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

2006年01月04日12:54来源：经济观察报
 
这些年来，无论在财经媒体还是在国际性会议上，有关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话题一直都很旺。头些年，当黄亚生和他的印度同事大胆提出印度的增长质量优于中国的时候，在学者圈子内激起的与其说是争论还不如说是兴趣。不仅如此，中印两个大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与未来的发展前景也着实为经济学家发挥其丰富的想像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不可否认，谈论中印经济发展的话题，人们最感兴趣的首先是两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上表现出来的差别，其次才是谁的增长更可持续的问题。提到模式的差别，通常有很多基于表象的描述性的语言来概括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当然，随着讨论的深入，中印之间的这些增长差别也在不断地被发现。早些年，关于中印经济发展道路差别的讨论更多地流于表面。比如，人们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快于印度，而印度企业的增长快于中国；在印度，增长更多地发生在个人身上，而在中国，增长更多地发生在国家身上；印度走了“美国道路”，而中国遵循的是“亚洲模式”；印度是企业家主导的增长，而中国是政府主导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靠制造业拉动，而印度的经济靠服务业拉动；印度比中国有更大份额的消费部门，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几乎高出印度一倍等等。
 
在西方，经济学家对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还是有共识的。我想，给定了人口、地理和资源等条件，经济学家通常会一致地认为经济增长是“好的制度”的产物。
 
所谓“好的制度”，应该包括下面这些内容：政府的治理结构是好的；私人部门的产权是受到很好保护的；企业家的创业是自由的；金融部门的运行是健康的；法律是可以有效执行的；市场总的来说是不受政府干预的。不仅这个“好的制度”会带来增长，而且只有在这样的体制下实现的增长才是可长久的。这些看法实际上就是约翰·威廉姆森教授所概括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其实，印度的增长并不是1991年推行经济改革的产物，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发生了。德里大学的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纳亚尔（DeepakNayyar）教授也对我这么说过。他说，印度20多年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增长，但并不像中国的增长那么耀眼。
 
但是，在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们常常发现，中国的增长逻辑除了遵循了“东亚模式”的某些原则之外，看上去似乎是到处矛盾的。我们可以在国际场合经常听到人们表达这样的困惑。这种困惑也体现在对中印经济增长前景的讨论中。我把这种困惑简单地概括为这样两句话：对主流经济学家而言，他们对印度经济的未来增长比现在的增长信心更大；相反，他们对中国现在的增长较之未来的增长把握更足。
 
应该可以注意到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如果说印度的增长被更多地理解为“好的制度”的自然产物的话，那么中国的增长常常则是需要小心解释求证的。至今在经济学的文献里，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的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不错，按照经济学家跨国研究的基本发现，中国不是一个完全内陆的经济，资源并不丰富，这些都是有利于增长的条件；中国有良好的教育传统和储蓄习俗，这些也有利于增长。中国在1978年以后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也是增长的利好政策。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最近在“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一文中深入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他认为仅以这样的视角是看不懂中国经济增长的现象的。他在文章的结尾处这样写道：“跨国比较仅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为什么在1978年以后加速增长这一问题的非常概括的描述。基于这些比较分析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做了在此之前其他经济成功的国家所做的事情。然而要真正地理解为什么中国做得这么好，我们就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所采取的具体政策以及这些政策达到的具体结果。这些成就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特有的经历，而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的情形的复制。”
 
中国为什么在经济增长方面能够做得这么好，近年来一直左右着我的思考。我正在集中从事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终于有所收获。简单地说，与“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把价格搞对”的信念和转型战略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显然把政府的激励搞对了。对经济学家而言，搞对政府的激励应该是一件非常困难但却又是极具创新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总是假设政府的目标是“攫取”而不是“制造增长”。而事实上中国20年来演进出来的政府治理结构非常特殊，它以一个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高度分权的结构制造了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强大激励。这在任何经济的历史上都非常罕见。这种政府治理方式的意义还有待经济学家很好地去发挥。很多人会用中国的这种政府治理的缺点去替代它的优点。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这种政府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相为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投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使政府的承诺变得可信，这才能真正招商引资，带动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政府治理就这样在维持政治（人事和组织）集中的前提下很好地解决了动力兼容机制、政府信誉、市场化和市场秩序的扩展。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它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而这正是中国的政府治理的特殊结构的产物。受制于政府和政治约束，印度几乎不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解决它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增长的瓶颈。印度的增长面临三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其中两个分别是基础设施落后和糟糕的政府治理。而我们自己未必想明白了这个事儿。毫无疑问，我们对中国的这个政府治理的精巧机制还知道得不够多，也还需要更多关注与研究，但我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解释中国增长加速的经济学理论肯定需要从这里开始才算没有“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