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到处都是凶猛的特殊利益集团？

从“中国式厚黑”独具特色的政治“潜规则”，谈中国为何到处都是凶猛的特殊利益集团？
这篇原题为，“中国的困扰，处都是凶猛的特殊利益集团”发于世界日报的文章，只是关于“黑社会”与“社会黑”的思考系列之一，是“特殊利益集团”是“社会黑”还是“黑社会”？析社会现象的删节版。转于此，加以注释，以方便阅读。
中国今年最后一个重要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来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计敲定。这次会议以政策不变、全面维稳为基调，既反映出内外形势的复杂，又折射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矛盾重重，令中共决策层举棋难定。而在中国发展中面临着的，除官民矛盾、民族矛盾、政教矛盾之外，目前一个较大的困扰，是特殊利益集团问题。
今年以来，与特殊利益集团相关联的争论、事件，可谓层出不穷，遍地开花，从地方政府大开涨戒，从水到电等公用事业大加价，到垄断集团玩弄油荒、气荒之术，逼宫涨价；再到巨型国企和地方政府联手炒地，“地王”频现，最后是竞争性行业中，出现了“国进民退”潮。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特殊利益集团的翻云覆雨。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是围绕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着明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展开的争论，特殊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再次全面施展其能量，试图影响政策的制定。诸如中国经济是否出现“拐点”，是否面临通胀，应否纠正“国进民退”，该不该拿出退市安排，结构如何调整，如何增收入扩内需等尖锐的议题，都没有拿出答案。
正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再度坐大，利用中共领导人有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偏好，及领导人但求稳定第一，成为特殊利益集团防变的护盾，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再现隐患。
举例而言，特殊利益集团为防大投资带来的利益受到紧缩政策的冲击，危言耸听，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这有可能令中国经济，面临泡沫、虚热、通胀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所谓特殊利益集团，直白点说，就是以特殊的权力或优势，掠夺国家和民众利益的集团，他们获得的“特殊利益”，不仅是利润的最大化，还从资源的占有、权力的操纵、舆论的玩弄，一直到司法的护航，无所不有。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还真有其特殊性，一是其普遍性，各类组织各类行业，从上到下，有特殊利益的地方，就形成大大小小的集团；二是其最庞大性，由于中共要保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要维持一批国有垄断企业，集中在金融、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以占有巨额国有资产及公共资源，形成庞大的垄断利益集团；三是其凶猛性，特殊利益集团不仅有不同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勾搭，还有政府部门因“利益部门化”，由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蜕化成与国家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自利集团。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除了掠夺利益外，已将手伸向更广的领域，有人认为渐渐形成类黑社会组织。以经济领域而论，特殊利益集团不仅已有经济学者为其发声，还已成功地令政府主管部门成为其代言人。中共领导层制定一揽子救市计划，今年近十兆元人民币大投资，九成落到国有大企业手里，就是明证。
至于为何中国到处都是凶猛特殊利益集团？这里建议详见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这里就不转摘了。
总之，笔者以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君主政治”体制，也就不可能根除二千多年以来产生“特殊利益集团”的土壤，任何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终极价值都只能是“冥想苦思”！或如我在“中国特色”就是“充分世界化”一文中所述：
一个人口占据约世界人口25%的中国，其有相当泡沫水份的GDP产值仅占世界的6%.拥有二亿多失耕失地农民且拥有全球官吏最多（参考：中国官员满街走 每18人有一个），有五大权力中心重复粘连的不透明国家，这在没有中国元素的各国，早己翻天10000次。这是就是中国特色。这个特色且让庞大中央与地方的官僚体系将主力的智慧全用于三件事：
1、谎言。2、威权。3、谋私。
这种体制严重镂空了人民的为公的心智，腐蚀了国民的道德意志。以致大部分消沉的国民一生主要精力在忙于五件事：
1、结婚生育。2、辛苦劳动。3、烟酒棋牌。4、砖头瓦片（房子）。5、丧事。
这是与四百年前西方传教土所说一致：中国人不缺乏智慧只缺乏公德。可见道德与智慧是人类的一对永不熄灭的火种。但今天的西方可能又错了？因为，用四百年观察，看发生在中国人身上鲜而不奇，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是不是又足以揭开一个民族的另一面。“大多数中国人，既缺乏道德，也缺乏智慧。”
当下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不止于严重的政治危机。还与历史一样，存在着智慧与道德的双重危机。即，信仰与信任的双重危机。从“依法建国”60年，看“依法治国”10年，那根源就如，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在向政协提交的《和平建国纲领》：“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化和军队的国家化，各种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头、用枪炮来‘商量’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这，既道破了中国为何到处都是凶猛特殊利益集团？也揭露了凶猛特殊利益集团“反人民”的本质。
这不，中国改革开放的鼓手“皇甫平”又出手了——曾与人合用该笔名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近来撰文，痛陈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对中国社会的伤害，呼吁中国高层与之切割。
周文主要指向垄断行业的“特殊利益集团”定义引发了学界分歧——从国际惯例看，一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也许只有政府垄断才能更好解决民生问题；而与权势阶层和行政执法者、以及其它社会服务部门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比起来，经济类垄断行业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其对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为害日甚的描绘，还是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共鸣。
事实上，2006年10月的中共16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及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极大地影响中央政策决策过程，开始构建“和谐社会”，并将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的衍生列为当时任务之一。
可惜，以周文所述及重庆打黑观之，公共领域越听证越涨价的现象证明特殊利益集团掌控公共政策的力度反而加强了。而在当前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特殊利益集团掠夺性的膨胀，更让人担心其成为拖垮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黑手。
某些学者将中国这种无奈的现实归咎于中国政治体制，但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普遍遇到的现象，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情形更被动。
如，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施压能力，美国政府在应对长期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常显得笨拙不堪，政策往往无法连贯、相互矛盾——现任总统奥巴马在推动医改方案屡屡受阻时，就曾公开抱怨“特殊利益集团和保险公司认为现在到了把奥巴马拉下台的时候了，他们将竭尽所能争斗”。尽管困难重重，奥巴马的医改之路还在向前迈进：参众两院有权起草医改法案的所有委员会均分别通过了不同版本，医改走向了表决阶段。
在此过程中，从各国的经验教训观之，突破特殊利益集团最佳途径，在于透明、开放的决策过程，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平等的表达机会。平等的代表性会催生平等的博弈、辩论与协商，其结果就是理性过程下的公共利益，就能抑制特殊利益集团。
而走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要斩断特殊利益集团的牵绊，其决策过程当由此有所镜鉴。否则，听任特殊利益集团利用现有机制的弊端，通过政商勾结一步步坐大，中国改革的前景将蒙上灰尘，沾染血泪。
最后，若要对中国人的共同梦想点评一下：对于沉默的大多数看客，不需要发出鲁迅“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呐喊，只需酒醉似的呼吁“洗洗睡吧……”毕竟就是死在这铁屋子里也是“暖和”的？当然，还得有一个大前题，就是倾其一生已拥有了这铁屋子的使用权……而且，铁屋子的使用权还必需能用什么方式保证不被凶猛特殊利益集团强行依法拆迁……
参阅：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社会公正更是硬道理
何时批准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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