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作人关系小考(转)-重剑无锋-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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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周作人后来做了汉奸自是无可争辩。但人是很复杂的，周是鲁迅先生的胞弟，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有交往，其中多有鲜为人知的事情。我忽然起了一点考据的兴趣，采撷史料，写此小文，以就教于方家。
周作人于1917年4月到北大任教，教授的是预科国文，系文科类，而其时，北大文科学长由陈独秀担任，李大钊则为图书馆主任，兼任教授。因为是上下级、同事，他们之间的交往自是频繁。但于陈氏、李氏之间，周与李交往较多，关系亦比较融洽。陈独秀则因为宗教自由问题，与周氏发生过论战。因为周主张宗教自由，而陈则主张反宗教自由，有取缔宗教之倾向。但陈独秀被捕后，周曾于1919年6月14日与同事同去探视，遭拒绝，后仍与陈共事，为陈所主编《新青年》写稿甚多。
周于1919年7月访问日本，接其妻羽太信子及女儿若子等回国。她们是同年四月由周作人送回日本娘家探亲的。因五四运到爆发，周旋即回国，参加运动。这次去乃是为了接她们回北京。但此去却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很深远的事，即周会见了武者小路实篤，而武者却是日本日向新村运动的骨干。故周氏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新村，并承诺在北京建立日本新村中国支部。
他在日本时，即于7月29日作《访日本新村纪》，载10月30日《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回国后，于8月20日作《游日本杂感》，载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继续日本介绍新村运动。11月工8日至天津新学书院为天津学术讲演会演讲，题目就是《新村的精神》。除介绍日本新村运动情况外，对新村精神作两点总结：“1、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地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2、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的个性”。该讲稿登载于11月23日、2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及〈〈新青年〉〉1920年1月1日第七卷第二号，产生极大影响。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还登载《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宣告“工读互助团成立”，其主要发起者及为周作人，主要成员为周作人、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罗家伦等。其中周作人因为亲自参观、考察过日本新村，为有经验者，出力最多。他捐款10元大洋。
同年12月10日，与李大钊商量“工读互助团”具体事宜。
此时，毛泽东尚在湖南，但次年（1920年）1月，毛随湖南驱张代表团赴北京，并在京约留约四个月，于其间会见李大钊、周作人。其中会见李大钊次数较多，会见周作人次数较少。但4月7日，毛到周寓访问了周作人，谈话具体内容不详。但其时，毛对新村颇为向往，而周为中国新村运动领袖，想必所谈即此事。当时，周作人与乃兄鲁迅同居于八道弯11号，毛见周作人，却似乎没有见到鲁迅。
毛对工读互助团是支持的。李泽厚先生《启蒙与救亡的双冲变奏》一文中，曾经说“工读互助团”“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积极帮助，有毛泽东、恽代英等人热情支持”。但如何支持则语焉不详。
毛在一九一八年成立“新民学会”于长沙。一九一九年发表文章称“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指一九一八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乡，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但该计划实际未得实施，故二0年初赴京，应当对新村抱特别之热心，亦情理之中事。
工读互助团举有《简章》，规定互助团“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原则，“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四小时”，还有具体规定：第一、所得归公。“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第二“各尽所能。“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譬如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始可织一匹布，但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第三、团体供给。“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唯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互助团成立后分为四个组，每个组内又分三五个局，分别从事食堂、印刷、补习英文、洗衣、电影、织袜、缝纫和各种小手工艺劳动。每日工作时间大大超过〈简章〉规定的四小时；除吃饭由团体供给外，其它费用仍由个人自理。
其中第一组开始最早、步伐最猛，但短短三个月及暴露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组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食堂里发生经济危机，使团体供给吃饭也大成问题。结果，“除出一二人外，都不愿去维持它。一九二0三月二十三日开会决议，各人自由另外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到同年六、七月份，其它几个组和各地的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个别的勉强维持到一九二一年初，也不得不发表解散宣言”。
没有资料表明，毛泽东和周作人后来还有任何直接交往。但是，工读互助团、由周作人从日本携带回来的“新村”运动，却深深扎根于毛泽东的心中，为建国后人民公社运动和食堂、供给制度埋下隐患，造成全国性大饥荒，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并间接造成文革大劫难。周作人本人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曾挨饿，后死于文革初红卫兵毒打。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系中国人民的宿命，其于1967年以八十三岁高龄死于非命乃是冥冥中之报应，也不为过。
深言之，周氏之新村运动乃根于日本，故更恰当地说，日本乃是中国的宿命，其二战中彻底失败，成为吃原子弹之第一国家，亦是其宿命。
人民公社和公社内的大食堂、供给制度，与工读互助团不一样：后者是自愿组织，一旦发现有问题，可以自行解散，故未造成任何恶果；而前者是恃强大的行政权力加个人空前威望及坚强意志、严苛法律，在全国推广之正式制度，人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造成极大之危害。而毛泽东当年为参加人之一，亲知其失败。何以革命成功以后，为实现其个人少年之梦想，乃不顾前车之鉴，蛮干而无前？盖迷信权力之故耳。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始终不肯南下，滞留北京。胡适、沈尹默皆有私函促其南下，但皆不为所动。但是，此时并没有当汉奸，多次辞日寇拉拢。其中有一个插曲：一九三八年五月外界风传周作人参加日寇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五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坑敌协会”全国，严厉声讨周作人等的附逆行为，电文曰：“请援鸣鼓而攻之意，声明周作人钱盗孙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单位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之外，籍以精神制裁”。六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文化界驱逐周作人〉〉。十四日，〈〈战文艺发〉〉发表矛盾、老舍等十八位著名作家〈〈致周做人的一封公开信〉〉，敦促周在最后关头离开北京南下，但其口气仍然以周参加当时会议为基调。但实际情况是，周并未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盖当时南北通讯断绝，日寇鬼蜮伎俩，故造谣言所致。
一九三九年元旦，周作人遇刺未死，但受大惊吓。七日就任伪北大图书馆长一职（即李大钊旧职），沦为汉奸。
但是，当时，李大钊的子女李炎华、李星华、李光华等还在北京，并参加抗日活动，生活困难，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代为接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六日，即其“下海”后第九日，和钱玄同一道筹划，将立大钊旧书出售给孔德学校，得款120元（大洋），一半交李炎华，另一半交李星华、李光华等。
一九四0年（具体日期不详），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及其弟弟李光华赴延安，临行前，经周作人帮助，李星华在伪北大预支两个月的薪金作为路费，并办了出北京的“良民证”，得以成行。
临行前，李星华向周作人告别，说她要去延安，问周在那边有什么事没有？周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但后因各种原因，李并未将口信带到毛处。
所谓“下海”当时指沦落为汉奸。
补记：1939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及起弟立光华参加冀东暴动失败，无法安身，乃入北京，寻周作人帮助，周作人则将其安排在伪北京大学会计科但出纳员。遂有次年李去延安并向周辞行事。
周作人因汉奸嫌罪，于己于1945年12月6日被逮捕。46年1月被押解南京受审。同年11月16日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傂夺公权十年；12月上诉，47年12月19日得到二审判决，被改盼十年有期徒刑，傂夺公权十年，并没收个人财产。1946年报月产日被保释；旋到上海，8月14日回到北京。
周此后一直以平民身份居住北京。旧学生孙伏园为之奔走，并求助于沈钧儒，沈向毛泽东请示，毛回答说：“他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又说，“只要他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9月5日，李大钊长女、受过周作人接济的李星华来访，后又多次来探望。后一直写书、译书于八道湾旧宅，著书颇丰。主要成就是翻译希腊古典名著、日本古典名著；研究鲁迅先生、作散文，及写回忆录《知堂回想录》。
令人惊奇的是，周作人的文章当时可以自由向香港投稿并收取稿费、版税。他的《知堂回想录》就是由曹聚人先生在香港主办的报纸《新晚报》上连载并汇编出版的。以他的待遇而言，虽然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薪水，但自1960年1月起，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稿酬达即四百元每月，零星稿酬、海外稿酬尚不算在内（新晚报》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十元港币）！
1967年5月四月被红卫兵毒打，5月6日在北京寓所死去，当时身边无一人。时年八十三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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