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制造出的“首富”宋子文：自愿接受FBI调查

1936年，在广州视察金融情况的宋子文。

文章摘自《先锋国家历史》2010年第3期

核心提示：当然，对其豪门资本的揭露，我们最为熟知的还是中共对于“四大家族”控诉。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自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被传为世界首富以来，围绕着这位民国财政部长个人财富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这其中既有人为因素，也有时代因素。

1949年新年刚过，还要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军才会发起渡江战役，但在广州的宋子文便已有了去职的打算。就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次日，在广州绥署礼堂举行的辞职仪式上，他以不足一分钟的简短致辞，为其26年的从政生涯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辗转于香港、广州、、台北、巴黎等地，并在当年6月，举家乘机赴美。这时，往日拥有的财富权势及显赫一时的荣光，都已如国民党的江山一样大片失去了。

从此，一段可称为“难民”的生活开始，虽然是在一个他深爱着的国度里，但当时的美国舆论却对其不太友好，他们一再狂炒宋子文贪污美援、中饱私囊的话题，甚至认为宋子文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一度令宋子文如坐针毡，其实关于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话题由来已久。

一则从“谣言”开始的故事？

尽管，宋子文拥有“两朝国舅”的显赫身份，并长期担任民国财长的要职，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宋子文的私人财产还是一个鲜有人理会的问题。而3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此的兴趣，似乎一夜间迸发了，翻阅从此往后的历史时，各类与其财富相关的资料、数据、传说也蜂拥而至。按照一般的看法，这一时期也正是宋子文财富暴发的开始。

1933年秋，因为在军费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宋子文又一次辞去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职务，一同辞去的还有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政府要职。他暂时远离了民国权力的核心，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刺激了宋子文从商的兴趣。这时，他利用还保留着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头衔，表现出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热心。宋子文深知，要推行新的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量资金，于是筹划成立了一家具有强大实力的投资集团——中国建设银公司。

宋子文特殊的身份，对其发展经济的计划，无疑会起到不可估测的推动作用，然而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宋子文设想，中国建设银公司应该是一个集中了中外各大财团资源的投资公司，资本额1亿元，由中国与英美银行家组成。但此举遭到了日本的方面的强烈猜忌，日本驻南京领事明确反对英美等国资本参与其中。日本的讹诈政策，令英美财团只得退避三舍。无奈，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只争取到中国财团的支持。

在当时的形势下，自然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凡是宋子文的手笔，自然都会引起日本及亲日派的不满；而宋的经济行为，也在不失时机地打击着对方的利益。

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宋子文虽有了中国“摩根”的头衔，但是他清楚这还只是个虚名而已。他若想在经济领域继续呼风唤雨，绝离不开大财团的支持，而以当时中国金融界背景而言，又绝不能没有中国银行的加盟。中国银行本由清王朝的“国家银行”，即大清银行改制而来，虽改为商办，但其地位与实力使然，始终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因历史的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以实为中行灵魂的副总裁为例，他像宋子文喜欢美国文化一样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因而，与欧美派隔阂很深；因而，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中国银行很快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故宋子文深以为恨。

于是，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汉口密谋，通过了一项对中国银行的改组计划。这一计划保密工作相当出色，事前既不让知情，也瞒过了汪精卫、张群、黄郛等亲日派巨头。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得知消息时，所有文件都已敲定，这对亲日派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当 “潸然泪下”，正痛心疾首之际，宋子文风光无限地担任起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这样，利用这些实力强大的金融机构释放出的能量，宋子文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政界、工商实业界、金融界竞相景仰的中国“摩根”。从此开始，宋凭借着自己掌控的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等三大工具，不断实施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渗透、控制及兼并活动，并以惊人的速度，营造出一个以宋氏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集团与托拉斯王国，而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发家的基础。

当宋子文在其经济建设规划与追逐个人私产方面都风生水起的时候，其英美派领袖的背景、对日强硬派代表人物的声誉，也为其招致了更多的来自日本方面及国内亲日派的敌视。而日本人对于这个个性上恃才傲物、行事上有些西方自由主义做派的军外人物，甚至比对他们最大的对手蒋介石更感到厌恶。

因而，作为日本及汪伪一派的反击，宋子文的豪门财富，及其疯狂的敛财行为，随之不断被爆料。例如，1939年，在一份据说是日本特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存款情况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单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内。又战争期间，日本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宋子文是当时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四大家族”

尽管据历史学家考证，这些信息大都是战时日本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而且即便当时引用的作者也并不深信，但也是从那时开始，关于宋子文豪门财产的传闻，却方兴未艾。因为，宋子文当时在经济建设上的纵横捭阖，在金融界的呼风唤雨以及其家族的权势地位，显然都太过煊赫一时了。

挟雄厚的金融资本，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以广东银行为例，在南方，广东银行是一家影响很大的侨资银行。1935年秋，因债台高筑陷入困境，宋子文利用自己的权力及影响，趁机调集资金注入，进行改组。他并认购20万股，虽非最大股东，但也无人敢与其一争高下。结果，改组后该行董事长一职，由大家“一致选举”宋子安担任；总经理一职则由宋子文赏给了其亲信。从此，广东银行成为宋氏的“私家钱庄”。

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它原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公司老板简氏兄弟被称为“烟草大王”。在三十代，它的经营与财务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宋子文以区区70万元的代价便购买了该公司52%的股份，而这70万元还是由广东银行代垫，宋子文分文未出便将南洋兄弟置归旗下。

除此之外，宋子文还在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均有一些投资。宋子文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也不少，在控制了一部分金融机构后，他通常手法是把银行的资金用于工矿和铁路的建设投资。除中国建设银公司对几家铁路和工矿的投资外，宋家还在四川丝业公司、振华造纸厂、民生公司、华丰和记纺织布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华丰和记面粉厂、中华书局等工矿企业据有一定数量的股票，宋于文和宋子良还当了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而西北陕西、甘肃两地十几家纺织、面粉、制药、印刷、酿酒、采煤、火柴等工厂的机要部门也在宋氏家族的控制之下。

在商业方面，宋子文也十分活跃。其亲自出面经营的中国棉业公司数月之间资本翻番；华南米业公司独家经营“洋米”进口业务，利润丰盈。而抗战后在上海开设的孚中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川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等，则利用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时机，赚了大钱。

在经济领域能如此神通，其财产数目自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据当时文章记载，“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而又一篇文章则写道：“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当然，对其豪门资本的揭露，我们最为熟知的还是中共对于“四大家族”控诉。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若真如此数，那么四大家族中随便一人的私产都可跻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若把当时国民政府管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

可见上面所说“四大家族”财产，并不是单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五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泛指国民党及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的财产。单说宋子文，其虽掌控众多的工商金融企业，但不是占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资或是担任要职，他的私人财产也应当小于这些企业的总资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至于宋子文当政时，由国家银行或财政部投资创办的企业，不应当算作宋子文的私人财产。正如美国学者戴洪超所言：“因为他长期兼营公司重职，并未很清楚划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