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萧墙”红四方面军最大的错案

初夏的艳阳照耀着遍野翠绿的大别山区。１９３１年５月上旬，中共中央的一位要员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三重身份，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光山县，会合了先于他一个多月到达皖西的另外两名中央代表——沈泽民和陈昌浩。
这时中共中央正处于“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在是年１月初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帜的王明，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全力支持，一下跃进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开始从实际上独揽了中央的领导大权。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中央有系统有组织地向全国各苏维埃区域，派去了一些中央代表，掌握苏区的党政大权，以全面贯彻左倾的“进攻路线”。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来到鄂豫皖苏区的。
５月１２日，张国焘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撤消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分局委员共有１１人，张国焘任书记。３天之后，又成立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兼任主席，原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４军政治委员，并任军委副主席。还设定了共青团鄂豫皖分局，陈昌浩为书记。
中共鄂豫皖分局的建立，标志着王明左倾中央开始控制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等作为四中全会后中央派遣的全权代表，努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整套路线。首先是在政治上接受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全盘否定特委过去的斗争成绩，无端地扣上“立三路线指导下的包含着极大危险”的帽子；二是提出按照四中全会的组织路线对根据地的党、红军和苏维埃进行“改造”，对抵制推行“王明路线”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三是主张红军采取不停顿地、坚决进攻的军事策略，提出“动员最大的力量去向敌人进攻来巩固自己的力量”，准备过渡到全国苏区与红军一致的大举进攻。
红军的军事行动概不能离开政治路线的指导。由于张国焘等人卖力地推行王明中央的进攻路线，很快地与红４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已经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鄂豫皖红军，在蒋介石集中大量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暂时对鄂豫皖根据地顾及不上的有利形势下，应集中主力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以前的割据区域，解决部队的经费和粮食供应，同时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这种“一箭双雕”的军事行动可起到“围魏救赵”之效应。曾中生和红４军军长邝继勋、第１１师师周维炯、第１２师师长许继慎、第１３师师长徐向前等人都是这样认为。但张国寿指责这种战略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强令红４军开赴商城地区，意在威胁武汉之敌。红４军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发现大军云集仅数十里的山区无用武之地，粮食供应又极为困难，曾中生等人建议以两个团留在山区，主力南下打英山直取蕲水，但又遭到张国焘等人的无理拒绝。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等红４军领导人，围绕着南下的战略问题与张国焘展开了激烈争论，迫使张国焘暂时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张国焘虽然同意了红军主力南下的行动方针，但至７月上旬又在商城召开会议，提出红４军要援助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因此，红军需攻占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内完成。红４军的领导人当然不同意这一冒险的军事战略，又与张国焘在会议内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张国焘虽然推行了王明左倾中央的进攻路线，但是相当困难，原因就是遭到了红４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这成了张国焘的一块心病，他开始考虑如何扫清政治障碍，建立和巩固个人在鄂豫皖苏区党内统治的问题。
红４军在其后的军事行动上，与张国焘左倾军事战略的斗争，仍在不断扩大。是年８月中旬，红４军攻下英山后，鉴于长江涨水、武穴附近尽成泽国的现实，将东进战略改为南下。这更加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撤消了曾中生红４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由陈昌浩接任。
对于红４军行动方针的战略分歧，双方都不断地向中央拿出报告，陈述理由。但王明中央当然偏袒自己派出的代表，反而给坚持南下正确方针的红４军领导人罗列了一连串罪名，如“立三路线的重复”、“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错误”等；还给鄂豫皖分局连连发来指示信，强调必须坚决地进行肃反，清肃红军中的“改组派”。
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当然熟知中央一再强调肃反的前后背景。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下旬起，苏联共产党在党内进行大规模“肃反”的运动，通过共产国际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执委会一再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称“国民党改组派是妨碍工农运动的向前发展的主要危险，必须立刻开展最坚决的、尽可能群众化的运动，去破坏改组派的任何影响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实质”。共产国际执委会还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中共“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从未到过苏区的王明，亦于１９３１年２月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断言：“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ＡＢ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肃清ＡＢ团、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方针上，发出了一系列更为左倾的号召，强调“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要对反革命的改组派、第三党进行最坚决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
王明中央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从上海频频给鄂皖苏区发来肃反的指令，这与张国焘“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徐向前语）的动机，适时地结合在一起，革命事业的砝码立即倾斜在个人私利的天平上。于是，一场遍及鄂豫皖苏区的浩大劫难开始了。
投毒案与敌人的离间计
皖西麻埠的箭河厂，设有鄂豫皖红军的后方总医院。医院除了为受伤的红军官员治疗，还收治了上百名在英山战斗中被俘的敌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的部下。在伤势治疗痊愈之后，有几十人留下来参加红军。这些人在红军待不到半个月，面对吃糙米、喝稀粥、咽野菜的清苦生活感到忍受不了，凑在一起就满腹牢骚，大发怨言。一个叫孟守先的原敌军连副暗地里串通了几个思想反动的俘虏，鼓动他们在红军伤员的饭菜里投毒，毒死伤员后再夺取武器，打回三十四师去，也算立功归队。几个俘虏偷到了药柜里的砒霜，其中一个俘虏到食堂投毒时被发觉抓住。
这时候鄂豫皖苏区已层层设立了专门的肃反机构，原特区政府政治保卫局升格为政治保卫总局，中央分局委员周纯全为总局长，配备了３００多名工作人员，其中有１个连武器精良。保卫总局在名义上属于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但中央分局规定：“苏维埃政府对政治保卫局只能问它的政策，而不能管理它的一切，它由中央分局直接节制。”保卫总局享有生杀予夺的特权，是专职肃反机构。
投毒的俘虏押到了政治保卫总局，由审讯科长戴季英主持审讯。受到吊打的俘虏熬刑不过，供出了孟守先。来不及逃走的孟守先被抓来后也受到了刑讯。这个自知必死的反动军官，突然想到了总医院药库的司药员陈桂兰，便“招供”说砒霜是“药房的女人给的”。
司药员陈桂兰，是红４军第１０师２８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当天下午，陈桂兰被抓到保卫总局受到审讯。审讯人员将她反绑双臂吊起，先用竹鞭抽打，她的衣衫被抽成丝丝布条，又要用滚烫的桐油浇到她的背脊上。陈桂兰惊恐至极，大叫着：“别浇！别浇！我交代！”接着绝望凄楚地“招供”：“我和皈佛是改组派派来的。”戴季英听得大为震惊，又逼问是谁派来的？陈桂兰吐出“李荣桂”３个字，就万般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李荣桂可不是一般人，他是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正师级干部。这个３０岁出头的皖西汉子并不是意志薄弱的怯懦者，但在政治保卫总局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下，那种求死不得的痛苦摧垮了他思想意志，竟然屈打成招，供认“改组派有一个军事委员会，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等９人为委员，许为主席。密谋把红军控制到长江边，于９月１５日举行反叛，投向国民党。”
周纯全将李荣桂的“口供”报告给张国焘，张虽然为之震惊，但在内心也清楚得很，像许继慎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投靠国民党的。但他也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他命令周纯全严密控制李荣桂的口供范围，同时监护好这个重要的“活口”。
红军后方总医院的投毒案发生后七八天，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接踵而来。国民党特务头子、时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曾扩情，利用其与许继慎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的关系，经过蒋介石的特别允许，写了一封精心编撰的劝降信，指派特务人员钟梅桥、任廉洁潜到英山县城，特意对站岗的红军战士讲道，他们是许师长的故交，从汉口专门来的，转交曾扩情主任写给许师长的信。两个特务被带到许继慎面前，许看了曾扩情的亲笔信后，明白是怎么回事，下令将其逮捕，然后将信交给师政委庞永俊。庞在看了信后，肯定地说：“这是敌人布设的离间计！”许继慎点头说：“你说对了，曾扩情这样的人，什么烂污下流的做作搞不出来？”庞永俊望着许问道：“你打算怎样处理这件事？”许继慎未假过多的思索，语气硬朗地说：“立刻把他们解到军部去，由军部处理。”
两名特务和曾扩情的策反信被送押到军部后，曾中生、徐向前主持审讯，然后派警卫排将钟梅桥２人解往中共鄂豫皖分局。曾中生亲自给张国焘写了一信，例举了许继慎的一贯表现，明确写道：“继慎决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是曾扩情玩弄的毒辣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
这件事情的发生与实质，就是一般人也能看出是敌人有意玩出的阴谋诡计。然而就是这曾扩情稍稍施展的计谋，却成了张国焘如获至宝的口实。他感觉到有了这件事，再加李荣桂的“口供”，就可以实施萌生已久的计划了。
张国焘对事情的考虑很周密，为要“慎重”起见，他让周纯全、曾中生、陈昌浩等人在场，由他主持对钟梅桥、任廉洁的审讯。
两个特务被押进审讯室，一眼就看到了正襟危坐的威风凛凛的张国焘。在周纯全的喝问下，两个特务承认这次潜来苏区，是奉曾扩情之命运动许继慎倒戈的，并一再分辩说：“曾主任派我们前来，只是要送这封信，再了解一下许继慎的意向，没有别的什么任务。”
张国焘盯着两个恐慌不安的特务，突然喝道：“你们不说实情，给我用刑！”
张主席一声令下，一个行刑人员从火盆里抄起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放在钟梅桥胸前几寸外抖动着。
通红的烙铁横在钟梅桥的胸前，在这痛苦死去与侥幸生还的一瞬间，这个特务作出了迅速的抉择。他明了如实坦言的话，就会胸口焦烂而踏上不归之路；刻意编造谎言也许可以保全生命。于是他编造了一个谎言：“许继慎他们本来就是改组派的人，曾扩情派我们来就是联络他的，要他把部队带到长江边后，立即举行暴动，打起青天白日旗，回归到国军。”
包括张国焘在内，在场的红军人员一个个不胜震惊。
张国焘继续追问：“除了许继慎，还有什么人？”
钟梅桥不得不把谎言编下去：“１１师的周师长，还有１２师的肖副师长。”
“这些改组派到底谁是领袖？”
“许继慎是第一领袖，周维炯师长是第二、肖副师长是第三领袖。”
“你们有什么准备？”这是周纯全的审问。
“事完国军有一艘兵舰开到长江口等候接应。”
张国焘想了想，又问：“蒋介石给许继慎许了什么愿？”
任廉洁抢着回答说：“蒋主席说了，事成之后，将投诚部队编为第十四军，委任许继慎为军长，周维炯为副军长，并奖赏大洋３０万。”
张国焘听到这里，心中有了一种旁人无从察觉的得意和满足。他向周纯全说了一句：“你们继续审清楚。”说完便起身走出审讯室。
翌日上午，中共鄂豫皖分局的紧急会议，在新集（今河南新县）军委会张国焘居室外的小厅召开。与会者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王平章、周纯全、郭述申以及在新集的中央分局委员、军委会委员。
张国焘的讲话，一下就把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了。
“同志们，目前我们的局势非常危急！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中隐藏着大量的改组派和第三党，不久前在后方总医院出现投毒案，牵出李荣桂、审出许继慎组成的改组派军委会，密谋９月１５日将部队拖到武穴举行暴动，投降蒋介石。昨天，保卫总局又审讯两个特务，他们也供出曾扩情在蒋介石授意下，写信给许继慎，要他们９月１５日在武穴暴动的事实。这些改组派的反动分子，许继慎是首领，叛变企图蓄谋已久，难怪他们在鸡鸣河会议上借口援助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带着部队南下，妄图截断长江，达到断送红军的目的。‘富田事变’的教训必须吸取。肃清改组派、第三党在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已成为鄂豫皖的当务之急！”
这时候的张国焘激动起来，声音有些抖动：“确凿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许继慎、周维炯、肖方等人早就是隐藏在党内的改组派，早就暗中投靠了蒋介石！他们的目的是里应外合颠覆苏区和红军！”
张国焘一停口，陈昌浩接上发言，语气激昂：“我同意张主席的判断，红４军内部的确存在一个极大的以改组派为核心的反革命组织，首领就是许继慎。他们在鸡鸣河会议上力主南下，是为了把部队带出去伺机暴动，投降蒋介石。我们应该以决断的手段，勇敢地扑灭改组派的罪恶阴谋。”
沈泽民正要接上讲话，又听到张国焘发出了坚定的语言：“许继慎、周维炯他们在武穴暴动不成，又密谋采取第二个计划到麻埠暴动。可是曾中生、徐向前他们还蒙在鼓里，没有丝毫的察觉，这真是太糟糕了！鉴于曾中生的种种问题，他已经不能再做红４军的政治委员。因此，必须派一个同志接替他的职务，迅速破坏改组派的军事暴动。”
与会的人员，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同意的意见。
张国焘对陈昌浩说：“你到了麻埠后，相机逮捕许继慎和周维炯，一定要防止部队的异动，掌握好部队！分局这就下达４军北返的命令。”
“皖西事件”
中央分局的紧急会议一结束，张国焘就签发了红４军火速从洗马畈战场退出，撤到皖西麻埠进行整顿的命令，最后的两句措词极为严厉：“接此命令后火速撤出战斗，不能有片刻的停留。”
飞马传信，紧急命令送到前线红４军军部，曾中生看后将信传给徐向前。徐向前匆匆地看完，将惊讶而焦虑的目光投在曾的身上，问道：“怎么办呢？”
曾中生看了看在一旁立等回音的交通员，竭力地控制着内心的剧烈情绪，稍作思虑，对分局交通员说：“回告分局和军委会，４军服从命令，明天拂晓全师北撤！”
此时的红４军正在洗马畈与徐源泉部四十一师激战。其中由许继慎指挥的第１０师，业已围歼了丁治磐旅两个团，正在小清山对残敌进行扫击；第１１、１２师也于达成庙、叶家花屋猛攻守敌，已将敌人围住。曾中生、徐向前执行了中央分局的命令，严令各部退出战场。第１１、１２师忍痛撤围，使敌人１个整团和另３个团的残余轻易地逃脱了被歼的命运。红军官兵们眼看就要被全歼的敌人从眼皮底下逃脱，俱是愤怒而诧异不解。９月１日，红４军各师向英山的鸡鸣河进发，当晚在镇上宿营。
９月２日上午１０时，陈昌浩率领的１个连赶到麻埠红４军军部。军部设在一家地主院内，陈昌浩带了十余人往里闯，被军部警卫营长挡住。双方争吵的声音惊动了里屋的曾中生和徐向前，两人出来察看，曾中生喝退了警卫营长，上前与陈昌浩互敬军礼。
陈昌浩将一份文件递给曾中生：“这是中央分局的命令，还有分局全体常委签署的指示信。”
曾中生看完两份文件，有如电掣雷击，面部肌肉隐隐抽搐着，脸色陡地涨红了，以至于拿文件的手在微微抖动。
徐向前从曾的手上接过文件，迅速一瞧，只见一行毛笔字赫然在目：“曾中生同志调来中央分局另有任用，红４军政治委员一职由陈昌浩同志接任，希望到之时起即行移交不误。”他把文件轻轻地放在桌子上，颓然跌坐在一张木靠椅里。
在一种紧张而难堪的气氛中，曾中生很快地调整好了自己的心绪，变得平静地对陈昌浩说：“我服从分局的决定，马上进行移交。”
徐向前听到这里，腾地起身跨上一步，紧紧地握住曾中生的手，眼里噙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曾中生望着他沉声而道：“向前同志，希望你配合好昌浩同志的工作。”
当日下午，在红４军政治委员职务上履新的陈昌浩，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率领军部政治保卫处的一个排，赶往第１０师２８团团部。
黄昏之际，红１０师２８团团长潘皈佛与副团长丁超、参谋陈新山等人正在庭院里说话，陈昌浩率人进来，神色冷峻地望着他们，不待潘皈佛发问，掷过去冷冰冰的话语：“你们被捕了！”
潘团长猝然大惊，问道：“为什么逮捕我们？”
“何必装模做样？一伙反动的改组派分子！”
潘皈佛等人俱是惊骇，跳起脚来反问、驳斥。保卫处的战士一拥而上，不顾他们的抗争，用绳子捆绑。只五六分钟，潘团长等十余人俱被逮捕，被推搡着押走。
当晚，在红４军军部政治保卫处的刑讯室，从２８团捕来的“改组派”分子们受到了审讯。
潘皈佛被捆住双臂吊在梁上，身上伤痕累累，军装被抽打得稀烂。这个刚强的汉子?熏脸上淌着和血的汗水，依旧双眼圆瞪，怒声回斥：“总医院的投毒案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不相信我老婆与敌人有勾结，你们这是无中生有，栽赃诬陷！”
坐在旁边板凳上的陈昌浩以手指着潘，说道：“你老婆都招认了，你还想抵赖？”
潘皈佛高声怒吼：“我不相信！一定是你们用刑法逼她的！”
陈昌浩对行刑人员一招手：“他不老实，给狠狠地打！”
又是一阵用牛皮带猛烈抽打的声音和潘皈佛的痛叫声。
陈昌浩又向痛疼不堪的潘皈佛逼问：“你以前在唐生智手下干过，说?选唐生智派你来干什么？”
潘皈佛听了，觉得肝胆俱裂，回骂说：“妈的，老子就是忍受不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欺压，才来投靠红军的！为革命老子把命都豁出去了，你们还说这说那，竟然说老子与敌人有勾结，你们简直是瞎了眼睛！”
陈昌浩有些气急败坏地叫着：“你这个改组派分子，到这时候还嘴硬，把他放下来，刑罚伺候！”
…………
９月５日，陈昌浩又率人赶到正在西线回师的第１２师，于斑竹园逮捕了第３５团团长王明、第３６团团长魏孟贤等２０余名营团干部，其罪名是这些人系改组派成员。
随着在新集的中央分局９月８日发出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十一号通告》，宣布“动员红４军中一切革命的官兵参加肃反”，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像疾风传遍全军：在新任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的指挥下，于余子店逮捕了第１２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１１师师长周维炯等３０余人，全是营以上的负责干部。
在逮捕这些“改组派大小头领”之后，两个师的连以上干部集中开会，陈昌浩在会议上讲道：“同志们，中央分局发现在我们苏区出现大批改组派、第三党，他们与敌人勾结，有组织地阴谋暴动，颠覆苏维埃政权。像２８团的潘皈佛就是这样一个改组派，他授意在红军总医院的妻子给国民党俘虏提供毒药，企图毒死红军伤员再夺取枪支武装暴乱。还有许继慎、周维炯等人，更是暗地里与敌人勾结，阴谋将红军拖到长江边搞武装暴动，公开扯出青天白日旗帜。我们要巩固苏区，巩固红军，就要用决然的手段肃清那些混进部队中的改组派、第三党，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
在新集的张国焘接到陈昌浩已将许继慎、周维炯抓获，并牢固地掌握了部队的电报报告，大为欣喜，对沈泽民说：“把这两个首恶分子抓起来了就好办，下一步的大肃反可以全面展开了！”
沈泽民发出赞赏的语气说道：“昌浩还是能干的，抓了许继慎而没有出乱子。我早就察觉到许在皖西的名气很大，连老人小孩都知道他。听说这儿自古就流传说‘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是金銮殿’。许继慎野心很大，他有在皖西称王之势。”
张国焘赞同地点头，说道：“是这样的，曾中生他们这次违背分局的命令南下蕲春、黄梅，还向分局发出‘哀的美敦书，’完全是许继慎在里面起主要作用。现在好了，擒贼擒住王了。”
张国焘与沈泽民的对话，反映了两人的共同心态。在他们眼中，许继慎是在鄂豫皖推行中央“进攻路线”的最大障碍。这个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等生、共产党员，于１９３０年３月受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派遣，来到鄂豫皖苏区领导武装斗争，以卓著的军事才干崭露头角，将各县的地方红军组建成第１军，由他担任军长。１９３１年５月，中央分局成立，许改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兼红４军第１２师师长。他对于红４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和战术指挥，每每与曾中生、徐向前等人观点一致，在很多问题上，只要许继慎发表了意见，就会形成张国焘等人心目中的“他们好像串通好了，众口一词来对抗分局”的情形，上次的鸡鸣河会议就是这样。
那是８月下旬，红４军被迫从洗马畈撤出战斗，使得敌人１个整团和３个团残余逃脱了全歼的命运。部队撤到英山的鸡鸣河，军部在缙绅李士彬旧宅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干部们纷纷指责张国焘空喊进取安庆、威胁南京的错误指挥，断送了全歼敌四十一师的良机。许继慎在会议上的发言最为尖锐。他说：“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应该以占领敌人要害区域、打击敌人主力的两者并重，还要真正地固守自己的阵地，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与没有任何把握而发出命令去占领大城市、空喊威胁南京的口号是毫不相同的。离开这种必由之路而用左的名词来代替这一脚踏实地的任务，不但是空想，而且会使革命力量受到惨败！”
最后，许继慎提出：“军部决定服从中央分局的命令，继续北返，但不能接受分局的无端指责。我们应该写一封信给分局，申明我们的观点，还要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中央。”
正是许继慎提出一系列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会议产生了《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文中写道：“只以一个月为限，命令不符合于现代编制一个师的红军去威胁南京，这恐迫近于共产党之狂妄的夸大了，我们真不懂责限一个月务必占领安庆，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务必占领武汉的命令有什么分别了。”
这份《申明书》送到了在新集的张国焘手上，张看完之后，羞愤得脸都变形了，把《申明书》摔在地上，吼叫着一声：“反了！”
只几天时间，张国焘便指使人将红４军鸡鸣河会议的情况了解清楚了。他与陈昌浩、沈泽民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许继慎是４军中反对分局的“首要人物”！
现在，看到许继慎已经成为“改组派”首领被逮捕，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张国焘心情激奋呢？
陈昌浩在麻埠取代曾中生担任红４军政治委员后，指挥军部政治保卫处，在该军抓起了两个师在内的三四十名营团以上干部，统统冠以“改组派”首领的罪名。此事史称“皖西事件。”
白雀园大肃反
正是秋高气爽的９月中旬，根据中央分局的命令，红４军４个师全部移驻光山县的白雀园。１３日，张国焘带病与沈泽民等人从新集赶来，主持这场“全力肃清红４军中之改组派反革命及整顿４军”的大规模肃反运动。
这时候，原任红４军政治委员的曾中生完全“靠边站”，军长徐向前只能过问军事，全军的肃反大权由陈昌浩抓在手里。在抓捕许继慎、周维炯等人时，这位难得发火的军长与陈昌浩大吵了一场，互相之间心里很不愉快。
在白雀园的街道上，很多墙壁写上了石灰水标语，内容均是肃反的：“打倒国民党改组派！”“坚决肃清改组派ＡＢ团！”“打倒改组派、第三党的头领许继慎、周维炯！”其中一幅漫画是许继慎青面獠牙、披头散发，一手提着带血的大刀，一手拎着鲜血人头的丑化画，格外引人注目。
９月１４日下午，由张国焘主持在第１０师师部驻地召开重要会议，与会者有中央分局、军委的委员和新任的红４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第１３师师长邝继勋等人。
尚在病中的张国焘显得中气不足，一副咬着牙说话的模样：“许继慎、周维炯等改组派的阴谋暴动，与江西的ＡＢ团、福建的社会民主党的暴乱，性质完全相同，他们企图彼此呼应，帮助南京政府消灭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鄂豫皖区，改组派、第三党从民国１７年就开始发展组织，已在苏区和红军中到处弥漫，最严重的是红４军。许继慎、周维炯的势力很大，各团都有他们的羽翼。在这次整肃运动中要一个个清查出来，绝对不能漏掉！”
在座的郭述申、蔡升熙、周纯全、王平章、徐宝珊等人，都在做着记录。
沈泽民在张国焘讲完后接上说：“要从反中央分局战略部署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贯彻肃反，反对左倾危险和调和主义倾向，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发现更多的改组派反革命线索。”
陈昌浩根据逮捕许、周等人的“初步经验”，提出说：“要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肃反宣传教育，引起群众对改组派反革命的仇恨。各级党团苏报要出版肃反的专刊、专栏，在报纸墙壁上公布改组派、第三党的阴谋，颁布一些通俗实际的布告和宣传标语。还要召开各种群众会议，报告改组派、第三党的阴谋事实，联系群众所受的痛苦，宣传、鼓动这次清肃斗争！”
陈昌浩的“经验之谈”得到了张国焘的点头赞许。接着，这位中央分局书记再次讲话，就军中肃反的任务和方针发出指示。
按照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制定的肃反原则，“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都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都要审查；三是青年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最容易与改组派、第三党发生联系，必定要审查。”（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肃反的方式方法是：一是从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中去寻找改组派的反革命线索（见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特委信，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４日），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去找改组派的反革命线索，从“他的阶级成分、社会关系、斗争历史、政治倾向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中去找改组派的反革命线索”（见中央分局监委通告第一号，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二是实行以刑逼供的审讯方式?熏对“犯人”施行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许多的刑法骇人听闻，完全从口供中得到改组派同党的名单，捕人和杀人也完全凭‘犯人’的口供，而不讲证据”（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三是组织群众性的“斗争会”，形成审讯形式。“人们多数分辨不清什么是国民党改组派，什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这个人就会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被审问者在群情的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等人考虑到了红４军指战员可能会武装反抗这次肃反的问题，决定将各师、各团、各营为单位拆散进行混编。这一混编使得部队全被打乱了，营以上干部也全部调动。中央分局还组成了４个巡视团，派到各个师去督导肃反工作。
在一系列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白雀园大肃反一开始就呈现出滥抓滥杀的恐怖状态。从９月１３日起，除了已在麻埠、斑竹园和余子店逮捕的李荣桂、潘皈佛、许继慎、周维炯等五六十人，还在红４军逮捕了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胡明政、组织部长渌禹原，第１２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１０师副师长程绍山、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２８团政治委员罗炳刚，２９团团长查子清、团政委李侯石，３２团政委江子英，３３团团长黄刚、团政委袁皋甫，３４团政委吴荆赤、３６团政委王天明、３８团政委任难等上百人。另外，在地方红军系统的高级干部中，逮捕了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程翰香、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党、红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人。
为要大造声势，营造“革命的红色恐怖气氛”（见张国焘《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在白雀园的火神庙，张国焘亲自主持了“审判”许继慎的法庭。
被酷刑折磨得浑身是伤的许继慎被带到审讯室后，见到正襟危坐的张国焘，不禁万分愤慨地质问着：“张主席，曾扩情派人送信，是敌人使出的离间计，你们连这都看不出来？”
张国焘神情冷漠地问道：“敌人怎么不离间别人，偏偏要离间你，应该是事出有因吧。”
许继慎心地坦荡地说道：“我许继慎对党绝对忠诚，行事光明磊落，在英山见到钟梅桥、任廉洁两个特务，就连人带信主动交结军部处理，军部也认为这是敌人的离间阴谋?芽”
张国焘冷笑一声，阴阳怪气地回道：“告诉你吧，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材料，已获悉你与肖方、潘皈佛、周维炯、高建计等９个人组成改组派军事委员会，企图利用红４军南下作战的机会，９月１５日在武穴组织暴动，投降国民党。”
许继慎在惊异了一霎时之后，哈哈笑道：“这是谁编造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的！”
张国焘继续说道：“还有呢，曾扩情说在事成之后要为你请功，蒋介石任命你为暂编第十四军军长，周维炯、肖方都是师长，奖赏你们大洋３０万。”
许继慎听到这里，痛心至极地斥责着：“国民党特务的阴谋诡计，你张主席居然深信不疑，看来，我是死定了！唉！”他说到这里，忽然以一种罕见的从容坚定说道：“作为一个从宣誓这天起，就立志忠效于党的共产党员，为着党的事业，我还是请求中央分局认真审查加在我头上的那些不实罪名，甄清是非！”
张国焘非但不为所动，反而恼羞成怒地说道：“我们知道，改组派和第三党都是极其狡诈的，你许继慎来这一套骗不了我们，让刑罚来对付你吧！”
红４军第１１师师长周维炯，在白雀园火神庙的刑法室受到了酷刑的折磨。他被赤裸着上身吊在梁上，由几个打手站在凳子上，把烧着辣椒面的火盆端到他鼻子底下，另有一个人用扇子扇风。热辣的气味升腾起来，呛得周维炯剧烈地咳嗽着，以至于整个身子激烈地挣扎着。
在一旁主持审讯的周纯全，眼见周维炯逐渐昏迷过去，才示意执行人员移走了辣椒火盆。
待周维炯苏醒过来，保卫局的一个干部对他说道：“周维炯，这辣椒面的味道不好受吧？还是老老实实招供嘛，还有哪些人是改组派第三党？”
周维炯感到无此的愤恨和痛苦，他的眼里喷着怒火，从喉咙里使劲地发出一声大吼：“张国焘，我日你奶奶！”
保卫局那个干部气急败坏地令道：“快放下他，给他十指钉钉！”
四五个执行人员一拥而上，放下遍体是伤的周维炯，按住其双臂，将削好的竹钉钉进他的指尖中，再用锤子一下下砸着。
周维炯发出一声声死命的惨叫……
刑讯逼供是普遍的，每一个被抓来的“改组派”分子，无一例外地遭到刑讯，所使用的刑法是五花八门的，有５０种之多，令人毛骨悚然。如火铲烙身、滚油烫背、摊在门板上手脚钉钉、枪条捅肛门等等。凡是受到刑讯的人，十有八九打熬不过，只求速死，情愿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的人还得招供“同党”，所招的都是周围的熟悉人员。各级政治保卫局再根据口供抓人，抓来的人犯依然实行刑讯，如此轮着进行。
于是被抓的人越来越多。白雀园街上的许多群众家里，都成了关押“改组派”人犯的临时牢房。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出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罚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知道，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了，承认还不行，还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工作，便成了‘同党’，就这样株连就是一大片。”
与凭口供抓人相比，更有甚者是用镜子“相人”。在红４军１０师的２８团，由保卫局十几个干部站在全团的队列前面，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大镜子，先由保卫局的尤排长讲话。尤排长那粗重的嗓音紧紧地攫住全团官兵的心：“在我们的部队中，潜藏着许多改组派、第三党分子！现在我们用这面镜子来鉴定谁是红色战士，谁是改组派反革命。真正的改组派就会通过镜子现出原形来的！”
之后，每个红军战士被迫看着镜子走过去，而保卫局的干部站在一旁紧张地观望着，只要从镜子里看出哪个人有异样神情，手一指，马上把他拖出绑上双臂。这样，一个连队就有２０多人被相出是“改组派”，被捆绑着带走。那些没有被“相中”的官兵，惊疑而惶悚地站在那里，久久愣着不敢出大气。
还有的连队突然奉命集合，由匆匆赶来的保卫局干部手里拿着花名册，站在队列前训话，训完后照册点名，点一个抓一个，只十几分钟就捆起来几十个人。第１１师３２团的连以上干部正在开会，由团政治部主任主持学习《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十四号》，突然有保卫局的十几个战士破门而入，用枪对着４０多个连以上干部，带队的保卫局干部宣布说：“你们里面有２０多个改组派反革命分子，谁也不准乱动，由我们来点名抓人。”随着这个干部每念一个名字，此人就被摘去手枪，然后解下他腿上的绑带捆绑起来。结果，在场的干部被保卫局逮捕了将近３０个人。
随着１０月下旬张国焘在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的报告，在红４军大规模杀戮的活动进入了高潮，“各级政治保卫局的权力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可以随便决定杀人”（见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最早被枪杀的是红１０师２８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和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等十余人。杀戒一开，如挡不住的狂潮，吞没了数千被无端诬为“改组派”的红军官兵的生命。发生在白雀园的这场仅仅１个多月的肃反行动中，被冤杀的红军官兵到底有多少人，那是无法确切统计到的。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的报告》上说：“这次共清肃改组派一千多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一千五六百人。”而实际上何止这个数字？徐向前、倪志亮在回忆中讲道：“在这一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肃反中，红４军的各级干部除少数人幸免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３０团在这次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估计约５００人。”
根据党史、民政部门从各种资料上的粗略估算，白雀园大肃反之中，红４军各师１０个团的１．２万多人，被害的班以上干部超过了３０００人！其中可以统计到的军级干部１７人、师级干部３５人、团级干部４４人。至于团以下的干部人员，那是无法统计的。
到了最后，连徐向前也在被怀疑之列，为了整他的材料，保卫局瞒着这位红４军军长，把他的妻子程训宣抓起来，当做“改组派”分子秘密杀掉。只是张国焘讲过“徐向前是很能打仗的，这个人动不得”的话，徐才躲过一劫。但在白雀园肃反的期间内，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召开任何会议，从不通知徐向前参加。那些被定为“改组派”、“第三党”的红军干部，被一串串地连绑在一起，少则几十个，多的上百个，由保卫局的行刑人员押出白雀园，解到附近潘家湾的荒山野岭，不是枪击就是刀砍，或强行推入挖好的大坑里，用泥土填平。这些军衣褴褛、带着各种遍体刑伤的红军干部，拖着带血的脚印，怀着万般痛苦的心情，被驱赶着走向刑场。村上的老百姓见了，无不掩面落泪。有些知道自己将被杀害的干部，悲恨地自杀，临终前喊呼着：“我不是改组派！我不是反革命！冤枉啊！”第２９团的政委黄钢，就是从旁人手里夺过马刀，捅入自己的腹部自杀身亡。然而，黄钢的行动却被陈昌浩看成是“这个改组派分子，反革命多么坚决”！
张国焘等人在这场丧心病狂的残杀中，竭力想把它表演得“公正和民主”。他们搞了一个“革命法庭”和“审判委员会”，为杀害许继慎、周维炯寻找理由。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５日，张国焘再次在白雀园审讯了送交策反信的特务钟梅桥两人，为许继慎编织了漏洞百出又荒诞到顶的罪名。两个特务明明在英山被许继慎派人押送到军部后，就一直被关押着，而在他们的口供中却出现了９月８日在汉口见到特务机关负责人钟俊的材料，称“钟俊派他们来考察许继慎是否忠诚”的鬼话。张国焘居然把这一荒谬的口供上报到中央。在白雀园火神庙的公审大会上，张国焘亲自宣布了许继慎、周维炯两人的“罪状”：“一、两人系改组派头领；二、不服从命令，对抗中央分局的领导；三、组织反革命军事委员会，阴谋９月１５日暴动。”有这３条罪状加在许、周的头上，两人的悲惨命运是可想而知的。许继慎因为在公审大会上痛斥了张国焘，竟被张下令绑到马尾巴上活活拖死！
１９３７年４月，国民党大员冷欣在苏北对陈毅说道：“我们在鄂豫皖略施小计，你们便杀了许继慎，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呢。”
惨重而可怕的后果
经过１个多月的大规模清肃，至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中旬，张国焘等人认为“在四军中对改组派反革命阴谋已大致肃清”（见《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十四号》，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８日），又决定利用白雀肃反的“经验”，下令在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去清肃那些反革命的改组派分子”。在广为散发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了肃反的必要性，要求县把这项工作“当成为目前中心的任务，须得十倍、百倍地加紧肃反”。与此同时，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在《列宁报》、《红军报》、《苏维埃报》等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改组派、第三党的文章和材料，并选编了以刑逼供的记录，出版了《改组派反革命的阴谋与罪恶》一书，大肆渲染肃反的正确。张国焘等人在这些文件和文章中，规定地方上肃反的对象，除改组派、第三党以外，还包括“一般工农群众中经过流氓土匪生活的分子，在红军中表现畏缩的分子，对革命胜利前途表示怀疑的分子，因失错而受过惩罚的分子，以及党内的各种异己分子”（见中央分局告第十四号，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８日）。而在肃反的方法上，提出“要把肃反工作和党两条路线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寻找反动组织的线索”（见沈泽民《肃反工作与两条战线》，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一条从根本上混淆了思想、政治界限的肃反路线，必定导致苏区的肃反运动走上完全错误的道路。张国焘等人只相信政治保卫局及其所属的各地、县保卫局，逮捕和处决人犯既不与地方党、政组织负责人联系，更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在审讯中，也像红４军白雀园肃反那样，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就随意抓人杀人。由于大搞逼供信，凭着“辗转招供”而来的名单进行抓捕，使得大批有着丰富斗争经验、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优秀干部遭到杀害。
皖西北的肃反本来在红４军移驻白雀园后，将１００多名地方干部抓起来，包括原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定侯等人。但张国焘和沈泽民认为皖西北特委“肃反不力”，派陈昌浩到特委进行“督导”。陈昌浩于１２月中旬在麻埠召开代表大会，将特委改为道委，并把红２５军的７３师调来协助肃反。在所谓的“改造党、改造红军、改造苏维埃”的口号下，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先后被错杀的党、政、群干部人数达三四千人！其中有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舒传贤，原红１军政治委员、英山中心县委书记曹大骏，原红１军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汉，皖西北特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季昌，宣传部长薛英，妇女部长翁翠华，六安县委书记王义中，霍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赵小波，原独立第１师师长徐百川、六安县赤卫军司令毛正初、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廖炳园等人。
光山县委、县苏府的机关干部共有１４０多人，在经过几个轮回的“清肃”后，除了七八个一般工作人员和４个炊事员，基本上成了“改组派”成员遭到杀害；赤南县委共有机关干部４８人，结果除５个勤务员外，全部被杀；霍山县委苏的机关干部有１９０多人，被打成“改组派”分子而杀害的人超过了三分之二；六安县委、县苏的情况大致相同，除了担负勤务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炊事员，所有干部、党员全部打成“改组派”而解赴刑场遭到枪杀；英山县委有１１名常委，经过几次清肃反，杀掉了１０人，只有一个常委外出得以幸免；六安独立团在一次行动中捕杀班长以上人员２００多人！红安独立师也在一个晚上有２００多人被宣布为“改组派”而被集体枪杀………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机关报《列宁报》，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９日发表了《告肃反中思想动摇的同志书》的社论，宣称“阶级斗争一天一天的厉害，斗争环境与方式一天天复杂，肃反工作不但没有结束，还经继续深入”。
“继续深入”的结果是：一大批很早就参加了武装起义，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和豫西革命根据地的杰出领导干部，倒在了镇压“改组派”的血泊中，除了这些功勋卓著的早期革命斗争的领导人，还有数千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斗争骨干分子。
还要提及的是，原红４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和邝继勋、余笃三等人，也因反对张国焘的极端错误的肃反路线，先后在西征途中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
张国焘等人发动的这场亲痛仇快的错误肃反，激起了苏区民众的强烈反对，也促使了那些受到蒙骗干部的觉醒。黄安县（今红安县）居仙区的群众目睹一批批的党政干部被无端杀害，便对剩余下来的干部进行保护，将他们藏进山洞，集中了八九百人在山外守卫。当保卫局的干部来捕人时，他们高呼“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政策”和“打倒杀人的刽子手张国焘”等口号，大家一拥而上，解除了这些保卫局干部的武装。但仙居区群众的反抗行动，最终遭到了张国焘调来红军部队进行镇压的报复。黄安县政治保卫局局长来显安，在肃反行动中十分卖力，亲自参与刑讯与杀人。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仍然遭到了左倾路线的怀疑，把他当成“改组派卧底人物”给抓起来。在受到残酷的刑讯过程中，来显安认识到以前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真诚地对审讯人员说：“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也杀了不少人。后来看到情况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吧，反正是死！”
张国焘一手操纵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鄂豫皖苏区大肃反，是从他个人野心发出，为建立和加强在苏区党和红军中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次罪恶活动。它一方面极大地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和红军的战斗力，使得上万名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遭到杀害，另一方面，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使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现象日益严重，同时也造成了知识分子极度缺乏的窘境及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致使人们不愿学文化、怕变成知识分子。连沈泽民也在给中央的两个报告中提到：“干部的缺乏，特别是有文化的干部缺乏，的确是一种严重的情况。”
由于对地方干部杀戮过多，大多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一度陷入无人过问的瘫痪状态，许多地方连会议都开不成。在第四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敌人已经逼迫黄安外围，还没有一个群众自动向红军报告军情，致使红军的作战处于被动状态。这些危害，是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鄂豫皖苏区的以白雀园大肃反为标志的这场内讧，至今已经远去７０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许多情形已是记忆不清或者根本遗忘了。重现这一事件，不禁要问：在我们党和红军的发展历程中，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愿这种历史的悲剧永远地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