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散文审美意识探微

现代城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20世纪70、80年代以后，随着后工业文明的兴起与繁盛，不仅新兴城市如雨后春笋，而且出现大规模的城市旧城改造。新兴行业的涌现进一步分解着农业文明，也分解着传统工业文明。当都市生活纳入散文审美视野时，作为直接、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在抒写深刻变动着的现代都市生活上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格局，当下散文审美意识出现了多声部复合变奏。既有对都市生态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意歌咏，又有对都市人性异化的批判意象，对都市文明进程的怀疑与焦虑。但在这多声部复合变奏中，有一条或隐或显的主旋律贯穿着，那就是在都市与乡村比照中对古典审美理想的皈依。
一、以古典审美理想为参照，观照都市生态的牧歌意味
都市田园牧歌的诗意歌咏是都市散文经常性的创作主题。它包括以下内涵：真与善、宁静和谐、闲适、浪漫、自然美等，并且不可或缺地伴生着对乡土田园的诗意眺望。上海自19世纪中叶就从一个渔村水巷错杂之地起步，开始了都市化进程，100多年的营造，到上世纪末它具备了国际化都市的各种指征，涵养了有全国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出版等事业，吸引了向往优裕生活的人们对上海的投奔。但是面对异常繁荣的现代都市生活，为散文作者心仪的是20世纪80年代“外滩那种有点古典的浪漫”，那是“上海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和平”、“淳朴”、“悠闲”，“诺大的上海，也只有外滩了，能稍稍地超越物质而回归精神”。有意思的是，唐代著名山水诗人王维诗中“惊山鸟”的月儿也是散文作者笔下都市牧歌的集中意象，“那天晚上，外滩的上空，悬挂着一轮特别圆的月亮——曾引起我们的赞叹。跟它相比，一街之隔的霓虹灯，都显得逊色许多”。这“令人销魂”的一切是在对当前发达的都市生活持怀疑和否定的背景下，对尚未步入都市化飞速发展变化的80年代上海的眷顾，表现出对永恒、宁静、牧歌意味的玩味（洪烛《上海的外滩》）。散文理论家、散文作家沈世豪对厦门的公园一一品评，历数群美，最终将城市审美理想定格在“自然”上，音乐喷泉、雕塑、画廊、拱桥、楼台亭榭等人造景观与绿树、花香碧波、白鹭、夕照等自然风光共生共荣，城市就是一个大花园，人们“有幸在花园式的环境中生活着，是一种奇缘和幸福”，“崇尚自然，贴近自然，并以美化自然为本，才是人生的极致”。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都市绿色环境的建设理念，投射在散文的都市审美理想上，天然地化为以自然美为核心的诗意的歌咏（《解读公园》）。
琐碎平凡，是都市生态系统的一个方面，有的作者将视点放在琐碎平凡的生活细节上，从卑微中领略城市贫民超脱凡俗的精神追求。如林金荣在《城市的部分声音》中描写北京棚户区生态，这里聚生着城市里的下层百姓，屋顶连着屋顶，门挨着门，猫叫，鸡鸣，狗吠，弥漫着穷困和忙碌，就像许多城市的老城区里生活着的一群游离于都市现代文明以外的边缘人，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上描画了一曲悠扬的竹笛旋律，“不那么流畅，不那么悠扬，但是柔情脉脉”，“把模糊的梦想送进夜空”，“清幽幽的夜，星光闪烁”，表达着对美的想象与向往。都市田园牧歌在城市物质文化发展现状下吹响，与发生在乡土的田园牧歌相比，少了天人合一的安详，多了一分躁动和促狭。它婉转吹送的是一曲对田野、山林、蓝天、湖海深情的眺望与渴慕。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审美心理的发生过程中，作者们往往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参照对都市生活作出审美选择，并流露出对人生价值的叩问。
二、在都市“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的描绘中，抒发永恒、宁静、祥和的古典美意绪
怀旧也是都市散文主题频繁表现的内容。作者或者以城市老城区为视域，描写居民们富于传统性的乡村化生存方式，如古老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民间建筑等，在模式化的都市建设背景下，以此突出浓郁的地方人文风采。或者着力抒写市井百姓的平凡生活，欣赏平民百姓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在描写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杭州、天津等有悠久历史城市的散文作品中，不乏这类的表现。怀旧题材在现代著名散文作家如梁实秋、郁达夫等笔下已有文情并茂的表现，与之相比，当下都市散文怀旧吟咏则表现出更具市井风情的意蕴和一定的文化反思。如罗丹《城市夜游》中描写城市除夕夜和夏夜风情，关于城市的记忆充满了温情脉脉的市井平民格调。“人们不讲究三百六十几天的活法，除夕夜却是关起门来过，要将自家的灯火拨得红红火火。冒着肉香的火锅将团团围坐的亲人的笑脸映照得喜气洋洋。”而在炎夏之夜，街道两边挤挤挨挨摆满竹床，居民们纳凉过夜。也有特别的，“几个害羞的女学生不愿睡在竹床上，她们手执小扇，结伴散步。常常是从我家对面那盏豆芽形的路灯下开始走，走到街的尽头又转回来走，一路上，轻摇起满扇的星光。”字里行间渲染了普通市井人家在简单的生活方式下的满足与快乐，有些细节则透出城市中小家碧玉似的温婉美感和独特的浪漫气息，而作者将之置于都市喧嚣繁忙的奔波背景下，更显示这种浪漫气息对苍凉灵魂的吸引与抚慰，一次次“东奔西突的疲累奔波后启程回家”，是“命定的旅程”。这种都市小浪漫颇具空灵、雅致的古典美韵味。
重庆是内陆一个新兴大都市，都市现代化景观比比皆是，偏偏“旧”是散文审美观照的对象。磁器口“油漆斑驳的木板门”，“一个个民国时代的老人坐在长条木凳上，嘴上叼着旱烟杆，脚边的地上放着一杯老沱茶”，房屋“用竹篾，木条，黄泥巴，青瓦构成”，生活方式及环境，一切都是旧的，但古风犹存而并不陈腐；“温馨”、“慰藉”、“安全”，“旧到这种程度，磁器口就具有一种形式感了”，以都市“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的描绘，向人们提供了别一种美的鉴赏（何瑛《磁器口之旧》）。与乡土怀旧不相同的是具体对象，相同之处是情蕴的内涵，尤其是都市怀旧情蕴向乡土怀旧情蕴回归，使我们感到作家对传统文化规范的认同和首肯，是怀旧散文审美意识的一大特点。怀旧实质上是人们对自我文化根性的寻觅，“不只是对故土的依恋之情，更是一种深层的心理机制中积淀的文化意识”，是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参照，“将他们对中华民族坚韧而永恒的生命力的领受融入他们的审美理想，寻求民族生活发展的资源”。[1]
三、在对都市生态异化、精神危机的批判中，完成对古典审美理想的回归
城市的发展带来许多机遇，也造成生存空间的拥挤逼仄与文化心理的光怪陆离，城市病象进入散文审美视野。城市的空气污染，人们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分子” ，偶尔一观的星星“光泽在灰尘中暧昧了许多”，交通网络“很浓重的新陈代谢证明机体很有活力，只不过支撑的是怪物的肢体”（曹村《柔软的障碍》）。城市是“红尘”的“河流”，人是疲惫的“鱼”蛰伏于是，在清醒的夜晚做着颠倒时空的梦以慰伤痕累累的灵魂（朱成玉《置身红尘的鱼》）。快节奏的事业发展变化严重影响人们的自信心，职业枯竭的恐慌与焦虑开始出现在散文主题表现中（罗丹《那一片嫣红的晚霞》）。失眠、疲惫不堪、放纵、孤独、焦虑，城市文化心理紊乱，城市文化价值观念随之发生矛盾，出现边缘症候。在城市里，人人都是“过客”，“现在不是乱世，可是这个城市里到处有着背井离乡的人”。高效率、整洁、漂亮的地铁是城市现代化的象征，但人们印象中的往往是“最后一班地铁”。“最后一班地铁”所蕴涵的意味颇深长，“不知为何男女主角总在告别，窗子上映着的是戚戚的脸，而人们又总是在盼望，这班地铁可以开往春天”（陈燕《广州，广州》）。巨大的机会和挑战，使人们既不能肯定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又对前途充满美好希望，“最后一班地铁”就凝聚了现代人的矛盾心态。于是，连一些“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作者也大声疾呼“这不是我的城市”。
甚至在所谓新新人类热衷的网络生活中——都市生态的前沿指征，也很快出现了颓唐意象。他们像“苍白”、“反应迟钝的虫子”蠕动，“彼此靠近，相互取暖”，“冬天到来的时候，首尾相连，整个身子蜷缩成一个句点”，“我想我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可能就会以这种平静的方式结束……美丽是错误，城市里鲜花等不到枯萎就被尘土掩埋”（若鸿《九月百合》）。还有一些冥思者试图撕开城市的犹疑、感伤之网，向理想的彼岸张望。然而，在夜深人静登上高楼顶，本想追求宁静，却被如期而至的宁静所吓，“寂静有一种让人耳聋的压力——已经习惯了嘈杂喧哗的生活，世界的安静，反而让人产生一丝不祥的隐忧”；腾空了被世俗琐碎填塞的心灵，接纳“一种智慧的东西”如福祉降临，然而当他从理想境界返回现实，却发现“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李晓君《片段与札记》）。“屋顶”、“最后一班地铁”、“等不到枯萎就被尘土掩埋的玫瑰”像一个又一个都市寓言，昭示了人们当前对城市的边缘态度——深切的希望与巨大的绝望交织下的徘徊无依。作者们也试图解决这个人文危机，回归于“自然之子”，在自然的怀抱中充实“必需的情怀”，实现“美感的平衡和丰富”（刘烨园《失传的异想》）。“将来总有一天，在整个自然里，只有山海原野那种幽淡无华的卓绝之处，才能与那些富有思想的人的感动绝对和谐。这种时刻即使还没有到来，却也不很遥远了”（余杰《寻回心灵深处的感动》）。说到底，还是呼唤“田园悠缓的岁月和心态”，“乡村的思念也比都市更单纯、本色”。都市散文在对生态、价值、美感体验等一系列生存、意识的表现中，由古典美的诗意眺望，最终完成古典审美理想的回归。
世纪之交，都市生活题材开始在散文创作中丰富起来，都市散文审美意识也日益多样化，那种“描绘着或流露着和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生活形象、文化形态、感情臆绪，而且显得得心应手，而表现和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生活形象，文化心态，感情意绪的散文却较少，艺术上也不成熟”[2]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是可喜的。从以上分析中，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都市散文透露的复杂的审美文化心理。都市文明毕竟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然而，都市最优化的方面尚未充分开发，人们还没有充分享受到都市化普遍的惠及，却急迫地表现出对都市的不适感甚至反感，即使是都市田园牧歌的唱响，也表现出对其中所蕴涵的古典情氛的向往与迷恋。对这种复杂变奏中审美理想的趋同进行探究，笔者以为，影响当前都市散文审美意识内在机制的现实与文化原因至少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综合作用：
第一，都市化进程以科学技术进步与工业增长的物质文明发展为基础，都市生存状态一开始就确定了其开放性与易碎性并存。都市文明建立在工业文明的高科技、快节奏、模式化、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上，文化信息丰富，传播迅速，人们从生存状态到价值观念、情感体验，都具有强烈的变动频率。这种开放性与易碎性并存的局面，迫使人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与意识。激烈的社会竞争，被高度技能化的现代谋生需要塑造的单面人生，聚散匆匆的人际关系，日益拉大的贫富距离，等等，将人们置于灵与肉的拉锯式思量中。“尽管我们能建造100层的摩天大厦，能生产拥有多种智能的机器人，但我们自身却日益退步与缺乏”，“人的情感世界却是越来越细致和琐碎的分割”（余杰《寻回心灵深处的感动》）。青年作家范晓波的若干篇散文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拉锯思量，“在快节奏的南方，我的美学生态遭到了比皮肤更严重的破坏，”隔段时间必回到江南小镇，“在零污染的空气中疗皮肤之伤，在江南闲散的雨声中疗心灵之伤”（范晓波《向城市道歉》）。或者，经常到墓地沉思默想，使自己“始终以终极关怀的清醒保持了同时尚与惯性生存的距离”，“空虚的躯壳就会立即注入重量”（《墓地》）。人们在机械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徘徊。“从人文形态和物质形态的关系而论，这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既历史地解放了人，增强和扩展了人的手段和技能，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使人成为单纯的生产工具、机器的附庸，受高超的科技成果的威慑的恫吓，成为人为物役的处于异化状态的‘单面人’，被‘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所形成的超验力量摧残和作践。”[3]对机械技术异化人性的批判是西方现代文化的重要主题，而当前中国都市散文的这种批判往往是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民族文化心理参照下进行，因而自然地发生审美价值和理想的古典美回顾。
第二，都市文化自身的建构尚属幼嫩。一批批脱离乡村进入城市的人，在城乡文明的夹缝中形成“初到”的特殊审美文化心理，从而表现出都市边缘人的审美心态。“初到”文化心理最初见于学者对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创作研究，“来自乡间的诗人们与现代的都市之间存在着心理与文化的距离与反差，‘初到’的印象既包含鲜明的都市视听刺激，也显示出诗人对都市文化强烈的不适感”。[4]在当前都市散文创作中“初到”意象特别突出。请看“我这只成长在湘西花红草绿青山碧水间自由迎风吟唱的鸟儿，今天走在钢筋与水泥浇铸的森林中似乎无所适从心火旺盛而沙哑了嗓子”（龙玉纯《赶路人独语》）。这种城乡比较及表达是颇具代表性的。“初到”心理一般说来分化为两种审美趋向，除了上述一种对乡村田园风光的美好回忆，还有在激烈抨击都市文明中表露抑郁、矛盾、排斥等意绪。如锡伯族散文作家傅查新昌所写的“粗野的城市，虚伪的城市，疾病四伏的城市，喜欢大惊小怪的城市，带着繁华而喧嚣的面具，从繁荣走向欺骗＂，＂在城市制造的残酷的现实之中，我无数次梦见我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甲虫，那是一只浑身血污的甲虫，折腿折脚垂死呻吟”（傅查新昌《超过城市的欲望》）。“所有人类的精神活动，无不带有自我表现的愿望在里面，不过，这种在外在事物中实现的自己，不是物理的自己或生理的自己，而是每一个人在生存的历史中，所积累和积淀起来的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5]“自我”是一定文化意识的形象化、典型化，所以，“初到”意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指向。“新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阿德勒认为，为克服自卑感，人们会将其转变为对其优越地位的追求。人格上如此，文化上亦如此。”[6]城市的“初到”者在自己体验的乡村生活中寻找到富有民族传统性的审美体验，去超越都市文化，从而形成自我人格与文化的优越地位。
第三，工业、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立。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马克思在《论费尔巴哈》中指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城”与“乡”似乎成为精神象征的载体，两种文化规范的冲突成为20世纪至今中国文学不可逃避的主题。这必然影响到散文作者、作家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意识。与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相比，都市化所代表的工业、后工业文明虽然后起，但在对立中占据优势，造成对乡土文化的侵凌。但是农业文明长久以来形成的深厚、稳定的人文积蕴，更是一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并通过社会教化、家庭浸润得到因袭和巩固，乡土文化所代表的农业文明时刻发生着对都市文化的反作用。特别是当都市化初级阶段显示出不完善、不尽人意时，这种反作用就更大。“有时，我会想，人类进步的方向是不是选错了，原本不该朝着华尔街白领的方向一路狂奔，而是应该向着明代士大夫的方向努力的”（孟晖《清香悠远的灵性之筏》）。“廊桥注定是属于唐诗、宋词”，“文字中长时间的梦呓也期待有真实影像的一天”（潘碧秀《乡野看桥》）。这里分明显现了文化的传承积淀对后世人审美意识造就的一种写作姿态。太悠久的对乡土田园的牧歌式描绘的古典诗文传统，经过一代代渲染，演变为对后世读者的精神承诺，吸引人们回归于农业文明的古典美氛围。“对于古典主义情怀的认识，首先它是一种恒久性的精神价值”，如“人间温情”、“世俗关怀”、“价值追问”，“这些由中外古今伟大文学艺术融铸而成的生命意向和价值热望，就是亘古难绝的”[7]古典主义情怀被当作文化资源，注入都市散文审美意识，来解决人们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新的人文冲突和都市美感危机。
以上三个方面相互影响，使人们对于都市的态度处于矛盾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实际上是以乡土田园为参照，衡定对都市精神氛围的取舍，而发达的都市物质文明又是难以避之的召唤，审美情感与现实生活的人生价值取向疏离，最终呈现出人文精神的分裂。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古典美的回归局限于以传统文化心态导引心灵历程，以凝滞的文化视线去静观固态的民族生活的优美情境，而未能捕捉到现实生活中新旧形态撞击所迸发的艺术火花予以审美的表达，缺乏对都市文明现代性高起点的审视。所以当前应注意的是，推动乡土田园的审美精华与都市审美意识良性互补，而不是使之成为都市审美意识的遮蔽。那么，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张扬都市散文审美意识的现代性。都市文明已经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形成新的审美内涵。比如说，个人性是都市现代性一大特点，强调独立的个体，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现世的幸福，鼓励更大胆的想象与创造，工业、后工业文明环境中新的心灵历程等等。都市文化不仅代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也形成精神思想的兼容并包与竞争，因而在文化发展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吐故纳新的自我涤荡能力。当然，都市也具有现代性缺陷。唯其如此，都市给出了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提供了生动的审美观照，使我们的散文创作能够更好地将新兴的都市生活全面融入散文创作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