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务”林坤荣

林坤荣去大陆“卧底”的时候，他的儿子林正杰刚刚3岁半。那是1956年4月，身为台湾“国防部特情室”中尉军官的他，因受过“甲级万能特工”训练，被组织派遣偷偷到大陆江西山区架设电台，从事特务活动。这一去就是27年，其中有24年他是在牢中度过的。

林坤荣晚年拿着自己当年在香港做“特务”时拍摄的照片。准备从香港赴大陆“潜伏”前，他拍照邮寄给妻子张月凤，一直被妻子装裱珍藏。

林坤荣的妻子张月凤与孩子们。前排中为妻子张月凤，后排左一为林正杰。前排左一为林丽霞，林坤荣去大陆“潜伏”时，她尚在胎中。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林坤荣故意将手提包放在宾馆，三次换车赶往广州火车站。但在附近一个小吃店里，三男一女围住了他。很客气的一句“请你到我们那里谈谈”，接着他被架上一辆黑色汽车。

◎林坤荣在广州受审之时，他在台湾的妻子接到了丈夫的死讯：“兹有陆军中尉台长林坤荣于民国四十五年(1956)四月九日在广州市阵亡，忠贞为国，殊堪旌扬，特发此状，永垂示范。”

◎林坤荣在《归鸿》里记述在香港机场与妻子见面的刹那：“我妻一看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冲过来，我把手上的手提包往地下一甩，四只手紧紧拉在一起。廿八年，廿八年没有见过面，没有握过手了。两个人激动得说不出话，也不知该从何谈起。”

林坤荣去大陆“卧底”的时候，他的儿子林正杰刚刚3岁半。那是1956年4月，身为台湾“国防部特情室”中尉军官的他，因受过“甲级万能特工”训练，被组织派遣偷偷到大陆江西山区架设电台，从事特务活动。这一去就是27年，其中有24年他是在牢中度过的。

“我太小，对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林正杰对南都记者说，父亲去大陆“潜伏”前留下的东西不多，有日记，一套西服，还有很漂亮的安徽黄山明信片。“小时候我们就翻他的日记，或者穿着衣服揣摩他的身材。我们知道他去大陆了，但具体情形不清楚，国民党说他阵亡了，我们看到了公文。”

林正杰家彼时住在台北板桥，那里有很多陆军眷村(为安排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村落)，每家房屋只有三四十平米。“我所在的眷村，都是情报局的人，很多人家没有爸爸，派往大陆没回来的很多，或者是派往海外当武官，长期不在家。”

要等林正杰长大，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没有“阵亡”，而是在刚刚潜伏到大陆时就被抓捕，并因此在狱中度过24个春秋。1983年4月，出狱后的林坤荣回到了台湾，那一段不成功的特务生涯和由此而来的长期牢狱之灾，成为他晚年沉思的重点。(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是一个关乎时代的故事，在两岸敌对的大背景下，上层对情报战有着自己的战略考量，但对那些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及其家庭而言，伤痛一生也难消磨。

潜伏目标，江西

天气很差，阴，有小雨，但林坤荣还是在两个小时之内，和两位潜伏大陆的同事对通了电台。这是1956年3月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想想自己安安稳稳地坐在工作岗位上同敌后的工作同志们对通，尚且经常都会碰上干扰、困难，而潜伏在敌后的工作同志……他们的坚强意志……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蒋介石念兹在兹的是反攻大陆，被派往大陆潜伏的间谍很多都是林坤荣“国防部特情室”的同事。临下班前，林坤荣接到S参谋的电话，要他第二天(周日)上午9时，前往“总统府”楼下会客厅，顶头上司C先生要与他谈话。约在周日谈话，林坤荣内心隐隐有一种预感，觉得有新的紧急任务将落到自己头上。

当C先生递过一根烟，说出“组织决定，要派你到江西去架设电台”这句话，林坤荣心中一凛，但还是赶忙回答说“服从命令。”

C先生说，等电台架设成功后，要和台湾的总台直接对通，林坤荣作为“情报独立台台长”，需要在江西待上两年，然后组织会派人替换他回来。

虽然有“保证完成任务”的承诺，但林坤荣内心其实也很惶恐，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爱人张月凤最近又要分娩，而C先生要求他后天就立即动身。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C和几位台湾“国防部”官员设宴为他饯行。林坤荣再次提到，希望今后对其眷属多加关怀和照顾。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自己明晚要去日本、韩国和香港出差。三个年幼的孩子像小猫一样挤着睡在一起，大腹便便的妻子赌气和他吵了一架：“你对我们母子太忍心，太狠心了！”

到香港之后，林坤荣给妻子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书，将临别前不便说的话做了隐晦的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话，我的确是不方便，也不应该当面对你说的。一者担心影响你走前的情绪，这是很重要的；同时也免于你心生疑窦，闹着不让我走。那就不好了。”他在信中说，“唯一需要在这里向你解释和说明的就是，‘保密’是我们组织所严格要求的。过去正是这方面的关系，造成你我之间发生过好几次非常不愉快的矛盾。”

信中更多表达的是对妻子的爱和牵挂。

香港彼时正在英治之下，商业繁荣，情报战也如火如荼。“那里有很多双面间谍。”很多年以后，林坤荣的儿子林正杰这样对南都记者说。

拥有香港居民证的林坤荣选择从这里进入大陆。他在熟悉的香港西环华美酒店开了房间。在香港潜伏的台湾特务施先生很快派人来这里找他，施先生是这次行动的直接指挥者。林坤荣随后又换了一家半山酒店，与施先生见了面。

施先生对他说，电台选择架在江西与湖南交界的地方，一旦架设成功，重要情报可直接传递给台湾统帅部的总台，一般情报可用密函传到香港。将有专人负责林坤荣与香港的联系。

而林坤荣与大陆内部相关人员的联系，将由一位林先生负责。也是这位林先生，将一路负责护送林坤荣安全抵达江西。按照他们的术语，林先生的角色是“交通”———台湾情报机关设在香港的外围工作人员。

林坤荣关心自己通过什么渠道携电台打入江西。施先生的回答是，以回祖国探亲的名义从香港进入广州，林先生会设法把电台运到江西。

谍影重重，香港

化名余维斌的林坤荣刚一进咖啡厅，熟识的老板娘就热情地前来打招呼。林坤荣说，自己刚从日本到香港，忘记常一起在这里喝咖啡的张先生电话，请她代劳，打电话约他过来。

张先生亦是台湾情报部门在香港的一位“交通”。

除了张先生，林坤荣此前到香港常常联络的，还有另一位“交通”，名叫孙利林。解放前孙利林曾在福建担任过国民党保安团的少校，到香港后还曾参加“自由工会”和“救国同盟会”等组织，林坤荣此次手中所持的香港假身份证“余维斌”即是孙利林帮忙代办。但张先生的一席话却让他吃了一惊：“孙利林回大陆去了，你不知道吗？”

台湾情报机关在香港的“老板”已经换人，新的“老板”弃用了很多原来的“交通”，包括张先生，也包括孙利林。张先生虽被弃用，但从大陆寄来的相关信件，却仍然依循旧地址，由他代转。张先生在香港有生意做，但对自己被弃用仍有意见。失业的孙利林则回了大陆。

因为孙利林等人常吸收和介绍人去大陆潜伏，也知道包括林坤荣在内很多的人事秘密。他们的失业，以及失业后的牢骚，让林坤荣感到问题严重：如果孙利林回大陆被抓住，或者投靠了大陆，后果不堪设想。

内心渐有不祥之感的林坤荣，又赶往尖沙咀广东道，去找一位福建老乡，想了解更多关于孙利林的消息。据这位同乡讲，孙利林当初接到在福州的弟弟来信，说母亲病逝，让其回大陆奔丧。但他回大陆后再无消息，甚至孙利林的弟弟还从福州写信问其下落。

此次负责林坤荣去大陆潜伏的带路人林先生，就住在半山酒店林坤荣的隔壁。当晚，回到酒店的林坤荣，与他开始进一步接触。老家福建厦门的林坤荣听出他的口音是福建诏安或广东饶平一带人。但林先生却自称是广东潮阳人。

林坤荣开始试图了解林先生———已改以大陆称呼人的口吻称其“老林”———的个人信息。据老林说，他是不久前和同村几个兄弟乘小船偷渡来香港，在来香港之前，曾在江西当工人。

老林说，他将带着“余维斌”以回国探亲名义回大陆。至于电台，将装在帆布袋里，藏于行李间，用火车托运到江西。

到了江西后怎么办？林坤荣又以什么身份做掩护？对这些问题，老林的回答是，会有办法的，江西的自己同志会掩护他。但当林坤荣进一步追问时，老林居然一时语塞。

从谈话中，林坤荣知悉自己去江西面对一系列问题时，该如何应对，尚无基本的沙盘推演。而种种迹象，让林坤荣对老林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

一切仍按既定议程发展，施先生和Y参谋为林坤荣和老林准备了简单的饯别餐宴。餐后，施先生到酒店给了林坤荣2000元港币。台湾电台尚未运来，而江西已有来信催促，施先生决定让林坤荣先动身，电台再想其他办法送进广州，不得已时也可先取用台湾情报部门此前已运到汕头和广州某地的两部电台。

当林坤荣说出自己心中对老林的怀疑时，施先生并不认同。施先生相信老林在江西内部有人，“里面也经常有信给我们，里面那班人，确实有的在共产党内部还是有一定的地位……他们已经向我们提出保证过，不要顾虑那么多了。”

林坤荣坚持，在大陆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候进入江西，必须提前有应对的预案。施先生答应再做研究，但很快答复说，已进一步了解，并反复研究江西寄出的信件和物品，觉得可以放心。他再次发给林坤荣数千港币，作为三个月的生活和工作费。

自称没去过澳门的老林，坚持不从深圳而从澳门经拱北海关进入大陆，虽然这样需要拖延两三天——— 这和之前江西内部人催促很紧构成矛盾。

在国民党混乱的情报体系中，满心疑窦而别无选择的林坤荣，踏上了潜伏之旅。

广州火车站，落网

他们先在澳门住了三天，“没去过澳门”的老林居然知道这里有个“五洲酒店”，他们就下榻在这里。老林每天都很忙，买了满满几包东西，胳膊上就戴了四块手表，似乎对拱北海关的严格检查毫不在乎。林坤荣的疑虑更深了。

很多年以后，林坤荣在回忆录中说：“这时我非常的矛盾，真想借故不跟他进去，准备再将情况直接向上级汇报请示再说。后来经过认真考虑，认为自己擅自这样做不妥当，会使组织领导以为自己真的害怕心寒，没有勇气跨过拱北桥，甚至还有可能认为自己临阵脱逃，企图当逃兵，那不是更糟了么？”

没有退路的林坤荣，开始和老林闯关。

带了那么多物品的老林，居然轻松过关，没有一件东西被登记保管。自感像一个过河卒子的林坤荣，与他一同到了广州。

这是1956年4月底的中国大陆。20多万人3个月前刚刚在天安门前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的公私合营已经全部完成。在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一年前已经开始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在1956年也已出台。政治运动此起彼伏。

各自搭着三轮车一前一后到了广州的旅社门口，老林改变原定各自办理登记住宿的原则，帮林坤荣办理了手续。林坤荣住在三楼，而老林则在楼下的一个独立房间。

林坤荣开始怀疑，老林可能是共产党预先安排打进台湾在香港情报组织搞渗透反间的人。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他清楚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处于被监控状态，他试图摆脱监控，并将自身处于危险中的信号传递出去，同时向组织告白自己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深思熟虑之后，他萌生了三个摆脱监控的具体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偷偷溜出广州郊区，找个地方昼伏夜行，逃回福建老家，先在亲朋处躲藏，将情报通过海外关系传送到台湾或香港，再伺机逃回台湾；或者，选择第二个方案，设法逃到港澳边界线，偷渡过去；最后一个方案是，设法摆脱老林，暗中购买火车票，公开搭车到上海，再设法回到福建老家，按第一方案运行。

回大陆探亲的假期是两个月，其中九天耗在了广州。林坤荣察觉到逛街时有人跟踪，他先后用鲜血做密写剂写了五封密信和密函，用毛笔和钢笔写不同的字体，寄给香港不同的地址。由于担心信件全部被截获，他在一块白手帕上也涂写了相同的密写字迹：林O是匪谍，我们已上当，电台勿运入，我被困羊城，誓为党国成仁。切切切。BG×××写。这个手帕准备送给香港一个朋友在广州的姨妈，但终究不敢贸然去她家，手帕后来丢到了厕所里。

此时，林坤荣内心也已确信，这场情报战的主战场，必是广州无疑。老林说去江西架电台，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旅行社的女工开始和他搭讪，问他回哪里探亲，还要在广州住几天。对他的监控也越来越严密。有一天，一个男服务员还与两个在其门口缝棉被的女服务员说，两个企图爆炸公园的美蒋特务分子，今天被逮住枪毙了。在对特务进行了轮番痛骂之后，一个女服务员又指着《南方日报》的报道说，另一个来到大陆后投案自首的特务很聪明，得到了共产党的宽大处理。

在准备逃跑前，林坤荣准备了一包烈性毒药，准备在情况危急时吞掉。在一次早餐过后，他搭了一辆三轮车，又中途下车，接连窜了几个巷口，把第五封密信投寄到街边的邮箱，然后继续上车下车，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第二天开往上海的车票，又以同样的手法，赶回旅社。此时他的方案是，在去上海的沿途小站下车，昼伏夜行，赶往福建老家。

第二天中午，林坤荣故意将手提包放在宾馆，三次换车赶往火车站。但在附近一个小吃店里，三男一女围住了他。很客气的一句“请你到我们那里谈谈”过后，他被架上一辆黑色汽车。

令人难忘的政治课

对林坤荣的审讯呈现出明显的策略性。他被关在一个陌生的豪华套房内，饭菜也颇为丰盛，有水果，还有“大中华”香烟。他被进行了非常认真的人身检查。“首长”当晚在这里“会见”了他。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林坤荣仍然按事先设定的假身份应对，并不断被“首长”揭穿。他两封投递的密信也被拿了出来，笔迹在密显剂的作用下暴露无遗。受到款待的林坤荣被告知，之所以没被投入监狱，是因为共产党准备给他一个机会。

曾在旅社门口缝棉被的女服务员，此时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公安干部。与林坤荣的说理斗争，仍在温和地进行着。林坤荣并没有被说服，若干天后的一个晚上，他在逮捕证上签了“余维斌”三个字。手铐第一次戴到了他的手上。

接下来，是连续十几天的疲劳侦讯。“我几乎无法撑下去了。”林坤荣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有一天轮到我端尿罐，走在监仓的巷道上，我把尿罐一甩，顺势跌在地上，满身是尿。一个难友惊叫起来：‘报告管理员，犯人晕倒了！犯人晕倒了！’”

这之后，林坤荣开始第一次将“政府”称谓加诸大陆，他做了妥协，而回答诸问题和书写交待材料时，仍处处寻机说谎。审讯他的干部也看出了他的这一倾向：“触及到关键和实质问题，一笔带过，认为我们可能已经掌握到的，你就比较详细具体地写，认为我们还没有或不可能掌握的，你就含含糊糊，掩掩盖盖，不肯做如实的具体交代。”

后来，林坤荣进一步写了四份交代材料。先交代自己是“受过甲级万能特工训练过的美蒋特务骨干分子，是台湾‘国防部’直接派遣的独立电台台长，抱有强烈反共意识潜入到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再交代自己“曾经负责审讯过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龚某某等人的书记工作，在历史上已犯有了共产党的血债。”然后检讨自己犯罪的思想动机和企图目的，最后，坦白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籍贯。

在看守所里，林坤荣见到了孙利林———那个在香港为他代办假身份证的“交通”。孙利林果然在回大陆奔丧时被逮捕了，所以林坤荣更早些时候在香港的林林种种早已被大陆有关方面知晓。

家属收到通知“阵亡”

林坤荣在广州受讯之时，他在台湾的妻子张月凤接到了丈夫的死讯。1960年9月13日，蒋介石和陈诚签发了1265号旌忠状，上面写道：“兹有陆军中尉台长林坤荣于民国四十五年(1956)四月九日在广州市阵亡，忠贞为国，殊堪旌扬，特发此状，永垂示范。”他的名字，进了忠烈祠。

林正杰当时已读小学，他记得自己傍晚放学回家，与母亲一起听闻这个噩耗：“国民党非常不人道体贴，总要来个军官通知吧，结果来个乡公所的小职员，也不说自己单位，只对我母亲说：你先生死了。就一句话，一点庄严慎重的气氛都没有。母亲昏了过去，全家人哭成一团。”

林正杰说，母亲并不相信父亲已阵亡，因为没有证据，吃饭时仍坚持在桌上多摆一副碗筷。信佛教的张月凤，也常去庙里拜拜，为丈夫祈佑。但林正杰从此已是“遗眷子弟”，读书时免掉了学杂费。

林坤荣临去香港前，台“国防部”给予4000元台币安家费及津贴，因行程过紧，他交待S参谋代领。但这笔款居然被S参谋挪用。母亲还曾领着林正杰一同去台湾“国防部”会客厅“上访”过一两次，“后来好像也没处分那个参谋，让他每月还100元台币，分很多年慢慢还清。你可以想见政府处理这事有多可恶，同志出去卖命，安家钱却被贪污了，这就是我受到的活生生的政治教育。本来军眷子弟都是”深蓝“(政治立场上高度亲国民党)，但我不愚忠。”林正杰对南都记者说。

也许正是童年的家庭遭遇，很大程度上孕育了林正杰青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在台湾党外运动时期曾以“党外长子”的姿态冲撞威权体制。

林正杰说，林坤荣“阵亡”后，一些同事开始劝张月凤改嫁，把孩子送到育幼院。张月凤不同意，坚持以手工缝纫养家。“母亲奋斗，让我们活下去。”在林正杰读高中的时候，张月凤已经开了一个毛衣工厂，有十几台机器，十多个工人。这个工厂开了四五年后，倒闭。

一直未改嫁的张月凤，带着四个孩子在台湾苦苦谋生计。林坤荣则在大陆监狱里辗转受讯。1965年，林坤荣被下放到青海德令卡战备监狱劳改，1972年转到甘都监狱，慢慢获准与福建老家等亲属通信。

“父亲写亲笔信告诉新加坡的亲戚他还活着，这封信后来转给了我妈妈。这对我们家是个爆炸性的消息。”林正杰说。

这是1980年前后，大陆已经开始改革开放。在林坤荣去大陆潜伏后不久出生的小女儿林丽霞，为他写了一封长信，内附全家照及她本人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相片，经新加坡转寄福建老家。林坤荣的妹妹再将该信邮到青海监狱。

此时，距林坤荣潜伏大陆，已经整整24年。他的牢狱之灾行将结束。次年，林坤荣的命运发生转折，他被特赦，回到了福建东山县老家。林正杰说：“父亲刚回去时，村里也有广播说：国民党特务特赦回来了。但当时形势已经不像‘文革’那么紧张。”

林坤荣成了一名人民公社社员，分了七分耕地。他思念台湾的亲人，常常到海边枯坐远望对岸。住处大门的匾额上，也书写了“望碧归鸿”四个大字。

“潜伏的故事不浪漫”

回台湾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早在1975年，大陆释放的国民党战俘中，即发生因赴台遭拒在香港自杀的张铁石事件。林坤荣同样面临国民党不肯接收的问题。“很多像父亲这样的获释国民党情报人员，台湾都不允许回来。我父亲是第一个回来的。在他之后，回台的才渐渐多了。”林正杰说。

在得悉父亲获释的消息后，林正杰即和爱人想尽办法将他接回台北。林正杰此时是台北市“议员”，与陈水扁、谢长廷并称“党外三剑客”，他的爱人是台湾著名民歌手杨祖珺，同样热衷民主运动。两人都曾为林坤荣回台事宜多次向台湾“国防部”陈情，并以示威相要挟。“当时台湾‘国防部’判断，滞留在大陆的情报人员，可能已经叛变，所以国民党的立场是不接收。等到父亲回台后，‘情报局’还调查他是否泄密。”

回台湾的过程一波三折，“大陆方面的手续很繁琐，国民党方面更繁琐。”直到1983年4月2日，林坤荣才转机香港，踏上回家的路。

林坤荣后来在《归鸿》里记述在香港机场与妻子见面的刹那：“我妻一看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冲过来，我把手上的手提包往地下一甩，四只手紧紧拉在一起。廿八年，廿八年没有见过面，没有握过手了。两个人激动得说不出话，也不知该从何谈起。过了一会儿，听到站在旁边的一个警察用广东话问：你们夫妻离开好久了？……”

到香港的第二天，林坤荣见到台湾“国防部”来接他的同志。4月4日，林正杰与台湾“国防部”派去的长官一起在台北中正机场，迎回离台27载的林坤荣。与穿着蓝色中山装的父亲拥抱，他叫了一声“爸爸”，父子都忍住没有流泪。

林坤荣没有立即回家，而是被带到“国防部”进行两个星期的述职汇报。回台后，他的军衔由中尉晋升为上尉，没有立即退伍，但并未再去上班。代号“国军2688”的林坤荣，在“阵亡”23后的1983年，获得“莒光楷模”当选证书。台“国防部”颁给他100万台币，不过，他在大陆劳改期间因是“替共产党从事生产”，而未获补发薪资。

1983年4月18日，林坤荣回家之后，开始有平面媒体前来进行了报道。此时国民党尚在戒严期间，因为国民党服务而坐共产党牢的林坤荣，看到热衷反威权的林正杰每天都在对抗国民党，他并不主动对此发表观点。但当林正杰在民进党成立前夕被判坐牢，而发起一次街头狂飙运动时，林坤荣引用一句共产党常说的话“有理有利有节”来引导他。

林正杰回忆，父亲回台半年左右，就开始构思写回忆录。等到1985年书成，林正杰还帮忙找地方打字、印刷。“没有想到，这本书在印刷厂印出几千本，全部被‘警备总部’抄光了。”当时查扣的理由是“不得泄露‘国防’机密及‘对外’政策的规定”。待到台湾解除戒严之后，《归鸿：一个敌后情报员回忆录》才得以在1989年7月二版，成功面世。

与林坤荣一道在青海劳改的其他台湾情报人员，也陆续归来，一二十人常常到他家里来聚餐、打麻将，称呼性格开朗的林坤荣“大哥”。林正杰有时会问父亲，在那昏天暗地的长期审讯中，你怎么办？林坤荣回答说：打坐，念阿弥陀佛。林正杰也慢慢知道，受过特训的父亲，在青海监狱并不难过，因为能干且有行政能力，成为狱中负责物资和计划的“大统计”。

“父亲喜怒不形于色，在同僚中，他是话不多但思考很深的人。”林正杰说，林坤荣母亲是新加坡华侨，他高中毕业后，1948年与妻子、弟弟等人从福建来台讨生活，最初在农村私塾教汉文，后来报考台“国防部”特勤室，成为一名情报人员，没想到因此坐了20余年的牢狱。

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林坤荣每一两年就要回大陆一次。他感恩自己获释后在福建东山县受到亲友的照顾，用退休金帮妹妹盖了房子，还给村里修了路。2000年，林坤荣在福建漳州病逝。病危前，林正杰去漳州医院照顾他一周，“他已经不能讲话，就只是拍拍我。”

林正杰说，父亲临死前仍是一个正统的国民党员，也是一个“当然的统派”。在《归鸿：一个敌后情报员回忆录》这本书写完之后，林坤荣以“不堪掀开的隐痛”作为后记，结束了对情报生涯的回忆。

从小生活在台湾“情报局”眷村的林正杰，见多了这样的悲情人生。“潜伏的故事一点都不浪漫，每一家都很苦。”他说。

(部分内容参照林坤荣《归鸿：一个敌后情报员回忆录》，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