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血案疑犯供述报复社会三个原因//南平惨案是“爱斯基摩结构”的极端变种

昨日下午，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检察院宣布，该区检察院已对“3·23”特大凶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郑民生以故意杀人罪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福建省检察院有关职能部门于今天赶赴南平指导办案。
23日7点20分左右，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南平原马站社区诊所医生郑民生手持砍刀，连续砍伤砍死13名小学生，目前已有8名孩子死亡，5名孩子受伤。
“三原因致其报复社会”
据提前介入该案的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郑民生思维清晰、表达准确，看不出该嫌疑人有精神异常特征。
据介绍，其对作案动机的供述符合逻辑，自供原因：一是被医院辞退、工作无着，二是恋爱失败，三是受一些身边人员闲言刺激，主要动机还是因上述原因而报复社会。
昨晚10时，南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请申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公安局副局长徐京平告诉在场媒体，公安机关已查明：“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因感情挫折、悲观厌世，遂故意行凶杀人。”
通报见义勇为4市民
新闻发布会上，当地还对在“3·23”恶性杀人案件中见义勇为的四位市民进行通报，称此四人是南平市民的骄傲和学习榜样。
这四位市民是：实验小学学生应某某的家长应长余、实验小学保卫人员陈仕营、实验小学教务处副主任甘贵平和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游钦章。
南平市政府还希望知情者向公安机关提供更多见义勇为救护学生者的线索。
确认8人遇害两人清醒
在新闻发布会上，南平市卫生局副局长蔡钟沐确认了学生死亡人数为8人。蔡钟沐说，目前5名受伤学生分别在南平市立医院和市人民医院ICU病房治疗，其中两名伤员已经清醒，伤情相对平稳。其余三名学生情况也有所好转。
另据新华社消息，福建省卫生厅先后派出3批医疗专家组赴南平参与救治伤者。

这是发生特大凶杀案的现场（3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这是福建省南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现场（3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图为事发现场。中新社发 卢国华 摄
新华网福州３月２３日电 题：血的教训质问校园安全薄弱环节
新华社记者 涂洪长
２３日７时２０分左右，正逢孩子们上学时间，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行凶，酿成１３名小学生８死５伤的惨剧。“这真是飞来横祸！”——南平市实验小学惨案中一位受伤学生家长痛呼，她希望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管理，不要让无辜的孩子再受到伤害。
这是每一位为人父母者面对惨剧后的本能反应与诉求。然而，作为学校和有关负责部门，不能把飞来横祸当作无法预知和阻挡的灾难，我们要追问和反思，到底是哪个安全环节出了问题？
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的凶案让人回想起１０多天前的悲惨一幕。３月１１日上午，福州市琅岐金砂小学户外黑板报围墙顶盖倒塌，造成５名学生死亡。事故发生后，福州市一位主要领导表示，事故暴露出当地学校安全工作还存在严重的薄弱环节，各级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到位、检查不到位、监管不到位、处理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
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校园本应该是清静之地、安全之地，最不应该发生流血死人事故。但这两起惨剧却偏偏发生在校园内外！这提醒我们，在校园特别是中小学内，未成年人比较集中，相对缺乏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意识和经验，这样的场所更应当安全警钟长鸣，安全保卫工作更要细之又细。
3月23日上午，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起特大凶杀事件。一名当过外科医生的中年未婚男子在55秒内，持刀连续朝正在等待学校开门的13名小学生捅去，造成8死5伤。新华社记者涂洪长评述说：“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校园本应该是清静之地、安全之地，最不应该发生流血死人事故。但这两起惨剧却偏偏发生在校园内外！这提醒我们，在校园特别是中小学内，未成年人比较集中，相对缺乏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意识和经验，这样的场所更应当安全警钟长鸣，安全保卫工作更要细之又细。”
涂记者的话当然有道理，学校确实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假如在学生进校的高峰期，学校有更严密的防范措施，或许惨剧就不会在校门口发生，即使发生，也不至于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该校的安全措施做得很细，也可能还是难以避免学生惨遭横祸。从报道可以看出，凶手郑民生当天出来，就是要行凶杀人且不针对特定对象。假如学校在校门口的防范工作十分严密，不给他留下下手的机会，那他也可能在离校门口远一点或更远一点的地方下手。
官方材料说，郑作案的原因有二：一是与原单位领导王某有矛盾，辞职后谋求新职不成；二是恋爱多次失败，尤其是与当前所谈女友进展不顺，心态扭曲，故意杀人。郑所在社区的居民也说，郑这样40多岁的男人，事业、婚姻都无成，房子也没有，又没有人给他温暖，他几乎就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失败者”。这种人一旦感到绝望，就很容易走极端。这些邻居呼吁社会应多关注这种潜伏着的“病人”，避免他们走上绝路，给社会带来危害。
可见，此案的发生固然与学校安全工作不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郑民生的病态心理。这种病态心理注定了不在这一地点杀人，就在那个地点杀人；不在这一时刻杀人，就在那一时刻杀人。简单的防范措施（如在学生进校高峰期增加值班人员）是不顶多少用的，最彻底的办法应该是对像郑民生这样的“病人”进行有效防治。治，是指政府与社会都要关心像郑民生这种被社会边缘化的“失败者”，让他们的心理健康起来，阳光起来。
防，是指建设和谐社会，让更多人都感到温暖，尽量不让人被社会边缘化。当然了，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郑民生产生病态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恋爱失败。如今我国的性别比偏离正常值越来越远，将来找不到对象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又涉及当事人个人性格等原因，不全是社会原因），那是不是意味着将来由此引发的犯罪也可能会越来越多？可真要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此案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但不应就事论事，而应看到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 (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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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凶案主犯郑民生的作案动机已经很清楚，无非就是自己职场情场都失意，于是就穷凶极恶地报复社会，丧尽天良地拿孩子下手。
于是，就有论者言之凿凿地把郑民生的犯罪动因，归之于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说郑民生这个社会竞争失败者的犯罪行为，社会环境应该为之负责云云。
这算哪家的道理？让社会来为郑民生的犯罪承担责任，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何所指。遇害孩子的家长们能接受吗？
既然有社会竞争存在，那么包括职业选择等个人风险，最终都要由个人来承担，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和传统超稳定社会结构的不同之处。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临此类风险的并非郑民生一人。如果利益一受损就报复社会，还有舆论帮着往社会环境上扯，那还有基本的是非观吗，社会还能有安全吗？
其实，郑民生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年轻，有技能，比背着蛇皮袋天南地北找工作的农民工，比刚走出校门就成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们容易得多，竞争力也强得多。拿着低工资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贡献劳动力的农民工没有报复社会，夏天里扫大街热死在马路上的环卫工没有报复社会，郑民生这个有专业技能的“优秀医生”不但报复了社会，还有人帮着往社会环境上扯，这算什么逻辑？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正，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社会成员之间机会的不均等，甚至有些方面已经很严重；也不否认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但这绝对不能成为一个竞争失败者报复社会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
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可能会有种种社会不公正，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绝对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具体到中国来说，无论是市场经济的今天，还是之前的计划经济年代，都不可能是绝对公正的社会。再说，社会大环境即使是处处公平，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对自己的境遇都完全满意，也不意味着时时处处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从社会转型期的角度来理解郑民生杀人，是书斋里不着边际的逻辑游戏。
一个人必须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让社会环境顺从自己的喜好是永远不可能的。不明白或不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许是他人到中年还无法恰当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原因，也是他成为杀人恶魔的根源。面对这个恶魔，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拉社会环境为他的罪恶垫背，而是应该思考，作为社会的一员，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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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上午7时20分左右，在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13名学生在55秒钟内被连续割杀，其中9名孩子已死亡，另外4名孩子还在紧急抢救中。制造这起人间惨剧的屠夫，就是当地曾做过近20年外科医生的郑民生。
鲜花般的儿童何辜，竟遭此屠戮！提起郑民生这个名字，激于义愤的人都会觉得憎恶与耻辱，心地慈悲的人甚至不敢多读一遍那些还原这场血雨腥风场面的文字。郑民生应当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对这个人的丝毫同情都是对人性的极大侮辱。无疑，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他更是一个鲁迅所谓的孱头，他没有勇气向强者挑战，却抽刀扑向更其弱小的孩童。纵然把郑民生化为齑粉，也难泄人们心头的哀痛和愤怒，但理性的反思，自不应止步于此。
任何一个个体与社会为敌，无论能量有多大，手段有多毒，最终都难逃自我毁灭的命运，但他们撕裂社会所造成的伤口，却在短时间内难以愈合。问题更在于，以极端手段报复社会的人，郑民生不是第一个，会不会是最后一个也很难说。此前，有人因“家庭和社会都抛弃了我”从而制造8起恶性案件的案例，有人因“与同事发生争吵、纠纷”就劫持大客车恶意撞人致9人死、11人伤的案例。郑民生呢？据称其作案的原因是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新职不成，加上感情生活多次失败，心态扭曲，以致故意杀人。中国社科院上月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我国犯罪数量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出现大幅增长；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又以家庭成员间的恶性伦理杀人案件、报复社会的重大恶性杀人案件等比较突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民生一类的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虽说得失成败乃人生常事，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人生的跌宕起伏尤为剧烈。一些人的财富、地位上升了，而另一些人则至少在相对意义上趋于下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遭受挫折时往往易于产生失败情绪。但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失败者，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总是因为自己主观努力不够，而是由别的外在因素所致。而事实上，从农民工历尽千辛却讨不到应得的薪水、经过万难却不能使工伤得到妥善处置而引发的诸多极端事件中，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挫败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个人正当权利不能实现。郑民生辞职后想开个人诊所，卫生局不批准，于是他曾扬言要杀卫生局领导。卫生局不批准或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但显然并未说服郑民生，也等于断了他的一条生路。如果法律并未禁止，则郑民生自有开诊所的权利；如果他开了诊所，骇人听闻的惨剧也许就可以避免。
权利的贫困，很容易使人进入失败的循环，继续失败仿佛成为宿命，而改变命运则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一个被失败情绪笼罩的人，会从开始的被动边缘化逐渐进入到主动边缘化，成为敌视社会的他者。而在此背景中，由于社会的分层与离散，很多人的生存被塑造成一种“原子化”状态，他们的失败没有人抚慰，他们的灵魂没有人关怀，他们承受着一种自生自灭的生命之轻。在正义关怀与人性眷顾的双重缺失中，他们从无助走向无望，找不到生存意义与人生价值。他们总是怀着深度受伤的心态，一个小小的激发，都可能成为他们倾泻内心冲突能量的突破口，使他们在瞬间成为失败主义的俘虏。
其实，不少人在做出极端举动之前，大都像郑民生那样平日里看上去“为人不错”。然而，他们应享的权利无足轻重，他们所受的伤害不为人知晓，他们的失败得不到同情的共鸣。他们是潜伏着的“病人”，但人们似乎一无所知或不以为意，直到他们跌入失败主义的深渊，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毁灭社会时才大惊失色。（滕朝阳）
“叔叔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一女孩子边跑边求饶，但长刀还是捅破了她胸膛……让我们记住这个悲惨至极的日子：2010年3月23日7时25分许，一中年男子手持长刀，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刺向了正在等待上学的孩子。55秒，8死5重伤！(3月24日《都市快报》)
学校，尤其是小学，应该是最平安最安全的地方。然而，谁能想到在校门口会发生这样的悲惨事件？设身处地地想想，任何人的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制造这样惨绝人寰事件的，是个落魄的外科医生，名叫郑民生，生于1968年，中专毕业，未婚，此前已被辞退。该凶犯初步供出作案动机：1.周边的人看不起他，讲他不清楚，有桃花病；2.婚姻不顺，女友迟迟不与其结婚；3、谋新职不成，觉得活着没意思……由是观之，这是他有预谋地报复社会。
这不是“南平寓言”，这是残酷的“南平现实”。进而言之，这是可怖的“中国现实”：即使郑民生最终被鉴定为行凶时确系精神病发作期，然而，在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中，越来越多的人像郑民生一样被抛下高速运转的竞争战车，成为失败者，环境与社会同样是有责任的。
无论郑民生是否精神病，他的心理扭曲变态是确凿的、肯定的。这让人想起著名的“爱斯基摩结构”：狗拉雪橇是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最重要的运载工具。怎样才能让狗多拉快跑？爱斯基摩人将狗分成两个层次，前面是一只领狗，后头有N只力狗。他们给领狗制造许多特权：它单独享用食品，吃的是好肉，吃饱又吃好，并独享最好的狗舍，还从不挨鞭子。而后面的力狗，全然不管饱，众狗一起抢食吃，住的则是“大通铺”，拉雪橇时还常被主人狠抽鞭子……于是，这些力狗都含恨在心，拉雪橇奔跑时都想趁乱咬上领狗一口，以解内心之恨。但领狗的缰绳长过力狗缰绳二尺有余，力狗根本就够不着。而力狗要咬领狗，势必要拉着雪橇飞跑，反而让长缰绳中的领狗近乎空跑，力狗怎么也咬不着领狗那“傲慢的尾巴”。这就是“爱斯基摩结构”。
在“南平惨案”中，把郑民生比喻成最落后并且是最想咬领狗的“力狗”，这应该没有问题：但他显然是咬不着“领狗”的，于是他就去咬同行的力狗，甚至是最容易咬得着的力狗的幼崽———未成年的孩子，结果真就是咬得极为丧心病狂。“力狗的内心总是充满了仇恨的阴暗，它们拉雪橇跑得杀气腾腾，即使在光明与纯净的北极，也从它们的眸子里看不到光明与希望……”有智者如是云———甚至更可怖的是，还发展成为郑民生般的极端的“爱斯基摩变态结构”！
就算最终真的“凌迟”了一个郑民生，那也是解决不了社会深层问题的。所以我们要着力重塑文明健康的人与社会，从点滴做起。一些基础工作要从长计议，比如人的信仰的确立，比如社会的关爱，比如人文的涵育，比如教育的熏陶……哪一节若是脱节了，“潜移默化”就会成为“潜移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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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55秒内，8名小学生命丧在郑民生的刀下，5人受重伤，场面凄惨。没有比人性更复杂的事情了。几乎所有被采访到的人都用了那句话，“想不到会是他。”（3月25日新京报）
“8名小学生丧命，5小学生重伤。”——23日的福建南平实验小学惨案以其极为残忍的屠杀方式与无比血腥的场面震动全国。
“光天化日对毫无关联的无辜小学生大开杀戒”，可能许多人在闻听此惨案时会下意识地认为行凶者是个面目狰狞，十恶不赦之徒或是精神病患者。然而，只要你仔细阅读最新的新闻报道就可以发现，行凶者郑民生即不是面目狰狞，十恶不赦之徒，也非精神病患者，而是一个文弱，面目清秀，没有不良记录的外科大夫。据一个被采访者说“郑民生是很可以的人”，他的医术高超，在化纤厂医院的“回头率很高”，很多人找他看过一次病后，会反复找他看病。郑民生还是个非常喜欢孩子的人。街坊邻居说，去年夏季的一天，有居民看到郑民生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四五个七八岁的孩子，在路上玩。路边拐角处杂货店的女老板记得，孩子们像八爪鱼一样紧紧抓住郑民生，他们的笑声在暮色中很响亮。总之，几乎所有被采访到的人都用了那句话，“想不到会是他。”
呜呼！所有被采访到的人居然都“想不到杀人狂魔会是他”。所以，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反思，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的救人“天使”蜕变为杀人“狂魔”？
据报道，行凶者郑民生在被众人按倒制服后，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对社会不满。”郑民生到底对社会有何不满？为什么对社会有这么大的怨气？根据郑民生供述，可以总结出主要有三个社会大问题诱发了郑民生对社会不满，继而报复社会。
一是社会充满“嫌贫爱富”的大气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医生本是一个很有“钱”途，容易发财致富的行业。然而，也许是郑民生脑袋少根玄或不太会处人际关系，郑民生作为一个主刀的外科医生不但没有发财还和其他医生，尤其是院长关系不睦。这就显得相当“另类”了。可是我们这个社会非常现实，不管你人品多么好，没有钱就容易讨人嫌。郑民生谈了多个女朋友，都嫌郑民生穷，没成。郑民生还常常诉说同事们都很有钱，看不起他，嫌他穷。因为贫穷，一些邻居，身边人员也常以闲言刺激或作弄他。
二是房子问题。虽然我们不少地方商品房建设高歌猛进，但保障房建设却慢如蜗牛，有些甚至是做做样子。郑民生42岁还是单身，谈恋爱屡屡失败的原因除了穷就是郑民生没有房子。郑民生和三哥一家三口以及70岁的母亲，住在一套两居室。即使是郑民生“冬睡客厅，夏睡阳台”，时间长了，他哥哥也开始嫌他占着家里地方又很多余。郑民生也想过买房子，但房价太高，以他1千多一点的一月的工资不吃不喝得攒个十年才能买套老房子。郑民生工作单位旁边缝衣服的阿姨注意到，七八年来，郑民生和她越来越多地聊起房子问题。可见，房子问题是郑民生的一个心结。如果郑民生能住进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或许，郑民生就不会这么厌世。
三是就业困难的问题。2009年6月郑民生因为和医院的同事领导不和辞职后也曾积极地寻找工作，但均告失败。屡屡的求职失败让郑民生越来越心灰意冷。现在中国就业困难是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解决不好，极易引起各种社会问题。
当然，列举以上社会原因，并不是为郑民生开脱，以他的罪行，死一百次都不够。然而，纵然的把郑民生“千刀万剐”也换不回8个欢蹦乱跳的小生命。郑民生从“很可以的人”蜕变为杀人狂魔，这提示我们的社会在一些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而这就需要我们整个社会进行深刻地总结反思与改进！ （叶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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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一中年男子持刀追砍小学生，致8死4伤。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警方初审结论，辞职社区医生郑民生报复社会杀人。24日延平区检察院对郑民生以故意杀人罪做出批准逮捕决定。（3月24日新华社）
郑民生作案原因包括两方面：一、辞职后谋新职不成；二、多次恋爱失败，导致其心理扭曲，以致故意杀人。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凶手的真正动机，笔者注意到新闻里这样一段描述：郑民生被制服后，才开始疯狂大叫：“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反正都是死，反正都是死!”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凶手是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的医生，按说医者父母心，郑民生的心地应该是善良的，他与被害的8名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无冤无仇，唯一解释得通的就是报复社会，以最残忍的手段，以最令人发指的血腥！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何以引起他这样仇恨？这令人深思！
凶手的无耻和残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其辩解，8个家庭的悲剧让人痛心。可回头想想，我们的社会究竟有没有责任？我们国家这些年，无论经济、社会、文化都有了飞快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就是制造惨案的凶手，其个人也好，家庭也罢，并非衣食无保。郑民生报复社会绝非因为穷困潦倒，而是社会不公所制造的心理矛盾，触动了他的兽性神经，其心理平衡一旦被打破，心中的魔兽疯狂出笼，危害社会也就在旦夕之间。
郑民生究竟如何从白衣天使一下子蜕变成了杀人魔鬼，现在定论还为时过早，郑民生为什么选择南平实小这个富裕家庭孩子聚集地行凶，这留给人们很多思考。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也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完全公正，但建立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报复社会法理难容，但血的教训也警示人们，社会的公正与和谐，比增加警察加强安保更有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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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对更弱者的屠戮，尤其让人痛心！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弱肉弱食，则是让人心碎的内耗悲剧。这是福建南平恶性杀人案件给人的印象。
中年男子郑民生手持砍刀，连砍13名小学生，已有8名孩子死亡。行凶原因，据说又是“报复社会”。但他曾长期是人们眼中“为人亲和工作踏实”医术高明的郑医生。邻居也反映，他很喜欢小孩，为何就突然对孩子举起了屠刀呢。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妙手仁心的医者，变成丧心病狂的杀手，一定有着某种心理病变。没有人天生就是杀手，生来就爱追求嗜血屠戮的病态快感。郑医生变成“郑屠夫”的过程中，自然还有某些不为我们察觉，或者是被忽视了的东西。
以动机来说，冤有头债有主，报复或曰报仇，首先得找准仇家。但“社会”是个极为抽象的名词，不是某个特定的自然人，不可能得罪郑民生。所谓报复社会，就像“敲诈政府罪”一样，是讲不通的。
但郑民生杀人泄愤的报复冲动和意向，确是明晰无疑的。他心中纠结的怨气，其实都能梳理出各自的源头，归结起来不外乎：家境贫寒，感情受挫、工作纠纷等等。这些积累起来的怨气得不到纾解，沉淀发酵后就可能变成戾气。这也说明，心理危机干预迫在眉睫，但政府行动还显得有些迟缓。
比反应迟缓更糟的是，将此类恶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轻率地扣上“精神病”的帽子。邱兴华案、马加爵案、杨佳案、熊振林案之后，公众渐渐明白，精神鉴定是程序正义的表现。但在缺乏医疗机构的正式鉴定之前，简单地将嫌疑人视为精神病患，疯子，也是不负责和非理性的。
遗憾的是，南平惨案之后，“精神病杀人”又成了有关部门下意识摸出的一张牌。而且事后心理疏导课上，在回答“各位同学的梦想是什么”的提问时，学生争先恐后地说“做警察，抓疯子”。孩子说的是稚朴的心声，心理辅导老师和政府部门却应明白，抓“疯子”绝不是关键。
假如彼此和善友爱互相搀扶，那么戾气和杀气自然会消减，至少不会弥漫纠结，遮天蔽日。希望我们能从现在警醒，加强心理缓冲地带的营建和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切实做好福利保障。让公平正义的阳光，驱散怨气和戾气，温暖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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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遍地的杀戮，默默无闻的凶手，两相对照让人感到更加的惊悚，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危险不仅威胁着孩子们的安全，也对每一个人的生存形成了挑战。
听着“妈妈，我疼”的呻吟，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突如其来的横祸中夭折，为人父母者无不痛彻心扉。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的惨剧，触目惊心，也当使全社会由此警醒——究竟还有多少凶险潜伏在孩子们的身边，在校园安全方面我们还应再做些什么。
就目前已经了解的信息得知，这是一起报复社会的恶性杀人事件，而手无寸铁的小学生成了凶案的牺牲者。凶手原是普通中年男人，家境平常，以前也没有什么恶劣行为，只是因为生活过得不顺心，就对幼小无辜的生命痛下杀手。血流遍地的杀戮，默默无闻的凶手，两相对照让人感到更加的惊悚，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危险不仅威胁着孩子们的安全，也对每一个人的生存形成了挑战。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校园安全则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把子女送进学校的家长，最基本的要求莫过于安全和健康，教学质量和课业轻重尚在其次。但是，恰在南平当地教育质量最好的小学校园门口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安全事件。惨剧真的是防不胜防吗？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吗？
近年来，校园惨案时有发生，但是在个别地方血的事实并没有换来有效的补救措施。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像重视升学率那样重视过校园安全？我们是否真的像做一件大事那样排查过校园周围的隐患？校园安全事关校园，又不是单独一个校长或一个学校就可以做好的。保障公民的生存权是每一级政府和每一个组织应尽的义务，如果校园安全一再失守，相关部门应该认真地反思，查找缺陷究竟在哪里。若不是为等待学校开门，不会有那么多孩子聚集在一起成为无助的刀下羔羊；环卫女工手持扫把对抗凶手，固然可叹可敬，但是此前若有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和有效震慑犯罪分子的力量，悲剧又何至于如此惨烈。做好校园安全，不仅要关注每一个细节，还应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人自保的安全其实是系数最低的安全，为了幼小和单纯的生命，加强校园安全离不开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当然，法律不能包办一切，那些已经从立法上保障校园安全的国家也没有杜绝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转型，观念碰撞，人与人的竞争异常激烈，其中有成功者，自然也有失败者。但是，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不能只推崇成功人士，还应当关怀那些人生不如意的，尤其要防止失败者沦为社会的边缘人和弃儿。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惜和尊重，多关心他人，其实也是关心自己。一个轻蔑的眼神或一句不经意的嘲讽，都可能会让一个脆弱的失败者丧失理智。此外，任何遇到挫折和失败的人都不应一味地抱怨社会和命运。我们理当追求公平和正义，但这种精神和价值观念必须在法治的环节中得到实现。凡事没有绝对，命运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敢于接受命运的挑战，人生就超越了成败。电影中的阿甘“生下来就是个白痴”，且脚有残疾，一样走出了精彩的人生道路。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成为毁灭自己和残杀无辜的理由。
南平之痛，痛难平。多年之后我们抚摸起这道伤疤，一定还会感到隐隐的痛。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牢记——感到幸福首先是家人安全，获得尊严必需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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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7时20分左右，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行凶，酿成13名小学生8死5伤的惨剧。“这真是飞来横祸！”——南平市实验小学惨案中一位受伤学生家长痛呼，她希望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管理，不要让无辜的孩子再受到伤害。
这是每一位为人父母者面对惨剧后的本能反应与诉求。然而，作为学校和有关负责部门，不能把飞来横祸当作无法预知和阻挡的灾难，我们要追问和反思，到底是哪个安全环节出了问题？
这起凶案让人回想起10多天前的悲惨一幕。3月11日上午，福州市琅岐金砂小学户外黑板报围墙顶盖倒塌，造成5名学生死亡。事故发生后，福州市一位主要领导表示，事故暴露出当地学校安全工作还存在严重的薄弱环节，各级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到位、检查不到位、监管不到位、处理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
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校园本应该是清静之地、安全之地，最不应该发生流血死人事故。但这两起惨剧却偏偏发生在校园内外！这提醒我们，在校园特别是中小学内，未成年人比较集中，相对缺乏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意识和经验，这样的场所更应当安全警钟长鸣，安全保卫工作更要细之又细。
在这些惨剧面前，我们不禁要问，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态和教育环境，有关方面是不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了？是不是深入研究校园安全的规律和特点了？是不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可能危及孩子们身心健康与安全的事故降到最低了？显然没有。面对这些惨剧，有关方面应当问问自己，在校园安全隐患的排查、校园周边违法犯罪行为的整治、交通高峰期和恶劣天气情况下的安全教育与防范，我们还有多少工作没有落到实处？有多少细节经不起推敲？
南平市实验小学惨剧的具体原因尚在调查之中。我们祈愿受伤的孩子们能在全力抢救下挽回生命。同时，我们更深切地企盼，那逝去的生命会定格在中国校园安全管理史上，警醒我们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责任编辑：齐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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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早晨，福建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发生一起持刀砍杀儿童事件。造成8名儿童死亡、5人重伤，据悉，凶手是一名被辞退的社区诊所医生，疑是精神病患者。
一场校园门口上演的屠杀，让8个幼嫩的生命走上不归路，同时，更敲醒了校园安全的警钟。
南平凶杀案中，有这样两个细节：
一是杀人者自言：“我要自杀，我一个人死不行，要拖几个人一起死。”并认为“成年人不好杀”，从而把目光锁定在孩子身上。可是，为什么凶犯会判断出，在光天化日的校门口，孩子会“好杀”呢？对于缺乏自卫能力的孩子，相关的保护机制在哪里？
二是制止住凶手的，是一名教师与一名晨练者及一名司机与学校门卫。公民见义勇为固然可敬，可由于没有专业能力和装备，他们所冒的风险实在巨大，设想一下，如果歹徒不只是一人，或更加老练凶残，甚至持有枪械、爆炸物时，几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能对付得了吗？
长久以来，被描述为书声朗朗的校园，很多已不是平静之地。远的不说，去年底，多名深圳小学生在校门口遭绑架，让全深圳的家长一时间人心惶惶。同年，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中，犯罪嫌疑人曾长期在3所中学和1所小学门口守候，多次将10名中小学生挟持、哄骗到偏僻处，以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方式胁迫她们卖淫。
如果全面统计社会人员在校园门口制造的各类案件，以及校园暴力事件，结果无疑会触目惊心。
校园安全堪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防范不力。
学校似乎成了安全防范的主力，但一方面，学校雇佣的安保人员往往素质良莠不齐，许多为老师兼任，缺乏敏锐的观察力和应对能力，而且由于法律限制，安保人员更没有专业的装备，遇到险况往往捉襟见肘，例如南平案中那位与凶手搏斗的值班老师，由于缺乏武器，情急之下就找了个拖把冲了上去。另一方面，学校安保人员处处受制，他们管得了校内，却管不了校门外，他们没有执法权力，即使发现可疑人员，也无权上去盘问、搜身，做到防患于未然。
而拥有法定权力，承担维护治安之责的警方，维护校园安全却处于被动的工作状态，不出事时，警察和警车在校门口难觅其踪，出了事后，马上来一次学校周边安全的大整治。可时间一长，就慢慢松懈下来。
2007年，加拿大多伦多一所高中发生一起枪杀案，此后，官方调查起草了《多伦多校园安全报告》，披露校园治安内幕，随后，多伦多启动了“校园治安巡逻计划”，向多伦多数十所中学派驻了全职驻校警察，尽管引起争议，但驻校警察对于改善学校治安，遏制犯罪还是起到了明显作用。在加拿大许多城市，类似校园治安强化措施，也已广泛采用。
在中国，警察驻校可能不易操作，但借鉴多伦多的治理思维，对校园安全进行“摸底”，据此制订一个中国版的“校园安全计划”，应能做到。在这一计划中，首先要明确警方对于校园安全的日常维护责任，例如，即使警察无法全日制驻校，至少在上学放学期间，在孩子进出校门时，就像交警上下班时到各个路口“上高峰”那样，保证有巡警在校园周边巡逻；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局部社会治安恶化等，可以临时性让警察驻校，以防不测等。
孩子需要国家的呵护，孩子的安全怎么强调和重视都不过分。如果学校门口经常看到警察的身影，任何欲将黑手伸向孩子的不法之徒，恐怕都要思量再三；如果孩子的生命安危悬于一线时，警察能及时在场，那或许能给孩子带来死里逃生的机会。因此我们期望，警方与教育部门联手，让中国版的“校园安全计划”早日成真。（转自新京报，版权所有，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