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

《中国文学》是我国对外的文学刊物。这本存活了50年的杂志，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建立的功绩将长留在中外读者中间。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了黄金时期，英、法两个文版的总印数在6万份以上，发行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1986年统计，英文版《中国文学》在美国订户为1731，在芬兰为1195，法文版仅巴黎订户有1026。
　　就在中国文学走势看好之时，《中国文学》新任主编杨宪益于1981年倡议出版“熊猫”丛书。该丛书先将杂志上已译载过的，但还没有出过书的作品结集出版。随着丛书的发展，又增加了新译的作品。丛书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中国当代、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也出版了少量的德、日等文版“熊猫”丛书。丛书受到外国读者欢迎和好评，许多书重印或再版。由于丛书日益显得重要，1986年正式成立了中国文学出版社。
　　1981年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90多种。合集有《〈诗经〉全译本》《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明清诗文选》《三部古典小说选》《历代小说选》《龙的传说》《三十年代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小说选》《女作家作品选》《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中国当代寓言选》等。出专集的古今作家有陶渊明、王维、蒲松龄、刘鹗、鲁迅、李劼人、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沈从文、丁玲、郁达夫、吴组缃、李广田、闻一多、戴望舒、艾青、孙犁、萧红、萧乾、施蛰存、艾芜、马烽、叶君健、刘绍棠、茹志娟、陆文夫、王蒙、玛拉沁夫、蒋子龙、谌容、宗璞、张贤亮、张承志、梁晓声、邓友梅、古华、汪曾祺、高晓声、王安忆、冯骥才、贾平凹、张洁、韩少功、霍达、方方、池莉、凌力、铁凝、刘恒、舒婷、犁青、益希丹增、扎西达娃、刘震云、周大新、阿成、林希、刘醒龙、史铁生、马丽华、程乃姗、聂鑫森、陈建功、航鹰等。其中，法文版《艾青诗100首》获1998年鲁迅文学奖。
　　50年来，在中国外文局领导之下，经历届中国文学社领导的苦心经营和广大编译人员的辛勤劳动，出版了《中国文学》杂志590期，“熊猫”丛书190多种，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
　　《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1950年，新中国诞生不久，有些外国朋友想了解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这十年间的文学。当时，赵树理、李季、丁玲等作家反映新的社会面貌、新的人物的作品，确实很少为外国读者所知晓。在当时的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的热心倡议下，得到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支持，1950年，由刚刚从英国回来的作家叶君健负责筹备，创办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以从事对外文化交流。
　　1951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出版。1964年，法文版问世。先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后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统由出版社负责。刊名虽然叫《中国文学》，但实含文学和艺术（刊内还有古今绘画等）两部分。当然以文学为主。文学部分既译载鲁迅以来的现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译载自《诗经》以来的古代作品，其中以当代为主。另外刊载文艺评论和文艺简讯，作品选自国内报刊和书籍。1970年至1972年增出中国文版《中国文学》，内容和外文版杂志相同，用于联系作者和有关部门。
　　1954年丛书改为季刊，请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担任主编。不过，担任副主编的叶君健实际上做着主编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开始。1958年，从中国作协调来了何路同志，同叶君健同志一起经办《中国文学》。从此，外办和作协的负责同志都对《中国文学》的方针政策等方面有所指示或指导，这就在业务上形成了外文局和作协对中国文学杂志社的双重领导。
　　1959年和1962年陈毅同志对中国文学社负责同志先后有过两次谈话，他要求《中国文学》办成北京饭店八层楼那样的高级刊物（北京饭店是当时北京市最高的建筑物），即要求《中国文学》把中国最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介绍到国外去；他又一再强调《中国文学》不要强加于人，要潜移默化。《中国文学》基本上是按陈毅同志的指示去做的。
　　1958年，英文版《中国文学》由季刊改为双月刊，1959年又改为月刊。1964年增出法文版季刊，1972年改为月刊。“文革”期间，中国文学杂志社的领导几经变动。进入新时期以后，外文局先后归文化部、外宣小组领导，文化部的王蒙和贺敬之同志相继担任过《中国文学》的主编，但实际上他们基本上不过问中国文学社的编译出版工作。
　　《中国文学》译载的当代作品，主要选自国内的文学期刊。可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国内文学期刊都停了，因此，“文革”十年间，《中国文学》几乎成了无米之炊。为了保住阵地，留住读者，刊物就依靠所谓样板戏、《艳阳天》（节选），经过编辑加工的以大庆、大寨等为内容的报告文学和《小兵张嘎》等剧本、《跟随毛主席长征》和《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革命回忆录以及鲁迅文章、毛泽东诗词支撑着。为了增强文学性，又选译了投稿、约稿和编辑采写稿，其中的小说，还编成《种子及其他》（英文）一书出版。《中国文学》这个对外的惟一文学窗口是留住了，但刊物仍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严重损害。
　　进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人民心中压抑已久的思想情绪，通过文艺作品抒发出来，涌现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多样的优秀作品。国内文艺空前繁荣，促进了我国对外文学编译事业的发展。
　　《中国文学》法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于1982、1984年由月刊改成季刊。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文学》除了恢复适量选译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外，主要译载了反映新时期中国人民真实心声的文学作品，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突破，表现空间大大拓展了，现实主义深化了，重视描写普通人的命运，创作样式交叠变化，艺术手法大胆创新。
　　译载了我国新时期内容真实、异彩纷呈文学作品的《中国文学》杂志，受到外国读者欢迎和关注。约有一二十篇小说被美国出版的《国际短篇小说选》转载。过去历年都有读者包括汉学家来信谈自己对刊物内容和形式的看法。遗憾的是手头已无资料可引用。
　　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中国文学》停刊。首先，国内外所形成的外部环境制约了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兴衰成败。20世纪90年代我国全面实行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增强了生产活力，但随之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利润挂帅、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毒害了社会和人的思想，文学或有所缺失或被边缘化了。中国文学出版社也难免不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从国际环境来看，8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致使《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在欧美地区的发行工作严重受挫。第二是人才、特别是翻译人才短缺。中国文学出版社是专业性很强的出版社，对文学翻译有很高的特殊要求，单位小，但需要“藏龙卧虎”。不仅要对外译介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还要译介古代作品，没有中文和外文都过硬的中译外人才，是很难提供为外国读者所欢迎的信、达、雅的文学翻译作品的。幸运的是，中国文学出版社有学贯中西的杨宪益、叶君健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做榜样。叶老是作家，以中、英、世界语三种文字写作，但他为了工作，很难顾及自己的创作。他要终审《中国文学》的中、英、法文稿。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将我国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译成英文出版，如果译者没有贯通中西的学问，如何能竣此大工程？可惜的是，像他们这样中西合璧的人才不多。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文学社流失了不少人才。人员虽有出有进，但90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对外出版事业下滑，跟翻译质量不无关系。还有，领导如何看待对外传播，即要不要花钱，都决定着一本对外期刊的命运。
　　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后，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以推动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
　　今天，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输出中国文学。不过，中国仍需要一个专门对外的文学窗口，不懈地拓展对外的文学编译出版事业，加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译介中国文学是深层次的对外传播，需要长期积累，气馁不得，也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