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平恶性杀人血案”背后的思考（图）

“福建南平恶性杀人血案”背后的思考（图）
2010-03-25 10:02:00　来源:中国广播网(北京)跟贴 171 条手机看新闻
3月23日上午7：20分，福建南平，南平实验小学。这几个词组加在一起，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心头。一个叫郑民生的42岁无业男子，为泄私愤持凶器连伤13名小学生，截至现在已有9名小学生不幸殒命，另有5名小学生受重伤。惨案怵目惊心，9条鲜活无辜的小生命瞬间凋谢。此情此景，没有人不为之痛心。那个行凶的男子却如网民们所说，该千刀万剐。但那又能怎么样呢？逝去的生命再也不会回来了，而如果不能通过这一事件汲取教训，难免还会出现郑民生式的恶魔，也不知还有多少无辜的生命遭到毒手。

“福建南平恶性杀人血案”背后的思考
类似的惨案以前也曾多次发生过。2001年，石家庄一个叫靳如超的41岁男子因为同居的女友要离开他，他便把女友杀了，又产生报复社会心理，在居民楼引爆炸药，造成了108人死亡，38人受伤。2006年，广西钦州农民梁积倩因经常遭本村人嘲笑，便挥刀杀害5名儿童和一名妇女。2008年7月14日，云南文山县38岁农民管茂武在被老板辞退，现金被盗后，产生报复社会的恶念，在文山县双桥花园广场连砍10人，致1人死亡。2009年湖北随州35岁男子熊振林因家庭琐事，将前妻杀死，又一连杀了8人。在回答警察为什么杀这么多人的问题时，他说：“对社会不满呗。”……
从这些惨案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行凶者都是年龄较大，社会地位较低，无论在事业和感情上都屡受挫折。遂对这个社会不满，为泄私愤而报复杀人。他们的血都是冷的，他们都觉得这个社会对不起自己，因此只有血腥，只有一个个生命在自己手里消失才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也就是说他们杀人越多自己就感觉越舒坦。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冷血，如此丧心病狂呢？
不容否认的是，这个社会中的确出现了很多阴暗面，社会矛盾也始终存在着。拿这次南平杀人案嫌疑人郑民生来说，他曾在一家社区医院工作，无论在同事还是在病人眼里他都是个为人亲和，工作踏实细心的好医生。以至于听说他杀了那么多小孩后，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而把郑民生从人变成鬼的导火索是由于他曾受社区医院的领导多次侮辱，在离开那家医院后求职四处碰壁而没了经济来源。在感情方面，他谈过好几个女朋友都没成。不外乎是因为他太穷，买不起房。因此有人曾听他大骂房价太高了。也有邻居听他嘀咕过：“如果我有钱就好了。”……
郑民生的蜕变杀人给这个社会敲响了警钟。可以说不仅是这些被害的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的“杯具”，而是整个社会的“杯具”。有人在总结这起杀人事件的教训时，提到学校安全隐患，心理干预的缺失等方面。但我觉得这些都只是表面文章。即使学校固若金汤，犯罪分子还会选择别的场所实施暴行。而心理干预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又太虚无缥缈了。现在看心理医生一个小时就要花上好几百块，更何况对于正要实施犯罪的人来说谁会主动去看心理医生呢？因此与其做这些表面文章还不如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多下功夫。
郑民生杀人事件折射出很多长期以来存在着的社会现象，比如4050人员的就业问题；大龄及贫困青年的婚恋问题；高房价下的人格扭曲问题；以及底层的百姓缺乏发泄渠道，政府部门不能提供给他们一条光明的前路。到出来问题的时候只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却忽略了发生这类恶性事件的最本质原因。我自己也曾遭遇过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也对自己身边的很多现象不满。我的朋友对我说这个社会不合理的地方多的是，咱们又改变不了什么，混过这三万六千天就行了。但像他心态这么好的又有几人？而一旦长期抑郁心中的这种愤懑爆发出来，往往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现在这个叫郑民生的恶魔被抓了，等待他的是正义的审判，但该审判的仅仅是一个郑民生吗？我们这个社会的种种怪现象，以及政府部门的不作为，那些隐藏在这个社会里种种不公平背后的一个个既得利益者，是否都要审判一下呢？！

 
 
(本文来源：中国广播网 )
滕朝阳:不能让失败制造全社会的伤痛
2010-03-25 23:12:01　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广州)跟贴 64 条手机看新闻
3月23日上午7时20分左右，在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13名学生在55秒钟内被连续割杀，其中9名孩子已死亡，另外4名孩子还在紧急抢救中。制造这起人间惨剧的屠夫，就是当地曾做过近20年外科医生的郑民生。
鲜花般的儿童何辜，竟遭此屠戮！提起郑民生这个名字，激于义愤的人都会觉得憎恶与耻辱，心地慈悲的人甚至不敢多读一遍那些还原这场血雨腥风场面的文字。郑民生应当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对这个人的丝毫同情都是对人性的极大侮辱。无疑，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他更是一个鲁迅所谓的孱头，他没有勇气向强者挑战，却抽刀扑向更其弱小的孩童。纵然把郑民生化为齑粉，也难泄人们心头的哀痛和愤怒，但理性的反思，自不应止步于此。
任何一个个体与社会为敌，无论能量有多大，手段有多毒，最终都难逃自我毁灭的命运，但他们撕裂社会所造成的伤口，却在短时间内难以愈合。问题更在于，以极端手段报复社会的人，郑民生不是第一个，会不会是最后一个也很难说。此前，有人因“家庭和社会都抛弃了我”从而制造8起恶性案件的案例，有人因“与同事发生争吵、纠纷”就劫持大客车恶意撞人致9人死、11人伤的案例。郑民生呢？据称其作案的原因是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新职不成，加上感情生活多次失败，心态扭曲，以致故意杀人。中国社科院上月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我国犯罪数量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出现大幅增长；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又以家庭成员间的恶性伦理杀人案件、报复社会的重大恶性杀人案件等比较突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民生一类的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虽说得失成败乃人生常事，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人生的跌宕起伏尤为剧烈。一些人的财富、地位上升了，而另一些人则至少在相对意义上趋于下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遭受挫折时往往易于产生失败情绪。但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失败者，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总是因为自己主观努力不够，而是由别的外在因素所致。而事实上，从农民工历尽千辛却讨不到应得的薪水、经过万难却不能使工伤得到妥善处置而引发的诸多极端事件中，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挫败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个人正当权利不能实现。郑民生辞职后想开个人诊所，卫生局不批准，于是他曾扬言要杀卫生局领导。卫生局不批准或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但显然并未说服郑民生，也等于断了他的一条生路。如果法律并未禁止，则郑民生自有开诊所的权利；如果他开了诊所，骇人听闻的惨剧也许就可以避免。
权利的贫困，很容易使人进入失败的循环，继续失败仿佛成为宿命，而改变命运则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一个被失败情绪笼罩的人，会从开始的被动边缘化逐渐进入到主动边缘化，成为敌视社会的他者。而在此背景中，由于社会的分层与离散，很多人的生存被塑造成一种“原子化”状态，他们的失败没有人抚慰，他们的灵魂没有人关怀，他们承受着一种自生自灭的生命之轻。在正义关怀与人性眷顾的双重缺失中，他们从无助走向无望，找不到生存意义与人生价值。他们总是怀着深度受伤的心态，一个小小的激发，都可能成为他们倾泻内心冲突能量的突破口，使他们在瞬间成为失败主义的俘虏。
其实，不少人在做出极端举动之前，大都像郑民生那样平日里看上去“为人不错”。然而，他们应享的权利无足轻重，他们所受的伤害不为人知晓，他们的失败得不到同情的共鸣。他们是潜伏着的“病人”，但人们似乎一无所知或不以为意，直到他们跌入失败主义的深渊，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毁灭社会时才大惊失色。
滕朝阳
(本文来源：羊城晚报 )
于建嵘：建立社会心理问题发现渠道迫在眉睫
2010-03-25 15:21:26　来源:中国网跟贴 26 条手机看新闻
25日，谈起南平血案，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说，南平血案不同于此前的任何一种报复性杀人事件，是一种社会敌对性的行为，说明我们整个的社会心态出现了重大问题，建立社会心理发现和干预渠道已迫在眉睫。
于建嵘分析，类似的恶性事件主要有3类，一种是自卫性的，比如说邓玉娇事件;一种是自残性的，比如说唐福珍自焚事件;还有一种是报复泄愤型的，比如说杨佳袭警和马加爵事件。
他说，此次南平血案应该说属于报复泄愤类型，但与杨佳和马加爵不同，南平血案的犯罪嫌疑人郑民生没有确定的攻击目标，杨佳认为公权力侵犯了他，他的攻击目标是民警，马加爵认为同学嘲笑了他，他的攻击目标是同学。
 
“我认为南平血案是一个动向性的问题，是一个标志性的问题。”于建嵘说，郑明生的这种泄愤是一种社会性的泄愤，他的目标既不是公权力，也不是侵犯他的人，而是一种面对所有的他认为更弱势的人的一种报复。这种报复是一种社会敌对性的行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伤亡人数的多少，最关键的是攻击的目标具有放大性，“他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完全是反社会的一种行为”。
攻击目标的完全不确定，带来了普遍的社会心理恐慌。“我这两天刚还在福州，听当地的很多人说‘不得了了，现在出门要小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人砍过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这说明我们整个社会心态有重大问题，有病态性的社会心理疾病。”于建嵘说，这也显示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心态更复杂的阶段。
对于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于建嵘说，最重要的还是发现和干预，建立社会心理发现和干预渠道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心理引导必须重点强调。(拾年)
(本文来源：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