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是怎样“被运动”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民众是怎样“被运动”的？
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9-8-8
本站发布时间：2009-8-8 12:31:50
阅读量：527次

时下流行“被”句式，比如“被自杀”、“被精神病”、“被就业”。但是哪个“被”赶得上“被运动”那样惊心动魄，波澜壮阔呀？！
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可以说任何民众运动都是得有人领头的。没有精英出面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像样的民众运动。因此可以说，民众总是被运动的。
但这民众被运动也可以分成至少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下，民众和精英的基本利益实在还是一致的。比如各国在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中。比如中国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运动。比如美国的独立建国运动。前面有精英们在号召，后面有无数民众的追随，然后是历史上留下的丰碑。
十分遗憾的事情是，我在历史上还看见了太多的不是这样的运动。它们的基本运行公式是：领袖运动精英，然后精英们运动民众；民众先是盲目地追随，然后是被迫地服从同时消极地抵抗；最后的阶段则是民众公然反抗直至使这个运动寿终正寝。在这种时候，这个动词运动的实在意义其实就是操纵。
这个公式的经典范例之一是中国的文化革命。毛林四人帮运动民众。民众先是盲目地狂热地追随，等到明白自己上了一个超级大当之后，却发现根本无力反抗，只能被迫服从，至多消极抵抗。这最后一个人民积极抵抗的阶段还没有到来，毛的路线随着他的去世而轰然倒塌。
19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城市公私合营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大体都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领袖-精英们舌灿莲花，运动民众阶段。第二、恶果显现，民众不再愿意乃至抵制被运动的阶段。第三、反省至最后根本推翻阶段。
这些小的运动合在一起，是一个大的运动，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进入社会实践，是从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开始的。不过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共产，而只是推行打土豪分田地，用小土地所有制度取代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度，从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共产党进城以后，迅速地反悔了给予农民土地的诺言，也反悔了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合作的诺言，开始消灭私有制，真搞共产主义了。其后果众所周之，此不赘述。
其实当时在掌权的共产党精英当中，还有相当大一个部分，是不主张共产，至少是不主张如此快地共产，而主张（至少相当）长期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就是刘邓路线。实在可惜他们没有赢。否则，中国今天就应该已经赶过美国了。损失的20年时间，正好够赶过美国。
当然实事求是，我还是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至少是做了两件太大的好事：一是在1949年统一了其实也只是分裂了38年的中国；二是成功地领导了这最后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虽然这个发展还有太多的不足。
现在再把视野放大，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斯大林为代表，也出现过大量的领袖运动精英-精英运动民众，民众除了消极抵抗，毫无更多办法的局面。当然最后的结局还是，错误的路线最后必然崩溃，真理的光辉还是会显现。不过时间实在拖得太久，社会的损失也实在太大。
我把俄国放在东方和西方的中间，不算是正统的西方，这样我的论述才能周延。
我们再来看正统的西方，你也会看到，在哪里，领袖或精英可以把民众运动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整个西方历史上，个人的能动作用发挥得最大的是古希腊后期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他实在是地球上人类历史中古往今来的第一军事天才。他只用了短短十一年的时间，用起始的35000军队，就打下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而在他死后，这个帝国就立马分裂。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罗马如此灿烂的文化，在西亚和北非依然没有扎下根来，以至于今天，我们也只能到那些点缀在完全异质的伊斯兰文明中的断井颓垣式的古希腊罗马遗址中去凭吊了。
精英运动民众的又一个典型例子是法国大革命。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实在繁多，从最开始的拉法叶特、丹东，到中期的马拉、罗伯斯庇尔，到后期的拿破仑。他们又开始大规模地运动民众。那些惨烈的情境，比起我们的文化革命，实在也不遑多让。拿破仑则是一个小一号的亚历山大，他的铁蹄和传播的法国启蒙文化在整个欧洲的现代史上都刻下了深刻的烙印。
然后是德国的希特勒，他是西方人运动民众的最后一个巨型负面范例。在他的体制下，人民也是首先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狂热追随。等到发觉上当时，就已经下不了战车。最后整个民族都只好为他们的领袖的胡作非为痛苦买单了。
通观东西方的历史，我察觉到，个别的领袖可以操弄整个民族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局势的机会已经不少。而精英集团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时代就太多了。
而现代西方民主文化的最大可贵之处就是，它创立了一个广泛得多的决策群体。个别领袖运动精英团体，精英团体再运动整个人民的可能尺度和范围，都小得多了。似乎只有在这类制度下，精英以下的民众团体，才有法定的，规范的发言权利和方式。但他们还是只有通过精英才能被代表参政。
下层人民似乎总是充当被运动的主角。而当他们要主动发声时，则经常都会把局面搞得更糟糕，或者仅仅成为新的精英集团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真是一个痛苦的悖论。人民要怎样才能不“被运动”，这实在是一个千古的难题。先秦法家说的那个“势”-就是掌权者高高在上的地位，实在还是有着太过重大的作用。
在西方，二战以后，已经没有再出过高居人民之上，可以像毛泽东那样任意运动人民的领袖。不过精英集团的领导作用，精英集团意见、利益，与广大民众不一致的现象则一直广泛存在。比如在对待欧洲统一的态度上，精英阶层就比民众阶层积极得多。而精英们的意见又实在未必不对。
说到头来，又会回到“是英雄还是民众在创造历史”这个古老的话题。我觉得正确的结论大体应当是这样的。正确的历史，应当由英雄-精英与人民一起共同创造。英雄和精英们的创意，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历史的正确方向，才可能建立宏大的社会成果。如果不符合这一点，英雄们的创意则永远不可能收取硕果。反之，人民如果离开了领袖和精英们的有效领导，实在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哪能成事。所谓“人民不答应”，只有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几十年）以上，才能成为真理。（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1917到1987，70年轮回，才确认了它之为非。在中国确认这个今是而昨非，也花了30年。）而那错误的几十年，已经足以埋葬无数人的整个人生。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曾经有过上下同心的黄金（胡耀邦）时代。那个时代比现在当然穷得多，但人民的心情舒畅得多，尤其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感情共鸣，比今天多得多。而在当下的中国，我总是痛苦地感觉到，人民与政府之间，有着太多的隔阂。所以才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和“被少数坏人操纵的群体事件”。精英集团掌控着太多的权力，社会的中下层对他们的约束力太过有限。政治权利由上而下拥有和授予的传统态势还是太过明显。不止是人民大众，很多时候甚至知识分子群体都没有地方可以去说话......人民本来就没有事实上的主权，但是他们连人民在名义上的主权都不打算尊重，这让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在面子上很是挂不住。双方在舆论上居然能打个平手，我实在要感谢互联网，也要感谢掌权的对方没有对不同意见赶尽杀绝。毕竟现在不是“谁要敢说谁不好，马上叫他就灭亡”的文革时代了。
总之，如果没有足够的上下交流，如果只能用一味的高压来维持稳定，如果没有持续的向社会逐步交还权利的深刻运动，再有多少的经济发展，中国也成不了一个现代化的一流强国。而且这个崛起的过程，很可能被少数人的利益，引向歧途；或者会在某一天，栽进精英与民众之间越裂越深的鸿沟里。这个领袖-精英为一方，中产阶级-广大普通知识分子和民众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寻求共识的必要性，首先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至于具体的寻求共识的方式，当然大可探讨，实在不一定是那依然充满缺陷的西式民主。运动民众的时代实在是应当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应当期待的是领袖、精英和民众三个方面的同心同德，共同来开创那中国在世界上再度辉煌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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