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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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古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无时或已,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秦汉时实行独相制,宰相佐天子,总百官,万事决于一人之手,容易导致权 相独大,威胁皇权。从秦汉到三国,位高震主的权相不胜枚举,因此历代皇帝都想尽各种办法,或增设机构,或委要事于身边低级亲信,以分宰相之权。秦代一相独 大,汉代即设三公鼎立。尚书台原本主管禁中文书传递,长官称为尚书令,宦官担任则称中书令。(司马迁被汉武帝严重伤害之后就做了中书令,所以对剥夺他出任 尚书令资格的武帝一直很有意见。汉朝的中书令一般由宦官担任,切记切记,要做中书令得做唐朝的^_^)汉武帝时开始有意抬高尚书台的地位,宰相职权逐渐转 往尚书台,魏晋之后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尚书权势既大,皇帝又谋削弱,将中书省从尚书台里面分割出来,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实际上的 宰相。到了南北朝时期,门下省的地位又开始上升,其长官侍中原本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侍臣,干些捧痰盂之类的服侍工作(有时候也捧夜壶,看情形需要^_^), 因朝夕得见天颜,得到皇帝信任,皇帝处理政事每每征求侍中的意见,门下省也开始参知政事,侵夺宰相职权。特别是北朝,政多出于门下省,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 重心。至此,三省并立的局面已初具雏形。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统一全国之后,对昔日关陇同僚颇为顾忌,因此舍弃秦汉旧制,而沿袭北朝的政治体制,正式确定了三省六部制,将秦汉以来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的丞相之权一分为三,以中书制诏(隋代称为内史省),门下审驳,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均为真宰相。然而,隋代的尚书省既参预中枢决策,又统辖六部,集人 事、财政、司法、军队等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其地位远非中书门下二省所能比,宰相议事皆在尚书省。中书门下二省不能制约尚书省,只是起辅助决策的作用,还 常因中书的制诏常被门下驳回而闹得不可开交。权臣杨素担任尚书令的时候,就连皇帝杨广也甚为忌惮。故此李渊攻入长安后便自任尚书令,登基后又让儿子李世民 担任此职,总之不落于外人之手。不过,武德前期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武德后期又因兄弟争位李渊有意削其权柄,其尚书令职权几被架空,左右当时朝政的为仆射 裴寂。也就是说,最迟武德年间,已经实现了以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职权。然而,尚书省的权限依然很重,武德年间的裴寂被人目为“周公”,其权势之盛可略见一 斑。“三省分权,相互制衡”的真正实现还是太宗时代的事。
高祖开国,太宗建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 措施,奠定了大唐盛世的雏形,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的确立。针对尚书省权势过重情况,太宗虚置尚书令,大力抬高中书省的决策权 以及门下省的封驳权,使尚书省决策与行政权逐步分开,演化成单一的执行机关,三省并重的局面终于得以实现。针对中书门下屡起纠纷的弊端,太宗创设政事堂制 度,集三省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集体议政,轮流秉笔纪录,六部及御史台高级官员均可参加,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问题可以得到慎重而迅速的解决,工作效率大为 提高。政事堂设于门下省,突出了门下省的审议封驳权限,诏旨无论出自中书还是皇帝本人,都可视情况驳回甚至涂归(即直接在圣旨上批注退回)。魏征即以门下 省给事中的身份驳回过太宗的亲笔诏旨多起,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政事堂设置之后,成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按照唐制,凡属皇帝 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方可颁行生效。而未经政事堂签署通过,直接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皇帝不 得用朱批,只能用墨笔,封袋也改用斜封,称之为“斜封墨敕”,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不得了的事了。学者余英时即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以初唐时的政事 堂制度最为接近儒家“圣君贤相”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因君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唐初三省制初行时却居然对君权的范围有所划定。唐人李华所 作《中书政事堂记》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人,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指黎民)。此堂得以议之。”余英时引用了这一段文字后,由衷地 感叹道:“此记明白规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国制度史上一项极可珍贵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最后一项,即君不可以对人民无道。此记绝非李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 表了唐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政治传统。照这个传统。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议’君的权力。然,与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贵卿比,政事堂的权力并不算太 大。因为齐宣王问孟子‘贵戚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而政事堂却并不能‘易君’。但就秦统一后的情势言,‘议’君之权见诸明文,已极为难得。因此,从这个文献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体相权不但非宋以下可比, 而且也超过了汉代。”[2]
政事堂虽然有这样大的权力,但却是众宰相的群言堂,权力并不集中于个人之手,皇帝可放心地依赖他们治理国家,而不必担心某位权相会威胁帝位。唐代多名相却少有威势足可易主的权相,即是为此了。
现在裴炎任中书令,即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标志着门下审议权限的衰落和中书地位的加强,而他自任秉笔宰相,即每次开会议由他主持纪录,俨然为首 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要出席,必须经过首席宰相的批准,政事堂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尚书省在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 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的地位日渐重要。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得进入政事堂 议政听政,唯独中书令被视为真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不过,门下省的监督职能不仅是针对权相,也是针对君主,武后之所以同意 裴炎的请求,固然主要是为了满足裴炎的权力欲,但对她自己也未必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