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被制造出的首富（二）-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

“四大家族”

尽管据历史学家考证，这些信息大都是战时日本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而且即便当时引用的作者也并不深信，但也是从那时开始，关于宋子文豪门财产的传闻，却方兴未艾。因为，宋子文当时在经济建设上的纵横捭阖，在金融界的呼风唤雨以及其家族的权势地位，显然都太过煊赫一时了。

　　挟雄厚的金融资本，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以广东银行为例，在南方，广东银行是一家影响很大的侨资银行。1935年秋，因债台高筑陷入困境，宋子文利用自己的权力及影响，趁机调集资金注入，进行改组。他并认购20万股，虽非最大股东，但也无人敢与其一争高下。结果，改组后该行董事长一职，由大家“一致选举”宋子安担任；总经理一职则由宋子文赏给了其亲信。从此，广东银行成为宋氏的“私家钱庄”。

　　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它原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公司老板简氏兄弟被称为“烟草大王”。在三十代，它的经营与财务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宋子文以区区70万元的代价便购买了该公司52%的股份，而这70万元还是由广东银行代垫，宋子文分文未出便将南洋兄弟置归旗下。

　　除此之外，宋子文还在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均有一些投资。宋子文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也不少，在控制了一部分金融机构后，他通常手法是把银行的资金用于工矿和铁路的建设投资。除中国建设银公司对几家铁路和工矿的投资外，宋家还在四川丝业公司、振华造纸厂、民生公司、华丰和记纺织布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华丰和记面粉厂、中华书局等工矿企业据有一定数量的股票，宋于文和宋子良还当了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而西北陕西、甘肃两地十几家纺织、面粉、制药、印刷、酿酒、采煤、火柴等工厂的机要部门也在宋氏家族的控制之下。

　　在商业方面，宋子文也十分活跃。其亲自出面经营的中国棉业公司数月之间资本翻番；华南米业公司独家经营“洋米”进口业务，利润丰盈。而抗战后在上海开设的孚中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川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等，则利用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时机，赚了大钱。

　　在经济领域能如此神通，其财产数目自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据当时文章记载，“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而又一篇文章则写道：“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当然，对其豪门资本的揭露，我们最为熟知的还是中共对于“四大家族”控诉。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若真如此数，那么四大家族中随便一人的私产都可跻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若把当时国民政府管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

　　可见上面所说“四大家族”财产，并不是单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五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泛指国民党及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的财产。单说宋子文，其虽掌控众多的工商金融企业，但不是占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资或是担任要职，他的私人财产也应当小于这些企业的总资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至于宋子文当政时，由国家银行或财政部投资创办的企业，不应当算作宋子文的私人财产。正如美国学者戴洪超所言：“因为他长期兼营公司重职，并未很清楚划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

　　“倒宋”风潮

　　宋子文虽身家千万，并非传言中的亿万富翁，但无论如何，在当日官僚资本的制度之下，其获取财富的途径，总摆脱不了政治特权的干系，也总免不了以权谋私的嫌疑。于是我们看到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中以革命的语言宣称：一切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四大家族盗窃我们中国这个国家为他们的私产（化公为私），以“国家”、“政府”等名义，无情地掠夺人民的所有（假公济私），使自己成为以吸血为生活的最大富翁。他们极端尽致地对人民进行封建买办的血腥掠夺，而无量数的中国人则因其掠夺，以至家破人亡、颠沛流离、饥饿死亡，而且死无葬身之地……

　　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小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权、以种种名义大发“国难财”，又或走私、或侵吞公产、或勒索民间企业、或贪污受贿，以并不道德的方式实现着私人财富的扩张。这也是革命者常拿宋子文私人财产大做文章的原因。只是在激烈的政治宣传里，他的财富显然被无限夸张了。

　　其实，又何止是反对者对豪门资产大肆抨击，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后期，似乎所有人都对宋子文不满了。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财政赤字触目惊心、工商业纷纷停产倒闭。宋子文一系列的举措，不但没能挽救危局，反而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于是，在举国的不满声中，作为行政院首脑、全面负责经济的宋子文便成为这一切的罪魁。又何止如此，与此同时，经济的崩溃连同着军事的失利、官僚的腐败、政权的危亡，所有这些所造就出的泄愤情绪似乎都一同指向了宋子文。

　　以四大家族中的陈氏兄弟为例，陈氏兄弟窥视财政金融大权已久，但宋子文对财经大权的包揽，使他们未能丝毫染指。而宋子文理财的失败，正为他们打败宋子文提供了机会。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不断地对宋的豪门势力进行讨伐，“炮打宋子文”的文章连连出现。

　　以傅斯年为例，1947年2月，傅斯年半月之内连续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三篇文章，抨击宋子文巧取豪夺、祸国殃民，把国家的巨额财富据为己有，“彻底毁坏了中国经济”，“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至于当日舆论之中，宋子文的财产被传到怎样的程度，以下的材料即可窥豹一斑。据记载，当时一位激烈批评政府的人说，“中国不摆脱宋氏家族，不可能有光明前途。因为他们有十亿以上的美元存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各地银行的个人账户中。”又1949年5月，正当国民党与中与共产党激烈撕杀的时候， 49名立法委员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要求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三豪门“征借”10亿美元，以充实国军军费。这一主意，竟获得全体出席委员赞同通过。

　　面对这种境地，宋子文选择了一走了之。1949年5月16日，宋子文偕夫人乘机离开香港，去往巴黎。在临行之前他对记者发表讲话，说：“那种建议，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员的脑筋如何，因为据余所知，目前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国的外汇资产总金额不过5亿美元，他们竟要余和孔、张两氏共同捐出10美元，岂非捕风捉影。”正如宋美龄所抱怨的，“他们使我哥哥成为替罪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