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反共高潮

部出于自卫，在10月4日至6日反击韩部的进攻，消灭韩军—万一千人。这次战役是新四军在遭受无理进攻时被迫进行的。
黄桥战役后，蒋介石集团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径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他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布置陷阱，消灭异己。17日，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它的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很大的弱点：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军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造成的严重损失。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外一些人感到，形势又将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扩大。的确，蒋介石国民党一手造成的皖南事变近似于四—二政变，但这时有一个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全国上下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也不同于1927年，更重要的是，这时共产党已有了能够总结历史经验的成熟的领导，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形势，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8日夜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全军改编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先后提出两个“十二条”解决办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75、780页）。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亲笔题词，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千古奇冤，江南—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世界各方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坚持敌后抗战的事实，是许多人都承认的。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失去了全国的人心。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反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黄炎培说，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冯五样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全国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例行逆施。中间派的同情大多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要求中国继续抗战。1941年2月，英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路过香港时对宋庆龄说，他将警告蒋介石，如继续同中共军队对立、玩弄手腕是不成的。居里到重庆后，会见周恩来并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意料之外。共产党态度之坚决和国内外反应之强烈，是他们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在极端孤立的狼狈处境下，他们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并没有达到摧毁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教育了许多原来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们，使蒋介石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在这年5月8日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荫蔽精干，要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2年1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提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在这些正确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依然荫蔽精干地保存下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共产党连续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坚持抗战、闭结、进步的方针的事实，表现出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不但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更多的人看清中国共产党确实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党一派私利的，使国民党完全输了理。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使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这就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放下抗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为提高，更证明它是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
部出于自卫，在10月4日至6日反击韩部的进攻，消灭韩军—万一千人。这次战役是新四军在遭受无理进攻时被迫进行的。 　　黄桥战役后，蒋介石集团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径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他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布置陷阱，消灭异己。17日，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它的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很大的弱点：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军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造成的严重损失。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外一些人感到，形势又将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扩大。的确，蒋介石国民党一手造成的皖南事变近似于四—二政变，但这时有一个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全国上下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也不同于1927年，更重要的是，这时共产党已有了能够总结历史经验的成熟的领导，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形势，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8日夜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全军改编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先后提出两个“十二条”解决办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75、780页）。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亲笔题词，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千古奇冤，江南—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世界各方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坚持敌后抗战的事实，是许多人都承认的。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失去了全国的人心。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反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黄炎培说，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冯五样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全国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例行逆施。中间派的同情大多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要求中国继续抗战。1941年2月，英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路过香港时对宋庆龄说，他将警告蒋介石，如继续同中共军队对立、玩弄手腕是不成的。居里到重庆后，会见周恩来并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意料之外。共产党态度之坚决和国内外反应之强烈，是他们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在极端孤立的狼狈处境下，他们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并没有达到摧毁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教育了许多原来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们，使蒋介石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在这年5月8日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荫蔽精干，要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2年1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提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在这些正确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依然荫蔽精干地保存下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共产党连续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坚持抗战、闭结、进步的方针的事实，表现出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不但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更多的人看清中国共产党确实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党一派私利的，使国民党完全输了理。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使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这就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放下抗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为提高，更证明它是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并没有收起反共活动。1940年9月，德、意、日正式结成三国同盟。英、美也加紧拉拢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反共活动更加活跃起来，而把反共武装进攻的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故意制造磨擦，调动主力向位于苏北的南端的新四军重要基地黄桥进逼，企图将在苏北的新四军歼灭于黄桥附近。新四军苏北指挥
部出于自卫，在10月4日至6日反击韩部的进攻，消灭韩军—万一千人。这次战役是新四军在遭受无理进攻时被迫进行的。
黄桥战役后，蒋介石集团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径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他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布置陷阱，消灭异己。17日，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它的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很大的弱点：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军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造成的严重损失。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外一些人感到，形势又将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扩大。的确，蒋介石国民党一手造成的皖南事变近似于四—二政变，但这时有一个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全国上下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也不同于1927年，更重要的是，这时共产党已有了能够总结历史经验的成熟的领导，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中共中央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形势，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28日夜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全军改编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先后提出两个“十二条”解决办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75、780页）。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亲笔题词，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千古奇冤，江南—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世界各方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坚持敌后抗战的事实，是许多人都承认的。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失去了全国的人心。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反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黄炎培说，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冯五样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全国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例行逆施。中间派的同情大多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要求中国继续抗战。1941年2月，英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路过香港时对宋庆龄说，他将警告蒋介石，如继续同中共军队对立、玩弄手腕是不成的。居里到重庆后，会见周恩来并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意料之外。共产党态度之坚决和国内外反应之强烈，是他们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在极端孤立的狼狈处境下，他们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并没有达到摧毁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教育了许多原来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们，使蒋介石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在这年5月8日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荫蔽精干，要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2年1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提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在这些正确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依然荫蔽精干地保存下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共产党连续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坚持抗战、闭结、进步的方针的事实，表现出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不但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更多的人看清中国共产党确实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党一派私利的，使国民党完全输了理。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使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这就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放下抗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为提高，更证明它是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