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与犹太商人

中国商人与犹太商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形象在中国人眼中发生着明显地变化。徽商、晋商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为挖掘的对象，引发一些现实的骄傲和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犹太人的经商才能也被肯定和学习，大量有关犹太人的商业宝典充斥图书市场。
如果说犹太人的经商才能在全世界已经获得某种肯定的话，那么，中国人的经商才能并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我认为，中国商人的经商能力和水平丝毫不亚于犹太人，甚至还比犹太人更优秀，中国商人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人，即使目前还没有很多事实来佐证，但是，过去的历史中，中国商人的优秀素质是得到充分证实的；假以时日，中国商人的突出品质未来必将再次获得证明。
几千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着经商的传统，而且，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经济繁荣，造就培育出中国商人的经营性格。
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人”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商朝灭亡后，对于一些不愿归顺的商朝遗民，周王朝对他们的谋生方式作了一些限制，只允许他们经商，因此“商人”也就成了做生意人群的特定指称。因此，中国商人的第一个鲜明特征出现了：商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不高。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社会主流后，“士农工商”成为社会等级的划分原则，商人虽然没有被归入乞丐、娼妓、戏子这类“下九流”，但是在社会正当职业中，商人的地位确实是比较低的。
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社会地位的低下，与犹太人有点类似。犹太人之所以成为经商能手，不是他们天生就愿意，而是欧洲的社会制度规定了他们只能从事经商之类的低下工作。基督教统治的欧洲中世纪，虽然与中国传统社会有很大不同，但是在重农轻商这个问题上，还比较一致。由于宗教歧视的原因，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不被允许拥有土地，甚至不允许拥有房产。没有土地就不能从事农业，很多手工业对犹太人也严格限制，犹太人大多只好经商。例如，基督教教规指出，放高利贷者是要遭报应的，基督徒不允许放高利贷。但是，基督教社会很多时候又少不了借贷业务，犹太人便成为从事高利贷的唯一人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反映的就是这个事实。一方面，欧洲社会需要借贷业务，另一方面又仇视放高利贷者。等到资本主义兴起，宗教统治成为历史陈迹，最早的欧洲银行家大多都是犹太人。直到今天，西方社会银行家中，犹太人的比例依然大大高于犹太人在全社会的人口比例。
这种现象说明一个事实，犹太人因为不得不从事经商活动，因此，他们比其他民族较早地积累的经商的经验，从而成为这个民族的传统，商业头脑也就发育较多。
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与犹太人最大的不同是，商人不是一个按种族或文化划分的特定人群，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商人。但确实相似的地方不少。犹太人在欧洲是绝对的社会地位低下，但是在中国，商人是相对的社会地位低下。社会地位的低下，某种程度上使得商人的生存空间比较狭小，生存环境比较严峻。但是，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排斥商业，几千年来，商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熟视无睹的一个词汇“城市”，就是两个字组成的，“城”是城墙，保护的含义，“市”就是交易、商业的含义，换句话说，“城市”的最初形成就是被保护的商业活动。与今天不同的是，那时候的商业没有像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唯一的、最高等级的社会活动。
中国传统社会既离不开商业活动，商人的地位又相对低下，使得中国的商人养成了一系列特殊的品质。例如诚信。以前的中国商人没有严格的合同制度，一诺千金是中国商人立足社会的鲜明特色。商业诚信的缺乏是现代的事情，而不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现象。再例如和气生财，中国传统商人很少出现商业欺诈，也较少出现财大气粗的傲慢，优秀的中国商人都是对待他人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甚至在与他人交往中故意放低自己的位置。这个特征与历史上中国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有关，他们不可能傲慢，也不可能欺诈，一旦发生这样的状况，他们在社会上将很难立足。再例如勤俭节约。中国传统商人很少铺张浪费，在控制成本上大多斤斤计较，毫厘必纠，这也是因为他们生存环境相对严酷所致。中国传统商人的特殊品质就不一一列举了，只举几个明显的事实：世界最早的纸币出现于中国，现代银行业的许多概念来自于中国，早在宋朝，中国就有了全国统一的商业合同格式。等等。
我们今天经常指责的商人的不良行为，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出现，大多产生于明清之后。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商业社会的入侵，带来了很多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坏毛病。资本主义革命后，西方社会普遍商业化，经商已经不是犹太人的专利，商业也成为西方社会各阶层的主要发财手段，形形色色的人物投身到商业活动之中，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很多古代社会商人恪守的职业道德被抛弃，商业欺诈，借助武力的不公平交易等行为层出不穷。
中国被西方堕落的商业道德侵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东西方商业交往的时期，中国没有全面开放，只在广州等个别口岸每年阶段性地允许西方商人从事商业交易活动。在那个时期，西方商人无不对中国商人的经商头脑和手段敬佩不已，那个时期的西方商人就将中国商人称之为最优秀的商人。今天的广交会就是那个时期遗留的产物。
但是，正是因为那个时期相对公平的商业行为，导致中国的的绝对贸易顺差，使得居心不良的西方商人开始用龌龊的手段破坏交易规则。当西方利用鸦片、武力等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的商业道德连同传统社会的很多东西都一起失去了。原因很简单，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人在无赖的西方商人面前永远吃亏。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商人还是很快地崛起，同西方商人争夺商业舞台上的地位。“徽商”、“晋商”是传统商业的正面再现，胡雪岩是商业传统被腐蚀的集中体现，盛宣怀是传统商业试图与西方商业结合的产物。而孙中山的老丈人，也就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查理，则是纯粹西方商业行为的产物。我们今天对上述几种商业行为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当今中国人对于理想的中国商人的一种内心判断。
上述种种商人形态的共同出现，主要原因是那个时期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到严重威胁和践踏，商人的价值观也出现严重的混乱。今天，中国社会稳定，全体人民共同谋求发展，我们完全有能力树立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在当今世界商业舞台上的中国现代商人形象。而这种商人形象的很多特质，都可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培养出的商人特殊品质中找到可以借鉴的宝贵财富，从而继续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中国商人追求的是双赢，互惠互利，不追求损人利已的商业欺诈。虽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商业欺诈现象的存在，但是，这决不是中国传统商业的本质，这只是受到西方不良商业行为严重影响的结果。改变这种情况，除了需要借助现代的法制手段，还需要传统商业道德。
在中国历史上商业较为发达的南方地区，有一个现象至今让我难忘。西方社会的商业机构老板与员工的关系称为“雇佣”，最近，法国还因为雇佣的法律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而在中国江南地区，雇佣关系经常使用的词汇是“请人”。雇佣保姆叫“请保姆”，雇用小时工也叫“请小时工”。这个词汇体现出中国人在商业活动中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一种非常温馨的人性化观念。而这个传统是西方商业观念严重缺乏的。
日本虽然有很多方面令人不快，但是，在日本的商业活动中有一个与西方区别明显的特征，专家称之为终身雇佣制度。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本再大的企业老板都会向手下的员工鞠躬致谢，真诚地表示“谢谢大家”。这种行为完全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中国传统社会的老板有一种心态，认为是靠着员工的努力才造就了自己大量的财富，因此，在老板获利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辛勤工作的员工，终身雇佣制就是一种体现。而在西方社会，正好是倒过来，老板认为：是我养活了你们！两种态度真的是天壤之别。虽然学术界对于日本和西方社会的企业文化在做比较研究后，有人认为日本的方式会造成企业竞争能力的下降，但是，这并不影响传统商业道德的魅力。当我们把利润放在首位，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似乎更有效；当我们把人性化和社会共同富裕放在首位，东方的商业模式更有吸引力。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完全有可能也完全应该将这两种商业模式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模式。
最后在简单说一下中国人与犹太人的相似点。
资本主义革命之后，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是改变了。犹太人的经商头脑迅速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商业是需要本钱的，即使犹太人有经商的传统，但也不是每个犹太人都拥有经商的本钱。因此，犹太人在社会地位改变之后，很多人投身于不需要很大资金本钱，更需要借助头脑的商业活动中。例如医生。欧洲资本主义革命早期，医生队伍中，犹太人的比例很高，著名的弗洛伊德就是犹太人。其他如律师，会计，教师，作家，记者等。在上述几个领域，犹太人的成功比比皆是。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始人普利策就是犹太人。演出行业也是犹太人十分活跃的领域之一，许多著名的剧作家、演员、乐器演奏大师、导演都是犹太人。上海成为中国重要的西方音乐的培养基地，诞生出大批西洋音乐的人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有大批从欧洲逃难的犹太人来到上海，其中不乏优秀的音乐家，他们在上海以传授教学西方音乐谋生，从而迅速提高了上海的西方音乐水平。最早在好莱坞创建电影机构的人，好多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好莱坞的作用，今天依然可以通过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被人明显地看到，但还有很多背后的犹太因素是常人不易察觉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犹太人的这种倾向也是完全可以借鉴的，而且，已经有很多事实证明，中国人凭借对文化知识的尊重和追求，已经在这些领域获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功，我相信，今后，中国人在上述领域的成就只会越来越大。
犹太人长期以来获得商业成功还有一个要素就是他们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当年犹太人在欧洲遭受严重歧视的时候，犹太人到世界各地经商，当地的犹太人成为他们最大的帮助。在过去，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比现在要明显的多，那时候也没有英语这样的共同语言工具，因此，其他民族的商人远赴他乡的经商活动要遭遇语言、法律、商业纠纷等各种困难。但是，各地的犹太人拥有共同的语言，也拥有共同的商业规则，这就使得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经商活动中，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大的优势。而这个优势，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同样能够得到进一步体现。今天的中国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大多数在国外谋生的中国人都不愿意抛弃中国文化，这就使得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经商活动有可能获得有力的支持，同时降低成本和风险。当然，这个问题目前中国人做的还不够好。人们经常举例说，在美国的韩国人比中国人要团结得多。这也许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是不能改变的，而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不少改变的迹象。例如，闻名中国的温州商人现在也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而温州商人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很团结，还组成了当地的商会等民间组织。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未来应该继续扩大，不要只局限于温州这样一个特殊地域，那样的话，中国人的团结一心、互相帮助才会为造就真正的现代优秀商人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国人是有智慧的民族，只要中国人获得了平等发展的权利，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中国人都能很快成为其中的翘楚。这个事实已经被中国不算太长的现代化历史所证明。例如，中国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培养大批自己的核技术人才、航天人才。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最优秀的生物实验室中，如果没有中国人，简直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有人说，计算机技术带来的信息革命几经成为过去，下一个技术革命的高潮就是生物技术，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中国人在这个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相差不多。
商品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中国也正在借助这个大势所趋而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在这个趋势中，中国的商人完全有条件将西方现代的商业模式同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相结合，塑造现代中国商人的鲜明特征。我相信，中国的商人背靠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商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