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战例曝光：看国安局怎样抓台湾和外国特务！

[ 强国贴吧 ] 发表时间： 2009-05-12 21:10:05[ 发短信 ][ 回复 ][ 树状 ]
标签：国安局 间谍 特务
 
间谍这个词对于今天的许多大陆人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然而，实际上台湾间谍特务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活动，我们与间谍特务斗争也没有停止过。尽管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5月初访问大陆，与共产党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国民党毕竟是在野党，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仍然以我为敌，对大陆的特务派遣有增无减，活动仍很嚣张，我们在隐蔽战线上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反间谍任务日益艰巨。
上篇：新世纪台谍大落网
进入新世纪，台湾当局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进行间谍活动，是因为它一直把大陆作为“威胁台湾安全的主要敌对势力”。它一方面派特务到大陆从事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又疑神疑鬼地认为，大陆在台湾“布下了大量间谍”，并捕风捉影地搞了几次“清查”活动，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神秘的台湾“军情局”
据台湾媒体报道，从2004年元月起，为配合实施“精进案”，台湾将对其军队情报系统进行大规模改组，台湾军方历史最悠久，地位最重要的情报单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也在改组之列。由于地位特殊，保密性强，台湾“军情局”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其真实内幕鲜为人知。
台湾“军情局”的前身是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军统局”。1946年，“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又改名“国防部第二厅”。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整时，又将其名称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勤室”才合并为现在的“军事情报局”，由台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其所搜集的情报主要供台“国防部”及“参谋部”用作决策参考。
“军情局”下设7个处、一个“情报研究中心”和一个“秘密交通中心”，其活动主要是收集大陆政治、军事情报，情况需要时还可以策划破坏，暗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心战等活动。除此之外，台湾军情局的主要任务还包括：适时在大陆建立和发展“敌后武力”，对大陆军队进行策反和军事“攻心”，配合台军的战略性行动等。
近年来，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增多，台湾“军情局”亦不失时机地制定计划，选派人员赴大陆，以参观、旅游、探亲以及投资开工厂等名义，搜集大陆情报、物色工作物件，发展间谍网络。
由于台湾“军情局”的间谍绝大多数是台军现役军官，因此不管他们到哪里都无法取得正式的“名份”，换言之，如果这些间谍在别国境内从事间谍特务活动而被曝光，那么得由台当局出面才能避免引发国际事件，因此最隐蔽的间谍当属台湾“军情局”的间谍。
台“军情局”情报人员的选拔与培训中，除了通过“情报专科班”对外招生外，绝大多数都是对台军各军兵种现役军官实施选训，选训之前一般要经过本人的同意。
台军职系统的特务选训过程尤其重视“品德考核”与安全检查两大项，只要有一项不合格就不会列入选训名单。“军情局”间谍培训班通常每年开班一次，平均每期120人左右，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爆破、射击、摄影、无线电通信、密写、密码破译等。在接受情报训练的过程中，除了“情报专科班”必须先接受9周的基本入伍训练之外，现役军官都是直接到情报学校接受第一期13周的情报训练。
专项培训的主要科目是间谍情报行业特有的情报搜集、情报*、档案制作、化妆与变身、技术情报等特殊技术。尤其是档案制作和化妆与变身两种技术，更是在情报圈以外学不到的技巧。这方面，世界各国都是列为高度机密，台湾情报界也不例外，绝对能算得上是“见不得人的技术”。其中，档案制作主要是以特殊的墨水、代号、代码、书写格式、信函等各种方法，让自己所寄出的信完全没有任何情报证据。
继续接受专项培训的学员，除了进行间谍专业的专项培训外，还要进行各种特种作战能力训练。通常情况是要到陆军谷关特种作战基地接受基本求生训练，还要到屏东伞兵训练基地完成至少3次以上的跳伞训练。然后再到海军陆战队的蛙人基地接受严格的水下特种作战训练。同时还要前往陆战队的特勤队练习各种轻兵器的射击。当然，所有经过情报训练的学员都要经过结业考核，成绩合格后才可以正式接触间谍情报业务。而且结业考核的科目每年都不一样，如果今年是要求有来无回的“军情局”特工学员，以跟踪的方式进行特定人士的调查，明年可能就是进行范围较大的社会调查工作，或是做情报资料的整理与研判读的工作。
结业考核中最复杂、最特殊的一种形式被称为“境外综合考查”，就是通过岛外旅游方式来考核学员的综合情报获取能力。由于这种测验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因而台军情报部门通常在经过上层机关的批准后，才可以实施。但从实际的考核效果看，很多“军情局”的学员均难以顺利地在境外进行调查和获取情报。这也说明台军情报人员的培训绝非“成效显著”。
另外，依据台“军情局”的规定，接受情报训练的学员不可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一切都是在完全保密的环境中进行，学员的思想压力极大。而且即使是脱离了情报系统之后，依照规定，3年内不准出岛旅游、探亲，使得台军的情报事业真正成了“见不得人的事业”。
据境外媒体报道，多年来，台湾“军情局”制定了所谓的“六大计划”，秘密搜集大陆相关情报。这“六大计划”的代号分别为：“夏阳”、“黎明”、“先基”、“晨曦”、“春风”和“复华”，其中一些方案已经由以“军情局”为主的情报单位秘密执行多年，而另一些则是近年来新出台的。
“夏阳”计划指的是在大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9种重要战略目标中，积极发展情报组织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列出20个优先发展情报力量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南京、广州、芜湖、遂溪、湛江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城市要么是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科技中心，要么部署有解放军先进的战斗机、导弹或者新型军用舰艇，军事意义十分重要。
“黎明”计划主要是针对在两岸发生冲突时，如何为台军特种部队发动反制攻击提供目标情报服务。该计划选择了大陆东南沿海，包括舟山、汕头、厦门等9处地点作为台特种突击的主要目标，集中搜集这些地区的陆地和水文资料，以备台军登陆作战之需。
“先基”计划是指加强在大陆沿海的导弹阵地、雷达场站、指挥中心、通信枢纽、军港以及机场等6种主要军事目标区，搜集“预警性军事情报”的绝密计划。
“晨曦”计划重点策划一旦两岸战事爆发，如何迅速将台在大陆潜伏的情报组织启动为具有“实际行动”能力的“敌后武工队”，以便在大陆重点地区进行爆炸、投毒以及暗杀等破坏和颠覆性活动。
“春风”计划企图策反大陆要害部门中的立场不坚定者，解放军、宗教人士以及少数民族人士都是该计划的重点目标。
“复华”计划特指台湾情报机构物色，训练以及派遣情报人员到大陆进行谍报活动的专案计划。
尽管台湾“军情局”拥有众多特权，但其吸引力却在日益丧失，“军情局”的情报人员，不仅前途渺茫，而且往往处境艰难，常有性命之忧。
台湾情报系统历经多次改革后，大多数台军军官一旦迈入“军情局”，就意味着给自己的前程划上句号——即要做好“中校军衔扛到死”的准备了。因为在台军情报系统内，只有极少数运气极好的人才可以升到上校及以上军衔；除此之外，由于台湾当局对外国的情报依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愿意培养自己的情报人员，所以，“军情局”的情报人员士气日益低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未来的前途。
台湾“军情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职业，情报人员常常性命难保。据台媒体披露，自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后，已有3000余名台湾军情局间谍“以身殉职”。从早年的“神斧”，“班超”、“光武”、“三民”、“海狼”、“长风”乃至近年来的“威远”及“定远”等情报搜集计划，可以说都是由一群“甘心”为台湾当局卖命的情报特工所写下的血泪史。
据台湾一位资深情报官员透露，在台湾近年来的各项情报搜集计划中，“没有一次是不付出代价的，总是会有报告称被‘破线’或‘拆台’，也就是情报网被大陆的反间谍系统查获”。“老实说，光是2002年就有至少20人‘移民’了，其中已证实5人被‘移民局’处分”。这就是说，台湾情报员去年一年内，就有20人失去联络，其中5人证实被当地逮捕。这位情报官员还承认，大陆的国家安全部门对台湾特工的行动几乎了如指掌。
事实上，台湾“军情局”并不完全信任其情报员，每一季度、每一年，“军情局”都要规划安排对局长以下所有“军情局”人员进行仪器测谎工作，同时运用科学器材严格管制出入人员是否带有重要文件。对于最近出境的情报人员、即将执行任务或调动升迁的情报人员，无论其官职大小，都必须接受仪器测谎，这也使得“军情局”的情报人员人人自危，不胜其烦.
2001年7月14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少民间谍案。李少民何许人也？原来，这名现年45岁、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还是个拿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一直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然而，李少民放着安稳舒适的教学生活不过，却鬼迷心窍地接受了台湾间谍组织的任务，为台湾当局收集大陆情报。他的犯罪活动逐渐被大陆国家安全机关发现。2001年2月26日，国家安全机关开始在深圳对他进行监视，并于5月15日正式将其逮捕。鉴于李少民拥有美国国籍，中国有关部门按照《中美领事协定》的规定，将逮捕他的消息向美国驻华使馆作了通报，并安排美国使馆人员进行探视。此次开庭审判，中国方面也安排美国使馆人员旁听，在法律程序上可以说十分公正。在法庭上，检察官以无可辩驳的大量证据，列举了李少民种种危害大陆安全的犯罪事实，使他不得不低头认罪。法庭一审判决，将李少民驱逐出境。这个身为华夏子孙，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美籍华人，被可耻地被赶出中国。
极为巧合的是，一年前的2000年7月13日，同样是在北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3起台湾间谍案进行了一审判决。这些涉案间谍可就没有李少民那么“幸运”了。案犯杨铭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犯姚嘉珍（女）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犯张玮（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3名间谍都隶属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以下称“军情局”），多年来在大陆收集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其实，这些年来，台湾间谍在大陆的活动十分猖獗，大陆国家安全机关破获台湾间谍案的数量不断增加。1997年，西安市国家安全局破获朱晶民间谍案；同年，南京市国家安全局破获王冠都间谍案；1999年10月，四川省国家安全厅破获王平间谍案；1999年11月，武汉市国家安全局破获岳青间谍案……
备受关注的台湾间谍嫌犯宋孝濂，2004年5月被海南中级法院一审以间谍罪，判处其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宋孝濂，曾用名宋安年，英文名SUNGHSIAO-OIEN，间谍化名张晓圆，男，1964年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商人。因涉嫌犯间谍罪，于2003年12月14日被拘留，2004年1月19日被逮捕。由于涉及国家机密，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该案。
据法院审理查明，1993年以来，宋孝濂经常到海南进行一些商务活动。2001年5月，宋获知其朋友童某某(另案处理)系台湾情报人员后，向童表示愿意为台湾情报机关工作。童将该情况向台湾军情局间谍范某某报告。2002年4月间，范在台湾台北县新店市约见宋，向宋表明其间谍身份及所在部门系情报部门，并要求宋为其搜集反映海南政治、经济情况的报纸、杂志、刊物、地图等资料。宋予以答应。几天后，范及其上司黄某某再次约见宋，向宋作出同样的要求，还指示宋搜集我驻琼某部队军事情况，宋答应后，范发给宋活动经费2万元台币。
2002年4月，宋带着搜集情报信息的任务潜入海南琼海市，搜集了反映海南的政治、经济动态的报刊、地图等资料20多份。同年5月，宋先后两次带其情妇王某某作掩护打探我军情报。同年6月，宋回台湾把以上资料及军事情报提供给了范某某和黄某某，还当场绘制了有关军事示意草图说明。
为了便于传递情报，范将台湾军情局的电子邮箱编码提供给了宋，还教授了其暗语、编码及记录我军事情报的方法，并规定宋的间谍化名为张晓圆。
同年7月，宋同童某某窜至三亚，以旅游为名，观察、刺探我军地理及建设情况。
2002年10月，宋返回台湾，将搜集到的我军的军事情报提供给台湾军情局台北站的罗某某。
因涉嫌在海南从事间谍活动被拘押的台湾人宋孝濂，1月20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与前来探视的妻子和儿子吃团圆年饭。
2004年1月20日，我安全人员逮捕了2003年12月15日逮捕台湾间谍行动中漏网的两名台情报人员，至此，台“军情局”在福建的情报网被彻底摧毁。被捕的两名台湾间谍为一男一女，男的叫张旭闵（27岁），女的叫余诗屏（24岁）。这也是大陆在一系列追捕行动中抓获的最年轻的台湾情报员张旭闵。
张旭闵于1977年出生在台中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境一般，其父从事小型农机修理，母亲和弟弟都在帮忙。1997年，年仅20岁的张旭闵进入台“军情局”当勤务员，负责环境卫生和哨站，是“军情局”里的最底层。1999年，他离开“军情局”，先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和三个旅行社里打工，搞旅游和婚姻中介业务。也就是在旅行社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女友余诗屏。余诗屏出生于1980年，2000年高等职业中学毕业后先在台北一家公司上班，后进入旅行社工作。
微薄的经济收入使张余二人的生活很是拮据。就在这时，张旭闵遇到了他当勤务兵时交往甚密的“军情局”同事。这名同事任职于“军情局”二处，是一名职业间谍。在他的发展下，张余二人先后成为情报员，并于2002年5月被派到福建搜集情报，主要是大陆导弹部署情况。临行前，那名同事对他们说：“你们去后，往返机票这边都给报销，刚开始是试用，如果表现好，就可以正式办手续了。”在大陆最初的几个月里，张余两人相当卖力，“军情局”派他们去莆田，他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去。因此，“军情局”方面对他们还算满意，不久就办理了正式聘用手续。
在福建潜伏期间，张旭闵和余诗屏对外宣称，他们是在为台湾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做事。他们以此为幌子，秘密布建搜集大陆导弹情报的网络。“军情局”给他们的月薪是5万元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同时报销往返机票。2003年年底，张余两人返回台湾汇报工作，因此侥幸逃过了大陆安全部门的抓捕行动。今年1月，台湾“军情局”为他们办理了续聘手续，月薪仍是5万元新台币，进入大陆的期限为1年。“军情局”同时要求他们先潜伏起来，等待上级指令；为安全起见，春节期间不许他们四处活动。
据知情者透露，张余二人给大陆安全部门的感觉是“太年轻”，情报素质很低。他们知识面窄，也不怎么读书看报。另外，他们的上司显然也没对他们的危险处境做任何交代。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更没有从外界的蛛丝马迹中判断出自己已处于危险境地；入境后对于大陆安全部门对他们实施的监控毫无防范，像“没事儿一样”，被捕时也没有一丝警觉。
台湾居民王长勇，男，1956年3月18日生，台湾居民身份证号码：H121981231，通行证号码：0320560601（D）。台湾住址：桃园县八德市建国路452巷22号，大陆住址：福建宁德市霞浦县城关万贤街洗马栏189号，2003年12月15日被拘留审查。
据王长勇供认：他于1999年到福建省宁德市经商，2002年经人介绍与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许桂福结识，许桂福要求王帮忙搜集大陆军事情报，王表示同意。同年9月，许桂福在台湾桃园市为王长勇办理了参加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组织手续，规定王的间谍化名为“陈旺”，月薪4万元新台币。许布置王的间谍任务是：搜集大陆军事演习、军队调动情况及福建省三都军港等军事目标的情况。王长勇按照许的要求，曾多次潜入我军事要地搜集情报。
王长勇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潜入祖国大陆搜集军事情报，造成重大危害，证据确凿，涉嫌犯间谍罪，触犯了法律。
当王长勇走进会见室时，一直翘首以待的妻子陈慧懋立即扑上去紧紧拥抱着他，久久不肯松手。其老母亲用沙哑的哭声告诉前往采访的两岸记者，她祖籍福建长乐，后来定居马祖，含辛茹苦养育了这个儿子。她说，她儿子长勇本来很老实，是因为喝了酒后被人骗去做坏事的。她虽然自己全身都是病，但因想念儿子，所以专程前来探视。她希望留在福州与儿子一起过年。
王长勇劝母亲、妻子和妹妹说，年关已到，希望她们赶快回去过年。他说，他在这里一切都好，看守所警员对他都很好，现在除了不自由外，住的、吃的都好，希望她们不必为自己担心。
当得知母亲因担心他患有高血压，特意从台湾带来了营养品和药物时，王长勇安慰母亲说，这里的医生对他很好，每天给药，不必从台湾带药来。
他还对前来采访的两岸记者说，本来象他这种嫌犯是不能与家属见面的，大陆政府对他格外照顾，他表示由衷感激。他表示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希望能得到大陆政府的宽大处理，早日回家。他母亲见到儿子安然无恙，甚觉欣慰，一再表示感谢大陆政府。
王长勇的妹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王的两个孩子也非常想念爸爸，只是他们还小，往来两岸不方便，他们也盼望着爸爸能早日回台湾团聚。
戏剧性破获台湾间谍网
2004年2月6日，中国安全部门破获了台湾当局在南京军区辖区苦心建立的大型情报网，“军情局”上校李运溥及手下情报员高国宁、吴哲明等多人被逮捕。这也是继刘连昆案后，大陆破获的最大的台湾间谍网。台湾媒体称，这一切都与陈水扁早前公开透露的解放军东南沿海导弹部署情况有关，陈水扁将因案情的不断明了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据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了解，这一系列台谍案东窗事发的过程非常有戏剧性，而且还把政治、谍报和反谍报等因素搅在一起。
2003年11月30日，陈水扁在讲话中“精确”地说出大陆导弹部署的地点和具体数量，意在为其“防卫性公投”寻找借口。不知是他在情报上太“白痴”，还是为了选举什么都豁出去了，其举动实在犯了情报学上的大忌。大陆安全部门在他讲话后立即警觉起来，并对要害部门加强了工作部署。其中，江西乐平被列为重点，因为陈水扁“明确”指出该地区部署了96枚导弹。
就在此时，一个名叫高国宁的大陆人进入了安全人员的视野。高国宁生于1959年4月，湖北襄樊人，在江西乐平开了一家小店。在此之前，他的身份就曾引起过安全部门的怀疑。因为乐平地处偏远的农村，经济并不发达，几乎没有外地人在那里做生意。陈水扁讲话后，他立即成为调查的重点。
2003年12月2日，也就是陈水扁讲话后的第三天，高国宁与远在南京的台湾人李运溥进行了秘密接头。他的行动极其异常，成为大陆安全部门初步确认其为台湾情报员的重要依据。当日，高国宁就被拘捕。经过突击审问，李运溥这一目标也被锁定。大陆安全部门采取断然措施，在南京逮捕了李运溥。李运溥没想到，一次接头竟带来如此变局，一切都突如其来，令他感到万般无奈，只得与大陆有关方面合作，将情报网内情全盘托出。
“军情局”上校李运溥生于1961年10月，系台湾“军情局”五处一组上校，负责执行“南华专案”。他的任务是每半年向“军情局”提供60条情报。李运溥在大陆以经营“南京实力克医学研究咨询部”为名，以秘密方式指挥下属情报员搜集情报，并逐步建立起“天63364号”情报网，下设“蓝天情报组”、“白云情报组”以及“吴大卫情报组”。负责人分别为高国光、高国宁(两人都是李运溥的亲外甥)和吴哲明。李运溥的渗透能力相当强，不仅搜集了大量大陆导弹的机密情报，而且还渗入大陆军方内部，在解放军内建立了“陈志汉情报组”。
搞情报的人都知道，在对方阵营内部发展情报员是难度最大、风险也最大的间谍工作。李运溥短短几年竟在大陆发展了几条情报链，实属“能干”。因成绩突出，他的情报网一直由“军情局”重要官员亲自指挥。“军情局前局长”胡家麒亲自接见了他，并面授机宜；“军情局现任执行长”谢建章和“前局长”薛石民办公室主任王大旺、五处处长岳振声等人都曾督导李运溥情报网的运作。1997—2001年，李运溥连续5年获得“莒光楷模”(台湾“军情局”颁给有功情报员的称号)，立大功1次，小功10次左右，合计各大功、小功获“国防部”颁发的“景风奖章”和“宝星奖章”各1枚。
李运溥堪称近年来大陆安全部门捕获的一条“大鱼”。1月15日大陆公开的8名台湾间谍都是“军情局”间谍发展的情报员，每月工资也就四五万元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而李运溥不同，他是受“军情局”领导的专业间谍，月薪高达14万元新台币，外加300美元。不过，他好像并不满足，一直在贪污“军情局”的钱。有一段时间，他手下“蓝天情报组”组长高国光中断了间谍工作，但李运溥仍以他的名义从“军情局”领钱，共计50万元人民币。另外，李运溥在大陆有个情妇，姓刘，西安人，今年33岁。她在新浪网下五子棋时与李运溥结识并成为网友。不久，女方赴上海与李见面，两人开始同居。李运溥贪污的钱就存在这个情妇的户头里。
据了解，陈水扁讲话中透露的江西乐平导弹部署情况就是李运溥情报网提供的，这一点已经被李运溥等人的供述所证实。2003年12月15日，大陆安全机关一举破获24起台湾间谍案，但李运溥情报网并没有被包括在内，他是在此前十几天被捕的。由于李在“军情局”内任上校，级别比较高，对“军情局”在大陆其他地区布建的情报网也有所了解，他的供述对大陆安全部门顺藤摸瓜、抓获一连串台湾间谍起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陈水扁的讲话也直接导致了在广州地区的另一名台湾间谍--童太平的落网。童太平很早就以台商的身份进入大陆，并娶了桂林阳朔的一个姑娘。不过，一直跟着他的却是一名姓张的情妇。
2003年12月4日下午，童太平像以前一样租了一艘小船到广州黄埔造船厂，准备拍摄新下水的某军舰照片。这些照片将被制作成档案，供台湾情报部门研究大陆海军之用。据了解，童太平刺探黄埔造船厂的情报已达8年之久，他经常租用船只拍照，当地一些船夫都认识他，但他一直没有露出马脚。这一次不同了，陈水扁发表讲话后，大陆安全部门通知有关部门对重点目标一定要加强防范，造船厂提高了警惕。当童太平举起相机对我军舰拍照时，被造船厂发现，保卫人员感觉蹊跷，想拦住此人好好盘查一番。童太平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花50元人民币租了一条小船逃跑，并把相机扔进了珠江。厂保卫人员紧追不舍。童太平上岸后，先搭上一辆公共汽车，后又截了一辆车继续逃跑，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被抓住的命运。当地派出所把童太平逮捕归案后，立即通知了广州市国家安全局。检查童太平的随身物品，大陆安全人员发现了他与台“军情局”联系的电话本、情报搜集提纲以及军舰草图等，其间谍身份暴露无遗。童太平成为大陆最早公布的8名台湾间谍之一，他的被捕对破获广东地区台湾间谍网也起到了作用。
电力部副部长等落马
美籍华人方复明通过巨额资金贿赂中国国家工作人员，为外国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已于去年10月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
《法制日报》所属的《法制与新闻》月刊去年12月号披露了该起重大泄露国家机密案件的部分案情，据报道，该案涉及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7个厅局级、数个处级干部。检察院为此立案11起，目前已审结6起。内部人士称，此案的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实属罕见。
1995年，我国侦查人员发现美籍华人方复明在中国大陆活动频繁，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大型招投标项目过程中，经常出入一些主管领导的住所，行迹十分可疑。
方复明是何许人也？方复明今年65岁，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专业，1960年调到浙江省电力局一直到1989年，其间先后历任工程师、浙江省电力研究所总工程师、所长、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89年后移居美国，1994年加入美国国籍。
应该说，方复明当年在行业内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不仅因为他身处要职，与上层领导关系密切，还因为他专业技术的高超，这使得他在电力系统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即使是到了国外，方复明仍然是一些大企业争夺的目标。1993年其被香港飞雅电力开发顾问公司聘为董事经理。
鉴于方复明的特殊身份，侦查人员决定暗中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1999年，方复明再次回到中国。其间，他设宴款待几位如今已身处要职的老部下时，将一台从不离手的笔记本电脑留在了宾馆。侦查人员见机不可失，悄悄地潜入了方复明的房间，打开了那部由方复明自己改装，号称具备目前最先进笔记本电脑3倍容量的手提电脑。里面的内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电脑中有500余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密文件，有的甚至还带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侦查人员在电脑里还发现了一张表格，上面分别列出了年月日、我国主要的项目工程名称、负责人员以及他们收取的好处费金额等。其中涉及35名个人或单位，包括在京的国家工作人员7名、外省市国家工作人员15名。表中赫然记录着方复明计划行贿数百万美元，已支付50多万美元以及受贿人的签字收据等情况。
这实际上就是一张佣金分配表！从这些资料看，侦查人员断定方复明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一些外国公司做项目代理，通过用巨额资金贿赂我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为这些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从而从这些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顾问费。侦查人员没有贸然行动，迅速离开了宾馆。
由于此事牵扯面大，案情较复杂，司法部门决定对方复明实施边控，一场面对面的战斗开始了。2000年2月28日，尚且蒙在鼓里的方复明再次回国，刚一下飞机，就被等候多时的侦查人员扣押，对其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经上级批准，此案涉嫌经济犯罪部分由检察机关侦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北京地区的侦查任务交办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该院迅速从各院抽调了几名业务骨干，由李兆、田明海、白鸿政、于书京、游立、冯宝军、焦姝珩等组成了3?13专案组。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负责方复明的审讯，一路将所有签字收据进行笔迹鉴定，另一路按照佣金分配表与有关人员正面接触，以佣金分配表为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侦查行动在绝密的情况下开始了。
但是侦查员从方复明电脑中提取的签字收据，大部分署名与佣金分配表中受贿人的姓名是不符的。这是怎么回事？侦查员迅速调取了佣金分配表中受贿人的笔迹进行比对，其中一个叫“姚午鸿”的签字收据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这个笔迹怎么会与原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进口处处长吴守仁(正处级)的字迹一模一样？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吗？侦查员决定会会这个吴守仁。
2000年4月18日，侦查员身着便装来到吴守仁的单位，毫无准备的吴守仁脸色骤变。不过他只承认曾经收取过他人的一些烟酒类的物品，其他问题一概不知。看起来，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侦查员决定将其带回检察院讯问。吴守仁的头上渗出了汗珠……
1985年，我国对北仑港电厂项目向国内外招标，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等几家公司参与竞标。当时，丸红公司投标图纸上的某些数据并不符合招标书的要求。为了能顺利中标，丸红公司找到了这个项目的招标业主——浙江省电力局的副局长方复明，希望他能为公司推荐一个代理公司，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按照规定，方复明只负责审查此项工程的采购指标、技术条款等，其他方面方复明也鞭长莫及。但是方复明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副总经理刘连城(副局级)，另一个人就是吴守仁。对外公司在这个项目中主要负责对几个竞标公司合同中的商务条款等进行审查，参加商务部分的合同谈判，而这两个人在整个竞标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尤其是吴守仁，重要的评标工作都要亲自参加。过不了他们这一关，丸红要想中标那是难上加难。因此，找不找代理公司是小事，关键要打通这两个人的关系。
由于都是电力系统的老人儿，方复明和刘连城、吴守仁的关系很熟。于是，他把刘连城和吴守仁推荐给了丸红公司。不久，丸红公司大张旗鼓地宴请了三人。有方复明在一旁敲边鼓，刘连城和吴守仁当然明白丸红公司的意图，“既然大家关系都不错，面子还是要给的，更何况也不白干。反正洋人的钱不拿白不拿。”刘连城和吴守仁等人一拍即合。
项目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都已被买断，丸红公司的竞标一路绿灯。最终，丸红公司成功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
此后，丸红公司按照约定向方复明支付了16万美元。方复明自己留下8万美元，剩下的8万美元刘连城和吴守仁每人4万美元。为保险起见，刘连城将自己的份额暂存于方复明处。1990年之后，刘连城到美国公干，打电话给方复明，称要用钱，请他把钱汇到其子在美国的个人账户上。按照刘连城的要求，方复明先后分两次将3.8万美元汇了出去。之后，刘连称将这笔钱存进了中国银行。
1996年1月，方复明将1万美元酬金交给吴守仁，吴守仁以“姚午鸿”的名义签收；1996年2月至2000年春节前，方复明分4次给吴守仁在美国求学的儿子汇款3.6万美元。此后，方复明所在的飞雅公司为感谢吴守仁在其他项目上的帮助又支付给其1.9万美元的好处费。
2000年4月29日，检察院以吴守仁涉嫌受贿罪将其逮捕。他的被捕，在电力系统产生了异常的反响。2000年5月16日，当侦查员找到刘连城的时候，时年已经72岁的刘连城什么也没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所有问题。在说到所收钱款应是什么性质的时候，刘连城做了一番可笑的阐述：“我们的身份是不能做代理、顾问的，所以这笔钱既不能叫代理费，也不能叫顾问费。否则不是吃里扒外了吗？”不知道按照他的逻辑，他们现在的行为算不算是吃里扒外！
对方复明的审讯并不顺利，仗着自己是美籍华人的身份，方复明的态度异常强硬。侦查员抓住他的心理，与他展开了一番智力比拼。几个回合之后，方复明老实了许多，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从他的交代中，侦查员注意到另外一个人——永濑国男。2000年9月2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对永濑国男立案侦查，同日刑事拘留，10月8日将其逮捕。
说起来，永濑国男和中国还颇有渊源。1938年，永濑国男在日本出生。还不到7个月，他的亲生父母为了躲债，将他交给了邻居——旅日华侨潘某收养。在潘某的悉心照料下，永濑国男一路顺利地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1963年受中国外交部的聘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任讲师、副教授，断断续续直到1979年11月回到日本。由于其在中国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1986年，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聘请其为部长、特别顾问等职务，主要负责在中国的大型投标项目。从此，永濑国男在中国开始了他的“攻垒”计划。第一个被击中的就是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
据永濑国男交代，1987年左右，在山东邹县火电厂二期扩建项目中，三井为某公司做代理，结果未中标。为此，三井拜访了时任山东电力局局长查克明。当时，查克明就对三井的人说，“以后再有项目就要先和我谈，什么投标不投标的。”(据说，这句话后来成了日本商社中流行的查克明语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三井哪有不明白的道理。此后没多久，查克明就调到电力部任主管基建的副部长。于是，三井公司决定一定要搞好和这位铁腕人物的关系。
1996年2月，查克明率核电考察团访问日本。三井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于是派遣永濑国男拜访了查克明，并为他准备了1000美元的零用钱。“一点小意思，就当作在日本的花销吧！”查克明嘴里说着“不用客气”，手却接过了信封，还没忘了嘱咐一句：“以后有事来北京找我。”
应该说，查克明能到今天的位置，是靠实力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年，他是大亚湾核电站的突击队队长，业务水平即使是在美英同行中也是有口皆碑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正直了一生、清廉了一生的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迷失了方向。查克明开始琢磨着怎么利用自己的职位和权利在退休前挣点钱了。
1997年上半年，三井公司参与了浙江嘉兴火电厂二期项目的投标。为谋求查克明的支持，永濑国男给查克明送去了1万美元。查克明照单全收。下半年，嘉兴项目正处于上报国务院的审批阶段，由于日本银行的贷款利率高于德国在山东聊城项目上贷款的利率，查克明不太满意，希望日本方面能够降低一些利率。听到这个消息后，三井公司非常着急，马上安排对策——由永濑国男再给查克明送一些美元。
结果，2万美元堵住了查克明的嘴，他再也没提降低利率的事。三井公司暗自庆幸，美元送得及时。于是趁热打铁，在一次盛宴之后，永濑国男又悄悄地递给了查克明一个内装3万美元的信封。得意忘形的查克明将招标工作中的要求以及三井公司在此次招标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底牌全都告诉了永濑国男，并且许诺：“耐心等着吧，会批下来的。”1998年1月8日，查克明同意并签署了上报国家计委的有关文件。五六个月后，嘉兴项目被批了下来，三井公司成了嘉兴项目的总承包商。
1998年8月，我国开始运作嘉兴项目的融资事项，时任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局局长谭艾幸(正局级)是这一事项的负责人。此人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可以说是声名远播。由于我国的几次大型项目融资都是他一手操办，因此级别虽然不高，但却属于重量级的国际知名人士。这次，“三井”把攻垒的重点又放在了谭艾幸身上。“如果能得到此人的支持，三井公司的融资几乎就不是问题。”
当时，与三井一同竞标的还有英国、法国的公司等，中方是浙江省电力公司。用谭艾幸的话说，从技术角度讲，这几家旗鼓相当。可谭却对三井公司“青睐有加”。谭向永濑国男透露了内部消息，并出主意：第一，要加大三井公司在中国的分包力度；第二，降低造价；第三，融资利率不能超过6.3(这个数字是我国内部掌握的谈判界限。由于被泄露，使得最终成交的利率高居不下，国家遭受了巨额损失)。作为交换，永濑国男给了谭1万美元。
融资工作一开始，永濑国男再次找到谭，希望谭能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做做日本政府和通产省银行的工作。由于上次“合作”愉快，这次谭艾幸也“勉为其难”的欣然从命。1998年8月18日，应三井公司的邀请，由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韦国忠任团长，谭为顾问，连同其他部门的人员一起赴日，访问了日本樱花银行等，商谈关于浙江省嘉兴二期项目的融资问题，并提出了融资方案。
当事情办得差不多的时候，永濑国男不失时机地将一个装有2.5万美元的信封交给了谭。为了怕谭嫌少，8月22日谭先期回国的时候，永濑国男在机场又给了谭1万美元。
2000年7月2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谭立案侦查，7月27日对其刑事拘留，8月9日将其逮捕。2001年4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查克明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立案侦查；2001年9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查克明有期徒刑12年。
根据佣金分配表上的内容和方复明、永濑国男的交代，我国的检察机关全面出击。经过侦查，一批官员的受贿行为纷纷败露：
犯罪嫌疑人刘加宇，39岁，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部和计划与投资部高级工程师(副处级)。1995年至1999年底在北仑港、禹州等项目中，刘加宇非法向方复明等人提供大量招标底牌、评标意见等经济情报，收受或索取方复明等贿赂款36.5万美元。2000年4月1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刘加宇立案侦查，2001年7月13日，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移送审查起诉；
王建国，61岁，原国家机械工业局国际招标审查处处长(正处级)。其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主管的项目中非法收受日本三井株式会社永濑国男4.5万美元、电力设备总公司部门经理关某1万元人民币、廖某11万元人民币、机械进出口公司成套设备部经理贾某6万元人民币。2000年8月3日，北京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对其立案侦查，2001年1月6日，该院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移送审查起诉，4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
犯罪嫌疑人席胜建，39岁，浙江省电力局外事秘书。曾在北仑港、扬州、浙江500KV变压器、镇海等项目中为方复明提供过情报和帮助，佣金表上计划给付23万美元，已付10.5万美元。其不仅给方复明提供了大量密件，收取巨额美金，还和方复明私交甚好，是方复明在浙江等地承揽项目的核心人物；
赵湖宾，46岁，原浙江北仑港电厂厂长。曾在北仑港项目中给方复明提供帮助，方复明计划给付18万美元，已付2万美元。2000年11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赵湖宾有期徒刑11年，赃款没收；
2001年2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刘连城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财产11万美元，赃款予以没收。
2001年3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吴守仁有期徒刑13年，赃款予以没收；
为了几十万美元，有的甚至是几万美元，如此之多、掌握着我国大型招投标项目决策权的专家、官员相继折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据北京市检察院的侦查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受贿的官员，但却因苦无证据而无法定罪，有的甚至连某些单位的司机也被牵扯其中。由此可见，方复明和永濑国男之流的触角伸得之深、之长；落马人群牵扯面之广，危害性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启动反台谍系统
海峡两岸尚未发生军事接触，一场并未宣战的高科技情报作战已悄悄拉开帷幕。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近来台湾当局加大向美购买武器的力度和台当局“以武拒统”意图日益明显，台军全方位加大了对解放军的电子侦察。台陆军已组建了“国防部电讯发展室”（电监中心），动用所属30余个地面电侦站、通信情报站监测距台湾300海里内大陆各种电子通讯情报。同时，台陆军还部署了"长白"远程预警雷达，并计划获得美国"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以进一步提高台陆军远程预警和电子侦察能力。而部署在金门岛的第10侦察营则是台陆军对我进行电子侦察和电子战的马前卒。我陆军部队的调动、集结、电台通讯等信息都是其搜集的重点。
台海军电子侦察系统由30余座雷达站构成，这些雷达站主要位于台湾岛西部，而在金门岛和东引岛等处台军部署了7支直属"海军总司令部"的战斗情报队和侦技小组。据台湾媒体日前报道，这些监听站里的设备最近24小时开机、全天候监测解放军海军的舰艇活动、无线电通讯、后勤补给周期甚至潜艇的出入港口等情况。台空军监听系统主要是“强网系统”，该系统由20余个固定式远程预警雷达、机动雷达、E-2T和C-130HE飞机组成。台空军地面电子侦察主要由设在澎湖马公、金门以及马祖等外岛的“监视分队”、“侦收台”和“测向台”等部队实施，侦察范围包含整个台湾防空识别区和大陆沿海250海里内所有的空中目标。据台军透露，在全面换装了先进的美制防空雷达后，"强网系统"对台岛空域和大陆沿海的侦搜范围扩大到463公里，可同时显示600余个目标，并引导150架飞机实施拦截作战。此外，负责空中侦察的E-2T飞机可有效侦测400海里内的目标。台空军官员表示，部署在东南沿海的大陆空军战机（尤其是新式战机）的起降、编队飞行、机场通讯、远程拉练等情况是台军关注的重中之重。
军事专家分析，台军近来对解放军展开如此高密度的电子侦察，除了监视解放军东山岛军演外，更多的图谋还是为可能发生的未来台海军事冲突做准备。台军分析说，2005年至2010年为台海冲突发生的高危阶段，近年来解放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在电子战能力方面也取得长足进步，利用一切机会多搜集、侦测解放军的相关情况已成为台军的当务之急。台湾媒体对此评论说，此举恰恰说明了面对日益强大的解放军，台军追随台当局搞“台独”，心里没底、发慌的一种心理。但无论怎样，台军的活动值得引起我军更多的关注和警惕。
针对近期台湾情报机构的猖狂活动，中国大陆已全面启动反台谍系统，加强侦破工作，力求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系数降低到最小。国家安全机构近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加强了对一些敏感部门、敏感地区的监控台谍工作，同时，加强内部保密教育以堵塞漏洞。在福建以及一些沿海地区的军事设施加强保卫工作，同时，对军事活动采取更加严密的保卫措施。
2003年8月30日陈水扁宣称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共部署了496枚导弹，并详细指出这些导弹的分布，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觉，大陆方面迅速采取措施，部署侦查行动。
2004年12月15日广东、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8个省市的安全机关同时出动，拘捕台湾间谍，其中广东和福建两省逮捕的间谍最多，分别为8人和6人。
据《东森新闻报》6日报道：台湾军情局在南京布建情报网被大陆破获，消息来源透露，在此之前大陆方面还逮捕了其它地区情报网成员，军情局长期在大陆地区建立的情报网大半已遭歼灭，只是为保护当事人人身安全，台湾当局及家属对此都低调处理，不愿曝光。
消息来源指出，在南京被捕的前军情局上校李运溥并非首起案例，在此之前，许多与李运溥相同出身背景的军情局退伍军官，都曾被军情局征召前往大陆各地区布建情报网，不过，一到中国大陆即被相关单位跟监，一举一动都被中国全程掌握。
据指出，除了南京军区情报网，台方在大陆地区长期搭建的绵密情报网，也有多起被破获，各地多位关键核心成员被逮捕，其中包括部分偏远边陲地区情报网人员，目前正在服刑。有迹象显示，大陆方面破获台方情报网，只是选择性曝光，还有多少情报人员身陷“牢狱”，备受关注。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在大陆苦心建立的大型情报网一个一个被破获，台湾间谍之路越走越窄……
下篇：回味上世纪的梦
2005年1月5日，据《大公报》报道台“军情局”高级官员最新披露，国民党1949年逃窜到台湾后的60多年间，从早年的“神斧行动”、“班超行动”、“光武行动”、“三民行动”、“海狼行动”、“长风行动”，到近年的“威远行动”和“定远行动”等秘密情报行动中，总计有3000多名台湾特务“以身殉职”。
粉碎“炮轰天安门”阴谋
经历过新中国诞生，或关注历史事件的人，大都知道这宗案子：外国间谍阴谋在国庆一周年之际炮轰天安门。这件案子在当时是那么的令人惊愕、气愤；间谍被枪决后，国人又是那么的扬眉吐气。
半个世纪后，一些人用现在的思维回过头再看那个案子，就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但是，只要你尊重历史，把案子放到当时国内国际的大环境里去思考，你会依然相信当年对这个案子所作出的结论。
1951年7月，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侦查工作会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郑重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取代德、意、曰妄图称霸世界，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特别是特务头子出身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驻新中国周围，邻国使馆秘密派遣高级特务，与国内美国间谍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成为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故而，我们的侦查情报工作必须及时转移到打击美帝国主义间谍的轨道上来……”
会议结束后，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下令：“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往一局一处侦查科集中!”
很快，全国各地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集中到公安部一局(政治保卫局)一处侦查科科长曹纯之的案头。其中许多都是针对北京东四三条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美国新闻处”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经常出入这里的，是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侨民。这些战败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以前的身份曾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美国新闻处”被曹纯之的侦查科视为国际间谍在中国活动的一大隐患，观察经常出入“美国新闻处”的可疑外国人，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就成为侦查员们的主要任务。
经过技术侦查，侦查员发现经常出入“美国新闻处”的意大利人李安东与英国驻华代办处有联络。尽管英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较早的国家之一，双方在各自的首都也都建立了代办处，但在外交上，英国仍然与美国以及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美国不承认中国，所以英国在中国半公开地为美国代理在中国的事务。
李安东首先纳入了侦查视线。很快，外线侦查员就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络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
接着，曹纯之又在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接触中，滤出了东交民巷一个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交给她一个信封，请她代为邮寄。
伊拉克女人早在侦查员的监视之中。9月26曰一早，她在东单国际邮局办理的航空快件被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侦查员截获。
信件的内容是：
CLC总部
所购灭火机于1O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
致以热烈的问侯
山口隆一
从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破绽，似乎是一封购销通知。但一分析就感觉有蹊跷了。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选在北京。其次，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的一个图书目录编辑，并不是商人，为何要为CLC总部购置灭火器?
再一看信笺后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及广场的地形草图，草图上一条清晰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狄飞大吃一惊，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拍照后立即向公安部侦查处处长李国祥作了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都感到山口隆一的信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天安门处在危险之中。今天是9月27日，再过4天，就是国庆一周年的日子，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众共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这个日子也正是山口隆一说的那个“发货”的日子。山口隆一将“发”什么“货”?如果把“发”的“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
大家不敢往下想了，但随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这就去向中央请示！”
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分析得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国祥匆匆赶往中南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西花厅听了汇报，并看了证据，也感到事关重大，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李国祥领命后准备离开．彭真同志又说：“要严格地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主要罪犯。对其他人员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杨奇清副部长听了李国祥“彭真同志要求国庆前破案”的汇报后指示：马上集中京、津、冀、沈阳的优秀侦查员到公安部，共同参加破案，在国庆节前打个歼灭战！
9月27曰清晨，曹纯之把公安部的侦查力量与前来参战的兄弟部门的侦查力量进行了任务分工，又把案情向同志们作了介绍。
上午7时，李国祥按时到达。他下达了作战命令：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国庆节炮轰天安门，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曹纯之随后宣布了行动方案：“一组，逮捕李安东；二组，逮捕山口隆一；三组，逮捕甘纳斯；侦查科成副科长率领本科外勤组逮捕哲立。”
最先被逮捕的是甘纳斯。甘纳斯早上提着皮箱刚要出门，被适时赶到的侦查员拦住去路。
第二个是山口隆一。他正在东交民巷魏智的法文图书馆里，他对亮出手铐的侦查员说：“我抗议!那是我们正当的商务贸易，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
逮捕哲立时，他含糊地说“只是正在策划，就被你们发现了。”
告诉李安东有人敲门的，是我情报人员装扮的李安东家的佣人。侦查员辛立学对他宣布：“李安东先生，你违犯中国法律，阴谋搞武装行动，我们奉命逮捕你!”
李安东无可奈何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然后被戴上手拷，押上了囚车。
侦查员搜查了李安东的书房、卧室和客厅，搜出了大量的文件，其中许多都是关于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等的情报资料，有的情报上附有我军的部队番号和领导人姓名。李安东写给美国纽约大主教查浦曼(Chapman)的信中曾表示：“感到被当成间谍枪毙的恐惧。”
从山口隆一处搜出的情报资料更多，有的还被整理成卡片。
由于临近国庆节，审讯工作很紧张。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在前几次的审讯中，否认自己搞过特务间谍活动。但众多的材料和证据他们无法抵赖。特别是，在李安东住处搜出的一堆金属经过拼装，竟然是一门小型迫击炮。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才不得不承认，那封信和那张草图是寄给美军驻日最高司令部G-2(情报处)的，他们准备在国庆一周年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加害中国领导人，制造混乱。
1951年8月17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这是中国第一次处决外国间谍，这个新闻在当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用民革中央发言人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110年来继续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后，又一次大快人心的举动。”
未有穷期——未来反间谍之战
反映我党隐蔽斗争的电影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作本部报告文学的结束语非常合适，现在看来：中国反间谍未有穷期。
记住英雄
是隐蔽战线性质，优秀国安民警的事迹不可能全部公开出来。在隐蔽工作的人就像大海里一叶孤舟，在中国反间谍史他们是一把沉没的剑。当我去采访他们时，他们再三请求我：你千万不可写我的真名，千万不可把我写成英雄，我愿意默默无闻，千万不泄露国家的机密。
王东安，1961年参加工作，1998年10月12日因患癌症去世，终年57岁。他在隐蔽战线38年，被授予黑龙江省政法系统杰出干警和全国国家安全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王东安同志1985年担任黑河市国家安全局侦察科科长。由于工作的特殊和保密性，办公地点是一个远离机关，生活和工作各方面都非常艰苦的的“封闭禁区”。他带领全科民警在这方寸天地里一干就十几年。王东岸所以闻名全黑龙江省的国安系统是因为它通过多年的对敌斗争，积累丰富的经验，业务十分精通。他曾从1800分的可疑笔迹中，认定疑犯的笔记。对常年积累的卷宗，他也了如指掌。在1989以来对境外敌对势力和间谍机关对我国的渗透、策反和破坏活动十分猖獗，王东安带领民警们，截获查扣大量从境外流入的反动宣传品，并破获多起案件。
王东安废寝忘食的工作源于他对国家和党的忠贞。他曾说过：“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就要把一生交给党”
王东安淑说到做到，他全年在局里比在家的时间还要多。局里人手少，年轻人多。他为了让别人可以照顾小孩或者年长的亲人，他说“我岁数大了，家里没有什么惦记着的”就毅然的承担了大部分的值班时间。连大年三十，他也坚守岗位，老伴儿总是带着孩子合煮好的饺子来到科里，算是同他吃顿团圆饭。王东安本人身体并不好，有慢性胃炎和神经性头痛，体质较弱。但他没有请过一次病假，而且科里打扫卫生，绿化劳动，他都抢着干。他不仅没有一点官架子而且象一头耕耘老黄牛，无私的奉献着自己。
王东安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家中他被家人埋怨为“冷血动物”而在民警的眼中他是个热心肠。他为干警们的住宿、帮着料理干警们的生活琐事。他是全省的模范，可是着荣誉并没带来生活的优越，他与他老伴工资不多，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所以生活清苦。
王东安的妻子说“回想起来，我跟东安这么多年，很少花前月下，更没有荣华富贵，但他一生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知道，假如有来生，他还会选择这个职业，我也还会选择他做我的丈夫……”。
2000年10月10日下午，32岁的泰安市国家安全局优秀侦查员董鹏在办案过程中，因劳累过度，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牺牲在工作岗位上。2002年5月16日上午，国家安全部追授董鹏同志“全国国家安全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表彰大会在济南召开。云幕低垂，细雨连绵。面对这沉甸甸的荣誉，国门卫士的英勇事迹再一次浮现在战友的脑海里……
1992年底，董鹏调入安全侦查部门从事技术工作。为尽快熟练掌握本职工作技能，他虚心好学，刻苦训练，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熟练地掌握了全套侦破技能。1999年9月，在侦办某专案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为避免暴露，董鹏吃住在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里，小便在塑料桶中，一呆就是半个月，身上长满了痱子，手上、脚上让蚊子咬得溃烂流脓。*着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擒敌本领，董鹏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犯罪嫌疑人企图组党，并与境外敌对组织联系制造国际影响的政治图谋被发现。随后，他又侦查到某国驻京记者欲对其进行非法采访的重要情况，此情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由于发现及时，措施得力，当第二天某国记者进行非法采访时，我依法对其进行了查扣，并收缴了其携带的《中国某某党宣言书》等犯罪证据，挫败了西方媒体的政治阴谋。此案的侦破，得到了省委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我外交部随之对这名外国记者给予了警告处理。
对祖国的忠诚和过硬的擒敌本领，董鹏侦破或参与侦破了一起又一起大案、要案，被战友们誉为“隐蔽战线的尖兵”：他多次获取内幕性、预警性情况信息，为侦破案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先后发现了泰安市犯罪分子刘某、杨某经常联络其他犯罪分子进行秘密聚会的情况，经立案侦查将此案破获。在对“贾某”案的侦控中，董鹏发现了贾与济宁地区犯罪分子互相勾结，共同起草反动宣传品，欲在泰安、济宁等地进行散发的重要情况。在其准备上街散发时，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其住处进行了搜查，查获反动宣传品千余份，作案用电脑两台、复印机一部，四名涉案人员被依法刑拘。在协助公安机关侦办市委督办的一重大案件中，董鹏全身心投入，三次捕捉到犯罪嫌疑人的通话片段，为划定侦控范围，确定侦查方向提供了宝贵线索，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突出贡献。
董鹏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热爱国家安全事业，我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发挥一颗螺丝钉的作用，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奉献、闪光。”1997年7月，董鹏参加国家安全法制宣传巡回展，承担照相、录像等宣传报道工作，为把这次巡回展办好，不管是分内分外的工作，他都抢着干，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盛夏酷暑和繁重的工作，终于使他不堪重负病倒了，夜里高烧不退，同志们含着热泪把他送到了医院。由于第二天是撤展转场日，同志们都劝他住院休息两天再去，他却在天亮后拔下输液的针头，又来到展厅工作。董鹏上有父母，下有妻女，是家中的顶梁柱。由于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及家庭。1999年5月，董鹏年幼的女儿高烧住院，家中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家看看孩子，但此时他正在侦办一起重大案件。为保证侦控的连续性，他不顾领导和同志们的劝说，坚守办案现场，经过数天的缜密侦查，使案件得以迅速破获。1999年，父亲退休。董鹏就和妻子商量，老人退休后的第一个生日一定要好好操办一下。但真到了父亲生日的那天，他却在办案第一线，未能如愿。在董鹏的工作日记里，每月都有一个小结，从这些小结中我们看到，董鹏几乎每个月都要超额出勤几天，而那些本该属于家庭团聚的时间也成了他的工作日。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这就是董鹏，一位年轻安全战士全部生活的真实写照。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董鹏原本健壮的身体，变得一天比一天虚弱起来。2000年国庆节前夕，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搜查中，董鹏整整工作了一夜，配合有关部门一举捣毁了两处地下印刷点，收缴了大量的非法资料。极度的劳累使他面色苍白，不时用拳头击打着胸口来减轻疼痛。领导和同志们多次催促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却总说：“没关系，工作重要。”2000年10月10日，病中的董鹏仍旧坚持上班，在机房值了4个小时班后，11时27分，他侦听到郊区一犯罪分子与本市某集团的另一名犯罪分子通话的情况后，马上进行了录音，并向领导汇报。下午1时30分，正在紧张工作的董鹏突然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呕吐不止。战友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医治无效，14时05分，死神无情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带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带着对亲人和战友的无限眷恋，董鹏这位1989年就已入党的年轻战士，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心爱的国家安全战线。董鹏虽然走了，但他那平凡而感人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更多的国门卫士为了祖国的安宁，去拼搏奉献！
2003年1月10日，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撤销对梁初（现名梁焕）的反革命、特务的定罪。这个姗姗来迟的判决，将公正和清白还给了这位曾为保卫广州建下殊功的78岁老英雄。
1949年深圳解放之后，深训边防公安侦察参谋徐展，将搬运工人梁初发展为“特情”（卧底）人员，任务是在深圳与香港火车站之间从事过境作业时，对可疑对象进行调查。国民党潜伏特务头子张福智等，一直梦想在广州市制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惊天大爆炸”。梁初打入敌人内部，将这一情报上报，广州市公安局设下了天罗地网。
1954年，国庆五周年大庆前夕，顺利得到张福智信任的梁初，被张指令利用过境搬运作掩护，将美制烈性炸弹、燃烧弹六枚秘密运过境，送交广州潜伏特务联络员。炸弹、燃烧弹入境后，立即在徐展的护卫下转交广州市公安局，由专业技术人员作技术处理后，再由梁初在严密布控下交给敌特分子，广州市公安局最终将该敌特团伙25人一举抓获。
特务头子张福智因在香港而漏网。有关部门希望一旦需要时，仍可让梁初作“诱饵”，为此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广州中院于1955年3月作出刑事判决：认定梁初具有特务身份及将他以反革命罪治罪处罚。之后，将梁初全家秘密从深圳迁入广州，并要求他将梁初改名为梁焕，安排他在广州二运公司当搬运工。
著名作家陈残云创作的《羊城暗哨》被搬上了银幕，轰动了全国。其中的主角、侦查英雄王练，就是以梁焕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头戴“反革命、特务”帽子，是梁焕不愿接受的。当时有关领导做工作，说这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也是“国家秘密”。于是，他接受了这样的“判决”。到广州后，“特情”关系转入了广州市公安局，他又兢兢业业地继续干了一段“特情”。
由于到广州后有过两次行动，以至于梁焕不能在单位正常上班，单位领导误解他，因为保密他又不能将实情说出，结果领导惩罚性地让他到离家很远的南石头上班，他只好辞掉工作。之后，梁焕先后在几处做随车搬运工，一直干到1977年53岁。
梁焕的处境引起了广州市公安局一直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陈凡（化名）的揪心，她向领导写信，要求给梁焕安排工作。此后有关领导将梁焕安排做三轮车工兼搬运工至退休。
梁焕的处境也让当年发展他为“特情”的徐展揪心。当年美蒋特务案结案时，徐展因立功被授予二级侦察模范。徐展说：“在这个案中，功劳比我大、危险也比我大的梁焕却被列为‘投案坦白’特务，这样的保密处理，实在是令梁焕委屈，也成为我的一块心病，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在需要时能为梁焕作证，洗刷他的不白之冤。”多年来，徐展始终同梁焕保持往来，目的是了解他的处境和住处，以便在他困难时帮助他，一旦需要为他作证。
1980年，国家对多年来沉积下来的冤假错案进行大规模的平反，徐展劝梁焕：“该出来为自己的不公正遭遇说话了。”但是，因为找不到陈凡，梁焕说：“不知上级的意思，我宁愿将秘密带进棺材！”而这时，由于人事更迭，机构变革，广州中院对梁焕一案的内情也并不清楚。化名为陈凡的女同志因为患病，丧失了部分记忆能力和语言能力，致使这一案件难以改正过来。
1999年9月，一家媒体报道说：1954年国庆前夜，一位羊城少年在国庆彩灯牌楼下发现台湾特务放置的定时炸弹，经过寻找，记者终于找到这位现时55岁做商人的当年小英雄。梁焕肯定：这个炸弹就是当年六枚炸弹中的一枚，事实上，炸弹已经过技术处理，不会爆炸。
“是不是当年要我严守的秘密已经解密了？”梁焕想。徐展和一些梁焕做“特情”的见证人纷纷对梁焕说：是出来说清自己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愿意为你作证！
……48年来，梁焕的几个孩子无一不在入党、参军、工作等问题上受到影响。多年来，梁焕一直想入党，但一直头戴特务、反革命帽子，不敢接近党组织。现在的梁焕，月收入仅450元，每月还要交200多元房租，妻子年老多病。他说，申诉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上的补偿，而是为了政治上的清白！
面临的威胁
主权国家拥有对于领土、领海、领空的控制权，但随着太空技术的发展，太空安全概念越来越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美国准备重新启动“星球大战”计划，日本正在完善其间谍卫星系统，此外印度、韩国也都在为各自的卫星监测系统摩拳擦掌。中国将处于越来越多的太空眼的监视之下。平静的太空并不平静，平静一旦被打破，就难以停止。
罪恶之手频频伸向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一批批的境外记者。这些记者中的大多数是抱着友好目的来的，由于他们出色的报道，让世界各地得以更多地了解中国。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些间谍和居心不良者也混迹其中。
有些境外记者十分热衷于获取我尚未公布的一些重大会议的内容及党和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这些记者为达到他们的目的，甚至不惜采取种种非法手段。这种行为不仅泄露了我国家秘密，而且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近２０年来，境外记者这种抢发“新闻”的事件屡有发生。
日本共同社记者边见秀逸是１９７７年来我国的。这名不安分的记者一到我国，就四处活动，物色情报关系，为他提供“新闻”。在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６日，也就是我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一天，边见秀逸刺探到我中央军委尚未公开的《关于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在仗未打响时就将该《通知》发回日本在报纸公开发表。除向日方报告外，边见秀逸还辗转将《通知》提供给了越南，使我军蒙受了很大损失。其后，他继续非法获取我领导人的内部讲话，以造谣的方式公开发表，对我国造成不良影响。１９８７年５月，我国家安全部门将其逮捕，并驱逐出境。
１９８２年初，在我国务院机构改革情况尚未公布之前，一名外国驻京记者就在报纸上以“中国国务院决定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人事调整”为题，详细报道了这次机构改革的有关情况。２月中旬，这名记者又抢发了“邓小平就行政改革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各单位把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作为７号文件作了传达”，“国务院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把１３名副总理改为两个”等等，而这些情况，当时在国内都是保密的。
记者间谍对我构成的另一大危害就是打着新闻采访的幌子，伺机刺探我国家机密。孙晓凡是美籍华人，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有较深的了解。她１９８３年到《华盛顿邮报》任记者，１９９０年７月来中国，担任该报常驻中国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她为了获取我秘密文件，经常用金钱来收买知悉内情的人。１９９１年５月，孙晓凡通过非法手段窃取了我国家教委的一份秘密文件，公开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并被“美国之音”作为反华心战材料大肆渲染。１９９１年９月苏联局势发生变化以后，孙晓凡在北京的活动更加猖獗。她不断拉拢收买我内部人员，肆无忌惮地窃取我国家机密。她的所作所为说明她在我国扮演着与记者身份极不相符的角色，我国家安全机关不得不采取相应行动。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７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对孙晓凡的办公室进行搜查，从其保险柜中查获了她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我国家秘密文件１０多份。我国家安全人员扣押了这些文件，并对她提出严重警告。
收买中国同行，是境外记者窃取我国家机密的一条重要途径。８０年代中期，“出国潮”席卷中华大地，北京某报记者关键也急切地想赶上这一潮流。１９８６年初，关键结识了一名日本记者，向他透露了自己想出国的心愿。为从这名外国记者身上打开出国之门，关键竟答应为这名记者提供我内部文件。很快，一些国家机密通过关键之手，流到国外报刊上被“曝光”。一年后，关键如愿以偿，靠出卖国家机密拿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护照。到日本不足两个月，关键结识了境外一反动刊物的“代表”。在这名“代表”的劝说下，灵魂早已蜕变的关键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反动组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此后，他多次利用化名在境外反动刊物上发表攻击祖国大陆的文章。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１年期间，关键每年都要回国探亲一次。他利用曾是国内新闻记者的条件，四处活动，为日本及台湾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广泛搜集我机密情报，为境外敌对势力提供攻击祖国大陆的“素材”。１９９１年９月，关键又一次踏上故土，在不到５天的时间里，就窃取我各种机密５００多份。我国家安全机关果断出击，将其逮捕归案。１９９３年４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关键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记者间谍还将罪恶之手频频伸向我经济秘密。香港《明报》记者席×，于１９９３年６月间来大陆，主要任务是采访中英会谈。然而，他却把主要精力用于刺探我国家金融、经济秘密。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办公室副主任田野，席×获取了有关我国印钞票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际市场销售黄金汇率调整及再次提高银行利率等绝密情报，并将这些国家经济秘密写成文章，在《明报》刊载，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事发后，席×和田野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记者间谍对我军事情报也十分感兴趣。某军内一家杂志社的一名编辑与来北京采访的台湾记者搭上了关系后，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向这名台湾记者出卖了我军内部文件及军事演习和装备的照片，共获得了１０００多美元和２０００元人民币。虽然出卖国家秘密者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处，但国家却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擦亮眼睛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不存在危险或不存在对国家的威胁。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基本的价值，是国家存在的首要条件。
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绘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的腾飞和血火硝烟的战争，是20世纪最独特的几道风景线。这一切无不对国家安全构成冲击。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持续40馀年的“冷战”，使全人类饱受战祸折磨，从而对安全更为渴望和备加珍重。在人类刚刚迈入21世纪之际，全球风云变幻莫测，以一种什麽样的国家安全观去拥抱新的世纪，成为每一个人所关心和探讨的问题。简要地说，新的国家安全观是一种综合安全观，包括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
古人云：“聪者听於无声，明者见于无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思危，有备方能无患。在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新的国家安全观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与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我们不可不增强国家安全意识，以此抵御可能对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危害。国家安全，寄托于强大的综合国力，而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民族凝聚力是其核心。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在反间谍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保持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