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冯春：安于清贫的寂寞译家

翻译家冯春：安于清贫的寂寞译者

2010年03月15日10:40腾讯嘉宾访谈我要评论(11)   字号：T|T

是谁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告诉您一位不为人知的大师

【导语】他的一生和俄罗斯文学密不可分，从事翻译工作五十年，审校编选了包括《托尔斯泰文集》在内的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他独立完成了10卷本普希金文集的翻译，将普希金的诗歌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致恰达耶夫》、《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以优美洒脱的诗句，感染了无数俄罗斯文学的拥趸。本期大师，著名翻译家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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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的俄语很正宗

被分配到新文艺出版社

“冯春”即“逢春”

我的一生都和俄罗斯文学在一起

俄罗斯文学比英法文学更深刻

系统翻译普希金

经典总会有人看

清贫寂寞方成事

我学的俄语很正宗

【解说】冯春，原名郭振宗，1934年生于福建厦门。年轻时雄心勃勃的郭振宗一心想从事文学事业，却误打误撞考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晓虹：您是怎么到上海来的？

郭振宗：我就是考大学，我中学是在厦门读的，我在厦门出生的，小学、中学都在厦门读书。毕业以后高考，当时年纪轻也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报得都是很高的专业，比如说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新闻系，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新闻系，报考这样的专业，招的学生都很少的，当时恐怕全国就招几十个这样的学生。我考不上，考不上就同意分配了，就读上海外国语学院。就这样从厦门到上海来读书。

晓虹：当时选择俄语系是出于自己的喜欢呢？

郭振宗：是统一分配。本来我也不是很喜欢读外语，但是我喜欢文学。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以后，读的是俄罗斯语言，当时的教材都是文学，所以我也能接受。而且从这里发现一个新天地，作为一个中学生对于外国文化了解得也不是很多。所以读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以后，我们读的课文都是文学作品，都是很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样，兴趣也就联系上了。

晓虹：您那个时候学外语有没有外教？

郭振宗：都是外国人，都是俄侨，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俄侨，所以在语言上是很正宗的。

被分配到新文艺出版社

【解说】郭振宗刚入校的时候，恰逢中苏关系进入黄金时期，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当时担当着培养俄语翻译的任务。但到了1958年，郭振宗毕业的时候，中苏关系恶化，俄语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都被分配到学校去做俄语教师，郭振宗由于在文学创作上的优势，被分配到新文艺出版社工作。

郭振宗：为什么把我分配到这个出版社呢，没有去做教师呢？就是因为我在学校里，也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主要就是我文学方面比较有兴趣，在学校里校刊上等等发表过很多东西。所以学校大概有所了解。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文学，特别喜欢诗，在中学的时候读了很多诗人的作品，到大学以后也写了很多诗……1957年（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学生会办了一个征文竞赛，我去投稿，写了一篇《人造卫星颂》。当时正好苏联放了第一个卫星，得了一等奖。所以在学校里，也许学校的有关部门对我还是有点了解。当时分配到上海出版社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新文艺出版社，一个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社大概对大学生的分配有一个要求就是比较爱好文学，所以学校把我分配到那里去。这个也不是很偶然的。

晓虹：当时像后来那样子大部头，大部头的，比如说相关的俄罗斯的作品，前苏联的作品，那时候还没有引进过来是不是？

郭振宗：那个时候学生时代，主要就是读，那个时候有很多作品大家都读的。比如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古丽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这些当时都读了很多。

晓虹：当时好象有一个叫做学习拖拉机手，拖拉机手叫娜斯佳。

郭振宗：对。当时这一本书叫做《拖拉机站站长和农艺师》，上海的一个翻译家草婴翻译的，（我）跟这本书还是有点关系。就是我们年级里面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就是研究翻译的。我们就把这本书拿来做翻译研究。这个年级当时学生很多，我们那一届招生700多个学生，有20几个班。由翻译教研组招了十几个学生，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我参加了这个小组。我们对这本书的译文对照原文进行一些研究，最后还写了论文。这个论文最后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在黑龙江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那是由我执笔的。

晓虹：像您这么热爱文学，然后又非常顺利地进入了当时的新文艺出版社，那么进入新文艺出版社之后，您主要是从事哪些工作呢？

郭振宗：到了新文艺出版社，我就是做编辑，俄罗斯文学的编辑。但是这里又有很多坎坷。

“冯春”即“逢春”

【解说】进入出版社不久，郭振宗就被下放到农村。从1958年下放到1972年回到上海，14年间，他基本没有接触过多少业务工作。当又可以开始工作以后，郭振宗第一次在作品上使用了“冯春”这个笔名，意思就是“又逢春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粉碎了“四人帮”，我们非常高兴，好像是第二个春天到来，第二次解放了，所以用了一个“冯春”做笔名。“冯春”第一次使用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又恢复外国文学的出版了，当时我编辑了一本书是《斯巴达克思》。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本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受批判的，我就令自己写一篇前言，观点完全不同，肯定这本书。这篇文章写得比较长，大概有一万字左右。同时《光明日报》来约稿，评这本书，有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的文学版上发表了整整一版，就是用的“冯春”这个名字，这是第一次。后来搞普希金（翻译）以后，一直就用这个笔名。

我的一生都和俄罗斯文学在一起

【解说】从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始，冯春这一生就注定了和俄罗斯文学紧密相连。这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文学的痴迷和热爱，但另一方面，本职工作也让他和俄罗斯文学一直保持着最亲密的接触。

晓虹：您做翻译工作，实际上您当时说过完全是业余的。

郭振宗：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做编辑。编了也有很多书了，基本上我可以说一生都是跟俄罗斯文学结合在一起，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就是搞俄罗斯文学的编辑跟翻译。在本职工作上编的书也有几十种了，基本上都是比较重要的作品。

晓虹：您能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吗？

郭振宗：我认为我一生有两个比较大的工程，最主要的工作。在编辑工作上，我编了几十本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托尔斯泰的《十二全集》，这是草婴译的。

郭振宗：草婴译了12本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三部长篇跟其他的一些中短篇，加起来一共十二卷，这十二卷都是我做的编辑，花的时间也很多，

晓虹：花了多长时间？

郭振宗：前后至少有十年。当时我们做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有这样一个传统，做编辑不是说你把这个小说看一看就发了，必须是逐字逐句对着原文看。所以这12卷，我是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对过原文，进行了一些修改。给译者提一些意见，这个怎么修改，非常认真。像《复活》这样一本40万字的书，我至少要看半年……有什么译错的地方，有什么地方需要修饰，有什么地方译得不是很准确，我都提出来，最后由译者去修改。最后再看一看，统统可以发稿，这个可以说是我一个比较重要的工程。

郭振宗：第二个工程就是搞普希金的翻译。到最近出的《普希金全集》，两卷，可以说我把普希金全部文学作品都完成了，翻译出版。

晓虹：您为什么会选择普希金作为您翻译的一个主项呢？

郭振宗：我从中学开始对诗歌就有兴趣。普希金他是搞诗歌的，他是诗人，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我喜欢普希金的诗，因为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以后就接触普希金的作品。有一年，老师给我们布置的暑假作业就是要读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这个对我影响就比较大。后来看到戈宝权编了一本书叫《普希金文集》，当时我的经济也很困难，主要是靠助学金，一个月有三块钱的助学金，零用钱，我就去买了一本《普希金文集》，花两块多钱。

郭振宗：看到这本书以后，特别是做了普希金的一些短诗，对他很感兴趣，就是对普希金感情上特别接近。当时还没有搞普希金，当时因为是在读书的时候，而且后来进了出版社也没有机会搞普希金，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觉得春天来了，可以搞了。

俄罗斯文学比英法文学更深刻

【解说】由于国际政治的原因，对于上个世纪5、6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远大于英法文学，在当时，19世纪俄罗斯文学巨匠普希金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最多的作家之一。

晓虹：像您那一代人经历了中苏关系的三个阶段。您觉得那个时代对人的一些影响在哪里呢？比如说这些俄国文学对人的影响。

郭振宗：俄国文学它有很深厚的内容。也许是我自己搞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我觉得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里面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思想性是很强的，它反映社会生活特别地深刻。而且19世纪里面出了那么多的大作家，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果戈理、杜斯托耶夫斯基到屠格涅夫一直到后面的托尔斯泰、契诃夫，出了这么多的大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写得非常深刻。我觉得一般其他外国的作品都没有这么深刻，即使是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好像在思想性的深刻上还是比不上俄罗斯文学。

郭振宗：这些文学作品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思考非常地深入，表现的也很深刻。普希金生活在19世纪初，1836年就决斗死了。他的主要创作时间是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头几年，当时他也是20、30岁那样的年龄，但是他对社会的观察非常敏锐。特别是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长诗里面，他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多余人”。这是俄国文学里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这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现状，非常敏锐，非常深刻的反映出来了。

郭振宗：应该说普希金的作品在中国有很多介绍。他最早是1903年就介绍到中国来。1903年出了第一本书叫《俄国情史》，所谓的《俄国情史》就是《上尉的女儿》。后来在30年代已经有很多普希金作品介绍进来了。到解放以后很多主要的作品都介绍过来了，特别是他的小说。像《上尉的女儿》，孙用翻译的，巴金夫人萧珊她翻译的普希金的《普希金小说集》，还有就是当时很重要的就是查良铮，他就在上海出版的普希金抒情诗的第一集跟第二集，还有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文化大革命前，普希金很多重要的作品都介绍进来了。

系统翻译普希金

【解说】文革前后，普希金的大量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一度形成了“普希金热”。但在冯春看来，对普希金作品的翻译非常不系统，不全面，尤其是对普希金诗歌的翻译，存在诸如译文风格多而杂的很多问题，这促使他开始考虑系统翻译介绍普希金的诗歌作品。

郭振宗：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不是开始想搞普希金吗？主要是这么一个想法，一方面是我对普希金很感兴趣，对诗都很感兴趣，一方面我觉得普希金介绍到中国虽然有这么多，但是不系统，不全面，而且差别很大。翻译普希金抒情诗的人很多，但是你就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七卷集，里面有两卷是普希金的抒情诗，里面有15位译者，15位译者就有15种风格，我觉得就是有15个普希金。有的很严谨，在格律上很严谨。有的很自由，句子可以长长短短，风格不同。所以我觉得，普希金作品的介绍有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不系统，一个是风格多样。

郭振宗：译文的风格太多，太杂。我可以说是立下一个雄心壮志，把普希金的诗作系统的翻译出来。第一个作品是翻译他的一篇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首长诗以前没有人翻译过，这是我第一个翻译。后来又翻译一些别人没有翻译过的东西。其他的也都逐步逐步都翻译出来。

晓虹：那么在翻译的时候，您会不会给自己立下一个标准？比如说逐字逐句的去抠一个词语，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清楚，然后才能够做到力求严谨。

郭振宗：是。因为我自己是做编辑工作的，我们那一代的编辑，对工作都是非常严谨的，即使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轻易放过，已经有这么一个习惯。我自己在翻译过程当中当然也是非常严格的。必须全部弄懂，把原作完全弄懂，然后在表达上，可以说非常严格。翻译的时候碰到一个词，中文上有很多同义词，选哪一个同义词，选哪一个词来表达是最准确的，这些都必须考虑。

郭振宗：因为里面有分寸上的差别，中文的表达跟原文必须扣得很紧，要非常准确地表达他的原文，不仅在词义上要非常准确，而且修辞、感情色彩、分寸上都要掌握得很好。

晓虹：您比较满意自己翻译的普希金的哪首诗歌，或者是觉得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是什么呢？

郭振宗：《叶甫盖尼·奥涅金》应该说我还是比较下功夫的。

晓虹：当是用了多长时间？

郭振宗：当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都是用业余时间搞。这本书是1982年出版的。我每天7点钟要出门上班去，晚上回来六点钟，再吃过晚饭再搞，搞到11、2点，就是每天两三个钟头，一天就是翻译那么一节。

郭振宗：《叶甫盖尼·奥涅金》完全是14行诗，它大概有400节。每天晚上基本上就搞一节，顶多搞两节。就在14行上面反复的看原文，反复的研究，翻译出来，反复的斟酌、推敲。

晓虹：有没有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很纠结，觉得很难的时候。

郭振宗：当然有。

晓虹：主要是出现在哪些方面？

郭振宗：比如说看了原文以后，有一个地方你知道有一个词是很准确的，可以来表达它，但是这个词一下子想不出来，有的时候想几天都想不出来。比如说有一首诗就是《致凯恩》。这首诗，我一直到最近出版两卷集的《普希金抒情诗全集》的时候，这首诗从我翻译到现在有20、30年了，我都没有最后定稿。

郭振宗：这首诗就是我译了以后，一直不满意，因为还要考虑韵脚的问题，所以就不能随便定稿。可能有比较恰当的一个词来表达，但是他押不上韵你就不能用。就反复的考虑，可以说经过了几十年到最后定了一个稿，你不能不定稿，因为书要出版，不能不定下来，最后修改了以后就比较好一点。

郭振宗：这首诗的两个版本我先读一下，这是第一个版本。

“我还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你在我面前飘然出现

宛如纯真的美的化身

宛如瞬息即逝的梦幻

在他无望的哀愁的苦恼里

在那喧闹的浮华的惊扰中

我耳边萦绕着你温柔的声音

我梦见了你那亲切的面容

几年过去了

一阵狂暴的风雨驱散了往日美好的梦想

我已淡忘你温柔的声音和你天仙般美丽的容颜

在偏僻的乡间

在幽静的日子

我无所希求的虚度着光阴

失去了歌咏的对象

失去了灵感

失去了眼泪、生命，失去了爱情

如今我的心灵又苏醒了

你又在我面前飘然出现

宛如纯真的美的化身

宛如瞬息即逝的梦幻

我的心在欢乐中激烈的跳动

在他里边又重新萌生歌咏的对象

萌生了灵感，萌生了眼泪、生命，萌生了爱情

晓虹：这是一个版本。

郭振宗：这是1999年初的。现在我有改动了。

晓虹：您改动的是什么？

郭振宗：主要是后面的两段，不是“萌生”了爱情。当时为什么用“萌生”这个词呢？就是因为“萌生”跟“爱情”是押韵的，所以用了这个“萌生”。但是这个“萌生”我用的是很不理想，因为萌生是初发，一棵芽叫“萌生”。这不足以表达他当时再一次遇到凯恩的时候的那种心情。

晓虹：更加强烈。

郭振宗：刚刚萌生好像一点点，好像刚刚心里有一点动的样子，实际上不止，应该是很强烈的。

郭振宗：苏醒了，复活了。所以后来我就这样改的。前面基本上没有改。

郭振宗：

如今我的心灵又苏醒了

你在我面前飘然出现

宛如纯真的美的化身

宛如瞬息即逝的梦幻

我的心因喜出望外而欢蹦

在它里边又重新涌动歌咏的偶像

涌动灵感

涌动眼泪、生命，

涌动爱情”

晓虹：把“萌生”变成“涌动”，把这种情感更加的具像化。

郭振宗：就强烈得多了。

郭振宗：因为他开始遇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就很激动，时间长了忘记了，忘记了以后，不光是一般的忘记，他失去了歌咏的对象，这个也很关键，失去了歌咏的对象，失去了灵感。

晓虹：这首诗非常美。

郭振宗：这首诗也是非常有名的。

晓虹：您做了这么多年普希金的研究，从事编辑和翻译的工作，您觉得有什么最大的遗憾没有？或者说您觉得自己最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

郭振宗：最高兴的事就是我把普希金文学作品翻译完了。他的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戏剧，包括他的文学论文等等这些我都翻译全了。全部的文学作品我都翻译完了，也都出版了，这个在我们中国还没有第二个。

郭振宗：搞普希金的人很多，搞得很多的也很多，但是搞的这么多，这么全的没有，只有我一个。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安慰，是感到很欣慰的事情。

郭振宗：如果说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里边的译文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还是慢慢来推敲，慢慢来斟酌，慢慢的改，不断的反复的修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经典总会有人看

【解说】对普希金作品翻译影响较大的翻译家是戈宝权，冯春要在他的基础上重新翻译普希金的抒情诗，无疑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如今，和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一样，冯春的翻译也同样被读者奉为经典，这一点足以让他感到自豪和欣慰。

晓虹：实际上每个人对普希金的理解都不太一样，你怎么让大众来认可你的版本呢？

郭振宗：这个就很难说了，比如说我出了这么多书，都是译的普希金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认同我的这个翻译呢？也不一定。有的人可能他认为别人翻译得更好，这个完全可能。那就看个人的喜欢吧。

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最初翻译普希金抒情诗影响比较大的是戈宝权，戈宝权翻译普希金的诗不多的，只有几十首，大概四五十首的样子。当然这四五十首都是比较重要的作品，但是他的影响很大，很多人最初就是读戈宝权的诗的，读了戈宝权的诗以后，再来读后面的译者的就觉得不舒服，不习惯。

郭振宗：比如说听唱歌，第一个唱歌的，你觉得听惯了以后，第二个人再来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如前一个人唱的。

晓虹：那您的压力也很大。

郭振宗：难啊。特别是以前有人翻译过的，经过广泛传播，大家读过了，你再重译的时候往往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感觉还是前面的人译的舒服，有点先入为主。

晓虹：那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郭振宗：这个就看读者的接受度了。读者如果确实觉得后面译得比前面好，也许他能接受。如果他觉得还是不如前面的译的，那也没有办法。

晓虹：您当时翻译了这么多普希金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那个时候您感觉到自豪吗？

郭振宗：普希金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作家都比不上的。普希金的小说、诗歌，在中国出版得非常多，仅次于俄罗斯。任何外国作家、诗人，在中国都没有这么多译本，可以说中国出版普希金的东西是最多的。他的影响很大。

晓虹：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它的信息越来越多元。比如像您那一代人或者我父母那一代人接触的都是苏联文学，但是现在的好多人他们是不知道的，那个时候您有过失落没有？害不害怕您做出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是最后会被人遗忘？

郭振宗：我觉得不会的，因为它到底是经典，它经过200年的考验。现在也许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人心比较浮躁，有很多事情赶着要去做，没有时间来读这么多经典的东西；第二个因素就是现在可以接触的东西太多，特别是有网络。以前，出一本书，即便是理论作品都可以印几万本，现在就像这样的书出几千本可能要卖几年才卖得掉。

郭振宗：另外就是工作上压力重，家庭压力大，有时间的话，人们消遣消遣，求得一些解脱，看看一些娱乐作品什么的，轻松一下。所以在这样几个因素下，让很多人都来读经典，不大可能，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经过一个阶段以后，这些情况比如说压力还有竞争慢慢缓和以后，这些作品还会有人来看。实际上现在也还有一大批读者在读这些经典作品。我有这个信心。

清贫寂寞方成事

【解说】1999年，冯春因其对于普希金作品在中国传播做出的卓著贡献，被授予俄罗斯联邦政府普希金奖章。这位从事翻译工作半个多世纪的老人，一辈子都有着对自己这份事业的严谨、坚持和热爱，如同他的作品一样，为年轻一代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晓虹：现在出版界有一种操作方式，比如一本好书，在国外卖得很火的，我们引进过来，想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它上市怎么办？第一章给你，第二章给他，这样子的话，实际上风格很难统一。但是这是集体的力量，可以很快的出活儿。

郭振宗：集体翻译，而且这个集体翻译也是很快的速度，他不是一天翻译一千字，两千字，一天可能要翻译八千字，一万字，那就非常粗糙。

郭振宗：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说外国也有研究孔子的，也有研究孟子的，他就不去查，把孟子翻译过来，翻译成“孟西施”什么的，翻译错得很多。甚至马克思什么的都翻译错了。

晓虹：对这样的现象，您作为一个做了五六十年翻译工作的老翻译家，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挺无奈的？

郭振宗：那真是无奈。这个对读者绝对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这一代做编辑的也好，做翻译的也好，都是很认真的，非常认真，没有依据是不下笔的。比如说要查一个什么典故，你不查出来你就不能下笔。比如说普希金有一首诗《秋天的早晨》，里面有一个他的同学，这个同学有一个姐妹，他就对这个女孩子很有好感。就是因为在俄文里面姐姐妹妹不分的，在英文里面也是这样的，你到底翻译成姐姐，还是妹妹呢？他喜欢这个同学的妹妹，还是这个同学的姐姐？你就不能乱翻译，你就要去查这个人比他的同学大，还是比他的同学小。

郭振宗：必须把这个查出来，这个结果是同学的姐姐。最后查出来了，这种情况很多的。如果你是那么浮躁，一天要翻译一万字的话，你哪儿有时间去查这些东西。

晓虹：从您那一辈人来说，对于细节上是非常认真和严谨的，但是现在来说，会不会有人说您过时了，您这种操作思路肯定是符合不了市场经济的需求的。

郭振宗：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如果他这样认为的话，是不是又肯定了那些粗糙的东西呢？粗糙的东西误人子弟，还是需要严谨一点。即使做不到十分贴切，至少不能有错误。

晓虹：那么您认为最高的翻译境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郭振宗：也就跟临摹一幅画差不多吧。不仅仅要形似，而且要神似。我常常把翻译工作比做歌唱家或者是乐队的指挥。因为歌唱家唱的歌不一定是他自己创作的，那么他来唱这首歌，就必须很好的理解这首歌，很好的表达这首歌。作为翻译来讲，也就是理解跟表达。比如说我是五音不全的这样一个人，叫我来唱《我的太阳》，我唱出来没有人听，人家都吓跑了。但是帕瓦罗蒂来唱大家就很喜欢听。这个就是会不会唱歌的差别，很好的唱歌的差别。这个跟翻译一样，不会翻译或者是很粗糙的去翻译，很随便的去下笔随便的翻译跟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很高水平的翻译家来比，差别就很大。

郭振宗：比如说乐队指挥也是一样的，你必须对这个乐曲有很深刻的理解，能够做很好的处理。就是再现了这个乐曲，听众听起来当然就感到很舒服，很感动。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的，歌唱家也好，乐队指挥也好，名气很大，但是很崇拜，很喜欢，但是搞翻译的人，人家以为你就是一个语言的移植而已，就像是一个工具一样的，并不是怎么很尊重你。但是我觉得搞翻译跟歌唱家跟乐队指挥是类似的，乐队指挥，贝多芬的乐曲也不是你写的，也是人家写的，不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郭振宗：这里就是一种艺术，在歌唱家跟乐队指挥来讲，他就是一种再创作的一种艺术。翻译家来讲，也是同样的，他翻译过来，他这个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

郭振宗：所以现在我们感触很深的就是青黄不接，愿意搞翻译的人基本上没有了，极少，极少。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来搞的，这是一生的事业。我搞普希金，我不是为了拿稿费，为了拿稿费，我绝对不做这个工作。非常的伤脑筋，非常的费时间，付出大量的精力。以前搞业余的时候，每个晚上搞到12点。

晓虹：你觉得做翻译最主要的是什么？

郭振宗：以前有一个华夏什么公司的，他给作家协会做了两个花瓶，就由作家来签名。他就要求每个作家写一句话，我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唯有安立于清贫，甘于寂寞，方能成就一番事业。”“清贫”跟“寂寞”这两个字。这是我一生可以说就是这样两句话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解说】将普希金作品全部翻译成中文，冯春是中国第一人，他贯注其中的理想和激情在字里行间清晰可辨，当我们为那些美丽的诗句击节叫好时，请也记住像冯春这样书写他们的那些寂寞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