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国民党机关 蒋经国的共产党员秘书余致浚

默认分类 2009-04-17 15:59:53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余致浚，1935年5月在上海由地下党员刘真同志介绍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在刘真直接领导下工作。抗战初期在赣南，受江西地下党省委的派遣，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为争取蒋经国抗日，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做党的上层地下统战工作。后来，奉党的命令，在转移打埋伏的途中，被伪军逮捕，被解送日本宪兵队关押时受酷刑，但他对党忠贞不渝，坚守党的机密。脱险后，奔赴敌后根据地，之后，投奔解放区，继续为党奋斗。解放后从事党的宣传和教学工作，奉献毕生精力及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党要他打入国民党机关
从1935年5月至抗战前夕，余致浚在上海时一直在地下党员刘真同志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后，他与刘真失去了联系，就打算从上海去武汉，想从那里转道赴延安。余致浚到武汉后听到新四军在南昌筹建的消息，就想去新四军打游击，董必武也表示支持，由武汉办事处给他写了封介绍信给南昌新四军办事处。1937年10月，他到南昌时，新四军办事处已正式成立，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之一黄道同志告诉他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成立一个政训处，组织上想让他去报考政训处的政训大队。当时，保安司令由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任，保安司令部下设保安处、政治训练处和新兵督练处。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余致浚想，自己是为了参加新四军打游击才来江西的，怎么却要他去报考国民党的机关？但因为是党组织的决定，他同意了。几天后，余致浚去政训处应试，被录取了，就这样进了政训处举办的政训大队。他在政训大队受训三个月后，被分配到江西省保安二团任少校政治助理员。余致浚到南昌后，改名葛洛，由黄道同志与他直接联系。
2、任蒋经国“私人秘书”
1939年春，日军正向江西步步逼进，江西省的军政机关内部非常混乱，纷纷向江西南部撤退。南昌沦陷前夕，蒋经国率手下部分人马迁往赣州。赣南原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蒋经国到赣州后，熊式辉即任命蒋为赣州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余致浚则随政训处转移到吉安，这时，中共江西省委已决定派他到赣州蒋经国那里工作。 蒋经国从1925年到1937年在苏联最艰苦的年代受到革命的严格锻炼。刚回国，便于1937年底到了南昌，一到江西，就被熊式辉委任为江西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处长。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蒋当时还很年轻，受了多年苏联的革命教育，回国时正雄心勃勃，想有一番作为。熊式辉企图限制蒋经国的活动，又鉴于他是蒋介石的公子，对他奈何不得。因此，蒋经国和熊式辉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
1937年冬在南昌时，余致浚就认识蒋经国。当时，他在南昌政训处的“政训大队”学习，蒋经国来大队讲演，一身士兵服打扮，非常低调，引起听者很大的好感。1938年冬，余致浚从政训处调到赣州督练处工作，当时的处长就是蒋经国。他们吃住都在一起，慢慢就熟悉起来。他发现蒋经国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很想改变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僵化状态，并公开赞扬和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赣南，蒋首先采取“除暴安良”的措施，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禁烟、禁赌、禁娼；提倡公仆精神；下访农村，改良社会风气，更提出“建设新赣南”的计划，希望有自己的一番新天地。但是，蒋经国要实现“建设新赣南”的计划，就要受到恶霸特务势力的打击和熊式辉的压制，所以，蒋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靠进步力量的支持。
当时，我们党看到蒋经国的抗日态度是真诚的、积极的，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总方针下，对于一切主张抗日的力量，都采取争取、团结、帮助的态度。所以，在蒋经国那里工作的地下党员，尽量促使蒋经国抗日，并利用蒋的名义进行合法的工作，积极支持并帮助蒋经国“建设新赣南”计划的实施。
1939年春，蒋经国在赣州接任专员职务后，需要用人，江西地下省党委决定派余致浚到蒋经国的身边工作。蒋经国委任他当“私人秘书”，以这个名义领取薪水，主要为蒋经国出谋献策，并为蒋做文字工作。当时有个专区动员委员会，蒋经国是主任委员，他在动员委员会主编《动员旬刊》。赣州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薛汕(雷宁)同志领导一个上层的“文化党小组”，主要任务就是做蒋经国的统战工作，余致浚是薛汕领导下的一个党员。江西地下省委指示：“一定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但不能存幻想……”薛汕在他写的《与蒋经国相处的日子》一书中，多次提到葛洛(余致浚)。书中有一段文字说：“我在动委会的得力助手是党员葛洛，他负责宣传。蒋经国对外发表的文章，大多经他起草，他与蒋经国见面比我多，一些不便由我提出的事，就交葛洛办理去了。”其中还说道：“有什么事，大多由我们领导的‘文化党小组’成员之一的葛洛去办，为什么要由他去呢？因为是蒋特意请他来的，主要是为蒋捉刀，起草文稿，以应各方报刊的需要。‘蒋经国又发表文章了’。各方都很注意，满以为蒋的文章文情并茂，其实都是这位同志的手笔。”
3、与蒋经国的一次谈话
余致浚逝世后，家人从其遗留手稿中发现一份材料，里面谈到了他与蒋经国的一次谈话：
“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从抗日前线传来胜利大捷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晚饭后，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社论，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来找我，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近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这时，蒋经国突然闯进来了，问我们什么事这么高兴。他是从外面归来，路过我们的办公室，听到我们的谈笑声，就推门进来看看。他好像喝了几杯酒，脸红红的。坐下谈了几句，就要茶喝。一看只有半瓶不大热的水，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喝热咖啡。他的办公室和卧室紧挨着我的办公室，是个相当精致的小院子。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室内生了个木炭小火盆，当时正是隆冬，屋里有了火，暖洋洋的显得很舒服。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对于毛泽东，他只是就书论书，未涉及其他问题。他称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伟大政治家，表现对周的人格无限的崇敬，虽未谈具体内容，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说的。也许他知道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拯救了他的父亲，有感恩思想；或者周对他的回国也曾给过帮助。这样的谈话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就没有谈论过类似问题。”
4、办生活书店的斗争
在广州、武汉被日寇侵占后，抗战形势出现逆流，汪精卫公开投敌，日寇大力诱降，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大肆活动。这些顽固派的主攻矛头都集中到主张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方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的逆潮。
1939年春南昌沦陷后，江西境内国民党右派又大肆散布亡国论调，动摇人民抗敌意志，取缔爱国青年抗日救亡活动，查禁封闭传播抗战言论先进思想的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等等。正当江西境内人心震荡的时刻，传出了蒋经国出任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消息，余致浚根据蒋经国一年来在江西的工作表现，认为蒋是坚持抗战的，作风上比较民主，较能体察下情。所以，在江西其他地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在工作遭受迫害无法继续活动的情况下，纷纷跑到赣州，希望能为抗日救亡尽一份力量。生活书店在南昌、吉安、上饶各地分店逐个关闭后，我们党还想在赣州保留一个最后据点。书店的经理张又新就找到余致浚，要他向蒋经国疏通，批准他们的书店能在赣州开业。余致浚当然希望赣州能有个生活书店，他就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向蒋经国征求意见，并极力促使蒋批准这个要求。
蒋皱着眉头，面有难色地说：省政府已有密令，封闭全省的生活书店，现在各地都已陆续执行了，我如不执行，不是显得我刚上任就同熊式辉唱对台戏吗？余致浚想，蒋经国讲得也在理，这确是件难办的事。他不便与蒋强求，就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个问题。他说：“在您管辖下的赣州，连一个进步书店也保不住，还要封闭，群众将会怎样看待你呢？”蒋沉思很久，才缓慢地说，这样做政治影响很不好吧。余致浚见蒋有可商量的余地了，就乘机说，是否另想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呢？蒋经国同意了。于是他俩坐下来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终于想出一个一致同意的办法：即由余致浚出面，由专员公署出钱，把生活书店的书刊全部收购下来，在赣州以专署名义，改个名字，另开书店。这样，蒋经国就不用公开与熊式辉对抗，而又可把生活书店现有的书保留下来，以满足赣州进步读者的需求。书店取名“江西文化服务社”，蒋指令余致浚全面负责，实际老板还是蒋经国。
当时，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对书店等文化单位十分苛求，必定会来无理取闹。书店经理吴越就同蒋经国商定，对书店发行的书刊规定一条原则，必须有当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审查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有审查证就可以售书。
江西文化服务社正式开张后，吸引了众多渴望了解新形势、新知识的读者，书店的名声也不胫而走。书店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和捣乱。这些特务也知道书店老板是蒋经国，不敢过分无理，但还是常来找岔子。一次，三青团书记陈宗滢拿了一本桂林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对经理吴越说，这本书有宣传共产党的内容，不能出售。吴越一看书的背面印有“桂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证，就对陈说，蒋专员说过，凡有审查证的书刊都可以出售，不同意收起来，两人便争吵起来，各不相让。陈非常生气，拿了这本书去找蒋经国评理，蒋看了看内容又把背面的审查证看了，笑着对陈说：这本书是桂林出版的，他们当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既已审查通过，又何必节外生枝干预这件事。陈碰了一个软钉子，也就灰溜溜地走了。
陈见多次找岔子未得逞，不久就当面向蒋经国提出把书店划归三青团办。蒋当初并未同意，随便搪塞了过去。但陈执意不从，蒋就找余致浚和吴越共同商量对策。余致浚谈了他的想法：第一，书店可以名义上给三青团办；第二，书店名称也可以随他们更改；第三，书店的人权、财权、营业权仍归专署领导，三青团不得过问；第四，书店现有的经理和工作人员维持原状，不得更动。蒋经国同意了他的意见，就找陈谈了，陈全部接受这种做法。于是书店名义上归三青团管，并改名“青年书店”，陈宗滢表面上接收了这个书店。又过了一段日子，陈宗滢看见书台上新摆出的《新华南》半月刊，对吴越说，这本杂志有问题，收起来。吴越见后面有图书审查证，就对他说，这本杂志是有审查证的，按规定可以卖。陈执意不从，吴不便同他辩论，就把书台上的《新华南》半月刊全部收起来了。陈见状笑笑走开了，然而，从此也就引来了祸端。
5、逃脱牢狱之灾
在赣州的抗日救亡活动正呈现轰轰烈烈之时，“赣州变红”了、“蒋经国要在赣州搞‘赤化’了”等等谣言纷纷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本来就疑心他的儿子“睡国民党的床，做共产党的梦”，就把蒋经国召回重庆。陈宗滢乘蒋经国去重庆之机，突然袭击了书店，抓走了吴越及店里的全部工作人员，抄走很多书籍。从此，赣州的三青团几乎全部被重庆来的一伙人控制了。党决定地下党员立即疏散听令。
“又抓共产党了”，传言顿时四起，人心惶惶。很快，蒋介石又相继增派了“中统”、“军统”和宪兵来赣州，同时，又调了大批“蓝衣社”来捣乱，蒋经国手下的工作人员把蒋紧急请回。紧接着，熊式辉发出电报，开出黑名单，命蒋经国将他的核心成员黄中美、许季元、高理文、周百皆(这四人都是蒋在苏联的同学)和余致浚以及雷宁等一批人捉拿送省保安司令部候审。几天后，省党部中统头目又拿着一份同样的名单逼蒋经国签批(蒋经国与熊式辉和各派系特务有约在先，无论谁要在赣南抓人，都必须有他的签字批准)，蒋经国明知这是熊式辉借机来打击他，一番斗争无效后也只能被迫执行，从余致浚开始的前几个人被蒋保下来了，从雷宁开始进行逮捕。赣州大搜捕共产党地下人员和爱国青年的恐怖行动就此开始。雷宁后来由著名民主人士雷洁琼保释出狱，他在《与蒋经国相处的日子》一书中写道：“葛洛(余致浚)是他(指蒋)直接聘请的，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能由他的手送牢里，所以就从雷宁起……”赣南此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地下党组织决定转移。1940年4月初，中共地下江西省委命余致浚转移去桂林。他即向蒋经国提出辞呈，要求离开赣州去桂林治病。几经交涉，蒋终于同意余致浚离开赣南，并赠送一笔路费，礼送他前去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