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成了世界话题

近期，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受到海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书市上与“中国模式”有关的图书一版再版——呈现出“世界上到处都在说着‘中国故事’”的局面，可谓热闹一时。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模式”这个词也逐渐在国外媒体中升温。金融危机的爆发，越发让这个概念变得炙手可热。而当这个承载着西方人复杂态度的概念撞上国人的眼球和心坎，激起的是更加复杂难言的波澜。
但“热闹”是一回事，对问题的“澄清”是另一回事。如同一切的喧嚣，大多数的言论烘托出的只是少数人的清醒和明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看来，“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否认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之处，但“中国模式”的确存在困局。重要的不是定性，而是从学理上深入、理性地来思考这个“模式”是如何而来，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又陷入了何种困局，如何才能改进它，使它朝好的方向发展。而这也正是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一书所要着力探究和关心的问题。
在有关“世界末日”的电影《2012》中，好莱坞曾把“拯救全世界”的荣耀给了中国。与电影《2012》画面不同的是：一个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指着地图上的中国上海说：“这里，我的理想在这里。”在非母语国家旅行的游客拦住一位当地人问：“请问您会讲普通话吗？”周边国家围绕着复兴的中国，深深折服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孔子的学说、秦朝的建立、四大发明、新中国的建立变得众所周知；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这是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在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一书中为我们描绘的“可能的未来景象”。
“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相信马丁·雅克的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之后，国内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争辩会呈现一个新的热潮。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吗？如果有，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崛起的中国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世界？对现代性的反思，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对未来中国发展的预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结论不重要，而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思考，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深远意义。
国内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
在国内，由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主要收集了国内多名学者总结“中国模式”的文章。
一段时间以来，海外专家学者和媒体频繁抛出“G2”（中美两个超级国）论，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还提出了“Chinamerica”（中美国战略共同体）的概念。《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中，我国学者首次“自信地”回应西方热捧的“中国模式”，并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存在。该书标榜以中国人的视角，从政治、经济体制到社会结构，从医疗、减贫到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进而解读“中国模式”。
长期从事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江金权研究员，在他的《“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则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论为主，史论结合”，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经济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概括、抽象，形成所谓的“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同时用大量的事例和数据来论证这种认识。
早在2007年，科学出版社曾推出卜工的论著《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009年又推出了他的《历史选择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前者阐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特点，后者则揭示这个特点的社会历史成因。《历史选择中国模式》提出家族组织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细胞，有特色、多层次的家族联盟制度是秦汉帝国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些观点，值得思考。
由慧聪国际董事局主席郭凡生撰写的《中国模式：家族企业成长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阐述了中国家族企业的激励制度与管理制度，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有一定指导价值，但对宏大的“中国模式”主题论述来说，稍有距离。
海内外学者共同解读“中国模式”
提到海内外学者共同解读“中国模式”，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的《对话：中国模式》（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赵启正提出东西方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带来的认知差异，而正是这种观念的差异，导致了西方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在发展的时候导致西方的误解是难以避免的。《对话：中国模式》是赵启正与畅销书《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之间进行的对话。
“对话”力求站在全球的高度，就中国崛起、经济持久高速发展的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中国的教育、科技、经济各个方面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以及这种模式是否存在一定的普适性。“对话”将就世界在认识中国过程中存在的看法、舆论和偏差，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一一予以回应，还原世界一个客观的事实，“向世界说明中国”。
前几年，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雷默撰写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发表以来，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学者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及戴维·赫尔德著《全球盟约》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为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及天津师范大学还联合举办了“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近50名专家就中国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就是这次会议论文的结集出版。
从上述这些书籍来看，很难说现在国内外各界对“中国模式”已有统一看法。就是在国内理论界，对这一提法也还是见仁见智。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有很多人都在思考转型期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最要不得的态度，恐怕是那种以为“中国模式”已然成型，可以与所谓别的一些模式相抗衡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暴露出的只是一种器小易盈的心态，忘了邓小平当年“韬光养晦”的殷切嘱咐。毕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远未完成，正需要我辈同志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