利用潘金莲易于受诱惑的弱点，使之成为罪人。从根本上来讲，武大之死，并不是死于潘金莲之手，而是死于西门庆、王婆这班邪恶势力的迫害。从这个角度上看，潘金莲的堕落、杀人、被杀，既应受鞭挞，又值得同情；既是罪人，又是可怜的人。
《水浒》的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出身下层的潘金莲写得一步步往死路上走呢？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武松杀嫂犯罪上梁山做准备；二是作者思想观念在作怪。《水浒》作者对妇女是轻视的，他把妇女当做“祸害水”，不少英雄犯罪都因妇女而起。“不近女色”被当做是梁山好汉的美德。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有几个有老婆，大多是单身一人。宋江虽说讨了阎婆惜为“外宅”，但“只爱学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在清风山听说矮脚虎王英抢了一个妇女到山后房里，便对燕顺等说：“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公开借宋江之口宣传“禁欲主义”。在作者的笔下，妇女都是有毛病的：梁山上的三女将，不是温顺过头，就是丑化过分；不是外貌丑陋，就是性格凶残。其他妇女，如林冲娘子张氏，作者虽热情赞颂，又“节女贞妇”味重。潘金莲、潘巧云等弱女子，试想冲破封建礼教的弥天罗网，向往美满幸福的爱情，作者又把她们写成“淫妇”而后置于死地，不得好终。特别是潘巧云只因得罪了石秀，最后硬是被石秀怂恿杨雄割腹碎尸，残忍至极。潘金莲最后也是被割胸断头而惨死。这一切说明：《水浒》作者的世界观，表现在妇女问题上是落后的，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的。潘金莲为人所否定，也正是《水浒》作者定下的基调。
《水浒》三淫妇
《水浒》里的淫妇不少，但比较突出的有三个，这就是阎婆惜、潘金莲和潘巧云。虽说都是淫妇，都偷人养汉，但又有差异：潘巧云比较隐蔽，潘金莲和阎婆惜又比较放肆。潘金莲与阎婆惜虽都放肆，但又有差异：潘金莲较狠毒，阎婆惜又狡诈。
阎婆惜随父母来山东投亲，不期父亲染病身去，母女俩又无安葬之资，在宋江的帮助下，总算渡过难关。为了报答宋江这个“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爹娘”，阎婆主动将女儿阎婆惜典给宋江做“外宅”。“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又过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得婆惜丰衣足食。”生活地位的改变，应该使阎婆惜感到极大的满足，正如阎婆所言，宋江是她们的“恩主”，是她们的买卖衣饭，表示应“做驴做马，报答押司”。可是阎婆惜毕竟是个唱曲女，“年方一十八岁，颇有些颜色”，不是个正经人。很快就忘恩负义，淫乱纵欲，并且公开化，白热化。她认为：“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完全视宋江为仇敌，只是抓不到把柄置宋江于死地。当她发现宋江招文袋里的书信时，她大喜：“好啊！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信往来，送一百两金子与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仅仅几句话，刻画出她的得意神态及狡诈。于是她以此为条件来苛求宋江：首先公开承认与张三的关系。这是向宋江示威；接着提出要宋江归还典身文书，任从改嫁，可见其刁滑老练；家中的一切归她所有，可见其心贪；最后硬要一百两金子。既不相信宋江的老实，又不相信宋江的诚意。宋江提出变卖家私，抵偿一百两金子。阎婆惜却认为这是“棺材出了，讨挽哥郎钱”，是宋江作弄自己。硬要宋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不然的话就公堂上见。她就是掌握宋江胆小怕事的心理，处处以官府要挟，阴毒狡诈性格处处可见。
潘金莲的放肆，表现在她偷人的公开化。连亲叔子武松也不放过，比阎婆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可悲在于，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她出身使女，年轻貌美，不甘心受主人的勾引，不肯就范，以禀告主人婆来揭露主人的无耻，结果反遭迫害，把她嫁给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武大。可是她又不满于命运的安排，对武大的本分、善良、懦弱，潘金莲同情少，认为嫁给武大是自己的“晦气”。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潘金莲又把武松当成了反抗的对象，以偷人的方法来报复。武松来了，她认为“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因此她不顾家庭伦理道德，主动向武松献媚，设酒勾引。遭失败后，她淫心不死，又落入圈套与西门庆打得火热，以致在武大捉奸时，她又以“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的言语提醒西门庆去打武大，可见其狠。武大被踢伤后，口吐鲜血，面似蜡黄，一病五日，要汤不见，要水没有，只指望武大早死，可见其毒。最后竟与人同谋，毒杀亲夫，狠毒至极。
潘巧云没有阎婆惜狡诈，更没有潘金莲狠毒。虽也是淫妇，却来得比较隐蔽。虽说也有撒泼之时，但无狠毒狡诈之心。比如石秀看出奸情禀告杨雄，杨雄又因酒醉吐真言。她听后先是吃惊，后是“不敢回话”，杨雄醉后熟睡，她毫无歹意，和衣而卧服侍杨雄。对石秀也仅是利用杨雄心软耳软的弱点，使出反间计，倒打一耙，使杨雄信以为真，把石秀赶走了之。淫夫裴如海被石秀杀死的消息传来，她“目瞪口呆，却不敢说，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说明奸情被揭后，她的害怕心理。翠屏山上，石秀把裴如海及胡头陀的衣服取出，问她是否认得，她是“飞红了脸，无言可对”，说明她知羞。当杨雄逼向时，她供认不讳，并承认是自己的“不是”，请求杨雄“饶恕了我这一遍”，可见其知错认错、老实，不是石秀的狠毒、挑拨，她也绝不会死于非命。
正文 第五章 品酒赏艺1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8 本章字数:6563
鲁智深与酒
在我国古代作品中，英雄与酒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双胞胎，写英雄少不了写酒，写酒离不开英雄。描写中极力去渲染英雄的豪饮，借助英雄的海量来壮英雄胆，借酒放威、借酒来塑造英雄的壮举。在《水浒》里，差不多回回都写了酒，会喝酒的人也特别多，其中不乏像鲁智深这样嗜酒如命、无酒不勇的人。鲁智深喜欢喝酒，在《水浒》里交代的够清楚了。但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当了和尚怎么想酒喝之类情况，读者看书时是一读而过，很少去品味。笔者在阅读之中，作了一番研究，觉得颇有趣味。
在《水浒》里，作者写鲁智深喝酒的地方共有十四次。可分好酒、闹酒、夺酒、骗酒、戒酒五个过程。说其好酒，是因有酒必喝，《水浒》的前十七回，只要有鲁智深其人，就一定会写他喝酒。鲁智深喝酒那真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从不用杯盏，酒器小则碗，大则用桶。特别是二次大闹五台山，第一次喝一桶，第二次先喝了二十来碗，还嫌不过瘾，买下只狗腿，边吃边喝，又喝下一桶。有人说鲁智深喝酒最“豪”，真是一点不假。鲁智深好酒，酒量又大，每次喝完又常闹事。渭州城与史进、李忠喝酒，引出了拳打镇关西，搞的提辖做不成，只能去当和尚；桃花村冒充“在五台山真长老处学的说姻缘”，赚的酒吃，结果大闹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大相国寺菜园与众泼皮痛饮，倒拔了垂杨柳，虽结识了林冲这个好兄弟，又因护送林冲，大闹了野猪林，搞的和尚也当不了，只得上山落草做山大王去了。这其中闹得最凶的还要数两次大闹五台山了，结果搞得在五台山无法立足，只有远走他乡。
五台山这两次闹酒又各有特色。第一次闹酒是当了和尚不久，又守不住佛门的清规戒律。加之赵员外多日未送东西来，“口中淡出鸟来”，游山之际恰逢卖酒汉，勾起酒瘾，出于礼貌先是问酒：“多少钱一桶？”卖酒汉说，这酒是卖给寺中勤杂人员的，杀了他都不敢卖给和尚喝！鲁智深便放出强硬口气逼酒：“真个不卖！”卖酒汉一看这口气不对，挑起酒担便走。鲁智深便演出了：赶下亭子，双手抓住卖酒汉扁担，踢倒卖酒人，提起两桶酒，抢酒喝。这一连串抢酒动作，不但直接写出鲁智深粗鲁性格，也画出其贪酒的馋相——抢。抢就抢吧，喝完了酒还闹事，“把皂直裰褪下来”、“露出脊背上花绣”，打了指责他喝酒的门子，“伤坏了藏殿上朱红鬲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第一次抢酒，大闹五台山，挨了长老训斥后，也使鲁智深长了心眼。第二次闹酒是在游五台山福地。路过酒店，闻到酒香，目睹酒家不进门，偏进了铁匠铺。是不是不想喝酒呢？否也！而是在思考如何买到酒喝，又不惹出麻烦。此时，他是思酒如渴。打禅杖付了工钱，还赏了铁匠些银子。赏银子干什么呢？“和你买碗酒吃。”赏人家钱，自己心里想的还是离不开这“酒”。走了几家酒店试探，讨酒不着后，便诈称自己是行脚僧骗酒喝。粗人使计，反衬其质朴可爱。俗话说：“酒能成事，亦能败事。”骗酒喝的后果是“乱了清规，打塌了亭子，又打坏了金刚”。长老岂能容纳这等酒徒，一纸休书，便把鲁智深开走了。如果说第一次闹酒，作者着重写抢酒的外部动作的话，这第二次闹酒，则通过闻酒、睹酒、思酒、讨酒、骗酒，突出心理活动，这既显示了鲁智深率直的英雄豪气，又表现了与此相矛盾的忍让、守戒的心理。
鲁智深最后一次喝酒，是与杨志、曹正用计打下二龙山，做了山大王以后。在此之前他还多次喝酒，当了山大王，自二龙山置酒宴庆贺后，《水浒》中再也没提鲁智深喝酒的事了。鲁智深的酒，被《水浒》作者施耐庵无缘无故给戒掉了，不能不说莫名其妙。
一刀一境界，一枪一精神
“解腕尖刀”和“花枪”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是两件极平常的道具。“骤看之，有如无物”，细念之，刀有刀踪，枪有枪澜，真乃“一刀一境界，一枪一精神”。
林冲发配沧州后，原打算安分守己，待朝廷赦罪，挣扎回京与家人团聚，毫无杀人之念，所以身边也无刀枪之类的复仇武器。虽说他武艺高强，仗义助人，富有正义感，但由于俸禄优厚，夫妻和睦恩爱，小日子过得美美的，满足于现状。为了维护这幸福美好的生活，他绝不惹是生非，得过且过，养成了这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性格。娘子在岳庙被人调戏，他忍了；娘子被骗至陆谦处受辱，他还是忍了；白虎堂被抓，他明知自己是中计遭陷害，他也忍了。然而高俅一伙还是不让他“立地成佛”，磨刀霍霍在暗算他。发配路上，董超、薛霸两公人千方百计地整治他，用开水烫伤他的双脚，又让他满是燎泡的双脚穿上新草鞋，燎泡打破，鲜血淋漓，他毫无反抗。就是两公人要结果他的性命，被鲁智深营救，他依然还是妥协忍让，求鲁智深放过公人，还是没有放弃“挣扎着回来”的幻想。可是他的对手却不是这样做的，野猪林行凶不成，高俅又派陆谦追杀到沧州。林冲毕竟是条好汉，具有反抗因素。因此当李小二向他报信时，他立刻意识到是“来这里害我”，怒火顿生，发誓要将陆谦“骨肉如泥”。于是不顾李小二的劝阻，买下这解腕尖刀。这是因恨而买刀，意味着随事态的发展，恨之加深，用刀必狠，这就为后文刀刃陆谦做暗示、铺垫。
事与愿违，带刀寻仇人复仇又寻不着，“也自心下慢了”，刚刚燃起的复仇之火又将熄了。林冲毕竟是个逆来顺受惯了的人，此时此地，他巴望的是有出头之日，能与家人团聚之时，不想铤而走险。三天找不着仇人，火气自消，也较之合理。如果他一直是怒火冲天，杀气腾腾，那他就不是林冲，而是武松或李逵了。调往草料场“带了尖刀”，又添花枪，这说明复仇之火没完全熄灭，警惕性尚存。此后写到交割、沽酒、避雪，处处点到花枪，但这刀却藏之未见，加上山神庙前的乞求，好像林冲完全放弃警惕。其实刀一直在身边，这“解腕尖刀”是报仇雪恨之利器，因恨而买，怀恨而藏，为恨而用，藏而不露正是为以后恨而用障目。
最后在山神庙内，听得陆谦等人自供内幕，怒气复生，恨之加深，藏刀复出，冲出山神庙，先用枪搠倒差拨、富安，回身将陆谦丢倒在雪地，花枪却搠在一边，从身边取出那由仇恨浇铸的刀来，往陆谦脸上搁着，使陆谦无法逃脱。痛骂一阵过后，一扯、一剜、一提、一割、将仇人剐刃杀。加上前面的一提、一丢、一搠、一踏、一取几个动作，生动地表现了林冲觉醒后，对助纣为虐、凶残歹毒的陆谦的极大义愤。用刀之残，则表明了林冲挣断了忍辱求生的枷锁，与旧林冲决裂的决心。有枪在手不用，偏要从身边抽刀，从虐杀陆谦那一系列动作看，好像林冲早已设计好，只有如此这般才能泄恨。这用刀之狠，正说明恨极之情。
买刀、带刀、藏刀、用刀是刀踪；挑酒葫芦之枪变杀人之枪是枪澜。有了这两件道具，才出现了对三个仇人的不同杀法。正如容如堂眉批在此写道：“杀的快活，杀的快活，若如那两人也一枪搠死，便没趣了。”有了这一刀一枪，才产生“以一个人杀三个人，凡三四个回身，有节次，有间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烦琐，真鬼于文、圣于文也”（金圣叹语）的艺术效果。有了这一刀一枪，才看出几经波折后，林冲性格的质的变化，才看到刀刃、枪尖上体现出来的林冲的感情。
吴用与杨志斗智
《水浒》里的吴用，是一个足智多谋、善于用计的人。“智取生辰纲”就是他用计的代表之作。“智取生辰纲”整回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写杨志押送生辰纲出发前的准备、人员选择、配备及护送方法，这里表现了杨志奉命押送的小心翼翼、精明强悍的性格，突出了他的“智送”。在人员配备上，梁中书夫人派老都管及两个虞侯同行，又为以后的矛盾产生埋下了伏笔。第二部分即“智取”，这部分是这回书的中心、高潮。“智取生辰纲”这回书，在结构上的特征可用十二个字概括：一个中心、两条线索、多种矛盾。
这一个中心是：“智送”及“智取”生辰纲，突出在一个“智”字上；两条线索是一明一暗：明线是杨志一伙采用伪装、严密防范、以期完成生辰纲的“智送”，暗线是晁盖、吴用一伙巧妙装扮，设下圈套，决意“智取”生辰纲。明线是文章的重点，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写。暗线一直被隐去，但一直又在暗中针对情况的变化在调整。明线突出了杨志的精明、狡猾的个性，并渲染了杨志同众人之间的矛盾。暗线则表现了吴用的聪明才智、计策缜密，说明了晁盖等七人紧密团结、同心协力。这两条线索在黄泥冈上交织，形成了故事的精彩高潮。
多种矛盾则体现在多方面：就“智送”与“智取”而言，“智取”是主要矛盾，即以晁盖、吴用等七人为一方与梁中书为主、杨志为附庸的另一方的对立矛盾，或曰阶级矛盾。“智送”是次要矛盾，即押送人员的内部矛盾。对于这价值连城的生辰纲，一方严防，一方夺取，双方又狭路相逢于偏僻的黄泥冈，一般应是“力取”，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在所难免。然而作者不让我们看到这些，而用的是“智取”。这“智取”该如何取法呢？作者又故意吊读者的胃口，只让我们从晁盖的嘴里知道是“好妙计，不枉了算你做智多星”。读者根本无法知道吴用所说的“如此、如此”的具体内容。作者笔锋一转，却大书特书杨志的“智送”。按常规，主要矛盾是作品着力之处，晁盖、吴用等七条好汉是这场斗争的主角，理应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用较多的篇幅来写。然而，作者在这里却一反常态，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写，而且写得具体、生动、错综复杂，但对主要矛盾的刻画却惜墨如金，只是作暗线处理，看上去似乎喧宾夺主。但读完之后，读者便能立即悟出这其中的无穷奥妙：明写、详写杨志的精明能干，正是反衬出吴用的足智多谋；明写杨志一伙的重重矛盾，愈暗示押送的艰难、智取的成功；明写天气酷热，则预示计谋的高超。先写次要矛盾是为后来写主要矛盾服务的。全文是由次要矛盾引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因主要矛盾而发生、发展，以至激化。而主要矛盾又为此提供了解决的条件，两者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写明线正是为了写暗线，写次要矛盾正是为了写主要矛盾。如先写吴用如何用计、事态又如何按照预料发展、以致计策如何实施成功的话，不但索然无味，而且不利于突出吴用随机应变的本领。正因写明线，结果才让读者顿悟吴用妙计之妙，意趣横生；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对次要矛盾的描写，作者又采取了多层次的方法。这里既有人与天气的矛盾，又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天气的矛盾，又是导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杨志，要避开强人的作息时间，所以选择天热时赶路，而军健们因天热、劳累需要休息，酷暑难行，这怎么不产生矛盾呢？杨志与军健之间的矛盾，又是这次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因为杨志的“智送”主要是通过众军健来完成的。军健们不送了，杨志的计划就泡汤了，计划一泡汤，杨志想通过押送成功而实现光宗耀祖、仕途辉煌的美梦也就破灭了。因跟不上队伍，屡遭杨志辱骂，这就形成了两个虞侯与杨志的矛盾。军健们诉苦、两个虞侯调唆，又得到老都管的同情，这样一来，他们之间无形中建立了“统一战线”，这既助长了军健们的反抗，又预示了老都管与杨志的矛盾。这三组矛盾纠合在一起，产生、发展，在黄泥冈到达顶点。“智送”的失败也就成定局了。这三组矛盾连环紧扣、曲折维妙，促进了“智送”队伍的瓦解。杨志与众人之间离心离德，这就给吴用的“智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智取”的成功，也正是建立在“智送”的基础上的。
生辰纲为何被劫
杨志押送的生辰纲为何被劫？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是吴用的计妙，借此说明吴用足智多谋、胆大艺高。
吴用的妙计固然是生辰纲被劫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乃是梁中书用人不当，用错了杨志，更派错了谢都管。杨志作为一个杀人犯充军到梁中书门下，梁世杰仅凭杨志的口述及过去的印象，便“大喜，当厅就开了枷，留在厅前听用”，其实他对杨志并不了解。梁中书爱的是杨志的武艺，特别是杨志在梁中书的东郭门教场中演武试艺，出尽了风头，打败了周谨，战平了急先锋索超，梁中书一喜再喜，当场就任命杨志做了管军提辖使，比武之后，梁中书十分爱惜杨志，早晚与他并不相离，爱的就是杨志的武艺。有趣的是，当岳丈蔡京寿辰将至派何人押送生辰纲时，他反提出：“今年叫谁人去好。”临到押送生辰纲出发前夕他还为押送人选一直踌躇未决。起用杨志押送生辰纲，不是其夫人提醒，他还记不起杨志，这更证明其不了解杨志，之所以派杨志也是因为杨志武艺高超，押送保险，至于杨志的为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一概不问，其实他也一概不知。正因为他仅知人知面而不知心，而知人知面又仅仅是知其表面，这就难免不出问题，而杨志呢，他出身将门之后，又当过殿司制使，满脑子“封妻荫子，与祖宗争口气”的思想。在东京耗尽钱财，买上告下，要求再补个殿司府制使不成，反沦为囚犯。今日梁中书重用，他也尝到了甜头，仅凭东郭教场比试一场就升为提辖，他也想通过安全押送生辰纲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私欲。也正因此，在接受任务时，他一会儿同意去，一会儿又说去不得，反反复复，虽是精明，但更多的是通过这讨价还价间来表示自己的忠心，说明路途艰险，如押送成功，更能说明他的能耐。这无形中又加重了梁中书要嘉奖他的筹码，要梁中书实现他“重重保举”的承诺。当他听说夫人有一担礼物要送，并派谢都管并两个虞侯一同前往时，杨志又一次提出“去不得”，为什么呢？这无非是要与谢都管争押送生辰纲的绝对领导权，以使押送成功后更显才能。杨志虽是精明，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不像林冲当了囚犯后，处处小心谨慎，不忘自己是个囚犯，事事提醒自己安分守己，而杨志则不然，他得意得很，以为梁中书的话是上方宝剑，权力至高无比。他忘了自己是囚犯，自己从此忘了谢都管是何人，他也没考虑他在梁中书面前的一番话，虽博得梁中书一句赞许，但无形中却得罪了谢都管、虞侯，他的这个争权的行动正是他与都管、虞侯矛盾的开始，也是他失败的开始。取得领导权后，他那世家子弟的架子就摆出来了，押送途中，他“只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也不管天气炎热如何，他毫不体恤军健，“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不把人当人”，这势必引起军健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就失去了人心。对谢都管虽不敢训斥，但也老大不满，虞侯他也不放在眼里，这些人在梁中书府里享惯了福，今日出门与军健一样被逼着赶路，哪吃得这样的苦，气喘得不行，也遭到杨志辱骂。这个行进的队伍中，人人与他离心离德，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这就使内部多种矛盾加剧、加深，对抗性白炽化。金圣叹看到此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观杨志苦打众军，正是散众人之心，致陷身之由”，“杨志处处使性，即不外劫，亦有内变。”这可说是一语道破生辰纲被劫的重要原因。难怪生辰纲被劫后，老都管及众军健明知实情，却把罪责全部推到杨志身上。由生辰纲被劫后杨志逃之夭夭，也可见梁中书用人不当。
谢都管“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师府门下妳公”，虽说也是个奴才，但在杨志面前，他又高出一头，用他的话说：“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妳公时，门下官军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诺诺连声。”他哪会把杨志这囚犯放在眼里？加之他又吃不得押送途中的辛苦，又有虞侯、军健在他面前抱怨，到后来杨志一而再、再而三的抽打军健，老都管终于爆发了，很不客气地喝道：“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比得草芥子大小的官职，直得恁地逞能。”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达到了顶点，押送生辰纲本来就凶多吉少，内部矛盾又如此尖锐，生辰纲哪有不失之理？
俗话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梁中书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派老都管协助杨志押送生辰纲，其实是他对杨志不很放心，他情急之下选中杨志，杨志是否能完成任务，他没有底，只得派老都管去监督杨志的行动。他临行前吩咐了都管等人要服从杨志领导，那是宽杨志的心，让他能押送并圆满完成任务，但没考虑到老都管是否服杨志的管教，鉴于老都管在府里的地位，又喜欢倚老卖老，派他去接这门苦差，他是有苦说不出，加上杨志在眼前的劣迹，虞侯的唆使，梁中书派他去不但没监督好，反而制造矛盾，加速了生辰纲丢失。如果调一个小点儿的人物去协助，可能还不会如此；如果杨志关心军健旅途之苦，事事走群众路线，处处与谢都管商量，上下齐心，步调一致，吴用的计谋再妙也难智取。
正文 第五章 品酒赏艺2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8 本章字数:5144
劫取生辰纲的动机何在
“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中的几个精彩篇章之一。人们对它的分析往往偏重于人物性格和艺术手法这两个方面，却很少考究晁盖、吴用等劫夺生辰纲的动机是什么。有些人虽也略带了几句，但又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进行了过分的拔高。说什么晁盖领导的黄泥冈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做是整个故事的铺垫，是梁山农民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根据地的建立；还有人说：“智取生辰纲”是晁盖等人造反，与统治者直接对抗的起点，并把这次劫夺生辰纲称之为“聚众造反”等等。
笔者认为：“智取生辰纲”不是意在推翻暴政、为压迫人民求幸福的“聚众造反”、“暴动”，而是极端的利己主义的表现。劫夺生辰纲根本就没有让为被压迫人民得到好处，相反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官府为搜捕凶犯，从而乘机大肆迫害人民。劫夺生辰纲根本谈不上所谓动摇统治者的统治，仅仅是使得个别贪官污吏受到损失。梁中书去年的十万贯金珠宝贝被劫，今年又照旧刮来了十万贯生辰纲的民脂民膏，倒霉的还是下层民众。当然劫夺生辰纲倒不是没有一点进步意义，至少解释了北宋社会的黑暗，对贪官污吏也是一次打击。除此之外，体现不出有“起义”、“暴动”之意。为了把问题说清楚，笔者试从下面几个方面来一申拙见。
劫夺生辰纲这个想法，大家是一致的，认为这是一套“不义之财”，是梁中书搜刮的民脂民膏，是百姓的血汗。所以“半路上取之，天理知之，也不为罪”。再说这“不义之财”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而是“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故此，郓城县东溪村的富户、保正晁盖也为之动心。当他听完刘唐的叙述后，第一句话就是“壮哉”二字，认为这的确是一套数目可观而又难得的“富贵”，对刘唐的提议表示赞同。第二句话是“且再计较”，这不是他的犹豫，而是说明他下决心劫取后，在思索劫取的良策。吴用、公孙胜对此态度明确。对劫取，一个认为是：“此一事却好”；另一个认为是：“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古人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阮氏三兄弟贫困潦倒，虽说”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但从其生活看，这”私商勾当“对他们来说也是赔本买卖。赌博又老是输，打鱼又不成，就越发羡慕王伦等人”论秤分金银，异样穿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抱怨自己”空有一身本事“，认为”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对劫夺生辰纲，他们则认为”正是搔着我痒处“，是”一世的指望，今天还了愿心“。吴用则说得更明确，”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他们有这个想法很自然，他们七人除晁盖外，吴用乃一教书先生，刘唐是个自幼飘荡江湖的无业游民，公孙胜乃一穷酸道士，三阮是渔民，都是些穷弟兄。大家都认定是”不义之财“，故”取之何碍“，何况还能”图个一世快活“。由此观之，他们劫夺生辰纲的目的，完全是以图自身，毫无”聚义暴动“之意。
其次，从他们劫夺生辰纲的做法看，刘唐提了一个初步设想：“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怎么取，他又没有办法。还是吴用出的主意，他认为：“人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刘兄，小生三人，这件事如何团弄？便是保正与刘兄十分了得，也担负不下。这段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吴用这番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人多”不能保密，易出纰漏：“人少”无力夺取，晁盖宅上庄客虽多，都是无能之辈。“多也无用”四字就道出是劫取，而不是聚众造反。所以吴用最后说：“聚几个好汉向山坳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为了保密，智取前几人还在晁盖庄对天发誓，这一切说明是拦路抢劫。
再次，正因为他们劫夺生辰纲是为了“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所以用蒙汗药在黄泥冈智取生辰纲后，他们并没有其他打算，以为只少数几人干的，大家又曾对天发誓，已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人一概不知的地步，故此夺得生辰纲后，大家分得财宝散伙，各自回家去图个一世快活。如果不是白胜被捕，供出晁盖等人，使事情败露，他们哪会上梁山落草为寇呢？直到宋江担着血海似的干系，飞奔到晁盖家里通风报信，劝他们“走为上计”时，晁盖还没有想到要造反。吴用也只是说：“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言下之意是如果官府追捕的不急，他们还不愿入伙。就是到何涛领兵围剿，逼得他们为求生路，不得不以武力抵抗，痛杀一顿上梁山时，晁盖想到的还是自己“造下弥天大罪”，“只指望逃灾避难，投托王伦帐下，为一小头目”，根本不是领头造反。而为人们视为最为彻底的革命派——阮氏三雄，一个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一个是“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于赵王君”，另一个也只是“休道你是一个小小府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干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矛盾都是指的贪官污吏，毫无造反之意。吴用虽未明显流露出这种情绪，但也未有造反要求，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他虽早已选定了避难之处，先奔石碣村三阮家里，“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进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里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而且入伙的方式，他曾一再提到过：先奔朱贵酒店，“将些人情送与他引进”，然后是“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这完全是用行贿入伙，用金钱买个避难处，哪能是“暴动”、“造反”呢？！
综上所述，劫夺生辰纲，不是“造反”、“暴动”，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抢劫！其目的根本就不是动摇统治根基和国家政权，而是用打劫来的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图个一世快活”！
施耐庵笔下的老虎
《水浒》作者施耐庵不仅是个写人的行家，而且是个画虎的高手。《水浒》里有四处写到虎，虽说都是吊睛白额锦毛大虫，但虎姿、虎态又各不相同，真可谓是同中有大异，异中有小同，读之趣味盎然。
洪太尉在龙虎山所遇之虎是吓人之虎。你看它出现在洪太尉孤独一人、脚穿麻鞋、揽葛攀藤、脚酸腿软、“掇肩气喘”、心中抱怨之时，突然间山坳里起一阵风，虎借风势，风助虎威，接着是奔雷似的一声吼。此时虎虽未出，但这眼见之风势、耳闻之吼声，已使人丧胆。待猛虎扑地跳出，跃在洪太尉前面，洪太尉哪能不大吃一惊，“扑地望后便倒”！此虎吓人之处还在于“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使读者为之战栗，叫人三魂悠悠，七魂荡荡。此虎戏人还在于咆哮了一阵，往后山坡下跳了去，就不见踪影了。虎虽去，洪太尉吓得“浑身却如中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可见其害怕之极。此虎虽“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伸腰展臂势狰狞，摆尾摇头声霹雳”。委实吓掉人命，但它并不吃人，只是吓吓人、寻人开心而已。
武松在景阳冈所遇之虎才是吃人之饿虎。因官府贴出榜文，要求过往客商成群结队在规定的时间里过冈，那虎数日未食，是只寻人的饿虎。但在写作上，作者并不是将饿虎与武松马上接触，而且让武松打虎之前，通过“三碗不过冈”的酒店小二及榜文，三番两次渲染，说明此虎凶猛，使读者为之捏汗。武松毕竟是条好汉，为了展现好汉的风采，作者接下来写他豪饮。首先是说明酒之烈，喝三碗出门便倒。而武松连喝十八碗不曾醉倒，这不是简单地说明武松有超人的海量，而是在暗示其勇力过人，且又让读者为之宽心。老虎出现时是“发起一阵狂风”，而且“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说明此虎又饥又渴，早就发现了武松，于是一上来便是一扑，从半空里蹿下来咬人，接着使出看家本领一扑、一掀、一剪三下子。老虎抓武松不着，才气极败坏地大吼一声，“震的那山冈也动”。这扑、蹿、掀、剪、吼的动作完成于瞬间，说明老虎饿极，气极，急于要吃人。俗话说：“饿汉无长力”，饿虎也如此，折腾了一阵，体力消耗竭尽，而武松此时酒劲上来，但饿虎要吃他，为了活命，他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数来对待老虎。这“饿虎”对“神人”一场好戏就这样演绎了。
李逵在沂岭所遇之虎是饱虎。此虎刚刚饱食了一顿，吃了李逵老母，正从外面饮水归来。见小虎死于洞口，虽也张牙舞爪，但想到洞内虎子，又不见人，也就用不着咆哮，更不用扑、掀、剪的动作，故斯斯文文“先把尾去窝里一剪”，然后才将半截身躯坐将进去，完全是饱虎归窝的动作。李逵虽是粗人、莽汉，却是个孝子。好不容易接到老娘，想带回梁山去享福，千辛万苦将老娘背到沂岭，谁知却被老虎吃了，目睹此惨状，李逵哪能不“心头火起，赤黄须竖立起来”，连杀四虎，勇猛无比、痛快利索，也算是报仇雪恨了。
解宝、解珍是“当官受了甘限文书”。限期之内捕不到老虎就要受官府责打。只得到山上捕虎，先是尝尽等虎之苦，得虎之难。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见到老虎。而解珍、解宝在登州山所见之虎，是受伤之虎。此虎虽然中箭，在地上翻滚，企图挣脱身上之箭，箭未挣脱，又见解珍、解宝兄弟持叉奔来，身上疼痛难忍，那虎威早无。一个力竭，一个力旺，老虎自知敌人不过，带箭便逃。箭上又有毒，大虫奔命，血液循环加快，毒汁攻心，“那大虫挡不住，吼了一声，骨碌碌滚将下山去了”，一命呜呼。
《水浒》里的四虎，虽作者笔下所画，但有的“以神见形”，有的“绘形托神”，读来却似逼真，可见施耐庵写作手法之高绝。
武松的防身武器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情，凡读过《水浒》的人无不为之击节叫好，好在哪里呢？读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打虎的过程中，为之担心、为之捏汗、为之叫绝、为之欢呼。但作者对武松所拿的防身武器——哨棒的艺术处理却未引起大多数读者的注意。武松的哨棒在《水浒》“景阳冈武松打虎”一回书里，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件兵器。短短的一回书，作者不但反反复复十八次点到了这根棒，还写了不同的拿棒动作，如出发时是“拴了哨棒”，行走时是“提了哨棒”、“拿了哨棒”，坐下来是“倚了哨棒”，特别是“三碗不过冈”酒店喝下了十八碗酒后，武松是“绰了哨棒”立起身就走，是“横拖着哨棒”上冈来，酒涌上来时是“将哨棒绾在肋下”，酒发作时是“一只手提哨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树林，一个似醉非醉的好汉形象出现在读者眼里。一条哨棒，这么多拿法，既显示了作者用字功力，也让读者从不同拿棒姿势来品味武松的英雄形象。
这回书题是“景阳冈武松打虎”，作者这样让哨棒反复出现，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这根棒，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武松是靠这根棒来打猛虎的。结果在景阳冈遇虎，当吊睛白额猛虎扑来，要让这条棒发挥作用时，慌忙之中，又将棒打在枯树上，虎未打着，棒反折断。作者反复写棒，至此看来多余，其实不然。十八次写棒，各有妙用，产生三种不同的艺术效果。前十三次写棒，正是为了突出这根棒，要读者注意这根棒。特别是上了景阳冈，看到官府榜文，武松这根棒还拿在手中，武松有了打虎的武器，读者就更为放心。遇虎时“拿棒在手”、“抡棒打虎”、“棒折两截”，三次写棒，正好是使有用之棒变无用之棒，使读者的放心转变成瞠目、禁口、为之担心。最后两次写棒是在打死猛虎之后，这是棒的余波，读者又由担心转为宽心。综观打虎的全过程，这根哨棒一折、一丢、一拾三个动作，使文章产生了腾挪跌宕、婉转曲折的艺术效果。这一折、一丢正显出武松徒手打虎的异样神威来，武松在江湖上也由此闻名，使人折服。
有人可能会说武松徒手打虎，的确英雄。武松这条好汉，使用的棒为何一打就折呢？原因有二：一是如书上所云：武松见虎扑来，尽平生气力，将棒从半空中劈下来，打急了，打在枯树上折断，说明当时心慌，这也是事实。武松是人不是神，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猛虎，他不可能没有慌张之情，武松见到猛虎，首先是惊叫一声，“酒都作冷汗出了”，一会“闪在大虫背后”，接着“躲在一边”、“闪在一边”。这“闪”、“躲”正是武松惊慌时毫无对策的表现，手中之哨棒也完全变成了摆设，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结果是顾虎不顾树，打折棒也在理。
二是哨棒打虎根本就无济于事。哨棒顾名思义，一头实心，一头空心，可以吹出声音。一可用来挑小包袱，二可当拐杖，三是吹出声音惊吓豺狼。这么根空心棒，碰着枯树连枝带叶都打落，别说是一头空的，就是全是实心的，也难有不断之理。这根棒断也有断的好处，不断它也打不死老虎，即使用哨棒打死了老虎，也显不出武松的英雄本色。武松之所以英雄了得，传诵千古，正是因为他不借用任何武器，凭赤手空拳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哨棒折了，方显出徒手打虎异样神威来”（金圣叹语）。
正文 第六章 随笔杂说1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8 本章字数:4679
金圣叹批改《水浒》功大于过
关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主题思想，鲁迅先生说得很清楚：“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流氓的变迁》）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对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也作了一段论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鲁迅和毛泽东的分析，都揭示了一百二十回本《水浒》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而远在几百年前的金圣叹，一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在批改《水浒》时，恰恰删去了描写招安的后五十回内容，使作品的反抗性、斗争性和官逼民反的主题思想更加突出、鲜明，使之成为一部纯粹反抗腐朽统治、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大大加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金圣叹对删改后的《水浒》喜爱非凡，对它的推崇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他把《水浒》列为才子书，与《老子》、《史记》等并列，认为《水浒》“有益于世”，具有“讽刺之旨”，觉得“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水浒》真为文章之总持”，“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这无疑对宣传《水浒》、提高《水浒》的知名度、扩大《水浒》的影响都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金圣叹在《水浒》第三十五回总评中说：“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这段话不仅是提醒读者要注意宋江这个人物，同时还要注意他的评述。为什么这么说呢？《水浒》里的宋江，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仗义、扶危，又善用权术；既对当时的社会不满，又忠君孝亲。这些特点、毛病当然都会引起读者的不满。对于这些毛病，金圣叹批语中是在真骂。宋江谈忠说义，排斥晁盖，常怀野心，但表面上又处处装着不介意。对这些，金圣叹骂得最狠，毫不放过。另外，在很多批语中，金圣叹又针对宋江所为，称之为“人中俊杰”（第十七回），甚至把宋江抬到侯王之列，“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列，于宋江特依世家列。”在茶馆与何涛交谈时，宋江是“肚里寻思”如何救晁盖，口里却大骂晁盖。金圣叹则大赞：“宋江权术可爱！”第四十回在黄门山对欧鹏一席话后，金圣叹批语道：“不刚不柔，又悲又响，辞令至此无人不哭！”这正是对宋江以牺牲自我、保护他人的崇高品质的赞美。第三十八回赞宋江是“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等等。正是这些批语，使我们认识了宋江这个人物，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宋江这一艺术形象，从而更好地掌握作品的思想性。
金圣叹对《水浒》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为《水浒》写下了极为精彩而又准确的眉批及总评。比如在谈到《水浒》人物个性化时，他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格，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同时他概括的“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极为简捷地道出了这些人性格上的最大特征。这就便于读者阅读，有利于读者掌握。又比如“及时雨会神行太保”一回书里写李逵出场，戴宗“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一惊”，在此金圣叹批道：“黑凛凛三字不惟画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来，下便紧接宋江吃惊句，盖深表李逵旁若无人，不晓阿谀，不可以威胁，不可以名服，不可以利动，不可以智取，宋江吃一惊，真吃一惊也。”这段批语不但写出李逵形象吓人，还写出李逵上楼来的神态和性格。又比如“景阳冈武松打虎”中，金圣叹不厌其烦的在夹评中写到“哨棒一”、“哨棒二”……“哨棒十五”、“哨棒十六”；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批道“火”；在“王婆贪贿说风情”中多次批道王婆的“笑”等等处。正因此，绝大多数《水浒》的研究者及爱好者在撰写水浒文章时，都很注重引用金圣叹的这些评注文字来说明问题。金圣叹的这些评论对我们更好地阅读、欣赏《水浒》这部古典名著，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当然，金圣叹批改《水浒》也有不足之处。如在评点中对农民起义既有热情颂扬，也有恶毒咒骂之处，腰斩《水浒》的动机和效果之间也有矛盾，但是这些都不影响批改的巨大成就。总之，金圣叹批改《水浒》，是功大于过。
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
郑振铎曾经说过：三百年来“《水浒》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了一个名词。”因此，谈《水浒》，总离不开金圣叹，而对金圣叹的评价，也就成了评价《水浒》的关键。近几年来，对金圣叹的研究和评价虽说有很大进展，但分歧依然存在。分歧集中在对金圣叹思想的评价，对金评价《水浒》的立场、动机、目的的分析，金批改《水浒》的功过，对宋江形象的改造等等问题上。论者见仁见智，一分为二，中肯公允。不过，在对金圣叹的评价问题上，传统的一些观点有失偏颇。例如，郑振铎曾写下了《不要美化金圣叹》等一系列文章对其全盘否定。虽然作者说：“对金圣叹全盘否定或一笔抹杀，认为他的一生及其著作都无可取之处，当然也不对。他对《水浒》的评点文字，按他的艺术观点，从整体来说，是不值得过分颂扬的，但在个别地方则仍有可取的独到之处。同时金圣叹对《水浒》的传播，也有他的功绩，是不能一笔抹杀的”，但对金圣叹全盘否定的基本观点，郑先生丝毫没变，这就不能使笔者要与之商榷。
郑先生在《不要美化金圣叹》中给金圣叹所作的结论是：封建反动文人。其论据之一是，《春感八首》“深刻和淋漓尽致的暴露了金圣叹对清廷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思想感情”。
《春感八首》是金圣叹年过半百，科场失意后，得知清顺治皇帝很赏识他批的“才子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他因此“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这些诗句里有他感激明主知遇之恩的感情，反映出他对清朝统治者有过幻想，但更多的是他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之情。如果仅因这几首诗，就说他“同清朝统治者有亲密无间的思想感情”，未免言过之。《春感八首》仅是金圣叹留下三百八十四首诗中的极少部分，就是这些诗，也还保持了一定的身份，依然狂傲如故，牢骚满腹，毫无“一副标准奴才文人的嘴脸”。仅凭这八首诗就全盘否定金圣叹，实在没什么坚实的证据。翻开历代文人的作品，哪一个没有几句歌功颂德之作；岳飞还镇压过农民起义，刘鹗在他的名著《老残游记》中骂过义和团是“疫鼠”“害马”，骂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制犬”“毒龙”等等，但是，我们从不据此来否定他们的作品，更不否定其人。自然也不能因《春感八首》说过一些感恩之类的话，就认为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何况在金圣叹留下的诗作中，还有像《甲申秋兴》、《塞北今朝》之类愤懑之词、亡国之痛的作品，有《外甥七日》、《兵战》之类控诉清兵屠杀无辜百姓的作品，有表示对投降仕清者的鄙视的《湘夫人》，有对清朝统治者猛烈抨击的《临刑诗》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金圣叹是反清英雄，但至少是可以称其为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
郑先生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的第二条证据是关于“哭庙案”。郑先生在评论这个问题时，所用的最有力论据是鲁迅先生《谈金圣叹》中的一段话：“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升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对于鲁迅先生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谈金圣叹》是篇杂文，杂文所及，意在现实，是拿金圣叹做话题，借古喻今、冷嘲热讽三十年代那些置国难不顾、而积极配合其主子对国统区进步文艺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反动御用文人的；并不是一篇评价金圣叹的科学论文。杂文与一般科学论文是有不可忽视的区别的；拿杂文中的话当做论文的论据，进而征用，引以为据，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
“哭庙案”是怎么回事呢？辛丑年（1661年）二月，金圣叹等人借哀悼顺治皇帝为名组织苏州生员去哭临场所控告吴县知县任维初搜刮民财，贪赃枉法的罪行，并揭露指使县官贪污的巡抚朱国治，朱国治恼羞成怒，逮捕了请愿的秀才五人。金圣叹是组织者之一，又是哭庙文的起草者。事前由他参与策划，当场有他鸣钟击鼓，鼓动群众。最后，朝廷以“聚众倡乱”为由，将金圣叹等八人刑斩，家产籍没，妻子充军，其余十人也处斩刑，平息了这场震惊全国的“哭庙案”。“哭庙案”的性质，我同意郭松义的说法：“它表面上还是为了揭发县令任维初的贪赃行为，但实质上，斗争的锋芒是针对清统治者，是对于清朝政府严行催征粮的一种反抗。”“哭庙案”发生于清顺治十八年，那是清人入主中原掌握统治的初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拥有强大力量的南明王朝的遗民在做最后的反抗。顺治十六年发生了响应郑成功进军南京的“通海案”，顺治十八年又发生了“哭庙案”，这都是南明王朝遗民的义举，说明清廷的统治并不稳定。为了巩固其统治，清廷常以血腥镇压为手段。在这种形势下，金圣叹还敢于带头聚众抗暴，怎么能说他是“反动文人”呢？
宋江与岳飞
《水浒》里的宋江，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关于他，《宋史》所载寥寥无几，只知“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教必过人”（《侯蒙传》），结果张叔夜在海州举火烧毁宋江战船，使之无斗志，最后“擒其副贼，江乃降”（《张叔夜传》）。《水浒》里的宋江，是经过宋元两代民间传说、艺人加工及文人创作，最后而形成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是谁，很少有人探究。在《水浒》里宋江这个艺术形象写得如此丰满，如此复杂，仅凭作者凭空想象是很难完成的，故此有人提出，宋江有点像岳飞，岳飞的故事不少都移植到宋江身上了，仔细读一下有关岳飞的书籍，再对照一下宋江，结果完全明了。比如《水浒》中宋江征辽、平寇为国立了大功，尔后，被奸贼用鸩酒害死，宋徽宗梦游蓼儿洼后，给他昭雪，立庙封侯。这点与岳飞的经历极其相似，岳飞也是在大破金兀术、为国立功后，被秦桧在大理寺狱中用毒酒鸩杀，宋孝宗即位后，也给其平反，立庙封侯。
《水浒》里的宋江被招安后，就去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农民起义军，与岳飞追剿过张用、曹成，平定过江西的虔寇及湖南的杨么，抗击过金人也很相似。《水浒》里称宋江为“退虏平寇征西正先锋”，这又正是岳飞的头衔。
《水浒》说宋江仗义疏财，极其大方，所以天下归心。这又与岳飞的招贤纳士及其相同。岳飞当时每打一胜仗，朝廷即送来几万赏银。宋高宗还拨了湖北一带许多赋税给他做军饷，岳飞就用这些钱赈济百姓，颇得民心。在武昌时连远在太行山的梁兴，山东的李宝都赶来投靠，可见其真是闻名天下。
《水浒》里宋江临死前怕李逵造反坏了忠义，把李逵也骗来喝了毒酒身亡。而“岳飞传”中岳飞怕岳云、张宪不听圣旨，而亲手绑缚他们接旨，又何其相似。
以上数例，虽不敢说宋江的原型就是岳飞，但是至少可说，作者们在创作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时，借用了岳飞的不少事实，这一点大概无疑问吧！不然的话，这些相似之处又作何解释呢？
正文 第六章 随笔杂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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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与《红楼梦》
《水浒》和《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两部名著。前者写农民起义，后者写爱情故事；前者取材于历史传说，后者取材于作者经历；前者反映的是宋代，后者写的是清代；前者作者是元末明初人，后者是清朝人，两者好像无共同之点，然而仔细看看，这两部名著又有点惊人相似之处。
这两本书都各有两个作者，《水浒》是施耐庵、罗贯中，《红楼梦》是曹雪芹、高鹗。一般认为，施、曹是原作者或主要作者，罗、高是续作者或润色者。有趣的是，大家都公认续作远不及正文，甚至斥之为狗尾续貂。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两本书的作者产生了怀疑，认为历史上无施耐庵其人，他可能是一托名；无独有偶，也有人认为《红楼梦》作者也不是曹雪芹，而是石兄。
两本书的版本也极为复杂。《水浒》除有简、繁本之分外，繁本中又有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一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及百二十四回本，后者有庚辰本、甲辰本、乙卯本，有正本等等，至于谁先谁后，谁真谁伪，学术界争论不休，尚无定论。而这两本书都是章回本，都有个百二十回本。
这两本书问世后续书颇多。前者有陈忱的《水浒后传》、俞万春的《荡寇志》、介石逸叟的《宣和谱》（《翻水浒》）、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等等，后者有秦子忱的《续红楼梦》、小和山樵的《红楼复梦》、临鹤山人的《红楼园梦》、归锄子的《红楼梦补》等等。有趣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人作续书，前者如禇同庆花费四十年改写、续写的《水浒新传》，后者如张之续作的《红楼梦新补》等。
这两本书问世后，评点批改者多。《水浒》有李卓吾、杨定见、袁无涯、王望如、余象斗及金圣叹等人，《红楼梦》有脂砚斋、王希廉、姚梅伯等。金圣叹和脂砚斋都因评书而闻名，金批《第五才子书》及脂批《石头记》都成为研究这两部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两本书问世后不久就传到国外，译本颇多。《水浒》是17世纪后半叶传到日本，19世纪后半叶传到欧洲，至今已翻译成12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红楼梦》传日本晚于《水浒》，时间大概是18世纪末，1892年由英国驻澳门领事裘里将其翻译成英文，才开始传至欧洲，但其部分内容，如第三回中的两首诗，却早在1830年就选刊出版，早于《水浒》。这两本书都成为一专门学科，如“红学”、“水学”，国际上也很重视，“红学”曾召开过国际讨论会，“水学”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研究。
这两本书的结尾相同，都是悲剧结局；这两本书里都写了不少梦，有很多梦的形式、内容、结局都很相似；这两本书的内容丰富，都可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水浒英雄并非都是逼上梁山的
说起水浒英雄造反，通常人们都认为是“逼上梁山”的，并借此来说明北宋社会的黑暗，官逼民反。当然，“逼上梁山”是他们造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逼上梁山”的形式有多种。
一是官逼。比如林冲，好端端的一个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就因为妻子被高衙内看中，屡遭迫害，一再忍让，最后还是走投无路，只得奋起反抗，奔上梁山。这样类型的人物还有柴进，柴进是“后周柴世宗嫡派子孙，因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太祖伍德皇帝敕赐他誓书铁券”，可以说他是先朝的凤子龙孙，又有“誓书铁券”这样高级的护身符，按说是宦官不敢碰、凡人不敢惹的。可是偏偏就有那殷天锡，依仗自己是高唐州知府的妻弟，强占柴皇叔花园，打伤、气死皇叔。柴进与之理论，也被殷天锡派人抓进高廉公厅挨了打，还差一点送命，终于被逼上梁山。
另外一类是民逼，这个类型的人最多。比如说卢俊义就是被宋江、吴用硬逼上梁山的。卢俊义本是河北大名府富户，就因为他“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是“河北三绝”，一次闲聊中宋江突然想到他，就想把他弄上山。后来是吴用假扮算命先生装神弄鬼的编出了所谓“百日之灾”的谎话，又在其家粉墙上留下“卢俊义反”的藏头诗，硬是把卢俊义逼上梁山；安道全是张顺逼的，史进是被李吉逼的，解珍、解宝兄弟是毛太公父子逼的，孙立、孙新是被顾大嫂逼的，徐宁是汤隆逼的，肖让、金大坚、李应、朱仝是吴用用计逼上山的，秦明是被宋江逼的等等。
第三种是先犯法，后又遭官府迫害逼上梁山的。如鲁达、宋江、雷横都是因为杀人后逃避江湖，后又遭人陷害而不得不上梁山。
还有一种也是先犯法，因为担心官府的追捕上梁山的。如杨雄、石秀、吴用、公孙胜、阮氏三雄等。晁盖等八人劫取生辰纲分得财宝后，都各自回家过着幸福生活了，并没有打算上梁山，后来事情败露，官府四处缉捕，这才被迫上山。这些都可列入逼上梁山之列。
不过，还有一些水浒英雄就完全不是逼上梁山的，而是自觉自愿上山的。比如皇甫端就无人逼迫，是张清上梁山时推荐他自动上山的；杨林、邓飞、孟康、裴宣等人是在饮马川前巧遇，后随戴宗上山的；时迁是在翠屏山挖墓时目睹杨雄、石秀杀潘巧云后，跟随两人上山的；汤隆、焦挺、鲍旭是跟随李逵上山的；清风山的燕顺、王英，对影山的吕方、郭盛是在争夺地盘的过程中，偶识宋江，而被带上山的；江州的张顺兄弟、揭阳岭上的穆弘兄弟、浔阳江边的童威兄弟、李俊和李立等等，都是打了无为军后随宋江上山的。
最后一类是被梁山英雄活捉上山的。如扈三娘、关胜、索超、董平、张清等等。扈三娘是在宋江三打祝家庄时被林冲俘获的，后来被宋江派人送上梁山的；关胜是攻打梁山时因中呼延灼的诈降之计被俘的；索超是在宋江攻打大名府时被吴用设计捉上山的；董平、张清也都是中吴用之计被俘上山的。
正因为这些梁山好汉上山的形式各种各样，也就决定了各人对于“落草为寇”的认识不尽相同，也才会出现了在是否接受招安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不统一。关于这一点，有另文详述，这里也就不再啰唆了。
正文 第六章 随笔杂说3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9 本章字数:6955
《水浒》的隐退思想
《水浒》是一部思想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古典长篇小说，它一方面深刻地暴露了宋代社会腐败黑暗现实，揭示产生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歌颂了农民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另一方面，却又把这种反抗和斗争局限在不推翻赵宋封建王朝的框架之内，而对敢于造反，企图改年建号的其他农民起义军深恶痛绝。它一面以赞美的调子描写了梁山义军的招安；另一方面，又对接受招安的后果写得十分悲惨，客观上形成了对招安的一种批判。正因为如此，作品本身存在着复杂纷纭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所以后世研究者对很多问题看法不一，争论不休。例如对其主题思想的看法就有多种分歧意见：“文革”前，普遍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四人帮”横行时，却又恰恰相反，斥责它是一部“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瓦解农民起义的小说”。近几年来，后一种观点的论者虽不多，但依然存在。此外，有人认为忠奸斗争是《水浒》的主题，有人认为《水浒》是为“市井市民写心”，也有人认为《水浒》的思想是“官逼民反”等等。这些看法都各有自己的充分根据，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他们都忽视了《水浒》的另一重要思想——隐退思想。
《水浒》里的隐退思想是贯穿作品始终的，在后半部尤为突出、明显。特别是结尾，作品的隐退思想更是达到了高潮，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泾渭分明。“结尾——是问题中最难的一个”（阿。托尔斯泰语）。这“最难”就难在，不但要收束好作品中所展开的矛盾，使作品结构完整、统一，更重要的是要表明作者的态度，深刻地显示作品的思想意义，激发读者深思。《水浒》的结尾完成了这个“最难”的问题。作者不迎合国人所喜欢的富贵荣华、光宗耀祖的大团圆结局的习惯，而是呕心沥血，精心设计，另辟蹊径，制造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让人深思。这个悲剧的结局，不只表现在英雄们之死上，而且表现在出走上。这一死一走，告诉了人们：“招安”并不能使“招安”者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只能是被杀的悲剧结局；而隐退者，轻视功名富贵，退居山野，却自由自在，善终天年。作者的态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不是明显不过了吗？
《水浒》中的隐退思想，作者又是怎样精心安排的呢？
首先是残酷现实的逼使。水浒英雄们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两败童贯、三败高俅，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如果按照李逵的奋斗目标，“打到东京，夺了鸟位”，这在当时，真不失为良机，但是，以宋江为首的一大帮义军将领不去考虑如何领导起义军进一步推翻赵宋王朝，却加紧准备接受招安的活动，结果使得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夭折。接受朝廷招安，本是梁山义军大多数头领盼望已久的、能实现“去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封妻荫子”的愿望，但招安后的残酷现实表明，他们这些美好的愿望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
招安后，义军头领们一腔报国的热血，既不被统治者理解，加上奸佞的谗言，反备受怀疑、仇视和排挤。招安伊始，梁山的夙敌童贯就启奏皇上“这厮们虽降，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企图将这支军队消灭干净。征辽战斗打响后，梁山义军的确在“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眼看辽邦将要倾覆，蔡、童、高、杨四大奸贼因接受了辽邦重金贿赂，战争很快停止而议和，梁山义军获得的功劳化为乌有。在平定田虎、王庆之后，背信弃义的统治者，不但一再违背“早奏凯歌”“必将重用”的诺言，反而纷纷具本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辄便加爵”，给义军“顺天”“护国”当头一棒。非但如此，还对义军行动处处禁约：“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可见，招安后的义军，不管如何忠心耿耿，在统治者眼里，仍不过是投降了的“反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梁山义军，以死伤病残“十损其八”的惨重代价，为统治者立下奇功大勋之时，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残害义军：阮小七因围剿方腊时，在邦源洞穿过方腊的“衮龙袍”戏耍，朝廷大将王禀、赵潭“怀狭邦源洞辱骂旧恨”，妄奏阮小七“必致造反”，于是昏君竟下旨“追夺阮小七的官诰，变为庶民”；卢俊义被骗至京师，天子当面将放有水银的“御膳”赐予他致死，宋江则被天子所谓安抚赏赐的“御酒”所毒死。
这残酷的现实，血的教训，使梁山众兄弟看清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认识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只能是一种幻想。明智之士急流勇退，纷纷主动纳还官诰，以免“受玩辱”。
其次是借用历史的教训。其实，这样一个“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排挤残杀功臣良将的事发生。封建统治阶级在争夺政权时，他们需要忠臣良将为之卖命；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又必然以种种借口残杀功臣。早在春秋战国时，吴国的范蠡就以“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论断，对功臣在成功之后遭受残害的必然性做了概括，深刻地指出，功臣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的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的关系，并向文种提出功成隐退的忠告。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千方百计残杀功臣，这是统治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水浒》作者深知这一点。故在作品中，作者多次借用历史的教训来宣传他这一隐退思想。如《水浒》第九十回“双林镇燕青遇故”中，当燕青劝许贯忠到京师讨个出身时，作者借许贯忠之口说：“今奸邪当道，嫉贤妒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直良正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自古道：”雕鸟尽，良弓藏。‘“燕青心领神会，铭记在心。所以，征讨方腊成功之后，燕青拒绝还朝受封，还对卢俊义讲出”韩信未央宫里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三个历史故事，劝告卢俊义功成身退，不然”祸到临头难走“。
燕青的转变是有典型性的。燕青在争取“招安”的活动中是立过汗马功劳的，是他去李师师处打通关节，向天子面述梁山好汉盼望招安之心思，得到圣上“恩准”的；招安后，他也积极效命于赵宋王朝，又恰恰是他，在成功之后，不愿还朝受封，并借古喻今劝告卢俊义，燕青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说明他已预感到下场的凶险。
又如《水浒》第一百十四回混江龙李俊太湖小结义后，李俊曾劝费保到朝廷做官，费保回复李俊的一席话也是如此，费保说：“小弟虽是个愚鲁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到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大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弟兄。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以终天年……”李俊听罢，先是感谢“重蒙教导，指引愚迷”，次是肯定费保一席话是“十分全美”，最后表示收服方腊之后，一定偕童威、童猛来相投，“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李俊的思想能与费保的忠告一拍即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作者认为：隐退是梁山好汉唯一的、最好的出路。
再次是局外人的暗示。《水浒》作者还安排了不少局外人，精到地对义军前途的凶险做了暗示，使梁山义军不少头领“点头玩味”，为功成后的隐退埋下伏笔。早在《水浒》开篇不久，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智真长老在鲁智深临别之际，就赠给他“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上”四句偈言，供他终身享用，为鲁智深安排了一个功成身退的完满结局。第五十四回戴宗奉令去二仙山请公孙胜出山归营前，罗真人也送给公孙胜“逢幽而上，遇汴而还”八个字，要他“记取，休得临期有误”。与其说这是提醒鲁智深、公孙胜等不要迷恋功名，功成身退，不如说是作者早早就在作品中为其宣扬隐退思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第八十五回宋江等拜见罗真人时，罗真人也送给了宋江八句法语：“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始逢东墓，鸿雁分飞。吴头赵尾，官禄同归。”虽说是天机不可泄漏，无非是借神仙之口，暗示义军前途凶多吉少，鼓吹隐退。还有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时，也有三五千人辞去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交情浑似股，义气真同骨肉”的第一次分裂，这辞去的三五千人，就是清醒的功成身退者。如果说二位活神仙及辞去的三五千梁山兄弟的言行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征辽时，辽国使臣欧阳侍郎的一席话：“……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授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立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打王庆荆南城时，城中高士肖嘉穗的话：“方今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虽材隋怀，行若由夷也，终不能达九重。肖某见若干有抱负的英雄，不计生死，越公家之难者，倘举事一有不当，那些全躯保妻子的，随而某孽其短，身家性命，都在权奸掌握之中。像肖某今日，无官守之责，却似闲云野鹤，何天之不可飞耶！”这些忠言暗示，分析得再明显、透彻不过，故宋江以下“无不嗟叹”，静思默想，为前途懊丧，为命运担忧。
再次是宋江悲剧的陪衬。在《水浒》里，宋江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丰富的艺术形象。他的一生是由不愿意革命到走向革命以至背叛革命的三部曲组成。他既有起义领袖的英雄气概、组织指挥才能，又有农民阶级的弱点和动摇性；既有对朝廷（皇帝）的“忠”，又有叛逆的“义”。其性格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忠”和“义”的矛盾，但最后又统一于“忠”。他力排众议，执意招安并获得成功，对朝廷一片忠心；在征辽过程中，他明知辽使欧阳侍郎言之有理，也“忠心不负宋朝”；南征北战，功劳卓著，朝廷不但不加封进爵，反而“禁约”重重，弟兄们都有反意，而他却“垂泪设誓”，使众弟兄与之同心报国，最后被朝廷“御酒”毒死，死前还喊出“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就是这样一个不存半点异心、忠心耿耿的忠臣，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这不分明用宋江被害惨死的教训来陪衬作者所要宣扬的隐退思想吗？
最后，作者在《水浒》中多次运用诗句，表达自己功成身退的明确主张。如一百十九回宋江衣锦还乡后写道“衣锦还乡实可夸，承恩又复入京华。戴宗指点迷途破，身退名全遍海涯”；燕青劝卢俊义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后，诗曰“时人若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全书结束诗中写道“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蠡船”等等。既流露出对功成身退的赞扬，又对迷恋功名者于怜惜、哀痛之中包含着针砭之意。
历史的教训使得英雄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再加上一些局外人的暗示，更重要的是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义军将领。所以当宋江招安后，眼见得步步走向“成功”，众多兄弟却在走向隐退。
早在处决王庆时，公孙胜就辞别宋江，归于山林。在擒住方腊后，鲁智深也对宋江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随后在六和寺“圆寂”了。武松是“不愿赴京朝觐”，要做“清闲道人”。燕青更“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不但自己“隐迹埋名，寻个僻静去处”，而且还告诫卢俊义，“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宋江军至苏州城外，只见混江龙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这三人后来都做了化外之人。
当义军太平回朝时，“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那不愿为官的已退隐山林了，就是那跟着宋江朝觐，封官授职了的头领，虽然他们暂得“光宗耀祖”，但是，残酷的现实仍然让他们步隐退者的后尘，纷纷纳还了官诰。在统治阶层的暗夜中，闪耀出第一道清冷光辉的是戴宗，官场的实践教育了他，他终于“陪堂术闲”而去。接着，柴进在朝廷追夺了阮小七官诰后，亦“求闲为农”。柴进的隐退，刮起了一阵隐退的小旋风，李应、宋清、杜兴、邹润、裴宣、杨林、蒋敬、朱武、樊瑞、穆春等都随风隐退了。
作者所热情歌颂的这众多隐退的兄弟中，有自幼受苦，命运多舛的，也有生长在富贵之家的；有的一向学得百伶百俐，也有的是粗鲁汉子。虽禀性各异，却殊途同归。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今奸邪当道”，功成身退是明智的做法，功成不退，祸到临头就难走了。所以在平方腊后，活着的三十九位头领中，就有二十一人先后隐身了。由于《水浒》作者独具匠心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
既然《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那么，《水浒》的隐退思想又有何进步意义呢？
首先，《水浒》中的隐退是义军唯一较好的出路。梁山的英雄事业虽说有两败童贯、三败高俅、杀得赵宋王朝官兵“梦里也怕”的鼎盛时期，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推翻赵宋王朝的打算，他们所盼望的是“替天行道”，说具体点就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地“保国保民”，最后达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目的。为达到目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朝廷不要把他们当做“强盗”看，能够“招安”，而统治者武装又镇压无方，便使出了他们安抚、招安的一手。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很快被朝廷利用去征辽、平“寇”，利用去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结果招安也不是义军的真正归宿，许多英雄不是为统治者战死沙场，就是死于统治者的阴谋之中，最后“陷于失败”，只有功成身退者，才保身善终。
其次，《水浒》中的隐退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反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反抗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条件下唯一能做到的一种理智的反抗。他与那种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隐退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笼统视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
招安后，权奸对义军的诽谤、陷害，使英雄们每每再萌异心，也在所不辞，招安后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使他们的头脑越来越清醒，许多头领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残酷的现实，李逵多次喊要造反；平王庆后，李俊、张顺兄弟及阮家三昆仲也要反，吴用等人也“都有怨心”；平方腊后，情同手足的兄弟，伤的伤，亡的亡，许多兄弟再也不顾与宋江的情义有多么深厚，宋江的“忠义”说教也不能再约束他们的反抗思想了。他们不愿做奴才，不能任统治者宰割，更重要的是在这奸邪当道的社会，他们怎能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呢？他们藐视功名富贵，他们退还朝廷的官诰，一个个离别自己所敬爱的宋大哥而去，因此，说《水浒》中的隐退是“小丈夫自完之计”（李卓吾《忠义水浒序》）是很片面的。
这不与统治者为伍，这藐视功名利禄，不受封诰或退还官诰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种理智的反抗。试想，义军所有的头领如果都执迷不悟，功成不退，那不被统治者残杀殆尽吗？卢俊义原先曾认为：“我闻韩信三齐擅自称王，教陈豨造反；彭越杀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谋汉帝江山。以此汉高帝诈游云梦，令吕后斩之。我虽不曾受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过。”可是结果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凡作者安排的有善终的水浒英雄，其善终都是隐退的结果。
再次，《水浒》中的隐退，也是对统治者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招安后的水浒英雄，他们抗辽国、征田虎、擒方腊，出生入死，为统治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样“不计生死，赴公家之难”的英雄为什么就“不能达九重”，而不得不隐退呢？为什么“全躯保妻子的”尽可残害忠良而逍遥法外呢？招安前，统治者对义军残酷镇压，当然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招安后，统治者采用了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残杀义军。他们或是怀私恨，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剥夺官诰，或者下水银、慢药等毒药来残杀义军头领。很明显，作者这样处理，是对至高无上的封建朝廷的深刻揭露和鞭挞，是对统治者暴行的有力控诉。
最后，《水浒》中的隐退，还寄托了作者对义军东山再起的愿望。早在太湖榆柳庄上结义时，费保就寻思，今后与李俊一起到江海内“聚集几多水手”，干一番事业。李俊在费保的劝说下，也决定“别立化外之基”。这就是显示出义军东山再起的端倪。这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将隐退的英雄又组织起来，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们的又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当然，在今天看来，在这些隐退了的英雄身上，进取与退却，聪明与糊涂等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水浒》中隐退思想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不能抹杀《水浒》隐退思想的积极意义。《水浒》的隐退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才能做出科学的评价。我们完全可以说，《水浒》作者对隐退的描写是《水浒》中的又一民主精华。是《水浒》的又一重大思想内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作者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高明之处，说明作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正文 第六章 随笔杂说4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9 本章字数:6922
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也摆脱不了等级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权利再分配更是起义领袖们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因权利分配不当致使艰苦奋斗夺得的江山一朝失落，1856年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就是一例。梁山好汉也是生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必然有所反映。晁盖、吴用上梁山之初，在谈及林冲座次时，吴用不是认为“理合王伦让这第一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认”，对梁山王伦座次排定不当的不满吗？而林冲自己不也表示过，王伦“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的愤慨及自己“因犯下大罪”，投奔他处无门，“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的抱怨吗？然而，这些出身、职业各异，性格、才智有别的好汉们，在晁盖、宋江入主梁山后，多次排座次，虽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居然没有一人对此有异议，这的确是少有之事，也足以说明梁山排座次是大有学问的。
梁山众好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他们聚居梁山，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才的群体。如何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团结、互相激励、各展其能，这必然是梁山寨大头领所必须及时考虑的问题。梁山寨中多次排座次，正是大头领们根据这人才群体的不断壮大，所进行的人才重新组合，借此来调整这个群体结构内部的矛盾，使之有序化、合理化。正因为调整的及时、合理，所以在梁山事业发展中，从未因权力分配、人才任用产生矛盾，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那么，梁山寨是怎样排座次的呢？它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就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结合原著，对几次排座次进行简要分析，才能了解其轮廓。
水泊梁山第一次座次是王伦排定的，时值林冲上山后，王伦自己为尊、杜迁第二、宋万第三、林冲第四、朱贵第五。王伦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呢？《水浒》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里，王伦一段内心独白交代得很清楚：这就是以上山先后为序，其余不予考虑。
由于王伦心胸狭窄、嫉能妒贤、忘恩负义，又实行了“关门主义”，这对人才的聚集，事业的发展必然不利，理所当然地被反对。晁盖等新人到来，很快就引发了火并王伦，进行了梁山寨第二次排座次。这次座次是众好汉互相磋商、民主排定的，我们只要读读“梁山泊义士尊晁盖”一回书便可知：晁盖、吴用、公孙胜的座次是林冲提名，大家商量同意排定的。林冲提名时，对每个人都有句评语，总括起来，原则是两条：本领及声望。其他人的座次大体也依照这两条，加上资历、年龄而定。
第三次排座次是在打无为军、宋江等上山聚义之后，此时新老头领已增至四十人。这次座次实际上并未排定，只是让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这是晁盖、吴用等七人的意见，依据是：“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这就是贡献或功劳。吴用、公孙胜座次依旧，其他新老头领座次根据宋江意见定：“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的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宋江这个意见实质是两条原则：资历，贡献大小。然而宋江又是把贡献大小放在首位。这个意见显示出其非凡的组织才能，他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农民起义军内部权力和地位再分配这一甚为麻烦的问题，无形中堵住了许多分裂、火并的根源，既摆正了新老头领的主次位置，又激发了新老头领为梁山事业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既突出了贡献、本领在排座次中的重要地位，又保持了新老头领的团结，故此深得众英雄赞同。
第四次排座次是在打了东平、东昌府之后，此时梁山已有一百零八位头领。这次排座次是天意，是小说中神道观念和宿命论迷信思想的反映，但不是人为，而是天随人意。这次座次的排定，可说是集前几次排座次原则之大成，原则依然是按贡献（或功劳）大小、本领高下、名声高低、年龄及资历这几条来定。但又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综合考虑排定的。特别是这次排座次后，宋江、吴用又对一百单八将进行了全面分工，各负其责。这样既弥补了排座次中的失误，又使每个好汉各得其所、各随其志、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献其功，使众英雄感到座次合理、任用得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得如此完美的确不易，也表示出梁山大头领使用人才的本领。
综观水泊梁山这四次排座次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王伦的论资排辈原则，是一种安排人才的短视观点。它是人才群体结构合理化的障碍，既调动不了人才的积极性，又妨碍资历浅的真正人才脱颖而出。而晁盖、特别是宋江，他们顺应潮流而动，在排座次问题上随势应变、多方考虑，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弊端。他们依据衡量人才的贡献、本领、名声、年龄及资历等五条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但又始终把前三条作为主要条件。这在当时可说是最优选择，就是今天，它也不无意义。水泊梁山众好汉由于出身、教养、能力、性格各有差异，他们的德、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然有长有短，宋江正是根据这差异来排定众好汉间的座次前后。所以，笔者认为梁山英雄排座次正是以德、才为原则，采取因材施用、择优任用的办法来排定的，这是一种“任人惟贤”的做法，值得肯定。
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
义军的根据地《水浒》是一部反映北宋时期农民斗争的长篇小说。既是小说，就允许虚构。既可虚构，那么对《水浒》里梁山好汉是否以梁山为根据地这个问题，本没必要去探考。但是在一些研究者中，也有人认为：梁山地区（或梁山）就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既是如此，那么，我也想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在正史、野史中是有零星记载的。比如《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云：“（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宋史。侯蒙传》卷第一百一十《侯蒙传》亦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等等，这是正史的部分记载。宋人所撰野史中也述及宋江起义事。如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六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抚山东盗宋江”；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云：“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方勺《泊宅编》卷五云：“宣和二年……天章阁待制歙守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另外在《三朝北盟会编》、《林泉野记》、《青溪寇轨》、《东都事略》、《王师心墓志铭》及《王登墓志铭》等史料中也都有宋江事记载。
史料虽说零零星星，综而观之，我们可以理出这么个头绪：宣和元年（或在此之前），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于河、朔（即黄河以北，今山东徒骇河东南，山东东阿，河南睢县、柏城以东地区及江苏的西北部地区），宣和三年二月，在楚、海州（即今淮南及江苏东海）被海州知府张叔夜派伏兵袭败，宋江投降。宋江义军在这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他们时而在淮南，时而在山东，时而“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时而又“出入青、齐、单、濮间”，“转掠十郡”，活动范围在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宋江起义军是一支不曾建立任何根据地的、流动作战的游击部队。如果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据以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就叫“根据地”，这就恰恰说明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因为宋江义军“转掠十郡”，而不是“长期地”“据以”这个地方，既不可能“据以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又何能称为根据地呢？
既是如此，一些学者又是怎样来论证梁山地区或水泊梁山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呢？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从地理的角度论述梁山地区的险要地形。有学者先从梁山及附近诸山的形成和概况，论述到梁山泊的形成及其概况，再从丰富的资源、险要的地形，论述到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是农民起义的理想根据地。指出：“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水阔山险，地形复杂，位置重要。经济上，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料来源；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是起义农民据以同北宋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理想根据地。正因为梁山地区具有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北宋时期借居梁山地区反抗北宋王朝腐朽统治的不计其数。《宋史》上不乏”梁山泊多盗‘，“梁山泊素多盗’，”梁山泊渔者习为盗‘的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宋江据此起义，但当时的史料却提供了“宋江寇京东’，”出青、齐、单、濮间‘的活动区域，正是属于京东西路，又恰恰处在青、齐、单、濮州包围之中。在这一地带，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像梁山地区这样有利的活动场所。宋江之所以能以少数人坚持同北宋王朝相对抗，使“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官军莫敢撄其锋‘，若不是借助梁山地区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史载宋江“其才必过人’，应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总之，从北宋时期梁山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我们认为宋江据此起义是可能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北宋时期的梁山泊号称“方圆八百里”，实际上它南自今巨野县城北二十余里，北抵梁山县斑店一带，东南达嘉祥县梁宝寺附近，东北到小安山东部，西逾今之黄河二十余里，形状为南北狭长，方圆约四百余里。水泊之中，有占地3.54平方公里、海拔高为197.9米的梁山，加上附近的凤凰山、龟山、土山，占地总面积仅十余平方公里。据此有学者认为：“梁山地区的水陆交通也比较便利。向西南可沿五丈河进击北宋的都城东京；向东南可沿南清河进击单州、徐州；向东北可沿北清河进击齐州、青州；向西北可以从陆地进击北京（大名府）。”因之，宋江等人要四方进击，进退可靠，就必然在青、齐、单、濮这片广阔的战场上找一处有险可守，进退自如的根据地。那么，位居四州中心地带的梁山泊，当然是最理想的去处了。况且，在这一带可以凭险而居的也只有梁山泊一处。因此确认梁山泊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而梁山水泊之中可驻足仅有梁山。
梁山的地形的险要，的确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定的消极面。
首先，梁山泊离北宋京城汴京（即今开封）较近，既有进击之利又有被剿之弊。它既构成了对京城的威胁，又加速了朝廷对它的防范和镇压。为了京城的安全，朝廷历来对这一带地区防范甚严，其任命的知府或知州一般要由“两制以上的臣僚”担任，而且有的还由皇帝亲自遴选（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朝廷通过这些得力的地方官控制这个地区。而这些地方官一般又兼有京东西路安抚使的头衔。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他们又常以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来报答皇帝的恩宠。所以担任这一带的地方官大多是战绩彪炳、多谋善断之人。《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二七载：“蒲宗孟以郓多盗，疼诛锄之，所戮不可计。”另外如张奎“数月捕诸盗悉平”，李璋“信尝罚擒捕，盗为衰也”，刘温舒因“用心督捕”，曾受到朝廷的嘉奖。洪迈《夷坚乙志》卷六中载：宣和六年，梁山泊又掀起一次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起义群众一次被杀就有五百余人。官军的严密防范、地方官吏的残酷镇压，就逼使宋江义军无法在此立足。
其次，梁山泊水陆纵横，相互为用，既然“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那么这个“战略性的军事要地”也就必然为官军所用。因为这些军事上的有利之处，也可以说是官军在军事上的有利之处。“梁山泊多盗”这是历史真实，而历次起义都迅速被镇压下去这也是事实，这就充分说明：梁山泊不是义军理想的依托。如果说梁山泊是理想的根据地的话，史实上的宋江起义就没有必要到处转移。再说梁山泊沟通黄河、运河，是北宋重要的交通要道，正因为交通方便，就造成易攻难守之势。有一点要考虑到，宋代的造船业是相当发达的。《水浒》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船只，特别是高太尉讨伐梁山时，请叶春设计建造的大海鳅及小海鳅战船，每只只能容百人至数百人，外用竹笆遮护，既可避箭火，又可在船面竖立弩机，官兵凭借这些战船在泊中就可畅通无阻，更何况北宋时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火药的火药局，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运载武器——火箭。《水浒》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轰天雷凌振打梁山时就用了三种火炮：风火炮、金轮炮及子母炮。吴用以为“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总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的到城边。”谁知凌振只放了三炮，“两个打到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使“众头领尽皆失色”，可见其射程之远。从书中“天崩地陷，山倒石裂”八字看，其杀伤力之大可想而知。而梁山寨仅只是个197.9米高，占地仅3.54平方公里的矮小孤山，朝廷官军利用其巨大战船及其火炮攻击，宋江义军在梁山之上是难以藏身的。
再次，从古今事实看，某一地区要成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先决条件是交通一定闭塞，是敌方守备的薄弱环节。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如此，陕北延安根据地亦如此。而梁山泊正恰恰是北宋王朝防范的重点地区，交通又极为便利，我认为它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论证。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提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并由元初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的一段记述为依据，然后用推理的形式，从三个方面推导出结论。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理”，还是推不出来。我们不妨看看“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材料曰：“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过梁山泊，遥见一峰，嵽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议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请注意文中的”闻“字，闻者，听说也，听说之事怎能信以为真呢？”此安山也。昔宋江议事处……“也是闻”篙师“所言。篙师者，船工也。”篙师渔夫世代生活于此“，但其所言又怎能替代史料呢？如果按照这种见解，”流传于他们之中的故事是可信的“，那么，今阳谷县城东南三十五华里的景阳冈，立有”武松打虎处“碑，阳谷县十字街首有”狮子楼“，我们就能确认真有武松打虎、斗杀西门庆这样的故事是历史事实，梁山义军中就真有武松其人了吗？现在梁山黑风口塑起了李逵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李逵是梁山义军将领之一？中国类似的民间传说很多，后人为了纪念它，往往喜欢假事真做，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可信的材料，那就无所谓历史，更不用考证了。再说陈泰生活的年代虽距宋江起义仅百余年，但陈泰毕竟是词曲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所著的《所安遗集补遗》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史书。《江南曲》只不过是因过梁山，闻篙师所言，味王荆公诗，而叙游历所作，这怎能算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呢？更何况篙师自己还错把距梁山十余里的”小安山“当成梁山。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也是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东西，何况陈泰在文中很慎重的用了”相传“两字，籍以说明此为不属于”史“的范畴。有的学者又为何当”史“来看待，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有学者说：“宋江起义前和起义后均有人在此安营落草。”这并不能说明宋江就在梁山起义，并以此为根据地。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宋江可能在此起义或义军到过梁山。或说：“宋代的不少文献曾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于山东梁山水泊周围。”宋代的不少文献的确是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山东梁山水泊周围，但没有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梁山。再说梁山周围地域如此之大，如果说其活动过的地方都可称为宋江义军根据地的话，那就无所谓要根据地了。再次是宋江在梁山水泊周围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又“出青、齐、单、濮”，“剽掠山东一路”，又怎能说其有根据地呢？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从宣和年间北宋官吏的调动也很能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在引用了《宋史。侯蒙传》后，明确指出：“这位资政学士的招安建议获皇帝的赞许，接着便派他去东平府（亦称郓州）上任，干什么去呢？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东平府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这个说法就太武断了。这只是朱周文的推理，推理是不能代替史实的。说其武断，一是皇上派他去知东平府“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宋史。侯蒙传》中没有这个意思；二是东平府一度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的驻所，东平府曾列入大都督府的级别，辖六县，而东平府一带，又是“多盗贼”地区，为了京都的安全，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宋代历朝都非常重视此地官吏人选，派侯蒙这个资政学士去知东平府完全符合他的身份，属于正常调动。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因侯蒙调东平府，东平府又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
正文 第六章 随笔杂说5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3-27 11:25:19 本章字数:7414
那么，否定宋江起义把梁山泊作为根据地，是否站得住脚呢？我认为完全站得住脚。我们论证历史事实是绝对离不开史料的，不以史料为依据，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无法论证。“《宋史》中没有专门记载过宋江等人的活动”，这是事实。如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我们今天也就无须商讨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侯蒙传》、《张叔夜传》和《徽宗本纪》及其他史料中，还是可以间接找到宋江起义大概的轮廓：宋江起义，自始至终没有建立名号；而其战略方针是流动作战，不曾建立根据地，也不曾有过较为固定的临时战略驻地，随战事情况而四处奔走，故而被官军污蔑为某一地区的“盗”“贼”。宣和元年，活跃在京东西路，先被称为“河北贼”（《王师心墓志铭》），后又称为“京东贼”（《王登墓志铭》），“山东盗”（《皇宋十朝纲要》），宣和二年又向东流动到京东东路，《青溪寇轨》、《泊宅编》中又称其为“京东盗”。
由于宋江等人用游击战术，对付强大却又十分分散的官军，取得了节节胜利，造成“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样的影响，朝廷于是派曾孝蕴镇压，逼使宋江义军向沂州运动，又遭到沂州知州蒋园的围剿，宣和三年初，宋江义军又从沂州转向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北），又被称为“淮南盗”（《宋史》、《京都事略》），后来又向东挺进沐阳，又遭县尉王师心的阻击，最后在海州为张叔夜所擒。从以上大概轮廓看，宋江义军经常转移，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如果梁山泊“可以凭险而居”，那又何必要经常转移呢？《宋史》等史料，没有一处提到宋江义军占据梁山泊，我认为这就是铁证。99梁山英雄全伙受招安责任在谁提起梁山英雄招安，论者总喜欢把这笔账一股脑儿算到宋江头上，斥之为“典型的投降派”、“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断送梁山好汉前途、生命的罪魁祸首”等等。当然，作为水泊梁山大头领的宋江，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积极推行招安是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梁山好汉最后毕竟是全伙接受招安，故此我认为责任也要大家来承担。为什么这么说呢？梁山好汉最后为什么会全伙受招安呢？理由、原因有多方面，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梁山众好汉中有一个愿意投降，接受招安的班底子。这个班底子由战败投降的朝廷官吏、贵族及地主豪绅组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未上梁山之前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们有的人历来受恩宠，祖辈封王封侯，自己也享受着同样荣誉，官位也不低，身受朝廷重用。比如关胜任浦东巡检，呼延灼当汝宁郡都统制，进剿梁山时都为率军主将，态度都十分顽固、恶劣。呼延灼出征前曾得皇帝亲赐踏雪乌骓马，受宠若惊，当即在高俅面前表示：“若是误举，干当重罪。”青州兵败，全军覆灭，呼延灼首先想的是借军报仇，借军报仇惨败，投降梁山后表白一番：“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关胜呢，听罢朝廷宣他进剿梁山文书后，先是“大喜”，有报国之机，然后是在蔡京面前献计剿“匪”。捉住前来袭营的张横，笑骂一阵后，表示“直等捉了宋江，一并解上京师”请功。交战中，一再怒骂宋江等背叛朝廷，以示自己忠于朝廷。中计被俘，认为“无面还京”、“愿早赐一死”，投降后，还表示了“有家难奔、有国难报”的感慨。这些战败投降的军官，愿留梁山并非真心，而是“无面还京”，败责难逃，只好暂住水泊避难。再说宋江在他们面前一再表白：“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暂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宋江这一席话，又正好与这些“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败将们一拍即合，所以，他们败降并非真的上山为寇，而是“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只要有这个机会，他们怎么不投赞同之票呢！
再说卢俊义、李应等一般地主豪绅。卢俊义是河北大名府的“第一等长者”，开着解库（当铺），放高利贷剥削平民，成为“五代在北京”的富豪世家。在经济上属于上层人物；在思想意识上，他恪遵封建礼教，坚决维护封建正统秩序，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立志要梁山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路过梁山时，特意带上一袋麻绳，挂上四面小旗，狂妄地表示：“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直接向梁山义军挑衅。最后卢俊义被擒上山，宋江请他做山寨之主，他是“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从命”，予以坚决拒绝，这就充分反映出极其顽固的封建正统思想。李应虽说没有卢俊义那样顽固反动，然而本质与卢俊义一样。试看他与祝家庄、扈家庄结成反动联盟，建立地主武装，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梁山起义军。因救了当时还不是梁山好汉的时迁，受祝家小子们的侮辱，又有一箭之仇，才使这个反动联盟关系出现裂痕，但他并不因此接见来访的宋江。祝家庄、扈家庄被梁山义军攻破后，冒充知府的梁山好汉前来追询时，他还一再表白“小人是知法度的人”。为何“使不得”呢？卢俊义那“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是最好的注脚。因为他们是封建社会的宠儿，封建社会正是由千千万万他们这样的宠儿所组成，最高统治者——皇帝只是他们的总代表，封建王朝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也正因此，才使得卢俊义成为“五代在北京”的富豪，李应才有独龙冈上这个拥有地主武装的独立王国。他们最后上梁山，是迫不得已的。逼他们的不是朝廷，而正是梁山上的这伙“强盗”，是这伙“强盗”破坏了自己的安宁、幸福生活；是他们逼得自己“有家难奔、有国难报”。梁山上虽说过着“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异样穿绸缎”的生活，但比起他们原先的生活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人虽上了梁山，但心依然留恋过去，他们的思想也与宋江一致，是暂避水泊，专等招安，故此也就成为招安派中的支柱。
再来说说柴进这个贵族。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后裔，本身就是“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因为祖上陈桥让位有功，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予他誓书铁券”。在政治上，他享受着连一般官僚都享受不到的特权；在经济上，他有气派豪华的庄园，这庄园的财富，正是柴进从农民身上“聚敛”起来的。但是，他又是封建统治者中的开明者。他敢于结交天下好汉，救助遭配之人。其目的不是有意与朝廷作对，而是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旦自己有难，立即会引起社会助援。事实也是如此，当他受殷天锡欺凌时，李逵挺身而出；当他受害时，梁山好汉不惜一切相救。他上梁山，并非是他对封建王朝本质有所认识，而要与之决裂，而是他在内部纷争失败后逼上梁山的。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比卢俊义、李应等更加优越，盼招安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上梁山后，他不是认为“国家被我们扰乱”而叹息不已吗？
对于这些心怀异胎之人，宋江却统统委以重任，把他们安排在执掌梁山政治、军事、经济大权的重要岗位上。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成为梁山寨的副统帅，柴进、李应执掌山寨的财政大权，五虎将中朝廷降将占有四人，而关胜名列榜首，马军八骠骑中，六名朝廷降将、官吏，两员地主阔少，“五大寨”、“四小寨”、“三座关隘”等重要部门也都有这些人。宋江曾多次宣称：“你看我们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而梁山的核心中又大多是这些人。而这些人不但身居要职，而且影响大、能量大，很有号召力。有了这么个班底子，宋江就是没有招安思想，耳濡目染也会受影响。更何况宋江还存在着严重的招安思想，宋江的这种招安思想稍一冒头，那招安也就势在必然了。
其次，梁山之上还有一大帮随大流的人马。这班人马是由朝廷下级官吏，管家，手工艺人及绿林好汉等人组成。这些人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表现也不一样。比如史进、穆弘等，他们生活比较殷富，他们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也和卢俊义、李应一样。比如史进，不用政府指令，他就在家乡自动组织起一支三、四百人的武装，“拴束衣甲、整顿刀马，提防贼寇”。他认为农民起义军是“犯着弥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但与卢俊义等有不同之处，他们不是主动向农民起义军挑衅，而且有江湖义气，同情起义军的不幸，愿与他们为友。但要他上山参加聚义，同样他也认为这是“把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是不清白之事。只是最后为寻找师父将家产用尽，走投无路，不得不单身“剪径”为维持生计。最后虽然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军，也是因意气相投，为生活计，但本质是难以改变的。朱仝出身“富户”，干的是“专管擒贼拿盗”的工作，因私放雷横被刺配沧州牢城，当吴用、雷横赶到沧州城劝其上山时，他先是正言拒绝：“这话休题”，表示“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最后是责怪雷横劝他上山是“陷我为不义”。当吴用用计，命李逵杀了小衙内、逼他上山时，他对李逵恨之入骨，三番五次“要和李逵以性命相搏”。表面上看起来是与李逵的矛盾，实际上是对梁山好汉断绝了他的官路，陷他于“不义”的反抗。他上梁山完完全全是梁山好汉所逼，他又怎不盼招安呢？再来说说燕青，“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可见他完全出身于下层的贫苦家庭。正因为他“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很快成为主人的“心腹”，卢俊义亲昵地称他为“我那一个人”。燕青出身社会下层，按理说，他应是反抗最坚决的造反者。但是由于经济地位的改变，燕青也由卢俊义的家奴，上升为头面人物，故同样称梁山好汉为“歹人”。为了保护主子的安全，他愿“服侍主人走一遭”，与主人一起去“捉强人”。可以设想，如果真要与卢俊义同行，同时被俘上山，他也会与卢俊义一样“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他最后上梁山，完全是伴随主人。在宋江推行招安活动中，燕青是相当卖力的，是他凭借自己“百伶百俐”“无有不能，无有不会”的特长，博得东京名妓、皇帝姘头李师师的欢心；是他先以“新莺乍啭，清韵悠扬”一曲吸引了赵官家，然后又以一曲哀伤的《减字木兰花》吐出了真情，讨得自身的赦免；又是他向宋徽宗奏出宋江一伙“替天行道”，“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的宗旨，顺利地打通了招安的关节，胜利地、出色地完成了招安的准备工作，为宋江招安铺平了道路。
还有杨志，出身于“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到自己头上，虽做过殿司制使官，但命乖运蹇，运送“花石纲”因“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仕途坎坷，他仍念念不忘的是“官运”，听到赦罪消息后，就卖掉家当，“收得一担儿钱物”，用贿赂的办法去乞求买官复职。路过梁山时，他也不曾改变他仇视“泼贼”的本性。到东京买上告下失败，被高俅“赶出殿帅府”，也只是“烦恼了一回”，抱怨了一阵。因杀牛二充军大名府后，受到梁中书青睐，破格将“罪犯”杨志委以重用，杨志是感激涕零，认为自己是“如拨云见日一般”，表示要“效衔环背鞍之报”。在押送不义之财生辰纲时，他是细心谋划，不惜军汉性命，为赃官效力，来换取官运亨通。结果生辰纲被劫，他先是发出“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叹息，进而是以“死”来报效朝廷，最后才是上二龙山落草。就在梁山部分好汉反招安斗争中，也是绝对找不到杨志的一言一语支持反招安。
史进、朱仝、燕青、杨志这批人，可以说是随大流的好汉中的上层分子。他们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矛盾，对起义军又视之为敌。上梁山后，他们都在天罡星之列，政治地位较高，思想意识也与朝廷降将、地主豪绅相近。宋江等要招安，他们也就必然符合这种招安观点。
随大流中的下层分子，如手工匠人金大坚、肖让、安道全之类，原先生活虽不很富裕，也有小康水平。他们胆小怕事，愿做良民，被“抓”上梁山，经济上虽强似过去，但作为“寇”，也始终不安心。其他绿林好汉如陈达、杨春、朱贵、杜迁、宋万等等，他们上梁山，就避免了过去身居小寨，势单力薄，随时有被官军扑灭的危险。他们上梁山生活优于过去，但在梁山这“异姓兄弟”之中，他们又低人一等，可说根本没有发言权，也毫无号召力，大头领们既要招安，就跟他们上梁山一样，也就随大流了。
最后是反招安的梁山好汉的妥协、软弱。梁山上的反招安英雄，是那些出身下层的农民、渔民、小知识分子及下级官员。他们的突出代表就是论者经常提到的吴用、阮氏三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等。他们除了双手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低下，又深受封建社会的残酷压榨，故此他们的反抗性也就最强。他们通过艰苦的斗争，改变了低下的社会地位，换得了梁山上“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异样穿绸缎”的生活，为了保住得来不易的幸福，他们扰散了菊花会、大闹了东京、偷换了御酒、痛打了钦差，一次又一次的与招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种种原因，加上人数又少，敌不过强大的招安派，最终与招安派一起，接受了招安。
他们自身的种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吴用，他是梁山上的军师、宋江的挚友。在协助宋江创建根据地、发展壮大梁山的事业，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观点、主张与宋江应该说是相契的。然而在招安这一重大问题上，他与宋江又有分歧：他反对宋江的草率招安、“廉价”招安，主张有气度的招安。他认为宋江这种乞求招安，朝廷“也看得俺们如草芥”，主张“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们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故此在宋江乞求招安的过程中，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设计、煽动众兄弟阻止。可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吴用认为“气度”已经有了，时机也到了，是他主动向宋江提出派人去东京“打探消息，就行钻刺关节，把衷情达知今上”，出了个走后门的招安上计。“燕青月夜遇道君”一出戏，虽说由燕青主演，但编剧、导演却正是这位智多星吴用。宿太尉上山招安，又是他再拜称谢。其实，吴用不但盼招安，还是招安活动的积极策划者、执行者。正是有他出谋划策，才使得宋江的招安变成了现实。
阮氏三雄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贫困，受尽压迫和剥削，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一定的认识，在反击官军围剿中，他们提出了把“酷吏赃官都杀尽”的响亮口号，但是，他们却不反对皇帝，“忠君”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故此他们一面要杀尽贪官污吏，一面又表示要“忠心报答赵官家”。事实也是如此，阮小二在围剿方腊的战斗中战死，阮小五、阮小七却对宋江说：“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可见忠君这一传统观念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这一席话，也正是他们对宋江推行招安的肯定。尽管在反招安斗争中，他们斗争坚决，也只是执行吴用之计策罢了，并非是对招安错误有什么明确的认识。鲁智深虽也反对宋江的招安，但他也忠君，在大闹菊花会后，不是他第一个认为“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佞，蒙蔽圣聪”吗？如今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奸佞受到打击，圣聪下旨招安，他不也是别无他言，三呼万岁吗？
李逵在反招安英雄中是最坚决的一个，他敢于扯碎皇帝的招安圣旨，揪打来招安的“天使”。是他提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要“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由此观之，其实李逵也是不反皇权的，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目的，也不过是“在那里快活”。他反对宋江招安的目的，也是为了追求“快活”。他认为招安了，受朝廷、贪官污吏管辖，还不如在梁山上逍遥自在。他的这种思想直到招安后还一直存在。《水浒》第一百一十回里，宋江朝贺归来闷闷不乐，李逵说道：“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这就说明李逵对梁山、对招安不可能有鲜明的认识。在梁山起义中，他作战勇敢，也干了不少坏事，如杀死韩伯龙、扈三娘一家等等。另外，忠义又是李逵另一个致命的弱点。李逵曾经说过：“哥哥剐我也不怒，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他的“忠义”与别人还不一样：别人忠于义气，而他忠于宋江一人。他对宋江的钦佩，达到了五体投地、是非不分的程度。他认为宋江就是一切，所以一切唯宋江之意志为转移。他虽然多次反对宋江的招安，但在冲突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宋江一发火，一声“黑厮”、“黑禽兽”的喝骂，就使他立即失去了反抗性，变得服服帖帖。他连最后被宋江亲手毒死都不怨恨，哪会坚决反对宋江的招安呢？他连上梁山都是稀里糊涂“跟将你（宋江）来”的，宋江的招安他哪会不跟将而去呢？
“忠”、“义”也是梁山其他反招安英雄一个最大的弱点。他们这些人与宋江、卢俊义等人根本不可能结成一个一致性的同盟，只能是以意气相投为纽带将他们暂时扭结在一起。他们虽然反对招安，但又为“义气”的绳索所牵制，义气是梁山起义军强大、团结的思想基础，它又是造成悲剧的一剂毒药，人人都顺从，这就决定了反招安斗争最后必然要妥协、失败、投降。
最后还想说说武松这个人物。在《水浒》里，武松的确也是反招安的。菊花会上，正是他第一个起来表示不满：“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却冷了弟兄们的心！”当受到宋江的批评后，他也是虚心受教，同众兄弟一样“称谢不已”。武松为何会这样呢？一是“义气”这绳索的牵制。他也非常崇拜宋江，认为“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因此，即使在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中，他宁愿放弃自己的主张，也不敢违背“义气”这一个关系准则，不愿去破坏这种团结、友好；二是武松性格所决定的。武松性格的最大特点就是“知恩必报”，而且不分敌友（这一点笔者在《武松性格试议》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述）。宋江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又哪会因招安的分歧而与宋江破脸呢；三是武松早有招安思想。早在他要去二龙山入伙时，面对宋江，他第一个说出：“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这样的话来。未上梁山就打算接受招安，这不是宋江教的，而是武松头脑中固有的；四是武松“封妻荫子”的思想也很严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武松甘愿充当统治者的鹰犬。
综上所述，在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当中，有一个愿意接受招安的班底子，有一大批随大流的人马，有极少数反招安但是不彻底而最终卷入招安不能自拔的梁山好汉。宋江推行招安，怎能不很快就实现呢？所以说，把招安的责任全部推到宋江头上，委实不公。招安的责任应该由梁山好汉大家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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