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57）谈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 五柳村文粹 - 歪酷博...

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张文澄（口述）

张文澄同志在1989年4月16日和22日，分两次讲述了他（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在场的有赵隆侃和李畅培、吴艺同志。商定由吴艺负责录音，由李畅培负责文字整理。后来，因为录音没有成功，整理工作就搁下来了。时光过去，赵隆侃、张文澄同志竟先后逝世，只能根据我当时的文字记录，整理成稿了。记录稿曾送交一些知情的老同志审阅，他们对史实的准确性予以肯定。张老的家属则提供了张老生前写就而未示人的手稿《难忘的1957年》。此文的叙述面较口述的窄，有些地方却更为详细、深刻。所以，口述记录除据以核校外，还采取了部分内容作为补充，这部分文字用斜体字标明。想来不至于违背了张老的本意。文章的标题是整理时加的。----记录整理者: 李畅培

我按事情的发展，分这样几个问题讲：
第一，1956年的三次党代会；
第二，1957年的宣传工作会议，包括市政协会议；
第三，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
在这之前，先讲一件事，算作引子。

1956年对私改造，市里进行理论学习，任白戈作报告。有人递条子，问定息是否算剥削？白戈答：不算。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的理论教员、组长谢予有不同看法，他给《学习》杂志写信，表示不同意任白戈的看法。《学习》杂志回信，同意他的观点。谢在讲课时就点名提出不同意见，说“市长同志”如何如何。传来传去，变成谢予说“市长先生”如何如何。反映到市监委，廖苏华就调查此事。她问我，我转问王匡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说：这事我知道，谢予对我讲过，他是讲的“市长同志”。我就据实回复廖，并说：这是理论研究发表不同看法，不是大问题；当然，也有缺点，谢予在公开场合这样讲，不恰当，但是也算不上纪律问题。廖苏华就没有查下去了。谢予对我们倒有意见了，在选直属机关党代表时，他在支部大会上就这件事讲：选张部长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态度不鲜明，我有意见。想不到，后来这件事却成为“张文澄反党集团”的主要依据之一。

1956年的三次党代会

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须通过各级党代会层层选出。市委直属机关所属的文联支部（包括文联机关和作协），白戈想让曾克作代表。文联支部的支书李南力在下面体验生活，他不知道支部传达的白戈意见。开支部大会时，大家提了李南力的名，于是报上来的就不是曾克。辛易之（市委书记处书记）向任白戈汇报，白戈说：不行，还是得曾克。直属机关就通知曾克来开会了。在预备大会上，关于李南力的代表权问题，发生了争执。我问：文联支部选出的代表李南力为何不出席，而是非代表出席？辛易之说：这是白戈同志的意见。白戈站起来作了解释。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选举手续的。我争辩。同时就有三个人起来争辩，有王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和另外一个姓王的。任白戈下不了台。直属机关党委来个折衷，李南力出席，曾克也出席。到后来，这件事情也成为我的罪状了。

……财贸部长余跃泽……（此处未记下）另一个发生争执的人是邓垦（副市长、教育局局长）。宣传部小组王匡时及汪国桢（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听到一些关于邓垦缺点的反映，就不同意选邓垦作市委委员。情况汇报到主席团，任白戈要我做工作。我提出，找王匡时来白戈处一起谈谈，应该选邓垦。谈至深夜10点。王匡时住家在六中后面，校门关得早。我问王，回家叫门是否方便，邀他到我家住一晚。这是当着白戈的面邀请的。——以后，这个晚上的事却成了我和王匡时“密谋策划”的根据，说我与王匡时事前策划让谢予出来反党。

四川省委举行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发生了几件和我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在预备会上，我对主席团名单有意见，没有解放前在四川工作的老同志，如像程子健、张曙时。我提出：在四川开党代表大会，四川的老同志，张曙时同志，我建议选入主席团。有人附议，于是通过了。关于议程，我提出：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在四川工作的许多同志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大会应该增加一项议程，为四川的死难烈士默哀。有人提出，不要这样狭窄，应该为所有牺牲的烈士们默哀。这项建议又通过了。第二件事。省委书记李井泉向大会作报告，但出来做报告的却是秘书长阎秀峰。下午分组讨论，重庆代表团50来人，由白戈主持逐项讨论。我提意见：党的代表大会上，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也坐在主席台上，本来应该由他作报告，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表态，就让阎秀峰秘书长代作报告。这是井泉同志与代表大会的关系没有摆正。两天后，李唐彬（市委书记处书记）、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家栋（工交政治部长）与我至白戈住处开会。李唐彬说：打个招呼，重庆才划归四川省不久，应该注意和省委的关系。我明白这是针对我的，便说：这是开党的代表大会，每个代表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谈不上尊重不尊重省委的问题。如果不让人发言，莫非是李政委式的民主？（当时四川党内习惯于用战争年代对李井泉的称呼）刘家栋无语冷笑。萧泽宽则说：“你不能这样说。”李唐彬说：“这样说，会不好开了。”我说：“那我走了。”

第三件事，选举。我们提出票箱应先打开来看看……总监票李唐彬照这样做了。选举结果，李井泉少了十几张票。我也未投他的票。会场上的几个票箱，是分开来计票，再相加得出总数的。文革中才知道，李井泉由于未得满票，竟动用专政机关的力量查出了哪些人没有投他的票。

这样，我就是十恶不赦了。后来说我反对省委，在省党代会上兴风作浪，以地下党代言人自居，在三级党代会上兴风作浪……都是从这里找到“罪证”的。

1957年的宣传工作会议

1957年3月，党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重庆是我参加，省委是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出席。毛主席的讲话，我作了详细的笔记，会下又互相核对，准确性达到了90%以上。会议期间，还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这两个讲话，后来正式发表时都有重大修改。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六条的；《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段，在讲话时是政治标准，在讲话录音中是没有的。我们回去传达和贯彻执行，都是按照记录稿。我还把记录稿打印出来，供市领导学习。1957年上半年，市委宣传部在“八大”文件和毛主席的两个讲话的鼓舞下积极工作，组织学习，到处宣讲，气氛十分活跃。

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最后要求：回去之后，各级党委都要由第一书记主持开同样的会。

四川省由李井泉出面开了宣传工作会。回来后，市里白戈却按兵不动。他住医院了。这时，重庆各界在整风运动号召下，热情很高。宣传部研究，新闻界、文艺界都在等着传达。我们建议，由白戈同志来主持。于是，由王若、陶端予两位副部长，带领《重庆日报》副总编贾唯英和新华社记者廖永祥等，去向任白戈汇报，白戈却说：“我不是第一书记。”（廖永祥写了一篇内参稿《第一书记是谁？》，后未发表。）原来，1955年上半年，曹荻秋调走后，李井泉来重庆宣布：曹走后，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安排是，鲁大东、任白戈、李唐彬、辛易之。任白戈不高兴，以前的顺序是任、李、鲁、辛。不久，毛主席来四川，拟在三峡游泳。罗瑞卿带水手试了试，不行。劝阻了毛主席。罗瑞卿来重庆时，白戈同他谈了自己的意见。罗向中央反映了。半年后，省委下文，重庆市委书记由阎红彦兼，书记处书记的顺序是任、李、鲁、辛。但阎红彦常住成都，实际由任主持工作。白戈这才出面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不开集中的宣传工作会议，而开政协会议，各口（文化、新闻等）分别召开座谈会。直到市里召开政协会议前，我们才知道中央的意图。

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一封电报，内容基本上和后来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应当批判》相同，电报说：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等洪峰过去，我们再打断资产阶级的脊梁骨。我们这才知道，中央是“引蛇出洞”的策略。（赵隆侃：电文中似有，应见报以立此存照。除物价、反苏等几个问题外，其余的都可见报。）

市里召开的这个政协会，白戈是作为代替宣传工作会议的，单独成立了党组，由我、萧泽宽、杨松青组成，我任书记，杨副之。毛主席的绝密电报，只有少数领导人才知道。我对毛主席的策略深信不疑，照着电报精神行事。在政协会议之前，召开了与会的党员会议，鲁大东出席讲话，他讲的既不符合鸣放整风的精神，也不够“引蛇出洞”的策略。我就补充几句，主要是贯彻主席的电报精神，要放右派出笼。（后来，这也成为我的罪状 ——书记讲话后我又补充。）

冯克熙发言，讲知识分子，讲得不错，连李唐彬、萧泽宽都鼓了掌。发言的人中也有发牢骚的。后来，开会研究反击。我不主张反击，因为中央是要“引蛇出洞”。遂让同志出来发言摆明事实；我也发言，除表示引导鸣放——“引蛇出洞”外，对某些左的作法提出批评。后来批判我的时候，说我的发言（全文见报）是纠合党内外右派分子的宣言书，说我是“统帅”，还说我向任书记“逼宫”。

文艺界、新闻界的座谈会是分别开的。我们的态度是，“硬着头皮听”，也作分析，区别对待。任白戈也讲了话。为了“引蛇出洞”，有些话他讲了，我也讲了，比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类。

在5月份的活动中，我除了“引蛇出洞”外，也还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朋友们帮助党整风。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我就一心投入反右派斗争，执行反击右派的任务了。我除掌握宣传文化系统的反右斗争外，还进驻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打了不少“右派”，而且，我在思想上都认为他们是右派。这些人在看见我也被划为右派后，对我几乎没有任何怨恨，但我至今仍为自己盲目崇拜毛主席而办的错事，深感遗憾。

市委第八次扩大会

这次会议开了两个星期。第一周，动员鸣放。我是市委常委，是被批评的对象；而且我已经知道了中央的意图，但是并不知道会搞到自己头上。我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一次言也没有发。卢光特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给萧部长进一言》，一张是《书记与麻雀》（希望任书记加强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后来卢光特被打成右派，并非只因为这个，而是他在1956年节约检查会上讲过机关坐车和分房的问题，得罪了李唐彬。后来听说李唐彬指名把卢光特打为右派。鸣放到最后一天，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张文澄同志》，是邓垦写的，讲 1957年《重庆日报》问题，（时小平同志在渝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批评《重庆日报》不像党报的样子。该报副主编贾唯英后被打成右派。）大字报质问我（宣传部长）应负何责。就从这张大字报开始，市委就把会议转入第二阶段，重点批评被指定为有错误的人。此后市委扩大会议提意见，把1956年三次党代会，特别是省党代会问题提出来了。实由几个书记分别讲出来。会后，令我停职检查，而其他小组很快转到批张，文字材料也发至小组，几位书记分别到小组说明材料，动员批张。我看了这个材料，无非是把我在政协会议上和在各个座谈会上的讲话断章取义，加以指责罢了。我原是宣传部小组长，副组长为王若。市委这时指定了邓垦从教育局到宣传口作小组长，指导运动。这时，我还是市委常委，没有免职，有关的记录还给我看，所以我不仅知道宣传口小组的情况，还知道其它各组的情况。各组给我提的意见，大都是骄傲之类，宣传组有的同志一言不发。龙实是文联党组书记，郗永吉是高干班的，他们搞了个联合发言，根据市委印发的材料提出了十个疑问，如“李政委式的民主”算不算反党？王匡时作了言不由衷的发言，从理论上讲了些“不清楚”、“不明确”等。宣传部小组会开了几天，没有开出啥明堂。第二周就分别转到各口的对象上去了，共有我、张显仪（市总工会主席）、陈筹（副市长）、安以文、丛戎、吴奇、老刘文泉等人；前三人为重点。打击面广，局以上干部在十人以上。八次扩大会议的结论发表了个公报，登在11月下旬的《重庆日报》上，但都没有戴“右派”、“反党”的帽子。公报说，会议集中批判了“修正主义、工团主义、分散主义”，但没有点名。虽然明眼人不难看出，“修正主义”指的是我，“工团主义”指的是张显仪，“分散主义”指的是陈筹，但毕竟没有点名。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的时候，还以我的名义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8日，我接待日本朋友，他们说看到了我的文章。

（赵隆侃：当时见报，是这样一个公式，还称同志，说“某某当他和党站在一起时，做了一些工作……”）
八次扩大会议后，市委给省委一个报告。听说李井泉不同意这个报告，指派廖志高来重庆，督促划张文澄为右派。
文革中间，李止舟听邓垦讲：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前，李井泉到重庆来，召集市委书记、市监委书记加邓垦6个人开了小会。邓垦当时只是副市长兼二办主任，而且不是市委常委，只是1956 年选的市委委员，要他参加会议，就很不寻常，不是正常的组织生活的表现。这个小会提出，重庆以张文澄、萧泽宽为重点。为什么提张文澄？据熊扬讲，李井泉说：四川党内右派分子的进攻，不是从57年开始的，而是从56年就开始了，从56年省党代会就开始了，重庆的张文澄反党集团就是。

文革中间，贾光后有一个材料见于小报，其中有一段话是符合的，即李井泉未得全票，查的结果，在重庆打了个反党集团。

又为什么提出萧泽宽呢？萧是56年市节约检查小组的副组长,他提出来：小车、房子，不要一人一辆，一人一幢，可以合用。（赵隆侃：他还提出，租金应该严些。）李唐彬发了脾气，他不同意。

在那个小会上，李井泉问：把这两个人都拿出来如何？辛易之建议：打张留萧，比较有利。李井泉甚为同意。邓垦对李止舟讲这话，是说明打萧之意是早已有之的。后来做准备工作，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是知道的。把准备好的张文澄的材料报省，要李井泉批了才能抛出来，由徐雄连夜送去的，等着李井泉批阅，见李有所批画。送回时，在市委第四会议室，仍是市委书记加邓垦。见了李井泉的批文，邓垦才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李止舟讲的这些情况，我后来写申诉材料都引用了，从文革中间写的材料起就都引用了。从无人说不实。

廖志高一来重庆，宣传部的情况就变了，大字报铺天盖地，上升为“右派”、“右派反党集团”，涉及谢予、卢光特、郗永吉、恭平、徐和以及一大批理论教员，共计20来人，为宣传部的 1/4强。

经过反复批斗，到1958年1月，市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专门听取张文澄、张显仪、陈筹三人检讨，并分别对我们三人作出开除党籍的决议。在这之前，李唐彬代表市委找我们谈话，大意是，开除之后只要改造得好，今后还可以回到党内。关于承认右派问题，我进行过长期思想斗争。如果说我在三次党代会上的言行，我认为那是党内应有的民主，不是反党；宣传部内的工作更不是右倾、右派；至于政协会及以后的一些发言，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电报指示——“引蛇出洞”，当然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为什么要划我为右派呢？我从市委发的材料上知道，是得罪了李井泉，才难过这一关。如果不承认，则“抗拒从严”，而我身后有病妻、幼儿女、老母，如我受严厉处理，他们将何以安身？思想斗争之后，我违心地承认了右派，并违心地痛哭流涕地在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勉强过关的检讨。我之所以痛哭，是感到冤屈，是想到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冤屈至死的四川省委书记邹风平；我爱党，却被党开除，怎不伤心呢？

开除我的日期是1958年1 月18日下午。同时被开除的有张显仪和陈筹（按当时的党章，党委成员，必须经过代表大会才能开除）。开除当天，宣传部秘书周宗贤奉命到我家，将我的勃朗宁小手枪和猎枪连同两枪的子弹全部收缴。这是怕我自杀和行凶。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能屈辱而生，是经过自杀思考又加以否定的，不会干出那种傻事来。

任白戈讲，还要清除余毒。对我的处分决议，1958年3月下旬发表于《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并配合发了社论，占了整整一版，第二版是有关此问题的新闻报道。罪名是“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决议中提名的有王匡时、谢予，消息中还点了别人的名。又发处分决议，又发社论，这在全国似乎仅见。（赵隆侃：报上发专栏点名批判的有海南的冯白驹、安徽的李世农、河南的潘复生，在先还有浙江的沙文汉。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了八个省，讲到像四川就有右派活动。可能各省报纸都有决议、社论，而新华社则只发了消息。毛主席讲，党内右派垮得越多，我越高兴。）

处分决议和社论，为什么选在成都会议期间见报昵？估计是李井泉安排，有意让毛主席看见。
v 不久，宣传口，新闻、文联的“右派”都集中在南岸区罗家坝劳动。毛主席来重庆的那个星期天，没有让我们回家。后来听说，田家英随毛主席来重庆了。抗战初在成都，田家英同我相识，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重庆就来看了林珈（我爱人），他透露，毛主席讲，只要是表现好的，两年后要开次右派代表会议。（赵隆侃：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徐仲新讲，党内右派可重新入党。陶铸办右派学习班，也讲过这话。）张显仪划右派，李唐彬找他谈话时说：你好好争取，以后可以重新入党。

我们对毛主席是绝对信任的，凡他决定的，我们都无意见。反击右派后，我还为《重庆日报》写过两篇社论，谈反右的必要性，并不认为是左。以后我抱的希望是，如何得以缓解。

1958年5月，市委叫我到陶瓷厂工作，不知什么原因，通知我到工业部拿介绍信，到九龙坡区委工业部去报到，是按党内组织系统介绍关系的。我被分配到第一机制砖瓦厂当副厂长，工资从 9级降为13级。

1960年，廖苏华（时任常委、副市长）找我谈话，说：王匡时改造好了，已经回来了。你这次没有解决问题，希望你老老实实，好好改造。

1961年9月，我所在的陶瓷厂总支开会，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次日见了报，党内的有我和张显仪，党外的有潘大逵、鲜特生。我摘帽以后，工作未变，仍在陶瓷厂任副厂长。（赵隆侃：当时的处分分几等，第一等是开除工职劳教，第二等是保留工职劳教，第三等是监督劳动，第四等是降职降薪，第五等是免于行政处分，但仍戴右派帽子。只有这个是下了国务院文件的。划的标准是“罪恶加态度”，自报等级，对号入座。） 我是戴了右派帽子当副厂长的。厂总支书记等干部确实把我当副厂长看，并且让我发挥长处，作形势报告。后来九龙坡区委书记来看见了，他走以后，从此不再让我作形势报告了。

到了1963年上半年，“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打出来了。廖苏华找我谈话，她要我安心在厂里工作，莫想调回市里。她说，李止舟都下放劳动了，到陶瓷厂当副厂长去了。（赵隆侃：文革中揭发任白戈的大字报说任讲，张文澄、陈孟汀的工作分配不大恰当，其实可以分到图书馆、博物馆去。）

陈孟汀、王匡时都因未像王若一样积极表态，所以成了右派。陶端予在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后住院，大病了一场。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未划右派，但吓得掉了一层皮。她和刘家栋都下放到綦江。

市委宣传部在传达、贯沏执行党的“八大”路线、方针、政策中很积极，但是划不划右派并不是以此为标准的；而是以“罪恶加态度”为标准。宣传口81个干部，划了21个“右派”，其中包括三个正副部长。

张文澄（1915—1998）
四川仁寿人。1937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即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被周恩来派赴云南任调研组长。1946年任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后在上海、香港工作，在武汉任市委常委。中共执政后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右派改正”复出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大学党委书记。1983年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本文原载《红岩春秋》杂志1999年第三期。记录整理者李畅培时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红岩春秋》主编；文中插话者赵隆侃（1922—1991），江西南昌人，原川东地下党干部，“反右派”运动时在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宣传部部长任上被打成“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骨干成员。1962年“摘帽”，1979年“改正”。1988年离休前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