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曾监控到汶川地震[3]

核心提示：原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在“5·12”地震发生前，曾实时监控到四川红格地震台HRT波仪出现临震异常，他们计算的结果是震级7到8级。但因为预报地震要填地震预报卡，要经过专家评审，采取防范措施的时间也来不及，最终他们没有上报。

周恩来面对面交代的任务

“我们向周总理当面请示过，目前很难达到准确预报三要素：地点、时间、震级，怎么办？总理说，精确的科学预报暂时做不到，你们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打个招呼不行吗？”

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1935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留苏归国，一生从事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研究，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央地震办、国家地震局工作。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他是国家地震局负责中国东部震情的京津组组长，是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奇迹”的重要贡献者。

1976年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利用晚间组织了震情座谈会，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下半年可能有更强地震”的震情通报。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赶回县里，将震情报告给河北省青龙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冉广岐果断采取措施。三天后唐山地震，青龙县47万人民无一人死亡，创造了中国地震预报史上的“青龙奇迹”。

作为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汪成民退休后坚持地震预报研究，他是国家863“地震预测智能决策”课题的牵头人。

汶川地震后，73岁的汪成民带领中国地震局退休老专家进行了较为成功的三次余震预测，并深入四川灾区调查震前预报预测信息，收集到预测意见二十多条，写下《对汶川大震的预测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文。

2010年2月27日，汪成民约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一个老地震工作者对中国地震预报工作的洞见、经历与反思。

李四光独排众议

《瞭望》：如何理性看待中国地震预报的水平？

汪成民：这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地震学界应该首先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现在的地震预报水平。

假如最乐观者给地震预报水平打一百分，最悲观者是零分，在他们之间画上一条直线，那么在这条直线上就涵盖了所有地震学者不同观点的立足点。

最乐观的人认为现在地震预报已经过关，不需要再进行多少研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只要有力地组织实施，地震预报就能实现。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预报失败就应该实施问责。

最悲观的人目前不会非常明确地坦露观点，实际上从内心深处他们非常想说的是：地震预报绝对不是我们当代能做的事，是把共产主义的事情拿到社会主义来做。用新的语言表述：就是要十几代和几十代人的努力。那么，目前工作实际上就是打基础，收集情况，准备条件，现阶段不是讨论对地震怎么报和报不报的问题。

《瞭望》：以上两种极端的观点，即非常乐观的和非常悲观的观点，都是少数派吗？

汪成民：是的。虽然持以上两种极端的观点的人，都是极少数派。但是实际上几乎每个地震专家对地震预报的水平认识都不完全一致，因此历史上围绕地震是否可以预报，怎样预报一直有争论。

1969年向周总理汇报的会议，说法跟调子也都不一样；1970年宣布国家地震局成立的那次会议，也是有争论的。有时周总理直接问：地震预测这件事能不能做？

这一场争论里，李四光独排众议，这个独排众议的会议我没参加，可李老前前后后发表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他认为，地震预报是可行的，不能等到地震预报在科学上完全解决了以后，国家才能开展这项工作。

《瞭望》：1969年渤海地震后，周总理为什么要让李四光来当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

汪成民：在这场众说纷纭的争论中，周总理的态度是明确、坚决的。他在几次会议上说过，我把李老请来，当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就是让有信心的人来干这件事情，总理还说指挥这么一个大的攻克科学难关的战役，没有一个有信心的指挥员怎么能打胜仗？

《瞭望》：中国地震局这个单位的设立，就是要把地震预报作为一个任务来完成吗？

汪成民：邢台地震以后，总理明确要求我们，要在你们这一代解决这一难题。后来，他又指出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号召我们，要像蜜蜂一样，多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总结经验，寻找办法；应该利用我们现有的知识，尽量使老百姓解除痛苦，为国家分担地震袭击带来的各种问题。

1969年成立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后来改成国家地震局，目的除了加速这个科学探索工作，就是把已经学到手的认识赶快应用，力争在大地震发生前，向当地打一个招呼。

负罪感与失落感

《瞭望》：有些乐观的人认为地震预报确实是过关了，现在地震预报就是地震局的责任问题。

汪成民：依据这种观点，预报不出来就是失误。对地震预报的艰巨性，它的复杂性和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认识得都不是很清楚。

也正是因为这种极端观点的存在，因此实际就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地震局系统，包括很多权威专家的思想，倾向于地震预报目前搞不出来。从各式各样的文章里，你能看出来，假如问得非常尖锐的话，就说地震预报没有确切的可靠的等等一大堆定语。

地震预报本身，这个题目有太大的压力，在压力的背后，又有很多利益驱动。假如说是像唐山、汶川这样的地震，能够报但没报出来，那本身就是个责任问题，这个事情压力太大！几十万人的生死，这个责任谁来负？

另外一些人，如果他说地震预报是完全可以的话，容易取得一些社会公众的赞誉。

假如你有一个失误，你就要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假如有一个成功，你就有非常大的荣誉。这是非常大的诱惑力，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说话就有水分了。

我想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某种预报，谁预报了，或者谁漏报了，这些观点与判断要非常地慎重，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走司法部门解决中国足球腐败的办法，由外界介入，采取调研查证的方式。由当事者自我评说，永远说不清楚。

《瞭望》：唐山地震是否漏报有过争论，事实上，地震能不能预报和每次地震能不能报成功，都是有争论的。

汪成民：地震发生之后，假如一个人没死，事情好办一些，死亡那么多人，提起这些地震，有一些人会有很重的一种负罪感，感到自己有罪；另外有些人有很重的失落感，正确意见没被采纳，与立功的机会失之交臂。在沉重的压力与巨大的愤怒情绪下，很难客观、公正地去恢复历史真实面貌。许多失误者千方百计辩解、推托，不少正确者不断美化、完善。这两个极端是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者无法规避的抉择与命运。

对大震预测失误的反思，不是回忆一段什么很普通的历史，它涉及到几十万人的生命，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客观、公正、公平地谈一些事实是很难的。你若想了解真情，唯一的办法是查证、落实。反复去查资料，尤其当时留下的文字资料，而不是当事者事后追记的回忆录。

《瞭望》：如果预报成功了，就是一个天大的荣誉。如果有一点失误，就是一个最大的罪恶，这么大的压力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了？

汪成民：都卷进去了，没有人逃得脱，包括我本人。

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直不愿谈这事，因为它太沉重。唐山地震后，有人写文章认为震前我本人没有什么预报，贴大字报、发调查表都是编造的。也有人认为：谁都没有老汪有水平，他事先有预报，创造了“青龙奇迹”。

青龙事件，不是一个明确的预报，青龙事件就是打招呼，大家最近要注意一下。事前是有情况的，而且恰好就在唐山这个地区，我点到唐山地区了，王春青回到青龙县报信，又碰到冉广岐这么一个好领导。

“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瞭望》：在汶川地震后，你们一批老专家成功预测了三次强余震？

汪成民：汶川震后不久，科技部在香山举办了一次会议，我在会上讲到在四川预报了余震。

一位专家详细问了情况。时间、地点他都承认是对的。我说预报的是7级左右，最后发生的是6级，这位专家说这算什么预报？从能量上来看相差30多倍。

我说，知不知道海城地震怎么报出来的？海城地震，预报是5~6级，发生7.3级，那不是30多倍，而是能量相差300多倍。尽管如此，事先打了招呼，至少救了十万个人。老百姓与中央领导并没有苛求我们一定要报多准，而是要我们向党和政府打招呼，告诉大家最近不太安稳。老百姓非常满意，政府非常满意，政府出面直接表彰了辽宁省这样一支地震队伍，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海城地震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成功的预报实例。中国地震局系统在海城境内，树立了好几座丰碑。可这个成功并不是科学上严格的精确的预测，比如没有精确的时间、震级。

《瞭望》：那么，在这个阶段地震预报应该如何进行呢？

汪成民：我认为不能把地震预报的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一个概念是，“科学上的精确预报”，另一个概念是“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科学上的精确预报”，是科学家坐在计算机前。预测要求精度高，科学上说得很清楚。但地震没过关，要长期研究机理。所以专家提出，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我就问，什么时候能报地震呢？他们说把所有机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报地震。

我说，感冒机理清楚不清楚？感冒本身，假如完全弄清机理，怎么会有非典、甲流？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研究透的机理，这个机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甲流就不治了？

不可能，老百姓要治。就运用现有的经验与技术，你不能说我现在没研究透，暂时拒之门外，这跟地震预报的道理完全一样。

所以要提出第二种地震预报概念，不是科学的精确预报，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实效预报”。

在目前地震预测研究没有过关之前，我们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报”，我们要取得效果，机理肯定要研究。但最重要的是运用目前的认识去做，有多少经验做多少事情。

周恩来：打个招呼不行吗？

《瞭望》：你认为要反对关于地震预报的两种极端观点？

汪成民：一个方面一定要大力反对地震不可预测的观点。宣传地震预测我们现在无能为力，这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不能过于乐观，看不到科学上的艰巨、复杂性，一两次成功就认为地震预报已经过关，地震预报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

这两种极端观点，都不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既要认清地震预报没过关的现实，又要相信我们面临地震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假如工作做得好的话，也能使灾害避免，这个才是我的观点，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瞭望》：周恩来总理讲过，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力争在大震发生前打个招呼。

汪成民：我们向周总理当面请示过，目前很难达到准确预报三要素：地点、时间、震级，怎么办？总理说，精确的科学预报暂时做不到，你们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打个招呼不行吗？

假如预测得比较确切，地点比较明确，政府部门当然比较容易应对。如果只有一个预测方向，一个大体的时段怎么办呢？我也请示过总理联络员刘西尧，他说：若情况严重，就需给中央报告，实事求是说你们对此有几分把握，让政府心中有数。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才出现了例如1974年69号文的这种方式的打招呼；文中叙述了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也反映了少数人的特殊意见……这种打招呼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确的预报”当然有区别，但仍然能取得防震减灾的良好效果。

《瞭望》：地震预报没有过关的情况下，又难以避免虚报。

汪成民：我个人认为，要有思想准备，就是有可能有预报失误。要是政府领导能理解，就是失误几次以后，能换来一次比较大的成功，这个就值。有这样的理念，地震预报完全可以搞得非常好。这就是一种地震社会学，因为预报必须要通过政府，必须要通过群众。

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民动员起来做事情是世界第一的。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优秀传统扔掉呢？现在老百姓积极性很高，专家们又瞧不起，说没有什么可行的依据。这样的话，白白地把资源推到门外去了，没法做好地震预报工作。

“地震预报不会不搞，因为人民需要”

《瞭望》：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如耿庆国、钱复业、赵玉林、李有才，退休之后仍然投入地震预报事业，最后却与大地震临震预报擦肩而过，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坚持？

汪成民：到过汶川就有体会了。我们年纪大了，按理说安度晚年，逛逛公园完全可以。可是有几件事情放不下。

对我来说，周总理非常亲切严肃地面对面谈话，交待工作，到今天我都不能忘怀。邢台地震现场，总理嘱托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李四光离世之前的春节，他住在医院里却突然提出要听地震形势的汇报，我们带资料给他汇报。医生限制说十来分钟吧，后来不让走，汇报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手段，都挂挂图，在李老病床前挂着。这个地方有变化，这是什么地点。

1971年5月2日，周总理在八宝山送别李四光的追悼会上，还说搞地震的来了没有，我们在边上说来了。总理说你们要把李四光的精神传下去，“现在任务交给你们了！”就是希望这一代人能够尽快把地震预报搞好，等于面对面交代任务。

《瞭望》：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具体有哪些办法？

汪成民：在地震预测指挥上，要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以高度的责任心，对每个蛛丝马迹进行追踪、分析，地震预测的各级领导必须对预测具有充分的信心，把地震预测作为己任，不容许任何犹豫不决，若不搞地震预报，那还要地震局干吗？

地震预报不会不搞，因为人民需要，国家需要，地震是客观的不断地发生，地震局这个组织既然成立了，也不会解散。那么地震局必须要有所作为，也就是在地震预测方面，帮助国家在减轻避免伤亡方面作一些应有的贡献。

这个贡献，几十年以前我们做了很多次，地震局本身也对外宣传，一共报准过二三十次地震，那应该把汶川地震也纳入有可能预测的一个范围，不要过多宣传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事实，地震预报本身不是人为的要求搞还是不搞，地震它就不来。这个难题早晚总是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