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0:30:57
（作者:涂可国）
[内容提要]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张要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民主性精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这种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的文化观，仍然是我们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毛泽东思想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张要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民主性精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这种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的文化观，仍然是我们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一贯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分析基础上。
首先，从传统文化总体来说，毛泽东主张批判地继承。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40年1月，毛泽东又强调，在当前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不把这两种反动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裂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科学阐明了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的正确态度，同时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态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概括起来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许多珍品或精华；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剔除传统的糟粕吸收其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不破不立，只有破除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新文化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等等。
其次，从传统文化的学科维度说，毛泽东也是主张批判地吸收。
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学艺术遗产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里尽管只是讲对古代文学艺术要批判地吸收，但联系毛泽东其它地方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从总体上也是主张对传统的文艺、体育、哲学、道德、法律等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应进行辩证的扬弃，以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扬长避短的目的。
再次，对传统文化中以儒学为主干的各家各派学说，毛泽东也是坚持“一分为二”，主张有敢有舍。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主体构架是儒释道三位一体，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1964年，毛泽东曾写下过“孔门充满矛盾”的批语，体现了他对孔子文化“一分为二”的一贯态度。毛泽东曾对儒学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甚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袖，必然要倡导革除传统文化观念，破除旧的思想传统。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自从汉代被定于一尊后，两千多年来一直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本身也包含许多需要加以剔除的封建性糟粕。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不能不批孔反孔。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对儒学从未全盘否定，一直认为儒学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孔夫子是革命党。1958年，毛泽东强调说孔夫子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的早年和晚年虽表现出较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否定，但即便如此，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绝对抹杀孔子学说的历史价值。
对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毛泽东尽管很少有直接的、否定性的评价。但是由于这两种文化都具有有神论(带有宗教意味)和唯心主义色彩，在庄子思想体系中还存在大量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杂质，这些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毛泽东必然会加以批判和拒绝。而从毛泽东大量引用老庄思想去解释许多问题看，他又充分肯定了道家文化积极的一面，尤其是道家的辩证法更是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少儿时代就信佛。即使后来在思想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不再信佛，毛泽东也多次对佛教的创始人及其宣扬的教义表示赞许。为了贯彻好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毛泽东对佛家哲学还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持唯物辩证的扬弃态度，既主张批判否定，又倡导继承和借鉴。这一科学的文化选择立场和文化观具有极其深远而又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它可以克服激进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说得一团漆黑，完全抹杀其历史地位的文化虚无主义，有助于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它能够防止文化保守派死守旧有文化传统不放、缺乏批判精神、不求文化变革的文化国粹主义，有助于剔除传统中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健康的现代化轨道前进。“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已经成为指导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泉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包括众多领域、众多层面、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它的来源多种多样。总的来看，毛泽东思想主要有四大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及其他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著，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等；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墨家、佛家等学说；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四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以往，许多人比较重视和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到了晚年，毛泽东仍然不断地从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吸取思想营养。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并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呢?第一，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传统文化典籍，并注意加以评用。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遍览中国古代文艺、历史、哲学、军事、政治等各种书籍，像四书五经、《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均为涉猎对象。这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环境和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可谓积五千年之精华。这一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既定的文化环境，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辐射力和影响力，客观上必然要塑造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思想和行为。就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来说，不仅表现在他一生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受到中国儒释道等精英文化的熏染上，而且还表现为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使他对中国民间文化有着独到的了解和感悟，从中吸纳了许多有益的养分。就民间文化的影响而言，毛泽东主要从乡村文化中选择了来自中国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质朴本色、反抗精神和均平思想。就精英文化的影响而言，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大文化传统或精英文化，既借助于读书活动而内化到毛泽东的精神领域中来，成为毛泽东思想取之不竭的源泉，同时它们还体现在中国社会中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准则、道德规范、文学艺术等领域或层面之中，成为一种既定的文化环境，借助于历史传承、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等方式而内化到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来。第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科学的文化观使毛泽东积极主动地去吸取中国的优秀文化。如果说在未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尚处于朦胧的、不完全自觉的状态的话，那么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科学的文化观指导下，毛泽东就主动自觉地、卓有成效地去吸取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民主性精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阶段的、间接的过程，有时甚至是可以实现跨越的，但又是连续的、不间接的，文化也莫不如此；传统文化本身是一分为二、充满矛盾的，既有糟粕，又有精华；既有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也有积极的、可以为后人所用的健康有益因素。正是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确立了科学的文化观，毛泽东一生才矢志不移地从读古书中借鉴古人的文化智慧，才乐此不疲地评点中国历史人物，才孜孜不倦地从中国历史长河中汲取灵感、动力和营养。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多方面培育了毛泽东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吸收了儒家的人生智慧和政治智慧
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修己安人，其核心理念是仁、义、礼，其主导价值诉求和人格范型是“内圣外王”，其基本智慧则是为人处世之道和为政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从许多方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滋养了毛泽东思想。
一是注重伦理立身和以德治国。儒家文化是一种讲究血缘亲情和等差秩序的伦理型文化，它倡导“仁者爱人”和“为政以德”。毛泽东多次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显然，这种精神是以引领人昂扬向上的道德自律为主要特点的。毛泽东之所以大力提倡向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学习，正是在于他们的英雄事迹凝聚和展现了儒家的重义轻利、克己为人、自我牺牲、勤俭反奢、自强不息等品格。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倡导的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同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人格，具有内在一致性。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并称赞闻一多宁可倒下不愿屈服、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人救济粮的气节，分明可以看到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大气概的印迹。二是儒家的实用理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儒学具有浓厚的实用理性，它的治学宗旨是“不离日用”，讲求经世致用，要求人们“言必行，行必果”，做到知行合一。毛泽东重在实践的现实主义观同儒家文化中的人道实践原则前后一致，一脉相承。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作的《讲堂录》里，引用了《论语》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用以说明躬行实践的重要。1916年12月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阐述智、仁、勇(德智体)三育并举时，引孔子、孟子事迹作为论据：“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危墙之下’。”1930年5月，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做领导工作的人要“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这里强调的是调查研究。三是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重教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孔子作为教育家所开创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教育原则等对后世影响很大。毛泽东也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某些教育思想。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肯定了孔子兴办私学的历史意义，提到要“回复到”孔子“因材施教”的方法。1964年2月，毛泽东在讲到学校课程多、学生负担重时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等四大圣人，”虽然毛泽东也批评过孔夫子书里没有农业知识，教出来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总体上还是对儒家教育思想持肯定态度，并吸收了其中大量合理要素。
2．借鉴了道家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
老子和庄子开创了中国道家学派。毛泽东在长沙上学时就读过《老子》，熟悉《老子》一书中的思想。例如解放前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否定老子所讲的“大同社会”的虚无性，但在1949年《别了，司徒雷登》中却借用了老子的思想：“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过，道家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生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辩证法和认识论。就前者而言，毛泽东采用了老子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辩证思想；《矛盾论》中用老子“相反相成”古语说明“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毛泽东也引用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思想。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多次以庄子的事迹和《庄子》的寓言说明各种认识论问题。例如，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正确性，引用“逍遥游”来解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等等。
在评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汲取了儒家、道家思想，还移人了佛家、名家、法家、兵家等学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哲学思想，还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军事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思想。从《孙子兵法》及古代各种战例中，毛泽东吸纳了古人知己知彼、以弱胜强、后发制人、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军事战略战术；从中国古典诗词、历史小说中，毛泽东形成了诗言志、诗要用形象思维、反其意而用之致用等史学思想，等等，不一而足。
必须指出，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套用传统文化，更不是囫囵吞枣，而是在吸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进行改造、革新，赋予其新的涵义，新的生命力。“执两用中”、反对过犹不及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质量观对此做了新的诠释。他说，反对过犹不及，是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过”和“不及”，都是因为没有合于一定的质。他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释儒家的中庸观：“‘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并指出，“过”就是人们常说的“左”的东西，“不及”就是人们常说的“右”的东西。毛泽东还运用唯物主义改造传统道德观，认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 。并据此指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属于认识的范畴；而仁勇则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应采取的态度。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最有影响的是发展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语出自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在称赞汉景帝的儿子刘德的治学态度时，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释其义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实事求是”命题概括为我们党的认识方法论和思想路线，并做了新的规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正是通过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熔铸、补充、修正和改造，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利用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
从19世纪晚期起，马克思主义开始从西欧传人中国。它之所以在同其他各种思潮竞争中取胜，赢得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认同，并最终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国社会实际实现了有机结合。其中，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机制何在?从文化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形态，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前资本主义文化形态。表面上看，这两者是根本对立的。正因如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一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峙起来，在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我国文化传统采取激烈批判和拒斥态度。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意识到这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开始或是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或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起来，并在20世纪30年代上升到高度自觉状态。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角度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的意义与可能。“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可能结合，就在于：
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似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具有许多可以为全人类所共识共享的普遍性因素，例如它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辩证法、人生智慧、普遍伦理等方面的思想。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看，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代表人类文化的肯定阶段，资本主义文化是否定阶段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代表否定之否定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必定存在许多重复、重合之处。就道德原则来讲，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原则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家庭团体本位、利他导向、社会为先等价值观念，具有相通的因素。
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需要也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得到顺利传播并生根、开花、结果，为全体中国人所接受，乃至变成他们的信仰，就要为其喜闻乐见，就要赋予中国作风、中国特色。每一民族成员都具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更易为中国人所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典籍言简意赅，精要独到，借助于中华民族文化形式去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另外，中国文化要打破惰性，实现自身的更新，走向现代化，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指导、融合、补充、冲击、变革。
第三，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中外文化有机整合的自觉意识和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由可能变为现实。自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在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探幽发微，梳理诠释，努力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中国文化遗产，挖掘那些仍有生命活力的因素，发掘那些同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融相补的内容，以此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赋予它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和特色，使之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并进一步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方面做出了两大贡献。
其一，运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引用了儒家的正名思想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体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是作为哲学的部分(或作为实践理论)来说又是对的。庄子思想虽然具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消极方面，但也蕴含着不少合理的朴素辩证法因素。毛泽东经常借用庄子辩证法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一书的批语》中，引用了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话，借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还比如，毛泽东在1967年在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到物质无限可分性时，也借用了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动静辩证法，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实际上，在毛泽东的论著、书信、讲话、批语等中，随处可见像这样用中国固有的语言、典故、思想、神话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事例。它充分表明毛泽东具有高度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性。
其二，创建了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科教思想等，并创建了系统完善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中，实践论是毛泽东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相结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现实、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特点，作为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的毛泽东显然对此深有感悟。而自明清以来，湖南逐渐形成了重视现实问题、直面现实政治、讲求实用理性的湖湘风气，这也使毛泽东深受实践主义的熏染。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些因素促使毛泽东运用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去讲述实践论，并以此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变为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借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去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例如，在讲到认识的第二阶段时，毛泽东就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容概念性的认识；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阐述直接经验的重要。
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从其积极效果来看，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既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实践，又促使中国文化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向纵深拓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只有进一步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才能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者:涂可国）
[内容提要]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张要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民主性精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这种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的文化观，仍然是我们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毛泽东思想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张要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民主性精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这种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的文化观，仍然是我们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一贯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分析基础上。
首先，从传统文化总体来说，毛泽东主张批判地继承。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40年1月，毛泽东又强调，在当前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不把这两种反动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裂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科学阐明了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的正确态度，同时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态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概括起来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许多珍品或精华；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剔除传统的糟粕吸收其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不破不立，只有破除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新文化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等等。
其次，从传统文化的学科维度说，毛泽东也是主张批判地吸收。
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学艺术遗产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里尽管只是讲对古代文学艺术要批判地吸收，但联系毛泽东其它地方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从总体上也是主张对传统的文艺、体育、哲学、道德、法律等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应进行辩证的扬弃，以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扬长避短的目的。
再次，对传统文化中以儒学为主干的各家各派学说，毛泽东也是坚持“一分为二”，主张有敢有舍。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主体构架是儒释道三位一体，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1964年，毛泽东曾写下过“孔门充满矛盾”的批语，体现了他对孔子文化“一分为二”的一贯态度。毛泽东曾对儒学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甚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袖，必然要倡导革除传统文化观念，破除旧的思想传统。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自从汉代被定于一尊后，两千多年来一直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本身也包含许多需要加以剔除的封建性糟粕。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不能不批孔反孔。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对儒学从未全盘否定，一直认为儒学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孔夫子是革命党。1958年，毛泽东强调说孔夫子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的早年和晚年虽表现出较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否定，但即便如此，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绝对抹杀孔子学说的历史价值。
对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毛泽东尽管很少有直接的、否定性的评价。但是由于这两种文化都具有有神论(带有宗教意味)和唯心主义色彩，在庄子思想体系中还存在大量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杂质，这些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毛泽东必然会加以批判和拒绝。而从毛泽东大量引用老庄思想去解释许多问题看，他又充分肯定了道家文化积极的一面，尤其是道家的辩证法更是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少儿时代就信佛。即使后来在思想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不再信佛，毛泽东也多次对佛教的创始人及其宣扬的教义表示赞许。为了贯彻好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毛泽东对佛家哲学还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持唯物辩证的扬弃态度，既主张批判否定，又倡导继承和借鉴。这一科学的文化选择立场和文化观具有极其深远而又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它可以克服激进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说得一团漆黑，完全抹杀其历史地位的文化虚无主义，有助于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它能够防止文化保守派死守旧有文化传统不放、缺乏批判精神、不求文化变革的文化国粹主义，有助于剔除传统中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健康的现代化轨道前进。“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已经成为指导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泉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包括众多领域、众多层面、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它的来源多种多样。总的来看，毛泽东思想主要有四大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及其他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著，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等；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墨家、佛家等学说；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四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以往，许多人比较重视和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到了晚年，毛泽东仍然不断地从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吸取思想营养。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并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呢?第一，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传统文化典籍，并注意加以评用。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遍览中国古代文艺、历史、哲学、军事、政治等各种书籍，像四书五经、《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均为涉猎对象。这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环境和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可谓积五千年之精华。这一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既定的文化环境，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辐射力和影响力，客观上必然要塑造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思想和行为。就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来说，不仅表现在他一生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受到中国儒释道等精英文化的熏染上，而且还表现为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使他对中国民间文化有着独到的了解和感悟，从中吸纳了许多有益的养分。就民间文化的影响而言，毛泽东主要从乡村文化中选择了来自中国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质朴本色、反抗精神和均平思想。就精英文化的影响而言，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大文化传统或精英文化，既借助于读书活动而内化到毛泽东的精神领域中来，成为毛泽东思想取之不竭的源泉，同时它们还体现在中国社会中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准则、道德规范、文学艺术等领域或层面之中，成为一种既定的文化环境，借助于历史传承、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等方式而内化到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来。第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科学的文化观使毛泽东积极主动地去吸取中国的优秀文化。如果说在未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尚处于朦胧的、不完全自觉的状态的话，那么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科学的文化观指导下，毛泽东就主动自觉地、卓有成效地去吸取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民主性精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阶段的、间接的过程，有时甚至是可以实现跨越的，但又是连续的、不间接的，文化也莫不如此；传统文化本身是一分为二、充满矛盾的，既有糟粕，又有精华；既有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也有积极的、可以为后人所用的健康有益因素。正是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确立了科学的文化观，毛泽东一生才矢志不移地从读古书中借鉴古人的文化智慧，才乐此不疲地评点中国历史人物，才孜孜不倦地从中国历史长河中汲取灵感、动力和营养。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多方面培育了毛泽东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吸收了儒家的人生智慧和政治智慧
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修己安人，其核心理念是仁、义、礼，其主导价值诉求和人格范型是“内圣外王”，其基本智慧则是为人处世之道和为政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从许多方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滋养了毛泽东思想。
一是注重伦理立身和以德治国。儒家文化是一种讲究血缘亲情和等差秩序的伦理型文化，它倡导“仁者爱人”和“为政以德”。毛泽东多次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显然，这种精神是以引领人昂扬向上的道德自律为主要特点的。毛泽东之所以大力提倡向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学习，正是在于他们的英雄事迹凝聚和展现了儒家的重义轻利、克己为人、自我牺牲、勤俭反奢、自强不息等品格。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倡导的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同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人格，具有内在一致性。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并称赞闻一多宁可倒下不愿屈服、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人救济粮的气节，分明可以看到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大气概的印迹。二是儒家的实用理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儒学具有浓厚的实用理性，它的治学宗旨是“不离日用”，讲求经世致用，要求人们“言必行，行必果”，做到知行合一。毛泽东重在实践的现实主义观同儒家文化中的人道实践原则前后一致，一脉相承。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作的《讲堂录》里，引用了《论语》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用以说明躬行实践的重要。1916年12月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阐述智、仁、勇(德智体)三育并举时，引孔子、孟子事迹作为论据：“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危墙之下’。”1930年5月，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做领导工作的人要“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这里强调的是调查研究。三是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重教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孔子作为教育家所开创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教育原则等对后世影响很大。毛泽东也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某些教育思想。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肯定了孔子兴办私学的历史意义，提到要“回复到”孔子“因材施教”的方法。1964年2月，毛泽东在讲到学校课程多、学生负担重时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等四大圣人，”虽然毛泽东也批评过孔夫子书里没有农业知识，教出来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总体上还是对儒家教育思想持肯定态度，并吸收了其中大量合理要素。
2．借鉴了道家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
老子和庄子开创了中国道家学派。毛泽东在长沙上学时就读过《老子》，熟悉《老子》一书中的思想。例如解放前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否定老子所讲的“大同社会”的虚无性，但在1949年《别了，司徒雷登》中却借用了老子的思想：“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过，道家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生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辩证法和认识论。就前者而言，毛泽东采用了老子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辩证思想；《矛盾论》中用老子“相反相成”古语说明“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毛泽东也引用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思想。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多次以庄子的事迹和《庄子》的寓言说明各种认识论问题。例如，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正确性，引用“逍遥游”来解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等等。
在评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汲取了儒家、道家思想，还移人了佛家、名家、法家、兵家等学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哲学思想，还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军事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思想。从《孙子兵法》及古代各种战例中，毛泽东吸纳了古人知己知彼、以弱胜强、后发制人、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军事战略战术；从中国古典诗词、历史小说中，毛泽东形成了诗言志、诗要用形象思维、反其意而用之致用等史学思想，等等，不一而足。
必须指出，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套用传统文化，更不是囫囵吞枣，而是在吸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进行改造、革新，赋予其新的涵义，新的生命力。“执两用中”、反对过犹不及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质量观对此做了新的诠释。他说，反对过犹不及，是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过”和“不及”，都是因为没有合于一定的质。他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释儒家的中庸观：“‘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并指出，“过”就是人们常说的“左”的东西，“不及”就是人们常说的“右”的东西。毛泽东还运用唯物主义改造传统道德观，认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 。并据此指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属于认识的范畴；而仁勇则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应采取的态度。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最有影响的是发展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语出自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在称赞汉景帝的儿子刘德的治学态度时，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释其义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实事求是”命题概括为我们党的认识方法论和思想路线，并做了新的规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正是通过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熔铸、补充、修正和改造，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利用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
从19世纪晚期起，马克思主义开始从西欧传人中国。它之所以在同其他各种思潮竞争中取胜，赢得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认同，并最终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国社会实际实现了有机结合。其中，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机制何在?从文化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形态，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前资本主义文化形态。表面上看，这两者是根本对立的。正因如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一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峙起来，在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我国文化传统采取激烈批判和拒斥态度。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意识到这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开始或是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或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起来，并在20世纪30年代上升到高度自觉状态。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角度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的意义与可能。“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可能结合，就在于：
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似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具有许多可以为全人类所共识共享的普遍性因素，例如它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辩证法、人生智慧、普遍伦理等方面的思想。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看，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代表人类文化的肯定阶段，资本主义文化是否定阶段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代表否定之否定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必定存在许多重复、重合之处。就道德原则来讲，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原则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家庭团体本位、利他导向、社会为先等价值观念，具有相通的因素。
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需要也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得到顺利传播并生根、开花、结果，为全体中国人所接受，乃至变成他们的信仰，就要为其喜闻乐见，就要赋予中国作风、中国特色。每一民族成员都具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更易为中国人所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典籍言简意赅，精要独到，借助于中华民族文化形式去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另外，中国文化要打破惰性，实现自身的更新，走向现代化，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指导、融合、补充、冲击、变革。
第三，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中外文化有机整合的自觉意识和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由可能变为现实。自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在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探幽发微，梳理诠释，努力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中国文化遗产，挖掘那些仍有生命活力的因素，发掘那些同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融相补的内容，以此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赋予它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和特色，使之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并进一步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方面做出了两大贡献。
其一，运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引用了儒家的正名思想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体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是作为哲学的部分(或作为实践理论)来说又是对的。庄子思想虽然具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消极方面，但也蕴含着不少合理的朴素辩证法因素。毛泽东经常借用庄子辩证法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一书的批语》中，引用了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话，借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还比如，毛泽东在1967年在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到物质无限可分性时，也借用了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动静辩证法，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实际上，在毛泽东的论著、书信、讲话、批语等中，随处可见像这样用中国固有的语言、典故、思想、神话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事例。它充分表明毛泽东具有高度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性。
其二，创建了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科教思想等，并创建了系统完善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中，实践论是毛泽东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相结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现实、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特点，作为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的毛泽东显然对此深有感悟。而自明清以来，湖南逐渐形成了重视现实问题、直面现实政治、讲求实用理性的湖湘风气，这也使毛泽东深受实践主义的熏染。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些因素促使毛泽东运用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去讲述实践论，并以此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变为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借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去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例如，在讲到认识的第二阶段时，毛泽东就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容概念性的认识；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阐述直接经验的重要。
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从其积极效果来看，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既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实践，又促使中国文化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向纵深拓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只有进一步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才能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者:涂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