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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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狗”与“犬”之别
现在，“狗”、“犬”意思几乎是相等的，狗就是犬，犬就是狗。要说区别，也有那么一点：一、“犬”文言一点，“狗”通俗一点。军犬不叫军狗，警犬不叫警狗，犬牙交错不说狗牙交错，犬吠一般不说成狗吠，狗叫一般也不说成犬叫。二、“犬”用于贬义较少，“狗”用于贬义较多。犬马之劳，不说成狗马之劳，犬子是自谦，狗子是骂人，狗特务也不叫犬特务，狗屁也不说犬屁，狗东西不说犬东西。总之，二者差别是微小的。
在古代，“狗”、“犬”的差别可就比现在大多了。
甲骨文的“犬”极像狗的样子，是个象形字。“狗”从“犬”，“句”声，是个形声字。依文字发展规律，应当是先有“犬”，后有“狗”。《礼记·曲礼上》：“效犬者，左牵之。”《尔雅·释畜》中说：“未成豪，狗。”“未成豪”就是没有长出刚毛，没长出刚毛的就是小狗崽子。
成语“画虎类犬”，出自《后汉书·马援传》，原文是：“画虎不成反类狗。”人们理解为：画只老虎，却画成了狗。可是，画得再不像，虎也不至于画成狗的样子，画成猫倒也说得通，若真的能画成狗来，说明还是会画画的，只是画错了对象。其实，这个“狗”并不是我们说的狗。
《尔雅·释兽》中说：“熊虎丑，其子狗。”“丑”意思是“类”，这句话的意思是：熊虎类的崽称为狗。清代大学者郝懿行解释《尔雅》的书《尔雅义疏》说：“今东齐、辽东人通呼虎之子为羔，羔即狗之转。”郝懿行认为，山东、辽宁一带人，所说的“虎羔”、“熊羔”的“羔”，是“狗”的读音转变，本来是“狗”，后来变成“羔”。如此看来，画虎类狗的意思应是：想画只大老虎，结果画出个小虎崽。老虎威风凛凛，可是小虎却一点威风也没有，不信到动物园一看就知道了。
别字弄出的“文曲星”
“文曲星”是传说中的星宿，人们说它是主持文运的，文曲星临头，文人就要有好运了。可是，这“文曲星”的“曲”谁也解释不了。“曲”有好几个义项，可是哪一个也跟“文”对不上。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文曲”二字，本是“文典”，是写错了字，才弄出个“文曲星”。
“文曲”二字，最早见于《荀子·正论》，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有“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这句话影响很广，于是“文曲”二字，就成了文学的代词。
古代认为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事物是有对应关系的，斗魁上六星总称为文昌星，是主宰文运的。唐裴庭裕《东观奏记》中写道：“初，日官奏文昌星暗，科场当有事。”可见，文昌星对地上之人是很有影响的，人们是很相信并重视它的。大约是在宋代，人们又因为荀子的名句“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称文昌星为文曲星了。
《水浒》开篇就是：“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由“文曲星”又引申出了“武曲星”。
直到清代学者王念孙在他所著《读书杂志·荀子六成文曲》中，指出《荀子·正论》“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的“曲”是传抄中的误字，正确的应该是“典”，应该是“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这样一来，一直解释不通的“文曲”才解释明白了。
马的骑与乘
至于乘马，早在王亥之前好几代的“相土”时期就已经学会了，但不太普遍，大多是贵族的专有。迁徙队伍中，更多的是负重行走的奴隶，簇拥在牛车、马骑的四周，蹒跚而行。
——余秋雨《古道西风·一》
《世本·作篇》确实说了“相土作乘马”。但是，这“乘马”就是用马驾车，与骑无关。“相土作乘马”在《荀子·解蔽》作“乘杜作乘马”。王先谦注：“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起于相土，故曰作乘马。”
《左传正义》：“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礼记·曲礼上》：“前有车骑，则载飞鸿。”《礼记正义》说：“古人不骑马，经典无言骑者，当是周末时礼。”程树德不同意这些观点，但他在1930年著的《说文稽古篇·骑马之始》论证之后说：“是骑马之俗，当始商末周初也。”
中学语文课本中曾有一篇《古代的车马》，选自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课文说：“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一般地说，没有无马的车，也没有无车的马。因此，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我们认为春秋时代可能有骑马的事，但那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才从匈奴学来了骑马。后来骑马之风才渐渐盛起来的。”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十六章第九节《车》说：“殷代的车，不但存在于卜辞文字中，并有实物出土。”但就是没有骑马的证据。《甲骨文编》中从“马”的字有好多，但是没有“骑”字。
盘庚时代骑马的事目前根本证实不了，说“簇拥在牛车、马骑的四周”，冒出了“马骑”，天马行空，奇了。
“一不作，二不休”的“作”
一不作，二不休，干就干到底。这是我们下决心干什么事的时候常说的话。可是，你要知道了这个“作”原本的意思，可能要出一身冷汗。
一不作，二不休，出自一个故事。
唐德宗时，一支军队在长安叛变，拥立原卢龙节度使朱泚（读cǐ）为皇帝。朱泚自称大秦皇帝，任张光晟（读shèng）为节度使兼宰相。唐德宗命令李晟领兵###朱泚，逼近长安。张光晟率兵与李晟军对阵。张光晟见李晟军声势浩大，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就暗中派心腹去与唐军统帅李晟联络，表示出归降朝廷的意思。李晟一听当然表示欢迎，并说如果张光晟真的投降，一定向朝廷上奏，免他叛乱之罪。
可这个张光晟亲自护送朱泚出城，待朱逃跑远了，他又返回长安，这才率领残部向李晟投降。
张光晟投降后，李晟如约向德宗上奏章，要求对张光晟减罪，并给予任用。
张光晟对李晟感恩不尽，两个人成了好朋友。李晟每次举行宴会，总要邀请张光晟参加，并且奉为上宾。一次宴会上，华州节度使路元光冲着张光晟大怒道：“决不与反贼同席！”李晟见众怒难犯，只得把张光晟软禁起来，听任朝廷处理。不久，德宗下旨，认为张光晟罪不可赦，理应处死。李晟无法再为张光晟说情，只好眼看着张光晟被行刑。
张光晟临死前说：“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
这件事记载在唐朝人赵元一的《奉天录》卷四里。
张光晟先是跟着朱泚作乱，后来又投降朝廷，作乱了但是没有干到底，结果是被朝廷处死。张光晟说“一不作，二不休”，实际是对自己投降朝廷的后悔。
“牛鬼蛇神”是几种怪物
只要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牛鬼蛇神”的。可是要问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的却极少。
当年，造反派批斗四个“走资派”，写了“牛”、“鬼”、“蛇”、“神”四个大字，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牌子。牌子一挂，下面大笑起来，挂“牛”的摇晃着脑袋，很得意的样子，脖子上有“神”的，更有些神气了。气得造反派赶紧扯下了牌子。事后，那个“牛”说：“我是牛，人民的老黄牛，我没有错误。”那个“神”说：“我是神，神全是好的。”这是故意曲解“牛鬼蛇神”的自我解嘲。
“牛鬼蛇神”出自唐代杜牧《樊川集》中的《李贺集序》：“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在这里，“牛鬼蛇神”说的是两种东西：牛头的鬼与蛇身的神，比喻荒诞虚幻的事物。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却成了坏人的代名词，意思转变了，“牛鬼蛇神”成了四种东西。
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人们滥用“牛鬼蛇神”，将一切可以“横扫”的对象，都称为“牛鬼蛇神”。直到现在，“牛鬼蛇神”也恢复不回原来的意义了，已经没有人用它比喻荒诞虚幻了。
诗读“处”处，不可随便
“处”有两个读音：一是读chǔ，意思是居住、置身在某地、安排；再一个是读chù。“处”读chù时，通释：地方，是表示方位的。可是在古代诗词中，“处”除了表示方位外，还可以表示时间，译为“时”。
李白《秋浦歌》：“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何处”就是“何时”，自然是说：从什么时候有了白发，而绝不是说，从什么地方得来的白发。
李白《对酒忆贺监》：“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金龟换酒处”就是：金龟换酒时。
韩愈《早春》：“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一年春好处”明显说的是时间，就是：一年春好时。
王维《
王湾《次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乡书何处达”，不是“乡书”到达什么地方，而是说乡书什么时候能到达。
五代牛希济《生查子》：“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处处怜芳草”意思是常常怜芳草，而不是到什么地方都怜芳草。
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年年肠断处”就是年年断肠的时候。
柳永《雨霖铃》：“留恋处，兰舟催发。”“留恋处”，就是难舍难分的时候。“处”就是“时候”，并不是“地方”。
仅以上各例就说明，在古诗词中读chù的“处”，在多数情况下是表示位置的，但绝不可一概而论，有许多场合是表示时间的。现代汉语的“处处”就是“各个地方”，仅是表示方位的，所以，很容易以今解古。
家喻户晓的孟浩然的《春晓》中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许多人以为处处闻啼鸟，就是听到到处是鸟叫声。其实，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时时听到鸟叫声。
诗人“不觉晓”，是因为“夜来风雨声”干扰了睡眠。夜里没有睡好，想睡个早觉又没睡成的原因是“处处闻啼鸟”，鸟叫声使他没能好好睡个早觉。“闻啼鸟”是“闻”，是听到的。“花落知多少”，是诗人的推测，这说明诗人虽然已经醒了，但是并没有外出，甚至没有起床。这个时候，窗外的世界是通过听觉感知的，而不是通过视觉看到的。没有出门的人，只是靠“闻”，是很难分辨啼鸟是分布各处还是集中于一树的。因为诗人只是听到“啼鸟”时时不断，而不是知道“啼鸟”的分布情况，所以，“处处闻啼鸟”的“处处”，应该解释为“时时”，而不可解释成“到处”。“处处闻啼鸟”，实为鸟声不绝之意。
急切想要欣赏春景的诗人，因为“夜”，因为“风雨”，而没能投入春之中。拂晓了，风雨停了，人却上来了困劲儿。是眯一阵儿，还是出去看春?诗人处于矛盾之中。
“再睡一会儿吧”，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再躺一会儿吧”，叽叽喳喳……啼鸟用一阵一阵的春之声，撩拨着诗人，让他想到“花落知多少”，让他按捺不住。《春晓》写的是春对诗人的勾引，诗人禁不住春的诱惑，而不是看春、赏春。
后来孟浩然肯定是出门了，肯定是投入春的怀中了，但是，诗已结束，那些全不写了。颂春的诗许许多多，多是对春的直接描绘，孟浩然则只写了听春、想春，于是就高了别人一头。若是将“处处闻啼鸟”依常人之解，释为“听到到处都是鸟叫声”，将只是听到的解释成了全面的听看结合，那就等于是让诗人进入了屋外的春天，那样就转回了通俗的窠臼，多了直白，失了含蓄。
“猫熊”变“熊猫”
国宝熊猫是人人皆爱的动物。一种名为“九节狼”的浣熊科动物也叫熊猫，为了区别，将平时所说的熊猫叫大熊猫，管九节狼叫小熊猫。
其实，熊猫本来是叫“猫熊”的，是人们错称为“熊猫”的。
我国古代称熊猫为“貘”，《说文解字》：“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1869年，法国人戴维到四川省宝兴县考察，看到了这种西方人不曾见过的怪兽的皮，一时，引起了欧美博物界的轰动。经动物学家的研究，当时认为这是一种熊科动物（后来，另立熊猫为独立一科），而且外貌极像黑熊，又有些像猫，于是正式定名为“猫熊”。我国学术界也认可了“猫熊”这一名称。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正式对公众展出了“猫熊”这种动物的标本。当时人们写汉字的顺序还都是从右到左。可是写“猫熊”时，却依了英文的书写顺序，从左到右了。结果，“猫熊”让观众念成了“熊猫”。这次展览，是熊猫首次在大众面前亮相，影响很大，“熊猫”之名也传播开了。
其实，学术界一直是用“猫熊”的，比如《辞海》就以“大熊猫”为正条，在“大熊猫”条下做了详细解说，而在“猫熊”条中仅说“即大熊猫”，不作具体解释。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宣传媒体是“猫熊”、“熊猫”并用，平分秋色。自从熊猫成为国宝，走出国门后，它的地位日渐提高，人们习惯用“熊猫”，而“猫熊”渐渐湮没无闻。到现在，若有人叫出“猫熊”来，反而会叫人惊奇。
天下第一别字——冒
天下第一别字，是哪一个？还真不是那些罕见的生僻字，也不是那些容易混淆的形近字，而是感冒的“冒”、冒险的“冒”、冒犯的“冒”。有些常用字就因为我们对它太“熟悉”了，而忽视它的写法，最常用的“冒”字，就是一例。
许多人都以为这个“冒”字上面就是个“曰”，下面是个“目”。错就错在这里，“冒”字的上面并不是“曰”，而是“冃”。
这个“冃”就读mào，它与“曰”的区别是，下面那两横不与别的笔画相连。古文字中的“冃”是个象形字，就是画了一顶古人的帽子，那两横是帽子上的装饰物。
由“冃”组成的“冒”，上面是一顶帽子，下面是一只眼睛，帽子盖在眼睛上，这只眼睛其实是代表了整个的脑袋瓜。最早的“帽”就是“冒”，并没有那个头巾的“巾”。因为一个“冒”字还表示别的义项，负担太重了，后来人们又给“冒”加上“巾”，造出个形声字“帽”，“冒”“帽”分工。“冒”专管“向外透出”等意义，“头上的帽子”这个意思交给“帽”专管。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帽”字的演变历程是：冃—冒—帽。
不常用的陌生字，人们还查查字典，问问别人，可像“冒”这样的天天见面的老哥们儿，也就没有人太注意它了，于是错在不知不觉中；没有与“冒”易混的形近字，没有别的字与之形体相近，错了也就不容易发觉了。
普通话的“普通”
有个喜剧小品：一个大款用方言跟别人对话。人家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用普通话好不好？”大款说：“我又不是普通人啦——为什么说普通话啦？”这个大款是将普通话的“普通”当成了与“特殊”相对的那个“普通”了，他认为“普通话”中“普通”的意思就是“平常的、一般的”，普通话自然就是平常的一般的话了。听起来好像是笑话，其实，的确有许多人并不知道“普通话”这三个字的真正意义，真的是认为“普通话”的“普通”，就是与“特殊”相对的那个“普通”。
那么，“普通话”的“普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普通话”的“普通”其实是“普遍通行”的节缩，与平时说的那个“普通”并不是
其实“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1906年，切音字运动积极分子朱文熊写了一本名为《江苏新字母》的书，书中将汉语分为三类，其中有一类就名为“普通话”。他说，普通话是“各省通用之话”。
朱文熊提出“普通话”这一说法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当时人们称各省普遍通用之话为“蓝青官话”，“蓝青”本意为颜色混杂、不纯粹，“蓝青官话”是指夹杂了各地方言的北京话。因为这种话多是在官场使用，所以称为“官话”。后来，大家都开始说这种人人都明白的话了，使用这种话已经不再仅限于“官”了，民国初年就出现了“国语”一词，“国语”代替了“官话”。较之“官话”，“国语”有了“民”的味道。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进行文字改革时，语言专家对“普通话”这一词的使用进行过严肃的科学论证，称“官话”显然是不可以的；称“国语”也是不妥的。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汉语，还不能称普遍通用的汉民族共同语为“国语”。直接使用“普遍通行的汉语”又嫌音节过长，于是才采用了节缩的方式，称之为“普通话”。
“仲秋”与“中秋”
商品广告上，有的写“仲秋节”，有的写“中秋节”，甚至有的日历上也有两种写法。“仲秋节”、“中秋节”到底是哪一个对？还是全都对？
咱们先看看“仲秋”与“中秋”各是什么意思。
古人排序时用孟、伯、仲、叔、季，就相当于现在的第一、第二、第三。这其中，孟与伯，表示第一个；仲表示的是第二个；叔与季，有“以后”的意思。古人的字中常有这几个字，如曹操字孟德，他就是老大；孙权字仲谋，他就是老二；许慎字叔重，他可能是老三，也可能是老三以后的。
古人说季节时，也用孟、仲、季。春天共是三个月，第一个月就是孟春，第二个月就是仲春，第三个月就称季春。孟秋是七月，仲秋是八月，季秋是九月。所说的仲秋，就是秋天的第二个月。
农历八月十五那个节，的确是在秋天的第二个月，但是这个节日是个时点，并不是时段，这个节是秋天中的最中间的那一天，而不是一个月，所以说只能是“中秋节”而不应该是“仲秋节”。《辞海》“中秋”说：“夏历八月十五日。因在秋季的正中，故称。”
“仲”读zhòng，是表示次序的；“中秋节”的“中”读zhōng，这个“中”是表示位置的。“仲”、“中”，写法不同，读音不同，意思也不一样。
中秋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祭月活动。太阳和月亮，是几乎所有原始民族都祭祀的。我国的周代，祭月已经成为制度。祭月的时候，要求月亮是圆满明亮的，而农历八月十五日，这天秋高气爽，是望月的最佳时间，又逢农闲，于是这天就成了祭月的日子。因为这天是秋天的最中间一天，所以称“中秋节”。
中秋节最要紧的是吃月饼，其实，远在宋代就已经有月饼了。写于宋代的《梦粱录》、《武林旧事》已经有“月饼”这个词了，但那时可并不是家家、人人吃月饼，到了明清，月饼才成了家家必食的节日食品。
“仁丹”与“人丹”
小时候，我们在东北的一些街道墙上常见用蓝白两色写的“仁丹”。大人说，这是日本鬼子画的暗号：标志这条路是死路还是通路。后来，知道这并不是传说而是真的。
仁丹本是一种药，曾在日本风靡一时。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占领了我国台湾。为了避暑，台湾人早就学会了用月桃种子“砂仁”制造清凉解暑药。一个叫森下博的日本军人，从台湾当地居民那儿学到了这种制作方法，回日本后，求教药剂师及汉学家，制成了仁丹。仁丹的成分为甘草、阿仙药、桂皮、茴香、生姜、丁香、益智、缩砂、木香、薄荷脑、龙脑、甘草、芳香性精油。其中缩砂就是砂仁。
这种药取名“仁丹”。取名的日本人认为，取“丹”字，可以兼容道家炼丹兼修身养性的形象；取“仁”字，所谓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深入东亚民族人心。1905年，仁丹出笼问世，在日本一路畅销，甚至占据了中国市场。
1907年，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号召开展抵制日货的反日爱国运动，一呼百应，各地商家拒绝日货，日本货在中国遭受灭顶之灾，然而，仁丹仍然盘踞在中国市场。
中医出身的上海商人黄楚九对日本仁丹在中国大地横行义愤填膺，决心反击仁丹。
1909年黄楚九得到叫做“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自己祖传的“七十二症方”，反复研制，终于研制出新的方剂，做成小粒药丸，取名为“人丹”。
人丹寓意以人为本。人丹因为含有桔梗、樟脑、小茴香等，保健脾胃的功能更强一些，比仁丹好。为了生产人丹，黄楚九还组建了一个“龙虎公司”。
人丹上市后，黄楚九大力宣传，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人丹广告，人丹、仁丹展开大竞销。日本人自然不甘示弱，日本人想出鬼点子，在仁丹广告及说明书上用了中文、英文、蒙文、满文、藏文、回文等六种文字，但是怎么折腾，日本仁丹还是渐渐落败。
日本人眼看人丹要将仁丹打败，便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打起了官司。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到1927年才作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诉讼让黄楚九损失10万余元，但“人丹”的名声从此扩大，销路大增。这场官司的胜诉，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当时在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墙上涂画着一幅旧式军人半身像的仁丹广告，其实,这是日本侵略军的路标。它的奥秘就在那两撇八字胡上:当两撇胡子微微上翘时，说明此路畅通无阻；当胡子的左角下垂时,说明左转不通；当胡子的右角下垂时,说明右转不通；当胡子的两角都下垂时，就是死路一条。侵略中国之前，日本鬼子就在中国大街小巷画满了“仁丹”。侵华战争中，日本鬼子就是在这种广告的指引下，走街串巷，大肆搜捕中国军民的。
日本鬼子的这一阴谋，不久就被中国军民识破。鬼子到来前，中国人把墙上的仁丹胡子重新画一下，与原来的标志相反了。这样日军来时，照着仁丹胡子的指向，结果迷了路。
“雄关漫道”莫误解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20集电视剧《雄关漫道》在中央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雄关漫道》再现了红军第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领导下，强渡乌江、突破金沙江、过雪山草地，行程二万余里，最后与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历史故事。
弘扬长征精神，歌颂革命先驱，电视剧《雄关漫道》是一部极好的作品。美中不足的是“雄关漫道”这个标题。
一看便知，“雄关漫道”出自毛泽东著名的词《忆秦娥·娄山关》，全词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依电视剧标题，“雄关漫道”只能理解为“雄关”与“漫道”两个并列的名词。其实，这背离了毛泽东原作的意思。
将“漫道”理解为“漫漫长路”是不对的。一、长路不能“如铁”。二、《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对红军攻占娄山关战斗的描写，大娄山东西走向横亘在贵州入四川的要道上，娄山关更是大娄山的一个险要的关口。当时的战场，只有“雄关”，是绝不可能有“长路”的。三、“漫漫长路”，说的是路长，而红军长征基本走的不是路，而是雪山、草地，如果只是路长，长征不就轻松了吗？将“漫道”理解为“漫漫长路”降低了长征的难度。
“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雄关”无疑是名词，即雄伟的关隘。“漫道”就不是名词了，“道”是说的意思，“漫”是“别”、“不要”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漫道同慢道，漫说，别说。”可见“雄关漫道”并不是两个名词的并列。“雄关漫道”其实是“漫道雄关”，意思是“不要说雄关”。
“不要说雄关”什么也表达不了，只有跟后面的“真如铁”才能构成句子。“雄关漫道真如铁”，意思是：不要说雄关如铁一样坚固。
如此看来，只是“雄关漫道”，并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作为标题是不妥的。
电视剧是根据同名长篇小说《雄关漫道》改编的，听说还有一部描绘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振兴的电视剧《雄关漫道》。可见，对“雄关漫道”的误解是不少的。
也有以“雄关漫道真如铁”为标题的文章，这样行不行呢？也不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只是说了“不要说雄关如铁一样坚固”，仍然不是完整的表述。“雄关漫道真如铁”加上后面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才是完整的意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要说雄关坚固如铁，现在我们越过去了。这才是完整的意思。
“汨罗江”与“汩罗江”
汨罗江在湖南省，全长不过253公里，若不是因为屈原，不会有多少人知道这条江。
“汨罗江”的“汨”字，读“密”音，右边是个“日”字，现在，将“汨罗江”的“汨”写成“汩”（读古），是典型的别字。
有意思的是，“汨罗江”的“汨”本来就是“汩”，是写了别字才成“汨”的。
“汨”字只有一个用处，就是用于“汨罗江”，别的地方没有用“汨”的，这个“汨”是什么意思呢？字典从来不说，只说它是“汨罗江”的“汨”，别的啥也不说，这也挺怪的。
《辞源》“汨罗江”条说：“水名。在湖南省东北部。上游汨水，流经湘阴县分为二支，南流者曰汨水，一经古罗城曰罗水，至屈潭复合故曰汨罗。”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集解、索隐都说：“汨水在罗，故曰汨罗。”
《辞源》在“汩”字条说：“‘汩’、‘汨’古义相近，篆变为隶，形又相混。古籍中从‘曰’从‘日’常互通用。”
可见，古代“汨”、“汩”本来就是分不清的，“汨”是在从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过程中，因字形相近误写出来的。
当然了，我们不是古代人，还是得写“汨罗江”，不能写成“汩罗江”。
说“父”
在甲骨文中，“父亲”的“父”，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后来才变成现在的样子。起笔那一小撇，其实本是一竖，那就是一根棍子。
棍子对于最古的人类来说，有两种用处：一是生产的工具，二是作战的武器。从“父”的样子，可以看出父亲的社会作用，他们是家庭的生产主力，也是家庭的保卫者。父亲的负担真是不轻啊！当父亲很不容易。
最早的中国人，是将所有的父辈全称为“父”的，后来为了区别，比父亲年长的前面加了“伯”，年少的加了“叔”。
因为“父”在社会中最受尊敬，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父”，古文字中，有许多人名的后面加上了“父”，有的人取名时也用上“父”，这个“父”有时写成“甫”。杜甫，字子美。“甫”与“美”是同义词，“甫”有了“美好”的意思。《诗经·大雅·常武》篇中记载一次出征的周朝将领有大师皇父、程伯休父，这些个“父”，也是男子美称。
“绿林好汉”、“绿营兵”怎么念
有的人将“绿（lù）林好汉”念作“绿（lǜ）林好汉”，他还说出了道理：好汉们出没的地方就是绿色的森林，所以称为“绿（lǜ）林好汉”。可是这样的读法和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绿（lù）林好汉”是出自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聚集在现在湖北省的大洪山一带，这地方的山名叫做“绿（lù）林山”。因为这次农民起义，引发了其他地区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推翻了王莽政权，产生了东汉王朝。后来，人们就以起义的地名称这次起义为“绿（lù）林起义”。以后，称聚集山林反对官府的人为“绿（lù）林好汉”，渐渐地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也自称为“绿（lù）林好汉”。
因为“绿（lù）林好汉”出自地名，所以不能念成“绿（lǜ）林好汉”。
应该注意的是，出自历史的“绿（lù）林起义”开头字母要用大写，这是因为，汉语拼音规则中规定，地名开头大写的要求。
此外还有两处“绿”是读lù的。
一是“鸭绿江”。“鸭绿江”是古代朝鲜语的音译，并不是江水绿如鸭子的头。
二是“绿营”。清朝军队中，满洲、蒙古等少数民族和一部分汉族编为“八旗”，称“八旗兵”；汉族编为“绿营”，称“绿营兵”。“绿营”得名于旗帜，他们的旗帜经常是绿颜色的。既然是来源于绿颜色，读成lǜ应该是不算错的，但是，现在的字典上注音就是lù，所以还以读lù为好。
文 献
孔子真像“丧家之狗”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那次是在郑国的新郑吧，孔子与学生走散了，独个儿栖栖惶惶地站在城门口，有人告诉还在寻找他的学生：“有一个高个儿老头气喘吁吁地像一条丧家犬，站在东门外。”学生找到他后告诉他，他高兴地说：“说我像一条丧家犬？真像！真像！”他的这种高兴，让人着迷。
——余秋雨《古道西风·五》
现在的“丧家犬”，人人明白，是骂人话，是说坏人走投无路，“丧”读sàng。看得出来，文章意思是说孔子让人家给辱骂了，但他没有“感到耻辱”反而还高兴，故而说“他的这种高兴，让人着迷”。
文章说的这事，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原文是：“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古代，“狗”与“犬”的差别比现在大。《尔雅·释畜》中说：“未成豪，狗。”“未成豪”就是没有长出刚毛，没长出刚毛的就是小狗崽子。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的“丧家之狗”，“丧”读sāng。“丧家之狗”就是有丧事人家的小狗崽。
再看看《史记·孔子世家》原文，我们知道，那个郑人其实并没有骂人的意思，只是说，孔子一个人待在那里，样子像办丧事人家的小狗。大家忙于办丧事，没人搭理小狗了，这时的小狗样子有点儿可怜。实话实说，比喻而已，并无贬义。
“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其实是对恰当比喻的欣赏，觉得人家说的一点儿没错，而不是“感到耻辱”。
“丧（sāng）家之狗”确实是“丧（sàng）家犬”的源头，但是，意思却不是原来的了；在别的场合“丧家之狗”与“丧家犬”也许可以没有区别，就是在说孔子这个故事的时候，它们不一样了。这类成语有很多，写文章的人不知道是不行的。
孔子假说
国学热，最热是孔子。于是乎，到处都是“子曰”，到处都是“孔子说”。然而，有一些“子曰”、“孔子说”并不是真的“子曰”、“孔子说”，是假说，孔子根本没说过。
《咬文嚼字》杂志在上海公布了2006年中国出现频率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十大语文差错。“食色，性也”一语，出自《孟子·告子上》，是告子说的，常被人引为孔子的名言，成为“十大”差错之一。
请看：
“和为贵”一词出自《论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主张借礼的作用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
孔子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又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上面文字出自《光明日报》的《中国人的人生智慧》，这同一篇文章，就有两处误用了“孔子说”。
“礼之用，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篇第一》，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有子的话。有子即孔子的学生有若。原文是：“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见于《论语·尧曰篇第二十》，也不是孔子说的，这些话只是文中陈述，并不是孔子语录。
其他场合误用的就更不用说了。孔子说，误用多，问题很严峻，大家很生气。
下面将常见的假孔子说列出。
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第一》）
言而有信。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篇第一》）
温、良、恭、俭、让。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篇第一》）
三思而后行。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公冶长篇第五》）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篇第八》）
任重而道远。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第八》）
循循善诱。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篇第九》）
四海之内皆兄弟。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篇第十二》）
日知其所亡。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篇第十九》）
学而优则仕。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第十九》）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篇第十九》）
误引孔子的话大致有四种情况：一、孔子学生说的，当成孔子说的；二、孟子等人说的，不见于《论语》，说成孔子说的；三、《论语》中弟子说孔子的话，当成孔子自己的话；四、《论语》中陈述的话，当成孔子的话。至于对孔子话的误解，那就更多了，这里没法说了。
“白起，小竖子耳”是骂人吗
《史记·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一节说，毛遂自荐，随平原君到了楚国，按剑而前，对楚王说：“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中学教材及其他注释对“小竖子”的解释全是：相当于“小子”，是古代骂人的话，在这里有轻视白起的意思。
如此注释，并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和文章的语境。“白起，小竖子耳”应该译成：白起不过是个小官罢了。“小竖子”解释为“小官”，才符合原意。
《周礼·天官·内竖》：“内竖，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竖”本来是一种小官的名称，后来才变成了骂人的话。
白起是秦国赫赫有名的大将，《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只说了“白起者，眉人也”，没有介绍他的先人家世，可见白起并不是出身于名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左庶长”这是有记载的白起最初的官爵。商鞅变法后，明确规定了秦国爵位为20等，从最高的二十等至一等分别是：彻侯、关内侯、大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即大良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其中，公乘以下是民爵，五大夫以上才是官爵。左庶长，在秦国二十等爵中属于第十等，是官爵中仅高于五大夫的爵位，刘劭《爵制》：“左右庶长即左右褊裨将军也。”《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自左庶长皆将军也，所将庶人更卒，故以为名。”可见，左庶长是统领庶人的，从左庶长开始才刚刚够得上将军，左庶长不过是最小的将军。与白起后来的官爵比起来，这左庶长只能算是“小吏”了。当然在左庶长之前，白起一定还做过更小的官。《史记·穰侯列传》说：“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一个“举”字，证明了白起的地位原来并不高。可是在短短的时间内，白起由左庶长、左更、大良造，一直达到被封为最高地位的君。这个白起正是一下子由褊裨副将的“小竖”升上来的“暴发户”。这样的人，是最容易让人揭“小竖子”这老底的。
白起的最高爵位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赵国最重要的是与楚国“定从”，是使楚王能够与赵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这个时候，光是吓唬楚王是没有用的，大骂白起、轻视白起不但没用，而且是离题太远。毛遂高就高在抓住了楚王的心理，强调白起本来是个小人物，可是因为攻打楚国而得了荣誉，以“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把“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的楚国打得大败，这一事实与“辱王之先人”，这“百世之怨”、“赵之所羞”的对比，激起楚王的自尊，进而达到“合从”的目的。毛遂讲话的中心是“辱”、“怨”、“羞”这几个字。说“白起，小竖子耳”强调白起之小，以突出这个中心。毛遂的本事不在于勇气，而在于说服，“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白起，小竖子耳”，说白起本是小人物，就是毛遂善于心理分析、善于击中要害的具体体现。这是一处妙笔。如果理解成了毛遂是在骂人，是在骂白起，那就破坏了毛遂的形象，也偏离了文章中心，同时也有损司马迁的笔法。
“白起，小竖子耳”，“耳”用于句尾，一是表示限止，译为“不过……罢了”，这是最常用的；二是表示决定；三是同“邪”、“乎”，表示疑问、感叹（见杨树达《词诠》）。如果依通常注释，这个“耳”就失去了着落，怎么译都不合适。只有译为：白起不过是个小官罢了。这样“耳”字才有了恰当的落实。
“白起，小竖子耳”，就应该解释为：白起不过是个小人物。
从“三军可夺帅”的“夺”说起
《论语·子罕篇第九》中有：“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许多人认为，这里的“夺”就是“被夺走”，王力《古代汉语》的注释就是：“三军人数虽多，如果军心不齐，它的主将也会被人夺走。”主将能被人夺走，志向也能被人夺走，这都不好理解，是说不通的。
其实，这里的“夺”并不是夺走，而是“改变”的意思。
同样的话还有人说过，那就是军事家孙子，《孙子·军争》中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气是不可能被夺走的，心也是不可以夺走的。
《吕氏春秋·诚廉》：“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石头的坚硬怎能“夺走”？丹砂的颜色怎能夺走？这两个“夺”，全是“改变”的意思。
晋李密《陈情表》：“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意思是说舅舅改变了母亲不再嫁之志。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三军中最重要的统帅是可以换人的，但是，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却不可以改变。
孔子说这话的目的是告诉学生，一个人应该坚定信念，矢志不渝。
《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临大节而不可夺”，就是临大节而不可变。
关于“夺”的另一重大误解出自屈原的故事。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的“夺”，也有人解释成“夺走”、“抢夺”。可是，一个堂堂的大夫，直接就从“与之同列”、“王甚任之”的左徒屈原手中抢夺楚怀王指令写的“宪令”草稿，这有点儿太不像话了。上官大夫虽然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这么公开撒野吧，得装装样子吧。屈原草拟的是“宪令”——国家基本法，这种东西也抢得的吗？草稿未定不是金币，谁抢到手就是谁的。敢抢宪令，这事弄到楚王那儿，上官大夫不得挨收拾？
联系屈原写的宪令尚是“草稿未定”，还没有确定下来，应该是上官大夫想要趁稿子未定时更改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条文。“屈平不与”，是屈原没有同意。屈原不同意更改宪令，上官大夫也没有办法，就背后到楚王那儿说屈原的坏话，整人。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就是上官大夫得知屈原起草宪令，想要更改。
草船借箭：孙权—周瑜—诸葛亮
草船借箭是《三国演义》最精彩的一段，是最能表现诸葛亮智慧的故事，这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可是，真实的草船借箭并不是这样。
《三国志·吴主传》引《魏略》说：“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说的是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带兵南下进攻东吴的濡须（安徽无为东南），孙曹两军隔长江相持了一个多月，也没分出个胜负。这天，孙权亲自坐着条大船来到江面观察曹军的动向，结果挨了一顿猛箭，差点儿把船给弄翻了。曹军集中“火力”，没少用“子弹”，看来是下了狠劲儿。孙权没有借箭的意思，也没说是草船，只是察看敌情。孙权船的一侧中箭太多，有些倾斜，将要翻船。孙权急中生智将船调个头，让另一面也受箭，两面挨打，求个平衡。结果平安无事回到营寨。
《魏略》是魏国郎中鱼豢写的，自己人记自己的事，犯不着往孙权小儿脸上搽胭粉。此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孙权没有想到借箭，但将船换一面受箭，说明孙仲谋脑瓜好使，这事本身也挺有意思。
到了宋元话本《三国志平话》，变成了另一个人。“周瑜用帐幕（遮住）船只，曹操一发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棹人回船，却射右面。移时箭满于船。周瑜回，约得数百万支箭。周瑜喜道：‘谢丞相箭。’曹公听得大怒。”
这时，也看不出周瑜是借箭，只是得了便宜卖了乖，气一下曹操。说“约得数百万支箭”，这已经是小说家的夸张，一个人射出十支箭，就需要有十万人同时开弓，还得除去射到水里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有个习惯：好事全是算一个人的。到了《三国演义》，主角成了诸葛亮，聪明全到了孔明一个人身上。《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说，周瑜要杀孔明，命他监造十万支箭，以及孔明立下军令状，利用大雾的机会，逼近曹营，用草船借箭，还跟鲁肃一边借箭一边喝着小酒唠闲嗑。故事生动、好看，但只是故事，并不是真的。
现在小学课本也有了《草船借箭》。从娃娃抓起，草船借箭的主人是诸葛亮，已经难以更改。
《三峡》不是郦道元写的
署名“郦道元”的《三峡》，被选入中学课本多年，这篇选自《水经注·江水》的短文只有一百多字，写得极美。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其实，郦道元根本没有到过三峡。
郦道元（约470—527），生活于南北朝的北魏，当时南北朝对峙，北魏的势力从来没有达到三峡一带。北魏最强大的时候也是“遗之度外，吴蜀而已”，也就是说，北魏没有占领包括三峡的长江流域。郦道元一生都在北朝做官，也没出使过南朝，他是不可能到过三峡的。
没到过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呢？答案是，这些文字不是他的作品，是别人写的。
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收集了大量前人的资料，达437种之多，而多不说明出处。现在看到的《三峡》一节，即是引自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
郦道元只是对盛弘之的文字做了小小的改动，就是“惟三峡七百里中”、“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余里，虽飞云迅鸟，不能过也”等几处。
唐朝欧阳询等编的《艺文类聚》、北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早已经指出《三峡》一节并非出自郦道元之手。遗憾的是，中学课本还是标明作者是郦道元，侵犯了盛弘之的著作权。
盛弘之是南朝刘宋临川王的侍郎，他写的《荆州记》是一部地理著作，主要是记载荆州与古代楚国的地貌及其变迁，兼及各地的乡情、盛物、人事典故、名胜景点。
《水经注》除了引用盛弘之的《荆州记》，还大量引用了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庾仲雍的《江纪》，有的说明了出处，有的没有说明出处，因而造成了误解。
虽然当时中国分裂为南北朝，但是郦道元认为中国应该是统一的国家，南北都应该在《水经注》记述之内，所以虽然没有能力到达南方，却对南方水系力图详细记载，引用别人的文章也是不得已。同时，郦道元对引用的文字也作了一定的修改，有的修改还非常精彩。再说了，如果没有郦道元的《水经注》，盛弘之的《荆州记》、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恐怕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会为世人所知，
《三峡》写的只是巫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是初中课本中郦道元的《三峡》，然而，读这篇文章时，可要当心。
虽然文章开篇一句就是“自三峡七百里中”，其实，这段文字只写了一个巫峡，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这三峡。
在这段文字之前还有：“江水又东，迳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峡中有瞿塘、黄龛二滩。其峡盖自昔禹凿以通江，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也。江水又东，迳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这部分已经写完了“三峡之首”、“瞿塘、黄龛二滩”。接下来才是“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这才是开始写巫峡了。
《三峡》之后的文字接着是“江水历峡”、“江水又东径流水滩”、“江水又东径宜昌北”、“江水又东径狼尾”、“江水又东径黄牛山下”，然后是“江水又东，迳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这段文字才写到了西陵峡。
长江三峡或奇或险或壮美，各有各的特点，课本选文这百余字仅说了一个巫峡，在这之前所说的是瞿塘峡，在这之后写的是西陵峡。观文意，“两岸连山，略无阙处”之前省略了主语“巫峡”。“自三峡七百里中”只是状语，起限定范围作用。全句应当是：在七百里三峡中，巫峡两岸连山，略无阙处。《三峡》一节以“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收尾，其实也已经告诉我们，这部分写的仅是巫峡。
还应该知道的是，三峡并非七百里。
《三峡》原文“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七百里”课本无注，种种翻译、解释全认为“七百里”就是700里。无解说即表示没有疑问。其实，三峡是193公里，也就是不到400里。400、700，古今对里程的认识不会差距这样大吧？其实这“七百里”并非实数，极言其长，行文造势而已，不可实解。
听好“丝竹”弦外音
刘禹锡的《陋室铭》中有：“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丝竹”，中学语文课本注释为：“琴瑟、箫管等乐器。这里指奏乐的声音。”这是沿用了旧注，只是字面上的解释，真正理解“丝竹”在《陋室铭》中的含义，光是说到这里是不够的，还应当“听”出来“丝竹”在这特定语境中的弦外之音。
《陋室铭》先说了“可以调素琴”，又说了“无丝竹”，又是有乐器，又是无乐器，若仅依教材注释就出现矛盾了。可见，这里的“无丝竹”并不是真的没有“琴瑟、箫管等乐器”，而是有其他意义的。
其实，这里的“丝竹”与“素琴”是反义相对，“丝竹”并不是指一般的乐器或音乐，而是指与村野、朴素相对的华靡、典雅的音乐。
丝竹指华靡、高贵的音乐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窃位东藩，爵在上列，身被轻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丝竹”与“轻暖”、“百味”、“华靡”成同义对举。王羲之《兰亭集序》：“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怀。”“丝竹”是与“盛”相连的，是与“一觞一咏”相对的，这里的“丝竹”就是指华丽、喧闹的音乐。白居易《琵琶行》说了“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后，又说“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可是又有“山歌与村笛”，可见，这“丝竹声”并不是所有的音乐，而是指城市里典雅的音乐，与“山歌与村笛”相对的音乐。欧阳修《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欧阳修在这里以“丝竹”为非，喜的却是“负者歌于途”之“歌”，这是抑华靡而扬村野、清新、自然。清人黄景仁《绮怀》诗“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铅华”是妇女化妆品，这里是浮艳的借代。“铅华”与“丝竹”是同义词。
刘禹锡的《陋室铭》，主旨是表达安贫乐道，超脱凡俗的清趣，对市井奢华，官场纷繁的摈弃。将“丝竹”理解为华丽、侈靡的音乐，更符合文章的原意，这样，“可以调素琴”与“无丝竹”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钩鱼”不可作“钓鱼”
《口号万岁》一书中的《阿骨打的骨气》有：
《辽史》卷二七载：“天庆二年二月，（天祚帝）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长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当时女真人处于原始公社后期，被迫向强大的封建帝国契丹大辽朝贡。辽国皇帝远足去钓鱼，女真的一些酋长不远千里前来捧场。
说的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这里的“钓鱼”应该是“钩鱼”。不少人因为不了解“钩鱼”，写作“钓鱼”。
《阿骨打的骨气》所引的《辽史》卷二七，此处原文就是“钩鱼”并不是“钓鱼”。
天祚帝钩鱼的混同江即松花江，若只是小小的钓鱼，犯不上兴师动众，大张旗鼓，远行混同江。农历“二月”黑龙江正是严冬，凿冰下钩，用大缆拴上大钩，钩黑龙江流域的鲟鳇鱼。鲟鳇鱼可达几百斤至千斤，钩鲟鳇鱼不是容易的事，有似后来的木兰围猎。辽帝钩鱼是春“捺钵”的主要内容。“捺钵”契丹语，又作“巴纳”，即国君渔猎行营的帐篷。春“捺钵”时，皇帝和臣僚共议国事，校猎讲武，属国、部族的酋长、首领都来朝见，皇帝设宴款待，君臣共贺。
钩鱼意义不仅仅是鱼，既是比武，也是接见“外宾”，还是开大会，场面很大，很热闹。
水泊梁山文化人
《水浒》主要写的是英雄好汉行侠仗义的故事、拳脚枪棒的功夫，对于文人之事自然没有过多描写，然而，一百零八将并非全都是只知舞枪弄棒的草莽武夫，好汉之中也有许多文化人。
梁山的领导层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宋江出身于刀笔吏，能书善文；军师吴用本来就是教书先生，智多星，大“学究”；卢俊义，卢大员外，也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善于运筹的公孙胜，文化程度更不用说了。正是这些有文化的人，构成了梁山具有高度指挥能力的领导核心。
武将之中的文化人，有幼读兵书的关胜，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董平，武举出身的韩滔，将门之子彭玘；林冲、呼延灼、花荣、杨志、徐宁`等人出身将门，做过军官，也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的。
即使是出身低下的人，也不是全无文化的，如武松也“颇识几字”，识得景阳冈上的榜文，并能在鸳鸯楼上题字。石秀能“细细写一本清账”。
梁山还有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如神机军师朱武，掌管粮钱的柴进和李应，传送文书的戴宗，书法家圣手书生萧让，“极好刀笔”的裴宣，“精通书算”的神算子蒋敬，专攻兽医的皇甫端，“重生扁鹊应难比”的神医安道全……
有些人虽然看不出是知识分子，但也是具有技艺的专门人才，如善于经营酒店的朱贵，精于雕刻的金大坚，搞服装设计的侯健，被称为“妙手楼船匠”的孟康，监造城垣的陶宗旺，金毛犬段景住虽是盗贼却是相马的伯乐。
梁山还有许多文艺人才。乐和笛子吹得好，燕青筝弹得好，马麟箫吹得棒。此外，梁山上的歌手也不少，连那白日鼠白胜也会唱“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没有文化的乌合之众是不能够打胜仗的，正是因为山寨中有了这么多的文化人，水泊梁山的事业才盛极一时，打起仗来才所向无敌。
真的不识字的是鲁达和李逵。鲁提辖打死镇关西之后，行至雁门，傻乎乎“看见众人看榜，挨满在十字路口，也钻在人丛里听时，鲁达却不识字，只听得众人读道‘……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儿。这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李逵也有过如此遭遇。吃过这种苦头的还有张横、李俊、童威、童猛，他们连写信都不会。若是这些人也有了文化，水泊梁山就更不得了了。
《水浒》的怪绰号
绰号又名外号、诨号，是外人根据各人特征取的别名，它是别人强加的，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且有的绰号专找你不愿意听的来。诨号的“诨”，意思就是戏谑，开玩笑。诨号最能抓住人的特征，诙谐、幽默，或褒或贬，一语破的，观点鲜明，便于记忆，富有创造性，其影响之深广，经常超出名与字。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说：“一个简括的诨号，比用头号字印成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还要不容易忘记。”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早已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以绰号扬名的人物。
《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个个绰号响亮，可以说看《水浒》很大程度是看绰号。及时雨、一丈青、小李广、智多星、拼命三郎……个个精神，个个有味道。但有几个便很难懂了，就需要解释了。
宋江的绰号有两个，一个叫“及时雨”，这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叫“呼保义”，这个“呼保义”就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了。保义本是宋代最低一级武官，后来逐渐变成了人人可用的自谦之词。“呼保义”是个动宾结构，宋江以“自呼保义”而表示谦虚，意思是说，自己是最低等的人，后来成了绰号，并减去了“自”。
“混江龙”李俊。“混江龙”本是一种治河清沙的工具，宋代为清理黄河泥沙，发明了一种巨大的铁耙，搅动水底泥沙，使之顺水流走。这种铁耙叫“辊江龙”，也叫“混江龙”。李俊以“混江龙”为绰号，有翻动江河之意。
“黑旋风”李逵。这“旋风”其实是一种火炮。古称大炮为旋风，李逵面似黑铁，性情火暴，恰如大炮，绰号名副其实。有如今人绰号“大炮”。
张横绰号“船火儿”。宋代除了舵手，其余的船工全都叫船火儿，“船火儿”又作“船伙儿”，就是船上的伙计，这是一种职业，演变成了绰号。
邓飞两眼赤红，江湖人称“火眼狻猊”，狻猊就是狮子。
朱贵绰号“旱地忽律”，忽律就是现在说的鳄鱼。
不守戒律，搞女人的和尚称为“花和尚”，可鲁智深是从来不近女色的，称他“花和尚”只因有一身漂亮的文身。
宣赞绰号“丑郡马”。皇亲、宗室女儿的丈夫叫郡马，不是帅哥当不上郡马，可这个郡马却是个丑家伙，极有调侃的意味。
《水浒》里有三个带“病”的绰号：病关索杨雄、病尉迟孙立、病大虫薛永。这是三条好汉，没有一个是病秧子。这“病”并非疾病的“病”，而是古汉语的使动用法，“使……病”，意思是让谁发愁、畏惧。有超过、赛过的意思。传说关索是关羽的三儿子，武功极为了得。“病关索”就是关索看了都犯愁。尉迟是唐朝开国猛将尉迟恭，“大虫”就是老虎，病尉迟意思是超过尉迟恭，病大虫意思是比老虎还厉害。
浪子燕青的“浪子”很好理解，这人英俊洒脱，又风流倜傥，称浪子并不为过。可他又叫“小乙”，这“小乙”可就让人不解了。古称燕子为乙鸟，燕青姓燕，且又身手敏捷轻灵如飞，故称小乙。
武大与潘金莲虽不是好汉，但在电视剧《水浒传》里就数这俩人戏多，远远压过众英雄。他们的绰号也不得不说。
武大的绰号“三寸丁谷树皮”最不好理解，其实这是两个绰号的连用。古代木匠不用铁钉，以“丁”入“卯”连接部件。古代尺寸比现在小，“三寸丁”是说阳物短，不中用。“谷树皮”本应是“榖树皮”，榖树皮只可造纸再无他用，“榖树皮”喻无用之人。稻谷的“谷”过去写作“穀”，左下是个“禾”。“穀”简化为“谷”。“榖”左下是个“木”，因为字形与“穀”接近，也让人错简化成“谷”，造出来了“谷树皮”。
“潘金莲”也是绰号，并不是姓潘名金莲。《水浒》第二十四回说得清楚：“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她到底姓什么名什么全没说，叫什么名也不知道。“潘金莲”这个小名，实际是绰号。南北朝齐朝有个昏君萧宝卷，后称东昏侯。东昏侯十分宠爱潘妃，为了讨潘妃开心，就用金条在宫中地上嵌出莲花图案，让潘妃在上面走。潘妃走在金莲上分外高兴。从此潘妃人称潘金莲。后来就称放荡、奢侈的女人为“潘金莲”。
鲁智深为啥偏吃狗肉
鲁提辖打死镇关西后，逃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取法名智深后，有一段家喻户晓的吃狗肉、大闹文殊院的事。和尚是不可以吃肉的，鲁智深吃肉自然是不允许的，但是，作者写他所吃的偏偏是狗肉，而不是牛肉、猪肉、羊肉。
这绝不是随意选种肉让鲁智深吃吃的信手拈来之笔，而是有深意在其中的。
《水浒》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写，鲁智深因吃酒已经闹了一回事，被长老教训了一顿，“一连三四个月，不敢出寺门去”。这日下山打了根禅杖，回来时，看见了酒家。智深吃了十来碗酒，问庄家：“有甚肉，把一盘来吃。”庄家道：“早来有些牛肉，都卖没了。”鲁智深猛闻得一阵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时，只见墙边砂锅里煮着一只狗在那里。智深道：“你家现有狗肉，如何不卖与俺吃？”庄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此不来问你。”一来二去，智深吃了许多酒，“剩下一脚狗腿，把来揣在怀里”。
鲁智深要肉吃时，那庄家明明知道出家人吃不得肉的，但倒退了一步，说：“早来有些牛肉，都卖没了。”但家里煮着狗肉的事却不肯提，虽然看这僧人不是正路子，也没有提防鲁智深会要狗肉吃。当智深问到时，庄家说：“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此不来问你。”庄家的话，说着随意，却与佛教戒律有关。
佛教经典以狗喻贪婪、忌妒、争斗等恶行。《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中说：“苾刍食狗肉，为狗所吠，佛言不食狗。”南朝宋、梁，朝廷下诏令，禁食狗肉。武则天时曾下令禁食狗肉。宋朝也有了国家禁止屠狗的法令，违犯者要处以极刑，《燕翼贻谋录》记：“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曰：屠狗以食，犯者定行处斩。”《折狱龟鉴》载，包拯知扬州日，有民屠狗，斩以示众之事。佛教严“五荤”之戒，狗肉为首。
可是这个鲁智深不但自己吃狗肉，而且回到寺院，拿出狗腿，“扯来便吃”，“众僧看见，便把袖子遮了脸……远远躲开”。见和尚用两只袖子遮了脸，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将肉便塞”。
鲁智深如此吃狗，如此大闹，是犯了佛教的最大忌讳。作者如此写，正是为了突出鲁智深不能容忍一切约束的豪放性情，与此前此后他的行为相呼应。
悟空为什么偏姓孙
孙悟空何许人也？这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鲁迅认为孙悟空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个猴样水神，叫无支祁。胡适则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郑振铎说：“孙悟空的本身似是印度猴中至强的哈奴曼。”孰是孰非，由专家争下去好了。
关于老孙的姓名，在元代就已经有杂剧提到“齐天大圣”了，这时已经有了“齐天大圣”之名。元末明初说书人的话本中，这猴子已经姓孙了，称为“孙行者”。原来这“孙”字源于“猢狲”，“猢狲”是猴子的别称。取其“狲”，去反犬旁，成为“孙”。“孙”作为姓，对猴子也是恰如其分了，这就更像是中国的了。到了明代中叶吴承恩给老孙起了正式的名——“孙悟空”。当然，这“悟空”只是法名，老孙从小没爹没娘，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没有乳名、学名、字号之类的东西。
猪八戒可是纯粹的国货。传说，吴承恩的家乡江苏淮安有个二流子，名叫朱八，又懒又馋，又爱偷偷摸摸的。吴承恩觉得朱八这种人经过磨炼才能变成好人，世人应以朱八为戒，别学朱八。这才结合野猪精的故事，取名猪八戒。
悟空、八戒的得名，说明了作家选用人名用意是极深的。
弼马温是什么官
《西游记》里的美猴王老孙，一辈子就当过那么一回官，就是玉皇大帝在天上封给他的“弼马温”，这事儿，地球人都知道。
《西游记》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写到太白金星领着美猴王到天上见玉帝后，“猴王却才朝上唱个大喏。玉帝宣文选武选仙卿，看那处少甚官职，着孙悟空去除授。旁边转过武曲星君启奏道：‘天宫里各宫各殿，各方各处，都不少官，只是御马监缺个正堂管事。’玉帝传旨道：‘就除他做个弼马温罢。’众臣叫谢恩，他也只朝上唱个大喏”。
历朝历代都有管理马的官员，《智取威虎山》里，土匪许大马棒手下还有个司马副官胡彪。可是，任何一个王朝的官制里，都没有“弼马温”这么个官职名称。“弼马温”听着就不像那么回事儿，不伦不类，让人弄不明白。
台湾历史学家、掌故家苏同炳先生写过《“弼马温”释义》一文，文中说：
明人赵南星所撰文集中，曾有这么一段话，说：“《马经》言，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西游记》之所本。”
原来古代有这么一个传说，说的是母猴每月来的月经，若流到草料上让马吃了，就可以使马避开瘟疫。有些地方的拴马桩上常雕个石猴，也就是这个意思。
“弼马温”不过是“避马瘟”的同音而已，只是换了两个文词戏弄猴王。孙猴子是公的，却干上了这个差事，这等于是不带脏字地骂人。玉帝让猴王当“弼马温”，这纯粹是拿老孙耍着玩。
“猴”、“侯”同音。古代有个习俗，认为马和猴在一起，寓意“马上封侯”，讨升官晋爵的口彩，也常常将猴子与马画到一起。玉帝怎能不明白这个，可他偏不给老孙一个“侯”，随口就出来了“就除他做个弼马温罢”，愣给他一个“温”，这是成心的。
美猴王没文化，当然也看不出玉帝老儿的伎俩，一开始还美滋滋的，“众臣叫谢恩”，他也跟着“朝上唱个大喏”，没有不同意见。但猴王从众人以后的态度上，渐渐悟出了真经，悟空一气之下回了家，给自己封了个“齐天大圣”。“齐天大圣”，这是与天齐高，跟玉帝平起平坐的意思。
玉帝派托塔李天王、哪吒领兵###，可是，这些天兵天将全都败在老孙的金箍棒下，只得再请猴王到天上，正式封他“齐天大圣”。玉帝又怕悟空惹祸，便让他看管蟠桃园，但这也只有空名。最后孙悟空大闹天宫，玉帝想拿猴子开涮却反被猴耍。
张作霖时代，东北的二把手是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这人在皇姑屯事件中让日本人当场炸死。吴督军马贩子出身，后当骑兵，特别喜欢马，他还在寒冷的黑龙江养了许多从南方弄来的猴子。有人说，吴大帅也爱猴子。其实不是，他养猴子是为了避免马瘟，还是为了马。
赵翼的《论诗》对吗
清代的赵翼是个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个诗人，他写有五首《论诗》，想通过这五首诗，阐释自己的文学创作态度。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
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
这五首诗中，万口传诵的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首《论诗》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被称为“反对泥古的文学理论”。赵翼说的这些对不对呢?不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赵翼的说法，那可就麻烦了。
首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就不是事实，李白、杜甫的诗篇，在赵翼的时代，并没有失去它的魅力。清代有许多赞美李白、杜甫诗作的人，就是到了现在，到了21世纪，李白仍然是李白，杜甫仍然是杜甫，他们二人在诗界的位置仍然不可动摇，仍然没有人可以取代。李白的诗、杜甫的诗，在今天读来还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意味无穷。
千年前的李白、杜甫是这样，李杜之前的《诗经》、《离骚》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没有因为时间而削减了它们的光辉，它们依然在文学的天空闪耀着夺目光彩。
世界并没有因为有了新一代而放弃李白、杜甫、荷马、莎士比亚与歌德，我们的孩子仍然是从他们这些人的作品开始接触文学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能说不是一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只适用于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却不适用于文学。文学的历史不会因为后代有人才出而改写。“诗圣”李白独领风骚已经过千年了，赵翼说的“风骚”，就是到了今天，“风”还是《国风》之风，“骚”还是屈原的《离骚》，怎能说是“各领风骚数百年”呢?
赵翼这么一个明白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赵翼原本的意思是，文学创作不可以机械地模拟前人，要敢于否定古人，敢于创新，但是他的话说过了头，走了极端。切不可依赵翼的《论诗》看诗，但要依赵翼的思想写诗。
谁偷了《龙沙剑传奇》
黑龙江的第一部戏曲作品，就是清嘉庆年间的《龙沙剑传奇》。
《龙沙剑传奇》作者程煐，字瑞屏，安徽天长人。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程煐的表弟因与程家有隙，摘程煐诗句，控告程煐与父亲程树榴诽谤朝廷，结果，程树榴被杀，程煐死缓。程煐被囚17年。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遇赦，流放黑龙江，到了齐齐哈尔。当年冬天，饥寒交迫中的程煐只用了10天时间就写出剧本《龙沙剑传奇》。
《龙沙剑传奇》是以鄱阳湖神仙道化为题材的南戏，是最早描写鄱阳湖神话故事的剧本。全剧共30出，取材于民间流传的许旌阳除妖及湘媪、李鹬三个神话，体现的是“除妖”、“救世”、“安民”的思想，寄托了作者的民族之愤。《龙沙剑传奇》以其严谨而巧妙的结构、丰富而奇特的情节、悲怆沉郁的思想情感、朴素而充满诗意的文采，被称为古代传奇的收尾之作。
《龙沙剑传奇》写成后，未得出版机会，仅有若干手抄本在少数人中流传。
程煐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与流寓齐齐哈尔的学者西清、诗人刘凤诰交往甚密。
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程煐卒于齐齐哈尔。程煐预感生命将息时，将《龙沙剑传奇》书稿及其他诗文稿托付好友刘凤诰，请他转给堂弟程虞卿。
程虞卿诗名丝毫不逊于堂兄程煐。《天长文史》第四辑说他“十六即能诗，好李贺聆语，旋作旋毁无存稿。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谒铁保于都门，因得交一时名公巨卿及海内知名之士”。所编著达十余种，有诗集《水西闲馆诗二十卷》。
程煐后事安顿好后，刘凤诰准备寄出书稿，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刘凤诰多方寻觅，毫无下落。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七月，刘凤诰遇赦，到北京把书稿丢失的事告诉程虞卿，程虞卿顿足痛呼，却无可奈何。
巧的是，程虞卿第二年到北京参加会试，旧友笪立枢（字绳斋）来访。他乡遇故知，二人感叹人生、唏嘘世态之后，笪绳斋拿出一沓书稿，程虞卿一看，如遭电击，这正是程煐的手稿《龙沙剑传奇》。
《冷泾游草》何处可找
应该有一部流人著作《冷泾游草》，是写于齐齐哈尔的。可叹的是，现在并没有人提到这本书，这本《冷泾游草》到哪里去了？
《冷泾游草》作者是江苏金匮（今江苏锡山）人陈宝莹。陈宝莹字琇民，亦署啸溟。这陈啸溟是个天才学子。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同治、光绪年间。陈啸溟可称是清代最懂得爱情的人，在爱情问题上，是个伟丈夫。
陈啸溟出身大家，官至翰林院编修，却厌倦官场，喜欢旅游。
光绪末年，陈啸溟到广州游玩。租了家民房住下，竟和房东的女儿相恋，带这女子到别处同居。房东告到知县，官府将二人拿问。那女的说，爱慕陈啸溟才貌，情愿跟随做妾。啸溟说，相爱是实，怎么处置都行，就是不能交她父亲领回。
南海知县姚绍书爱惜陈啸溟才学，示意大事化小。啸溟道："算我拐带妇女，也不过是四千里充军，关外山川辽阔，我早就很愿意去走一趟，只苦没有机会，快奏，快解，成全我的游兴。但这女孩子嫁我定了。"并请求"妻同配"。知县无奈只得照律将他发配黑龙江，那女子同配黑龙江。时在日俄战争之后。
人人以为，陈啸溟所爱之女，定是沉鱼落雁。有人见过这个女孩子，矮，肥，撅嘴，小眼，头发稀疏，只是皮肤还好。爱有无穷解，这就是情之所至吧。
出关以后，陈啸溟沿途写作，署名"辽天一鹤"。作为流人，他眼中的关东，别是一番美景。陈啸溟与女孩一路走到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难得文人才子，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将军见陈啸溟是翰林出身，便邀他帮办文案。程德全任黑龙江将军后，要奏保陈啸溟回京复官，但这个倔强的陈啸溟却说什么也不肯。黑龙江改为行省后，巡抚程德全要举荐他做知府，陈啸溟又是辞谢。出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赵尔巽与陈啸溟是同年故旧，徐世昌请将陈啸溟调到奉天（沈阳），奏请回京供职。陈啸溟这才答应。
不到两年，陈啸溟因糖尿病并发症，中年而逝。这个犟书生，只留下一方破砚，几箱残书，连办后事的钱都没有了。
陈啸溟的学生邹平（字泰阶），东挪西借，算是安排了陈啸溟的后事，又安置了那个广东胖妞。
后来，邹泰阶筹资，将陈啸溟的文稿刊印成集，一叫做《还珠集》，是在广东时做的，一叫做《冷泾游草》，是在齐齐哈尔写成的，据说都是悲歌慷慨，凄恻缠绵，使人不忍卒读。徐世昌还撰了一篇序文，说啸溟有用世之才，有传世文章，却玩世不恭，与世相违，终于郁郁而终，深致悼惜之意。
陈啸溟的这些故事记载在《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中。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作者高拜石，1901年生，1969年卒。高拜石早年毕业于北京平民大学文科，后进入新闻界，历任《新生晚报》、《民国日报》、《寰宇新闻》和《中央日报》编辑及主笔，台湾省新闻处主任秘书等职。高拜石早年浪迹南北，与名人高官交际甚多，故长于近代史料、熟谙人物掌故。高拜石的记载并不是小说家言，故事中的徐世昌、程德全、姚绍书等人事迹也有史籍可对，陈啸溟、《冷泾游草》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从"游草"二字看，应该是接近游记的笔记，记叙的当是齐齐哈尔地区河川、风物；"泾"有河沟的意思，"冷泾"莫不是嫩水，或其河汊？从陈啸溟的人生态度看，这部书中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必定与其他流人感受不同；以陈啸溟性情为人看，定然精彩异常，别是一番滋味。
可惜，没有找到《冷泾游草》这部好书。如果这本书能露出庐山真面目，也是齐齐哈尔的一件幸事。
并无冯婉贞其人
因为中学课本曾经有过一篇《冯婉贞》，电视剧《火烧圆明园》中也有冯婉贞的形象，使得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冯婉贞这个抵抗英法联军侵略者的女英雄。
可是，笔者看了《冯婉贞》后不禁生疑：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清朝大军节节败退，"京洛骚然"，咸丰皇帝都吓得逃到了热河，圆明园被毁，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主权。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谢庄，一个小小的冯婉贞，竟然能够以刀剑击败长于火器的敌军，"击杀者无虑百十人，敌弃炮仓皇遁"，使谢庄保全，这确实令人振奋，但是总感觉有些不实际。
二、谢庄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一不是战略要地，二不是掠夺目标，人数并不多的英法联军为什么非要攻打这么一个小村子？
三、《冯婉贞》说，谢庄"环村居者皆猎户"，可是，地处京郊，仅仅"距圆明园十里"，"村十里皆平原"的谢庄，却全是猎户，这一带有那么多猎物可打吗？
其实，冯婉贞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中学语文课本提示说："本文记叙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北京圆明园附近谢庄人民反英斗争的故事。"将作者署名徐珂。不但把《冯婉贞》当成了真实的历史，也将作者陆士谔误为徐珂。
北京的几位历史学家对"冯婉贞"发生了兴趣，从文献和实地两方面进行调查。结果既没有找到关于冯婉贞的史料记载，在圆明园附近也没有找到一个叫谢庄的村庄。
其实，《冯婉贞》是一篇短篇武侠小说。
"女婉贞，年十九，姿容妙曼。"冯婉贞一出场就是个年轻、美貌女子，然后是写其勇武，多智，这是典型的女侠形象。与其他一切武侠小说一样，作者将虚构的人物故事放置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历史背景，《冯婉贞》体现的是中国武侠式的理想主义。
《冯婉贞》最早刊于
陆士谔名守先，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生于青浦（今属上海市）。青年时学医，后来成为上海十大名医之一。1905年27岁的陆士谔到上海行医，第二年出版了《精禽填海记》，此后他一边行医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写作小说。1910年创作了《新上海》与《新中国》。《新上海》将清末上海十里洋场种种光怪陆离的"嫖、赌、骗"丑恶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而《新中国》是陆士谔32岁时写下的，这部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是一部以梦为载体的幻想之作，也可以说是科幻小说。书中写道："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此在上海滩建成了浦东大铁桥和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有趣的是为造地铁（电车隧道），还发生不同意见的争执，有说造在地下，有说要造高架。争论到最后，说是造高架行驶噪声太大，且高架铁竖柱影响市容又不方便，最终定下造地下电车隧道。真是奇妙无比。
陆士谔更著名的是武侠小说。他先后出版过《八大剑侠》、《三剑客》、《红侠》、《黑侠》、《白侠》、《北派剑侠全书》、《南派剑侠全书》、《雍正游侠传》、《新三国侠义传》等多种武侠小说。陆士谔卒于1944年3月，终年66岁。
短篇武侠小说《冯婉贞》在上海《申报》上刊出时，徐珂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正筹备《清稗类钞》一书，就将这篇小说收入其中。当时武侠小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还没有流传开，徐珂就把它选入"战事类"中。徐珂对原文做了少许修改，并将标题改为《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中学课本的《冯婉贞》已与陆士谔写的有所不同。
陆士谔的《冯婉贞》后面有一节："陆士谔曰：救亡之道，舍武力又有奚策？谢庄一区区小村落，婉贞一纤纤弱女子，投袂奋起，而抗欧洲两大雄狮，竟得无恙，矧什百于谢庄，什百于婉贞乎？呜乎！可以兴矣！"（引自《中学语文教学论文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学课本及其他许多选本都将这段关键的议论删除。正是通过这段议论，作者充满激情地呼吁中国人民起来以武力反抗外强侵略，主张以强抗争，也指出了中国当时蒙受屈辱的症结。
与后来的"大侠"金庸不同，陆士谔自幼就非常喜爱武术，是个真正的习武之人，《冯婉贞》也体现了他的武术情结。
著名掌故作家郑逸梅在《掌故小札》中记："刘季平夫人陆灵素，为清浦名医陆士谔之女弟，爽朗有丈夫气。"
中国民主革命家、"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因反清被捕，困死狱中。陆士谔的妹夫刘季平挺身而出葬邹容烈士于华泾，因此被世人称"义士刘三"，名闻海内。陆士谔的妹妹陆灵素更是"爽朗有丈夫气"，一副女侠气概。从"冯婉贞"这个女英雄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陆士谔妹妹陆灵素的影子。
《冯婉贞》一文面世后，人们争相阅读，激发出爱国热情。人们希望这个人是真的，不愿意说她是个艺术形象。
不得不说的是，《冯婉贞》一文还是中国"武术"的"诞生地"。
《冯婉贞》中有"冯有女婉贞，年十九，姿容妙曼，而自幼好武术"。
很早就有"武术"一词。《文选》中南朝宋颜延年的《皇太子释奠会诗》就有："偃闭武术，阐扬文令。"但是，这里的"武术"意思是军事，并不是现在的武术，古代称武术叫武艺，一直到《冯婉贞》，武术才是现在的意思，从此，武术的意思才固定下来。
"流沙坠简"是什么
王国维是二十世纪前期最有学问又最具创见的中国学者，除了甲骨文外还在流沙坠简、敦煌学、魏石经、金文、蒙古史、元史、戏曲史等广阔领域作出过开天辟地般的贡献——
余秋雨《问卜中华》
"流沙坠简"是什么？从上面文意看，应该是一个研究领域，与"敦煌学、魏石经、金文、蒙古史、元史、戏曲史"并列。
敦煌学、魏石经、金文、蒙古史、元史、戏曲史，确实都是学术领域，但"流沙坠简"不是。
《辞海》"流沙坠简"条："书名。近人罗振玉、王国维撰。三册。1914年出版，1934年校正重印……"《流沙坠简》，根据法国汉学家沙畹著作中的照片收录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敦煌等地盗掘的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共计588枚(件)。该书分作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部分，第一、三部分是罗振玉撰写的，第二部分为王国维所撰。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处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说，1914年"
"流沙坠简"的"流沙"指发现古简的罗布泊、敦煌、居延海等地，"坠简"的"坠"有遗失、散落的意思，这是很形象的语言。
如此看来，"流沙坠简"是书名，不可以与"敦煌学、魏石经、金文、蒙古史、元史、戏曲史"并列在一起，还应该加上书名号才对。
造成这样的错误，可能是作者并不知道"流沙坠简"为一本书的名字。
地 理
战国楚汉中在哪里
《史记·楚世家》："（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于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史记·秦本纪》、《史记·韩世家》、《史记·张仪列传》、《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战国策》、马王堆汉墓《战国纵横家书》也记载了秦取楚汉中这件事，这次秦取楚汉中的丹阳之战，在战国时代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
对于这个"汉中"，多数注释认为就是现在的陕西省的汉中盆地，或说是现在的陕西省南部，也有的人认为汉中是古今同名同地，干脆不加注释。如林剑鸣《秦史稿》第十章说："汉中，在汉水上游，面积六百方里，楚国原在这里设郡，归秦后，重建汉中郡。这样，就使秦国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不仅消除了楚国从南方来的威胁，而且使巴蜀丰富的物质资源畅通无阻地运向关中……"
笔者以为，战国时代的汉中，并不是今天的陕西汉中，战国汉中的位置应该是现在湖北西北部郧阳地区、陕西西南部安康地区，与今天的汉中完全无涉。战国时代的汉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秦楚两个大国的接触点，是政治军事的斗争焦点；汉中还是楚人的发祥地。确定战国时代楚国汉中的正确位置对于战国史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汉中本是楚地，这一点各书认识是一致的，是没有疑义的。可是，现在的汉中地区，却从来没有属过楚，它一直是秦的势力范围。楚国最强大时，曾经攻取了其西北的许多小国，但是势力并没有达到汉水上游，即现在的汉中。楚曾筑方城以为西北部边防，方城的位置在今河南南阳一带，大致是沿伏牛山西行而南下的围绕南阳盆地的一个半环状的长城。秦楚两个大国之间本来有一个庸国作为缓冲，庸国的位置一般认为是在现在的湖北竹山一带。《左传》载，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湖北西北的竹山一带，成为两个大国直接交锋的地区。在湖北竹溪发现一段楚长城遗址，长城东起竹溪平安至陕西旬阳，绵延70多公里，其走向大致与现在湖北、陕西两省省界相合。楚国的西北界就应该是在这里。楚的力量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汉中。
现在的汉中，当时是什么地方呢？周原出土的文王时卜辞已有"伐蜀"字样，周武王灭殷，蜀人曾经出兵相助。可见，从关中至四川盆地的交通早已经打开了，从关中到四川盆地，必经之路就是现在的汉中。有周一代，今汉中一带为褒国，后称南郑。《华阳国志·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史记·秦本纪》："躁公二年，南郑反。""（秦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南郑就是现在的汉中，这个时候已属秦，因为有南郑扼守着入蜀道路，伐蜀必须先取南郑。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南郑"春秋及战国时其地属楚也"。这显然是错误的。张守节的错误就是将战国时的汉中与《汉书·地理志》中的汉中混为一谈。到
汉中得名于汉水。周昭王南征荆楚，丧师殒命。宋代在今湖北孝感出土的著名青铜器上记载了周昭王命令中先到南方勘察行军路线，为昭王南征做准备工作的事。其中提到了曾、方、邓、汉中州等地名，这些地方都是在今河南南阳到湖北襄阳的大道上。"汉中州"与其他地名并列使用，看来，这个"汉中州"并不仅仅是汉水中的小岛之义。如此说来，汉中这个地名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了。《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王及蔡公殒于汉中。"春秋时期，楚汉中一带是楚国的范围，"楚有汉中，南有巴、黔"，与"南有巴、黔"相对，可见，汉中是楚的北界，应该是现在的湖北西北部一带。秦楚丹阳之战发生在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是在司马错伐蜀后四年，因此司马错是不可能越过楚国的汉中去伐蜀的，他越过的是现在的汉中，即当时的南郑。丹阳战时，秦于武关之外有商於之地，秦兵出武关攻楚，战场在今湖北西北部的丹江一带，再南下一点就是汉水，楚军战败，秦军"遂取汉中之地"占领的就是这一带，这是顺理成章的。《史记·张仪列传》："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这次战争就是丹阳之战，不言战于丹阳，言战于汉中，可见，汉中与丹阳实为一地。汉中包括范围较广，丹阳为汉中的一个城邑，因此可以称汉中，也可以称丹阳。《史记·楚世家》："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亩，姓芈氏，居丹阳。"这汉中就是丹阳所在地，是楚人的发祥地。
楚汉中在《禹贡》中属荆州，秦南郑在《禹贡》中属梁州，楚汉中在东，即今湖北西北部，秦南郑在西，即今陕西汉中一带，两地相连但并不相属，并非一地。秦取楚汉中之后，"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合原来楚汉中与秦南郑而为汉中郡，治所在南郑，即今汉中。因为是政治中心，从此汉水上游的南郑才有了汉中之称，而原来的楚汉中渐渐地没有人称为汉中了。于是，有人误以为现在的汉中就是战国的楚汉中。《辞源》中说汉中，"郡、府名。战国楚地，秦惠文王后十三年置汉中郡"。以为秦的汉中郡原来完全是楚地，是不准确的。
将楚汉中误认为是今汉中，源于古人的旧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战于汉中"，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序》："其地在秦南山之南，楚之西北，汉水之北，名曰汉中。"司马贞的错误是将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后合二而一的汉中郡，当成了楚国的汉中。南山就是秦岭，"南山之南"这地方，丹阳之战时不可能是楚地，不可能是楚的汉中，而应该是秦的南郑。"南山之南"早就是秦地了，秦取楚地到"南山之南"来取岂不是笑话？后人多是沿用了司马贞的这一错误的注解，而没有多加推究。《读史方舆纪要》感到了司马贞的说法有些问题，说汉中府"春秋时为蜀地，战国初属秦，后为楚地。楚衰，又属于秦。秦置汉中郡"。《读史方舆纪要》说了"后为楚"，但是并没有说出时间和具体事件。其实是找不出来，因为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这"后为楚"当是为了解决司马贞的误说而推断出来的。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句时，说："近世有李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鉴》曰：南郑自南郑，汉中自汉中。南郑乃古褒国，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汉中乃金、洋、均、房等六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汉中，乃分南郑以隶之而置郡焉，南郑与汉中为一自此始。"这个李文子说的是正确的，可惜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楚汉中即汉中之误说，才一直沿用至今。
"胡城县"是何县
杜荀鹤《再经胡城县》："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诗中的"胡城县"，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县叫胡城县?
《唐诗鉴赏辞典》于这首诗的释文后加了注释，"胡城县：唐时县名，故址在今安徽阜阳县西北"。这是明明白白地说了，胡城县是唐朝的一个县，并且有具体位置——"安徽阜阳县西北"。其他解释这首诗的人，也多数是这么说的。
安徽阜阳，唐代属河南道颍州，可是查《旧唐书·地理志》，是这样说的："颍州，中，汉汝南郡。隋为汝阴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于汝阴县西北十里置信州，领汝阴、清丘、永安、高唐、永乐等六县。六年，改为颍州，移于今治，省高唐、永乐、永安三县。贞观元年，省清丘县。"颍州内并没有一个"胡城县"。查《新唐书·地理志》"颍州汝阴郡，上。本信州，武德四年置，六年更名。土贡：施、绵、糟白鱼。户三万七百七，口二十万二千八百九十。县四：汝阴，（紧。武德初有永安、高唐、永乐、清丘、颍阳等县，六年省永安、高唐、永乐，贞观元年省清丘、颍阳，皆入汝阴……）"。《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记述县名是极详细的，颍州所领的县名也说得很清楚。可两部地理志中，都没有一个"胡城县"。
《辞源》只说，胡，"国名。春秋时为楚国所灭"。其地在今安徽阜阳西北。《辞海》说的也基本是这样。均没有说有个胡城县。
由此可见，诗中的胡城县并不是一个实有的县名，而是作者为了写作需要虚拟出来的。《唐诗鉴赏辞典》首先认定了它是一个县名，然后，根据古胡国的位置，断定出胡城县的位置，这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解释损害了诗意。
胡城县的有无，看似是无关宏旨的考证，其实，对诗的解释有重大意义。如果说这个县是实有的，诗人是在写实，那么，诗中所说的事，就成了一个县的个例，诗中写的就成了个别现象；如果说这个县是虚拟的，那么，诗中所说的，就不是个别现象了，而是诗人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了。
诗人虚拟出一个县，并让它名为"胡城"，这是别有意味的。"胡"，胡乱的胡，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意思是我这不是实指的，另一个意思，随便哪一个县都是这样，胡乱的社会，就有这种胡乱的荒唐事。
"杏花村"何处寻
一说到"杏花村"，像我这样的人，就想到了酒。最近看电视，知道有几个制酒的酒家竟然为了"杏花村"争了起来：都说自己这儿是"杏花村"的正根儿。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晚唐诗人杜牧的诗——《清明》。读这首诗时，许多人要好奇地问："这杏花村在什么地方？"有的人认真了，考证起了这杏花村在哪省哪县，于是，竟出了山西、安徽两大流派。更有人依据考证出的杏花村，真的卖起酒来。考证得越深入，越是混乱。其实，从《清明》诗本身来看，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杏花村"。
"借问酒家何处有"之后，牧童并没有正面回答"行人"，而是用手"指"。因为牧童什么也没有告诉"行人"，只是用手指了指，根本没有说出那村子的名，外乡来的赶路"行人"，当然也不可能知道这个村庄的名了，况且，"行人"要的是酒，询问村名对于此时此刻的他并没有任何意义。可见，"杏花村"并不是一个村庄的名，只是"行人"顺牧童手之所指，看到的是一个被盛开的杏花围簇的村庄。就是这么一个杏花盛开的无名小村庄，要是当年就有人问起，估计杜牧自己都不一定能再找着这里，因为他心思没在那里。这个小村中有酒是肯定的，但是有没有佳酿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人又要问了："那诗人写这"杏花村"又有什么意义呢?"
清明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节日，这天人们的活动有好几项内容：要祭扫先人墓，要到郊外踏青，在这春风拂面的日子里，孩子们还要玩风筝。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路上行人"，想着家中亲人是否安好，先人的墓地是否有人祭扫，心里当然很苦。清明顾名思义是天气晴朗，其实，我国古代有不少民俗是非常忌清明雨的，有"清明晴，万物成"、"清明前后，夜雨无麦"等俗谚。可是，这"行人"赶上的偏偏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又给"行人"增加了一层苦。
悲苦得无法解脱，所以就有了借酒消愁的想法。可是那个有酒的村子又很"遥"，想弄点儿消愁之酒，仍然还得承受雨中之"遥"。那遥远的村庄，又偏偏开满了象征美好的杏花，这"杏花"与"行人"的处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在"行人"冷却的心上又添上一层悲苦。
看出来了吧，"行人"之苦是一层一层加上去的：清明-清明雨-遥-杏花。这"杏花村"，可以说是浇在"行人"身上的最冷的一瓢凉水，于是这时候，"行人"才真的有了"欲断魂"之感。
最后要说一句，只要是好酒，连巷子深都不怕，管它是哪个村，管它是什么花，好喝就行，争个"杏花村"意义不大，别争了。
东北有个东京城
现在我国有北京、南京，过去的西安可称西京，但就是缺个东京。其实，我国也是有东京的，一个是现在的开封，北宋时叫东京，另一个一般人可就不知道了，那就是黑龙江省的东京城。余秋雨《山居笔记》中的《脆弱的都城》，写的就是这个地方。
东京城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南部著名的风景区镜泊湖南，距镜泊湖不足20公里的宁安市南。这里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的都城。
在唐朝最为强盛的时期，东北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渤海国，渤海国的范围包括现在东北北部、俄罗斯外兴安岭以南，共有东京龙原府、西京鸭渌府、南京南海府、中京显德府、上京龙泉府五个都城。755年，渤海国从中京显德府迁都至上京龙泉府，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都市，这座都城完全是依照长安城建设的，由外城、内城和宫城组成，面积约16平方公里，为长安城的五分之一。
从现存遗址上看，内城的北半部是五座宫殿，是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外城则是御花园、湖泊、亭榭。有一口汲水的八宝琉璃井，至今仍能打得出清冽的甜水。
926年2月23日夜，契丹人耶律阿保机率领铁骑兵分两路，翻越长白山，经过六天六夜的疾驰到达上京城，包围了这座都城。上京城被围三天，渤海人突围无策，渤海王被迫身穿孝服，举起素幡，到阿保机马前投降。
三年后，在别人的土地上建都的契丹人心存狐疑，忐忑不安，总感觉这个都城涌动着一股强烈的反叛情绪。契丹人决定迁都东平郡（今辽宁省辽阳市），强令渤海人随迁。为使渤海人彻底断绝回乡和复仇的念头，契丹人决定火烧京城府邑，"帝王宫阙、公侯宅第，皆化为榛莽瓦砾"。大火烧了半月有余，渤海国200多年的文明尽毁于火。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此次迁居辽东等地的渤海遗民总计9400余户，而契丹灭渤海后所得的103座城池在这次迁移中也多数被弃毁。海东盛国只留得"零落荒城对碧流"，而渤海国的文史资料、文章典籍也被付之一炬，只留下宫殿、城堡和陵墓的废墟，留下瓦砾、箭镞和覆满红锈的铁器。繁华盛世，就在一夜之间复归草莽洪荒。
盛极一时的都城消失了，渤海国被人们遗忘了，这一片土地，成为寒冷而荒凉的无人区。一直到清朝，历经700年都没有人居住。
到清朝时，渤海国早已湮灭于尘土中，而距此不过20里的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成为流放革职官员和大兴文字狱文人的人间地狱，大批江南文化人被流放宁古塔。
这批流落雪域边陲的中原文人，终于发现了这座荒城废墟。其中就有江南才子方拱乾、吴兆骞。二人在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因科场案被判流戍宁古塔，写出了《绝域记略》、《宁古塔志》等。在这些著作中，提到了一个巨大得不可思议的废墟，但是这些博学的才子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时代的城池。
1961年渤海国都城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可见的遗址有上京龙泉府遗址、古井址、禁苑址、街坛址、寺庙址、古墓、古桥址、兴隆寺等，主要遗物有石灯幢、大石佛、舍利函、大石龟、文字瓦等。现在地方政府正力图将渤海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铺"地名密码
赵本山他们铁岭那儿的人，一见面就问："你是哪铺子的？"贺敬之《回延安》有"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
我国带"铺"字的地名，可以说随处可见，而且常常是在"铺"前加上数字，如十八里铺、二十里铺。有的人误以为，这个"铺"就是店铺的"铺"，其实，这个"铺"跟店铺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古代邮递制度留下的印迹。
我国的邮递制度周代就有了，但主要是传递国家、军队的消息。秦代实行车同轨，驿传有所发展，驿道上大约每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汉高祖刘邦就是干这个出身的。唐代以后驿传鼎盛，唐律规定了驿使的级别、驿传凭证、乘传速度。
到宋代驿传机构称为"急脚马递铺"，简称"急递铺"或"铺"。递送文书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水递四种。军情急件交急递，其余分缓急交步马递。递铺距离不等，长的二十五里，短的十里。
到了元朝，递铺兼管政府公文投递，并成为常设部门。《元史·兵志》中记载："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
明朝时，铺递已经在全国确立了。明朝人叶子奇著的《草木子》卷三记："传命，陆有马站，水有水站。州县凡十里立一铺。大事则遣使驰驿，起船马有札子。小事文书以铺兵传送。"可见铺的设立是十里一铺。三十里铺，并不是铺与铺之间的距离，而是从某州县所在地算起的第三个铺。也有的是在地名后加上"铺"，如张家铺、清河铺。
清朝人黄六鸿写的《福惠全书》中说："夫铺递之设，盖以供送各衙门之公文者也。有本州县申报上司之文，其在中途，有彼省传送邻省，及京部院之文，每昼夜须行三百里。凡所到地方，铺司于公文套上填明某日某时到，即为前送，如有稽迟擦损，定行查究……"看得出来，管理手续是非常严格的。
到了19世纪末，随着铁路、公路的建设，西方现代的邮政进入我国，铺递驿站被废除，铺递制度也只得退出历史舞台。
"铺"的地名，多数是在北方，而南方则不多。这是因为，铺递是陆地传邮方式，而南方水网密集，递送多用船，所以铺递较少。
后来，有的地方"铺"写成了"堡"，但是读音多数是pù，一般不读bǎo。
宋代无"汴梁"
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隆力奇杯第12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有一道知识题：说出北宋、南宋的首都分别是哪两个城市。大赛评委老师点评时说："北宋都城开封汴梁。"
开封古称汴梁，但是北宋时，并无汴梁之称。这是一个"通俗错法"，因青年歌手大赛影响极大，老师的点评也极有权威性，故借此对这一流传极广的错误给以纠正。
开封其实是个很古老的地名，但原来不是叫开封，而是叫启封。
春秋时期，郑庄公在今开封城南朱仙镇古城村筑了一个"启封"城，取"启拓封疆"之意，以后这地方就叫启封了。到了西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改启封为开封，原因汉景帝名叫刘启。中国古代有种避讳制度，就是皇帝、圣人的名字中的字，别处不可以再用，就得用同义字、同音字代替，或者写的时候少写一笔或增加几笔，如姓邱的邱，本是姓丘，因为孔子名丘，就给丘姓加个耳朵。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启封从此改成开封。
《辞源》"汴梁"条："地名。今河南开封市。战国时为魏大梁地。晋时东魏置梁州，隋唐改汴州。五代梁晋汉周及北宋皆建都于此，北宋称汴京。元至元二十五年改南京路为汴梁路，明洪武元年改开封府。"
《辞海》"汴梁"条："旧时对开封府的别称。开封在战国时为魏都大梁，后世相沿称该地为大梁，简称梁。唐在此置汴州，简称汴。金元以后合称为汴梁。"
宋代时开封就叫开封，又称东京，又称汴京，但并无汴梁之称。开封称汴梁是金元时的事。称北宋都城为汴梁是不对的。
最长的长城——金长城
中国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就目前的发现，至少15个省（市）自治区有长城分布。人们对长城有许多认识并不正确，比如，将现在的万里长城与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与秦始皇长城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是明代的建筑，距今尚不到六百年。再一个是，以为万里长城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而且长度也远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就是金长城，
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称雄中国北方数百年，它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是这个游牧的女真族是不善于筑城的。可是，其实女真族很会筑城。
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约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西至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不是一道，在许多地方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
金长城至今还是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残高三至
八达岭的明长城固然伟岸、险峻，但却失之于"新"，加上如织的红男绿女，笑语欢歌，越发给人道具之感。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只是一条土做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得像爷爷的驼背一样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逝的深沉，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行走于金长城之上，已不再有旅游的感觉，自然而然想起的是战争，自己也成了披甲引弓的古代草原战士。
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这条长城阻止了成吉思汗。
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及其先辈，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全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有比蒙古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是东进不能时，才被迫转而西征的。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拨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想象着这样的战斗，人的心律是难以正常的。
大兴安岭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筑城时的金帝国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
号称险奇的万里长城，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一直时叛时服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这里一直是金的势力范围。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进入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得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都城从中都（今北京）迁至南京（今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才从南面"定辽西诸部，北趋浯剌、纳浯二江"（《蒙古秘史·续卷一》）。这纳浯江即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湮没无闻了。
黑龙江省的得名
按通常的理解，黑龙江省中的"黑龙江"，自然就是黑龙江这条江，或是黑龙江流域。其实这是误解。
黑龙江省来自"黑龙江将军"。
咱先说"将军"。这里的将军，跟通常说的将军是
现在的辽宁一带，曾设奉天将军，后改称盛京将军；今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曾设宁古塔将军，后来宁古塔将军移吉林乌拉，称吉林将军；今新疆北部设过伊犁将军、塔尔哈巴台将军；今蒙古国设过乌里雅苏台将军。上面这些将军，其实全是简称，全称应该是镇守某某等处将军，或镇守某某等处地方将军。盛京将军全称就是"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盛京是城名，"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可以理解成，镇守以盛京为中心的地区的将军。奉天、宁古塔、吉林乌拉、伊犁、塔尔哈巴台、乌里雅苏台也全是城名。
《清史稿·圣祖本纪》记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十二月，"庚子，郎谈使黑龙江还，上罗刹犯边事状。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率师防之。建木城于黑龙江、呼马尔，分军屯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十月，上至五郎河行宫，奉太皇太后还京。丁未，群臣以台湾平，请上尊号，不许。癸亥，以萨布素为新设黑龙江将军"。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为抗击沙皇俄国的入侵，于现在黑河市爱辉镇黑龙江左岸（今俄罗斯境内的维笑勒依村）筑瑷珲城，设置镇守瑷珲等处地方将军，因瑷珲城又称黑龙江城，所以又称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黑龙江将军的得名，按照各地将军得名的通例，也是以城为名。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中的"黑龙江"就是黑龙江城，而不是黑龙江这条河，更不是黑龙江一带。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辖地，是从宁古塔将军辖地中分出来的，东北至外兴安岭，东南至松花江，西北到额尔古纳河，西南至科尔沁草原，面积比现在的黑龙江省大得多。但现在的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一带等松花江流域地区当时仍属宁古塔将军，后属吉林将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属黑龙江省。因为当时的黑龙江将军属地基本上就是黑龙江这条江两岸，如果"黑龙江"是江的名，就不能再使用"等处"字样了。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黑龙江将军移驻黑龙江江右岸的达斡尔族城堡托尔加城（今爱辉镇）并称此地为新瑷珲城，黑龙江将军及副都统均移驻新瑷珲城。而江左岸的黑龙江城称旧瑷珲，设守尉镇守。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根据将军萨布素关于墨尔根"首尾易制"的奏请，黑龙江将军驻地移至墨尔根城（今嫩江县城），但仍沿用黑龙江将军之名，未以墨尔根将军称。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黑龙江将军再迁至齐齐哈尔，直到清末。黑龙江将军虽迁，但是名称却没有更改，仍然是原来的黑龙江将军。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黑龙江设省，废黑龙江将军。从此一直称黑龙江省。因年代久远，新黑龙江城又以爱辉为名，极少有人使用黑龙江城，人们就忘了黑龙江将军的真实意义，而误以为是出自江名。
查黑龙江省瑷珲县治原名为黑龙江城，其区域系跨黑龙江东西两岸而居。初则将军驻于东岸，黑龙江省即由此而得名。继移于西岸，即今瑷珲县城也，再迁于墨尔根，三迁于齐齐哈尔，即现在之省垣也。而迄今尚称为黑龙江省者沿于此也。
上海与下海
1955年，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游览在黄浦江上，毛泽东突然向陪同人员提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上海还有个下海吗？"在场的上海人，无言以对，谁也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说："应该有。"
毛主席的话，如同在黄浦江中投下一块大石头，于是上海市开始寻找这个不为人知的下海。
找来找去，还真的找到了。在虹口区发现一座叫下海庙的小庙，位于昆明路73号。
据史料记载，下海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从前，这一带多是渔村。渔民出海打鱼，需要祈求神的保佑，便建了这座小庙，奉祀护海女神妈祖。下海庙俗称夏海庙、义王庙，位于虹口区昆明路73号，始建时仅有房屋9间。嘉庆年间荒塌，又重修。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又购地8亩多，逐步扩建。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又增建后殿等10余间。抗日战争初期，下海庙被日军炮火焚毁。1941年起，重新修建。
为了寻找下海人们才注意到它的存在，这时候的它，小得不能再小，而且破烂不堪。
庙小故事多。上海人通过这座小庙破解了上海、下海的由来。
黄浦江的"浦"，在吴方言区原意是小河，多指人工河。宋代为解决吴淞江泄水能力，在吴淞江两岸，大约每隔五里开通一条进入吴淞江的水道，这种支流水道称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
当时，吴淞江现在虹口区海门路一段，南岸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与上海浦相对着，北岸有个浦，叫下海浦。
江南河流命名有个习惯，接近源头的支流称为里或上，靠近下游的称为外或下。上海浦和下海浦，因为位置得名。
上海之名起源于上海浦，但是最后成名是因为酒。
上海本是河流名。后来在这一带设置了专门管理酒税的机关——酒务。因地近上海浦，就称为上海务。上海务滨江临海，人流众多，交易繁忙，税收大增。因为酒，上海务的名气也像酒一样逐渐有了度数。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一下子繁荣起来，竟然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都会之一。
从一条小河，变成收税的办公场所，再变成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这是上海的经历。
而它的比肩兄弟下海，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明初，因吴淞江河道已经严重淤塞，另外开挖了一条新河，这条河大致是现在的苏州河下游。于是，下海浦被抛弃了。清末，黄浦江西岸被辟为租界，兴建船坞、码头、堆栈、工厂，下海浦渐渐淤塞。1922年，下海浦被完全填埋了。原来的下海浦变成街路，就是现在的海门路。下海没有了。只有一个残破小庙——下海庙，记着它的往事。
可喜的是，1990年，经上海市和虹口区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由上海市佛教协会筹建修复下海庙。
有意思的是，庙中有一块纪念碑，落款处刻的是"上海下海庙"。上海、下海肩并肩，又坐在一起了。
1928年前没有"井冈山"之名
井冈山是无人不晓的地名，现在有井冈山市，有井冈山风景区，井冈山也确实是一座山的名称。人们多以为，井冈山的名也与其他山的名称一样古已有之。其实在1928年之前并没有井冈山这个名称，是红军到这里之后才有了"井冈山"。
从1928年之前的文字记载中，现在还找不到"井冈山"这三个字。1930年出版的《吉安县志》中记有，吉安县有个井冈市，明朝时这里设过井冈巡检司。这是提至"井冈"二字的最早记载。可是，这个"井冈"在现在的井冈山东北300多里外，与我们所说的井冈山并不是一回事。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来到现在的井冈山，但是当时并没有井冈山这个名称。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是1928年写的，写作的地点就是现在的井冈山，但是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井冈山，而是说"大小五井山区"。大小五井，指的是罗霄山脉中段湘赣边界江西一侧山区，即现在的井冈山。
当时战斗不断，关于"井冈山"三个字，也没有人过多注意，因此，也没有留下井冈山代替大小五井原因的记载，我们现在也只能推测了。
首先，大小五井是当时江西省遂川县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五个村落的总称。大小五井、大小五井山区与当时红军占据的范围相比要小得多，用大小五井、大小五井山区说明不了红军的活动地域，所以得选用一个能够说明红军活动区域的地名。于是，有了井冈山。
其次，大小五井、大小五井山区表述上也很不简洁，在战斗很频繁的时期，这样的表达很不适应战争的需要。改以"井冈山"三个字代替，就明确、简练多了。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井冈山"这个名称呢？
在江西省罗霄山脉万洋山五指峰北有一个叫井江山村的村庄。井江山村四面是高山，村在中间，像在井里一样。因当地方言"江"、"冈"不分，又演变成了井冈山村。估计，是用这个村子的名，代替了"大小五井"、"大小五井山区"。毛泽东是个语言高手，对地名也特别注意，可能是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这个地名。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期，"井冈山"并不是一个山的名，而是指红军割据的地域，包括山地、村庄、城镇。
被蒋介石误读的"黄埔"
"黄埔军校"中的"埔"是个使用频率极低的字，如果不是因为有个黄埔军校，恐怕没几个人知道有这么个字。现在，黄埔军校的"埔"读pǔ，字典上就是这么写的。其实"埔"字本无pǔ这么个读音，是硬让蒋介石等人给错读出来的。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埔"字，有两个读音，一、读pǔ，"地名用字：黄埔(在广东)"。二、读bù，"大埔，地名，在广东"。这清楚地说明，只有在广东黄埔这一个地方，"埔"这个字是读成pǔ的。
在广东、福建、台湾还能找得出一些带"埔"的小地名，如广东河源市有埔前镇，紫金县有柏埔镇，普宁市有高埔镇；福建惠安有南埔乡，南安有杏埔村、埔当村；台湾有大埔、东埔、北埔等小地名，其他省区就难找这个"埔"了。"埔"是个地名专用字，意思是山间的小平原，是闽南方言用字。除了"黄埔"，其他的地名，当地人全是读成bù的。
如此看来，"埔"这个字仅是个用于广东、福建、台湾一带的方言地名用字，使用范围极窄，而且语义单一。可就是这么一个字，却偏偏要弄出两个读音来，在别的地方全都念bù，单单只是到了黄埔这个地方，就要念成pǔ。仅仅只是为一个地名就单独设立一个读音，这不纯粹是制造麻烦，没事找事吗?
其实，"埔"这字原本只有bù一个读音，后来才有了pǔ的读音，问题就出在当年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和他的部下身上。本来黄埔是个很小的地方，没几户人家，"埔"原本也是读bù的。当年建黄埔军校的时候，黄埔师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当地人极少。蒋介石是浙江人，他的亲信也多是江浙一带吴方言区的人，上海有条黄浦江，那个"黄浦"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了。当时是多事之秋，忙乱得很，哪里还顾得上细枝末节，一看，这个"黄埔"的"埔"跟那个"黄浦"的"浦"模样也差不多，于是蒋介石带头，读成了pǔ。既然蒋介石都这么念，大家也只好跟着这么念了，后来即使是明白的人也就不好"斧正"了。
后来黄埔军校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被错读成pǔ的"埔"也就以讹传讹、越传越广，直到让字典上多出一个多音字来，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更改了。
正说我国省、直辖市、自治区名称由来
我国省、直辖市、自治区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误解多多。有的地理书说四川得名因境内的四条河流而得名，有的书说山东省因泰山以东而得名……其实，我国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名称多数来自行政区划的演变。
河北：位置在黄河之北，但河北省的得名并不是因为这个。唐代这里大部分属河北道；宋设河北路，后分河北东路、河北西路；金分河北东路设大名府路；元属中书省；明设北平省，后废省，所有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北直隶；清改直隶省；1928年民国改河北省，省名使用至今。因此，河北省得名源自唐代的河北道。
山西：位置在太行山之西，但得名不是直接出自太行山之西。唐代这里大部分属于河东道；宋设河东路；金分河东北路、河东南路；元设河东山西道；明置山西省，后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变。因此，山西得名出自元代的河东山西道。
内蒙古：蒙古各部以大戈壁沙漠为地理分界，分为两大部分，戈壁以北称外蒙古，戈壁以南称内蒙古。"内""外"是相对中国中心部分说的。
辽宁：这里以"辽"为地名，历史很悠久了，但作为省名的"辽宁"是后来才出现的。辽宁意为辽河流域永久安宁。唐属河北道；辽属东京、上京等道；金属东京、北京等路；元置辽阳行中书省；明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清设辽东将军，后改奉天将军，再改盛京将军，清末改奉天省；1929年改辽宁省，为辽宁得名的开始。
吉林：满语吉林乌拉意为沿江，吉林是吉林乌拉的简化。清设吉林将军，清末改吉林省。
黑龙江：以黑龙江城而得名。清初置黑龙江将军，清末改黑龙江省。
江苏：以江宁、苏州各取首字得名。1644年，清改南京为江南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
安徽：以安庆、徽州取首字得名。清初属江南省，后分设安徽省，为安徽得名的开始。
浙江：境内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又称浙江，因而得名。唐设江南东道浙东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宋置两浙路，南宋又分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简称浙东路和浙西路；元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明置浙江布政使司；清改浙江省。
山东：金代在这里设置了山东东路、山东西路，这是山东得名的开始；元设山东东西道；明置山东省，后改山东布政使司；清改山东省。
河南：西汉即有河南郡，为河南得名的开始；唐大部分属都畿道和河南道；元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明置河南省，后改河南布政使司；清改河南省。
湖南：唐属江南西道、山南东道和黔中道，后设湖南观察使，为湖南得名的开始；清分湖广省置湖南省。
湖北：宋设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为湖北得名的开始；元属湖广行中书省；明属湖广省，后改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分湖广省置湖北省。
广东：唐属岭南道；宋置广南东路，简称广东路，为广东得名的开始；元设海北广东道；明置广东省，后改广东布政使司；清改广东省。
广西：以广南西路简称得名。宋置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为广西得名的开始；元属湖广行中书省；明置广西省，后改广西布政使司；清改广西省；新中国成立初期设广西省，省会在南宁。
福建：以福州、建州取首字得名。唐属江南东道，后设福建观察使，为福建得名的开始；宋置福建路；元设福建海右道；明置福建省，后改福建布政使司；清改福建省。
台湾：台湾一名由何而来，学术界尚难定论。一般认为，16世纪时台湾有"大员"之称，指台南一带，是当地高山族部落名译音。17世纪"大员"又被改写成台湾。荷兰侵略者在该地所筑的热兰遮城，称之台湾城。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全岛后，台湾大致指今台南市一带。清初建立台湾府，"台湾"一名才指整个岛屿。
海南：以海南岛得名。唐属岭南道；宋属广南西路；元为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是为海南得名的开始；明属广东省；清正式称琼崖为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属广东省，1988置海南省。
江西：唐属江南西道，后设江西观察使，为江西得名的开始。宋置江南东、西二路，简称江西路；元设江西行中书省；明置江西省，后改江西布政使司；清改江西省。
云南：以在云岭之南得名。西汉时云岭之南有个云南县（今云南祥云县），后来云南成了省名。元置云南行省及云南诸路道；明置云南省，后改云南布政使司；清改云南省。
贵州：以贵山得名。唐为黔中道；宋属夔州路；元分属云南、四川、湖广三行中书省；明置贵州土司，是为贵州得名的开始，后置贵州布政使司；清改贵州省。
四川：唐大部属剑南道和山南东、西等道；宋设川峡路，后分设西川路和峡路，再分西川路为益州路和利州路，分峡西路为梓州路和夔州路，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其间设四川制置使，为四川得名的开始；元置四川省和四川行省和西蜀四川道；明置四川省，后改四川布政使司；清改四川省。
陕西：以在陕原之西得名。宋初设陕西路，为陕西得名的开始，后分设永兴军路、陕西五路经略使；元设陕西行中书省和陕西汉中道；明置陕西省，后改陕西布政使司；清改陕西省。
甘肃：以甘州、肃州取首字得名。元初以甘州置甘肃行中书省，为甘肃得名的开始。
宁夏：元灭西夏，置宁夏府路属甘肃行省，宁夏取西夏安宁之意；明属陕西省，改宁夏路为宁夏卫；清改宁夏府，属甘肃省，并设宁夏将军；民国初设甘边宁夏护军使，后置宁夏省。新中国成立后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青海：以青海湖得名。清初为卫藏地，后分设西宁办事大臣，又称青海办事大臣，为青海得名的开始；民国初设青海办事长官，后属甘边宁海镇守使，之后建青海省。
西藏：唐宋为吐蕃；元属宣政院；明称乌思藏，设都司等；清初分卫（前藏）、藏（后藏）等四部，后正式定名为西藏，为西藏得名的开始；清设西藏办事大臣；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区名至今未变。
新疆：以其为新辟疆土而称新疆。清统一后，新疆北部称回部，南部称准部，合称回疆，设伊犁将军，又以新归附的疆土称新疆；1884年设新疆省，是为新疆得名的开始。
"满洲"不是地名
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十月十三日，清太宗皇太极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皇太极所说的"满洲"是女真语的音译，使用"满洲"这两个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同次年的改国号为"清"的意义同出一辙。因满洲人非常重视五行生克学说。当时汉族的明帝国的"明"字有三重"火"的意思在内。汉族之称，来自汉朝，汉以火德王，用赤帜，称炎汉。"炎"字分明是双火组成的。"明"字是"日"、"月"二字组成的，"日"有火意，而帝室姓朱，朱赤色亦有火意，故朱明之合亦"一"、"火"也。故用满洲族名之双水以灭炎汉，用清之一水以灭明火。因五行相生相克，"水能克火"。
对"满洲"的解说，史学界认为是由地名变为部落名，又被皇太极推而广之。
其实，"满洲"一词，在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清太宗下令用"满洲"替代"诸申"一词之前，就早已被记入了史册。《清实录·太祖实录》卷二记载叶赫曰："乌喇、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语言相通，势同一国，岂有五主分建之理。"这与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十月十三日太宗所说的范围完全一样。
"满洲"一词，是努尔哈赤的祖（觉昌安）、父（塔克世）以来，其直属部落所在地的名称，也是其直属部落的名称，还是对内的国名。皇太极用的"满洲"一词已发生了变化，指以女真人为主体的，又融合了大批汉人、蒙古人及部分朝鲜人于其中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族名。
民国成立后，满洲族简称满族。
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后，炮制出一个伪满洲国，这是误以族名称地名。这也足见，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之浅薄。
内蒙古自治区有个著名的边境城市满洲里，满洲里作为地名出现在中国版图上是20世纪初。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俄国根据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中俄密约》有关条款，在我国东北地区建成和西伯利亚铁路相连的东清铁路，进入中国的首站定名"满洲里"。满洲里是"满洲"二字的俄语音译。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正式设立满洲里海关，逐渐成为名闻中外的陆运口岸名城。
渤海湾在哪里
事情发生在烟台海域。问题是烟台海域在哪里。
中新山东网烟台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由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呈拱形包围着，以辽宁老铁山西角经庙岛至山东蓬莱角间的渤海海域与黄海相通。
渤海海域有三个海湾：北部有辽东湾，西部有渤海湾，南部有莱州湾。渤海湾北起河北省乐亭县的大清河口，南到山东省垦利县境内的黄河口。渤海与黄海间的狭窄水路被称为渤海海峡。渤海海峡以东为黄海。
中国海事部门提供的消息说，测量人员在
一看地图便可知道，"金玫瑰"轮沉没处应该是黄海，并不是渤海，更不是渤海湾。
可是，奇怪的是当时媒体报道的多是渤海湾，也有些是渤海，竟没有说是黄海的。
事情往前数。《北京晨报》
先说的出事地点是在"渤海湾海域"，又说"在渤海海峡"，到底是在哪里？这仅是个例子，当时还有许多报道都是说出事地点在"渤海湾"。
"渤海"、"渤海湾"、"渤海海峡"、"黄海"，必须要搞清楚，这事不能乱来！
姓 名
为什么"姓"是"女"旁
怪了，我们的姓绝大多数是从父亲那儿来的，可这个"姓"字为什么却是"女"旁呢？不但如此，有人发现，在我们中国，越是古老的姓有"女"旁的越多，西周青铜器铭文所见的姓，可以明确考订的不到30个，几乎都带"女"旁，如姬、姜、好、妃、娅、娲、婢、嬉、姒、嬴、妫、姚，这是著名的古代大姓。由此，有人推测，这个"女"旁，与姓的起源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姓是怎样产生的？在弄清这个问题前，首先应该说的是名的产生。名的产生远远早于姓的产生，在人类刚刚出现时就有了名。名是由"夕"和"口"组成的。我国第一部字典东汉时的《说文解字》上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说，晚上天黑了，互相看不清面孔，因此用口自己报名，让对方知道。《说文解字》是从字形上对"名"字进行分析，从而推测"名"字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以几十万、几百万年计算的，而文字的产生才不过是几千年的事，在此之前的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东汉时写出的《说文解字》，能对"名"的产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难得的，但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必须由考古学家、社会学家提出更可靠的论据。
现代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已经能够大致勾勒出史前人类的社会面貌，科学家的资料一是来自地下出土的文物，二是对原始民族的考察。事实证明，人类刚一出现，就是组成一定社会组织形式的，是群居的，单个的原始人是很难面对严酷的自然和凶猛的食肉动物而长期存活的。既然是有组织的社会，人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没有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是不行的。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际，首先遇到的是区别一群人中的各个个体问题。大家围攻一只鹿，有人看到鹿向甲某的位置跑去，就高喊让甲某注意，如果甲没有名，他就不可能知道在喊谁，整个围猎就可能失败。大家一起抬一根木头，因人手不够，需要来人帮助，只要喊某人的名，他就可以过来帮忙，如果谁也没有名，听到喊声大家都得过来，那可不方便。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具有人名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为了区别个体，以利于共同劳动、共同生存，几乎是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同时就产生了人名。
在人口很少、活动范围很小的蒙昧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接面是很窄的。这时候只要能把周围的人区别开也就足够了，但是随着人口的繁衍，生产工具的改善，这一群人经常要与别的人群发生接触，区别族群又成为必要的事了。单个人的名，完成不了这一任务，于是产生了整个氏族的族名。
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极低，对自然界认识甚少的时候，原始的宗族意识普遍统治着人类的精神生活。这个时候，几乎每个氏族都把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作为崇拜物，并认为自己就是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认为这种崇拜物是自己的保护者。这种被神化的物叫做图腾。氏族的名称，多来自图腾。
由图腾演变而来的氏族名就是姓氏的雏形。现有的凤、柏、龙、乌等姓就是源自图腾。但是，由图腾转化来的氏族名，还不能算真正的姓，虽然它具有区别人群的作用。在人类婚姻关系达到一定的层次，人们对婚姻的认识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真正的姓才产生了。
最早的人类处于蒙昧之中，生产力极低，与之相适应，最早的婚姻形式是血婚制。这个时候，人们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接触的总是那么一些人，在同一氏族内，性关系是不区分父女、母子、兄妹、姐弟地没有限制地交媾。中国古代传说中，伏羲与女娲是兄妹，他们结合后繁衍出了人类。这个传说，就包含着对蒙昧时代实行的血婚制的解说。
人类渐渐意识到，血缘相近的结合产生的后代体力、智力都很弱。在这时候，首先排除了父女、母子之间的性交，然后是兄妹、姐弟之间的性交，接着是整个氏族内部的交媾被禁止，代之以一个氏族的全体男性与另一氏族全体女子之间的性关系。这个时候，一个男人可以同另一氏族的任意女子发生性关系，这种婚姻组成的家庭，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普那路卡家庭"。与"普那路卡家庭"同时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代。家庭以年长的妇女为中心，女家长与诸多子女、外孙、外孙女共同居住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男子到女子家给女方一定的财物，并付出劳动，才能取得与子女过不固定的性生活的权利，如果表现不好，女子随时可以叫他回到自己的家族里去。由于婚姻不固定，孩子的父亲不是都能确定的，即使知道父亲是谁，因为母亲是社会的主宰，孩子只能姓外婆家的姓。我国云南有些少数民族还存在甥舅连名制，即舅舅的名后面加上本人的名，组合成新的人名，以表示血缘。这也证明了历史上曾有以母姓为姓的时代。
母系氏族社会的中心是女性，一位女性能有几个丈夫。传说中的尧是母亲遇到一条赤龙而生下的，大禹的母亲吃了薏苡而生下他，后稷则是母亲踩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后生下的。这些传说证明：我们的祖先确实经历过只知母而不知父的时代。那个时代，妇女是社会的主宰，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父亲是谁。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四川、云南交界处的纳西族摩梭人中还保留着这种婚姻制度，当地人称之为"阿注婚"，"阿注"就是朋友的意思。"阿注婚"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一个成年男子，可以与另一氏族的所有女子结成阿注，阿注可以随时结成，也可以随时解除。
在人类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道理，有意识避免近亲性交时，区别血缘关系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历史需要区别血缘关系的时候，姓真正地产生了。有了姓，能否通婚就很清楚了。
对于"姓"，《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女生，生亦声。"这个解释说的是，"姓"是个形声字，其中的"生"只是表示读音，意义是从"女"得来的，"姓"的本义可以理解为：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族属的共同标志。
我国古老的姓，如姬、嬴、妫、姜、姚、姒、妘、嫪等，都有"女"旁，这些古老的姓也告诉我们，人类曾经有过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姓"字，由"女"和"生"组成，意思是，由母亲而产生的。母系社会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退出历史大舞台，但有一些带有"女"旁的古老的姓，却一直留到现在。
当人类进入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时，孩子的姓也由母系转变为父系。这时候，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品开始有了一些剩余，私有观念也随之产生，为了把剩余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后代，以男子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产生了，姓也有了新的意义——确定财产继承权。
这个时候，未婚姑娘为了加以区别，一般在姓前冠以孟（伯）、仲、叔、季，用以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幺这种排行。如古书所记孟姜、仲子、叔姬，意即姜家的大女儿、子家的二女儿、姬家的三姑娘。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并不姓孟，而是姓姜，是姜家的大女儿。女子嫁出去以后，一般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并列称某某氏，如一位姬姓女子嫁给被孔子赞誉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卫国大夫孔圉做妻子后，就叫孔姬，若是李姓女子嫁给张姓男子，婚后只能称为张李氏或李氏，这种称呼方式，不久前在某些农村还能找到。
这是中国姓产生的过程，而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姓产生得很晚。北欧一些国家直到19世纪才使用姓，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直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姓，但他们采用联名制和其他方法替代了姓的作用。
"亚父"当是范增绰号
《鸿门宴》中的范增又称亚父，一般对亚父的注释是："项羽对范增的尊称，意思是尊敬他仅次于对待父亲。亚，次。"这个解释大约源自《史记集解》："亚，次也。尊敬之次父，犹管仲为仲父。"
但是，对这条注释可以提出许多疑问：
一、范增当时是70岁的人了，而项羽只有24岁，如果项羽尊敬范增，依当时人辈分的岁差，应当称之为爷爷、祖父，称为"大父"才对，称范增为"父"不但不能算是尊敬，反而是小看了老爷子。
二、范增本是项梁的谋士，是项梁死后留给项羽的"遗产"，如果让项羽自己选择的话，恐怕不会用范增。两个人的政治见解、脾气秉性大相径庭，总是别别扭扭的，直到弄得项羽怀疑亚父通敌，最后项羽硬是把范老头给气死了。两个人是这样的关系，项羽没有理由尊称范增为"亚父"。
三、项羽也确实没拿范增当父辈对待。鸿门宴上的坐次是：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如果亚父享受的是父辈的礼遇，应该和项羽的叔父项伯坐同等的座位，可实际上是项羽和左尹项伯爷俩坐在最高位，然后才是范增，可见项羽并没有把范增摆在父辈的位置上。
四、爹不是谁都可以叫的，项羽称为"父"，别人不能也跟着叫。刘邦借口上厕所离开鸿门宴时，对张良说："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这时刘邦最恨的就是范增，却也用了"亚父"。《史记·项羽本纪》中，陈平用了个反间计，"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看到没有，刘邦的手下人也叫范增为"亚父"。
可见，说"亚父"是"尊敬之次父"是说不通的。
首先是"亚父"的"父"字把人引入歧路的，其实，在上古"父"不一定就是"父亲"。《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死后，鲁哀公说："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鲁哀公称孔子为"父"，就看不出来有一点叫爹的意思。对这个"父"，三国人王肃说："父，丈夫之显称也。"古代人名之后加"父"，又作"甫"，只是男子之称，并没有父亲的意思。但是，说范增是姓范名增字亚父，也说不通。一、古人名和字多少应该有点联系，可是这"增"和"亚"却又看不出来有什么联系。二、司马迁说"亚父者，范增也"，这也不是说明人名和字的正常语式。三、刘邦也犯不着用表示敬意的字称呼想要弄死自己的范增。
可以肯定"亚父"是人名，但不是尊称，也不是字，而文雅的自号那时又没时兴起来，"亚父"就只能是绰号了。《说文解字》："亚，丑也，像人局背之形。""亚"的本义是人背上有包。从《史记·项羽本纪》看，因项羽一次一次地顶着干，范增一气之下，告老还乡，半道上"疽发背而死"。《说文解字》："疽，久痈也。""痈，肿也。"看来，这范老头背上是有个大肿包，而且毛病还不是一天两天的，最后老人就是死在这个包上了。这么一看，这个肿包与亚父的"亚"正是名副其实了。人们是根据他的体形特点，才叫他亚父的。亚父是因背上有个肿包而得来的绰号。
现在学生给人家起外号，要挨老师批评，老师要找家长。当时可不是那样，以绰号呼人并非出于恶意。斗谷于菟、柳下趾、黥布、孙膑，都是以绰号名传千古。"如司马迁著《史记》，因称史迁，更因他受过宫刑，也称腐迁了。不过这些都不用于直接称谓，也不寓褒贬，仅仅附带认识印象而已。"（见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
《史记·项羽本纪》说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本是个隐逸之士，天下大乱时，才出来当了项梁的谋士。太公望、骞叔、傅说、接舆、老聃、鬼谷子、黄石公，这些全是绰号。隐者出身多不以名字行世，而以绰号呼之。"亚父"的使用就应该是这种情况。范增隐而又出，所以用姓名与绰号并称。（
为什么三国人多是单字名
看了《三国演义》之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三国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字名？
的确是这样，翻开历史看看，整个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极少极少。《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艺人，如东方安世；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拣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了人名。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等到爷爷和爹爹死了，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就暗中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戴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王莽亲孙子，但出了这种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妙，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王莽还是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的名字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改成"王宗"的，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他那个时候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数了，但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范围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名现象得以延续，一直到三国时。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某人是什么时代的人，看名字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阿斗的名怎么读
刘备的儿子阿斗，愚蠢、无能，不听诸葛亮的忠言，最后弄得蜀国灭亡，自己也当了俘虏。成了阶下囚后，司马昭问他："还想不想你的蜀国了？"这个浑蛋竟然说："此间乐，不思蜀。"因为这样，阿斗成为无能、愚蠢的代表，与诸葛亮形成了鲜明对比。阿斗是小名，他的大名是刘禅。可是这个"禅"字经常被人念错。
"禅"读chán，又读shàn。前一读音常用，后一读音很少用。读chán时，只能用于与佛教有关的事物，如禅杖、禅院、禅师、坐禅。读shàn的"禅"很少用，我国古代帝王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别人，称作禅让。传说，尧让位给了舜，舜让位给了禹。
刘禅的时代，佛教才刚刚从印度传入中国，当时只是在下层社会有少数信徒，在上层人物中还没有信徒。刘备、诸葛亮这些人也跟佛教不沾边，起名不可能用佛教的"禅"，因此说，刘禅的"禅"，只能读shàn，不能读chán。
"禅"的读音还可以从刘禅的字看出。
刘备在刘禅出生前，认了个养子，取名刘封。刘禅出生后，给这孩子取名"禅"。封禅是帝王为祭拜天地的活动，登泰山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祭地，称"禅"。这个"禅"，读shàn。一个儿子名"封"，另一个儿子称"禅"，是有联系的。
古人的名与字是有联系的，一般是以字解说名，如诸葛亮字孔明，以明解释亮；周瑜字公瑾，以瑾解释瑜；曹操字孟德，以品德解释操行；马超字孟起，以起解释超。
刘禅，字公嗣，"禅"是帝王行为，"嗣"是继承，意思是要继承父业，继续当帝王。
唐僧不是一个人
总统、老师、先生、大校、二哥、局长等称谓，在特定场合起到了人名的作用，但并不是人名。后来，有些称谓有了变化，如总理是一种职务，总理不止一个人，但中国人说的总理，一度专指周恩来。以职务、称号称呼人是经常的，但有些名人总是被人们用职务、称号称呼，久而久之，他的真正姓名反而鲜为人知了。这些称号、职务被"独占"，人们误以为这就是他的本名。
唐僧是悟空的师父，是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其实，唐僧根本不是人名，凡是唐朝的僧人都是唐僧，现在却成了"私人所有"，只用于玄奘一个人。玄奘本名陈袆，生于洛州缑氏（现在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法名玄奘。他遍研经书，深感国内佛经译本缺乏，译文不准，决定到天竺国取经。与《西游记》中讲述的不一样，悟空、八戒、沙和尚还真没跟着玄奘去，马倒是有一匹，后来也在途中死了。玄奘在天竺国游学十多年，回长安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玄奘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三藏是佛经、戒律、论述或注解的总称。因此，玄奘又叫三藏法师，这已是"西游"之后的事了。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成吉思汗是个叱咤风云的名人，但是他的真名并不是成吉思汗，应该叫他铁木真。铁木真原来也不是他的名。他出生时，父亲战胜了塔塔儿部落，杀死了塔塔儿首领铁木真。为了纪念这次战争，以铁木真为他命名。铁木真后来统一蒙古草原，蒙古各部尊他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尊称，意思是强大有力的汗王。
在成吉思汗以武功震撼欧亚时，出现了一位给蒙古文化以巨大影响的人，他叫八思巴。八思巴原名罗追坚参，他是藏族的宗教首领。因为7岁就能读几十万字的经书，9岁就能为别人讲解经文，被誉为八思巴。八思巴也不是人名，是藏族语神童的意思。八思巴参照藏文字母，创制出蒙古新字，对以武力著称的蒙古族的文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的真实姓名是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年，他生于释迦族贵族家庭。传说他35岁那年大彻大悟，成了"佛"。以后，在恒河两岸传教，他反对把人分成等级，同情不幸者，宣传因果报应。他的教义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要求，因此信徒很多。人们尊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他还被称为佛陀，意思是觉悟者。他还有如来、大雄等十几种尊号。
阿凡提，人人都喜爱这个机智、幽默的老人。他可不是虚构出来的，他不叫阿凡提，"阿凡提"是维吾尔语先生、学者、老师的意思，他本名叫纳斯尔丁，是13世纪中亚一带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正义感的诙谐大师。后人将他的故事编成书。因为人人都喜欢他，中国、中亚、西亚各国人民都把他说成是自己人，于是阿凡提有了"多重国籍"。因为他是智慧的象征，凡是机智、幽默的故事都成了他的。纳斯尔丁先生的逸事不断增加着，阿凡提作为先生、学者、教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古希腊有两部英雄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它们是人类早期活动的记录，也是欧洲文学的源泉，它们的作者叫荷马，因此这两部史诗又合称《荷马史诗》，古希腊氏族制度解体的时代也叫荷马时代。"荷马"在古代爱奥尼亚土语里意为盲人。荷马的真实姓名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可能是生于公元前9至公元前8世纪间的一个民间唱诗人，是个盲人。
印度有许多人名中有"辛格"，"辛格"不是人名，而是流行于南亚的锡克教的标志。"辛格"意思是狮子。锡克教创于16世纪初，由那纳克结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因素创立的，反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和莫卧儿王朝的压迫。1699年，第10代祖师高义德·辛格召集来自不同种姓的教徒举行仪式，每个人名字后都加上"辛格"，实行戴梳子，留须发，穿短裤，戴铁手镯，佩腰剑等特殊装束。名字中有"辛格"的人多勇猛善战，在争取民族独立战争中表现出色。
"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马头琴和着激昂的男声，在草原上飘荡。嘎达梅林成为蒙古人民的骄子。"嘎达"意为幼子，"梅林"是官名。嘎达梅林名叫那达木德，汉名叫孟庆山。1929年反抗达尔罕王与东北军阀相勾结霸占牧民草场，领导了蒙古牧民的起义，最后战死在辽河边。
《西厢记》有两个，一个是金代董解元写的《西厢记诸宫调》，被称为"董西厢"；一个是元代王实甫写的，称为"王西厢"。董解元，并非姓董名解元，"解元"本是科举乡试第一名的称呼，后来应举者都俗称解元，成为对读书人的一种尊称。"董西厢"的作者，只留下了姓，却没有把他自己的名留下来，人们只好称他董解元了。
华佗是我国汉末的医学家。生于沛国樵（今安徽省亳州市），卒于208年。精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擅长外科。对"肠胃积聚"等病能利用麻沸散，对患者施行麻醉手术。他还创五禽戏等，强调体育锻炼。后因不从曹操征召被杀。
"华佗"二字的古音与梵语中"药"相应，"华佗"实为药神之意，因其医术高明，人们都将他尊为具有印度神话色彩的"药神"，而称之为"华佗"，并一直沿用下来。而他的本名"旉"倒反不为人所知了。
逗号点出"汉钟离"
"八仙过海"的八仙里有一个大肚子汉，人称汉钟离。这个人的名字可真是有意思，是被逗号点出来的。
传说中的这个仙人本叫钟离权，钟离是古代常见的复姓。
《列仙全传》中说，钟离权，燕台人，号云房先生，本是五代时北汉的大将，因征吐蕃失利，一个人骑马逃入深山。走到山里迷了路，夜已很深了，遇见一个胡僧。这胡僧引他走了好几里地，见到一个村庄。胡僧说："这里是东华先生成道的地方。"说完就作揖而别。过了好久，钟离权听见有人说："一定是绿眼睛胡人多嘴多舌，引来了这个人。"这时，见一个老人披着白鹿皮的衣服，拄着青藜拐杖，大声问道："来者莫非是汉大将军钟离权？你为何不跟着山僧同住学道？"钟离权一听大吃一惊，知道这不是凡人，于是就下决心学道，求老人教他度世之方。这样，老人教了他"长真诀"，又传给他炼金的火候、青龙剑法。学会后，钟离权告辞老师，刚一告辞，回头看时，那个村庄已经不见踪影。钟离权继续求学，先后拜华阳真人、王玄甫为师，得了长生不死的秘诀。居崆峒山紫金四皓峰，成为神仙。
传说，那个老人就是铁拐李。后来钟离权又将吕洞宾度为仙人。
本是"钟离权"，怎么变成了"汉钟离"？
据《宣和书谱》说，这钟离权，写过一幅字，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都督、都统、都头，"都"意思是大、最，"天下都散汉钟离权"是钟离权的自嘲，意思本为，我钟离权乃是天下最大闲散之人。后人误解，在"散"字后点断，将"汉"当成了姓，变成了"天下都散，汉钟离权"。逗号一点，"钟离权"变成了"汉钟离"。
陆羽原本无姓名
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茶叶的专著《茶经》，是我国唐朝的陆羽写的。《茶经》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茶文化发展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茶经》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是当时中国人民关于茶的经验的总结。作者陆羽收集历代茶叶史料、记述亲身调查和实践的经验，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叶历史、产地，茶的功效、栽培、采制、煎煮、饮用的知识和技术都作了阐述。有了《茶经》，我国的茶叶生产从此有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依据，对茶叶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般认为，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称桑苧翁，又号东冈子。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州竟陵郡人（今湖北天门）。
其实，陆羽这个人原来是没有姓也没有名的，他到底应该姓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竟陵有个龙盖寺，寺中有位智积禅师。有一天早晨，寺里的和尚听到外面不断传来大雁的叫声，智积就急忙跑出去看。来到河堤那边，有三只大雁正围着一个婴儿叫，并将羽毛覆盖在孩子身上。智积禅师怕孩子冻死，忙将他抱了回来。可是智积是个出家人，不能收养孩子，就把这孩子送到了一个叫李儒公的人家里。李儒公原来只有一个女儿，看到又来了个男孩很是高兴，就收下了。因为不知道这孩子的姓名，李儒公自己的女儿叫季兰，李儒公就根据孩子脸上的伤痕，依行字取名季疵，"疵"就是毛病的意思。
陆羽七八岁时，李儒公一家要迁回原籍，陆羽不能同行，就到寺院里当了智积和尚的杂工。智积禅师看季疵这孩子聪明、好学，就想让他皈依佛门，成为自己的弟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可是，这个进入佛门的季疵却无意向佛，一心扑在儒家经典上。就这样，季疵一直在寺中做杂役苦工。
智积是唐代名僧，据《纪异录》载，唐代宗时曾召智积入宫，给予特殊礼遇，可见智积也是个饱学之士。智积好茶，陆羽随智积大师在寺院采茶、煮茶，从这时候起，幼小的陆羽已经对茶学产生浓厚兴趣。龙盖寺的杂役生活，就是陆羽成为茶事大家的第一步。
到了十一二岁时，为了生活，季疵离开了山寺，投奔了一个江湖杂耍班子。到了这里就是进入了社会，再用那个难听的"季疵"也不行了，他就琢磨为自己取个正式的名。儒家的经典《易经·渐》中记："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头一句话的意思是：鸿雁向茫茫陆地远飞，夫婿出征迟迟不归。妻子怀了婴儿，可是得不到养育。第二句的意思是：鸿雁飞到了高山，其羽毛可以用来做舞蹈的道具。他就取了这两句中的字，自名陆羽，字鸿渐。这个名正好与他婴儿时被大雁的羽毛覆盖的传说相吻合，又与他游走无定的戏班生活相符。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陆羽作戏时，为竟陵太守李齐物所赏识，李齐物帮助陆羽离开了戏班，陆羽得以专心从师研习儒学，并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后来，二十四五岁的陆羽随着难民离开竟陵，流落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湖州相对安宁，又是名茶产地，陆羽在这一带搜集、积累了不少有关茶的生产、制作的材料。这一时期他又结识了著名诗僧皎然。皎然既是诗僧，又是茶僧，对茶有浓厚兴趣。陆羽又与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过从甚密，皇甫兄弟同样对茶有特殊爱好。艺术的熏陶和江南明丽的山水，使陆羽自然而然地把茶与艺术结为一体。陆羽二十八九岁时，终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茶学专著，也是中国第一部茶文化专著——《茶经》的初稿，以后又经十几年的增补、润色，最后才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茶经》。
让陆羽遗恨的是，直到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自己到底姓什么。一般认为陆羽生于733年，其实这只是他被智积和尚救下的那年，并不真是他的出生年。一般认为陆羽是竟陵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天门人，其实这只是捡拾到他的地方，他的家到底在哪里也是个未知数。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连自己的姓氏也没有的陆羽，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开始，不懈地努力，刻苦地追求，最后成为一代茶学大师，写下了不朽的《茶经》，这种精神实在是令人敬佩。
太监"李莲英"还是"李连英"
大太监小李子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有的书叫他"李莲英"，有的书称他"李连英"，这人到底是"李莲英"还是"李连英"？
小李子入宫前叫李英泰，据说"李连英"是"老佛爷"给他起的名。"莲英"意思就是荷花，是那个时代女孩子最常用的名。明明知道人家是男的，但割了物件，就给人家起个女名，这等于是公开的侮辱，对于太后自己来说，也显得太过分、太粗暴、太无礼了。因此说，慈禧不大可能给得意的手下太监起个女孩子的名。
历史教师纪连海在《百家讲坛》说过，"李连英"跟他是同一个"连"。
作家霍达说过，他写《补天裂》时，为"李莲英"还是"李连英"犯了愁，翻了许多资料，一直查到李连英的墓碑碑文，终于确信大总管头上没长"草"，应该是"李连英"。
早年在北京恩济庄有一块巨大的石碑，高3?
既然是叫李连英，可是，不但现在有人写成"李莲英"，就是一些当时的文献也是让他头上顶草，这是为什么？
有人估计，是当时的一些官员对宦官参政不满，而又不敢公开反对，就拿太监的名开涮，给他加个草字头，暗示这人不男不女。
有趣的是，"莲英"这个过去女孩子最常用的名，后来却少见了，这可能与"李莲英"的鼎鼎大名有点关系——哪个女孩子愿意跟这么个人同名？
《红楼梦》的人名密码
有人统计过，《红楼梦》中总共写了975个人，其中有姓有名的732个，人称《红楼梦》是"一姓一名皆具精意"。解读这些人名的含义，对理解《红楼梦》这部经典小说有重要的意义。
《红楼梦》开篇就引出《题石头记》诗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首诗其实是有言在先告诉读者，这部书表面上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是"荒唐言"，可是书的真正意义，却并不在这里，男女之间的爱情只不过是"荒唐言"而已，而"其中味"并没有明示，这是要读者自己去理解的。这是作者曹雪芹在提示人们阅读《红楼梦》的方法。
贾雨村和甄士隐是《红楼梦》中最早出现的两个人物。"贾雨村"谐音"假语存"，"甄士隐"谐音"真事隐"，这两个名又一次提示：存在这本书表面上的是假语，真的思想是隐藏着的。曹雪芹是用这两个人的名字再一次提醒读者阅读时要注意书的真实内涵。
作为全书总纲的"护官符"，提到的四个姓氏，这本身就是一种密码。"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是以"贾"谐音"假"。"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本是一种官名，这里是用了双关，实指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金陵王"本是一种封号，这里也是用了双关，实指王子腾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是以"雪"谐音"薛"，指薛家。是这四大家族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交织出了这部《红楼梦》的主要矛盾。
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葫芦僧"得名于贾雨村当年出家的葫芦庙，也就是贾雨村潦倒时寄居的地方。"葫芦"本来是当时的俗语，就是不清不白、糊里糊涂的意思，这与文中贾雨村的断案方式正好一致，用"葫芦僧"这个名的作用是提示中心。
被拐卖的甄士隐的女儿名"英莲"，"英莲"谐音就是"应怜"，这个人的命运，真是应该可怜。被薛蟠打死的小乡宦之子名为"冯渊"，"冯渊"谐音"逢冤"，逢上了薛蟠这个薛家的呆霸王，可真是逢上了冤家。作者使用"英莲"、"冯渊"两个名，是利用谐音寄寓着对两个不幸有情人的深切同情。
"霍起"这个人物一出现，就是"祸起"，甄家就丢了女儿，继而遭了火灾。甄家丫环娇杏，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侥幸"做了贾雨村的夫人。贾府的清客詹光、单聘人、卜固修，是一帮子"沾光"、"善骗人"、"不顾羞"的家伙。而粮房书办则是詹会，这个人只知道"沾惠"，贾芸的舅舅干脆就叫卜世仁，也就是"不是人"。贾化则是满口的"假话"。贾家的四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这"元、迎、探、惜"就是"原应叹惜"。
宝玉、黛玉、宝钗，这三个人是最为关键的人物。"宝玉"二字寄托着贾府这个贵族世家的期望，可是这个期望却是"假"的。"贾宝玉"这个名中暗示着叛逆的性格。"黛玉"中有"宝玉"的"玉"，意在取其清纯、洁净；"宝钗"中有"宝玉"的"宝"，意在取其富贵。三个人的名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牵连，这已经说明了三个之间纠葛不断、不可分割的关系。
通过这些人名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一书使用语言的深度，即使是人的名字的选用，曹雪芹也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