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尘肆虐和极度干旱的北京把房价炒到25000元/平米

   在沙尘肆虐和极度干旱的北京把房价炒到25000元/平米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病？
　　
　　北京又来沙尘暴了，出门就是满头满脸的沙子，必须戴口罩。沙尘暴和极度干旱都是无法根治的。在沙尘肆虐和极度干旱的北京把房价炒到25000元/平米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病？
　　
　　
　　沙尘暴回顾
　　
　　经统计，60年代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80年代发生过14次，而90年代至今已发生过20多次，并且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造成的损失愈来愈重。现将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的几次主要大风和沙尘暴天气的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1993年： 4月19日至5月8日，甘肃、宁夏、内蒙古相继遭大风和沙尘暴袭击。
　　1994年： 4月6日开始，从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西部刮起大风，北部沙漠戈壁的沙尘随风而起，飘浮到河西走廊上空，漫天黄土持续数日。
　　1995年： 11月7日，山东40多个县(市)遭受暴风袭击，35人死亡，121人失踪，32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亿多元。
　　1996年： 5月29日至30日，自1965年来最严重的强沙尘暴袭掠河西走廊西部，黑风骤起，天地闭合，沙尘弥漫，树木轰然倒下，人们呼吸困难。
　　1998 年： 4月5日，内蒙古中西部、宁夏西南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遭受了强沙尘暴的袭击，影响范围很广，波及到北京、济南、南京、杭州等地。4月19日，新疆北部和东部吐鄯托盆地遭瞬间风力达12级的大风袭击，部分地区伴有沙尘。
　　1999年： 4月3日至4日，呼和浩特接连两天发生持续大风及沙尘暴天气。沙尘暴发生时，遮天蔽日，能见度极低，空气中充满了微细的沙粒。
　　2000年： 3月27日，沙尘暴袭击北京城，局部地区瞬时风力达到8至9级。
　　2002年： 3月14日在阿拉善形成。 3月15日下午沙尘飞至北京，持续时间达49小时，分布高度为3500米左右。 3月20日第二次袭击北京，时间持续长达51小时，此次沙尘暴北京总降尘量高达3万吨，相当于人均2公斤。
　　
　　什么是沙尘暴
　　　　沙尘暴是沙暴和尘暴二者的总称，是指强风把地面大量沙尘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浑浊，水平能见度低于1千米的天气现象，其中沙暴系指大风把大量沙粒吹入近地层所形成的挟沙风暴；尘暴则是大风把大量尘埃及其它细粒物质卷入高空所形成的风暴。对沙尘暴强度等级的划分一般采用风速和能见度两个指标。目前将沙尘暴强度划分为四个等级：即4级≤风速≤6级，500米≤能见度≤1000米，称为弱沙尘暴；6级≤风速≤8级，200米≤能见度≤500米，称为中等强度沙尘暴；风速≥9级，50米≤能见度≤200米，称为强沙尘暴；当其达到最大强度(瞬时最大风速≥25米/秒，能见度≤50米，甚至降低到0米)时，称为特强沙尘暴(或黑风暴，俗称“黑风”)。
　　沙尘暴是一种风与沙相互作用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它的形成与地球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森林锐减、植被破坏、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人口膨胀导致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量砍伐森林、过度开垦土地是沙尘暴频发的主要原因。
　　沙尘暴作为一种高强度风沙灾害，并不是在所有有风的的地方都能发生，只有那些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的地区，才有可能发生沙尘暴。在我国西北地区，森林覆盖率本来就不高，贫穷的西北人民还想靠挖甘草、搂发菜、开矿发财，这些掠夺性的破坏行为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沙尘暴灾害。裸露的土地很容易被大风卷起形成沙尘暴甚至强沙尘暴。
　　冬末春季发生大范围的沙尘暴后，受强风扬起的沙尘造成空气中含有大量尘土，遮蔽了当地日照，能见度甚至为零，因此超强的沙尘暴又称为黑风暴。沙尘暴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及农业的重大损失。沙尘暴主要发源于沙漠化的地区，土质松软、地面干燥、地表没有植被。一旦在大范围空气很不稳定及地面风速很大条件下，很容易将地表沙尘吹起，进入空气中而形成沙尘天气。
　　沙尘暴发生后，颗粒较大的沙尘大多在影响源地或邻近地区后；即沉降到地面，颗粒较小的粒子可以向上传送到1000至3000米高空，再借由西风带的气流向东传送。在传送的过程中，一部分因扩散或稀释，使得沙尘随传送的距离愈远；浓度愈低，一部分在传送过程中，受到沉降或降雨(雪)的作用而到达地面。中国西北方的沙尘可东移到日本、韩国及10000公里外的夏威夷，往南可影响到台湾、香港，甚至达菲律宾，影响范围相当辽阔。
　　沙尘暴传送到数千公里外的其它地区后，造成当地能见度及大气中悬浮粒子增加，影响该地空气品质。至于受沙尘影响的时间或范围，则需视源地沙尘暴发生的规模、延续时间，以及远地的气象条件是否于沙尘传送有利。依观测记录，短则数小时，影响能见度，长则一星期，甚至造成泥雨的现象。
　　
　　
　　沙尘暴在我国不可根治
　　
　　
　　　　“在中国，沙尘暴是不可根治的。”昨天，在“妇女与防治荒漠化”国际会议论坛上，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表示。
　　
　　　　刘拓说，今年的沙尘暴比往年多，基本因素有两方面，一个是气候的原因，一个是沙尘源的原因。对于沙尘源来说，虽然面积逐年递减，但递减毕竟有限。因此，在中国，沙尘暴是不可根治的。
　　
　　　　刘拓同时表示，林业部门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北方地区生态脆弱的状况。第一是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第二是加大投资的力度进行建设。现在生态已经在进一步改善了，沙尘源区的沙化土地面积在减少。
　　
　　　　刘拓还表示，中国防沙治沙行动多领域、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地开展了国际合作。例如在赤峰与意大利方面的合作刚刚结束；意大利方面投资了153万美元，在敖汉旗做了防沙治沙的工作。在京津风沙源地区，有许多国家在那里进行了投资，大小项目有100多个。
　　
　　
　　　　
　　　　 “现在，许多反对我的人既不了解北京面临的问题与危机，也不了解我迁都建议的制度设计；支持我的人，也有不少人仅仅是出于对北京的表层问题的不满。”
　　　　
　　　　
　　　　2006年4月17日，北京遭遇特大沙尘暴，天空一片橙色，地上厚积黄土——人均尘土公斤！
　　　　
　　　　第二天，胡星斗写下迁都建议书：“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 解决此环境危机的最直接选择便是迁都，我们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
　　　　
　　　　一石激起千重浪。
　　　　
　　　　文章在网络上流布之后，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应。
　　　　
　　　　胡星斗是理工大学的教授，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的他，近年来常常就社会热点话题发表意见，这一次，面对沙尘暴的侵袭，他又迅速的做出反应，说出许多人心中均有而口中均无的建议，自然的获得广泛的共鸣。
　　　　
　　　　但是这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应时之作。
　　　　
　　　　“现在，许多反对我的人既不了解北京面临的问题与危机，也不了解我迁都建议的制度设计；支持我的人，也有不少人仅仅是出于对北京的表层问题的不满。”
　　　　
　　　　胡星斗对《凤凰周刊》说，提出迁都是在对首都北京诸多问题的长期的严肃研究思考做出的判断。他说：“我的迁都建议决不仅仅是一个迁都建议，我的迁都建议是与政府再造相连的，是有建立小政府——职能适度的现代政府体制的目标诉求在里面的。”
　　　　
　　　　而提出迁都，胡星斗也并不是第一人。
　　　　
　　　　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城市功能的过于集中，人口膨胀和资源需求给北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由于北京环境资源紧张的问题，早在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过迁都问题，据说，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后因腐败问题下台的陈希同当时也提倡“北京迁都”说。
　　　　
　　　　同时，迁都之外，有人提出“双都”说，如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有人提出“副都”说，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涿州、廊坊等地，建分中心区；还有人提出维持北京首都地位不变，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调整等等首都发展战略方案。
　　　　
　　　　总之，迁都已经成为北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
　　　　
　　　　
　　　　
　　　　治沙是长久之事
　　　　
　　　　因沙尘暴肆虐而提出迁都的，朱镕基也算一个。
　　　　
　　　　 2000年5月，朱镕基总理在视察浑善达克沙地时挥笔写下了“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行”十六个大字，勒石为证，竖立在沙丘之上。朱镕基表示：“如果治理不好沙害，北京就有迁都的危险。”
　　　　
　　　　当时，由于旱灾情况日益严重，全国将近十年的降雨率都低于平均水平，地下水和水库水位则连年下降，许多地方的河川甚至都已经干涸。中国沙漠化的现象持续恶化，兰头沟周围的沙丘每年以3.5公里的速度南移，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再过30 多年北京将面临沙漠化的危机。
　　　　
　　　　所以才有了朱镕基总理的担忧，他不止一次的提出，如果沙漠化问题不能予以控制，中国迟早要将首都迁往他处。
　　　　
　　　　一位部委领导在考察内蒙时也曾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干旱和沙漠化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灾害，是人民的心头大患。”自此开始，国家启动了京津周边沙源治理工程，浑善达克成为治理重点，先后投入9亿多元。几年来在内蒙投入的生态建设资金累计达到几十亿元。
　　　　
　　　　但是近年来沙尘暴治理基本上没有缓解。胡星斗说：“沙尘暴侵袭北京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沙尘暴与荒漠化相联系，但是目前治沙几无成效，仅仅出于这个（沙尘侵袭）考虑，迁都也是很迫切的一个问题。”
　　　　
　　　　根据中国气象部门的记录，20世纪50年代全国仅发生过5次强沙尘暴，进入90年代，则发生了23次。受沙尘暴影响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逐年增长。
　　　　
　　　　北京面临沙尘暴的侵袭，所以首都一迁了之，那北京将来怎么办？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首都迁出北京面临的首要问题。
　　　　
　　　　胡星斗对此问答说，治沙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理顺，建立产权清晰的土地制度，明确草地和林地管理政策，才是治沙的根本战略，也是实现草地与林地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对于治理沙尘暴，国家防沙治沙办公室主任刘拓甚至断言——中国不可能根治沙尘暴。治沙前景之不容乐观，由此可见。
　　　　
　　　　北方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冷空气强劲、沙漠化严重等都是引发北方春天沙尘暴至关重要的因素，控制风沙的就要植树造林和绿化环境，然而国家计划时代的滥采、滥伐、滥耕、滥牧几乎将北方的生态破坏殆尽，而在中国目前这样不完整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下，当生态环境与经济利益发生碰撞的时候，生态环境作出退让就在所难免。
　　　　
　　　　有专家称，在二三十年内，即便我们能够开展些有效的控制风沙运动，也无法根除北京的风沙之患。也就说，我们同风沙的搏斗将是持久战，并非朝夕之功。
　　　　
　　　　治沙与北京是否作为首都是没有太大联系的，为了治沙而不迁都难称长久之策。
　　　　
　　　　
　　　　
　　　　水资源危机
　　　　
　　　　除了沙尘暴的侵扰，北京还面临水资源危机的困扰。
　　　　
　　　　早在2000年2月23日，《中国环境报》文章提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认为，北京的水资源危机，已到了不得不考虑迁都的问题。
　　　　
　　　　文章指出，当时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为全国平均占有量的1/3，世界平均占有量的1/30，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下限。除了严重缺水问题，还有水质污染严重问题，北京的污水集中处理率仅达40％，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河道和渗井、渗坑，加之农药和化肥的过量使用，许多地下水和河湖受到严重污染。城市下游的河道多为超五类水体，基本没有生物存活。
　　　　
　　　　而北京市社科院的一个专门小组，在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这一结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但实际北京总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万大关，其中常住总人口1210万人，外来人口3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从水资源供应的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超负荷300万人，而这一数字仍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20世纪70年代北京水危机时，农业大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大面积漏斗区，东郊出现了地面下沉。地面大面积下沉最终会影响整个城市建设，导致地基不稳，墙壁开裂，道路中断等严重后果。
　　　　
　　　　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 300-400米，而且，北京地区的地下水位还以每年1.5米的速度下沉。早在10多年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
　　　　
　　　　北京年来水量只有15-18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平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41.33亿立方米，其中26.33亿立方米靠超采地下水，遇枯水年现状可用水资源则只有34.09亿立方米。而现在北京年用水量已达42亿立方米，入不敷出。
　　　　
　　　　为了解决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危机，国家斥资1240亿元，启动南水北调工程。
　　　　
　　　　北京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受惠者，2010年工程完工后，中线工程中供应北京的水量将达到13亿立方米。但是中线工程流经的豫、鲁、冀、晋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最终能有多少流到京津还是大有疑问的。
　　　　
　　　　同时，我国（还是北部？全国现有 660多座城市——胡星斗）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130多个，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立方米，日缺水量超过1600万立方米。目前中国因污染而不能饮用的地表水占全国监测水体的40％，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64％的人正在饮用不合格的水。中国河流近1/2河段受到污染，1/10的河流长期污染严重，已失去使用价值。
　　　　
　　　　未来十年水源短缺将是国内最具挑战的问题。所以，如果迁出北京，要找一个不缺水的城市，并非易事。
　　　　
　　　　但是，记者向钱易院士征求意见时，她表示她的说法是引自一个日本人，不是她的观点。
　　　　
　　　　胡星斗则表示，北京的水资源危机在学界基本说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什么争议，这也是许多学者提出北京迁都的最主要理由，倘若水源和污染不能有效解决，迁都便是北京的重要选项。
　　　　
　　　　
　　　　
　　　　急剧膨胀的人口
　　　　
　　　　与北京的环境资源急剧恶化相联系的是，北京市的人口也在不断的膨胀。
　　　　
　　　　如前所述，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00多万人，但2005 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530万。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府提出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可以说是北京在面临环境资源危机时的一个治标之策，北京市人大在讨论时最后删除了这个控制目标，但是北京市如何应对人口的急剧膨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6年来，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分别增加了近20万，每年合计40万人口的增加额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城市。与此同时，经济更加发达的上海、青岛等城市，其主要城区的人口却在缓增长甚至零增长。
　　　　
　　　　北京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胡星斗表示主要还是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强大功能和优厚的资源。如果背景没有改变它当前的地位，北京的移民潮就难以获得缓解。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
　　　　
　　　　北京人口的膨胀，不仅加剧了包括水资源的紧张，导致了交通的日益拥堵和治安环境的日趋复杂，更是北京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内在原因。
　　　　
　　　　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强，土地连同郊区县也只占我国国土的1/600，而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989.4亿元，占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 7736亿元的1/8还多；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达7510.8万平方米，占全国商品房施工面积9.28亿平方米的1/12，2003年更已上升为1亿多平方米，占全国1/10。2002年，全国本外币储蓄余额共183388亿元，而北京人民币储蓄余额就有15392亿元，加上外币储蓄余额也占全国的1 /10。
　　　　
　　　　胡星斗表示这说明全国有大量资金流入了北京，造成了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很大危机，所以有人说北京是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环京津贫困带”
　　　　
　　　　“北京像一部抽水机，吸干了周边的资源，形成了所谓的 “环京津贫困带”。”
　　　　
　　　　胡星斗在建议书中这样写到：河北的发展远远不如相邻的河南，更不要说与山东相比，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仍然住在茅草屋中！河北、山西本身就是严重缺水的省份，但还要忍痛向北京输水，为此当地几十万人没有水喝；为了保护北京的水源，为了植树育草，河北许多地方不让上马企业，限制发展养牧业，对此北京方面却不给予任何补偿，更没有市场化的利益交换机制。不像上海，市场经济发达，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双赢，所以上海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繁荣。北京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多是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以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北京发展的结果是周边地区的萧条。
　　　　
　　　　胡星斗的这番话不是没有来由，他为此收集了广泛的资料。
　　　　
　　　　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区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 1/3、1/4和1/10.北京地区农民收入人均7000元左右，而“环京津贫困带”的农民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
　　　　
　　　　“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主要是源于京津两个大城市对这些地区的“资源吸附”。
　　　　
　　　　2005年8月份，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这一概念之后，从中央到京津两市，有关部门已经高度关注。
　　　　
　　　　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联合发布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指出，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而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对独立发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由于北京的“空吸现象”还导致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出现。
　　　　
　　　　　　蓝皮书指出，京津冀三地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等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272.6万贫困人口，如此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
　　　　
　　　　　　胡星斗说，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索取远大于给予，造成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结果。首都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孤岛效应”，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为此，胡星斗大声疾呼：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可以大大缓解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让河北、山西、天津等省市获得平等发展的空间和喘息的机会。
　　　　
　　　　
　　　　
　　　　政府再造
　　　　
　　　　胡星斗表示，北京面临的广泛的问题和现实的危机，但是他提出迁都，更是基于中国整体政治经济格局的思考。
　　　　
　　　　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小政府”、“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与之相匹配。胡星斗说，一方面，如果迁都，一定要同时进行“政府再造”：将迁都、缩省、机构改革结合起来，改变省级管理幅度过大、同时官僚机构庞杂的现状，实现首都职能的分解，由此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迁都一定要依法进行，在法制的轨道内实施，为法治国家的进一步变革和完善提供成熟的经验。
　　　　
　　　　胡星斗提出，首都迁出北京，在深层的意义上，有助于从文化上、心理上摆脱几千年帝王文化、专制政治的阴影，促进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法治，进而有助于两岸的统一实现。
　　　　
　　　　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后，由于不再具有行政资源的优势，北京会逐渐缩小城市规模，最终与其资源环境相匹配，从而化解北京的环境资源困局。
　　　　
　　　　也就是说，迁都实际上是给中国的变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他更关心的正是以迁都为契机实行的缩省、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
　　　　
　　　　具体言之，缩省就是缩小中国部分地区的行政辖区范围，增设副省级直辖市，实行地方分治，适当扩大一些城市的权限，加快地方改革的步伐，减少权力层次，提高行政效率。
　　　　
　　　　胡星斗说，中国存在严重的“软政权化”的问题，即宏观调控不力、中央号令不灵、地方势力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司法松弛等，因此，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地方适当分权、分治，是必然的选择。
　　　　
　　　　我国各省、自治区的辖区过大，加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国省级行政单位平均人口在4千万左右，一些辖区范围远远超过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全部国土，这很不利于实行高效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美国是发达国家，只有两亿多人口，却分成了50个州，而且有些州是强行一分为二的，如南卡洛莱纳州、北卡洛莱纳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美国平均每州只有不足500万人。
　　　　
　　　　即使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省、区、直辖市平均以2千万人口（直辖市的平均人口）为宜，那么，中国的省级和副省级区域最终应为60个左右才算合理。
　　　　
　　　　按照胡星斗的设想，可以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分为北疆、南疆两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可分为东蒙、西蒙两个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恢复前藏、后藏的传统称谓，分为前藏、后藏两个自治区。
　　　　
　　　　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大大增加直辖市（副省级）的数量，直辖中央。
　　　　
　　　　迁都迁往何处？胡星斗表示，新政治首都将选在中原或南方中部，如河南、湖北、湖南一带，这样有利于国防安全和平衡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实施了迁都，还有10余个国家已提出迁都动议。其中，大多数国家将首都迁往或拟迁往该国的地理中心，如巴西、德国、哈萨克、尼日利亚、韩国等。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了安全和平衡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
　　　　
　　　　胡星斗表示，具体位置将在他实地调研之后加以公布，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他的方案里，首都将是一座新都，主要考虑的是新都的国家安全位置，交通还有环境资源条件。
　　　　
　　　　
　　　　
　　　　胡星斗提出，迁都为一个国家的重大议题需要由国家立法机构的表决通过。同时，我国的首都是由宪法第138条明确规定的，所以我们需要修改宪法，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迁都的专门法律，在法制的框架下推进迁都。
　　　　
　　　　他说，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他将公布它收集到的数据和迁都报告，并将依法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第138条的修正案，实实在在地推动迁都。
　　　　
　　　　正是出于对迁都问题的整盘思考并寄予深厚的制度诉求，在他的迁都建议书最末发出这样的期待：迁都，可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